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四、马具与马饰

马用于骑乘，用于挽车，随之而来的就是马具与马饰的发展。马具是为便于骑乘和驾车而佩带在马身上的各种用具，马饰则是用来装饰马匹的，多缀于马具之上，因此也可算做是马具的一部分。马具与马饰是马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发现的马具与马饰实物越来越丰富，一些学者也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于此，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为我们研究中国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一）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与演变

马具是由辔头（络头、衔、镳和缰绳）、鞍具（鞍、鞯和障泥以及胸带和?）、马镫、马铠、鞭策等组成。中国古代马具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套发展起来的，上述诸马具中，有的出现得早，有的则出现得晚。本处且以辔头、鞍具、马镫等为例，说明古代马具的发展和演变情况。

1.辔头

辔头笼于马头之，用于驾御马匹。商周时期，马已经广泛用于驾车，马具中的辔头的结构在此时已经基本完备。殷墟武官大墓北墓道出土的马骨上，就发现有铜饰的辔头，经考古工作者研究后复原。络头（笼头）由额带、颊带、鼻带、咽带组成，带上都串饰着青铜泡饰，两带相交处用十字形铜节串连。额中“当卢”之处饰有荷包形大铜泡，马嘴角处有一枚四联铜泡相串连，缰绳系于其上。1936年发现的埋有一个武士和一匹马的墓穴（M164），马络头的组织与武官大墓相同，但佩饰比武官大墓的络头要华丽，上面缀以贝和玉燕等，“当卢”之处为一大蚌壳。武官大墓中的辔头还没有衔、镳，而M164的辔头已经有了原始的衔、镳。其中的衔竟是玉制的，足见其华贵。马衔产生后，在商周时期，更多的是以青铜质的为主，由两个“8”字形的环套连接而成，殷墟西区1613号发现的车马坑就出土有这样形制的马衔。

西周时期的络头基本承袭商制，但更讲究装饰，青铜泡饰、贝类饰物在出土的辔头中屡见不鲜。陕西西安张家坡西周车马坑中出土的辔头，还加有镂雕兽面纹的铜马冠，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中出土的辔头，络头的马鼻上还缀有双角丫形的青铜当卢。河南浚县辛村也出土有铜泡、马冠等大量的青铜马具饰件，晚期墓中还有青铜马衔和曲角形的镳。

西周以后，络头、衔、镳日趋完备。东周墓葬中普遍发现有青铜马衔和角制马镳，如上村岭虢国墓，出土有青铜马衔，河南新野东周墓、山西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都出土了角制马镳。角制马镳与马衔配合使用，贯穿于马衔两侧露于马嘴角外的环中。战国末年的马衔、马镳形制仍有所变化，至秦基本定型。秦始皇陵铜车马中的辕马所佩的辔头，可以看做是前代的一个总结。络头由额带、颊带、鼻带、咽带组成，上面串饰有金、银泡饰和节约，额带居中处饰有大型的叶状金当卢，铜衔银镳，镳呈长体弧形，代表了汉代以前马辔头的最高成就。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骑兵俑所牵战马佩带的辔头与此形制大同，只是不如其华贵。马辔头至此已基本定型。秦汉以后，辔头的基本结构变化不大，但细部仍有所变化，佩饰的风格也越来越向多样化发展。

2.鞍具

马鞍是重要的骑乘工具，它的发展也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最初人们骑乘时是不用任何垫具的。后来人们便在马背加上一些类似褥垫之类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马鞍。这一点，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曾有过论述：“在较古老的雕塑品上，武士是骑在没有鞍子的马上的；以后，我们发现曾有一种类似褥垫或坐垫的东西，最后，才有类似现今东方流行的那种高马鞍。”

我国马鞍的起源应当是很早的。古代中原地区周围，特别是北方和西北生活着许多游牧民族。这些民族在生活、生产、交通和战争中一刻也离不开马，被称为“骑马民族”。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在骑乘马匹时不用任何类似鞍具之类的东西。但由于缺乏考古发现，这些游牧民族的马具文化目前还不能充分看到。考古工作者在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和南方发掘出许多有关马鞍的材料，这些材料为我们认识马鞍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范例。

骑马坐鞍的图像目前所见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一面铜镜上。此镜传出洛阳金村，画面上刻画出一匹骏马，马背上蹲着一个披甲戴胄执缰持剑与老虎搏斗的英雄。画面上的马身上有马具，头有辔，胸前有鞅，马背上有鞯但无鞍，表明此时在中原地区已出现类似鞍鞯之物。

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骑兵俑所乘之马背上也有类似鞍鞯之物。二号兵马俑坑出土有陶制鞍马116匹，每匹马前立有牵马骑兵俑一个。马头上戴有辔头，马背上雕有鞍鞯。马俑背上的鞍鞯，两侧略微隆起，中部下凹，质地似为皮革，鞍面为白色，上面缀有八排粉红色的鞍钉，鞍下衬着绿色的鞯。鞍的两侧及前后端缀有叶形及条带形的彩带作为装饰。鞍上有条类似皮质的扣带环绕马腹，把鞍紧紧地固着于马背上。鞍后有?攀于马臀，以防鞍向前滑动。这里的鞍鞯，较前述战国时期鞍鞯已有进步。鞍前后两端略略隆起，中部低洼，与马背上的坐垫已有不同，可认为是低桥鞍，是鞍的雏形。另外，鞍上虽有肚带（古名曰?）和后?，但前边没有攀绕马胸的革带（即胸带），鞍易于向后滑动。说明这时的马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汉初的马鞍仍属低桥鞍，但又较秦进了一步。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初年的大墓出土的骑兵俑的马鞍，鞍桥虽仍很低，但已有了胸带。西汉后期至东汉时鞍桥逐渐增高，有许多实物表明了这一特征。河北省定县出土的西汉后期铜车马具、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东汉铜马以及山东省滕县画像石上的马鞍，都是高桥鞍。到了晋代，高桥马鞍已经相当流行。洛阳西晋墓出土的陶马的马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墓里出土的釉陶骑俑和陶马所配的鞍，前后桥都高而直立，鞍桥周围还有圆泡饰。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出土的鎏金马具中的鞍，前后桥都有鎏金包边，都是上宽下窄，后桥较前桥略大，高出1厘米左右，两桥都直立于鞍板前后。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出土的鞍具也具有这个特点。南京象山七号墓，两广地区的晋墓、南朝墓中出土的陶马所配之鞍，都是这种高桥鞍。同时，这时已经使用了结构较完备的后?带，从而更有助于鞍具的固定。但由于鞍桥高而直，人坐上不便后仰，大约到了北魏时，鞍桥形制又有所改变，表现为前鞍桥高而直立，后鞍桥矮而向后倾斜，北齐墓中陶马上的鞍具表明了这一点。至隋唐，这样形制的马鞍极为普遍，马鞍的形状基本定型。

固定马鞍的胸带和?带也有一个发展历程。秦以前，由于马主要用于驾车，这时的马具只有胸带而无?带，武官大墓出土的马具的胸带上以圆铜泡串饰，居中还悬垂有马铃。秦和秦以后，马的骑乘功能充分发挥，鞍具广为使用，?开始出现。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骑兵俑所牵之陶马，就雕有?带，由鞍后侧向后在马尾下兜过尻部，再连接到鞍上。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初年的大墓出土的骑兵俑的马鞍，不但绘有与秦马俑相同的?带，还有胸带连接于鞍前。带上都饰有红色的桃形缨饰。西晋时期，又出现了由纵横多条带子组成的网状?带，带子网结处多缀有饰物。许多地方都出土有这方面的材料。唐代，网状?带有所简化，横带数量减少，经常只有一条，所有纵带均与其相连。有的还用蹀躞?带（一种垂于马股后的饰带）。

3.马镫

讨论马镫问题，首先应当明确马镫分金属马镫和非金属马镫两种。在金属马镫出现前，可能出现相当长的非金属马镫时期，即用革等制作马镫。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皮革制造业都很发达，他们在长期游牧和征战生活中，迫于现实需要制作出革制马镫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能因为缺乏考古实物发现而否定这一事实。据学者们根据国内外有关图画、牌饰考古材料研究推断，皮制马镫的使用应在4世纪初之前，其地区为西亚、中亚、东亚古代骑马民族活动区域内，最早产生于中国北部的可能性最大。铁器发明和使用后，才出现金属马镫。金属马镫因为较革制马镫便于留存，故而在考古中多有发现。

根据考古学研究，我国到汉代为止，在马具中还没有使用金属马镫。在我国发现的关于马镫的考古材料中，最早的是在西晋时期。在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墓里出土的釉陶骑俑中，已看到了马鞍的雏形。这里出土的陶俑中有的在马鞍左侧前缘系有三角形小镫，而马的右侧却没有装镫。这个系在马鞍左侧的小镫是供骑乘者上马用的，骑乘者骑到马上以后就不再蹬踏了。杨泓先生认为，这种小镫应该是马镫较原始的形态，并由此进而演化为双镫。日本学者?口隆康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初也发表文章认为，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墓釉陶骑俑的镫，是最早期的镫的遗物。但这种单侧供上马使用的小镫在当时并不普遍，因为在河南洛阳、郑州等地出土的同时代的陶马上都是只装鞍鞯没有马镫。而且，从雕塑中也不能确认其为金属马镫。如果不承认革制马镫，也不应当承认这个雕塑中的单马镫。

1965年在辽宁北票西关营子发掘北燕冯素弗墓时，发现了马镫的实物资料。1973-1974年，河南安阳孝民屯晋墓中发掘出马具，其中154号墓出土的一套鎏金马具很快被考古工作者复原。1984又有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出土一套马具的考古发掘报告。这几处墓葬中都有马镫。孝民屯154号墓的年代，晚于西晋长沙永宁二年墓，约略相当于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袁台子墓则晚于孝民屯154号墓；冯素弗墓则较二者更晚（415）。孝民屯154号墓的马镫为单镫，袁台子墓和冯素弗墓的马镫则为双镫；三墓的马镫都是木芯，外以青铜片或革片包嵌；而孝民屯154号墓和冯素弗墓的铜镫片都鎏有金。孝民屯154号墓出土的马镫镫柄较长，镫体呈扁圆形，蹬脚处略向内凹；而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镫柄较短，镫体呈圆角的三角形，蹬脚处较平直。另外，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万宝汀78号墓、七星山96号墓、禹山下41号墓）、宁夏固原北魏墓中也出土有马镫实物。

近年来，又发现有早于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和朝阳袁台子墓的出土有马镫的墓葬，其中以辽宁北票房身村北沟墓地的M8为代表。此地出土的马具较为齐全，鞍、镫、衔、辔俱有，并附当卢、穿管缀叶泡饰、圭首形饰等马饰。这里出土的马镫共一副两件，木芯外包钉铜片，长柄，椭圆形镫环，镫体厚度一致，脚踏处微上突，呈现出较原始马镫的形态特征。其年代应在两晋之际，大体从3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叶以前，即慕容部迁至棘城到公元341年迁都龙城之前。此处发现的马具属鲜卑马具的第一期，而朝阳袁台子墓和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出土的马镫等马具，则属于鲜卑马具的第二期；冯素弗墓则属于第三期。从目前考古发现的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来看，马镫主要是鲜卑人的骑乘工具，多见于鲜卑人生活过的地区，而且时代也相符。安阳孝民屯马镫出土于中原，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中原汉人的遗物，但实际上是慕容前燕于公元350年进入中原并迁都邺城之后的遗存，毋庸置疑属于鲜卑马具系统。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有马镫实物出土的墓葬中，都属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而这一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的北方，曾有许多非汉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多属游牧民族。历史上非汉族入主中原的次数之多、时间之长是人所共知的，他们总会在中原地区留下遗迹，不能因为某一文物出土于中原地区就武断地认为是汉文化的产物。中外学者都有人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完备的马具对于过着游牧生活的骑马民族并不迫切，非骑马民族为了掌握骑术自然更迫切需要完备的马具，并因而倾向于马具是由非骑马民族发明的这一假设。此说看似有理，实则有诡辩之嫌。一些游牧民族也曾转向农耕，我们能否这样说，汉族谙熟农耕技术，完备的农具对于有着深厚农耕文化传统的汉族来说并不迫切，而乍试农耕的游牧民族为了掌握农耕技术自然迫切需要完备的农具，并在这种强烈的动机驱使下发明了完备的农具呢？中国流传的一些农书难道也是因为某些从游牧转向农耕的民族因不会种地而记录流传下来的吗？这种推理显然是荒谬的。正如农业民族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发明了各种完备的农具一样，游牧民族在其长期的马上生活中发明了马具。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都有传播和影响的问题。汉族的农耕技术对某些转向农耕的游牧民族曾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游牧民族的马文化也对汉族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具由游牧民族发明后，由于战争等方式的交往，自然也会传入汉族地区并为其所利用，甚至加以改进，再展转传入游牧民族中，这种情况倒是有可能发生的。中原地区的河南安阳，有金属马镫实物发现，是已知时代较早的金属马镫实物，尽管其“还是发现于中国中原地区”，但并非中原汉族的文化遗物，而是曾入主中原的鲜卑人的文化遗物。当然，不管是鲜卑人也好，还是中原人也好，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发明了马具并对世界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二）中国马具文化的对外影响

中国的马具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还积极向外传播，近及今朝鲜半岛和日本，远则达到欧洲大陆。特别是公元3-6世纪期间，中国境内的鲜卑（主要是慕容鲜卑）马具，对外影响最大。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曾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曹魏初，鲜卑慕容部迁徙至辽西大凌河流域，以龙城（朝阳）为基地，在中国北方地区活动了200余年。考古工作者在慕容鲜卑活动的地区发掘许多鲜卑墓葬，出土了大量鲜卑文物。在已发现的40余座三燕时代的墓葬中，出土鲜卑马具的已超过10座。发现鲜卑马具的主要地点有辽宁朝阳及其附近地区，如朝阳十二台营子乡袁台子村、姚金沟村和城北的他拉皋乡，北票章吉营子乡房身北沟、西沟、大碾子、喇嘛洞、西官营子等地，河南安阳、辽宁本溪等地也发现有鲜卑马具。上文所说的朝阳袁台子马具和安阳孝民屯晋墓154号马具，都属于鲜卑马具系统。安阳孝民屯马具是慕容前燕于公元350年进入中原并迁都邺城之后的遗存，毋庸置疑属于鲜卑马具系统。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高句丽。慕容鲜卑与高句丽是汉晋以后活动在我国东北地区历史舞台上的两个重要民族，两族地域接近，来往频繁。在我国吉林集安发现的高句丽墓葬中，出土有成套的马具，其形制与朝阳袁台子墓和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出土的马具相同。高句丽墓葬的时代，在公元4-5世纪，其马具明显是受到了中国特别是辽西慕容鲜卑文化的影响。由是可以推知，生活在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人也一定接受了中国马具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时代马具资料颇丰，有庆州天马冢、饰屡冢、金铃冢、银铃冢、梁山金鸟冢、夫妇冢、庆州皇南109号墓和皇吾里14号墓等，其时间自4世纪中叶至6世纪。其早期马具多为铜制，流行包铜皮马鞍、木芯马镫、缀管叶泡饰等；晚期多为铁马具，其形制与慕容鲜卑马具和集安高句丽墓葬马具相似。杨泓先生也认为，今朝鲜庆州市皇南洞“天马冢”出土的许多完备的马具，以及新罗墓葬、朝鲜半岛南部伽耶地区的墓葬中出土的众多马具，都具有集安高句丽墓葬马具的特点，是中原地区马具影响的产物。根据辽西众多鲜卑马具文物的发现及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应当说成是鲜卑马具影响的结果。

日本古坟时代与中国北朝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古坟时代后期的考屯发掘中陆续出土了一批具有中国北朝风格的文物。和歌山县大谷古坟出土的马具、马甲带有浓厚的大陆北方骑马文化色彩。后期古坟人物埴轮中男女所着服饰，被认为属于胡服系统。日本6世纪马装中流行的钟形杏叶（这种杏叶也出土于藤之木古坟马具纹饰）也见于北齐武平七年（577）高润墓马俑的后?饰中。这些都表明北朝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日本学者也曾著文，认为某些古坟时期的马具与中国一些地区出土的马具有相似的标本。

日本马具发轫于大和国家侵略朝鲜半岛之后的4世纪末叶。日本各地古坟时代后期的古坟中，多出土有马具，这些古坟的年代大约在5世纪中叶至6世纪。古坟中发现的马具，如滋贺县新开1号坟、大阪誉田丸山古坟等坟出土的马具，其形制也与中国各处所发现的马具形似，渊源关系很清楚。日本还有一著名的古坟――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藤之木古坟，此地发现的马具中还有一套制作精良的鎏金铜马具。关于藤之木马具的产地及年代，日本、韩国学者的主要观点有中国南朝萧梁制作说、萧梁制作百济改造说以及6世纪新罗制作说等。前二说都承认藤之木马具与中国马具有关系。我国学者通过对藤之木马具的考察，也认为古坟中的马具有许多特征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渊源。有的学者则通过对藤之木马具的典型纹饰与中国南北朝、朝鲜三国、日本的同类纹饰的比较分析，认为藤之木马具文饰最接近于6世纪初期北魏（鲜卑）文饰系统，后东渐至朝鲜半岛（高句丽），再传入日本。

中国马具对日本的影响还有一重要实物――唐鞍。1984年，日本奈良县举办的《大和的国宝?重要文化财――工艺之美》展览中，展出了一件“唐鞍”。这件唐鞍藏于奈良手向山神社，属镰仓时代的遗物，被视为日本的“国宝”之一。唐鞍从其名称即可知是由中国古代东传的马具，传入时间为宋元之时，其形制与宋代仪仗队中所使用的鞍具相似。日本的唐鞍与中国宋代马珂之制存在一定联系，显示出宋代舆服制度对日本的影响颇深。

中国的马具对欧洲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欧洲受中国的影响到公元6世纪才开始流行马镫。“欧洲的马镫最早发现于6世纪的匈牙利。匈牙利地处东欧，与自黑海向东延伸的欧亚大草原接壤。我国发明的马镫，可能就是随着活跃在这片大草原上的各族重装甲骑的蹄迹，逐步西传到欧洲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马镫引入欧洲后，促进了欧洲重甲骑兵的发展；而重甲骑兵的发展对欧洲封建骑士阶级的形成，乃至整个欧洲中世纪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国外学者指出的那样，“正是中国人发明了马镫后，才使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骑士时代”。

马具与马饰是与马有关的重要文化事象，是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具与马饰文化十分发达，而且传播、影响到了国外。中外不同的民族何以如此重视马的装饰，而对其他畜类的装饰却很少下工夫呢？俗语说，爱屋及乌。发达的马具与马饰文化正是人们对马匹情有独钟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