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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 大遗址保护与遗址文化产业发展：以汉杜陵 (雁塔) 区域发展为例
> 10.1 大遗址区产业组织优化及管理机制探讨
10.1 大遗址区产业组织优化及管理机制探讨
10.1.1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研究意义
1.国内外研究进展
199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首次采用了“大遗址”的提法。它是我国近10年来从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角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于专指中国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考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大遗址由遗存本体与相关环境组成，具有遗存丰富、历史信息蕴涵量大、现存景观宏伟，且年代久远、地域广阔、类型众多、结构复杂等特点。它是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的主要载体和珍贵物证。国务院对“大遗址”提法的采用标志着大遗址这一文化遗产在我国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突显。
大遗址的保护是第一位的，这在全世界各界已形成共识。但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缺乏及时相关的考古技术和先进保护措施，在保护过程中必须限制许多生产经营活动行为，结果使得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常常与大遗址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矛盾或不协调，最终引致人为破坏成为目前大遗址保护面临的最大威协。调查研究发现，遗址所在地群众生产经营活动行为、遗址所在地群众日常生活、遗址所在地及其周边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以及大遗址区内外居民收入、生活方式、环境营造的差异而直接挫伤的遗址居民的保护积极性甚至产生的逆反心理是导致人为破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陆建松教授、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教授等人通过研究，深感问题非常严重，亟待解决。
国务院1997年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通知非常明确的将大遗址保护列于“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系，切实做好文物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的首位，具体指出要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考虑遗址所在地群众的切身利益，采取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土地用途等措施，努力扶持既有利于遗址保护又能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的产业，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
2006年5月31日～6月2日在绍兴古城召开的《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200余名国内外学者就“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建立基于遗产价值的保护、管理和监测体系；发展负责任的文化旅游，为参观者提供美好的参观经历；吸引公共和私人机构共同参与的遗产融资”等四方面议题进行探讨。本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所有的文化遗产保护行为都需要社区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结合，这也是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意义所在，应该也是在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前夕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所在。
孟宪民、陆建松等人从规划角度考虑，认为大遗址保护展示，涉及全局和长远，要解决长期被动的问题，无法回避以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出“我国大遗址保护展示规划的指导思想应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遵循保护文化及环境遗产的规律，紧密围绕我国大遗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以从根本上改变大遗址保护的被动局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多学科研究为先导，以重点大遗址治理为突破口，把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处理好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促进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提出了“坚持把大遗址保护展示与产业调整、特色旅游、农民脱贫致富、安居工程、城乡绿化美化、生态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坚持发挥政府职能，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公益性投入为主导，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的观点，并建议加强相关方面的管理政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徐嵩龄研究员（2002年）从传统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角度综合考查，指出了文化遗产资源的六个经济学特征：遗产具有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并以遗产以文化价值为主导。遗产产业应是“文化价值导向”的。遗产产业提供的是服务性消费，这些服务仅止于对遗产的观赏、体验及相关的娱乐、休闲，不会涉及对遗产实体的耗用。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与不可替代性。由于人们对遗产文化价值内涵的认识具有不可穷尽性而使遗产具有经济价值增值性。遗产通过消费链带动国民经济（最突出表现就是带动旅游消费）。通过对《文化与自然遗产经济学界定及管理体制》（2002年）的研究，提出了具有经营功能并承担经营责任的遗产单位的经济性质是“非赢利性单位”（Non-Profit Firms）（其含义是：它的经营不是“利润导向”（For-Profit），而是“文化价值导向”（Cultural Value Oriented）；它的“文化价值导向”下的经营，应力求获得最大经济收益；它的收益不用于分红，而是用于对遗产事业的再投入；它有权获得政府补贴与社会赞助，有权享受免税或部分免税）的观点，强调中国遗产单位的经营制度应以遗产保护优先，经营的非赢利性质，经营的文化价值导向，经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认识出发点，并建议在遗产的功能使用方面（尤其是遗产产业的经营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通过对《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2005年）研究，提出了重要观点：政府职能朝宏观管理的方向定位；遗产服务是现代遗产管理的中心问题；遗产服务应以遗产的文化价值为核心；遗产服务应实施非营利经营制度；遗产服务的供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市场规则经营；把商业经营技术与遗产和遗产服务的特点结合起来培养文化遗产经营人员；遗产单位应从政府、企业、社会资助或投入，以及遗产单位本身的经营收入方面多渠道获得经费；注重“成本―效益”（cost-benefit）与“成本―效果”（cost-effectiveness）。指出管理模式是针对具体的遗产单位而言的，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对遗产单位的管理，并非采取单一模式，总是根据遗产的特点做出恰当选择。另外，还从以陕西发展文物旅游业为案例的政策研究角度，研究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文物事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发展文物产业以及文物产业经营管理的重要观点。认为应该成立国家遗产管理局进行遗产管理。
樊海强??，权东计，李海燕等人对大遗址产业化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分析了大遗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和现实基础，提出了大遗址产业化的基本策略，即推进大遗址区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保护和展示技术的现代化、大遗址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大遗址文化商品的市场化、大遗址资源开发的深度化、管理的科学化。通过对《遗址文化产业体系构建与结构优化探析――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研究，从以遗址文化产业为对象，从理论基础探析、产业体系构建、以关中地区为实例的行业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以空间行政归属为标准，为关中地区提出了由一个核心增长极（西安市），四个次级增长极（咸阳、宝鸡、渭南、铜川），两条主要产业轴（一条是“渭南市―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东西主要轴线，另一条是“西安―铜川”南北主要轴线），两条次级产业轴（分别是西侧的“泾阳―彬县―长武”产业轴线、东侧的“高陵―富平―蒲城―合阳―韩城”产业轴线），组成的倒“木”字型的产业空间结构。
张明皓??、张艳锋、李海健等人在《西汉帝陵大遗址的保护与规划构想》（2004）中提出，在西安和咸阳加快城市一体化进程的情况下，西汉帝陵大遗址应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利用。构想将其分成6个区，分别展示不同的古迹：茂陵和平陵景区。展现汉代大型石雕艺术，随葬珍品和古建筑风貌。延陵、康陵、渭陵和义陵景区。展现帝陵及其陪葬墓的群体众多、规模庞大的特点。安陵和长陵景区。展现汉代军事列阵与民俗生活。阳陵景区。展现汉代帝陵的陵墓形制特点，同时也可供考古工作者及其他学者研究之用。杜陵景区。展现汉代的建筑特点，可以做一定的复原，进行建筑遗址陈列。霸陵景区。可以作为特例，展现汉代帝陵“因山为陵”的特点。在重点保护区内规划旅游路线，采取栽种植物标志、局部覆罩等手段展示遗存；在一般保护区内建设内部道路、陈列馆等；在建设控制地带设置停车场、变电站等服务设施。
夏威夷大学旅游产业管理学院现任院长在绍兴会议“为文化旅游重新定位”的分组讨论报告中说，衡量负责任的旅游的标准是参观者越来越关心文化遗产，能够拥有美好的参观经历，体验到文化遗产的深刻内涵，公共与私营部门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诠释提供越来越多的支持与资金，通过开发文化旅游来减轻贫困，成立中小型文化遗产相关企业，使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为文化遗产感到骄傲。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责任感的文化遗产旅游，我们必须确保文化旅游官员、文化遗产保护倡导者与官员、旅游景点、当地商业领域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需要有公共与私营部门参与的富有创造性的融资方法。
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前主任莎伦?萨莉文提出了基于遗产价值的遗产地管理体系，也是绍兴会议所积极推荐的一种遗产管理手段。这是一种根据遗产地所有文化遗产价值的评估，进行规划、开发和管理，并能够通过适当的政策和战略加以体现的遗产地管理体系。萨莉文认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应该包括历史价值、美学和艺术价值、科学和研究价值、社会价值。所谓基于价值的管理成功的关键是自觉和综合评估遗产地可能拥有的所有文化价值，然后根据对这些价值的保护制定管理决策。她说，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基于价值的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要实现这个目标要采取以下措施：（1）收集遗产地的详细材料，包括遗产地的历史、所有权、实际状况和边界等必要信息；（2）要充分认识到遗产地所有的价值，以此来确定遗产地的意义所在；（3）除了遗产地的文化价值之外，还必须对影响遗产保护和管理能力的其他关键因素进行评估，包括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4）明确遗产地管理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5）制定达到目标的发展战略，包括计划具体的行动，制定防止疏忽破坏的规则或标准，开发或完成遗址的经营程序，特别是基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开发战略；（6）编制规划或管理指南并进行实施；（7）监测规划的实施情况并予以必要的调整。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1）目前基本形成共识的方面是，大遗址的保护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而且必须通过实施产业发展战略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2）对文化遗产的经济学特征和遗产产业经营及管理一般理论研究深入系统。（3）仅仅从大遗址文化产业发展角度开展大遗址区产业发展研究，视角单一、没有打破行政区划、不系统，没有从事大遗址区合作创新网络的研究。
2.研究意义
我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连绵不断的历史和丰富的地上、地下古代文明史迹是中华民族曾经高度发达，并对世界各国的文明与进步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其中大遗址以其在跨越时代久远、分布地域广阔、结构类型众多、内涵丰富多样，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史迹的主体。据统计，在7000多处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大遗址的约2000多处，约占总数的1/3；在我国126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大遗址的有412处，也约占1/3。
在现行保护技术和管理体制下，大遗址保护与大遗址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不协调。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大遗址区经济发展和解决遗址保护单位财政困难问题，采取了多样化的大遗址资源经营管理形式，如唐昭陵的单一民营企业介入现象、汉阳陵的单一文保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现象、秦兵马俑的博物馆主导管理下的博物馆与陕西省旅游集团公司分工联合经营管理现象，以及汉杜陵的几十家企业介入现象等。另外汉长安城遗址区的乱搭乱建现象也非常引人注目。经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引导民营企业介入的初次设想是很好的，但由于经营没有特色或经营行为违反文物保护法，使得民营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农民违犯文物保护法从事有碍文物保护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期望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但又没有切实可行的创新措施所致。其根本原因是大遗址区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与大遗址保护要求相容的合作创新网络。这正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意义所在。
10.1.2 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应以网络图构建的基本方法、步骤为轴线，从“基础准备研究―大遗址区域整合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区域大遗址文化产业网络图―典型大遗址区的产业组织网络图―前两类网络图的系统集成及管理机制”方面内容开展大遗址区产业组织优化研究。研究将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查询法、实地调研法、典型案例解读法、SWOT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网络图析法、层次分析模型，和谐管理理论、博弈论、交易费用理论、公共管理学、现代产业组织经济学理论、系统动力学等方法。
首先是基础准备研究：研究大遗址区的概念、内涵和特性，以及与文物法中所说的大遗址保护范围的区别与联系；区域大遗址的分布特征和大遗址之间的时空关系；大遗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区域整合的依据和评价标准，论证区域整合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重点难点是大遗址区的概念及特性研究，区域整合的必要性和条件、区域整合的依据和评价标准的研究。
其次是基于产业组织优化的大遗址区域整合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研究：研究大遗址的价值和与大遗址本体的相关环境构成，并从区域发展的宏微观两方面分析环境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区域发展背景、不同类型大遗址的价值演进规律和产业发展的环境背景条件，确定不同大遗址在区域大遗址群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基于产业组织优化的区域大遗址区域整合的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
重点难点是研究不同大遗址的价值演进规律和产业发展的环境背景条件，确定不同大遗址在大遗址群及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基于产业组织优化的大遗址区域整合的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
第三是构建区域大遗址文化产业优化网络图和可行性分析研究：研究定位网络图的目标；研究图中点（即大遗址区）的经济含义、主题形象和功能定位以及点的空间和内容构成；研究图中点与点之间连线的含义；研究连线上的赋权问题，确定大遗址与大遗址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密切程度；研究该网络图的实施方案、相关保障措施体系及政府运作方式。
重点难点是基于主题形象和功能定位的大遗址区核心产业的选择以及大遗址区核心产业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网络图的可操作性实施方案、相关保障措施及政府运作管理方式。
第四是构建区域典型大遗址区的产业组织优化网络图与可行性分析研究：研究定位网络图的目标；研究点的内容构成、空间构成、层次构成和图中点（各主体）的经济含义、角色和功能等；研究图中点与点之间连线（即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责、权、利关系）的含义；研究连线上的赋权问题，确定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责、权、利关系密切程度；研究该网络图的实施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相关保障措施及大遗址区的运作管理模式问题。
重点难点是对典型大遗址区的深入细致调查分析评价；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网络图中的点、线研究和网络图建立。
第五是研究第三和第四两类网络的系统集成及管理问题：研究构建系统集成网络图及集成效果的综合评价问题；研究相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建设问题；研究处于同一大遗址区不同行政区域地方政府管理之间的协调问题；研究大遗址区政府不同部门管理之间的协调问题等等。
重点难点是构建系统集成网络图，并对集成效果进行综合评价；相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建设；管辖同一大遗址区的不同行政区域、不同行政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关系协调机制研究。
1.国内外研究进展
199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首次采用了“大遗址”的提法。它是我国近10年来从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角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于专指中国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考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大遗址由遗存本体与相关环境组成，具有遗存丰富、历史信息蕴涵量大、现存景观宏伟，且年代久远、地域广阔、类型众多、结构复杂等特点。它是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的主要载体和珍贵物证。国务院对“大遗址”提法的采用标志着大遗址这一文化遗产在我国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突显。
大遗址的保护是第一位的，这在全世界各界已形成共识。但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缺乏及时相关的考古技术和先进保护措施，在保护过程中必须限制许多生产经营活动行为，结果使得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常常与大遗址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矛盾或不协调，最终引致人为破坏成为目前大遗址保护面临的最大威协。调查研究发现，遗址所在地群众生产经营活动行为、遗址所在地群众日常生活、遗址所在地及其周边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以及大遗址区内外居民收入、生活方式、环境营造的差异而直接挫伤的遗址居民的保护积极性甚至产生的逆反心理是导致人为破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陆建松教授、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教授等人通过研究，深感问题非常严重，亟待解决。
国务院1997年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通知非常明确的将大遗址保护列于“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系，切实做好文物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的首位，具体指出要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考虑遗址所在地群众的切身利益，采取调整产业结构、改变土地用途等措施，努力扶持既有利于遗址保护又能提高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的产业，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局面。
2006年5月31日～6月2日在绍兴古城召开的《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200余名国内外学者就“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建立基于遗产价值的保护、管理和监测体系；发展负责任的文化旅游，为参观者提供美好的参观经历；吸引公共和私人机构共同参与的遗产融资”等四方面议题进行探讨。本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所有的文化遗产保护行为都需要社区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结合，这也是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意义所在，应该也是在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前夕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所在。
孟宪民、陆建松等人从规划角度考虑，认为大遗址保护展示，涉及全局和长远，要解决长期被动的问题，无法回避以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出“我国大遗址保护展示规划的指导思想应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遵循保护文化及环境遗产的规律，紧密围绕我国大遗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以从根本上改变大遗址保护的被动局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多学科研究为先导，以重点大遗址治理为突破口，把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处理好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促进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提出了“坚持把大遗址保护展示与产业调整、特色旅游、农民脱贫致富、安居工程、城乡绿化美化、生态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坚持发挥政府职能，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公益性投入为主导，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的观点，并建议加强相关方面的管理政策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徐嵩龄研究员（2002年）从传统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角度综合考查，指出了文化遗产资源的六个经济学特征：遗产具有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并以遗产以文化价值为主导。遗产产业应是“文化价值导向”的。遗产产业提供的是服务性消费，这些服务仅止于对遗产的观赏、体验及相关的娱乐、休闲，不会涉及对遗产实体的耗用。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与不可替代性。由于人们对遗产文化价值内涵的认识具有不可穷尽性而使遗产具有经济价值增值性。遗产通过消费链带动国民经济（最突出表现就是带动旅游消费）。通过对《文化与自然遗产经济学界定及管理体制》（2002年）的研究，提出了具有经营功能并承担经营责任的遗产单位的经济性质是“非赢利性单位”（Non-Profit Firms）（其含义是：它的经营不是“利润导向”（For-Profit），而是“文化价值导向”（Cultural Value Oriented）；它的“文化价值导向”下的经营，应力求获得最大经济收益；它的收益不用于分红，而是用于对遗产事业的再投入；它有权获得政府补贴与社会赞助，有权享受免税或部分免税）的观点，强调中国遗产单位的经营制度应以遗产保护优先，经营的非赢利性质，经营的文化价值导向，经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认识出发点，并建议在遗产的功能使用方面（尤其是遗产产业的经营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通过对《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2005年）研究，提出了重要观点：政府职能朝宏观管理的方向定位；遗产服务是现代遗产管理的中心问题；遗产服务应以遗产的文化价值为核心；遗产服务应实施非营利经营制度；遗产服务的供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助市场规则经营；把商业经营技术与遗产和遗产服务的特点结合起来培养文化遗产经营人员；遗产单位应从政府、企业、社会资助或投入，以及遗产单位本身的经营收入方面多渠道获得经费；注重“成本―效益”（cost-benefit）与“成本―效果”（cost-effectiveness）。指出管理模式是针对具体的遗产单位而言的，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对遗产单位的管理，并非采取单一模式，总是根据遗产的特点做出恰当选择。另外，还从以陕西发展文物旅游业为案例的政策研究角度，研究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文物事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发展文物产业以及文物产业经营管理的重要观点。认为应该成立国家遗产管理局进行遗产管理。
樊海强??，权东计，李海燕等人对大遗址产业化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分析了大遗址产业化的重要作用和现实基础，提出了大遗址产业化的基本策略，即推进大遗址区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保护和展示技术的现代化、大遗址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大遗址文化商品的市场化、大遗址资源开发的深度化、管理的科学化。通过对《遗址文化产业体系构建与结构优化探析――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研究，从以遗址文化产业为对象，从理论基础探析、产业体系构建、以关中地区为实例的行业结构优化和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以空间行政归属为标准，为关中地区提出了由一个核心增长极（西安市），四个次级增长极（咸阳、宝鸡、渭南、铜川），两条主要产业轴（一条是“渭南市―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东西主要轴线，另一条是“西安―铜川”南北主要轴线），两条次级产业轴（分别是西侧的“泾阳―彬县―长武”产业轴线、东侧的“高陵―富平―蒲城―合阳―韩城”产业轴线），组成的倒“木”字型的产业空间结构。
张明皓??、张艳锋、李海健等人在《西汉帝陵大遗址的保护与规划构想》（2004）中提出，在西安和咸阳加快城市一体化进程的情况下，西汉帝陵大遗址应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利用。构想将其分成6个区，分别展示不同的古迹：茂陵和平陵景区。展现汉代大型石雕艺术，随葬珍品和古建筑风貌。延陵、康陵、渭陵和义陵景区。展现帝陵及其陪葬墓的群体众多、规模庞大的特点。安陵和长陵景区。展现汉代军事列阵与民俗生活。阳陵景区。展现汉代帝陵的陵墓形制特点，同时也可供考古工作者及其他学者研究之用。杜陵景区。展现汉代的建筑特点，可以做一定的复原，进行建筑遗址陈列。霸陵景区。可以作为特例，展现汉代帝陵“因山为陵”的特点。在重点保护区内规划旅游路线，采取栽种植物标志、局部覆罩等手段展示遗存；在一般保护区内建设内部道路、陈列馆等；在建设控制地带设置停车场、变电站等服务设施。
夏威夷大学旅游产业管理学院现任院长在绍兴会议“为文化旅游重新定位”的分组讨论报告中说，衡量负责任的旅游的标准是参观者越来越关心文化遗产，能够拥有美好的参观经历，体验到文化遗产的深刻内涵，公共与私营部门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诠释提供越来越多的支持与资金，通过开发文化旅游来减轻贫困，成立中小型文化遗产相关企业，使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为文化遗产感到骄傲。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责任感的文化遗产旅游，我们必须确保文化旅游官员、文化遗产保护倡导者与官员、旅游景点、当地商业领域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需要有公共与私营部门参与的富有创造性的融资方法。
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前主任莎伦?萨莉文提出了基于遗产价值的遗产地管理体系，也是绍兴会议所积极推荐的一种遗产管理手段。这是一种根据遗产地所有文化遗产价值的评估，进行规划、开发和管理，并能够通过适当的政策和战略加以体现的遗产地管理体系。萨莉文认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应该包括历史价值、美学和艺术价值、科学和研究价值、社会价值。所谓基于价值的管理成功的关键是自觉和综合评估遗产地可能拥有的所有文化价值，然后根据对这些价值的保护制定管理决策。她说，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基于价值的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要实现这个目标要采取以下措施：（1）收集遗产地的详细材料，包括遗产地的历史、所有权、实际状况和边界等必要信息；（2）要充分认识到遗产地所有的价值，以此来确定遗产地的意义所在；（3）除了遗产地的文化价值之外，还必须对影响遗产保护和管理能力的其他关键因素进行评估，包括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4）明确遗产地管理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5）制定达到目标的发展战略，包括计划具体的行动，制定防止疏忽破坏的规则或标准，开发或完成遗址的经营程序，特别是基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开发战略；（6）编制规划或管理指南并进行实施；（7）监测规划的实施情况并予以必要的调整。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1）目前基本形成共识的方面是，大遗址的保护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而且必须通过实施产业发展战略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2）对文化遗产的经济学特征和遗产产业经营及管理一般理论研究深入系统。（3）仅仅从大遗址文化产业发展角度开展大遗址区产业发展研究，视角单一、没有打破行政区划、不系统，没有从事大遗址区合作创新网络的研究。
2.研究意义
我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连绵不断的历史和丰富的地上、地下古代文明史迹是中华民族曾经高度发达，并对世界各国的文明与进步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见证。其中大遗址以其在跨越时代久远、分布地域广阔、结构类型众多、内涵丰富多样，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史迹的主体。据统计，在7000多处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大遗址的约2000多处，约占总数的1/3；在我国126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大遗址的有412处，也约占1/3。
在现行保护技术和管理体制下，大遗址保护与大遗址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不协调。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大遗址区经济发展和解决遗址保护单位财政困难问题，采取了多样化的大遗址资源经营管理形式，如唐昭陵的单一民营企业介入现象、汉阳陵的单一文保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现象、秦兵马俑的博物馆主导管理下的博物馆与陕西省旅游集团公司分工联合经营管理现象，以及汉杜陵的几十家企业介入现象等。另外汉长安城遗址区的乱搭乱建现象也非常引人注目。经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引导民营企业介入的初次设想是很好的，但由于经营没有特色或经营行为违反文物保护法，使得民营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农民违犯文物保护法从事有碍文物保护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期望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但又没有切实可行的创新措施所致。其根本原因是大遗址区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与大遗址保护要求相容的合作创新网络。这正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意义所在。
10.1.2 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应以网络图构建的基本方法、步骤为轴线，从“基础准备研究―大遗址区域整合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区域大遗址文化产业网络图―典型大遗址区的产业组织网络图―前两类网络图的系统集成及管理机制”方面内容开展大遗址区产业组织优化研究。研究将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查询法、实地调研法、典型案例解读法、SWOT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网络图析法、层次分析模型，和谐管理理论、博弈论、交易费用理论、公共管理学、现代产业组织经济学理论、系统动力学等方法。
首先是基础准备研究：研究大遗址区的概念、内涵和特性，以及与文物法中所说的大遗址保护范围的区别与联系；区域大遗址的分布特征和大遗址之间的时空关系；大遗址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区域整合的依据和评价标准，论证区域整合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重点难点是大遗址区的概念及特性研究，区域整合的必要性和条件、区域整合的依据和评价标准的研究。
其次是基于产业组织优化的大遗址区域整合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研究：研究大遗址的价值和与大遗址本体的相关环境构成，并从区域发展的宏微观两方面分析环境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区域发展背景、不同类型大遗址的价值演进规律和产业发展的环境背景条件，确定不同大遗址在区域大遗址群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基于产业组织优化的区域大遗址区域整合的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
重点难点是研究不同大遗址的价值演进规律和产业发展的环境背景条件，确定不同大遗址在大遗址群及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基于产业组织优化的大遗址区域整合的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
第三是构建区域大遗址文化产业优化网络图和可行性分析研究：研究定位网络图的目标；研究图中点（即大遗址区）的经济含义、主题形象和功能定位以及点的空间和内容构成；研究图中点与点之间连线的含义；研究连线上的赋权问题，确定大遗址与大遗址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密切程度；研究该网络图的实施方案、相关保障措施体系及政府运作方式。
重点难点是基于主题形象和功能定位的大遗址区核心产业的选择以及大遗址区核心产业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网络图的可操作性实施方案、相关保障措施及政府运作管理方式。
第四是构建区域典型大遗址区的产业组织优化网络图与可行性分析研究：研究定位网络图的目标；研究点的内容构成、空间构成、层次构成和图中点（各主体）的经济含义、角色和功能等；研究图中点与点之间连线（即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责、权、利关系）的含义；研究连线上的赋权问题，确定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责、权、利关系密切程度；研究该网络图的实施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相关保障措施及大遗址区的运作管理模式问题。
重点难点是对典型大遗址区的深入细致调查分析评价；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网络图中的点、线研究和网络图建立。
第五是研究第三和第四两类网络的系统集成及管理问题：研究构建系统集成网络图及集成效果的综合评价问题；研究相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建设问题；研究处于同一大遗址区不同行政区域地方政府管理之间的协调问题；研究大遗址区政府不同部门管理之间的协调问题等等。
重点难点是构建系统集成网络图，并对集成效果进行综合评价；相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建设；管辖同一大遗址区的不同行政区域、不同行政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关系协调机制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