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东北边患与移民实边问题研究

第一节 清末东北移民实边政策的意义

　　清末东北移民实边政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增长迅速，改变了边疆地区地广人稀的不利局面；第二，东北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得到开发，耕地数量有了比较大的增长；第三，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通过广泛设官建制，完善了各地尤其是沿边地带的行政管理系统，逐渐使东北地区摆脱了中国边缘化的地位。

　　一、人口与耕地的增长

　　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一个显著成果，表现在东北地区人口的不断增长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进行过一次人口情况调查。兹将截止调查年份，奉天、吉林与黑龙江各地方行政辖区（注：关于奉天、吉林与黑龙江各地方行政辖区之详细情况，可参见表4—7、4—8及4—9.）之人口资料详列如下：

　　西路驿站（注：据吉林省档案馆编：《吉林驿站》，1987年内部发行，第26—32页：吉林省所属之驿站分为西路驿站与北路驿站。西路驿站为：乌拉站，乌拉水手营，搜登站，伊勒门站，苏瓦延站，伊巴丹站，阿勒谈额墨勒站，赫尔苏站，叶赫站，蒙古和罗站，额赫穆站，拉法站，退搏站，意气松站，通沟镇站，鄂摩和站，塔拉站，必尔罕站，沙兰站，宁古台兼新官地正分二站，玛勒瑚哩兼老松岭正分二站，萨奇库兼瑚珠岭正分二站，哈顺兼大坎子正分二站，穆克德和兼密占正分二站，珲春城站。北路驿站为：金珠鄂佛罗站，舒兰河站，法特哈站，登伊勒哲库站，盟温站，陶赖昭站，逊札保站，浩色站，社里站，伯德讷站，蒙古喀抡站，拉林多欢站，萨库里站，色勒佛特库站，佛斯亨站，富拉珲站，鄂勒国木索站，妙噶山站，五常站，双城站，蜚克图站，苇子沟站，崇古尔库站。其中西路驿站共292户，男16245，女10455，共26700名，与表4—2A之数据相同，北路驿站总户数为3190户，总人口为18784，与表4—2A之户口数据稍有不同。）

　　从以上表4—4可知，“至清朝末年，奉天、吉林两省人口可达1850万，比之14年前移民潮初起的光绪二十三年，增加人口1277万（黑龙江省清末以前无人口统计，没有计算在内）。东北地区的人口，所以能达到清末这样的高度，除了原有人口的少量增殖外，基本是这个阶段的移民增长。”（注：路遇、藤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下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页。）事实的确如此，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人口之统计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天、吉林与黑龙江之人口统计数字，表4—1、表4—2、表4—3与表4—5不同，宣统三年（1911年）奉天与吉林两省的人口数目，表4—4与表4—5及表4—6所列统计数字也有所不同，该年度之东北地区人口总数，表4—4与表4—5及表4—6亦有出入。但东北地区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移民之大量涌入，则是公认的事实。（注：据杨余练等编著：《清代东北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50页：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后，东北人口总数约为270万；光绪十三年（1887年），东北人口总计约520万；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三省的人口达到1841万余，为1840年东北人口数的6.8倍。）

　　移民实边政策实施的另一个成果，是东北地区耕地数目的增长。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地区丈放荒地的情况是：“奉天省3000万余亩，吉林省1593万余亩，黑龙江省6917万余亩，总计为11510万余亩。”（注：杨余练等编著：《清代东北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页。）在这一亿一千五百多万亩的丈放荒地中，到宣统三年（1911年），已经开垦升科的耕地数目为：“奉天3916万余亩，（注：此数字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数字。见杨余练等编著：《清代东北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奉天与吉林之升科耕地已有一定之规模，因此到宣统三年（1911年），奉天与吉林之耕地数字比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之放荒数字要多。）吉林为3312万余亩，黑龙江为2938万余亩，（注：据金梁《黑龙江通志纲要》之记载：宣统三年（1911年），黑龙江“已垦地二千九百三十八万零七百九十六亩”，数字与《清代东北史》所列相同。见李兴盛等主编：《黑水郭氏世系录》（外十四种）下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5页。）总计为10266万余亩。”（注：杨余练等编著：《清代东北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这个耕地数字是“1840年东北耕地总数2864万亩的3.58倍。同时，还有大量荒地已经丈放，正在开垦之中”。可见，由于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东北地区由从前的荒凉边地逐渐变成全国的粮仓。

　　二、地方行政设施的完善

　　清代前期，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实行不同于关内的特殊行政管理制度，即军府制。这种地方管理制度注重军政管理，而民政设施薄弱。盛京将军辖区奉天因地靠关内，府厅州县的设置相对要多一些；而吉林将军辖区除所谓“老三厅”的设置之外，再无专门用于治理民户的地方机构；黑龙江将军辖区则根本没有民政设施。从咸丰末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随着移民实边政策的初步实施，清政府开始在放荒招民的基础上初步完善地方行政管理，奉天设置了更多的府厅州县；吉林民政机关也增加不少，但沿边地带还相对薄弱；黑龙江在这方面则相对滞后，仅在呼兰平原地区开始设置理民机构。（注：关于咸丰末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东北地区地方建制的发展情况，详见第二章之第三节。）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后，随着移民实边政策的逐步深化，特别是改建行省制度之后，东北地区的行政设施进一步完善起来。

　　（一）奉天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完善

　　清末奉天地区之“沿边各处，地势险要，户口寥寥，强邻迫处，日图拓殖，苟不设官以治，则地方无由于发达，即闾阎无望于藩滋，而于疆土上尤有关系”，（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官制·奉天省），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3465页。）其长白山一带与朝鲜为邻，日本控制朝鲜之后，在鸭绿江对岸“锐意经营”，结果“地辟民聚，成都成邑”，（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官制·奉天省），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3473页。）相比之下，中国境内则相形见绌。为了加强对边境的管理，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鸭绿江中朝接壤地带设置了临江县与辑安县；（注：临江县县治所在地土名帽儿山，在鸭绿江北岸；辑安县县治所在地土名通沟口，在鸭绿江之西北。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50页。临江县今为吉林省临江市，辑安县今为吉林省集安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置长白府；（注：府治当十八道沟与十九道沟间之塔甸。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51页。今为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宣统元年（1909年）又设立了安图县与抚松县。（注：系由长白府析置而设，安图县在图们江江源一带，抚松县在松花江上游。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51页。今均属于吉林省。）此外，在开发蒙地及官荒招民放垦的过程中，清政府也相继设置了一些地方行政设施。截止清政府终结，奉天地区的地方行政区划详细情况如下。

　　由上表可知，清末奉天共有四道、八府及五直隶厅，而以上地方行政单位所辖之厅、州及县共计四十个。在八个府中，移民实边政策实施后设立或改置的占六个，而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移民实边政策深化后所设立或改置的又占了五个。五个直隶厅则全部设置于移民实边政策实施之后。在四十个厅、州及县中，有二十九个设置于移民实边政策实施之后，而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后设置的又占二十二个。这说明随着移民实边政策的不断深化，奉天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在原有基础之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二）吉林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完善

　　从咸丰末年清政府开始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以来，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吉林除原“老三厅”之外，增设了一些府厅州县，但多设于腹地，沿边地带虽有设官建制建议的提出，但并未被清政府所采纳。甲午战争之后，除俄国继续在沿边地带进行侵略骚扰之外，又增加了日本开始利用朝鲜与吉林相邻而图谋进行侵略的新的危险因素，于是除在腹地继续设治之外，许多官员不断呼吁在沿边广泛设治，成为清末吉林地方行政系统建设的主要特点。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吉林将军长顺指出，“珲春城界连俄、韩”，为吉林“东南紧要门户，前当办理边防伊始，曾在珲春城设立招垦总局，又于珲春东之五道沟、西之烟吉冈各设分局，招致沿边各处佃民开垦，以实边地。迄今十余年，各处阡陌相望，早经成邑成聚，自应建官以资教养。况距烟吉冈九十里之和龙峪，为韩民越垦地方，现虽设局抚垦，终非经久之要”，而“三岔口地处宁古塔东南，其界紧连双城子俄卡，设有招垦总局，该口西北相距三百余里为穆棱河，曾设招垦分局。其地招垦有年，民皆常住，且穆棱河为火车入境门户，交涉繁剧，均宜设官经理”。（注：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1981年内部发行，第22页。）珲春与三岔口为边境要地，吉林将军铭安于光绪初年曾奏请在此设治，但却未能实行。而“目下时阅二十年，情形迥非昔比，若非稍事变通，实无以安养民，慎固疆圉”，因此，长顺建议在烟吉冈设延吉厅、三岔口设绥芬厅，并各设属官，以巩固边陲。（注：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1981年内部发行，第22—23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吉林将军达桂以“三姓一城为吉、江门户”，奏请在此设依兰府，而“富克锦东北之拉哈苏苏，濒临松花江（注：指黑龙江下游。）南岸，北即黑河口，实为扼要咽喉，拟于此处添设知州一员，名曰临江州”。（注：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1981年内部发行，第24页。）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徐世昌也认为吉林“边地空虚，尤易启人窥伺”，以往地方“设治惟以卫民，今则兼为保土之计，有刻不容缓者也”，吉林东北蜂蜜山一带，“东临兴凯湖，一无屏蔽，西距宁古塔城七百余里，兼顾难周，拟请添设知府一员，名曰密山府”；省城西南之濛江，“开办垦务历有年所，东南与韩为邻”，建议于此设濛江州；（注：今吉林省靖宇县。）濛江东南之桦皮甸子，“依附长白山脉，地势辽阔”，亦为临接朝鲜之要地，建议设桦甸县。（注：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5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127页；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官制·吉林省），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3555—3556页。桦甸县今为吉林省桦甸市。）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锡良再次强调沿边设治的重要性，指出吉林“地界俄韩，土旷人少，强邻逼处”，边务重要，“从前旗民兼治，纲纪未周，往往一二千里设一民官，只以草莱未辟、政治简略，故得相安无事，自铁路通行，外交日亟，于是边塞重要之地、铁轨附近之区、商民聚集之处，管理空疏，自弃权利”，而强邻“乃得乘我官力之所不及，侵略骚扰殆无己时”。他指出边疆设治“与内地情形不同，内省重在治民，固以民户之繁庶为准，边地重在守土，应以地方之冲要为衡”。基于这种考虑，建议在吉林东南设“珲春兵备道一缺，驻珲城，办理珲春、延吉、绥芬一带边务及东南沿边兵备事宜”；在东北设“依兰兵备道一缺，驻三姓，办理依兰、密山、临江一带边务及东北沿边兵备事宜”；此外，宜增设其他一些府厅州县，以便更加有效地治理边疆。锡良最后指出，“边疆重要，列强注目，安危系之，若听其空虚，鞭长莫及，一旦有事，何以保存？”因此为“统筹全局，实不能不为一劳永逸之谋”。（注：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1981年内部发行，第38—41页。）鉴于吉林边疆地区设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上官员的建议大多得到清政府的认同而得以实行。另外，吉林在沿边设治的同时，于腹地也继续增设民官。兹将截止清末，吉林地方行政区划的情况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清末吉林共有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三十七个。在移民实边政策实施之前，仅设有三个直隶厅。在移民实边政策实施之后，除以上三厅相继升为府治之外，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增加了三十四个，而其中二十六个设置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后，并且很大一部分设置于沿边地带，这对于边疆之安全与巩固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三）黑龙江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完善

　　在移民实边政策实施以前，黑龙江因人口极为稀少，没有任何治理民户的地方行政机关。在移民实边政策实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反对者的百般阻挠，清政府在黑龙江仅实行局部开禁的政策，只开放了呼兰平原的一部分，允许汉族垦民领地耕种；与之相适应，民政机构的建设不仅无法与奉天相比较，就是与吉林相比，也难望其项背。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黑龙江仅设有呼兰理事厅同知与绥化理事厅通判，以管理民户。随着变局部开禁为全面开放，人口与耕地也不断增加，又因其紧邻俄国，加强地方行政建设不仅成为必需，也成为必要之事。在地方官员的不断建议下，黑龙江地方设治十分落后之局面终于得到很大的改变。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在黑龙江添设地方官，指出黑龙江“三面邻俄，仅南隔一江毗连吉省，当兹门户洞开，舍招民实边实无固圉之计。就目前而论，呼兰、通肯村镇相望，事多官少，已觉照顾难周，若再加以三蒙之新垦、陈垦一律开齐，犬牙相错、商民骈集，更有鞭长莫及之势”，因此“为今日计，为将来计”，设治成为必不可少之事。（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下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737页。）徐世昌对黑龙江设治也极为重视，指出黑龙江与内地相比较，虽然人口仍然稀少，但边疆与内地不同，“不患有冗旷之官，而苦无民可治”，（注：北京政治官报局印行：《政治官报》第54号，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折奏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奏请设司缺派员试署并陈变通办法折》，第9页；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官制·黑龙江省），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3573页。）因为“沿边行省不可无治民之官，官以聚民者也，以民养官者，官患其多，以官保民者，官患其少，故览今日之全局，他省之官议减，而江省之官独议增者，必有官，始有民也”。（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官制·黑龙江省），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3599页。）基于这种考虑，徐世昌与周树模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的奏折中强调黑龙江设治的重要性，“黑龙江沿岸数千里皆与俄邻，彼则屯守相望，我则草莱未辟，以无官故无民，无民则形势隔绝，土地荒芜，外启他族侵越之谋，内为匪徒逋逃之薮，是非增设郡县，充实内力，别无控制之方”，指出“边卫过于空虚，非增设民官不足以言拓殖”。（注：北京政治官报局印行：《政治官报》第236号，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折奏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署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酌拟增改江省道府厅州县办法折》，第4—5页；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官制·黑龙江省），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3625—3626页。）这些建议的不断提出，促使清末黑龙江之地方设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发展。其具体情况见下。

　　由上表可知，清末黑龙江共有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二十一个，其中十九个设置于全面开禁之后。地方设治开始分布于黑龙江全境，而与俄国接壤地带之设治，对于捍卫边疆安全，意义极为重大。

　　总之，在严重的边患威胁面前，东北三省改建行省及地方广泛设治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诚如徐世昌所指出的那样：“强国以实边为要，实边以设治为先。”（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民政·黑龙江省），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4399页。）清末东北地区的地方设治，基本上奠定了现在的地方行政区划格局。（注：仅黑龙江与吉林两省地方行政区划变动较大，在清末原属吉林省的很多地方行政机构现在属于黑龙江省，具体情况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