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骐骥驰骋

二、石器时代的马遗迹

人类和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从动物向人进化的过程中以及人类社会形成后的每一发展阶段，人都离不开动物。在“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时代，“人”和动物似乎处于一种平等地位。人猿揖别后，人类才成了“万物之灵”，但动物一直是人类重要的伙伴和朋友。

早在直立人和智人阶段，人类就已经同马打交道了。在旧石器时代的一些原始文化遗址中，有许多动物化石相伴。这些伴出的动物化石中，较为普遍的发现是三门马化石。

处于旧石器时代初期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在他们生活过的地带，发现有大批动物骨化石，其中哺乳动物化石29种。元谋人的文化遗物有石制品，还有不少带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片，可能是用来作为骨器的。与元谋人相伴的动物有剑齿虎、爪蹄兽、桑氏鬣狗以及云南马等。

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伴出的动物化石有鬣狗、剑齿虎、纳玛象等二十余种，其中还有长鼻三趾马、三门马等。西侯度文化遗址还发现有不少烧骨、烧角等，甚至还发现有火烧过的马牙。

距今约80万-60万年的陕西蓝田人，他们也经常与马打交道。狩猎是蓝田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蓝田人相伴的哺乳动物化石中，有三门马、中国缟鬣狗、李氏野猪、丽牛、水鹿等41种。

距今约四五十万年的北京猿人，在他们生活过的山洞里，也发现有大批被打碎或被烧过的动物骨片。北京人文化伴出的动物化石有百余种，多为哺乳动物，达94种，主要有剑齿虎、洞熊、扁角鹿、肿骨鹿、三门马等。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火不仅可以使人熟食、取暖、照明，而且还可以用来作为与野兽斗争的武器。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8万年的山顶洞人，他们的体质和外貌已经接近现代人。与山顶洞人伴出的动物化石有54种，其中哺乳动物48种。山顶洞人不但会用火，而且还发明了弓箭。这对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原始初民来说不亚于一场革命。

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的动物，只是与原始人相伴而存在的。那时人和动物可能是互为食物，还不存在人对动物的驯化。原始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类，马也仍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马，人和马都还处于进化发展阶段，还谈不上人类对马的驯服和畜养。但人类已经会制造和使用一些石器，山顶洞人甚至会使用弓箭，可以想见，人类在自然界还是处于一种相对的支配地位的。我国古生物学家曾对中国猿人产地堆积中采集的动物化石进行研究，发现与中国猿人同时相伴的马骨主要是三门马骨。三门马是中国猿人的猎品之一，这些马骨主要是猿人吃剩下来的残物，也有零星的马骨制作的原始工具。人类远祖与进化中的马共处，甚至将其作为狩猎和食用对象，这应当视为人类马文化之肇始。

到了新石器时代，渔猎是仅次于农业的一种生产活动，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相当的位置。随着人们狩猎动物数量的增多，一些动物逐渐被人们驯服，家畜饲养业作为副业生产出现了。中国畜牧业的发生，即可上溯到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许多动物被驯化为家畜，畜牧业开始发展。在我国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比较普遍地发现家畜和家禽的遗骨。这些遗骨，有的散见于堆积层中或废弃的灰坑、窖坑中，有的则发现于墓葬坑内，说明人们不但食动物之肉，而且用动物作为随葬物。此外，还发现有家畜形状的陶器或其他器物。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我国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但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不同，畜牧业的发生、发展在全国各地是不尽平衡的。具体到某一家畜品种上，也是不尽平衡的。从考古发现来看，猪、狗在前，羊、牛稍后，而马的驯养则较晚。

最早的家畜遗骨出于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里，出土有确认为家畜的猪、狗的遗骨，还发现有陶塑的猪头和羊的形象。河北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猪骨数量也很多，有的窖穴内甚至埋藏有整具猪骨架。在我国南方，年代较早的新石器遗址中，也有家畜遗骨出土。河姆渡遗址不仅出土有猪骨，还发现有狗和水牛的遗骨，此外还出土有陶塑的猪，陶器上还刻画有猪的图案。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址，发现的家畜种类更多。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家畜遗骨有猪、狗、鸡和牛四种，一些遗址还出土有羊骨。马家窑文化遗址，不但发现有猪、狗、羊、鸡等家畜家禽遗骨，甚至还发现有用整只猪、狗、羊作为随葬品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发现有诸多家畜遗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墓葬，盛行用整只猪或半只猪、猪头或下颌骨随葬，用猪作为随葬品极为普遍。各地饲养的动物除了成群的猪、狗以外，牛和山羊的数目也不少。大汶口和王因遗址还出土了家牛骸骨，表明黄河流域当时已经开始饲养黄牛。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饲养的动物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马的驯服已经开始。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猪、狗、牛、羊、鸡的骨骼，其中以猪的骨骼为最多。在庙底沟遗址发现的26个龙山早期灰坑中，比同一地点168个仰韶文化灰坑出土的猪骨数量还多。山东龙山文化出土的猪骨和羊骨数量也比大汶口文化增加许多，不少龙山墓葬多用猪下颌骨随葬，有的一处墓葬随葬的猪下颌骨就多达几十件。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的许多遗址中还发现了动物卜骨，卜骨以羊肩胛骨为最多，其次为猪骨和牛骨。在南方，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遗址，发现的家畜有猪、牛、羊和鸡，屈家岭文化还发现有鸡、羊的陶塑。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也出土有猪、狗、水牛的遗骨。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的家畜遗骨来看，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养畜业，猪、狗饲养发生时间较早，发展也较快，牛、羊的饲养发生时间稍晚，其中羊多见于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而马的饲养则发生较晚。

野生的马被人类驯化为役畜，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较其他各种家畜为晚。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化遗址中，虽然仍然发现有马骨相伴，但都很难断定是已经驯化了的家马马骨。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马骨发现，但当时是母系社会繁荣期，男人从事的狩猎活动只不过是生活资料的一种补充，畜牧业还没有充分发展。只有到了父系社会，男人成为“畜群的主人”，马的驯养才有可能。甘肃永靖马家湾、内蒙古包头转龙藏、吉林扶余北长岗子、河南汤阴白营、南京北阴阳营等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也有大量马骨发现，这些马骨可能就是家养马骨。目前较普遍的看法是，我国马的驯养，最早当始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四五千年左右。在山东龙山文化（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中，曾发现有大批兽骨，其中马骨、牛骨的数量仅次于猪骨、狗骨，在各种动物骨骼中占第二位。说明此时马已经被人们驯服为役畜，中国北方已经开始普遍养马了。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有许多关于驯马的传说。炎帝和黄帝是古史传说中两位重要人物。炎帝神农氏善于耕稼，制造了翻土工具，发明了农业。关于黄帝，则有“服牛乘马”之说。所谓“服牛乘马”，就是驯服、役使牛马的意思。尧舜禹时期，王位实行禅让制。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都是经过四岳十二牧同意后才实现的。这里的“十二牧”，大概是当时的一些部落首领，而以“牧”为首领之称，说明当时的主要部落应是以畜牧为主的部落。以上这些虽然仅仅是传说，但却是原始畜牧生活的一种形象反映。至夏商周时期，中国的马牧业已经达到相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