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洪荒

第23章 都市洪荒(2)

　　汪工乙是强盗般有力的。骨节粗大，十指如剑，臂可擎山。

　　他用那双打磨石雕的大手粗鲁地撕开了我的衣裙，将我放在床的中央，站远去观赏着。那神气，仿佛在审视我是否一块可打磨成艺术品的大理石。

　　房子里光线很暗，一扇小窗挂着厚厚的墨绿色布幔，地上桌上木架上，到处是打磨成型或半成型的石雕，看上去简直就是妖怪的洞穴。

　　汪工乙在用强健的体魄摧毁我之前已用他如炬的邃目摧毁了我的意志。我觉得身体犹如云朵在空中随风游弋。我说工乙工乙工乙啊。

　　汪工乙呼应我的是他那排山倒海的力量。这个男人以这种简洁的方式完成着对女人的全部表述。

　　我们没有语言。像过去在丁香院里的所有日子一样。

　　我们的生命都干旱得太久。汪工乙他干旱了四十一年，我的干旱也有四年之久。

　　这可怕的生命的荒凉啊。

　　我们互相灌溉互相吸吮，当我们彼此喂饱，离开那张吱呀作响的平板床的时候，汪工乙在我耳边说，你是我从乱石丛里捡来的女人。

　　此后，他差不多在每次做爱之后都要重复这句话。我则叫他海盗。

　　我相信，如果我没有爱的创痛，他没有那七年牢狱的历史，我们会是一对浪漫的情人。很可惜生活在我们还没来得及品尝纯粹的时候，已经撒进了胡椒面，又辛又辣。这使我们很阴郁。就像交响乐里的和弦，主调虽高昂，和弦里那沉沉的旋律始终起伏波动，挥之不去。那是上帝的制造。

　　汪工乙为我打开了一个门扇。那门是推拉式的，初见与墙壁浑然一体，仔细看才会发现是门。这个人迷恋着洞的感觉。

　　门扇的后边是一个极大的工作室。一样的布幔重重，一样的光线昏暗，一样的满地满架成型与不成型的石雕。他牵着我的手走进那些活跃着的艺术生命之中，才拉亮了所有的日光灯。

　　我看见了手拿锅铲腰系围裙的母亲，看见了眺望远方的村姑和迷茫的城市少年，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在我耳边轻响，西安事变的枪声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颤动……

　　我摩挲着它们，感觉肌肤的温热正波涛一样在我手下淌过。

　　假如有一天，当装载着这些生命的车子通过城市大街时，会不会像罗丹送“加莱的义民”进公园时那样万人空巷，万众让道，万民垂首！

　　汪工乙说，他的一生只有这一个盼望。

　　永远的、深深的盼望。

　　他再次地劫掠我到他那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他说他终于听到有人在耳边轻轻说这句话。

　　汪工乙的下一个目标是创造一组活跃在城市建筑工地上的民工群雕。

　　我们手牵着手深夜潜入建筑工地，观察那些住在低矮工棚里的民工们的一举一动。他最爱听的是民工们如雷的鼾声。他说，那鼾声里滚动着共和国大厦层层崛起的轰鸣。

　　我们常常背依着背，看繁星下的高楼框架擎天静立。汪工乙用雕塑家的眼搜寻蕴含在大静之中的生命律动。

　　我们无数次地吃过民工们的土灶上熬出的玉米糁子粥和又细又筋的酸菜捞面。

　　我们的院子里，国画院最先感觉到庭院深深的幽静于大时代的不合时宜。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走出国门，也有成批的国外友人回访。他们要在深院起高楼，以适应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这样，丁香院外就搭起了一排牛毛毡工棚。这样，深夜就常常飘出“你不救我谁救我，你不救我没奈何，哥哥呀——”这样呼天号地的秦腔清唱，当然还有二胡如泣如诉的伴奏。

　　秀菊第一个闯进汪工乙的视线。我们去他们的工棚造访的时候，秀菊背着孩子擀着面唱着哥哥呀——她的男人坐在浪荡铺床沿上拉二胡。后来男人停了二胡自己放嗓子唱杨子荣打虎上山：入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这是八百里秦川养育的汉子才有的钻天入地的唱腔，足可与狼嗥虎啸相提并论。

　　我写下一篇随笔——西北狼在城市行走。我们去念给秀菊两口子听。秀菊的男人大虎走过来指着稿子的第二页某段说，这句好——他们的日子就是红色空心砖，再抹上生命的灰浆，城市的高楼就在身后层层地叠起来了。又翻到后面，说，这句不好——西北狼苍凉的秦腔穿透夜空在城市的空气里久久弥漫。我不喜欢这个“苍凉”。

　　我们面面相觑，对这憨憨的汉子刮目相看。原来秀菊的男人是高中生，还是文学爱好者呢。秀菊看男人跟我们说得亲热，就脆脆地叫我大妹子，叫汪工乙大妹夫。说，他是西北狼，我不成狼老婆了。工乙说，你不是狼老婆是谁的老婆，老虎的，豹子的？大家笑成一团。这天晚上，秀菊留我们吃了她拿手的牛肉哨子然面。饭后，工乙跟大虎学拉二胡。艺术相通，他在这方面悟性很好，一会儿就能拉出杀鸡似的调子了。我跟着秀菊学唱秦腔。但山地人婉转的嗓音怎么也爽亮不起来，学来学去地总跑调。工乙说我朽木不可雕也。

　　后来我们走出工棚，农历月底，没有月亮，满天星斗。城市的夜只有在很深时才会出现这种繁星满天的景象。工乙教给他们辨认星座——天王星座，冥王星座，金星、火星。我指着织女星座对秀菊说，瞧，那是你们的。工乙扯一下我的衣襟。我立即噤声，仿佛说了什么谶语似的，心里有些恐惧。

　　雕塑大虎和秀菊的大理石是我在丁香院的石堆里选定的。我在每一块石头上反复摩挲。秀菊两口子那黝黑而富有弹性的皮肤透过我的心与大理石轻轻呼应。当我的选择叩合了工乙的内心认定时，他在丁香院里疯狂地拥吻了我。

　　我觉得所有的大理石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工乙在他的生命世界里昭示了我们的爱情。

　　然而，就在我和汪工乙的关系步步深入的时候，我却常常想起赵卫民。已经淡忘那么久的赵卫民，重新站在我面前，用他那游移不定的眼神忧伤地看着我，一遍遍请求我的宽恕。

　　我又看见了青石寨河，我以为已经永别了的河流。我又看见了青石寨半山腰里那破败不堪的小学校——那唯一象征着青石寨文明的地方。我又看见了那长满救命粮的山脊，四岁的赵卫民在红果树丛里撒完尿走出来说，嘉兰妹妹，我让你看一下我的小鸡，你也让我看一下好不好？

　　哦，赵卫民，这个我深恨的人。这个与我的过去拴在一起的人。

　　我们最大的不幸，是我们无法忘掉那些镌刻在生命里的往事。如果真有白娘子其仙其人，不管费什么周折，我都要找到她，乞求她给我一杯忘情水。香港制造的小青，在白娘子施一个“忘”字之后，就视山盟海誓的情郎为路人，那是一种多么彻底的洒脱。

　　可惜我们生活在凡尘俗世。

　　汪工乙他是一个不喜欢回顾历史的人。他绝口不提他的过去，也不耐烦我提到青石寨的物事。他是个有伤无痕，并且深陷于事业王国的人。他不大知道人世间的事情。他仍像海盗那样站在甬道幽深处的洞穴口劫掠他心爱的女人。不预约、不打电话，仿佛知道我会一次次地自投罗网。真正不折不扣的海盗行径。

　　问题是我的内心深处渴盼着他的劫掠。我在赵卫民那个名字不断浮现并深感罪过的时候仍不由自主走近那甬道深处的洞穴口，任由汪工乙的双臂托起我进入洞穴。只要我停泊在那坚硬的臂弯里，世界就消遁掉了。汪工乙给我的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温柔海，足以荡涤我生命里所有的荒凉。我无法抗拒，任由生命的小舟在那蓝汪汪的海上飘荡。

　　我知道我在不可救药地坠落。

　　佛说，沉湎于欲海的女人死后要被下油锅。我在陕南山区一个著名的寺庙里看见过地狱演示图。但我没有回头的力量。

　　正如一朵盛开在春阳里的花朵无法闭合那样，我在爱的阳光里怒放着，艳艳地灼人。

　　在那些小草也欢笑石头也歌唱的日子，我尽量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自身生命的光芒，尤其在编辑部的时候，我绝不流露半点幸福之色。但有一天吴冠生还是惊奇地发现了我的变化，他的目光穿过镜片在我脸上久久探询，说，嘉兰，你怎么突然这样漂亮了？就像灯有了焰了，灼得人睁不开眼睛。我顿时面红耳赤，嗫嚅说，哪里会，本来就是丑女嘛。不过，春天人就滋润，我不再那么丑了也未可知啊。

　　我知道我的掩饰很拙劣。虽然我尽量装得若无其事，但我身上那青山遮不住的光彩是逃不过一个成熟男人的目光的。

　　戈彤摇头晃脑走到我面前左看右看，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说，我看，嘉兰姐姐的漂亮与爱情有关。呀，你遭遇了爱情也不告诉我们。说完，自觉失言，不断拿眼去瞟吴冠生。吴冠生那边已是风云突变，我都能听见他心脏里跳动的声音了。我想说戈彤几句也晚了。吴冠生站起来，声音颤抖着说，我有点儿不舒服，先走一步。我看着他摇摇晃晃地走去，心里涌上无限悲悯。戈彤说，嘉兰姐姐，你要是真的遭遇了爱情就坦诚告诉他。长痛不如短痛，他断了思念说不定也就醒悟了。这样暧昧着，反而对谁都没好处。

　　我真羡慕戈彤。总觉得她是从天空的某一处飘落而至，是哪位仙女撒落的一粒鲜花种子，或者是王母娘娘随意抛撒的一片云彩，那么无忧无虑，那么纤尘不染。她挺着摇摇欲坠的大肚子站在花坛前看吴冠生的女儿小云子在地上画画儿，不时和那孩子争执着什么。

　　上小学二年级的小云子画小人儿时总让她心爱的娃娃平伸着双臂，大叉着双腿。戈彤就说，云子，这样画不对。你想想看，如果娃娃奓拉着小胳膊小腿，阿姨怎么生出他来呢？

　　就对。云子不屑地看了一眼戈彤的大肚子，说道，我的娃娃就是这样。说完就跑开了。戈彤在后边喊，云子云子，到我家玩儿去，奶奶给你留着好吃的呢。那孩子却头也不回。

　　云子这孩子已早早地出现了自闭倾向。缺乏母爱的孩子恐怕十有八九都这样。我们都劝吴冠生带她去看看心理医生，吴冠生态度暧昧，不置可否。我就和戈彤常常相约着去他家，帮他们做些家务，做些可以存放冰箱的速冻食品，像饺子、炸带鱼、红烧牛肉之类。最主要的是充当云子的玩伴。

　　但吴冠生并不领情，态度冷淡。有时还会在我们进门后托词有事出去，把他的云子甩给我们管理，仿佛那孩子那家不是他的而是我们的。戈彤下次就不想去，我就左劝右求地拖她来。我知道吴冠生怨恨我带着戈彤做电灯泡，我也知道戈彤不愿意做电灯泡。但我除此而外别无良方。云子她太可怜了。

　　我们在编辑部坐下来埋头工作的时候，吴冠生会走出来转着圈巡视，然后莫名其妙说，怎么，大家现在都躲着我，我是老虎么，我就那么令人厌恶么。

　　余钧和戈彤借着他的话嘻哈笑闹起来。我假装听不懂，眼睛不离开面前的清校稿。这期刊物已校对过两遍了，在吴冠生签字付印前，我坚持再看一遍。我希望我们千辛万苦编印出来的刊物就像出浴美女那样完美无瑕。我希望经我清校过的每一个字印在纸上的时候就像美丽的蝴蝶停歇在花朵上那样，有种不染尘埃的飘逸和美妙，从而负载着那些动人的内容在读者心上翩然飞翔。

　　戈彤说笑了一阵，走过来双手搂着我肩膀说，我有好消息宣布。沈振邦弄来一篓子大闸蟹，今天下午全体到我家打牙祭。

　　余钧立即就欢呼起来，振臂道：沈振邦万岁！

　　余钧在戈彤刚分来编辑部那阵子曾疯追戈彤，窗下弹吉他，门前下跪的浪漫事体都干过。后来戈彤有了沈振邦，他倒蛮开通，像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跟着大家愣夸赞振邦。自己也三五成群地往编辑部招蜂引蝶。

　　这大概就是新新人类的潇洒做派。他们可以睡一觉起来忘掉昨日的海誓山盟，一眨眼忘掉刚刚过去的血海深仇而同举大杯喝啤酒。

　　新新人类真好。

　　戈彤说，瞧余钧那虾米眼，一笑就跟猪肉上划道缝似的。戈彤看不上余钧，首先是嫌弃他的外貌。余钧确实长得不怎么样。整个人像石缝里钻出的树，先天的营养不良，却异常坚韧。这又是戈彤对他心存善意的地方。她虽然处处贬损他，拿他寻开心，但有了大闸蟹之类就首先想到他。当然，这也是余钧迷人的地方。那些来编辑部访问的女孩，十有八九是他的崇拜者，有那么一小部分还相当的漂亮。当女孩们顾盼生辉的眼神火辣辣在余钧脸上扫射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审丑意识猛增的时代。

　　就是说人们开始关注马的力量而不仅仅把目光盯在马鞍子上。就是说时代进步了，就像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那样。

　　因此余钧自我陶醉地说，他上辈子死后一定是埋在桃花树下的，不然怎么这么招女人心疼。你看戈彤，一个大闸蟹吧，我不去吃她就咽不下去。戈彤顺手操起本杂志拍到他头上骂道，这么顺竿子爬啊你。

　　在戈彤家的聚会是编辑部全体人员的节日。大家乐于在这个家庭作暂时的融入，不仅在于戈家有种文人心底里向往的温馨雅致，还在于这个家有种与世隔绝的从容。戈老先生永远那么优雅地坐在钢琴前敲打，一边用笔记下涌上心头的曲子，一边摇头晃脑地歌唱。戈师母永远是红袖添香的姿态。手端一杯茶水，轻轻地走来，慢慢地放下，又无声地离去。最重要的是戈老先生夫妇乐做女儿同事们的大众父母。只要女儿的同事们一来，他们就会走出惯常的温文尔雅，和大家一齐说唱笑闹。戈老先生往往引吭高歌，唱一些西方的经典爱情歌曲，像《我的太阳》、《爱之死》之类。还会为我们放瓦格纳的《朝圣合唱》、柏辽兹的《荣耀经》等等。我们在经典的圣乐里，老鼠似的嗑瓜子吃核桃啃苹果，茶杯乱放，果皮乱扔。这无忧的放纵，似乎含着归家的亲切和甜蜜。

　　说起来，编辑部的人个个都有点儿无家可归。吴冠生的家随着妻子万欣欣漂泊海外；余钧是父母赶出家门的弃儿；我更是有家难回。

　　沈振邦是这个温暖大家庭的无私奉献者。在大家欢聚的时候，他系着围裙，一个人在厨房里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还不时走出来收拾狼藉一片的桌子和地面，为每个人的杯子续上热水。戈彤会不失时机地在他脸上啄一口，或给他嘴里喂一颗剥了皮的葡萄。沈振邦即便两手占着，即便油烧了锅台，也会腾出手拍拍戈彤的头，说声，乖乖地玩儿去。

　　谁说现在已没有了惊天动地的爱情？谁说爱情已死在了小说家的小说里边？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染红了芬芳的生活。

　　五月，我们的刊物零售超过万册，加上长年订户，是一个吴冠生朝思暮盼的两万。编辑部的气氛好了许多。

　　五月，我们的戈彤生下了小宝宝。男孩，七斤九两，好个脑满肠肥的家伙。

　　吴冠生率领我们到南山里采集百花，准备做两个花环，献给戈彤母子。山丹丹、满天星、苜蓿黄、紫藤花、七里香，带露的新鲜带露的香。吴冠生说，只有戈彤这样纯洁可爱的小妈妈才配享用。

　　产房里的妈妈们都羡慕戈彤。说文化人就是有情调，你们这是把整个五月献给了小母亲戈彤。不像她们的亲戚朋友们，钱不少，却没有品位，只知道送人参燕窝。

　　吴冠生那时刻特别得意，镜片后的眼睛闪闪如星。走到窗口对天对地抒情道：文学依然神圣。

　　这是陕西文坛掌门人陈忠实的名言。我们的主编在他下属的产房里做了充满理想光辉的演绎，使那句至理名言水漉漉的生动。

　　戈彤是泪汪汪的了。她将那两个花环摆在产房最显眼的位置，将一大束花分开，每个产床边插几枝，并对人家一再重复：这是南山里的花啊，带着山野的新鲜呢。

　　吴冠生这番表现，一半是对戈彤长年为刊物效力的奖赏，一半是对沈振邦的感激。我刚来编辑部那阵，债主们几乎要捆着吴冠生去见官了。尤其印刷厂方面更是派了专职的讨账人员围追堵截。因为刊物名气不大，出去拉赞助十有八九碰壁。眼见得山穷水尽，戈家的新女婿沈振邦出现了。他不声不响拿来一纸市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拉起几个人到南山脚下去转了一圈，写了几篇连一分钟风骚也领不了的颂扬文章，就弄回了两万。这让吴冠生大大见识了市政府那一纸公文的威力。

　　吴冠生与这个时代所有的文人一样，身上有股子酸腐劲儿，不甘心商业时代文化的贬值和文人自身的贬值，躲在办公室里酸了吧唧地在那里清高，对政府机关的人有种不说出口的轻蔑，结果只有蹲在田埂上吃老农董事长赠送的大蒜。

　　沈振邦的作为给吴冠生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也重新审视生活。他的目光于锐利中添了些柔和，于高傲里添了些谦恭，态度里也添了些包容。尤其在他跟着沈振邦及其朋友们去皇苑喝了两次茶吃了一次西餐之后，又于面对社会的无奈情绪里加了些许真诚。这就使他与大社会亲和起来。

　　由于《大风歌》降格发了一些宣传企业的报告文学，刊物就悄然走出了困境，吴冠生出门办事时也能体面地打的了，去郊外办事还可以包车。办公室也粉刷了一下，老鼠蹿动的破顶棚换上了吊顶，木窗户换成了铝合金推拉式，旧办公桌抬了出去，大班桌搬了进来，还添置了一排原木资料柜，主编办公室装了电话，添置了电热壶和真皮沙发，买了一盆形美花艳的迎夏，黄灿灿开得满屋阳光。

　　这就是金钱效应。你不服不行。虽然打开刊物，那些赫然占据着显要位置的彩色照片和官样文章使吴冠生眉头紧锁，但它毕竟在竞争中存活下来了。

　　重要的是存活。刊物活着你就有戏唱你就能图发展。这是二十九岁的青年沈振邦对年近不惑的吴冠生的点拨。吴冠生心里很感激这点拨。不然，他至今还坐在破藤椅里清高呢。

　　为了掩饰那些空洞无物、谎话连篇的狗屁文章，吴冠生绞尽了脑汁。说他为寻一个诗意的标题掩盖内容的干瘪而捻断胡须愁白青丝一点也不为过。比如明明是颂扬某个私营企业家的干巴文章，他给取个浪漫味儿十足的“何日彩云归”；书眉也标着“百舸争流”、“生活万象”之类含混不清的栏目，这使我们的杂志目录上看起来纯粹一些。吴冠生是厌恶那种万花筒式的迷惑读者的杂志的。到头来自己也是五十步与百步。他为这个常常自嘲。

　　他因此更看重那些代表刊物灵魂的重磅炸弹。一般都是亲自约稿，亲自修改，亲自校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盖世诗才是大大地浪费了。他所得到的回报，仅仅是《大风歌》的存活，并且，刊物的名称开始出现在某些文艺界领导的嘴边。

　　看起来，在商业社会里，仅仅存活也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活”字本来就很沉重。作家余华在他的长篇小说《活着》里，曾靡费笔墨写尽活着的艰难与不易，读后让人深感生命的悲哀与无奈。余华告诉我们，无论怎样艰难地活，活下去了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辉煌。不是说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么。

　　看起来，吴冠生在逐步领悟活的哲学。

　　真的，无论他对下属戈彤所表示的关爱，还是他对沈振邦所表示的感激，都挺令人感动。

　　生完孩子的戈彤很虚弱。但戈彤依然紧紧攥着吴冠生的手不放，并且热泪盈眶。

　　为了那些带露的山花，小母亲戈彤品尝了心灵的感动。

　　汪工乙仍然像影子似隐在我生活的幕后。自从我蓄谋已久的阳光下的欢会被吴冠生牺牲掉以后，我再没有产生过类似去南山下的油菜花地里逍遥的浪漫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爱情生来好像就是地下的。

　　我不让汪工乙公开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基于三点考虑：第一，我没有离婚；第二，我如果还想在《大风歌》待下去就要给吴冠生留一点面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不大相信爱情这玩艺儿。

　　女作家池莉在她的小说里纲举目张地标明“不谈爱情”，作家的高明在于其先知先觉地料定了现代人的普遍心态。的确，爱情本是梦中花，水中月，污秽满地的现实生活岂能容她生长。所有理想的都是非现实的。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时刻站在大地之上。

　　我以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上中学时在电影院里为林黛玉哭得一塌糊涂。读师范时在舞台上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抽泣得忘了词儿。为梁祝的魂魄对所有的蝴蝶生情，为爱德华八世与辛普森夫人的纯粹而对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王子王孙心怀敬意。

　　那是女孩式的幼稚。

　　现在我饱经风霜，心灵破碎。这是我的不幸，也是汪工乙的不幸。谁让他现在才在我的生活里出现。

　　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既不是梁祝的时代也不是林黛玉的时代，甚至都不是徐志摩陆小曼的时代。我们的相爱不需要那么曲折；不需要那么多的眼泪，不需要那么深刻。我们四处流浪，灵魂无依，更看重萍水相逢时的回眸一笑。我们今天在爱河里颠鸾倒凤，明天就可能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特征。谁不相信这个，谁就会和我一样遍体鳞伤。

　　我和汪工乙就基本处在不谈爱情的状态。两个不知根底的人，为了四月的丁香树或大理石或旧屋房檐下的蜘蛛网之类，彼此走到一起做心灵的暂时性慰藉。就这么简单。

　　他没有承诺我也没有。

　　我已经习惯了与汪工乙几小时几小时待在他的雕塑工作室里。那些打磨成半成品的大理石雕或泥塑，就像老朋友似的同我进行精神世界的对话。我的思绪跟着汪工乙沾满石沫和泥巴的双手展翅轻飞——那里的天空湛蓝辽阔，白云朵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