霸道与王道秦汉帝国

二、帝王一怒天下秋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章碣《焚书坑》

　　统一东方六国之后，为防止再次分裂，秦王朝特别注重对各地的控制，他们采取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而对一些不符合要求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这种思想禁锢了其他各家各派思想的发挥与自由，同时，也严重地影响到了秦王朝的统治与发展。

　　鲁壁现古书

　　当人们到孔子故里曲阜旅游观光时，会发现在孔子故宅的北面，有一堵覆盖着黄色琉璃瓦，其上密饰鸱吻神兽的红色墙壁。壁前立有一标志石碑，上刻隶书“鲁壁”二字。相传此处系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坏孔子故宅发现孔鲋所藏古籍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在西汉初年，郡县制与封国制两种制度并存，皇帝把刘姓子孙分封为诸侯王，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馀由淮南迁到曲阜，封为鲁王，史称“鲁恭王”。刘馀喜欢享乐，好治宫室。他到曲阜后，嫌当时的殿堂不够宽大，便下令将当年孔子家中的房屋拆掉扩大自己宫室的面积，重新建造更大的宫殿。工匠们拆除墙壁时，从墙壁内扒出来一束束竹简。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批儒家的经书，都是用战国时期的蝌蚪文，也就是篆文写成的。显然是当年有人故意藏在其中的。人们后来把这批新发现的竹简称作“孔壁古文”。

　　那么，这批竹简到底是谁藏在墙壁中的呢？史料对此记载不一致。有的说是孔腾，有的认为是孔鲋。其实，孔鲋、孔腾为同胞兄弟，藏书之事二人可能都曾参与。而孔鲋为兄，以孔鲋为主的可能性比较大。

　　孔鲋，字甲。他是孔子的嫡传九世孙，自幼熟读经书，很有才华，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的学者。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于前213年颁布了“焚书令”，下令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书籍都必须交出焚毁，不准私家收藏。作为孔子嫡传裔孙的孔鲋，儒家的书籍定然收藏不少，他知道如果不交出这些书籍，就很有可能招来祸患，但他又不愿把这些书交出烧毁。经过反复考虑，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对他的好友陈余说，秦朝不是我们的朋友，我要把这些书籍藏起来留给后人，这样也能够免除祸患。于是，他便将一些书籍密藏到家里的墙壁中。后来，孔鲋加入了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军，做了陈胜的博士，最后与陈胜一起被秦军杀死。

　　以官吏为师

　　秦始皇为何要在前213年颁布“焚书令”进行焚书呢？这就要从秦王朝的统治政策谈起。秦王朝是建立在对劳动百姓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上的，自然与下层百姓之间存在有不可化解的矛盾。秦国为了压制贫苦百姓的反抗和斗争，同时，还为了对付统治阶级内部所出现的一些矛盾，一贯奉行法家理论学说，实行高压政策。这是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政治传统。商鞅变法使原来比较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代最先进的强国，为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卫国人，又称卫鞅。秦孝公时，他因战功封商十五邑，号商君，因此又被人们称为商鞅。他先后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驷继位，也就是秦惠文王。公子虔等乘机诬陷商鞅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了商鞅，“车裂以殉”，并灭其家。

　　商鞅被杀的原因，古人一般认为是由于他的刻薄寡恩，用法太过。在刚刚推行变法之时，“法不行，太子犯禁”，商鞅坚决按法律办事，一定要将其治罪，但太子终究是太子，不能施以刑罚，商鞅就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治罪，同时在渭水河畔镇压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的旧贵族，并把一批旧贵族流放到边远地区。因此，当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于前338年去世，太子驷继承王位之后，太子及其师傅等一批旧势力就企图“挟怨而杀之”了。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带着手下和老母亲外出逃亡，一直逃到了关下。此时，天色已晚，商鞅一行人想找个客舍住宿，但客舍的主人却不敢收留他们，说商君定下了法律，其中有一条是，如果让没有凭证的人住宿，要连坐。最后，商鞅准备越过国境逃到魏国去，但他又曾率大军打败过魏军，去了不等于自找死路吗！但这时已是无路可走，不得不前往边境，边境守将尽管没有杀他们，但还是不让他们前往魏国，这样商鞅不得不又回到商地。在商地，商鞅率领手下同前来逮捕他的军队进行了战斗，但由于力量悬殊，最后失败。秦惠文王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用五马分尸的酷刑，残酷地杀害了商鞅及其全家。由前所述可以看出，商鞅之死的确与用刑太过有直接的关系。商鞅变法触及了一些守旧贵族们的切身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而严苛的律条也使得下层百姓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形下，商鞅遭到杀身之祸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20世纪中期，有的学者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商鞅被杀的原因，认为商鞅变法触动了守旧贵族们的利益，于是公子虔等人就唆使太子驷出来捣乱，商鞅为了变法的顺利进行，只好将公子虔等人绳之以法。等到太子即位之后，守旧贵族们东山再起，向秦惠文王诬告商鞅谋反，因而商鞅遭到杀身之祸。到了20世纪末期，又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商鞅之死，是权利之争的结果。据说在当时，秦孝公主张变法，而商鞅在主持变法之时权力极重，可谓是权倾一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达到了“人畏鞅甚于秦君”的地步。这一定会使太子等人感到不安和不满。更使太子不能容忍的是，据说秦孝公临死之时，还有把自己的王位让给商鞅的“荒唐”想法。所以，等到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太子即位之后，就找到了“出气”的机会，商鞅也就大祸临头了。因此，商鞅之死，与其说是由于“用法太过”，还不如说是由于“权势太重”。

　　无论是“用法太过”还是“权势太重”，商鞅之死都与法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法与权是一体的，因为当时的法是封建统治者所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权力越大，统治者所掌握的法越大，也就能够控制整个国家和社会。“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做出的一种姿态罢了。“刑不上大夫”，这才是整个封建社会法的具体体现。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商鞅之死是历史的必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就算商鞅当时不被处以极刑的话，将来也有可能像其他改革者一样，被剖棺戮尸。换言之，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进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应该说相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言，商鞅的遭遇只是一个小小的漩涡而已。商鞅变法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彻底性，它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相继实行的各种具有革新意义的做法和政策系统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为秦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身虽殁，但商鞅变法的各种措施仍在秦国继续实行着，对当时历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即使是到了秦始皇之时，仍然是依法家思想来统治国家的。这种选择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割据，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秦始皇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的学者韩非，韩非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意思是说贤明的国君治理国家，不用书简之文，只是以法制为教；同时也不用古代先王的遗训，只是以官吏为老师。韩非还断言，这才是富国强兵超越五帝三王的唯一方法。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才使得秦始皇走向另一极端，也就是“焚书坑儒”，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

　　焚烧诸家书

　　秦始皇实行法家的统治政策，以武力消灭了东方六国，统一了天下。随着秦王朝的建立，统治者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也应同时改变，然而秦始皇却未能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仍是一味地迷信暴力和镇压手段。他领悟到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必须建立思想上的统一，而百家争鸣是不符合这一发展趋势的。因为各家各派的言论皆崇尚古代而批评当今，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以惑乱事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其行为严重地影响到当时的政治，必须坚决予以消除，应该说这确实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必要措施。然而，秦始皇却采取了焚书禁学、坑杀儒生的粗暴做法。这一做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迅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也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统治者自己。

　　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中摆下酒宴，以庆贺南征北战的胜利。赴宴的人员中有博士七十余人。酒过三巡，仆射周青臣为了讨好秦始皇，对秦始皇举杯祝贺道：秦开国之初，地不过千里，都是依靠着陛下的圣明，才统一了海内。随后，陛下您又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消除了战乱，使天下百姓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能有陛下您这样的威德。秦始皇听罢，十分高兴，称周青臣是忠臣。这时，有个叫淳于越的博士站起来说道：陛下，商、周两代王位传承了一千多年，依臣看来，是由于实行了分封制，得到各诸侯辅佐的结果。如今陛下据有海内，而子弟没有寸土之地，万一将来臣属起来篡夺皇位，又有谁来相救呢？治理国家而不学习古代的制度而能成功，那是不可能的。而周青臣当面奉承陛下，这是不忠的表现，目的是增加陛下您的过失，希望陛下您还是考虑分封为宜。秦始皇听后，十分扫兴。此时，已经做了丞相的李斯站起来讲道：时代不同了，情况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治理天下要因时而异，不能再把古代的东西搬到今天来用，那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偏偏有一些死啃书本的读书人，总是抱住古书不放，以古非今，实在可恶。李斯还建议秦始皇下令严厉制止这种行为。秦始皇听了这番话后，怒气稍抑，遂命散席。

　　事后，李斯又写了一道奏章，建议焚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烧秦纪以外列国史籍，《诗》《书》百家语仅限博士官保有，唯医学、卜筮、种树等自然科学和神学迷信著作予以保留，其他一切书籍必须全部上交焚毁。如果有想学习的，就必须到政府部门去，以官吏为老师。凡是有藏匿不上交者，满门抄斩。此令一出，全国各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焚书运动。据史料记载，仅咸阳城所收之书，堆积若山，大火熊熊，一连几十天未熄。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才出现了上面所提及的“鲁壁藏书”一事。

　　暴虐坑术士

　　秦始皇在焚书之后，又制造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方术士卢生等人向秦始皇建议：要想得到长生不老仙药，必须避开众人耳目才行。秦始皇求仙心切，于是依照卢生的建议去办，命令将咸阳周围二百里共二百七十座宫殿之间的道路严密遮蔽起来，严禁任何人透露他的行踪。有一次，秦始皇临幸梁山宫，从山上发现丞相车骑随从甚众，内心隐隐不快。丞相很快得到了消息，随即减少了自己的随从。秦始皇认为这件事肯定是自己身边的人泄露给丞相的，因此大怒，下令追究此事，但是没有一个随从敢于站出来承认此事，于是，“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人胆敢泄露皇帝的行踪，一切政令皆出咸阳宫，秦始皇有了绝对的权威。这使得秦始皇更加迷信神仙方术。

　　秦始皇迷信神仙方术由来已久。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巡，其中有三次到达山东，这一方面是为了稳定统一局势，而另一方面与他访求神仙、寻找不死之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时传说在渤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中有仙人、不死之药及金银造就的宫阙。这些传说通过方术士之口传到秦始皇的耳中。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巡幸至齐国琅琊时，就有齐地的方术士徐巿（徐福）等人上书，要求出海寻找三神山。于是秦始皇派徐福泛海求见神仙。徐福出海后，经过一段时间返回，谎报说自己已经见到了神仙。但神仙嫌大王的礼物太薄，一定要送上童男童女及百工等礼物，方可求得不死之药。听了徐福的谎报之后，秦始皇尤为高兴，遂派遣三千童男童女，并配以五谷种子、各种工匠器具随徐福入海求仙。结果是“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遭此欺骗，秦始皇对求药成仙仍是深信不疑。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巡幸到碣石，又派方术士燕人卢生等寻求仙人和不死之药，依然一无所获。卢生等也深知秦始皇的性格，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种种办法，来讨得秦始皇的欢心和信任。他们自然也十分明白，自己只是以寻仙求药来蒙骗秦始皇，并获得信任、官爵和财富，但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自知犯了欺君罔上的死罪，久而久之，就不得不寻找一些借口来逃避罪责。一天，卢生与另一方术士侯生密谋：始皇为人，天性刚愎自用，他消灭了东方各国诸侯，吞并天下，洋洋自得，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超过他。而且，始皇专用刑法，宠幸狱吏，七十位博士只是为备员而已，并没有得到任何重用。丞相等大臣也不能尽到责任，只是唯命是从，搞得天下只他一人而已。他们已经从秦始皇的刚愎自用，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亦将来临，“于是乃亡去”。

　　秦始皇在得知卢生们诽谤政治的做法后大怒，认为他们“妖言以乱黔首”，罪不可赦，当杀。于是，下令追杀卢生、侯生等，同时，还令御史大夫去查咸阳参与诽谤朝廷的方术士和儒生。御史大夫领旨后，立即传讯一大批方术士和儒生，将之屈打成招，计有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看过供词后，并不查证核实，下令在咸阳挖一大坑，把这些儒生及方术士全部活埋了。

　　对于“坑儒”一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秦始皇在焚书之后，依然担心天下人不听从他所改之法，便宣告天下，凡是诸生能到咸阳者皆拜为郎官，据说，前后到达者有七百人。与此同时，秦始皇命令手下在骊山陵谷中种瓜，等到瓜成熟，下诏向博士诸生讲述这一事情，博士诸生听到后说法不一，于是，秦始皇便令他们前去观看。秦始皇下令在谷内布置机关，等诸生贤儒皆到达后，便打开机关，从上面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最后把他们全部活埋在下面，无一人生还。到了唐代天宝年间，唐玄宗下诏将此陵谷改为旌儒乡，并修旌儒庙，命贾至撰写碑文。但据今人考证，这一说法似无根据。

　　“焚书坑儒”事件容易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包括儒家在内的各家各派，在秦朝时期应是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可事实如何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秦代各家各派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一如战国时那样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秦统一之后，在这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其统治者也试图建构起与统一大帝国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然而，为了稳定形势，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秦始皇将主要的精力投到了官僚机构的建设方面，在利用法家学说建立专制统治之时，在统治思想中也吸收了儒、墨、阴阳诸家的思想因素。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已经有了固定的统治思想体系。事实上，很难说秦王朝的统治者已经认真思考过这一重大问题。秦前期，在施政方针上，基本上以法家思想为依据，也兼采了阴阳家等的思想，也就是说，在实施过程中，秦实际上也采用了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就儒家思想而言，秦实际上与儒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如秦设置博士官，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均可以立为博士。秦始皇自己也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并“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这些可以表明，秦始皇虽然不一定重视儒家学说，但至少开始时并不排斥除法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各派。

　　终秦之世，儒生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史不绝书。如始皇二十八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公子扶苏称“诸生皆诵法孔子”；秦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引《春秋公羊》之义以对。这一切都表明，尽管秦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但是并没有对其他各家各派进行控制。只不过是秦始皇对其他各家各派控制得较严密，所采取的手段也比较残酷而已。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不意味着儒学的被消灭，相反，它意味着儒学之盛影响到了秦的统治，秦的“焚书”和“坑儒”，其直接目的是限制儒生，使其就范，而非要消灭儒学。因为如果要消灭儒学，就应在焚书时只烧儒家的经典，而不是“百家语”；在禁止民间收藏《诗》、《书》的同时，也不应允许政府收藏、博士掌握。而所谓的“坑儒”事件则是由于方术士求仙药不成引起，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不会全是儒生，而且其罪名是“为妖言以乱黔首”，并非针对儒家的思想主张。所以，后世学者也曾指出传统的“坑儒”之说不确切，应该说是“坑术士”。

　　当然，焚书坑儒既然是秦始皇执行法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那么儒家等各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遭到了禁锢。“焚书”、“坑儒”事件之后，许多学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而以儒家为甚，他们失去了原来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据说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之后，还想发掘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坟墓，“欲取诸经传”。孔子及儒家在当时的地位明显下降，儒生的境遇也急转直下，他们不敢公开传道授学。这种文化高压政策，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怨愤。当陈胜吴广起而反秦时，“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之”，孔子的九世孙孔鲋甚至做了陈胜的“博士”，正是秦始皇对文化的破坏性钳制，使得儒生们不能不加入到反秦的行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