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大遗址保护与遗址文化产业发展：以汉杜陵 (雁塔) 区域发展为例
> 序言
序言
5000年的华夏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大遗址以其年代久远、地域广阔、气势宏伟、类型众多、结构复杂、埋藏丰富等特点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史的主体。据统计，在7000多处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大遗址的约2000多处，约占总数的1/3；在我国126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大遗址的有412处，也约占1/3。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被人们普遍认识，大规模的以文化遗产为对象的旅游开发随之诞生。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海内外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但由于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相对滞后，旅游开发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遗产区出现了“三化”，使许多文化遗产“脱胎换骨”成为“四不象”和假古董，这些行为极大的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带来许多无法弥补的损失。许多文化遗产地由于缺乏合理的保护与利用措施，在遗产地保护区内大搞开发建设，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又不得不花费上亿的资金用于建筑的拆迁和环境整治，给国家和地方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例如，河南龙门石窟由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洛阳市政府投入一亿多元，拆除了南门外的中华龙宫、环幕影城、部队营房及各种不协调建筑；四川都江堰为整治文化环境，拆掉了价值大约2.2亿元的建筑。武夷山在申报遗产中也花了一个多亿。清东陵投资了近亿元。连安徽黟县的西递和宏村两个小村落，也投入了600多万元用于整治环境。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湖北武当山、重庆大足石刻等无不如此。
保护文化遗产并不排斥对其合理利用。无论是发达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还是发展中的埃及，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国外许多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国在保护利用上不仅有共同模式，也有其特色模式。通过借鉴国外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成功经验，探索实践出一条既具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特色，又能促使我国遗址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模式，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以遗址旅游为龙头的遗址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已显示出蓬勃的发展活力。据统计资料表明，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近60亿英镑，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2倍，我国1997年文化消费能力约为3000亿元，到2005年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500多亿元。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我国也把文化产业列入第三产业十大增长点之一。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虽然我国的遗址文化资源很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它们的保护和利用被视为社会公益事业，从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到开发利用，都由政府一手操办，其全部经费由政府财政承担。这种传统的管理经营方式，不但使遗址资源的保护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文化和经济价值的实现，使遗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陷入两难处境。探索如何构筑我国大遗址区域文化产业体系与网络体系，是本研究的又一主要目的。
一、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第一章，主要研究论述遗产、遗址、大遗址区、文化产业、遗址文化产业内涵与属性、遗址文化产业国内外研究现状等。作者认为：第一，大遗址作为人类活动的区域空间，在其分布空间和相关区域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不能就文物遗址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来谈遗址保护问题，要保护好大遗址必须把大遗址保护纳入区域来考虑，协调好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这也是《西安宣言》的意义所在。第二，遗址文化产业有广义的遗址文化产业和狭义的遗址文化产业之分。广义的遗址文化产业就是指从事遗址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各种生产、经营事业”。狭义的遗址文化产业就是指从事遗址保护与开发经营的文化企业的集合。狭义的遗址文化产业只是广义的遗址文化产业中具有企业经营性的那一部分，并不包括由国家财政支出的各类公益性、事业性的遗址保护、科研事业机构。第三，遗址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公共精神产品，在运作过程中必须遵循文化属性、市场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第四，长期以来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被视为社会公益事业，其全部经费由政府财政承担。这种传统的管理经营方式，不但使遗址资源的保护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也极大地限制它的文化和经济价值的实现，使遗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陷入两难处境。因此，发展遗址文化产业意义重大。
第二章，主要论述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历程和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基本模式。第一，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无疑起源于欧洲，并最先影响到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便伴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波及到了世界各国，逐渐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共识。这种共识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性组织的《雅典宪章》、《威尼斯宪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马丘比丘宪章》、《华盛顿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西安宣言》之中。第二，文物保护在我国很早就受到重视，但仅局限于保存和收藏一些器物。建国后，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标志着我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国家文物局在2000年向国务院提交了《“大遗址”保护“十五”计划》，这标志着大遗址保护工作正式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西安宣言》的颁布和国际保护中心在西安成立，表明中国正在以积极的势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国际影响。第三，在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方面，以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特色最突出；国内在大遗址整体保护与单体保护上也提出了一系列模式。第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第五，遗址保护范围在逐渐扩大。从遗址本体保护、到遗址环境保护；从单一保护逐渐扩大到遗产的综合利用、遗址文化产业；保护方式和手段，在不断更新。
第三章，主要研究论述文物遗址资源构成。第一，大遗址资源是指在当前时间条件下、分布在一定区域内，能够为当代和未来社会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与历史人工遗迹和遗物。它具有五方面人工属性和四方面的自然属性。第二，大遗址区域的保护与发展，必须首先做好大遗址区域各项资源或发展条件的评估与分析，评估分析是做好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程序的关键部分，制订大遗址区域发展战略、保护措施、管理措施、展陈方案、旅游开放模式、产业发展规划等都要以评估结论为依据。第三，大遗址的产生、演变和未来发展都离不开环境，环境是一个不断变化又相对稳定的客观存在，研究分析历史环境的演变过程，对于大遗址采取何种整体保护措施、判断区域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第四，杜陵文物遗址资源由陵园、从葬坑、寝园、陵邑、陪葬墓、出土文物等物质要素和众多的非物质要素构成。第五，汉杜陵遗址是我国现存格局与遗迹保存较为完整、离城市中心区最近、生态环境建设较好的陵墓遗址，虽经历几千年的自然与人为破坏，特别是近5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仍然保存基本完好、受损不多，许多重要遗迹仍得以较好保存，整个陵园的基本格局清楚。这与各级政府特别是西安市政府对汉杜陵一贯贯彻执行保护方略密切相关，与诸位学者对汉杜陵持之以恒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与汉杜陵保护区内的居民为文物保护事业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分不开的。
第四章，研究大遗址文物遗址资源的价值。第一，大遗址的功能指大遗址发挥有效作用的特性和能力。大遗址的功能有科学研究、精神家园、旅游、文化生态、文化产业、宣传教育六大功能。第二，大遗址的价值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四个方面。第三，大遗址的功能和价值有联系也有区别。遗址功能的大小决定了其价值的高低，因此它的价值随着人类对遗址功能认识的深化而变化。但功能和价值并非一一对应的，有时还有矛盾。如过分注重大遗址的某种功能，必然影响大遗址整体价值的维护；若片面强调大遗址的某种价值，也要影响其综合功能的发挥。唯有认识大遗址的综合功能，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也唯有注重大遗址的整体价值，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第四，提出了大遗址定量评价的方法与体系。
第五章，研究分析大遗址区域发展背景。第一，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分析必须坚持大遗址利用的功能，是否与文物遗址的价值相容；大遗址利用功能和利用强度，是否与确保遗址安全相矛盾；对大遗址诠释和形象展示，是否忠实于遗址的原真性；大遗址利用的功能定位、方向，是否符合区域发展的客观需要四项基本原则，并从遗址利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方面对杜陵遗址做了分析。第二，从杜陵与西安城市发展、杜陵与西安城市文化体系建设、杜陵与西安旅游业发展、杜陵与曲江开发四个方面论述杜陵与区域发展的关系。认为杜陵无论是在区域建设、区域生态、区域文化、区域旅游等方面都是西安主要组成部分，杜陵的发展对塑造西安城市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从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条件分析杜陵遗址保护管理状况，认为杜陵文物遗址保护管理基本文物保护的要求，但由于杜陵区域发展存在多头管理因素，导致区域发展在管理上不和谐，难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管理已成为制约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四，运用SWOT分析了杜陵区域发展的优劣势，以及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认为杜陵存在区域与地势、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资源与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的优势，但也存在资源开发力度和深度不够、旅游产品体系尚未形成、村镇建设零乱、生态景观品位低下、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劣势；杜陵面临西安观光、休闲、度假市场的成熟，西安东南旅游板块发展势头强劲，西安大水大绿工程的持续建设，国家对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投资力度加大，但也存在文物保护与产业发展、旅游开发、生态环境建设，杜陵隐性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与周边旅游发展竞争和文物展示方式选择的挑战。
第六章，大遗址发展战略与布局研究。第一，大遗址区域发展战略是指对大遗址区域整体发展的分析、判断而做出的重大具有决定全局意义的谋划。它的核心是要解决大遗址保护与区域在一定时期的基本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第二，大遗址区域功能是依据大遗址区域遗址资源保护现状、遗址价值、遗址与区域关系等分析为依据，结合遗址在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合理确定大遗址在区域发展中所承担功能。在确定大遗址区域功能定位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谋发展的理念、突破遗址保护区谋发展的理念、体现尊重遗址本体和历史环境风貌保护谋发展的理念。杜陵区域功能定位是西安城市发展“四化”理念的具体体现。第三，遗址区域发展战略目标――是大遗址区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战略思想的集中反映。战略目标在制定中应注意：
1.目标要以社会效益为中心，凸现文化遗址的社会价值。
2.目标适中，既要有难度，又要有竞争性并有实现可能。
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4.各时期各部门目标相互衔接。
5.突出重点，不包罗万象。
杜陵区域发展目标是：立足保护汉杜陵陵园格局和历史环境风貌，逐步把汉杜陵遗址区建设成具有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遗址生态旅游区，为最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了文物遗址保护的原真性、遗址展示的可视性、生态建设的景观性、旅游项目的文化性、村镇建设的地域性、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各分项目标。第四，战略重点关系到大遗址区域全局性的战略目标能否达到。为了达到战略目标，明确文物遗址保护、生态景观建设、旅游产业、遗址文化产业网络体系构建是杜陵区域发展的战略重点。第五，坚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为宗旨，以“四化”理念为指导，立足有效保护遗址、夯实生态基础、优化区域功能、启动旅游项目、强化管理措施的战略思想，力争把杜陵遗址规划建设成为遗址保存完整、环境风貌协调、区域功能合理、旅游利用到位、管理措施得力的具有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特征的遗址生态旅游区，并使之成为贯彻《西安宣言》的典范，为最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基础。第六，杜陵遗址与西安城市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西安是杜陵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区域基础和影响因素，处理好杜陵遗址保护与西安城区发展的关系，就成为杜陵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战略之一。第七，杜陵区域发展必须坚持保护与利用相协调、完整性与原真性、协调与整合、刚性与弹性、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原则。第八，依据杜陵遗址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功能定位、规划目标和重点、以及总体发展战略和原则，将杜陵区域规划为一心，二轴，三区，四带总体结构。
第七章，研究论述文物遗址的保护。第一，大遗址保护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即物质形态方面和非物质形态方面。第二，大遗址保护必须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原真性展示原则、体现特色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和可逆性原则。第三，大遗址保护区划与保护措施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大遗址来确定。第四，大遗址区域开发须进行强度控制，以确保大遗址资源的永续利用。
第八章，研究论述遗址文化产业。第一，新的文化与精神需求、产业分工的扩展与细化、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遗址文化产业形成的主要内因，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管理体制改革的浪涛、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保护与利用技术的进步是遗址文化产业形成的主要外在因素。遗址文化产业部门的独立、遗址文化产业的整体化、遗址文化产业劳动具有职业性和有偿性、遗址文化产业经济贡献率的提高是遗址文化产业形成的主要标志。第二，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典型模式（遗址主题公园、遗址旅游景区、遗址展示区、遗址博物馆、遗址文化产业园）为遗址文化产业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第三，遗址文化产业涉及遗址保护和研究、遗址展示和旅游、文物交易出租、遗址文化产品开发、遗址相关产品开发等行业。第四，从生产目的、资本来源、机构性质、运营机制、调控方式五个评价指标，对遗址产业化现状进行评定。评价认为：1.遗址保护和研究是典型的事业运作方式；2.遗址展示属于旅游的范畴；3.文物交易、出租业是事业单位和企业合作经营的部分；4.遗址相关产品开发是由企业自主经营的产业部分。第四，遗址文化产业应该是一个“结构完善、主导明确、部门协调、运作高效”的产业体系。结构完善，通过拓展遗址文化产品谱系，完善遗址文化产业部门建设，发挥整体功能；主导明确，要突出主导行业的发展，实施大遗址精品工程，不断推出优势产品，增强主导行业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个遗址文化产业发展；部门协调，各部门之间比例结构适中，关联性强，功能协调；运作高效，通过综合性、多元化、深度化开发遗址文化资源，以发挥它的综合效益，提高遗址文化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建立集约型的遗址文化产业体系，以推动遗址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第五，遗址文化产品有物质性的文化产品和非物质性的文化服务两部分组成。物质性的文化产品又可分为核心产品和副产品。遗址文化产业的核心产品（主流产品）是指以遗址实体（包括遗址出土的文物）为本体而设计、开发出来的各种陈列展览品、遗址景观、遗址主题公园等。遗址文化产业的副产品是根据观众的购买欲望而设计、开发，能够创造附加值的工艺品，如遗址（文物）复仿制产品、遗址书籍期刊、旅游纪念品等。相关文化服务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专业性技术服务，如文物鉴定、文物修复和文物复制等；二是公共性社会服务，它是适应市场经济新变化，从服务观众出发设置的各种经营服务项目，如餐饮、娱乐服务等。第六，重点对杜陵的文物遗址展示与旅游产业发展做具体研究。
第九章，对遗址文化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进行了研究。第一，遗址文化产业结构（structure of ruin industry）是指遗址文化产业体系内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它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各行业在规模上的比例关系，反映遗址文化产业结构量的内容；二是遗址文化产业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反映遗址文化产业结构质的特点。第二，以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分析陕西遗址文化产业，陕西遗址文化产业结构关联性的总体特点：一是从关联度系数的绝对值看，遗址文化产业各行业因素的关联度不高，且高低差异较大，反映遗址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整体产业结构较为脆弱；二是参观游览与其他行业的关联度都不高，这表明遗址文化产业的核心层面的关联带动效应不明显，产业一体化建设尚需加强。第三，遗址文化产业存在结构不合理、部门间发展不协调、专业化程度低、产业内部关联度差、结构演化升级缓慢的问题。第四，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概括为合理、协调、效率和创新四个方面。第五，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政府主导、品牌支撑、科技创新战略层面，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促进遗址文化中小企业的改造和重组，全方位开放市场产业政策层面和塑造龙头企业，促进遗址考古、研究、保护、开发一体化技术措施层面进行结构优化。第六，杜陵必须依托西安是国内外主要旅游目的地城市形象和万亩都市森林大背景，从陵区历史文化空间格局现状、游人时间优化安排和休闲品位升级、产业市场前景等多角度考虑，合理布局产业网络体系，建立科学的产业组织运营制度，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调动多方力量投资经营万亩生态林、遗址旅游产业开发和文物遗址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实现杜陵保护区内遗址保护、遗址区资源的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绿色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十章，大遗址保护遗址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展望。第一，大遗址区域产业组织优化及管理机制探讨方面。（1）目前基本形成共识的方面是，大遗址的保护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而且必须通过实施产业发展战略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2）对文化遗产的经济学特征和遗产产业经营及管理一般理论研究深入系统。（3）仅仅从大遗址文化产业发展角度开展大遗址区产业发展研究，视角单一、没有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系统不强，没有从事大遗址区合作创新网络体系方面的研究。第二，大遗址价值取向与管理体制关联性研究方面。国外研究的切入点在于相关利益者的行为研究，分析不同相关利益者的行为，探讨不同利益主体的活动对遗产地保护和开发带来的影响。他们把重点放在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上，认为只有处理好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各相关主体的关系，才可以管理和经营好遗产地。国内研究实际处于一种探索和争论阶段，从研究和争论的焦点来看，可以归结为“产权的划分和转移”问题。即遗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能否分离，从而形成主张移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国家公园”论和主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二权分离”论之间的针锋相对。正从遗产的价值研究转向遗产地开发研究；从遗产地开发营销研究转向遗产地问题解决研究；从遗产地本身研究转向遗产地管理体制研究，并形成热点；从遗产地管理的实际问题研究转向遗产地管理的理论讨论，开始有人讨论遗产经济学、遗产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第三，今后研究的主要内容：1.大遗址价值要素构成与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2.不同利益主体对大遗址管理经营价值取向及其对大遗址综合价值的影响研究分析；3.在不同价值取向下大遗址管理经营体制的特质研究；4.价值取向和大遗址管理体制变革的互动性关系研究；5.我国大遗址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管理基本模式；6.基于产业组织优化的大遗址区域整合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研究；7.构建区域大遗址文化产业优化网络图和可行性分析研究；8.构建区域典型大遗址区的产业组织优化网络图与可行性分析研究；9.大遗址保护模式研究。第四，遗址文化产业研究应以网络图构建的基本方法、步骤为轴线，从“基础准备研究――大遗址区域整合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区域大遗址文化产业网络图――典型大遗址区的产业组织网络图――前两类网络图的系统集成及管理机制”方面内容开展大遗址区产业组织优化研究。第五，在研究方法上应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查询法、实地调研法、典型案例解读法、SWOT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网络图析法、层次分析模型，和谐管理理论、博弈论、交易费用理论、公共管理学、现代产业组织经济学理论、系统动力学等方法。
二、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本研究以考古学、遗产保护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规划学、产业集群为理论背景，以汉杜陵遗址文化区为研究主要对象，对大遗址保护与遗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采用抽象分析、比较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方法，界定了大遗址、大遗址区、遗址文化产业等基本概念，分析研究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发展历程、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模式、遗址文化产业本质属性、遗址文化产业的形成机制、遗址产业网络体系等。建立了大遗址的价值评价体系，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对遗址文化产业关联性进行分析，为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依据。
概括起来，本研究有以下创新性研究：
1.大遗址是我国独有的文化遗产概念，就其的涵义来讲，是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古墓群和陵墓区）等的统称，而“大”字则集中体现了其价值突出和规模大两方面。大遗址区则是本人结合多年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经验，为了寻求从根本上解决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从区域发展中提出的新概念。
2.在研究总结国内外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经验，提出四种整体模式（遗址公园、旅游景区、森林公园和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与四种局部方式（露天保护展示、覆盖保护、场馆保护和砌护保护）。研究认为遗址公园应用范围较广，遗址保护的效果在四种模式中最为理想；森林公园主要针对帝陵和墓葬群遗址，保护效果次之；旅游景区和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应用范围则局限于特定的区位，虽不是遗址保护较为理想的模式，但兼顾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经济发展与遗址保护二者利益。
3.研究在深入分析大遗址本质与特征、功能与价值的基础上，对其价值进行了定性与定量评价，构建了综合价值评价法。通过对大遗址级别的判定，为保护利用的整体模式选取提供参考。
4.对遗址文化产业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创新性研究，界定了遗址文化产业的概念，分析了遗址文化产业的属性，揭示了遗址文化产业的形成机制。
5.以产业价值链为基础，构建了比较完整的遗址文化产业体系，并将遗址文化产业划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三个层面，为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奠定了基础。
6.应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遗址文化产业关联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体系，从战略措施层面、产业政策层面和技术措施层面提出了结构优化的具体措施。
三、撰写分工
各章撰写分工：序言，权东计；第一章，权东计、樊海强；第二章，权东计、李海燕；第三章，权东计；第四章，权东计、李海燕；第五章，权东计、王振；第六章，权东计，朱海霞；第七章，权东计；第八章，权东计、樊海强、王震、刘瑞龙；第九章，朱海霞、樊海强；第十章，朱海霞、权东计。全书由权东计、朱海霞组织、统稿。
汉杜陵（雁塔）区域发展规划项目主要成员：权东计、李同升、张阳生、朱海霞、尹怀庭、王震、刘瑞龙、胡畔、王振、陈文、陈稳亮、金田明子、程娟、马云超、吴荔、焦丽敏、王小虹等。
本书是在作者多年从事纵向科学研究和规划项目研究（项目名称附后）的基础撰写的，对本书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得到各级科研与规划组织单位、科研项目组成员和规划项目组成员的大力协作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感谢在研究规划过程中曾给予大力支持的所有专家、领导、学者及朋友。陕西人民出版社关谊给予本书的肯定、鼓励、支持和出版中的大量编辑工作，我们亦表示衷心的谢意。
大遗址保护与遗址文化产业发展是一项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其涉及学科之多、内容之广泛、发展之迅速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作者的学术水平所限，本书的内容观点，难免有许多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斧正。
权东计
2006年12月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化遗产旅游价值被人们普遍认识，大规模的以文化遗产为对象的旅游开发随之诞生。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海内外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但由于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相对滞后，旅游开发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遗产区出现了“三化”，使许多文化遗产“脱胎换骨”成为“四不象”和假古董，这些行为极大的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带来许多无法弥补的损失。许多文化遗产地由于缺乏合理的保护与利用措施，在遗产地保护区内大搞开发建设，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又不得不花费上亿的资金用于建筑的拆迁和环境整治，给国家和地方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例如，河南龙门石窟由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洛阳市政府投入一亿多元，拆除了南门外的中华龙宫、环幕影城、部队营房及各种不协调建筑；四川都江堰为整治文化环境，拆掉了价值大约2.2亿元的建筑。武夷山在申报遗产中也花了一个多亿。清东陵投资了近亿元。连安徽黟县的西递和宏村两个小村落，也投入了600多万元用于整治环境。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湖北武当山、重庆大足石刻等无不如此。
保护文化遗产并不排斥对其合理利用。无论是发达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还是发展中的埃及，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国外许多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国在保护利用上不仅有共同模式，也有其特色模式。通过借鉴国外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成功经验，探索实践出一条既具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特色，又能促使我国遗址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模式，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以遗址旅游为龙头的遗址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已显示出蓬勃的发展活力。据统计资料表明，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近60亿英镑，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2倍，我国1997年文化消费能力约为3000亿元，到2005年文化消费能力达到5500多亿元。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我国也把文化产业列入第三产业十大增长点之一。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依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虽然我国的遗址文化资源很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它们的保护和利用被视为社会公益事业，从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到开发利用，都由政府一手操办，其全部经费由政府财政承担。这种传统的管理经营方式，不但使遗址资源的保护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文化和经济价值的实现，使遗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陷入两难处境。探索如何构筑我国大遗址区域文化产业体系与网络体系，是本研究的又一主要目的。
一、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第一章，主要研究论述遗产、遗址、大遗址区、文化产业、遗址文化产业内涵与属性、遗址文化产业国内外研究现状等。作者认为：第一，大遗址作为人类活动的区域空间，在其分布空间和相关区域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不能就文物遗址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来谈遗址保护问题，要保护好大遗址必须把大遗址保护纳入区域来考虑，协调好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这也是《西安宣言》的意义所在。第二，遗址文化产业有广义的遗址文化产业和狭义的遗址文化产业之分。广义的遗址文化产业就是指从事遗址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各种生产、经营事业”。狭义的遗址文化产业就是指从事遗址保护与开发经营的文化企业的集合。狭义的遗址文化产业只是广义的遗址文化产业中具有企业经营性的那一部分，并不包括由国家财政支出的各类公益性、事业性的遗址保护、科研事业机构。第三，遗址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公共精神产品，在运作过程中必须遵循文化属性、市场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第四，长期以来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被视为社会公益事业，其全部经费由政府财政承担。这种传统的管理经营方式，不但使遗址资源的保护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也极大地限制它的文化和经济价值的实现，使遗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陷入两难处境。因此，发展遗址文化产业意义重大。
第二章，主要论述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历程和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基本模式。第一，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和活动，无疑起源于欧洲，并最先影响到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后，便伴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波及到了世界各国，逐渐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世界性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共识。这种共识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性组织的《雅典宪章》、《威尼斯宪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马丘比丘宪章》、《华盛顿宪章》、《奈良真实性文件》、《西安宣言》之中。第二，文物保护在我国很早就受到重视，但仅局限于保存和收藏一些器物。建国后，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标志着我国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形成。国家文物局在2000年向国务院提交了《“大遗址”保护“十五”计划》，这标志着大遗址保护工作正式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西安宣言》的颁布和国际保护中心在西安成立，表明中国正在以积极的势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国际影响。第三，在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方面，以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特色最突出；国内在大遗址整体保护与单体保护上也提出了一系列模式。第四，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第五，遗址保护范围在逐渐扩大。从遗址本体保护、到遗址环境保护；从单一保护逐渐扩大到遗产的综合利用、遗址文化产业；保护方式和手段，在不断更新。
第三章，主要研究论述文物遗址资源构成。第一，大遗址资源是指在当前时间条件下、分布在一定区域内，能够为当代和未来社会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与历史人工遗迹和遗物。它具有五方面人工属性和四方面的自然属性。第二，大遗址区域的保护与发展，必须首先做好大遗址区域各项资源或发展条件的评估与分析，评估分析是做好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程序的关键部分，制订大遗址区域发展战略、保护措施、管理措施、展陈方案、旅游开放模式、产业发展规划等都要以评估结论为依据。第三，大遗址的产生、演变和未来发展都离不开环境，环境是一个不断变化又相对稳定的客观存在，研究分析历史环境的演变过程，对于大遗址采取何种整体保护措施、判断区域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第四，杜陵文物遗址资源由陵园、从葬坑、寝园、陵邑、陪葬墓、出土文物等物质要素和众多的非物质要素构成。第五，汉杜陵遗址是我国现存格局与遗迹保存较为完整、离城市中心区最近、生态环境建设较好的陵墓遗址，虽经历几千年的自然与人为破坏，特别是近5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仍然保存基本完好、受损不多，许多重要遗迹仍得以较好保存，整个陵园的基本格局清楚。这与各级政府特别是西安市政府对汉杜陵一贯贯彻执行保护方略密切相关，与诸位学者对汉杜陵持之以恒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与汉杜陵保护区内的居民为文物保护事业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分不开的。
第四章，研究大遗址文物遗址资源的价值。第一，大遗址的功能指大遗址发挥有效作用的特性和能力。大遗址的功能有科学研究、精神家园、旅游、文化生态、文化产业、宣传教育六大功能。第二，大遗址的价值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四个方面。第三，大遗址的功能和价值有联系也有区别。遗址功能的大小决定了其价值的高低，因此它的价值随着人类对遗址功能认识的深化而变化。但功能和价值并非一一对应的，有时还有矛盾。如过分注重大遗址的某种功能，必然影响大遗址整体价值的维护；若片面强调大遗址的某种价值，也要影响其综合功能的发挥。唯有认识大遗址的综合功能，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也唯有注重大遗址的整体价值，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第四，提出了大遗址定量评价的方法与体系。
第五章，研究分析大遗址区域发展背景。第一，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分析必须坚持大遗址利用的功能，是否与文物遗址的价值相容；大遗址利用功能和利用强度，是否与确保遗址安全相矛盾；对大遗址诠释和形象展示，是否忠实于遗址的原真性；大遗址利用的功能定位、方向，是否符合区域发展的客观需要四项基本原则，并从遗址利用、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方面对杜陵遗址做了分析。第二，从杜陵与西安城市发展、杜陵与西安城市文化体系建设、杜陵与西安旅游业发展、杜陵与曲江开发四个方面论述杜陵与区域发展的关系。认为杜陵无论是在区域建设、区域生态、区域文化、区域旅游等方面都是西安主要组成部分，杜陵的发展对塑造西安城市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从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条件分析杜陵遗址保护管理状况，认为杜陵文物遗址保护管理基本文物保护的要求，但由于杜陵区域发展存在多头管理因素，导致区域发展在管理上不和谐，难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管理已成为制约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四，运用SWOT分析了杜陵区域发展的优劣势，以及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认为杜陵存在区域与地势、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资源与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的优势，但也存在资源开发力度和深度不够、旅游产品体系尚未形成、村镇建设零乱、生态景观品位低下、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劣势；杜陵面临西安观光、休闲、度假市场的成熟，西安东南旅游板块发展势头强劲，西安大水大绿工程的持续建设，国家对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投资力度加大，但也存在文物保护与产业发展、旅游开发、生态环境建设，杜陵隐性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与周边旅游发展竞争和文物展示方式选择的挑战。
第六章，大遗址发展战略与布局研究。第一，大遗址区域发展战略是指对大遗址区域整体发展的分析、判断而做出的重大具有决定全局意义的谋划。它的核心是要解决大遗址保护与区域在一定时期的基本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第二，大遗址区域功能是依据大遗址区域遗址资源保护现状、遗址价值、遗址与区域关系等分析为依据，结合遗址在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合理确定大遗址在区域发展中所承担功能。在确定大遗址区域功能定位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谋发展的理念、突破遗址保护区谋发展的理念、体现尊重遗址本体和历史环境风貌保护谋发展的理念。杜陵区域功能定位是西安城市发展“四化”理念的具体体现。第三，遗址区域发展战略目标――是大遗址区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战略思想的集中反映。战略目标在制定中应注意：
1.目标要以社会效益为中心，凸现文化遗址的社会价值。
2.目标适中，既要有难度，又要有竞争性并有实现可能。
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4.各时期各部门目标相互衔接。
5.突出重点，不包罗万象。
杜陵区域发展目标是：立足保护汉杜陵陵园格局和历史环境风貌，逐步把汉杜陵遗址区建设成具有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遗址生态旅游区，为最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制定了文物遗址保护的原真性、遗址展示的可视性、生态建设的景观性、旅游项目的文化性、村镇建设的地域性、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各分项目标。第四，战略重点关系到大遗址区域全局性的战略目标能否达到。为了达到战略目标，明确文物遗址保护、生态景观建设、旅游产业、遗址文化产业网络体系构建是杜陵区域发展的战略重点。第五，坚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为宗旨，以“四化”理念为指导，立足有效保护遗址、夯实生态基础、优化区域功能、启动旅游项目、强化管理措施的战略思想，力争把杜陵遗址规划建设成为遗址保存完整、环境风貌协调、区域功能合理、旅游利用到位、管理措施得力的具有世界遗产旅游目的地特征的遗址生态旅游区，并使之成为贯彻《西安宣言》的典范，为最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基础。第六，杜陵遗址与西安城市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西安是杜陵未来发展最重要的区域基础和影响因素，处理好杜陵遗址保护与西安城区发展的关系，就成为杜陵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战略之一。第七，杜陵区域发展必须坚持保护与利用相协调、完整性与原真性、协调与整合、刚性与弹性、可持续和谐发展的原则。第八，依据杜陵遗址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功能定位、规划目标和重点、以及总体发展战略和原则，将杜陵区域规划为一心，二轴，三区，四带总体结构。
第七章，研究论述文物遗址的保护。第一，大遗址保护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即物质形态方面和非物质形态方面。第二，大遗址保护必须坚持整体性保护原则、原真性展示原则、体现特色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和可逆性原则。第三，大遗址保护区划与保护措施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大遗址来确定。第四，大遗址区域开发须进行强度控制，以确保大遗址资源的永续利用。
第八章，研究论述遗址文化产业。第一，新的文化与精神需求、产业分工的扩展与细化、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是遗址文化产业形成的主要内因，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管理体制改革的浪涛、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保护与利用技术的进步是遗址文化产业形成的主要外在因素。遗址文化产业部门的独立、遗址文化产业的整体化、遗址文化产业劳动具有职业性和有偿性、遗址文化产业经济贡献率的提高是遗址文化产业形成的主要标志。第二，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典型模式（遗址主题公园、遗址旅游景区、遗址展示区、遗址博物馆、遗址文化产业园）为遗址文化产业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第三，遗址文化产业涉及遗址保护和研究、遗址展示和旅游、文物交易出租、遗址文化产品开发、遗址相关产品开发等行业。第四，从生产目的、资本来源、机构性质、运营机制、调控方式五个评价指标，对遗址产业化现状进行评定。评价认为：1.遗址保护和研究是典型的事业运作方式；2.遗址展示属于旅游的范畴；3.文物交易、出租业是事业单位和企业合作经营的部分；4.遗址相关产品开发是由企业自主经营的产业部分。第四，遗址文化产业应该是一个“结构完善、主导明确、部门协调、运作高效”的产业体系。结构完善，通过拓展遗址文化产品谱系，完善遗址文化产业部门建设，发挥整体功能；主导明确，要突出主导行业的发展，实施大遗址精品工程，不断推出优势产品，增强主导行业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个遗址文化产业发展；部门协调，各部门之间比例结构适中，关联性强，功能协调；运作高效，通过综合性、多元化、深度化开发遗址文化资源，以发挥它的综合效益，提高遗址文化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建立集约型的遗址文化产业体系，以推动遗址文化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第五，遗址文化产品有物质性的文化产品和非物质性的文化服务两部分组成。物质性的文化产品又可分为核心产品和副产品。遗址文化产业的核心产品（主流产品）是指以遗址实体（包括遗址出土的文物）为本体而设计、开发出来的各种陈列展览品、遗址景观、遗址主题公园等。遗址文化产业的副产品是根据观众的购买欲望而设计、开发，能够创造附加值的工艺品，如遗址（文物）复仿制产品、遗址书籍期刊、旅游纪念品等。相关文化服务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专业性技术服务，如文物鉴定、文物修复和文物复制等；二是公共性社会服务，它是适应市场经济新变化，从服务观众出发设置的各种经营服务项目，如餐饮、娱乐服务等。第六，重点对杜陵的文物遗址展示与旅游产业发展做具体研究。
第九章，对遗址文化产业内部结构优化进行了研究。第一，遗址文化产业结构（structure of ruin industry）是指遗址文化产业体系内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它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各行业在规模上的比例关系，反映遗址文化产业结构量的内容；二是遗址文化产业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反映遗址文化产业结构质的特点。第二，以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分析陕西遗址文化产业，陕西遗址文化产业结构关联性的总体特点：一是从关联度系数的绝对值看，遗址文化产业各行业因素的关联度不高，且高低差异较大，反映遗址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整体产业结构较为脆弱；二是参观游览与其他行业的关联度都不高，这表明遗址文化产业的核心层面的关联带动效应不明显，产业一体化建设尚需加强。第三，遗址文化产业存在结构不合理、部门间发展不协调、专业化程度低、产业内部关联度差、结构演化升级缓慢的问题。第四，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概括为合理、协调、效率和创新四个方面。第五，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政府主导、品牌支撑、科技创新战略层面，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促进遗址文化中小企业的改造和重组，全方位开放市场产业政策层面和塑造龙头企业，促进遗址考古、研究、保护、开发一体化技术措施层面进行结构优化。第六，杜陵必须依托西安是国内外主要旅游目的地城市形象和万亩都市森林大背景，从陵区历史文化空间格局现状、游人时间优化安排和休闲品位升级、产业市场前景等多角度考虑，合理布局产业网络体系，建立科学的产业组织运营制度，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调动多方力量投资经营万亩生态林、遗址旅游产业开发和文物遗址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实现杜陵保护区内遗址保护、遗址区资源的开发与区域经济增长、绿色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十章，大遗址保护遗址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展望。第一，大遗址区域产业组织优化及管理机制探讨方面。（1）目前基本形成共识的方面是，大遗址的保护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而且必须通过实施产业发展战略实现二者的有效结合。（2）对文化遗产的经济学特征和遗产产业经营及管理一般理论研究深入系统。（3）仅仅从大遗址文化产业发展角度开展大遗址区产业发展研究，视角单一、没有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系统不强，没有从事大遗址区合作创新网络体系方面的研究。第二，大遗址价值取向与管理体制关联性研究方面。国外研究的切入点在于相关利益者的行为研究，分析不同相关利益者的行为，探讨不同利益主体的活动对遗产地保护和开发带来的影响。他们把重点放在如何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上，认为只有处理好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各相关主体的关系，才可以管理和经营好遗产地。国内研究实际处于一种探索和争论阶段，从研究和争论的焦点来看，可以归结为“产权的划分和转移”问题。即遗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能否分离，从而形成主张移植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国家公园”论和主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二权分离”论之间的针锋相对。正从遗产的价值研究转向遗产地开发研究；从遗产地开发营销研究转向遗产地问题解决研究；从遗产地本身研究转向遗产地管理体制研究，并形成热点；从遗产地管理的实际问题研究转向遗产地管理的理论讨论，开始有人讨论遗产经济学、遗产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第三，今后研究的主要内容：1.大遗址价值要素构成与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2.不同利益主体对大遗址管理经营价值取向及其对大遗址综合价值的影响研究分析；3.在不同价值取向下大遗址管理经营体制的特质研究；4.价值取向和大遗址管理体制变革的互动性关系研究；5.我国大遗址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管理基本模式；6.基于产业组织优化的大遗址区域整合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研究；7.构建区域大遗址文化产业优化网络图和可行性分析研究；8.构建区域典型大遗址区的产业组织优化网络图与可行性分析研究；9.大遗址保护模式研究。第四，遗址文化产业研究应以网络图构建的基本方法、步骤为轴线，从“基础准备研究――大遗址区域整合基本思路和整合方案――区域大遗址文化产业网络图――典型大遗址区的产业组织网络图――前两类网络图的系统集成及管理机制”方面内容开展大遗址区产业组织优化研究。第五，在研究方法上应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查询法、实地调研法、典型案例解读法、SWOT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网络图析法、层次分析模型，和谐管理理论、博弈论、交易费用理论、公共管理学、现代产业组织经济学理论、系统动力学等方法。
二、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本研究以考古学、遗产保护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规划学、产业集群为理论背景，以汉杜陵遗址文化区为研究主要对象，对大遗址保护与遗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采用抽象分析、比较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方法，界定了大遗址、大遗址区、遗址文化产业等基本概念，分析研究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发展历程、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模式、遗址文化产业本质属性、遗址文化产业的形成机制、遗址产业网络体系等。建立了大遗址的价值评价体系，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对遗址文化产业关联性进行分析，为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依据。
概括起来，本研究有以下创新性研究：
1.大遗址是我国独有的文化遗产概念，就其的涵义来讲，是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古墓群和陵墓区）等的统称，而“大”字则集中体现了其价值突出和规模大两方面。大遗址区则是本人结合多年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研究的经验，为了寻求从根本上解决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从区域发展中提出的新概念。
2.在研究总结国内外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经验，提出四种整体模式（遗址公园、旅游景区、森林公园和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与四种局部方式（露天保护展示、覆盖保护、场馆保护和砌护保护）。研究认为遗址公园应用范围较广，遗址保护的效果在四种模式中最为理想；森林公园主要针对帝陵和墓葬群遗址，保护效果次之；旅游景区和遗址历史文化农业园区应用范围则局限于特定的区位，虽不是遗址保护较为理想的模式，但兼顾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经济发展与遗址保护二者利益。
3.研究在深入分析大遗址本质与特征、功能与价值的基础上，对其价值进行了定性与定量评价，构建了综合价值评价法。通过对大遗址级别的判定，为保护利用的整体模式选取提供参考。
4.对遗址文化产业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创新性研究，界定了遗址文化产业的概念，分析了遗址文化产业的属性，揭示了遗址文化产业的形成机制。
5.以产业价值链为基础，构建了比较完整的遗址文化产业体系，并将遗址文化产业划分为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三个层面，为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奠定了基础。
6.应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遗址文化产业关联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遗址文化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体系，从战略措施层面、产业政策层面和技术措施层面提出了结构优化的具体措施。
三、撰写分工
各章撰写分工：序言，权东计；第一章，权东计、樊海强；第二章，权东计、李海燕；第三章，权东计；第四章，权东计、李海燕；第五章，权东计、王振；第六章，权东计，朱海霞；第七章，权东计；第八章，权东计、樊海强、王震、刘瑞龙；第九章，朱海霞、樊海强；第十章，朱海霞、权东计。全书由权东计、朱海霞组织、统稿。
汉杜陵（雁塔）区域发展规划项目主要成员：权东计、李同升、张阳生、朱海霞、尹怀庭、王震、刘瑞龙、胡畔、王振、陈文、陈稳亮、金田明子、程娟、马云超、吴荔、焦丽敏、王小虹等。
本书是在作者多年从事纵向科学研究和规划项目研究（项目名称附后）的基础撰写的，对本书在研究、写作过程中得到各级科研与规划组织单位、科研项目组成员和规划项目组成员的大力协作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感谢在研究规划过程中曾给予大力支持的所有专家、领导、学者及朋友。陕西人民出版社关谊给予本书的肯定、鼓励、支持和出版中的大量编辑工作，我们亦表示衷心的谢意。
大遗址保护与遗址文化产业发展是一项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其涉及学科之多、内容之广泛、发展之迅速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作者的学术水平所限，本书的内容观点，难免有许多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斧正。
权东计
200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