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二章中已经讲到,人类对猪的驯化,其目的与畜养牛羊马狗等都有所不同。简单地说,养猪主要就为了吃肉。家猪的出现,对于改变人们的食物结构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人类在结束狩猎和采集生活以来,近万年间所食用的动物之肉多半都是家猪所提供的。
在我国多数民族的历史上,生猪饲养从来都是城乡人民主要的肉类食物来源。农耕文化虽然以种植农作物为基本食物,也曾出现过“肉食者鄙”的说法,但是源远流长的养猪传统还是发展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食猪大国。无论是生猪饲养的数量,还是猪肉品种的丰富多样,都可居全球之冠。“猪全身都是宝”之类的意识在我们国家早已尽人皆知。
不过,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似乎还不能算最喜爱猪的国度。现代人类学家报道了另一处令人惊奇的猪宴之邦:“世界上热爱猪类的地区,集中在新几内亚和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诸岛。在该地区,那些以村庄为单位、靠种植为生的部落,把猪视为圣物,专门用做祭奉祖先,或把猪视为重大日子如婚礼、葬礼的美味佳肴。在许多部落中,在开战或停战前,必须先宰杀生猪。村民们坚信,久离人世的祖先对猪十分偏爱。由此,不管是活着的村民还是长眠的故人,其喜食猪肉的程度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人们不厌其烦地频频举行盛大宴会,转瞬之间,几乎全部的猪都被吞光食尽。连续多日,村民和客人们狼吞虎咽地享受猪肉,当肠胃无法容纳时,他们便大口呕吐,以便腾出地方再继续吞食。待宴会结束时,部落里的生猪已所剩无几,要想恢复原来生猪的数量,尚需数年辛勤细心地饲养。然而,还未待生猪的头数恢复过来,新的一轮狼吞虎咽的活动又开始了。这种浪费败家的行为,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着。”
如此热闹的猪宴盛典,以及当地人民对猪既崇敬又贪食的情景,确实足以让我们这个食猪大国的子民也要叹为观止了。人们不禁会问:在这种全民盛典式的猪宴背后,潜藏着怎样的观念和动机呢?对猪的崇敬之情如何同大吃特吃猪肉的行为并行不悖呢?
文化生态学家拉帕波特对新几内亚的采巴加人(Tsemba唱ga)村落中猪宴仪式的分析,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很有帮助。他从文化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着眼,认为采巴加人养猪的原因有一定的特殊性。那里是初级的农业社会,村民们在自家园地中种植块根植物和蔬菜是主要维生手段。养猪不光为吃肉。一年当中除了举行猪宴的场合外,是不可以杀猪食肉的。猪在该文化中的功能相当于翻土机,它们用鼻子在园地里拱土,寻找块根,从而为种植做准备。人、猪、块根植物构成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三位一体之平衡。采加巴人之所以定期举行一年一度的猪宴盛典,主要在于周期性地调控猪与人之间的数量均衡,避免猪群繁育太快太多,没有足够的块根植物来喂养,出现人与猪争食的不利局面。
和一般的宗教学家和民俗学家不同,拉帕波特从采巴加人的自然环境来透视其文化特征。猪宴作为宗教性的礼仪活动,其外在的表面功能在于祭拜祖先,其内在的功能则在于调节社会和食物供应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护该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即便是当时的采巴加人自己,也只知道猪宴的表面功能,对其潜在的生态作用并无自觉的意识。这就更显示出文化生态学视野的理性透析力度。
拉帕波特的这一次调研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其结论对后来的人类学家有重要启示作用。按照同样的思路,有学者又提出为什么某些地区不吃猪肉的老问题,并从生态方面找到合理的解释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