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东北边患与移民实边问题研究

第二节 清政府移民实边政策的出台

　　综上所述，俄国利用中国东北边疆地区人烟稀少、榛莽满目的空虚形势，鲸吞了我国大片土地，并且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执行其侵略政策。面对边疆危机存在的客观事实，清政府被迫开始放弃封禁政策，逐渐招民垦殖、开发荒地以充实东北边疆。但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清政府只是对东北地区实行局部开禁，并且在开禁与封禁的问题上时有反复，在清政府内部，呼吁移民实边之舆论有之，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这说明清政府对移民实边的重要性并未完全领悟，直到东北边疆危机进一步加剧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很大的改变。

　　一、移民实边建议的提出

　　对沙俄的侵略行为，东北地方官员之感触最深，因此移民实边的建议首先由他们提出。

　　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正是沙俄掠夺东北边疆的关键时刻，署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开放呼兰所属蒙古尔山闲荒。在此之前，已有官员奏请将此闲荒开垦，特普钦首先对此回顾道：“咸丰七年御史吴焯条奏，议请在呼兰地方招垦纳粮，以补经费”，可见吴焯奏请开荒，其注意力在于财政方面，尚无移民实边的考虑，而清政府当时荒谬地认为，如果招民开垦，“恐夷人慕羶潜越”，不但不把招民开荒作为抵抗沙俄侵略的手段，反而害怕沙俄的侵略行径会因此更加剧烈，于是仍然加以封禁。（注：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上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特普钦接着根据实际情况展开分析，指出呼兰“东南数百里与三姓接壤，松花江一水可通，上年六月间曾有俄夷乘船至呼兰属界之吞河地方窥探”，俄人果然“慕羶潜越”，但这并不是因为招民开垦而引起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呼兰一带地方辽阔，“向无居民，易起觊觎，尤宜预为之计。是前因招垦恐与防务有碍，今因防务转不能不亟筹招垦者也”，特普钦因此认为应迅速招民开垦，如此“旷地既有人居，预防俄夷窥伺，并可藉资抵御，亦免临事周章”，明确指出了移民实边的重要意义。（注：万福麟监修，张伯英总纂，崔重庆等整理：《黑龙江志稿》上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371页。）为防止俄国之觊觎，特普钦建议将蒙古尔山闲荒共一百二十余万晌招民开垦，一般认为这是黑龙江民垦之开端（注：这是指官方正式认可的黑龙江放荒招垦之开始。如本文第一章第一节所述，在官方正式认可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清廷不可能将东北地区完全封禁，黑龙江也不例外。据黄维翰撰：《呼兰府志》，见李兴盛等主编：《黑水郭氏世系录》（外十四种）下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4页之记载：“呼兰各城民垦地始于咸丰十年，从将军特普钦之请也，而民垦实不始于是年。先是，东荒（指呼兰平原一带）各属地以参山、珠河之故封禁逾二百年，定制岁遣官兵巡查，以防奸民侵盗渔利，年终并由将军咨部查考。咸丰以后，直隶、山东游民多出关谋食，呼兰旗营官庄利其工勤值贱，收为赁佣，私以地售之，岁课其租。”可见，在咸丰十年（1860年）以前，已有关内流民在呼兰一带以耕种为生，但并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在特普钦提出移民实边的具体建议之后不久，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吉林将军景淳密陈请开禁荒以固疆圉，指出“凉水泉南界舒兰迤北土门子一带禁荒，约有可垦地十万晌；省西围场边闲荒，约有可垦地八万余晌；阿勒楚喀迤东蜚克图站一带，约有可垦闲荒八万余晌；双城堡剩存圈荒及恒产夹界边荒，约有可垦地四万余晌”，建议将以上荒地一律开放，（注：辽宁省档案馆编：《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并认为倘若放荒“延缓从事，诚恐俄国明年分界后来往通商，又以地方空旷借口要求无厌，徒资搅扰。与其留置贻为后患，弗若仿照奏办夹信沟开垦（注：咸丰五年（1855年），景淳奏准将五常堡（今黑龙江省五常市）所属夹信沟禁荒约二十五万晌招民开垦，一般以此为吉林有官方正式认可的民垦之开端。）章程，招佃升课（注：也被称为升科，一般指垦民领得荒地满六年后开始交纳赋税。）、收押租（注：即招民放荒时向垦户征收的地价，也称荒价。）以济眉急，聚农民而资捍卫，实于国计民生诸多裨益”（注：辽宁省档案馆编：《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景淳的建议虽然与升科及收取荒价等经济因素有关，但更多的是出于防止俄国侵略的考虑，正如他在奏折中所言：“现当议与俄国分界，则旷地须防侵占。”（注：辽宁省档案馆编：《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特普钦和景淳的移民实边主张，都是在俄国侵吞东北边疆大片国土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到同治年间，俄国明显的侵略行为虽然已经结束，但它立刻又在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一带屯兵殖民，并不断越界侵扰。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方官员的移民实边建议仍不断出现。同治元年（1862年），特普钦继奏请呼兰蒙古尔山招民开垦之后，又建议将呼兰城北百里之外的荒场作为京旗移垦之地，在京旗未到之前，先招民户代垦。（注：宝鋆等修：《穆宗实录》第51卷，同治元年十二月，《清实录》总4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00页。）同治五年（1866年），吉林将军富明阿建议，将吉林通省禁荒如“吉林属之桦皮甸子、漂河、穆奇河，伯都讷属之枢梨场、龙虎城，阿勒楚喀属之柳树沟子等处”，招民“认领开垦”。（注：辽宁省档案馆编：《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富明阿还特别提到：“三姓、宁古塔、珲春，或接边疆，或临滨海，有无可垦余荒，能否招民认领之处，容俟檄令各该处派员踏勘，明确详细报到，再行酌核奏明办理”，表现出对吉林东部沿边地带招民开垦的关注。（注：辽宁省档案馆编：《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两年之后，富明阿又根据“珲春边疆有事，各处守防需饷孔亟”，并且“直隶、山东等省逃出难民纷纷奔往吉林谋生，尤宜预筹安插”的实际情况，建议将吉林省西围场荒地开放，认为此举既可筹饷实边，又可安插流民，可以一举两得。（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2卷39号户部折吉林开荒宜防流弊呈请由。）

　　19世纪70至80年代，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出现新的危机，东北边疆亦不例外。由于清政府拒绝批准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的《里瓦基亚条约》，而导致中俄关系特别紧张，俄国威胁要对中国动武。清政府鉴于俄国有可能在东北边疆寻衅的形势，在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发布上谕，指出“吉林、黑龙江两面与俄接壤，俄人近在海参崴地方悉力经营，已成重镇，其意存窥伺可知，尤应规划防守”。指示吉林将军铭安与前往帮办边防事宜的吴大澂“妥筹一切事宜”，其中包括招民垦荒一项。（注：世续等修：《德宗实录》第108卷，光绪六年正月，《清实录》总5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1页。）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清政府在上谕中委吴大澂以重任：“现在俄事虽已定议，惟念中国边境与俄毗连，必宜慎固封守以为思患预防之计。吉林之三姓、宁古塔、珲春等处，防务尤关紧要。所有三姓、宁古塔、珲春防务，即着责成吴大澂督办，并将各该处屯垦事宜妥为筹办。”（注：辽宁省档案馆编：《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页。）吴大澂对于移民实边之事极为重视，曾经多次就此阐发自己的主张。他很敏锐地认识到：“俄人经营防垦专意于沿边地方，竭力布置空旷无人之地，犬牙交错，不免暗中侵占，中国招垦多就腹地推广，而置边圉于不问。”（注：《手书信稿》，“致鼎臣将军书”，正月初六日。转引自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他还指出吉林沿边一带的危险局势：“俄人之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而珲春、宁古塔边界地方，大半旷土，绝无人烟，又系山重水复之区，界址出入本不易辨，即隐被俄人侵占”，由此所得出的应对措施是：“亟欲招民开垦，以实边圉。”（注：《手书信稿》，“复张振轩制军书”，六月十三日。转引自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吴大澂不仅提出了移民实边的主张，并且在吉林获得事权之后还将其付诸实施。

　　在中俄关系紧张、面对俄国威胁之时，除吴大澂积极呼吁移民实边之外，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掌浙江道监察御史英俊上奏：“吉林、黑龙江地居边隅，界连外国。而黑龙江所属呼兰、巴彦苏苏等处与外洋仅一河之隔，河名黑阴，其东南为呼兰河夹流之会。呼兰河之北、黑阴河之西，闻有荒场，高埠平坦，连长数百里，与外国相去百数十里不等，向无兵民镇居。兹当慎重之时，请旨饬下黑龙江将军，速即密查地界情形是否属实，应如何作未雨绸缪之备，妥速密奏。且此处地方辽阔，或专招旗丁垦荒，或自愿迁居者拨给地亩若干，轻赋缓税，势必蚁聚，既可防边隅不测，并可免膏腴久弃。”（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3卷81号御史英俊折呼兰等处请饬垦荒由。）视移民实边为防俄之良策。翰林院编修朱一新也曾两次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光绪九年（1883年），朱一新认为，“屯垦之利，人所共知。近日珲春一带开垦者皆登、莱两府游民，既无家室，又无工本，夏间种获，秋冬仍回故里”，如此经营垦务，沿边地带仍无常住居民，显然并未收到实边的效果，朱一新因此认为“非变通办理，亦未易见效耳”。其具体的建议是：“吉省精华在伯都讷，黑省精华在呼兰”，应使“山左（注：指山东省。）之民缴价于官，承垦若干晌，数年后乃令升科，东省筹款甚难，此则官民两利。”（注：席裕福、沈师徐编：《皇朝政典类篡》第19卷，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总526页。）第二年，朱一新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移民实边主张，认为吉林东南“珲春地势平衍，与俄连界”，俄人经营不遗余力，“蓄谋叵测，路人所知。而我之招垦者皆登、莱流民，无家室、无屯粮，倏聚倏散，迁徙靡定，生聚教训将安所施？夫有地而无民与无地同，珲春势处边要，岂可不绸缪先事。提请仿汉时徙民实塞遗制，募淮、徐、登、莱、青穷民之无业者，携眷以居，授之闲田，畀之牛种，数年后乃报升科；参以兵屯之法，编为什伍，自相保卫”，如此必然“人稠地开，珲春乃足自存”。（注：朱一新撰：《拙盦丛稿》，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总1263—1264页。）显然，朱一新前次建议重在筹款，且以吉林、黑龙江两省腹地为移民重点地区，而这次则将移民实边的目标确定为抵抗沙俄之侵犯，并且强调“有地而无民与无地同”的道理，更加具有实际意义。

　　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之前，呼兰是黑龙江放荒的重点地区，但呼兰所属通肯（注：今黑龙江省海伦市。）荒地却久经封禁。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黑龙江将军恭镗奏请将其开禁，但清廷并未批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2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358页。）两年以后，新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建议在黑龙江“沿边试办屯垦，以为实塞之谋”。（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4卷99号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户部折遵议黑龙江通肯招垦分别复陈等由。）同年十月，依克唐阿再一次请求将通肯开禁，指出“通肯荒地一段，南北约长一百四十余里，东西约宽七十余里”，而且“不在旗丁游牧围猎之内，纵横敷计约可开地三十余万晌。此外旷地尚多，均属地气和暖、土脉膏腴”，认为如果“立予开禁招垦，民必乐就，不惟地有业主，可绝觊觎，抑且民自顾家，足御外侮。由是勤耕作以利民生，则衣食足；联村堡以实边圉，则国日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2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71—772页。）可惜其建议仍不被清廷所采纳。

　　总之，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东北移民实边舆论潮流的初步形成时期。清廷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一舆论潮流，开始实施移民实边的政策。但是，在正确的呼声中，也常常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这就是反对移民实边的逆流。

　　二、反对移民实边之逆流及对清廷的影响

　　如上所述，从咸丰末年开始，移民实边的建议不断提出。这是因为刚刚发生的客观现实情况已经无情地证实了清廷长时期的封禁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实边的观念理应成为普遍共识。但事实并非如此，朝廷上下仍有人依旧因循守旧，对移民实边之举横加阻挠。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吉林将军富明阿在奏请通省禁荒放垦之后，咨会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将三姓辖区之内可垦荒地的情况迅速上报。富尼扬阿对此事并不热心，经将军衙门一再催促之后才报告，内称：“所有三姓地方所属四向，除产贡禁山，附城佐近别无空旷闲荒可垦。又东面北自音穆达、南自佛勒霍乌朱等卡伦起，东至乌苏里江左岸毗连俄界一带，距城六七十里至千里不等，除崇山、河洼、沟甸，其间稍有闲旷，而赫哲人等历年捕打并本处贡献赖此一线之区。”因此若沿边招垦，“与赫哲人等捕贡有碍”。这还不算，富尼扬阿又接着发表其“高论”，说以上地区“地接俄界，中外交杂，土匪飘忽无定，诚恐肆扰勾通，起衅有日”，因此，“以姓属边疆夷界，情关恐有累患”，显然，富尼扬阿不但不把招民看作是捍卫边疆的重要手段，反而以此为重大隐患，反对在三姓沿边地带招民实边。（注：辽宁省档案馆编：《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富尼扬阿曾参与中俄边界交涉之事，亲身经历过沙俄侵吞东北边疆的前前后后，对因为边境空虚而给俄人以可乘之机的道理应该有所领悟，理应是移民实边思想的倡导者，如今却反其道而行之，真可谓吃一堑而不长一智。

　　地方官员曾经亲历丧失国土之痛者，尚且对移民实边的认识如此浅薄，清政府中央各衙门中反对者大有人在，也就不足为奇。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奕訢等人联名反对在奉天招民开垦，声称：“查旧制，在盛京附近一带特留沃壤荒山，设门定禁，具有深意，何敢轻易更张？”（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2卷34号恭亲王会大学士等折总议奉天查办开垦事宜由。）老调重弹，搬出陈腐不堪的所谓祖制，作为反对开禁的理由。富明阿在奏请将吉林省西围场荒地开放的时候，为了减少阻力，已表示“开垦围场荒田本系万不得已之举”，但当户部于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就此事议复时，对招民开垦虽没有完全反对，但还是颇有微词，并连带对咸丰年间前吉林将军景淳奏准垦荒之事一起加以指责，说什么“围场向为长养牲畜以备狩猎之所，设堆置卡封禁綦严，乃自前任将军等声请开垦以来，各处游民争往牟利，借开荒之名私越禁地”，于是“数百年封禁之地利，反为若辈利源”，发泄对招民垦荒的不满情绪。（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2卷39号户部折吉林开荒宜防流弊呈请由。）

　　如前所述，呼兰平原是黑龙江最早招民开垦的地区，但其北部之通肯、克音（注：今属黑龙江省绥化市。）等地段却一直被列为禁区。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御史英俊建议将克音开放，清廷令黑龙江将军定安发表意见。定安为此于同年十二月奏称，英俊建议开放的“黑阴地方即系呼兰河迤北之克音，地联通肯。该处原为围场，向系旗丁游牧围猎之区。前因所开荒段地面辽阔，烟户日增，良莠不齐，是以除呼兰、巴彦苏苏等处奏明开垦外，其克音、通肯一段因关围场深山，若招佃垦荒，奸匪易于混迹，恐滋事端。同治七、十两年曾经前任将军德英迭将此段荒场围山停止招垦，仍备旗人游猎。”至于现在可否开垦，定安之回答是否定的，并详细列举了自认为不能招垦的理由：“如一律开垦，荒段甚广，即招旗丁，亦必雇觅民人佣工，而游民迁徙，愈聚愈众，若隐居山场，其中封禁之参山珠河关系綦重，且恐稽查难周，滋弊尤深。其患一也；黑龙江为我朝养兵牧马之地，布特哈（注：布特哈“指渔猎及其他生业而言，为往古从事渔猎民族之称”，后来，“此语又转为索伦人及鄂伦春人所住地方之称”，清政府先后设有布特哈总管及副都统，其管区内分为东布特哈及西布特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在东布特哈设讷河厅（今黑龙江省讷河市），西布特哈亦曾拟设诺敏县及布西厅，但均未实行。参见中东铁路局商业部编，汤尔和译：《黑龙江》，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1931年）版，第729页；以及徐曦著：《东三省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第83、86页。）等处向以游牧打牲为事，一经开垦，地方愈狭，则旗丁打牲之业必废，因之技艺日疏，士马不强，恐武备从此废弛。其患二也；墨尔根等处向属旗地，人尚朴诚，并无民户杂居，易于稽查，故奸宄无所容其身。今荒段若有民人，皆系关内无业之徒，挨界杂处，日久必染积习，而作奸犯科之案在在堪虞，地方从此多事，受累无穷。其患三也。”以上所谓三点理由，与清廷长期封禁的原因完全吻合，处处充满对垦民的歧视。不仅如此，定安“更有深虑者，瑷珲等处与外国接壤，当此厉兵讲武、镇慑边防之际，则封禁荒场万不可开垦，一有民户，将来贻害实非浅显。若谓边防一节，现在呼兰开荒颇广，人烟凑集而盗贼蜂拥，抢劫之案层见叠出，省北一带并无民户，均皆乐业安居，明验昭然。是黑龙江开荒不惟不能防边，反为藏贼之薮”，如此逻辑思维，完全与移民实边的边防策略相左。（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2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20—52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201—202页。）定安的“深虑”无知到如此程度，令人吃惊。有此愚昧认识者绝非定安一人，其继任者文绪于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也在奏折中喋喋不休地列举了几项克音不能开禁的“理由”，其中一项也与移民实边思想背道而驰：“江省近接俄疆，交涉事重，所好旗丁无多，向知守法，不敢为分外之事。若经招垦，流民益多，逼处益近，奸匪将滋，防范愈难，是异日之招敌构衅，祸患滋大。”（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54辑（军务·防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232页。）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文绪再次大放厥词，说什么“黑龙江与俄国一江为界，陆路不接，有卡坐放，即有偷渡，终属违约，据理可折。”其言外之意，在于认为有几处卡伦，就可以制止俄国的侵略欲望，守边大员的国防意识既然如此浅薄，也就认为如果“招民认垦”，那么“貂场、参山、珠河、矿厂引以勾结，门户洞开，奸宄假势争利构事，将恐衅由斯起，重烦兵力，是欲实边转以堕边”。（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2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06页。）文绪在两次奏折中，不但不把汉人作为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反而视为赘疣，这是有意采用虚边的方法，避免所谓民夷接触，企图以此达到防止俄国侵略之目的。这种自杀式的想法与吴大澂鲜明的移民实边之边防策略相比较，确实有天壤之别。

　　地方大员以各种理由百般阻挠克音、通肯开禁，中央秉政大臣也是如此。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二月，奕劻等人就通肯是否开禁的问题发表看法，又是一通长篇阔论。他们首先回顾历史，认为“黑龙江与内地不同，自古各分部落，聚族而居，洎乎国朝，咸为旗仆，纵欲开地利，亦当使本省土著旗人日臻富庶，方为美善，万不可贪一时小利，以旧疆重地轻畀流民。臣等上念列圣训谕，近查东土情形，实未可轻议更张，致贻隐患。”接着又教训主张开禁的依克唐阿“勿循浮言，勿沽虚誉，为土著经划富强，即为国家培养元气”。然后则对招民放荒的正确政策横加指责：“盛京变更制度，自崇实始，虽为因时起见，仰溯先朝深意，多不符合。（注：崇实于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署理盛京将军，在任职期间内主持招垦放荒，整顿吏治，地方官员任用不拘满汉成例，增添州县以管理民户，这些改革措施被守旧派视为不守祖制之举。）铭安复继试于吉林，识者亦颇不韪。（注：铭安在吉林将军任职期间，主张招民垦荒，并大力倡导广设府厅州县以完善行政管理，同样引起泥守祖制者的不满。）奉天、吉林两省客民日多，旗丁几成寄旅，尚赖黑龙江地处极边，古风犹存。可为鉴者，呼兰等处经流民屯聚垦种以来，迄今不过二十余年，树木日伐，貂参殆尽，土著旗丁已形凋敝。通肯地与相接，若再踵而行之，贻累恐非浅显。此事于光绪十年、十三年两次钦奉谕旨，永远封禁，自不应再议更张。臣等公同商酌，开荒不过一隅，固无所谓富强；招民不过耕耨，更无所谓御侮。应请饬下该将军仍遵前奉封禁之旨，实力奉行，勿使有潜垦混迹之弊。嗣后，该省无论何处断不可轻招流民，为因民设官地步，效盛京、吉林新章，旗民分治，主客相形，为舍本逐末之谋，方为妥善。”（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屯垦耕作9554卷99号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户部折遵议黑龙江通肯招垦分别复陈等由。）综观奕劻等人所论，通篇以旗人之私利为出发点，而置整个国家之安危利益于不顾。

　　由上可知，尽管移民实边是大势所趋，但反对者仍大有人在，这不能不产生恶劣的影响。其表现在地方官府屡有禁止垦荒、驱逐流民之举，清廷也徘徊于封禁与开禁的两难抉择之中，常常下发照旧封禁的上谕。

　　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清廷发布上谕：“奉天边门外附近陵寝风水禁地，关系紧要”，应“永远封禁”，将该处以耕种零星土地谋生的“无业游民尽行驱逐”。（注：宝鋆等修：《穆宗实录》第259卷，同治八年五月，《清实录》总5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1页。）同治十年（1871年），黑龙江将军德英奏请将其辖区内所属内蒙古哲里木盟杜尔伯特旗招民垦荒之事严加禁止。清廷同意照此办理：“黑龙江附近蒙古荒地，向为蒙古旗丁游牧打牲之所，不准招民开垦，例禁綦严。乃杜尔伯特协理台吉那逊乌尔吉等擅将该蒙古旗荒招垦，经德英及该盟长迭次阻止，仍敢抗不遵办，实属大干例禁。著理藩院传知署哲里木盟长吉克丹旺固尔，严饬杜尔伯特贝子，将现在所招民众驱逐出境，妥为弹压，毋许逗留滋事。嗣后不准再有招垦情弊，以靖地方。”（注：宝鋆等修：《穆宗实录》第306卷，同治十年二月，《清实录》总5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58页。）次年（1872年）五月，清廷再次发布上谕，声称“盛京为根本重地，吉林、黑龙江实为陪都藩篱，自招垦荒地以来，藏奸匿匪，盗贼肆行”，因此应“及时整顿，以重边防”，而所谓整顿就是准许黑龙江将军德英“将呼兰等处开垦之事奏请停止”。（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2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89页。）清廷表示要重视边防，这本无任何问题，但却把招民开垦视为边疆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要倒退到以往所实行的封禁政策，足见其受反对移民实边者影响之深。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黑龙江将军衙门认为“呼兰河、巴彦苏苏一带，自准开垦以来，历十余年，记户则有数千，记口已逾数万，若不予以限制，诚恐愈集愈多，流弊不可胜言”，目前“旗丁任意招垦，辗转契典，争相营利，以致佃户良莠不齐”，于是下令严禁旗丁招垦及流民私垦，否则严惩不贷。（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元年—七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8页。）呼兰、巴彦苏苏是官方认可的开禁区，但地方官仍然严加限制，与反对招民开垦的逆流不无关系。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继同治年间之后，再次谕令对盛京祖陵一带严加封禁，认为“永陵龙脉正冈有关风水各处，前经设立封堆，永远查禁。其随山护沙各沟塘，自应一律慎重，保护正冈，永杜侵垦之弊”，为此谕令“永远封禁，不准耕牧樵采该处地亩”。（注：世续等修：《德宗实录》第67卷，光绪四年二月，《清实录》总5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页。）

　　如前所述，关于黑龙江通肯与克音是否可以招民开垦的问题，在清政府内部曾争论不休。恭镗和依克唐阿在请求将两地开禁的奏折中，把其中的利害关系已经陈说清楚，但清政府还是听信反对者的陈腐观点，分别于光绪六年（1880年）（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2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05页：当定安等奏报“荒场招垦有碍边圉”之后，清政府宣布：“呼兰所属克音、通肯一带荒地，向系旗丁游牧围猎之区，若招佃开垦，流弊甚多，自系实在情形，即著照所请，仍旧封禁。”；亦可见世续等修：《德宗实录》第126卷，光绪六年十二月，《清实录》总5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04页。）、十年（1884年）（注：当文绪等奏称“黑龙江所属可以招垦地方，业经先后查明，开垦殆遍，惟克音、通肯围场久为封禁之区，奸民诡称垦荒，敛钱惑众”，因此“若再招民认垦，适滋奸宄争利扰事”之后，清政府宣布：“克音、通肯围场垦荒，既据查明流弊甚多，即著永远封禁”。见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1863—1864页。）、十三年（1887年）（注：当恭镗奏请开禁之后，清政府令户部就此事议奏，户部认为：“光绪十年奉旨，永远封禁，可否准予开垦，伏候钦定。”清政府不久即宣布“仍著永远封禁”。见世续等修：《德宗实录》第246卷，光绪十三年八月，《清实录》总5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9页。）以及十五年（1889年）发布上谕，宣布照旧封禁。在四次关于封禁黑龙江的上谕中，以第四次最有代表性。该上谕一面重申禁令，“东三省山场荒地，系旗丁游牧田猎之区。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年间，历奉谕旨严禁流民开垦，深恐有碍旗人生计，圣训周详，用意极为宏远。通省向来封禁之荒地，近年以来迭据中外臣工奏请招民认垦，均未允行。诚以该处荒地一经开垦，势必将牧猎之场渐行侵占，旗丁生计日蹙，流弊不可胜言。岂容轻易更张，显违圣谕。所有通省荒地，著依克唐阿仍遵光绪十年、十三年两次永远封禁之旨实力奉行，毋任奸民混入私垦”。但同时又谕令依克唐阿将“无碍牧猎之处”上报，“俟核准后分畀旗丁耕种，详定收获助饷章程，以足兵食”。（注：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2696页。）可见，该谕旨既然强调黑龙江全省永远封禁，但同时又允许将与牧猎没有妨碍的荒地开垦耕种，显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当然，清廷心目中的耕种者是旗丁，但事实早已证明，旗丁并不擅长耕作，只能将地租给汉人佃种，自己只是坐食地租而已。如此土地实际上是被汉人所掌握的，而且允许耕种部分荒地，就势必打开一道缺口，所谓永远封禁也就有名无实。这说明从咸丰末年开始，清廷在封禁与开禁的问题上常常摇摆不定。边疆危机存在的客观事实，使封禁政策根本无法继续推行下去，但开禁又与所谓祖宗成法相背离，官员也就此问题争论不休。清廷受诸多方面的影响，陷入两难抉择的境地，时而允许甚至鼓励放荒招民，时而又加以制止。这说明移民实边政策之实施虽然势在必行，但反对移民实边的逆流已经严重阻碍了这项政策的顺利推行。

　　三、对反对移民实边逆流的有力回击

　　如前所述，反对移民实边之逆流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使移民实边的正确政策难以贯彻执行。有鉴于此，主张移民实边者对其谬论展开了批驳，以正视听。在这一方面，最突出者当属曹廷杰。

　　曹廷杰（1850—1926），字彝卿，湖北枝江人。既是研究东北边疆的著名学者，又是主张坚决抵抗沙俄侵略的爱国官员。他长期在东北任职，对如何抵抗沙俄的侵略，有自己独到的思想观念，移民实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至九月，曹廷杰奉命进入俄镜，在西伯利亚东部展开实地调查，归国之后撰成《西伯利东偏纪要》。曹廷杰在《上希元（注：希元时任吉林将军。）禀文》中，简述了这次非凡的经历：“于四月二十七日入俄境，即顺松花江（注：指黑龙江下游。）至东北海口，复由海口溯流入黑河，至海兰泡地方，仍顺黑河返伯利，溯乌苏里江过兴凯湖，经红土崖由旱道至海参崴，坐海舟入岩楚河海口，于九月初八日入珲春界，九月三十日抵省，共在俄界一百二十九日。”（注：曹廷杰著：《西伯利东偏纪要》（上希元禀文），见丛佩远、赵鸣岐编：《曹廷杰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曹廷杰根据在俄境的调查结果，除写成《西伯利东偏纪要》之外，在归国之后的第二年又将其筹边防俄的思想总结成《条陈十六事》，具体提出十六点建议，其中第六点集中体现了移民实边的思想。

　　曹廷杰首先指出移民实边对于保卫边疆的重要性：“吉江二省旷土甚多，宜分界屯垦以实边御夷也。自来边防之策莫善于屯垦，屯田则责在大将而兵不知饥，招垦则职在有司而民以聚，二者相辅而行，斯边圉巩固而敌人不敢生心矣。今吉江二省与俄毗连，计旷土之在吉林者不止十之四五，其在黑龙江者更不止十之六七，正宜实兴屯垦，以免俄人之觊觎。”接着，他列举了反对移民实边者之论调：“论者动以有碍风水，或以易聚奸民流弊滋多，或更以根本之地不宜开辟为词。”针对以上谬论，曹廷杰逐条予以驳斥：“谓有碍风水者，试问有碍陵寝乎？抑碍京师乎？相距数百数千里，究于风水何关？且盛京三陵、东西二陵数里之外不少耕夫，京师之野亦皆农民，此尤不辨而自明者也。若谓易聚奸民流弊滋多，则普天之下皆王土，率土之滨皆王臣。我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深入人心。举内地十八省之输将，莫非恃耕田凿井为财赋之源，何独至一隅开辟，良民遂聚而成奸？即变奸以滋流弊，亦膺其责者未知治法耳。人存政举，自古安有难治之民哉？至谓根本之地不宜开辟，则其说尤属无稽。我朝龙兴原在兴京（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之南，其地与鸭绿江相近，即朱果发祥亦在长白山之东鄂多哩城（注：今吉林省敦化市。），此系根本所在。其吉江二省不过国初收服诸部落地，不尽满洲派，亦非天潢。乃兴京之南现已改设安东、宽甸（注：安东即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即今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诸县，鄂多哩城现亦改设敦化县。土地可以养民，赋税可以裕国，有利无害，成效堪征。而二省之旷土独谓不宜开辟，岂实在根本之区地利可尽，而附近根本者必欲弃同瓯脱乎？我不介意，俄将垂涎。去岁廷杰侦探俄界时，俄人问吉江边荒何以无人垦种？廷杰虽权词以对，恐无以终戢其心。况俄人探闻前将军铭招民实边之策，已隐师其意，于黑龙江、乌苏里江及双城子、彦楚河一带悉力经营，迁民垦地，而我独有名无实。设再旷数年，安保其不越界侵占乎？”以上阐述驳斥了荒诞不经的风水之说，对歧视汉人之狭隘心理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更以俄国的威胁警告那些强调所谓“根本之地不宜开辟”者。曹廷杰以其渊博的学识、亲身的经历为基础，针对现实问题所表达的移民实边思想，是对反对者的有力回击。同时，曹廷杰在考察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在俄境华人倍受凌辱的悲惨遭遇，认为他们是充实边疆可资利用的重要力量，建议招其人以实边：“三姓下至通江千余里，虽有田垅旧迹，皆归大荒，则宜设官招民，轻收荒价，按年升科，使华人之在俄界者奋然思返，作边疆众志之城。缘此辈皆内地贫民，轻去其乡，非不知荒地无主可以谋生，只以察边令严，偶或私垦则必火其庐舍、竭其脂膏，故不如栖身异域，犹可相安无事。今俄人逐渐欺凌，毫无顾忌。此辈在彼实有朝不保夕之势，然欲返故土则无家可归，欲入边地则禁令未除。惟设官以招徕之，斯归之如流水矣。不然华人之在俄界者不下数万，而边地反寂无人烟，其故果安在哉？”曹廷杰在提出以上建议时，流露出对清政府封禁边疆而导致贫民无家可归的不满情绪。在他提出这项建议之后不久，吴大澂和李金镛等人在招民实边的实施过程中，即从俄境招回很多流落异乡的华民。总之，曹廷杰有力地回击了反对移民实边的迂腐之论，大声疾呼移民实边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如果仍不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而使边疆照旧处于空虚无人、一片荒凉的状态之中，其后果只能是“我苟弃之而不顾，俄将取之而不辞”。曹廷杰的爱国保边之论，确实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注：曹廷杰撰：《条陈十六事》，见丛佩远、赵鸣岐编：《曹廷杰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8—379页。）

　　除曹廷杰之外，徐宗亮也对反对移民实边者进行了批驳。徐宗亮（1834—1904），字晦甫，安徽桐城人，曾做过黑龙江将军恭镗的幕僚。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完成《黑龙江述略》一书的著述，在书中揭露了沙俄对东北边疆的鲸吞与蚕食之行径，呼吁移民实边以巩固边防，并对反对移民实边的逆流予以回击。徐宗亮指出：“以呼兰全境论之，旗民已成屯垦不及十分之三，使如吉林省例，大兴屯政、广设民官，则岁入不可数记，内可以省司农度支之繁，外可以杜邻敌觊觎之渐，固本实边，莫善于此。而黑龙江省籍在位者出入内廷，声气联络，辄举国制法禁，以根本重地、旗丁生计为词，力阻开屯，势若拒敌。虽历年内外臣工剀切上陈，不能稍事展拓。推原其故，则以既广民屯，必增民官，久而改建行省，将旗营等诸内省驻防，举数百年权利拱手而去，非仅区区一城之得失也。思虑既深，公患有所不惜。”（注：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第3卷，光绪辛卯年（1891年）仲春石棣徐氏观自得斋校刊本，第13—14页。）在这里，徐宗亮痛斥某些人以小集团之私利为出发点，不顾国家利益，竭力阻挠移民实边的丑恶行径，肯定设置民官以管理民户的重要性，并敏锐地意识到将来的发展之路是“改建行省”以完善行政管理、巩固边防安全，以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针对以为招民开垦易滋流弊等歧视汉族垦民的谬论，徐宗亮指出，对汉人与旗人应一视同仁，“无轻重畸视之分”，因为“呼兰全境垦民业已安如土著”，而“吉林各属屯垦之区亦且阡陌相望”，垦民辛勤劳作，安居乐业，并无所谓流弊出现。（注：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第4卷，光绪辛卯年（1891年）仲春石棣徐氏观自得斋校刊本，第13页。）况且黑龙江“虽处荒边，论及地利，视内省殆为过之”，如果“经营垦务，则朝出一令，暮入兼金，不待指派追呼，业已输将恐后。况乎强邻逼处，觊觎多端，彼见吾民气日壮、边堡日增，亦且少有畏忌，浸息阴谋。积之岁月，则我之仓廪既充，兵饷益裕，而干城腹心之士亦得因富而强，战守皆有可恃，虽在一隅，全局固可深固而不摇矣”。但反对者无视招垦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动辄“举祖宗法禁、旗丁生计为词，以相煽惑，致使朝廷耳目几为之淆，边疆不振未始不由此为之兆也”。（注：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第4卷，光绪辛卯年（1891年）仲春石棣徐氏观自得斋校刊本，第14页。）徐宗亮在此强调反对移民实边之逆流所造成的危害，对此类谬论表示强烈的愤慨。

　　曹廷杰和徐宗亮的分析与批驳有理有据，使人信服。同样，主张开禁的黑龙江将军恭镗的观点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在恳请将通肯开禁的奏折中，恭镗指出黑龙江“精华全在呼兰一隅，地气和暖，土脉膏腴，为关外所称羡”。有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却长期遭到封禁，是因为如某些人所说的以下原因：“论地脉则恐碍参山珠河，论牧场则恐妨旗人生计，而且垦民杂则盗贼潜入，揽头（注：指包领大段荒地、转手贩卖以希图渔利之人。）出则贩卖架空，更恐奸民易集不免异族暗勾。”恭镗对以上说法颇不以为然，指出经过“反复推求，知其中情事万无一可虑者”，因为通肯等处早已没有参珠之贡，即使有之，“稼穑之与珠宝孰轻孰重，圣朝取舍自有权衡”，无须多论。对反对开禁的其他所谓理由，恭镗也一一予以批驳。他认为通肯“纵横核计约有三十余万之晌，较之前吉林将军奏开伊通（注：今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围场十余万晌者，广狭大有不同。计将通肯应开地亩之内酌留围场牧地，宽然有余，即使生齿日繁，亦不致有窒碍；若虑民揽转售，应仿照吉林章程，去揽头名目，每民只准放一二晌至六七十晌为止，不患不均；至于盗贼有无，则视守令勤惰、官兵勇怯，不在地亩之垦与不垦”。对于以为汉民如果过多，难免与俄国勾结，为边防带来祸患的毫无理由之污蔑，恭镗更借以往的惨痛教训加以斥责：“吉林兴凯湖等处最美沃区，徒以土旷人稀，致为他族所有。向使人民繁庶，村堡相连，彼固不能妄存觊觎。”明确指出“历代备边，以开屯为上策”。他又凭最近之经验论证移民实边的效果：“奉天东边开垦，崇实等力排众议而行，不二十年鸭绿江、凤凰城之间廛栉田连，蔚为沃壤，此尤近今之明效大验矣。”指出招民只能使边疆得到稳定和巩固，绝对不能带来所谓隐患。恭镗进一步阐发其观点，认为“开垦之举实黑龙江省第一大利”，还详细地列举了开垦所能带来的“十利”，（注：恭镗所指“十利”分别是：“本省额饷三十七万，呼兰租赋已抵至十有余万，若再扩充，饷可渐节。此利国帑者一也；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等城皆恃呼兰转运接济，获愈众，积储愈丰。此利民食者二也；盗贼之炽皆由守助之疏，若于放荒时酌定村户，修筑堡寨，严行保甲缉捕之法，盗贼庶无容足。此利保卫者三也；关内外失业闲民麇聚东省或之他邦，一定土著，富者力田，贫者佣工，各安其业，庶免流移。此利收辑者四也；押租缴价或仿照旧章，或仿照吉林章程酌量增加，以补公项。此利经费者五也；开垦既广，俟升科后，查照奉天章程，每亩酌定征银额数以济俸饷。此利征收者六也；呼兰粮食除接济本省，广行东南，将来收成丰盈，转输益众。此利商贾者七也；斗秤、烧锅税捐亦资小补，积谷日多，收捐必有起色。此利税务者八也；通肯地段与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各城相连，户口渐增，人烟日盛，贫瘠荒漠之区可变殷实。此利生聚者九也；人有恒产，地有村砦，内守既固，外患不生。此利边备者十也。”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2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64—6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358页。）认为“十利之说，人所公见共之”，以期引起共鸣。（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92辑（农业·屯垦耕作），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64—6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357—358页。）作为满洲官员，恭镗能够不以集团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批驳谬见，倡导移民实边，实属难能可贵。徐宗亮赞扬其“锐意实边”，（注：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第4卷，光绪辛卯年（1891年）仲春石棣徐氏观自得斋校刊本，第9页。）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总之，对反对移民实边谬论之批驳起到了破除成见以正视听的作用，这对于移民实边政策的贯彻执行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