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东北边患与移民实边问题研究

第二节 清政府移民实边政策的深化

　　一、奉天地区移民实边政策之推行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面对东北外患加剧的事实，决定将以前的局部开禁变为全面开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清政府发布上谕：“东三省为根本重地，山林川泽之利，当留有余地以养民，是以虽有闲荒，尚多封禁。今强邻逼处，军食空虚，揆度时宜，不得不以垦辟为筹边之策。”（注：世续等修：《德宗实录》第373卷，光绪二十一年七月，《清实录》总5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81页。）有了官方全面开禁的正式认可，东北地区移民实边得以顺利开展。其中奉天地区之招民放荒，大致可以分为官荒以及蒙荒，（注：奉天、吉林与黑龙江各自管辖的蒙地之开放情况将集中加以探讨，不分省进行说明。）在新放荒地的同时，还对以前所放之荒地实行清丈。

　　（一）丈放围场荒地

　　官荒主要包括围场、牧场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官地。奉天围场分为鲜围场和大围场两种。其中鲜围场在光绪五年（1879年）就已经开放，但大围场仍在封禁之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开放大围场荒地，认为甲午战争之后时事维艰，“非招民垦荒不可”，而奉天“大围场及鲜围场凡一百零五围”，鲜围场之二十围“经前将军岐元奏请辟地设官，附场始令垦荒纳赋，盖所谓一百零五围者已开二十围”，共计放荒“一百二万余亩，安插流民一万三千余户，收押荒东钱一百二万余吊，岁征正额耗羡三万余两”，可见，鲜围场之二十围开禁以后，已经收到了既可安插流民、又可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效果。依克唐阿据此推算，所剩大围场“八十五围之地若招民垦荒，约可开田五百余万亩，目前押荒约可收东钱五百余万吊，升科之后岁可收赋十余万两，此诚裕饷之大宗，且安插流民，其数亦较前可增五倍，以五万户计之，无论旗民生计借以少充”，成效会更为可观。（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54辑（军务·防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6—657页。）清政府命户部就此事议奏。次年（1896年）正月，户部认为：“奉天大围场仿照开垦鲜围场成案，一律招民开垦。惟此八十五围、数百万亩之地，非一时所能全垦；其数万户之民，亦非一时所能全招。拟请先将西近海龙城一带之大围场招民开垦，以四十五围（注：即大围场中的西流水围荒。）为限；其余四十围（注：即大围场中的东流水围荒。）应依旧封禁，以备将来举行冬围，规复旧制。”（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54辑（军务·防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2页。）依克唐阿于二月接到户部咨文后，建议由盛京户部侍郎良弼查勘丈放西流水围荒之四十五围，得到清政府的许可。（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54辑（军务·防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3页。）

　　同年十月，良弼奏报丈放过程。良弼及其他勘丈人员进入围场之后，“择于围内适中之区，南北分设二局，相对丈量，兼收荒价”。西流水围荒“纵横数百里，其中山多地狭，核与前开鲜围之地势大相径庭，围之南半山河约占八成，围之北半山河约占七成，除偏坡陡崖与低洼沮洳之区不堪耕种外，其平坦之地殊属无多”，在这种情况下，截止良弼奏报之时，“共丈得毛荒四万余亩，俟值大雪弥漫，即行停丈”，准备“明春接续办理”；对于“报领荒田各户”，也预备于“明春掣签坐落，指拨认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4—145页。）但良弼办理西流水围荒，“未竣事而去任，接办者为继任侍郎钟灵，亦未放竣”。（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398页。）二人之所以接连去职，皆因办理不善而遭弹劾，西流水围荒垦务弊端重重，急需整顿，“良弼办理西流水垦务，溢放多围，希冀重利”；其属下“经办大小各员”，亦“均各舞弊”，出现了“各委员均有保留地段，既将东流水溢占多围，丈放毫无就绪，奏报亦复不实”等诸多弊端。（注：世续等修：《德宗实录》第462卷，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清实录》总5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垦务大臣廷杰接办此事。第二年春天，廷杰鉴于“俄日失和，奉天当战地之冲，交涉繁难，万分棘手”，恐西流水围荒垦务“日久延搁，转致别生枝节”，（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51页。）于是决定加紧清理。同年九月，盛京将军增祺、廷杰奏报西流水围荒垦务情况：“西流四十五围内，除不堪耕种山荒照章留作劁采牧养外，共得正段山场、城镇基、草甸等项地二百九十八万五千余亩，核与开办之初约计之数，尚属有赢无绌。”（注：廷杰认为：“前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奏请弛禁围场一折内称，八十五围约可开田五百余万亩，盖兼指东西流水而言，户部议奏折内亦称以全围可开田五百余万亩，论之其亩数亦当过半，则专指西流水而言”，现在西流水围荒共丈放二百九十八万五千余亩，因此是“有赢无绌。”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96页。）至于荒价及其他经费，约征收“银一百万两有奇”。（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96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底经重新清丈，西流水围荒“出放生熟各地三百零二万二千余亩，城镇基九千七百余亩，收价至一百一十八万余两，分隶西丰、西安（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以大围场西流水垦地之淘鹿地方设置西丰县，析海龙厅属之大围场西流水垦地设置西安县，原治老虎嘴子，二十九年（1903年）移治大兴镇。均隶属于同年升为府治之海龙府。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40页。西丰县即今辽宁省西丰县，西安县为今吉林省辽源市一带。）两县经征”，（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398页。）进行管理。

　　继大围场中西流水围荒开始丈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清政府鉴于“金州、旅顺等处现已划归俄人，所有租界旗民亟宜别筹安插，奉天围场除奏准开垦外，尚有四十余围留作禁山，其地足敷分拨”的实际情况，谕令依克唐阿将东流水围荒剩余四十围开放之事“体察情形，奏明办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06页；《谕折汇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8册（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份），第2032页。）依克唐阿奉旨后“当即派员前往确勘，未经复奏，因病出缺，嗣护理将军文兴等以迁户已来，拟先从东流水西头挨段丈放”，开始筹办此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06页。）次年增祺任盛京将军之后，金州租界居民愿意迁至东流水围荒垦荒者，“已不下四十三万余口，此外又有岛民二千余户，自去岁以来，其来省呈请安插者即络绎不绝”。（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07.）清政府鉴以“东流水围荒现在安插旗民，事体繁重”，谕令由署理金州副都统晋昌将此项事宜认真办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8页。）晋昌受命办理东流水围荒垦务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的奏折中认为，此次放荒是为安插俄国租借地的难民，事关重大，而邻近地区“冒充金籍、希冀报领者”本已不少，何况“东流围荒本大围垓心之地，土脉松厚”，条件极为优越，并且“此次安插金民，不收荒价”，（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19页。）因此难免会引起一些唯利是图之人的贪婪之心。为了尽可能收到安插俄国租借地难民之目的，晋昌与增祺商议后，“拟于省垣设总局一处，选派旗民数员，酌定章程，一面遴员前往金州，确查册报户口，以清勘放之根”。同时，晋昌计划“择日亲赴围荒查勘地势，相可建城之地设立行局，复拟于南北扼要、堪立重镇之处设二分局，清丈局则四路分设。一俟金州复查确实，计所有之户，合现有之荒，按户均分，据册编号，按号放领，于计口授田之时隐寓以轨里连乡之意，使小民此时无向隅之叹，即异日边陲收保障之功”，在放荒的同时考虑实边的效果，这是非常正确的。（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0页。）东流水围荒开始丈放之后不久，俄国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占据了东北地区，荒务因而被迫中止，战事平定以后才得以继续开办。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增祺指出兵灾过后，难民流离失所者到处皆有，因此东流水围荒的招垦对象应不仅局限于俄国租借地的难民，“无论金州及何处旗民，均准承领”。（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398页。）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东流水荒务“一律丈放完竣”，共丈放荒地“一百一十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亩”，此外丈放“城基地二千一百四十八亩四分，镇基地三百一十二亩五分”，征收地价“库平银一百四十五万一千零二十九两，经费库平银二十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四两三钱五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6页。）为了便于就地经征，清政府在东流水围场垦地设置东平县加以管理。（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析海龙府之东围场垦地置东平县，治大度川，隶属于海龙府。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40页。今为吉林省东丰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年底，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指出东流水围荒“近来私垦各户互相竞争，狡黠者肆意侵吞，良懦者甘受欺压，纷纭聚讼，纠葛滋多”，强调“丈放荒地本为招徕农民，使之安业，若经界不正，隐匿侵渔，互相控告，殊非整理农政之道”，奏请重新清丈。（注：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5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5年印行，第164页；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财政·附奉天省垦务），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053页。）到宣统三年（1911年），该处陆续“丈出浮多地二百万亩有奇”。（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财政·附奉天省垦务），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046页。）（二）丈放牧场

　　除围场之外，奉天所剩牧场也在开放之列。大凌河东岸马场荒地在同治年间就已经开放，但西岸马场荒地仍被封禁。“甲午以后，马群伤夷殆尽，地多占垦，名存实去，积弊日深”。（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398页。）俄国以武力践踏东北地区后，奉天满目疮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发布上谕，“奉省兵灾之后，用项纷繁，奏请协拨，缓不济急，锦州大凌河牧场一律招垦，可得银数十万两，于目前急需不无裨益”，宣布将大凌河西岸马场开禁招垦。（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9页；《谕折汇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册（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份），第776—777页。）盛京将军增祺奉旨后，“遴委花翎候选知府李淦为总办，带同各员役前往设局丈放，察勘土地肥瘠，分别酌定荒价”。（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9页；《谕折汇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册（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份），第777页。）李淦察勘后报称：“大凌河牧场地段，东西斜长约六七十里，南北约二三十里不等，其中膏腴沃壤固多，而滨海城滩及硗确之地亦复不少。兹既一律丈放，自非量地之高下，定价之等差，不足以昭公允。现将该场平地分为四等，山荒另分为三等，其附近牧场私自展垦之地均令从实报出，复加勘丈。”（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49页；《谕折汇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9册（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份），第777—778页。）次年十月，增祺奏报“大凌河牧场现已一律丈放完竣”，总共丈放牧地约五十万九千四百九十亩，核收荒价库平银约五十八万三千三百五十四两。（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79辑（财政·地租房租），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24页。）至此，继大凌河东岸马场开放后，西岸马场也终于招民开垦。

　　养息牧牧场（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献其西境为三陵（即永陵、福陵与昭陵）牧养地，称养息牧牧场。见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蒙务·蒙旗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1599页。）早在嘉庆九年（1804年），就经将军富俊查出有私垦地亩，并奏明：“因蒙古等生齿日繁，并无钱粮，彼时原有蒙古三千五百三十名口，于游牧无碍处所，共给养赡地一万四千六百晌，永远遵为定额，嗣后不准多开一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0页。）之后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该牧场又“经盛京将军奏开膏腴，赐恤锦、宁、广、义（注：锦即锦州府；宁即宁远州，今辽宁省兴城市；广即广宁县，今辽宁省北镇县；义即义州，今辽宁省义县。）等邑旗丁，名曰试垦界”。（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399页。）可见，养息牧牧场虽然在嘉庆年间就有垦地，但那是为适应当地情况而制定的权宜之计，并且限制颇严，数量也很有限，实际上仍处于封禁状态之中。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依克唐阿在奏折中指出，养息牧牧场所放养专供三陵祭祀所用之牛羊，“系分群牧养，并不千百成群，自无须宽长百余里之牧区，致成旷土，计有地二百余万亩，除不堪耕种及应酌留场段以资牧放外，其余可垦荒地约一百六七十万亩，拟请一律报开，于经费不无小补，于牧养尤无妨碍”。（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26页。）养息牧牧场于是在第二年开始“开禁招垦”，丈放荒地“共分八围：食毛践土，蹈德咏仁”。但丈放之后不久，蒙古牧丁纷纷呈诉，“盛京养息牧地面开荒，有碍牧丁生计，并恐有误三陵祭品”，（注：世续等编：《德宗实录》第413卷，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清实录》总5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2页。）因此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停止丈放。据当年十一月依克唐阿奏报，“通共放出升科生熟地六十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四亩一分”，征收正款库平银约十八万三千九百五十六两。（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79辑（财政·地租房租），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21页。）这批荒地出放后，清政府在当地设置彰武县（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养息牧牧场地置彰武县，县治在彰武台边门之北，土名横道子。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44—45页。彰武县即今辽宁省彰武县。）进行管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开始对彰武县境内嘉庆年间及新近丈放之垦地，全部实行清丈。由盛京将军赵尔巽“派员将县境各项地亩一律清丈，其从前已交地价者，按亩拨留，其未经放出各地，一体收价丈放，光绪三十二年三月设局开办，丈出生熟各地计共二百六十三万七千余亩”。（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399页。）

　　大凌河东岸牧场即盘蛇驿牧场在光绪末年也得到清理丈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增祺在奏折中指出，该牧场曾在“同治初年经锦州副都统恩合奏请丈放招垦，征收租赋，其地原估百万亩，当时各领户报领五十余万亩，嗣因滨海各地连年被水淹浸，垦户以不保租赋，纷纷退销，迄今共实剩升科地二十一万余亩”，目前“该地日见涸复”，于是“垦户亦渐复集，率多私相展占，其纳租赋者寥寥无几”。（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09页。）增祺认为“当此时局，自以清厘招垦为目前切要之图，若任令荒芜，听民辗转侵轶，则奸宄潜匿，外人觊觎，在在均属可虑”，（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09—610页。）建议对已经开垦之地“派员普律绳丈，逐户清查，凡现在交纳官租之地仍归原户管业，换给新照，一概不事苛求，其有展占浮多及私自开垦成熟者，俱令遵照新章，分别按亩补交地价，发给大照，以后照章升科，作为永业”，对于剩余荒地，则“按地之高下以定价之等差，一律招户认领，缓限升科，如此则原垦各户既不致顿失生计，流民亦可借资安插”，从而收到“野无旷土，农有余粟”之效果。（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10页。）增祺之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增祺奏报清丈情况，称盘蛇驿牧场“除已经承种纳租地二十余万亩，及湖滩沟洼道路等项，约可得地四十余万亩”，按照土地肥瘠程度，“分定上中下三等价值”进行丈放。（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4—745页。）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该牧场基本上清丈完毕，“出放生熟各地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余亩，收价三十二万余两，奏设盘山厅（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析广宁县属盘蛇驿牧场地置盘山厅，县治在双台子附近。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45页。今为辽宁省盘锦市。）管理经征”。（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398页。）

　　（三）其他官地的丈放

　　除上述围场与牧场外，奉天的其他一些官地也在清理丈放范围之内。其中锦州府属有锦属归公地及锦属官庄。锦属归公地“在府治南，滨大海，海退河淤，闲荒甚多。嘉庆年间经锦州副都统奏请招佃垦种，交纳官租，名曰试垦、续垦地”，又被称为“二十二处归公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增祺在奏折中指出：“富国之道，首重养民，而养民尤以开荒招垦、振兴农务为当务之急。奉省地大物博，旷土甚多”，大凌河牧场、东西流水围荒等处，“均系就本有官荒，查丈清厘，招户领种”，而“锦州府属右屯卫、塔山等处试垦、续垦及海退河淤各地，均有未经纳课余荒”，（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0页。）经派员查明，“试垦、续垦各地除历次报销外，现实有纳粮地十七万一千三百零七亩有奇。查其所以报销之由，则多由河水涨发，冲没田地，以致不保课赋，迭经报销。然水过地涸，渐变膏腴，毗连佃户因而私垦成熟者亦复不少”，经过查勘，发现“除试垦、续垦，升科纳粮与夫沙包碱片不堪耕种各地不计外，综核该处试垦、续垦已经报销及海退河淤，尚有可垦地六百余方”。（注：四十五晌地为一方。）据查勘人员报称，“体察本地民情，参考舆论，签以备价认领为兴。一闻派员丈放，既往不追，无不鼓舞欢欣，争先报领。若就此时查丈清楚，化私为公，俾得永远执业，既能筹款，又可便民”。（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0—741页。）增祺据此建议将该处“及时丈放，庶使地无旷废，赋无虚悬，统计可得地十余万亩，若准招佃，计亩收价，按年征租，于进款不无裨益，而于百姓尤得永安生业”。（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1页。）同年十二月，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也认为办理奉天垦务，不仅可“供救匮之急需，且殖民实边尤固圉之长策”，因此也奏请将“锦州河淤等地二十二处”全部丈放。锦属二十二处归公地之丈放，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开办，三十三年九月报竣”，（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财政·附奉天省垦务），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022页。）历时两年多，“出放生熟各地二十一万三千七百余亩，共收地价银三十二万八千余两”。（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398—2399页。）

　　锦属官庄，“为旧有京都内务府庄粮衙门，所管大粮庄头二百一十六名，各领官地四五千亩不等”。（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399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底，赵尔巽在奏折中认为清理锦属官庄地十分必要，指出该处地亩“有隶围牧者，有系王公勋旧庄场者，有系八旗官地及民人产业者，国初拨放多崇宽大，后来占辟谬葛日多”，因此必须清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97页。）清政府获报后决定“裁庄粮衙门并各庄头额缺，将官庄地一律丈放收价”。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开始清丈，到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据东三省总督锡良奏报，“共丈放得官荒上中下三则并沙城、镇基各项地一百三十五万六千七百余亩”，此外“共应收地价库平银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余两”，截至当年四月至，“已收过地价库平银一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七十余两”（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5页；北京政治官报局印行：《政治官报》第740号，宣统元年十月初五日，折奏类：《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奏锦州官庄地亩丈放完竣出力人员请奖折》，第18页。）。

　　在奉天所丈放的各种官地中，苇塘山荒也是其中一种，这主要是指东边道所辖之凤凰厅、岫岩州及安东、宽甸两县境内的苇塘山荒与牛庄苇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赵尔巽奏请丈放凤凰厅等处苇塘山荒，指出“凤凰厅属之北井子、黄土坎，岫岩州属之大孤山、青堆子，安东县属之柳树子、柞木山等处，约有苇塘十余万亩、明滩十余万亩。此外，该三属及宽甸县沿海、沿江一带水退河淤以及山荒各地，一经培养，或宜稼穑，或宜蚕桑，尚不计其数。虽苇塘地亩早年曾经东边道丈放出租，民间领有执照，准其收割苇利。然每年纳课者仅止五万余亩，其余浮多则互相隐占，争控不休。至于河淤山荒不筹招垦，任其废弃，亦属可惜”，尤为令人担忧的是，“该处境接朝鲜，客民越占，每因田产细故，屡起衅端”。（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88页。）赵尔巽鉴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如不加以整顿，边境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建议“将以上各项地亩，分别清厘丈放，定限升科，则强占者退还原户，未垦者招主认领，从此民有永业，无兼并攘夺之虞，地少弃田，获树艺蚕桑之利，畎亩清而经界正，似足以抑强扶弱，消患绥边，不独收价征租，为国家增一入款已也”，显然已认识到清丈之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对于巩固边疆也利莫大焉。于是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开始“设局丈放”。（注：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等编撰，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出版：《奉天通志》第108卷，沈阳古旧书店1983年新1版，总2400页。）但由于“承办员司办理不善，以致观望迁延，虚靡局费”。同年十二月，徐世昌奏请重新清丈。他认为土地“私垦及旷废”之现象，在凤、岫、安、宽“四属所在多有，且均与朝鲜接壤，从前每因越占迭起交涉”，特别担心“边民愚顽，私擅鬻售”，如此则后患无穷，因此指出“清界保权，实未可视为缓举，自宜赶紧接办，以兴要政”。（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财政·附奉天省垦务），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059页。）以上各处苇塘山荒，在徐世昌奏请重新清丈后，陆续清丈垦地一百二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亩左右。

　　牛庄苇塘是另一处清丈的官荒地。该处苇塘地“隶海城县属，每年产苇甚富，向由工部招户承租，征收苇税，为供应祭品之需，嗣租户私自典售，征税无多”。该处之清丈，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开办，三十四年十二月报竣”，共丈放苇塘地三十八万五千五百余亩，征收地价库平银二十万零七千二百余两。（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财政·附奉天省垦务），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023页。）

　　二、吉林地区移民实边政策之推行

　　吉林地区，“自咸丰、同治年间招垦，迄光绪初年，历次所放各荒约一百万晌”。（注：徐世昌撰：《退耕堂政书》（第6卷·奏议），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总308页。）但其“幅员辽阔，榛莽未辟，遗利尚多”，（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财政·附吉林省垦务），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063页。）沿边地带尤为如此。甲午战争之后，吉林不但继续面临俄国的威胁，并且又开始承受日本侵略的压力。因此，清政府在沿边地带加大了移民实边的力度，同时在腹地一边将剩余荒地丈放，一边对垦地进行清理。

　　（一）腹地放荒及清丈情况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吉林将军延茂在奏折中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吉林招民放荒的实际情况，指出“吉林荒务不患无可垦之地，而患少招垦之谋”，因此导致“附郭之地虽已大启荒芜，而僻壤之田尚多未经耕获”。（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5卷71号延茂遵查吉林垦荒情形由。）其具体情况是：“吉林垦荒之举始于咸丰四年，前将军景纶（注：即景淳，载淳继承皇位后为避名讳而改名为景纶。）奏开五常堡荒田，厥后阿勒楚喀、伯都讷、双城堡等处继之。其未经开放者，腹地则有伯都讷之枢梨场、（注：枢梨场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曾有开垦之议，但仅限于封堆外，并且不久即告停止。）宾州之方正泡（注：今黑龙江省方正县。），皆称膏腴，尚在未开；即沿边一带，如南荒之那尔轰，宁古塔之蜂蜜山，上至珲春老岭，下至三姓红土崖、富克锦等处，可垦之地正复不少。惟检查旧牍，虽各该处可垦之荒均经奏报有案，第未将各荒数目切实勘明，是以拨放一节，刻下尚难区处。”⑦如何有效地放荒开垦，延茂有如下建议：在腹地，可“先赴枢梨场等处逐段履勘，敷实绳丈，勘其究有可垦之荒若干，绘图贴说，详细呈报，然后相度地势，妥议章程”，将“枢梨场一处，先尽附近之伯都讷并省城各旗丁备价承领；方正泡一处，先尽附近之三姓、阿勒楚喀、五常堡暨省城各旗丁备价承领。如该二处荒数较多，旗丁未能尽领，再行搭放民户，以实开田”；而对于沿边地带，则计划“于明岁派员次第勘明擘划清楚，再令旗丁民户一体承领，俾得荒田尽辟，大利早收”，以达到“兴利筹边”的效果。为便于推行垦务，延茂同时还奏请在省城设立垦矿总局，以资管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39页。）翌年二月，延茂奏报腹地查勘荒地的具体情况：“方正泡一处，约有毛荒四万余晌；伯都讷属界之枢梨场一处，约有毛荒三万余晌；吉林属界之二道漂河一带，约有毛荒五千余晌；又头道江、二道江、大沙河、古洞河等处，共约有毛荒一万余晌；又万两河、那尔轰等处，约有毛荒三万余晌”，都在可以开垦之列。（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1页。）至于如何具体办理放荒事宜，延茂提出，方正泡与枢梨场多为平原，易于耕种，应按照去年九月奏报之方案，“先尽旗户并附近之站丁等备价承领，余则搭放民户”，而二道漂河、头道江、二道江、大沙河、古洞河、万两河及那尔轰等处，“半系山林薮泽，间有平原”，土质稍差，可以“令旗民一体认领”，并在方正泡与枢梨场分别设立行局，办理垦务，在丈放时按照“黑龙江章程掣签拨放，以免拣择之弊”。（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2页。关于掣签拨放荒地之具体规定，详见后文之黑龙江开荒章程。）

　　所谓掣签拨放，是针对揽头揽荒之弊端而制定的。在以往放荒的过程中，揽头包领大段荒地以图转手渔利的现象，成为垦务的重要弊端之一。为了遏止这种痼疾，延茂认为掣签拨放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指出“垦荒一事，首忌采占，良以膏腴之区既经任意挑领，稍薄之地势必弃之如遗”，因此而制定“掣签拨放”之法。由于“掣签之法利于佃户不利于揽头”，因此“揽头以此法之钳制无从包领而渔利也，因之暗中鼓惑，声言守候掣签，废时费财，妄冀改章以遂其积年之欲”，结果“开办之始，如枢梨场、方正泡等处查定待放之荒，民颇裹足”，延茂知情后“扼定章程，行之以勇，守之以信”，坚持掣签之法。（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5卷102号延茂奏垦荒地亩请立案由。）由放荒人员“亲到荒界，按照签数、地数，挨号丈拨”，结果“枢梨场等处闲荒”，垦户“纷纷具呈报领”。掣签丈放之法收到了效果。

　　庚子事变使吉林遭受劫难，致使财政极为困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在吉林全省“清查田赋，勘放零荒，并将昔年所占旗地一律查丈升科，以裕饷源”。（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79辑（财政·地租房租），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82页，吉林将军长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奏折：“吉林旗地，向由旗人自占，永不升科。近数十年旗民私自交产，大半归民垦种，而佃民亦辗转兑卖，几至无跟可查。故往往考诸司册，户名依然，而产业则已易数姓矣。旗充有地之户，生计日绌；民种无租之地，欺瞒愈深。诚为一大弊窦。”可见，清廷为照顾旗人，规定其垦种之地可以不纳赋税，但旗地往往转化为民地，长顺认为已经失去照顾旗人利益之目的，因此建议将旗地升科，以增加财政收入。）随后，吉林“先于省城设立总局，旋于伯都讷、五常、宾州、双城、伊通、敦化各厅州县，及阿勒楚喀地方设分局，委员划界分办”，（注：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上谕奏折》，1981年内部发行，第183页。）着手办理清丈及勘放零荒之事。此后因受日俄战争的影响，被迫中断。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钦差大臣达桂接办垦务，亦认为吉林“垦荒事务，以清查田赋，兼放零荒，并将旗地升科，为三大端”，继续办理此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地区“改设行省，锐意实边，随将荒务总局并归新设劝业道衙门管辖，以督劝开垦为宗旨，以振兴实业为要图”，（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财政·附吉林省垦务），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064页。）劝业道衙门于是接办清赋升科事宜。所谓清赋升科，“系指民地清赋，旗地升科而言”，其具体规定是：“凡民地清赋，责令民间自行举报，派员抽查，如与原报晌数不相上下，不事深求，倘欺瞒过甚，查出归公另佃，并准原业主加价领回。旗地升科办法，亦催令各户自行报明，填发印照，仍归旗署征租”。（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财政·附吉林省垦务），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067页。）到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民地清赋总共“先后五次奏报，吉林通省共清大租原地”约一百一十八万三千一百一十二晌，“共清出浮多地”约二十八万四千八百零五晌。（注：北京政治官报局印行：《政治官报》第795号，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折奏类：《吉林巡抚陈昭常奏续勘第五次新城府等处原纳大租浮多地亩升科等折》，第15页。）旗地升科总共“先后十次奏报，吉林通省旗户原无钱粮报请升科扣实纳租共地”约五十八万六千二百零四晌。（注：北京政治官报局印行：《政治官报》第805号，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折奏类：《吉林巡抚陈昭常奏续报第十次各属旗户地亩升科等折》，第17页。）吉林在清赋升科的同时，还勘放零荒，“原设总分各局因腹地并无大段闲荒，不定荒价，如查有畸零荒段，一经报领，即分别土性腴瘠、距城远近，按照每晌三吊三百钱酌量递加；其经费一项，即按所交荒价，每吊随收经费钱二百，以资办公”，（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财政·附吉林省垦务），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5081页。）吉林改设行省后，徐世昌等“督饬总分各局并设治各府州县赶紧勘办，计已奏报者五万三千余晌”。

　　（二）沿边地带移民实边

　　与腹地清丈放荒相比较，吉林沿边地带招民垦荒显得更为重要。如第二章所述，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吉林三岔口与珲春等边境地带已经设有招垦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延茂奏报沿边地带荒务情况，认为沿边放荒，“若派员前往招垦，将百里、数十里同时放出，不独揽头包领，流弊滋多，犹恐垦荒旗民任意结庐，零星散处，不能守望相助”。（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2—103页。）为了收到垦荒实边的效果，延茂提出以下建议，“宁古塔之三岔口、穆棱河及珲春本城、烟吉冈（注：即珲春地区招垦分局所在地南冈。）均设有招垦总分各局，拟请将珲春、宁古塔沿边各荒即归各垦局经理，由近及远，逐渐推广”，在放荒过程中，应尽量作到“三里一屯，五里一堡，每堡房屋务须栉比起造，不许星散，此屯放齐，再行挨放彼屯”，使垦民在边境地区能够有效地相互保卫。（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3页。）延茂之建议强调了已经设立的招垦机构在招民实边中所能起到之重要作用，但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户部以节省经费开支为由，称“吉林三岔口、珲春等处招垦各总局，穆棱河、五道沟、南冈招垦各分局”人浮于事，“用款多而成效少”，奏请加以“酌量裁并”。（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5卷90号延茂奏三岔口招垦各局办理实在情形由。）延茂为此于翌年二月陈述了沿边地带招垦机构不能裁撤的理由，指出“吉林招垦各局创设开办，本属实边之计，并寓筹饷之意”，其中珲春“地当边徼，距俄国分界处所仅数十里，原设总局一处，南冈、五道沟分局各一处，均相距或数十里或二三百里不等，盖地面既属辽阔，稽察私垦、催征租赋，专恃总局一处”，实在不能裁撤，否则“恐徒博节费虚名，转受废弛实害”；而三岔口“原设招垦总局一处，穆棱河分局一处”，其地“孤悬东边，距宁古塔城六百里，至省一千四百里，不但垦民租赋必须设有专局经征，即寻常词讼亦须由该局就近收理，转报塔城敷办，且与俄界相逼甚近，出三岔口街市东里许即属俄境，现在铁路兴工，由俄之双城子经由该处入吉林东境，占用民地、雇用民夫等事，均须由该局会同料理”，因此也万难裁撤，如此才“于实边筹饷两有裨益”。（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5卷90号延茂奏三岔口招垦各局办理实在情形由。）由此可见，沿边招垦机构在招徕以及管理垦民等方面，都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如果将其裁撤，对巩固边疆是非常不利的。由于延茂的争取，这些机构得以继续保留下来。

　　招垦机构的保留，对边疆地区移民实边之推行有重要的意义。延吉地区是吉林边防重地，甲午战争之后更成为吉林边患最为严重的地带，急需招民实边。东北建立行省制度后，地方当局对此问题更为重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徐世昌在奏折中指出：“延吉沃甸荒原绵亘千里，华民仅有万户，而韩民已增至五万余户，计升科熟地不过十万晌，可垦之荒尚不止三十万晌，地利未辟，宾主异势。”（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390页。）为改变这种异常空虚的边境形势，徐世昌建议“先于延吉厅北之三道湾一带创办屯田营一营，以兵法部勒之，渐推广以谋拓殖”。徐世昌之所以建议创办屯田，是因为日本“创立东洋拓殖会社，欲于我延吉境内实行殖民政策，若不设法抵制，则未垦荒地将尽为日韩人所有，现有华人必渐被摈斥而去，虽无领土割让之名，将有割让之实”。（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475页。）如何设法抵制？他认为在延吉地区，朝鲜垦民已人数众多，而“我国移民实边之举既非旦夕可以图功，膏腴之区又未可任其废弃”，屯田之法是可行之道，“以兵开垦，既可为边荒繁富之基，而寓兵于农，复可免边备空虚之患”。（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476页。）徐世昌还规划了屯田的具体方案：“延吉厅治西百数十里之三道湾、哈玛塘一带，有荒地数千晌，山水咸宜，土地肥沃，由每营中各分兵半哨，共四百名编为屯田军，先于其地试办。”（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477页。）在所拟定的《试办屯田营章程》中规定，所招屯田者，“先以东省陆军退伍目兵情愿实边者补充，如不足即以关内外年力强壮、素行朴实，无论土著客籍之良民，但有妥保，均堪收录到营入伍，先从事开垦，一年后照章各授垦过之田百亩，退编为屯户”，（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延吉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479页。）可见，兴办屯田之目的是由军屯向民屯过渡，以达到长时期的移民实边之效果。屯田营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举办，“于实边裕饷一面，尚觉差强人意”，本来于第二年曾经计划“将屯田营大为扩充”，（注：《盛京时报》第1016号，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第5版（东三省要闻：延吉屯田营扩充）。沈阳：盛京时报影印组1985年辑印：《盛京时报》（影印本）第14册，第191页。）但是，“行之未几，屯田营复废”，徐曦对此分析道：“延珲僻处穷边，与内地声气隔绝，铁路未修，交通梗塞，移民之效，遂难骤觇。”（注：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54页。）

　　珲春地区在光绪初年曾经招民实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到光绪末年时，珲春所属之“汪清、哈玛塘、绥芬甸子，以及二道沟、三道沟等处，尚有数十万晌之多”的荒地，另外，珲春城“东北一带至老黑山、绥芬厅分界止，正北至大垫子、宁古塔界止，绵延数百里，除森林外，多系沃壤，尚未开垦，人稀地广”，而珲春城以南直到“与俄、韩交界一带，熟地亦复无多”。（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珲春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853—854页。）针对这种情况，徐世昌认为，巩固边防“以放荒为第一要义”，而且沿边“开放荒地，当以实能垦地为主，其有情殷报领而无力出资者，或酌减其价，或稍宽其期，均可量为变通，以收地辟民聚之效，诚以专重收价，虽一时不无小补，而往往大户承揽，领而不耕，是虽放犹之不放也”，（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珲春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854页。）于是决定“特定一简便之法，于碾子山前火龙沟、二道河子、石灰窑等处标定放荒地界，凡农民有愿领地开垦者，于所立放荒标识之区指定地段晌数，每晌先缴钱八吊，即可领种”，这种变通办法“轻而易举，民间领垦颇为踊跃，已放出一千五百余晌。”（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珲春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854—855页。）对于珲春“东北之珲春河荒地”，及“城北百余里之荒沟、槟榔沟二处”之荒地，徐世昌“初拟招募屯田一营，分给地亩，适以财力未逮，乃一面调巡防营前往分札，一面放荒招垦，以期兵民相卫，渐行开辟，于是领垦之户纷至沓来”。（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珲春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856页。）此外，在珲春城附近，“有江浙华商设立务本公司，筹资领地，期于己酉（注：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岁春间实行开垦”。到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务本公司已“领有黑顶子荒地五千晌，二道河南荒地一千晌”。（注：吉林公署官报局编辑：《吉林官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日，第13期，公牍类：《督抚宪批珲春务本公司呈请照案拨补缺地丈还私垦以全商本而重国课文》，第23页。）

　　吉林东边与俄国接壤之界线绵长，是清政府实施移民实边政策的重点地区。其中蜂蜜山一带“平原千里，土尽膏腴，久为外人所垂涎，况其地界乎三姓，广漠无垠，绝鲜屏蔽，自铁路通行以后，更复蚕食是虞”，因此“非招垦开屯，不足以固藩篱而免窥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3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70页。）于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政府在此地区开始“设招垦局”，后因经历“庚子之变，垦户逃亡，局亦撤去。二十八年，复设招垦总局于穆棱河街（注：今属黑龙江省穆棱市。），设分局两所，一在呢吗口，一在蜂蜜山之凤绵镇（注：今属黑龙江省密山市。）。三十三年，复于穆棱河南北两岸分设两行局，则为清丈已放之地，展放未丈之地而设”。（注：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83页。）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到三十二年（1906年），这一地区共丈放生荒约二十万零二千二百七十三晌五亩，其中垦熟升科者约三千三百七十晌八亩；三十三年（1907年），又丈放生荒十一万九千四百四十五晌八亩；次年，共放学田生荒一万零八十晌，此外又丈放生荒约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七晌一亩。（注：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边务·蜂蜜山篇），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总1253页。）在设立招垦局之前，蜂蜜山一带“由穆棱河东九十里之八面通至青沟岭、石头河、曲水柳河、大小柞木台子、三索通炉、上下地营，东南至龙王庙，约七百余里，约有三四百户”，并且“在凤绵镇者系朝鲜垦户，约四十余家”，而“自招垦设局，领户日众”，垦户“多系直隶、山东、奉天、吉林之民”，此外尚有“哈尔滨商人禀准自行集股十万两，名曰农工商公司，在山内黄泥河附近领荒数千晌，以为开设货铺兼营耕作之地”，（注：徐世昌撰：《退耕堂政书》（第7卷·奏议），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总359—360页。）这说明当地之招民放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蜂蜜山地区在招民实边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歧视汉族垦民，一为揽头揽荒。就第一方面而言，有官员“条陈该处垦务者，有谓宜专移旗民”，也就是由旗人建立旗屯，以收实边之效。徐世昌对此颇不以为然，指出蜂蜜山地区荒地极多，如果“专移旗民，恐永无开放完竣之日”。尤为严重的是，“俄人当日分界之时，本有强认至穆棱河，割我蜂蜜山全境之议。至今俄国垦种人民，犹多逾界而至。若一任荒弃，必遂邻国窥伺之谋”。因此，他认为应“急设民官，合招旗汉，使土地早辟一日，则边备早实一日，如以旗仆当示矜恤，不妨多给招垦资遣之费，以示优异，犹胜于限定旗屯，致令终荒之为愈”。（注：徐世昌撰：《退耕堂政书》（第7卷·奏议），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总362页。）徐世昌的见解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以往的事实已经证明，旗人不是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的主力军。蜂蜜山地区虽然土地肥沃，但地处偏僻，旗人自然不会含辛茹苦，使大片荒地变成良田，所谓以旗屯实边仅是空谈而已，真正可资依靠的力量是广大的汉族垦民。如果对此没有充分的认识，蜂蜜山地区之移民实边不可能顺利推行。关于揽头揽荒之弊端，东三省第二任总督锡良在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在奏折中指出，蜂蜜山地区“历年设局招垦，委员四出，大都以多收荒价定其成绩，承办者亦得借以从中渔利，因之所放者半属包揽，所领者但有大户，只计放荒之多寡，不问垦荒之有无，是不仅难言招垦，而于垦务之阻力滋大”，结果导致“地之最膏腴成大段者，半为大户承领，未能开垦，徒事把持，此外界址混淆，官荒冒占者随地皆有，真伪不分，实有妨碍垦务之计划”之现象发生。（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6—907页。）为此，他提出改进措施，“宜实行清丈分段，划清经界。垦而未领者，令其补领荒照；领而未垦者，勒限垦种，逾限撤地另放”，如此再“设法招垦，不致别有谬葛，横生阻力”。（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7页。）锡良认为，充实边疆最重要之手段是招徕能够真正从事农耕的定居移民，关于这一点，其建议是：“宜先选派专员分至内地，广招农民东来，每一班满百人为足额。应招者以有身家最为合格，能携家至者尤善。来时酌助以路费，并与邮传部咨商，请免铁路轮船半价，以纾财力。至则划地居之，每名给地四晌或五晌，视地肥瘠为定，并酌助庐舍、籽种、牛马之费，妻女半之，子年满十五者分地如成人。拟以百人以上，环居为一屯，合数屯为一社，屯社各有长，合数社为一乡，乡有乡正，合数乡而州县治成焉”，如此“十年之后，其繁盛当可预卜”，以达到移民实边之真正目的。（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7页。）其计划虽然如此，但由于种种原因，蜂蜜山地区荒地放而不垦的现象依然存在。据1912年的调查数据，原蜂蜜山地区之密山府（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于蜂蜜山北麓之高丽营子附近设立密山府治。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81页。今属黑龙江。）已放未垦地为四十三万晌，此外有未放荒地四千晌；穆棱县（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设穆棱河知事，隶绥芬厅，宣统元年（1909年）升县。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79页。今属黑龙江。）已放未垦地为二万一千晌，未放荒地为七万晌；饶河县（注：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析密山府北境之饶力河地设饶河县。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81页。今属黑龙江。）已放未垦地为四千晌，未放荒地为三十五万晌；虎林厅（注：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析密山府东北境之七虎林河地设呢吗厅，次年改名为虎林厅。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81页。今属黑龙江。）已放未垦地为十万零六千晌，未放荒地为六万四千晌。（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奉天官地清丈局全宗（全宗号：JC12）东三省屯垦驻吉分局卷宗（2707）垦字2号捆数（127）为照会驻吉屯垦分局明春暂缓移民应先择定荒地作屯垦用由民国元年三月二日。）从中可见，荒地领而不垦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此外尚有大片未放荒地，移民实边的空间仍然很大。

　　乌苏里江流域之临江地区处于吉林省的最东北部，俄国不断用偷挪界碑的卑鄙方式蚕食该处之中国领土，移民实边刻不容缓。临江府设立之后，于宣统二年（1910年）拟订放荒大纲四条。其中第一条是放荒收费事项的有关规定：“临江地方边远，领垦维艰，定章不收荒价，只收公费，原所以藉广招徕，期于早日开辟。现在府属民户未集，认领无多，应请照旧不收荒价”，仅收公费。（注：吉林公署官报局编辑：《吉林官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第26期，章程法令类：《临江府详为拟议放荒大纲四条请查核示遵文并批》，第1页。）所谓公费即办公费用，临江升为府治后，其辖境内新设各县征收公费的情况如下：“全境荒地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即按荒地等级分为四社。西面自佳木斯起，东至万里河通，为永平社，即今桦川县（注：宣统元年（1909年）设置，设县治于佳木斯，翌年移治悦来镇。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77页。今为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属”，定为“一等荒，公费每晌银圆五角”；“自万里河通起，东至古北扎拉屯西里许，为永安社，即今富锦县（注：宣统元年（1909年）设置，县治土名为富克锦。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77页。今为黑龙江省富锦市。）属”，定为“二等荒，公费每晌银圆四角”；“自古北扎拉屯西里许，至现在府东街津口，为永宁社，即今临江府属”，定为“三等荒，公费每晌银圆三角”；“由街津口以下至伊力噶，为永清社”，定为“四等荒，公费每晌银圆二角”。（注：吉林公署官报局编辑：《吉林官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第26期，章程法令类，《临江府详为拟议放荒大纲四条请查核示遵文并批》，第1页。）临江地区地处偏远，规定放荒不收荒价，只收办公经费，这对于垦民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由于其过于偏远，与蜂蜜山地区相类似，地亦多领而未垦，此外尚有大片未放荒地。据1912年统计数据：临江府已放未垦地为四十万零四千五百晌；桦川县已放未垦地为四万三千二百晌，未放荒地为三万六千七百晌；富锦县已放未垦地为十一万零九百晌，未放荒地为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九晌；绥远州（注：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设绥远州于乌苏里江口之伊力噶。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76—77页。今为黑龙江省抚远县。）有未放荒地四十五万晌。（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奉天官地清丈局全宗（全宗号：JC12）东三省屯垦驻吉分局卷宗（2707）垦字2号捆数（127）为照会驻吉屯垦分局明春暂缓移民应先择定荒地作屯垦用由民国元年三月二日。）

　　另外，在临江地区开始拨给荒地安置赫哲旗丁，成为当地实边之重要组成部分。据吉林巡抚陈昭常奏称，“临江州富克锦地方原有赫哲四旗，向以渔猎为生，不事生人产业，近经该管官设法提倡，始知学习种植五谷”，“查临江州所属苏苏屯、富克锦、州城、乌苏里等地方尚有未经放出余荒，与赫哲之旗丁相近，当饬试署临江州知州吴士澂查明此荒，拟每丁拨给十晌，以资开垦”，结果“统共四旗计四百三十九户，共计一千二百丁，拨给实荒一万二千晌，当即填给大照，令其赶速开垦，以收地利”，该折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奉硃批议奏。（注：《盛京时报》第961号，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3版（奏折：吉抚陈奏拨荒安置赫哲旗丁请赏恩饷折）。沈阳：盛京时报影印组1985年辑印：《盛京时报》（影印本）第13册，第236页。）将渔猎民族化为定居农民，从事农耕定居生产，对于巩固边疆安全意义重大。

　　吉林东部与俄国接壤的原三岔口招垦总局所在地，先后设置有绥芬厅及东宁厅。（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岔口招垦总局改设为绥芬厅，同年移厅治于宁古塔，宣统元年（1909年），绥芬厅升为府治，在三岔口招垦总局所在地设东宁厅。见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370—371页。绥芬厅今为黑龙江省宁安市，东宁厅今为黑龙江省东宁县。）宣统二年（1910年），“有华商承领东宁荒地，设立富宁屯垦公司”。（注：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272页。）公司在创办文告中指出，东宁厅与俄国相邻，“彼之村落栉比鳞次，我之市廛散漫无纪，彼之航路交通便利，我之道途荆榛阻塞，两相比较，匪徒见绌，后患滋深，自非亟谋抵制，不足以广招徕而实边圉”，为了使边疆得到开发，该公司决定在当地筹办屯垦，“分屯驻扎，联络一气，有身使臂、臂使指之势，无事则农，有警则兵，兵农合一，于垦殖之中实寓有防边之意”。（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奉天官地清丈局全宗（全宗号：JC12）东三省屯垦总局卷宗（2538）吉地字第4号第1宗捆数（124）督抚札附吉林东宁厅禀陈倡办屯垦公司由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东宁厅倡办屯垦公司文。）《商办富宁屯垦有限公司开办章程》宣布“本公司以兴利实边，辟地通道，兵民联合，守望相助为宗旨”，规定“本公司承领宁荒，分屯开垦，由公家派队分驻，将来地亩成熟，公司各屯区农民，择其熟悉枪法者编成巡警，是即为巡乡之预备，其性质系属寓兵于农，故定名为富宁屯垦公司”。关于领荒，章程规定：“本公司承领东宁所属之五站、六站等处荒地五千晌。”章程还制定了分屯计划：“本公司领定五站、六站等处荒地，凡属五站、万鹿沟岭、马家大营者，则均隶于东屯；凡属六站、三道岗子、小绥芬、柞木台子、细鳞河东沿、北沟，则均隶于西屯。”东屯“以五站为前屯，双榆树为中屯，万鹿沟岭为后屯”；西屯“以三道岗子为前屯，六站为中屯，北沟为后屯。马家大营则为东西两屯转运处”。章程还规定：“屯区以三十里为一屯，十里为一区。由五站东前屯至万鹿沟岭后屯计程九十里，分为三屯九区；由六站、三道岗子至北沟计程八十里，分为三屯八区。东西两屯之中，以双榆树为中央总机关，即于是地筑总公司，东西两屯悉以属之，俾利转运而资控制。”（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奉天官地清丈局全宗（全宗号：JC12）东三省屯垦总局卷宗（2538）吉地字第4号第1宗捆数（124）督抚札附吉林东宁厅禀陈倡办屯垦公司由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商办富宁屯垦有限公司开办章程。）公司“公推袁维山、胡开泰、张玉声、成广才、连寿全等为该公司经理人”，在得到官方正式批准后，即“通知来股各绅商将存储所认各股陆续收齐，随赴海参崴购来比国洋犁十二具，并买牛马五十二头，一切食粮、籽种、农具、草料购备齐全，即将长春、哈埠（注：即哈尔滨。）所招身股（注：公司章程规定，农民“以人力作股，此项股份则谓之身股”。）农夫二十二名，以及境内高安村原招身股农夫一百二十三人，计五十八户，共男妇大小五百六十八人，均于四月初二日（注：即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初二日。）开往五站、寒葱河、双榆树、马家大营，及六站、小绥芬、土城子、三道岗、北沟等处，同于四月初四日开办”。截至当年八月，已“统计共建大小房屋窝棚共五十二所，开成熟地四百一十余晌，将来并秋开之地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