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酉鸡有吉

四、“酉”形与星象

“酉”是象形字。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说：“古之十二辰第十位之酉字实象瓶尊之形，古金文及卜辞每多假以酒字。”

《释支干》将十二地支的起源，解释为源自巴比伦的黄道十二星座。其推论的方法是，十二支与天象有关，先确定一个基准，即以寅对应处女座（室女座）为基准，再依次对应考释：卯——狮子座，辰——巨蟹座，巳——双子座，午——金牛座，未——白羊座，申——双鱼座，酉——宝瓶座，戌——摩羯座，亥——人马座，子——天蝎座，丑——天秤座。

《释支干》从十二地支中找出八支，作出了同巴比伦黄道十二宫有关联的解释。这其中包括酉与宝瓶：“酉象壶尊之形，而此当于水瓶。”象形的甲骨文字“酉”为容器之象形，恰好同巴比伦的宝瓶座相对应，不是很有说服力吗？《释支干》不满足于此，进一步“扩大战果”：巴比伦的宝瓶座，星象为一人捧瓶倾水之形；与宝瓶座相当的中国古代星宿是虚宿，《史记·天官书》说“虚为哭泣之事”，而巴比伦的宝瓶座有人称为“司死之神”。

巴比伦宝瓶座神像确是倾倒瓶水的图案。“酉”真的来自巴比伦黄道十二宫的“宝瓶”吗？郭沫若并不认为十二地支源于巴比伦。《释支干》写于1929年，1952年重印《甲骨文字研究》时，郭沫若在《弁言》中称，“十二支起源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谜。”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又过去半个世纪了。研究者对十二支（包括十二生肖）外来说，多持异议。

关于十二生肖，《释支干》是这样说的：“《新莽嘉量铭》巳已作□，酷肖蛇形，可知于西汉时已有之矣。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意者此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再向四周传播者也。”又推论：“疑中央亚细亚古民族之稍落后者，如月氏、康居之类仿十二宫象之意而为之，故向四周传播也。其入中国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时……”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奉命通西域，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后来，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的副使也到了张骞曾走过的地方。

《释支干》为生肖文化寻源，将目光投向“中央亚细亚古民族之稍落后者，如月氏、康居”。郭沫若的这段话，冠以“疑”字，是推测的口气。20世纪70年代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代竹简，较完整地记录了十二生肖。因为有了秦简的实物证据，《释支干》关于十二生肖“入中国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时”的论点，便显得过时了。

《释支干》结论虽多不为研究者接受，但其从天象寻解地支起源之谜的思路，却被有的研究者所借鉴。刊于1978年3月《北京天文台台刊》的郑文光《论十二辰与十二次》一文便借助了这一思路。郑文光提出，先民仰观天文，依据星象而画出十二支符号，其年代可上推于前2000多年，即传说中的夏代初叶。月亮的圆缺变化必然是先民注目的。有了十二个朔望周期大约等于一岁的认识，人们观察每次新月出现的天区，记下十二次新月附近的星象，并联结为图形，这便是十二地支。

郑文光的推测，选择的都是亮星，或虽不太亮但确实可以证实是古人观测过的星，如二十八星宿和《史记·天官书》及其他古籍中有所描述的星。例如，“丑”，甲骨文写作，是天狼星及其东南方的弧矢，即屈原《九歌》“举长矢兮射天狼”所描写的天区，其图形与“丑”颇相似。再如“寅”，由丑至寅，新月东移30度，移到狮子座头部，我国古名轩辕，其图形也像甲骨文的□——寅字。

从“子”之新月开始，每次新月移30度，排至第十，轮到“酉”之新月了，郑文光写道：新月出现在室、壁，就是今飞马座。飞马座大正方形是秋天初昏十分显著的星象。如果把附近不那么亮的星画进去，那就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