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神虎镇邪

二、观念形态中的虎

远古洪荒的原始人类，尚处于人类的幼儿时期，几乎与兽类没有多少差别，抵御不住任何自然力的侵害，尤其对虎类的猛兽十分恐惧，他们唯恐躲避不及，只能藏匿在山洞中，栖息在树干上。维持生命的食物仅仅是采摘的野果和挖掘的植物块根。因此，他们对世上的一切都视为神灵，处处都不敢冒犯。

当人类不断地进化，特别是发明了用火，能够制造使用简单的工具，增强了人类的力量，靠集体进行捕猎，甚至可以捕到很凶猛的老虎。虽说是人类很了不起的跃进，但对虎依然惧怕，对虎渐渐产生了敬畏的心理，产生了对虎的崇敬。

因为发现虎是百兽之王，地上的兽类无不慑服于虎的威力。原始部族有的把虎奉为世上最高的神灵，有的奉为部族的祖先。他们祈愿“虎祖”保佑本部族和部族的后代子孙，并借助“虎祖”的神威，战胜其他对立的部族，使自己发展强大起来。至今彝族中有一个支系，自称“罗罗”，这也是对虎的称号，又是民族的称谓，自认为是虎的后代。

当人类进入文明的初期，祖灵型的图腾崇拜日趋淡薄，伴随而起的是巫觋原始宗教，人们对天体感到神秘，认为天上有主宰世上一切的最高神灵。于是，虎和龙便成了巫术活动中上通天体、下降吉祥、纳福驱邪的使者，或是天神有力的助手。

人类对虎由自然形态的认识，进入到观念形态的认识，经历了很长的阶段。观念形态属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思想认识和辨别，是精神世界的产物。当这些认识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便形成了社会观念，并反映在一定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且，社会观念形态是建筑在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又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的认识不可能超越相应的历史阶段。

（一）原始社会的神虎和神徽

以畜牧为主的西方游牧民族，他们要逐水草而居，养成不断迁徙的习惯。大概从7000年前，便分批迁到中原、华北，有的迁到现在的湖南省的湘江流域。在长沙南沱的大塘农耕遗址中发现7000年前的土陶器上绘有太阳纹、鸾鸟纹、长獠牙人面纹（）。对后一种纹样，有人分析是炎帝神农氏“图像符号”，并认为：“图像中部为抽象的鸟纹、以鸟喙象征长舌……”对此，本人不敢认同。理由之一：古籍记载黄帝部族在5000余年前从甘肃陇东和陕西西部迁徙到华北地区。炎帝早于黄帝500年迁于中原地区。炎黄为争夺华北和中原，在河北涿鹿进行了惨烈的血战，结果炎帝失败，部族被迫迁往两湖地区。7000年前大塘农耕遗址是否是炎帝的文化遗存，很值得思考。长獠牙人面纹也许是南方崇虎部族的徽记。

理由之二：长獠牙人面纹，只绘出人面的大嘴、长舌及上下两对长獠牙。这种獠牙，只有虎、豹才有。春秋时期楚地虎的造型多是吐长舌。唐代镇墓兽的造型也吐长舌。因此，不能将吐长舌认为是鸟喙。这种“长獠牙人面纹”，应是人面虎头纹。

在河南省的濮阳市西水坡原始墓葬中，发现部族首领的骸骨两旁，用蚌壳堆塑虎和龙。从原始人惊人的艺术创造中，显示出对神秘的天体的关注。他们认为天上也有神灵，想象空中瞬息出现的雷电，与地上的虎相似，两腿粗壮，能在空中奔跑，只是嘴巴长一些，尾巴粗一些――这便是人类最早对龙构想的物化，也是龙图腾的创造。但是，虎居左龙居右，古代以左为首位，龙的神格排在虎的后面。

再看西水坡第三组墓葬蚌壳摆塑中，首次出现了人骑龙虎的形象，虎居北向西驰奔，龙居南向东驰奔。“说明仰韶时代已有东龙西虎的观念，而蚌塑虎的头部……又塑造了一个角，可名‘虎角’，这是觜宿之为角的最古寓意”。天文学家认为濮阳西水坡“发现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图……尸体间隔摆放蚌塑龙虎，符合古代中国用龙虎代表星座的惯例”。

更令人思考的是，第三组蚌塑人驾驭龙虎，飞行于蚌塑的云际和星宿之间，也说明当时的古人类已出现原始的巫术信仰。那位在龙虎蚌塑中间的部族首领，很可能就是所谓驾驭龙虎、能够通天的半人半神的大巫师。他死后，族民们便按他生前施法术的规格，用蚌塑摆出来，象征天体龙虎星象图。

虽说西水坡的神灵观，已不是单一的陆上神虎，开始出现了天上的神龙。但从墓葬第二组虎龙鹿和蜘蛛的蚌塑中看到，虎竟然是蚌塑的主体，龙、鹿、蜘蛛仅仅处在虎的尾部最不显眼的部位，大概尊崇神虎依然居于重要的位置。

6500年前的濮阳市西水坡原始墓葬，比传说中炎帝从陕西宝鸡地区东迁的年代要早，比黄帝东迁更早。古籍载河南濮阳是黄帝孙颛顼建都之处，比西水坡文化更晚了。

人类的原始信仰渐渐由兽的神和兽的祖先，变为半人半兽的祖先和神灵。这个过程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到浙江余杭5000余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良渚文化与浙江6500余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同属于古越人文化。当时，古越人已会种植水稻，能建干栏式的住房。他们传统的信仰是崇蛇、崇鸟，习惯文身，身上刺蛇纹，据说是为了避水中蛟龙的侵害。但是良渚的古越人则是很炽烈的崇拜虎神。由于史称“百越”的支系很多，崇虎的古越人支系在史籍中未见记载，而是在良渚古墓中发现并取得了大量的实证。

良渚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在玉制的神器上雕刻出兽面神像，实为神虎的造像。玉制的神器有玉琮、玉璜、石钺、三叉形器、冠状饰、首牌等等。以甲型玉琮上雕刻的纹样最突出。

甲型玉琮雕刻的兽面神像的造型，综合描述是：脸面是倒梯形的人面，宽鼻，阔嘴，戴帽，帽上有放射状的羽毛冠，上肢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叉向腰部，双腿盘坐，脚像虎爪。在胸部饰有大型的兽面，重圈为眼，宽鼻，鼻翼外张；阔嘴，嘴中有三角形的牙齿，两侧各外伸一颗獠牙。在玉冠、三叉形器和玉璜、玉牌上同样雕有羽冠的神像和重圈眼、阔嘴、獠牙的兽面像。前几年，良渚文化考察队进一步在瑶山、反山两地发掘，又获重大收获。两个考古队的报告中称玉制神器的雕刻是“兽面神”、“神人兽面”，两队共同认为是良渚部族崇拜的“神徽”，“是良渚人主要的崇拜神”。所谓“神徽”，便是古人类制造的神像，也就是他们主要崇拜的图腾。这种神徽既不是龙，也不是南方民族崇拜的狗，从面部结构看应该是虎。

有的学者认为玉制神器上的兽面，是巫师作法时乘坐的“□”――乘坐虎上天的工具，使人间与天神进行交流。“玉琮的产生，说明巫政相结合的，高度集中的政权”，也就是王权神权统一的统治已经出现。

有的学者认为良渚的玉琮和玉璧是“通天的法器”，玉琮上的“神徽”是“神祖动物复合像”。这种“神祖”既是部族的虎祖，又是部族的人祖，说明良渚时期的神灵，已演化成半人半兽的形态。

从良渚墓葬中巫师身上和周围玉制神器的布置看，很难想象良渚原始部族的军事首领兼大巫师，手执石钺，头戴羽冠，胸披虎头兽面神徽，登上祭坛，放置好玉琮，在玉琮中间插上通天柱，举行通天祭神的盛况。也难想象原始族民们狂热的场景。

近年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中，出土了罕见的青铜双尾虎，虎足除少量麟纹外，通体饰雷纹。“老虎龇牙咧嘴，左右各露一獠牙，两眼有神，双耳竖立，呈半蹲欲起之状……背上还驮一只尖嘴小鸟。奇怪的是它有两条外形相同的粗壮美观的大尾巴，生动而怪异。”“大洋洲商墓不少出土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都能见到虎的形象。虎纹成了主题图案之一，看来当年这里的主人是崇尚虎的。”

大洋洲青铜双尾虎的造型，与中原地区不同，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而虎身上饰的雷纹和麟纹，则受北方商文化影响很大。商王朝与南方的古越部族联系较多，早在商朝建国初期，商大臣伊尹曾受汤王的命令，通知浙江和岭南地区的古越人国家和部族向王朝进贡土特产。大概江西一带也属于商的方国，商文化的传入和影响是很自然的。

青铜双尾虎不仅有两条尾巴，再仔细观察，在虎头的上端，还有一个虎头。双头双尾的虎，显然是两虎相交。可能还有很多的含义，现在不得而知了。青铜双尾虎是商代的遗物，较浙江的良渚文化晚一千数百年，而它与5000余年前的良渚文化都是古越民族创造的文化。良渚文化延续了近千年突然中断了，成为历史研究的谜。近来有人考证，良渚文化中断是因洪水的灾害所造成的。古越民族的支系中曾发生过往返的迁徙，说不定良渚的越人为避水害，南迁到相邻的江西北部，虎文化便在江西地区越人的后裔中承继下来。

江西新干的商墓中同时还出土了玉雕羽人，用晶莹剔透的青田玉精雕而成。玉人呈侧面蹲坐的形状，臂屈于胸前，握拳，下体有小羽翼，脑后有掏雕的三个紧扣相连的链环。但玉人的上唇突出而弯曲，加上下巴向前撅的胡须，构成了一副鸟喙的样子；头上的高冠又似鸟冠，所以很像鸟人。但是，玉人却是粗眉，目字形的眼，嘴上有獠牙，玉人的脚和手，又与双尾虎的虎爪相似。显然是以鸟和虎的特征综合成了玉制羽人的形象。这进一步说明，古越人崇鸟是他们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崇虎。商墓青铜双尾虎，大概就体现了鸟虎两种文化的并存；玉雕羽人便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塑造了鸟虎形的神人形象。

根据许智范的报道，江西新干县大洋洲还出土了六件方鼎，以卧虎方鼎为最大，高97厘米，重49.2公斤，耳高18厘米，耳上各伏一虎。鼎的四壁除中间素面外，上部及四隅饰八组窄线条带兽面纹，方目，展体，尾上卷。四条圆柱形鼎足，饰高浮雕式羊角兽面。

与新干县相邻的樟树市三桥乡还出土了扁兽足圆鼎，上面有一对竖耳，也各卧一虎，虎龇牙咧嘴，尾上卷，身饰卷云纹。鼎的中部为三棱，以棱为中心，饰三组由变体云雷纹组成的饕餮纹（实为兽面纹或虎头纹）。三条鼎足呈扁体兽形，长身卷尾虎，突目，高冠，尖嘴似鸟，全身也饰云雷纹。“虎鸟形饰同样与原始先民腾崇密切相关”。

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方鼎，在大的形制上，与中原地区商代方鼎相同。但是这里的方鼎鼎耳上加上了卧虎，鼎身鼎足都加上了兽面纹，说明新干地区的民族，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尊崇，将商鼎的纹饰进行了改造。尤其是樟树市出土的扁兽足圆鼎的鼎足，饰长身卷尾虎，高冠，嘴似鸟，与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玉雕羽人”，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我分析“玉人”是虎的变体，而扁兽足圆鼎的鼎足纹饰，同样是高冠，鸟形的嘴，只是形体变成了“长身卷尾虎”。羽人形和虎形，应是神虎造型不同的变体。由此更进一步证明，江西北部的古越人，崇鸟又崇虎，青铜礼器和玉器上出现虎鸟综合造型，不是随意所为。

（二）殷商礼器礼仪中的神虎

3500余年前，中原地区出现了灿烂的殷商青铜文化，令世界人民所瞩目。这种青铜文化早在商代之前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时期就已见端倪，大概是夏代的晚期。到商代更趋成熟而达到新的高峰。它跨商、周两代，达千余年之久。

这种青铜器虽然有的是饮食器和酒器，但不是一般的生活器皿，而是当时的国王、诸侯、奴隶主和贵族们权势和地位的象征；是祭祀天神地?和先祖的神器；是庄严隆重的礼仪中的礼器；又是政治标志的重器。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青铜器上都铸有精美的雷纹、云纹和兽纹、龙纹、凤纹、蝉纹和蚕纹等。占主导地位的纹饰为宋代定名的“饕餮纹”，是宋代金石家沈括命名的，一直沿用到现在。他的定名根据是战国时期吕不韦门客们所撰写的《吕氏春秋》中《先识览第四》的一段话：“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到底饕餮是什么，过去有很多人注释，有的说是被黄帝杀的蚩尤，有的说是远古恶人“四凶”，有的说是龙生九子中最小的一个。近代有人对商代青铜龙虎尊和司母戊大鼎上的“虎吃人”纹样，解释为对奴隶的镇压和威吓。总之，饕餮纹是考古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1984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对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进行了全面而缜密的研究，写有《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一文，摈除“宋代金石学家观察不够缜密所致”的“误说”，将“饕餮纹”重新定名为“虎头纹”和“兽面纹”。马先生为慎重起见，把有角的虎头定为“兽面纹”。我认为仍是“虎头纹”。有角的虎《说文》注释为“?，委虎，虎之有角者也”。民间也传说，“虎生角更厉害”。

商代的纹饰具有综合性造型，使之更神秘，如龙纹，有的加鹿角，有的加鹿茸角，有的加花冠，有的加象鼻，依然称龙纹。

马承源先生对青铜器上的“虎头纹”和“兽面纹”分析道：“这与当时的宗教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崇拜而产生的神秘而肃穆的气氛”。“这些形状奇特的纹饰，大多数是借想象以征服自然和对自然力量的幻想的形象化。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人世间的休咎祸福，除了求庇于上帝及其所祠的百神外，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当然，商代青铜器上的神虎及其他神灵，在巫觋社会中，具有“通神民，协上下”的神圣地位。

虎头纹和兽面纹是商周青铜礼器上的主体纹饰，龙纹和夔凤纹多作虎头纹的配置，或作条纹装饰带，虽然在有的器物上作主要纹饰，而大型的鼎和尊，龙凤都屈居下位，形成虎显龙隐的格局。

宗庙祭祀的酒器名叫“宗彝尊”，上面的纹样便是虎和长尾猴样的。为什么名称上不提虎？唐代孔颖达曾作过解释：“宗彝者，谓宗庙彝尊之饰，有虎二兽，虎有猛，有避，故象之，不言虎，而谓之宗彝者，取其美名。”虎纹的酒器称“宗彝”，可见地位是很高的。

商代所谓“虎吃人”纹饰的青铜器多有出土，如湖南安化出土的“虎食人铜卣”，造型是一个蹲坐的虎，抱着一个男子，男子的头恰在虎嘴的下方。这个人惊恐地回首，似乎有什么东西追捕他，他投身虎的怀抱，感恩于虎的保护。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鼎，据说是商王武丁为他的母亲铸造的。大鼎的耳部铸有两只直立的虎，两只虎的嘴对着一个人头。安徽阜南出土了“龙虎尊”，四川广汉三星堆也出土了“龙虎尊”，属于殷商的早期，两地的“龙虎尊”上都铸有双身虎，虎口下蹲一个弯臂屈腿的人，表情毫无恐惧感。而三星堆双身虎下的人，却是虎面人身，两条虎身又像他头上的装饰。

何驽同志认为“有人解释‘虎食人卣’为人与神性动物合二为一，以取得该神对人的保护。然而其潜在意义绝非如此肤浅……这就意味着人们将虎视为死者的图腾，或具有再生功能的神兽，让它吃掉死者，进入图腾（神兽）体内，一俟寻找到合适的母亲，便让他投胎转生”。他的根据是，澳洲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便依图腾，依附于女体，孕育转生。认真观察“虎食人卣”的造型和上面的纹饰并非如何驽说的那么简单。看投入虎怀抱中的男人，虽然到了很安全的地方，依然惊魂未定。再看这个人没有腿，仅以两条蛇代替，可能象征蛇图腾或龙图腾的部族，得到虎图腾部族的保护。再看这只虎，虽然将人紧紧地抱住，人首也置于它的嘴中，但却是很亲昵的样子，像母兽衔幼兽时，轻轻地叼住幼兽颈后皮似的，丝毫没有损伤。再看安徽出土的商代“龙虎尊”，双身虎头下的人呈微笑状，若将人的下巴与虎头连起来看，虎头恰恰是人的头，即虎首人身，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龙虎尊”上的人物相同。或者虎的双身是他的装饰；或者双身虎象征雌雄两虎交合，产下虎的后代部族。

大概殷商时期崇虎的部族占优势，或者崇虎的信仰占优势，所以在青铜礼器上的纹饰出现了虎显龙隐的格局。当时也出现了综合性的神?纹样造型，如虎头纹上加牛角，或用小龙、小凤来配置成虎头，依然没有改变虎的固有形态结构。

由于宋代金石家错误地将商代青铜礼器上的虎头纹、兽面纹定名为“饕餮纹”后，使古史的研究陷入迷雾之中，也割断了历史的联系，谬误达800多年之久。马承源先生的贡献，便是驱散了谬说的迷雾，恢复了中国虎文化历史的真面目。

现今，有的学者仍沿用宋代的“饕餮”说，或怀疑饕餮纹就是虎头纹和兽面纹，或闭而不谈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虎文化。如在报道宣传64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中蚌塑时，只说“发现了中华第一龙”，偏偏不提蚌塑中还有占重要地位的中华第一虎。

商代的虎文化不是突然产生的，早在殷商之前就出现了。在辽宁省的昭乌达盟敖海旗大甸子便出土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上面彩绘卷云纹，也绘有虎头纹，属于仰韶文化的晚期。在山西晋南襄汾县夏墟出土的夏代彩陶上，绘有“……变体动物图案可视为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夔龙纹一类纹饰的前身。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前2500-前1900年前后……早期略早于夏，中晚期在夏内”。除西北外，山西、辽宁及河北省的北部和西部，都有过崇虎的部族，当时称他们为戎狄。

郭沫若先生很注意古代的纹饰，他说：“就花纹去研究，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始出现，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始废弃了，一种花纹的演变经过了怎样的过程，花纹的社会背景和寓意，都同样可以追求，在这一方面可以丰富美术史的内容。”

郭沫若先生所说的社会“背景和寓意”，其中包括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的信仰，以及民族的文化传统。殷商王朝是以东夷部族和西方部族共同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在不同的部族中有的崇虎，有的崇龙，有的崇鸟。而且殷商崇尚鬼神和祖先，祭祀是国政大事，时时都要占卜问神，是巫觋宗教很浓厚的社会。所以他们把各种动物神灵的形象熔铸于国家的礼器、神器、重器上，是有原因的。

殷商不仅在青铜礼器上礼仪上，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处处都有虎和龙的纹饰和雕刻。如在住宅的门口，便立上神虎的立体石雕，造型是虎首人身虎爪，呈跪式，张着大嘴，露出尖锐的牙齿，样子凶悍可怖，大概是让虎神保护住宅的安全。这种住宅起码是奴隶主所居。住宅的玉石雕刻的神虎，在河南省的安阳侯家庄大墓中发现。

在丧葬的棺椁上也雕虎或用漆绘虎，大概是让神虎保护死者的灵魂。如在湖北省黄陂县盘龙李家咀，发掘两座商代前期中型墓，在木椁的板上有阴刻双钩的虎纹和雷纹，并涂上朱色，阳刻部分涂黑色，刚出土时色彩还很斑斓。虎身旁刻雷纹或云纹，是表示虎是天上的神虎。在安阳侯家庄甲种大型墓中，也发现木椁上绘有虎纹和龙纹。虎纹占据木椁的主要部位，造型是侧面的全身虎，屈腿，拖尾，可惜虎头已残。几条小龙纹饰在木椁的装饰带上，龙口对着圆球，不知是何物。

恰恰在商代玉制乐器玉磬上，也刻有侧面全身的虎，与安阳木椁上绘的虎规格相似，刻有怒目张口露齿头部凶相，正好弥补了木椁虎头的残缺。

商代已经用漆绘制家用生活器皿，有的也漆绘虎的纹饰。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前期房基外发现散落的漆器残片，有的上面还保留虎头的造型。因年代久远，漆胎已毁。说不定商代的服饰上也绣虎，只是当时绣花的丝麻制品难以保存，至今尚未发现实物；好在现存商代玉雕人物的胸部，发现刻有虎头纹，可作为我这一推论的证据。这可能反映了商代服饰纹虎的时尚。

商代虎的造型并非都狰狞可怖，有的也很稚趣可爱，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审美情趣。如在商王武丁妻子、女将军妇好在安阳的墓中，出土了大量小型玉雕，品种有虎、凤、龙、鹿、龟等，有的可能是佩在身上的吉祥物、保护神，有的可能陈设在住室内。

其中的小型玉虎雕刻各式各样，有的头大身体小，腿也很短，虽然头部张口露齿，仍十分稚气可爱，像是刚刚学爬的婴儿。有的玉虎造型躯体拉得细长，像是出生不久的胎儿。有的玉虎雕成蹲坐型，身上刻着翅膀，形态憨厚可掬，也逗人喜爱。

假若怀疑商代青铜礼器上省略式的虎头纹，（因为造型是从俯视角度表现的虎头，不可能看到虎的下巴，正是宋代命名饕餮“食而未咽，害及其身”的形象依据）当我们仔细看看商代出土的玉磬，建筑上的石雕，木椁上的刻绘，小型玉雕上种种虎的造型，便会毫无疑问地认为，几乎都是全身虎，误传便可以消除。

殷商王朝对奴隶残酷统治，对外征伐又是他们经常的事业，所以在青铜礼器上的纹饰造型，无论是虎头纹、兽面纹，都极力夸张其凶猛，令人可怖。这倒不是对国内的奴隶进行恐吓，因为奴隶们整日戴着枷锁，在武装监视中做苦役，或随时被杀戮当做祭品，或被逼去殉葬，已用不着恐吓；而是以此来增强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威仪，震慑周围的方国，使之臣伏在他的统治下。

殷商青铜礼器上还出现了半人半兽的纹饰，如禾大方鼎的腹部铸有很大的人面，其半人的形象可能象征殷王。其兽的一半便是虎。这个人面没有突出的表情，但双目怒视，脸绷得很紧，两旁配虎目和虎爪，上面又配曲折形的羊角，像是兵器中的戈矛利刃，显得十分威严而又充满杀机，的确令人恐怖。

再如兽面纹大钺上的人形兽面，与禾大方鼎上的人面很相近，只是夸大了宽嘴和利齿；实为虎面的变形。大钺有玉制和铜制，不是战场上通用的兵器，主要用于大的礼仪活动，由勇士执钺警卫。钺还用于丧葬，为护卫亡者的魂灵。神话中西方白虎神蓐收执钺，因为他是刑神，有杀戮的权力。

由此说来，殷商青铜礼器上的纹饰不仅是信仰和尊崇的反映，而且还是王权威仪的展现，军事实力的威吓。

如果说商代的甲骨文，是形成我国文字的基础，而商代青铜礼器上的虎头纹，军士头上戴的虎头帽，玉佩中的玉虎雕刻造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大，历经三千多年，直到今日，民间依然承继着商代和良渚时期的造型，为孩子缝制虎头帽、虎头鞋、布虎玩具，在民间的刺绣、剪纸中，也有商代的文化“基因”，对于延续中国古老的虎文化，其贡献也不亚于甲骨文的贡献，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后面另有论述，不赘。

（三）周王朝时期的神虎

生活在我国西方的周部族，联合西方的国家和部族，推翻了殷商的统治，建立了周王朝，基本上承继了殷商礼器的形制，青铜器上的纹饰变化不大，依然将虎头纹作为礼器上的主体纹饰，这与西方部族传统的尊崇有关。同时，西周礼器尊彝中出现了以虎型为主的青铜虎尊，和综合鸟及其他兽的虎尊。除商代南方的越人和西南方巴蜀地区有这种独立的青铜虎尊外，在殷商本土很少见到。

西周帝王崇拜天神和祖先，认为上帝是主宰自然界的主神，每年都要按时进行祭祀，从不废祀。他们按五行五色和天圆地方说，选用各种颜色的玉石雕琢成璧、琮、圭、璋、琥、璜六种礼器，统称“六器”，平时藏于玉府，供祭祀时使用，祭毕仍要归还。

祭礼时，以苍璧礼天，祭昊天上帝；以黄琮礼地，祭昆仑之神；以青圭礼东方，祭春帝太?；以赤璋礼南方，祭夏帝炎帝；以白琥礼西方，祭帝少昊；以玄璜礼北方，祭冬帝颛顼。

祭西方的玉琥是用白色的玉石雕成的，在春秋晚期的楚墓中便出土一对玉琥，造型夸张。虎的头部和尾部，腿弯曲，虎身呈弧状，似乎很驯服的样儿。在战国的中山国王墓中也出土过玉琥，造型的虎头突出，腹部雕云纹。这种云纹直到现在民间艺术依然应用，名叫“云云”。

帝王祭祀西方时，还要祭蓐收神，传说他是白帝，秋神，又是白虎神。在《国语?晋语二》中有段记载，说虢公做了个梦，见到一个神，人面白毛虎爪，手执钺，立于西方。他醒来后召史占卦。史说：“如君所说的样儿，这是蓐收，天上的刑神。”蓐收又是西方白虎金正之官。

古代还有“立秋节”。西周时“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并祭祀少?、蓐收。“立秋节”延续到汉代，“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

每年的年终，历代帝王都要祭祀农田诸神，祈求来年丰收，不降灾害。《周礼?明堂位》记载“夏、秋尝、冬?、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曰腊。”

大蜡祭祀以田猎祭先祖，还要祭八神。八神是“先一、司二、农三、邮表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

其中所说的“先”是田间的房舍。据说虎吃糟害农田的野猪，猫吃田鼠，能保护农业生产，所以也享祭祀。尧帝时的后稷――周部族的先祖。“坊”是蓄水的地方，“水庸”是泄水的沟，“邮表”和“司”，是最先从事农业生产的神农炎帝，再就是其中大蜡祭祀的“蜡”，和腊、拉、罗、勒，彝族的语意都是虎。宋代陈祥道的《礼书》说：“蜡之为祭，所以报本反始，息老送终也。”历史学家刘尧汉先生分析这句话“即返回原始母系氏族时代对虎（腊）图腾的祭祀。”他的分析是有根据的。如唐代年终腊祭时，因唐太宗的祖父名叫李虎，为避讳，将腊祭虎改为祭“菟”。楚人称虎为余菟，只是改了语音，语意没有改。到宋代宋仁宗天圣三年，腊祭时便改变唐讳，仍然以虎为五方的祝文。

西周宫廷内国王的居室门外画虎图，《周礼?春官》记载：“师日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所以路寝之门又称为虎门。《公羊传?庆公三年》解释：“路寝者何？正寝也。”古代宫廷最里层的门，即君主处理政事的宫室。将虎画于正寝的门外，便是有神虎保佑。

西周帝王和王后外出祀望山川时，要由春官司服备好礼帽和礼服，称为“毳冕”，这种冕服上自天子下至子爵男爵都可服用，冕服的颜色是玄色（黑色），上面绣虎，虎为西方的瑞兽。国王出巡“乘舆则画为白虎，取其义，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龙幡、朱鸟幡、玄虎幡、白虎幡、黄龙幡五，而以诏四方……今晋朝唯用白虎信幡”。

早在夏代的早期，帝王的旌旗便用称为“虞”的虎旗，《说文》解释“虞”字：“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食自死之肉。”后来改为龙旗。西周时，国王出巡“前有执兽，则戴貔貅”，就是在前边举貔貅旗警众。貔貅，古时所谓的猛兽，又比喻勇猛之士。《晋书?熊远传》中说：“……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大军后至，威风赫然”。

西周时管理征调“野民”出征打仗，举行田猎，放牧祭祀用的六畜，冬天烧制薪炭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官名叫司常。为了役使人民，使用“熊虎大旗”，“其不用命者诛之”。就是对不服从命令或怠慢的人处死。熊虎旗既显示王权的威仪，也代表诛杀的权力。

帝王派出国的使节，去水国执龙节，土国执人节，山国执虎节。到宋朝派出国的使节，有司仍然要配备龙虎旗和豹尾旗。

古代还用虎进行胎教。西周的王后和后妃怀孕后，为了企盼生个健壮而勇敢的男孩，在孕妇的住室内挂虎鼻，用虎进行胎教。《尔雅翼》记载：“古者胎教，欲见虎豹勇士之物。虎子才生三日，即有食牛之气，其不能搏攫者，辄杀之，为坠武也。”这种勇猛而善于搏击的虎的形象，通过母亲的所见所想，教育未出世的胎儿，盼望他将来成为勇猛善战的武士。胎教在室内挂的“虎鼻”，可能是画的虎图画，这种图画才会让孕妇有形象的感受。“虎鼻”应是虎祖的含义。

由于受中国的影响，不产虎的日本，古代也有进行胎教的习俗，也让孕妇看《虎跃图》，仍然是企盼生个健壮的男娃娃。日本还喜欢为男孩取“虎之助”或“虎太郎”之类的名字。

用虎进行胎教的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虽然已不多见，而陕西华县还有遗存，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华县妇女怀孕后，娘家在端午节到集上买“全欢人”做的“娃娃圈”，挂在孕妇的住室进行胎教。“娃娃圈”是用竹篾弯成圆圈，糊上红纸，圈上挂小布娃娃和小布老虎，还挂各种瓜果形状的布香包。婴儿出世后，“娃娃圈”上的瓜果布香包取下来送人，小布娃娃和小布老虎要长期保藏在家中。华县的胎教，同样是企盼生个小老虎似的健壮的娃娃。

西周丧葬中同样让虎神来保护亡人，要在墓地种柏树，立石虎，防止精怪罔象的侵害，它的名字又叫“无伤”。据说“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与柏，故墓上列柏树，路口置石虎为此也”。

周代墓地植柏立石虎的葬礼和风俗，一直传到汉、唐。后石虎为石狮所替代。如汉代张骞墓树石雕神虎为他守陵。因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为反击匈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开拓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汉宫规定，谁立了大功，死后在墓前树石兽旌表政绩。又如西汉名将霍去病的陵墓在陕西兴平县，以堆土为坟构成一座小山，象征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为表彰他大破匈奴，解除西汉边患威胁的战功，在他的墓上竖立了十余座巨形石雕，其中便有一座巨大的石虎，雕刻呈隐伏的状态，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前方，沉着而又机警，像伺机扑过去搏击的样子。充分体现了霍将军生前的军威，也是霍将军陵墓的保护神。

在唐高祖李渊的献陵，也竖有石虎，因死者是唐朝的开国皇帝，便竖立了四座猛虎石雕，机警地守住陵区的四门，像随时对入侵的妖魔进行搏斗，显示出保护神的赫赫威严。

似乎墓地竖石虎还不够安全，还要把亡人扮成虎样。如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亡故后，用一块黑面红里的方形棉垫将脸部蒙起来，然后用带子拴好。垫子名叫“瞑目”。在瞑目上按人的眉眼鼻口的部位缝上玉块，又名“玉面罩”。缝在嘴边的玉块雕成双唇和獠牙，似虎的形象。又如苏州春秋墓葬出土的亡人面部葬玉中，眉的部位摆的是虎形的玉饰，制作很精美。

早在64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的蚌塑中，当时的人便有东方龙、西方虎的观念。在三千数百年的殷商前后，便有专门观测天象的观星台和官员，他们将东方的星星想象为一条龙，西方想象为一只虎，南方为一只鸟，北方为一个龟形。当二十八宿天文理论形成后，将二十八宿一分为四，每七宿配一动物形象。春秋战国时流行五行学说，配上金木水火四象，又配五色，便形成了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既代表四方的星宿，又称为四神、四灵、四方神。

西方白虎星座是奎、娄、胃、昴、觜、参、毕七宿。在湖南马王堆西汉早期的墓室器物上，便绘有四方星宿图。在河南南阳东汉的画像石上，便刻有形象的白虎星图。在雕刻的猛虎前方，刻有祥云和六颗星，即横三连星和竖三连星。《史记?天官书》说“参为白虎”。参是七宿中最后一宿，恰恰处在虎首的位置。横三连星为“衡石”，竖三连星是参宿的辅星，名谓“伐星”，画像石上刻一只猛虎，配上衡石和伐星，便表示白虎星座。汉代不仅在墓室画像石上刻四灵四方神，在建筑上以及在屋檐的瓦当上，亦有青龙白虎神。

传说白虎不是一般的虎，而是一种毛色纯白的虎，虎五百岁时，毛色才会变白。所以古代视白虎是世间少有的神兽，唯有帝王具备“德政”的时候才会出现。古代帝王认为“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孔颖达疏：“麟凤与龟龙白虎者神灵之鸟兽，王者嘉瑞也。”

古代称颂神虎，给虎起了很多名字和绰号，如山君、李父、李耳、伯都、封使君、斑子、寅客、黄公，甚至还称虎为“当朝一品”，总称便是神虎。

西周时期除承继殷商青铜礼器上的虎头纹、兽面纹外，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以龙、凤为主体纹饰的礼器。如西周中期四虎?上的虎型，完全改变了殷商传统造型，样子像小鼠。到春秋时期，礼器和器物纹饰日趋自由，虎的造型生动活泼，又十分稚气可爱，凶猛的气势也减少了。

其实，血祭仅是祭祀的初步，泼洒牲畜的鲜血，先让神灵闻到血的气味，而后将牲畜的肉埋于地下，或将牲肉沉于水中，来祭祀山林和川泽，又用劈开的牲肉祭四方万物神灵。看来当时祭祀的神灵，是啖噬牲肉的猛兽――虎神。虽然古籍总是加以隐讳，不便明言，而谜底却亮得清清楚楚。现今崇虎的民族祭虎祖时，有的尚保留着“血祭”。值得注意的是，西周的祭祀中，“以血祭社稷、五祀、五狱，以狸沉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万物”。

（四）秦汉以来的神虎

随着周王朝的衰亡，作为王朝精神支柱的巫史文化也下降了，随之而起的黄老道家、阴阳五行、方技术数家、神仙家在社会上风行起来。他们与社会的上层结合，并利用历届帝王喜好黄老学说，好方术和神仙家的谶言，为中国的道教形成准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秦汉时期，也是造神运动的时期。

汉代的神虎，已由兽类的祖神演化为人神，虎虽然已在神格上定位西方的白虎神，同时，虎与龙一起又降格为给神仙在空中驾云车、雷公车的工具。以后渐渐世俗化，神虎要为帝王、贵族、平民保护宅院，看守门户，还成为百戏游艺中的角色。统治者甚至利用神虎来恐吓人民。

《山海经》中记载虎演化成了人神：“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延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这段话是说神荼、郁垒两个神把守鬼门，检查发现有害人的恶鬼，便用苇条做的绳索捆起来喂虎。

其实，神荼、郁垒就是虎，古时楚地称虎为余菟，余与郁同音，菟与荼同音，将虎的名称分成了神荼、郁垒两个神人的名字。既然动物的神变成了人神，便不能吞噬恶鬼，只能捆绑起来再由虎吃掉。听起来很滑稽，这便是自战国至秦汉以来造神运动的成果。

在汉代墓室的画像石上，多雕刻神荼、郁垒的形象，或者是袒露上体，着大?，赤脚，手持长矛或钺，做刺杀、砍戮状。或者是头束高髻，马步弓腿，右手亮掌，左手执钺，面貌凶悍。或者是身着长袍，双手执钺，形象十分狰狞。这两位神人总是和猛虎一起，守卫着墓门。大概一方面是防止妖邪侵入伤害亡人的魂灵，另一方面也严防墓中的鬼魂跑出来害人。

在民间，每当新年时，神荼、郁垒的名字便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与绘制的虎头和苇索挂在住室的门外，保护民家的安全。

传说，神虎还能扑灭旱魃，因旱魃专给人间制造荒馑的灾年。传说旱魃也是天上止雨的女神，黄帝大战蚩尤的时候，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助战，祭起滂沱的大雨。黄帝很难招架，便请来天上的女魃将雨止住，将蚩尤杀死。但是女魃由此回不了天庭，只能在陆地上巡游，她到哪里哪里就闹旱灾，成了处处喊打的灾神。

洛阳61号西汉墓室壁画中，便绘有“羊和神虎吃旱魃图”，将早魃画成妇人的样子，发髻散开，惊恐地奔逃，神虎从她身后扑过来。在神虎的上方绘一只羊头。在汉代，羊祥两字同意，画一羊头，即象征吉祥。画面寓意神虎扑灭了旱魃，给人间送来了吉祥。

南阳汉代画像石上也刻有“虎吃旱魃图”，虎的造型是生翅的“飞虎”，它受天帝之命下界为人间消灾除祸。旱魃的形象则是个穿裙子的小妇人样，倒在虎口的下面。

汉代都城中的未央宫中建有白虎殿，白虎殿的大门叫白虎闼。唐代宫廷仍建此殿，因避李虎讳，殿门改称白兽闼。杜甫在诗中曾写道“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早在汉朝之前，宫廷、宅地和陵苑的门前都建一对高高耸立的楼，名叫阙，上面可以住人警卫，又可以登高远望，故此又称为观。阙上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苍龙阙画苍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画朱雀二板。”由四方神守卫四门，白虎便是西门的守护神。

汉代，将虎的形象置于生活器物上，便是吉祥的象征。

玻璃制作的镜子未问世之前，古代普遍使用铜铸的镜子，正面磨得很光亮，可以照人。当时还专有磨镜的行业。镜子的背面铸有各种不同的纹样，除云纹和花草纹饰外，也铸有各种动物的纹样，有的铸有吉祥内容的文字和韵语。有的镜子还可以对着太阳取火，名谓“阳燧”。

现出土的有春秋早期的“螭虎纹镜”，镜背面的中央铸有两只猛虎，一上一下，似环绕旋转，镜边饰一圈螭纹。螭是古代传说中没有角的龙，是想象中的图像。在这面铜镜上虎为主体，螭龙仅处于配置的位置。春秋晚期有四虎铜镜，纹饰有晋国风格。

此外，在楚地还出土有秦代的“斗兽铜镜”，镜后纹饰是两个武士执剑蒙盾，正在与二虎进行搏斗。其中一只虎正扬起四肢，像正在搏击，另一只虎为背面，像是受了伤，但又回过头来准备再与人搏斗。战国中期，铜镜兴盛起来，常见的纹饰有虎纹、山字纹、龙凤纹，以及花叶纹、卷云纹等。

汉朝初年，制造了大型四神规矩镜，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布作主要装饰，始于汉武帝时尚方官工制造，到王莽时便普遍流行。有的镜后铸七言韵语，祈愿个人和全家幸福。由四神规矩镜发展成神人龙虎镜，有的铭文铸有“左龙右虎辟不祥”。

陕西西安市文物商店征集到一件西汉四乳连弧龙虎铜镜，镜的背面铸有龙虎各一对，龙的形象似兽。铭文是“见日之光，长毋相忘。”

汉代铜镜还是救月的工具，发生月食或不吉的天象时，要夫人击镜、孺人击杖，庶人之妻楔搔，鼓噪祈祷以“救之”。

大概因秦始皇受方士的蛊惑，派徐福带三千童男女驾船赴东海寻找长生不老仙药失败后，后世的帝王和贵族们，便转过来向西方寻找。传说西方的西王母――母虎女神，能制作长生不老的药，嫦娥就曾服王母的药升入月宫，所以汉代非常尊崇西王母。东汉时期贵族墓室的画像石雕刻中，都必须刻上三界图。三界图的上方是天上的神仙界，在中间坐着雍容华贵的西王母，两旁排列着诸神。在王母的身边，除九尾狐和小青鸟外，总有一个玉兔在捣药，制造长生不老的仙药。画像石上雕刻的西王母形象，有时是贵妇人样，但又不能回避虎的原型，有的画像石便刻成长着虎须，披兽衣，有长尾的样儿。但总的形象是人型的虎神。新莽时期有的墓室壁画中，还把四方神的形象进行了改造，除东方的句芒神是鸟身外，南方的祝融神，北方的颛顼神，与西方的蓐收神相似，都是虎身，仅仅头部变成了人的头，大概是造神中将兽神转化为人神的必经阶段。

人们无论在观念上怎么尊崇虎神，而虎依然是世上的猛兽，而不像龙神那样是虚无的，是人想象中的神灵。猛虎残害人的生命，攫掠家畜，震慑百兽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但是，虎的凶猛的特性却又为历代统治者利用，以虎的声威和形象来恐吓人民。

如帝王的卫土称“虎贲”，将士称“虎将”或“虎士”。官员们出巡用虎旗、虎头牌在前头开路。公堂正中画虎，公堂内令人肃静的是虎头牌。衙门口也摆虎头牌，喝令“闲人免进”。

军事议事厅名为“白虎堂”，监狱的死牢叫“虎牢”，牢门画狴犴，样子是虎头鱼身。杀人的刑具叫“虎头刀”、“虎头铡”。

元朝时有虎头金牌，官员们拿着这种牌到各地可以“便宜行事”，如有违令的人，有立即处死的权力。

统治者为什么要利用虎的形象和声威呢？管子说得好：“虎豹，兽之猛者也，居深山广泽中，则人畏其威而载之。人主，天下之有势者也，深居则人畏其势。故虎豹去幽而近于人，则人得之而扬其威。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则民轻之而傲其势。故曰：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

简单地说，统治者可以利用虎豹的声威来扬自己的威风，便是俗话说的“狐假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