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总喜欢“托物言志”。世间万物,林林总总,各有其道,本无所谓善恶美丑,可到了作家文人的笔下,这些东西往往被涂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以满足他们表情达意的需要。散文中的猿猴形象,也不例外。
比如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写有一篇《憎王孙文》的散韵结合的寓言体杂文,突出地表现了“尊猿贬猴”的观念。他说:
猿和猢狲(文中称“王孙”)住在不同的山上,由于秉性不同,彼此不能相容。猿的秉性恬静稳重、仁厚谦让、孝敬慈爱。住在一起时互相爱护,吃东西时互相推让,行走时有队列,饮水时有秩序。不幸离散,它们会哀鸣;遇到危险,它们会保护幼弱的同类。它们从不践踏农作物。树上的果子还未成熟时,它们一起小心看守;果子成熟后,它们就呼唤大家一起吃。遇到山上的小草木,它们绕道而行,让草木顺利生长。因而猿所住的山上草木常常郁郁葱葱。猢狲就大不同了。它们秉性暴躁喧嚣,经常争斗嚎叫,吵闹追逐,虽然群居,却并不相爱。吃东西时互相争抢,行走时没有次序,饮水时争先恐后。有离群走散的,大家也不牵挂;遇到灾难,便不顾幼弱,只求自保。喜欢践踏庄稼蔬菜,所过之处一片狼藉。树上的果子还没有成熟,就乱咬乱扔。偷取他人的食物,来填饱自己的肚子。对山上的小树小草,总是肆意摧折,直到草木枯萎死亡才罢休。所以,猢狲所住的山经常一片荒芜。因此,猿、猴彼此不相容。猿多了就赶走猢狲;猢狲多了也咬走猿。遇到这种情况,猿就迁往其他地方,而不和猢狲相争。
为此,柳宗元写了这篇文章,赞美猿“仁让孝慈”、遭受驱逐而不计较、只把美德来仿效;痛斥猢狲“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排斗善类兮,哗骇披纷;盗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骄傲欢欣”,是“毁成败实”、使人民怨苦的可恶的大坏蛋,并责问山神为什么不把猢狲诛灭。结尾作者感叹: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小人得势,君子便遭殃;正直的人聚集起来,凶孽就灭亡;善恶不能共处,双方力量的消长预兆着世道的兴衰,祸福也就由此而降临。
柳宗元是擅长寓言说理的大家,他的寓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他的《三戒》、《梓人传》、《罴说》等名作,都是借用异类——如麋、驴、鼠、罴等,来针砭社会弊病,也隐晦地攻击当权者,对自己一心报国、却遭迫害排挤的遭遇表示不满。这篇《憎王孙文》也一样,作者尊猿贬猴,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猿来比喻作者及其代表的政治上的革新派,“贪婪凶残”的猢狲则是顽固保守派的象征。
下笔对猴子表示憎恶,并不是自柳宗元开始的,例如三国时放浪佯狂的诗人阮籍,就写有《猕猴赋》,言猴“体多似而非类”,并将它与古人相比,如“性偏凌”比韩非,“整衣冠”比项羽,而其“耽嗜欲而眄视”比司马相如之挑卓文君等等。也以猕猴作为鹄的,讽刺和批判了社会上的势利小人。但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无疑把厌猴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
唐代还有一位以文辞著称的吴筠,写有《玄猿赋》,热情地赞美生长在南方深山里的黑猿,夸它们托迹僻远、清心寡欲、逍遥自适的恬淡性情,“无威刑相临,有同族相亲”的自由和睦的生活,嘲讽了与它同类的猢狲、狒狒、猩猩以及麝、犀、象等。显然,作者在这里不仅尊猿贬猴,更主要的是借猿言志,在玄猿身上,寄托了作者厌弃尘世、清虚无为、向往自然的理想。
总之,如果说在诗歌中,诗人褒猿贬猴的态度尚比较含蓄的话,那么,在可以铺陈直叙的散文当中,这种态度则展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