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亥日人君

二、猪与女神宗教的生命崇拜

考查原始宗教中的猪，不难看出它常常与母神、女神有或显或隐的联系。上文中几个母猪龙的故事均保持着这一联系。古希腊的地母神兼五谷之神得墨忒耳和她的女儿珀耳塞福涅也和猪关系密切。

弗雷泽就此发问说：猪会不会原来就是女神本身的动物形态呢？猪是献给女神的动物；艺术作品中表现的得墨忒耳，或是抱着猪，或是有猪伴随着；在她的神迹仪式上惯例要用猪献祭。由于把动物看成神，或把神看成动物，于是就有了动物以神的身份被杀，后来却把它当做祭品献给神的情况。前文提到的塞斯莫福里亚节庆中向地穴中投掷猪，其仪式就证实了猪原是女神之化身。“有个传说还保存着古老观念的痕迹，当伤心的母亲寻找失踪的珀耳塞福涅的踪迹时，丢失者的脚印被一只猪的脚印掩住了。我们可以推测，当初猪的脚印就是珀耳塞福涅和得墨忒耳自己的脚印。”猪作为谷精和女神作为谷物生长之神就这样统一起来。弗雷泽还进一步推论说，在塞斯莫福里亚节中妇女都要吃猪肉，这顿饭就像圣餐礼，信徒们吃的是神的身体。还有部分猪肉保存在洞里，来年取出后和谷种拌在一起，以求得谷精的精力再生，确保好收成。

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安德鲁?兰也注意到猪与地母神祭仪的这种关系，他认为将猪肉扔进洞穴，来年拿出后奉于母神祭坛，并拌于谷种之中，这种仪式表明某种与猪的生命力信念相关的法术性质。而实际上，腐烂的猪肉或许起到了肥料作用，对农人耕种确有帮助。他还指出，希腊的地母神祭仪虽以雅典为中心，但其来源却相当古老，始于土著的皮拉斯基人或其他史前民族。人类学家在印度和美洲等地发现了类似的祭猪礼俗，这表明塞斯莫福里亚节代表着在原始农业文化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地母信仰。

在初民的神话宇宙观中，大地母亲不仅仅是一切绿色植物的生育者，而且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的终极来源和神圣赐予者。在父权制文明的天父地母对偶模式出现以前，母神才是唯一具有无上权威的信仰对象。在欧亚大陆各地发现的石器时代偶像多表现为巨腹丰乳的母体造型，就很能说明史前的女神宗教是把生命力的再生产视为崇拜核心的。而与农业的发明和女神宗教的兴起相伴随的猪的驯化，使这种以肥壮和多产为突出特征的动物自然在神话思维作用下具有了神秘的宗教蕴涵。还可以推测的是，和那个“知母不知父”的社会现实相对应，各种野生的和家养的动物之中是雌性而不是雄性更加受到关注和重视。就猪而言，母猪在原始意识中显然更具有神秘蕴涵。

对此，语言文字方面提供了宝贵线索。例如，我国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少数民族大都用唇音来说“猪”这个词。如拉祜语和基诺语及哈尼族的一个方言、努语的一些方言作va，景颇语作va，羌语作pa或pi，傈僳语作avε，藏语作phak-pa。此外，独龙语的wa，阿昌语的wa或wa（方言不同），努语的u，声母也从v变来；而壮侗语族中，壮语的mou，仡佬语的mpa，水语的mu，黎语的pou，也都是唇音声母。至于苗瑶语族中，苗语的mpua，瑶语的mou，畲语的pui，声母也都是唇音。古汉语中专指母猪的词“?”（b?）亦为唇音声母，与上举各少数民族中表“母猪”义的词，是同源词。可知今日汉藏语系的大量少数民族语中泛指猪的词均源于远古时指母猪的语根，这种语言现象反映出古时曾存在一个雌性比雄性更重要的时期，或可视为母猪崇拜在语言化石中留下的痕迹。尽管后起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炮制出一系列阳物中心的性别偏见模式，并日益占据了主导的和统治的地位，但是在具有较大的传统惰性的语言现象中仍然保留着那个早已一去不返的雌性优先时代的蛛丝马迹。比如我们至今还是习惯于说“雌雄”、“牝牡”、“阴阳”，而不说“雄雌”、“牡牝”和“阳阴”。

雌性优先的原则在宗教发生史的研究中也找到了确凿的证据，那就是母神先于父神、女神早于男神的普遍现象。我国境内发现猪龙形象的地区同时盛行母神崇拜，已如前论。西方史前考古迄今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偶像多为巨腹丰乳的女性神灵，也已成为宗教史和艺术史上尽人皆知的常识。考古学界对这类史前女神雕像统称为“史前维纳斯”，其多数的明显造型特征在于体态肥硕、脂肪突出，容易使人联想到具有同类生理特征的动物――猪。

对史前维纳斯的各种解释中，生殖崇拜说虽然占有明显优势，但某些权威学者对此一直持保留态度，如安德烈?勒鲁瓦-古昂和米尔希?艾利亚德。前者承认造型特征各异的旧石器时代女像是同出一源的，但对所谓“生殖”（fertility又译“丰产”）说的解释提出明确的批评：

至于丰产女神的解释，严格地说是平庸肤浅，一无所得，因为一切宗教，或者说几乎一切宗教都将丰产视为一种祈愿之事，以妇女作为丰产的象征毫无独特新颖之处。将旧石器时代的形象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尼加拉瓜的小雕像作一比较，有助于证明在地球空间上，这三处皆存在的妇女的形象。事实上，对于旧石器时代的人赋予其“维纳斯”的深奥意义，我们是一无所知，这些“维纳斯”可能是“朱诺”（天后――引者），也可能是“普罗塞比娜”（地狱女神――引者）。

这种类似不可知论的观点代表了某些以严谨著称的史前学者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考古材料所能提供的信息，反对用民族学的或后代宗教文献方面的旁证去做演绎类推的解释。而这种旁证和演绎方法却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果我们承认史前维纳斯同文明初期的母神崇拜有渊源关系，那么生命的生育和哺养作为母神崇拜的核心内容也应当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其发展历程中会有变化和差异，那沿袭数万年而未改的孕妇般隆起的女神腹部的造型特征，足以默默无言地透露出史前人类对生命孕育这一神秘现象的极大关注。

这一项事实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人类祖先所崇拜的女性神灵总是母亲而不是少女。后代人所激赏的女性美特征――婀娜与苗条，在我们的原始祖先眼中也许毫无意义，甚至是美的反面，因为按照原始信仰，肥胖丰硕才是生命力旺盛的标志，生殖和丰产的表征。瘦与弱是同义词，是病态的、不美的。无怪乎汉字中的“瘦”、“瘠”等字都从“疒”旁会意，造字祖先们的价值观念明显保留着原始思想的原型。

诚如韦斯顿?拉?巴尔所敏锐地指出的那样，西文中的词汇“fecund”（多产的、肥沃的）、“fetus”（胎儿）、“femina”（阴性的、女性的）、“femur”（大腿骨）、“feminis”（雌性的）都认同于一个共同的词根“fe”，这表明在肥硕、孕育、女性这些不同事物之间有着信仰上的联系。巴尔还指出，肥猪之所以在史前社会受到崇拜，因为在原始信仰中，猪的多产能力和它的肥胖多脂其实是一回事。

巴尔的这一深刻洞见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若干重大发现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1983年以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的发现曾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在这里不仅出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中国石器时代雕像，而且这些泥制雕像也分明体现出裸体、丰乳和肥硕的史前维纳斯特征。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与女性神像同时被发现的还有玉制“猪龙”造型。随后又在附近的大石匣中发现一头猪的雕像，猪舌用矿石粉染得鲜红。对于这些珍稀的石器时代遗物，目前尚没有合理的解释，除了认定裸体女像为生殖丰产女神，将猪龙与猪像解释为史前图腾崇拜之外，研究者们似乎提不出什么新颖且确切的观点。至于为什么肥硕女像与肥猪造像同时并存，更是无人问津。现在，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五千年前的疑案似可获得完满的解答：肥猪以其丰厚的脂肪代表着原始人心目中生命力最强盛、生育力最兴旺的动物，它同人类中执行生养功能的女性――母亲本来就有着神话思维的认同关系。所以，猪龙玉器也好，猪形塑像也好，都未必是图腾符号，很可能是生命和生育的象征。联系到我国南北方新石器文化中普遍发现的家猪饲养以及用猪头、猪骨作为陪葬品的情形，结合汉字中千古未得确解的“家”（从“宀”从“豕”）的概念，可以推论，在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出现的母系家庭确实曾把肥头大耳的猪看成是“家神”，即主管大自然的生与养之功能的大母神的动物化身。如法国学者巴丹特尔说：“女神，不总是目光恐怖的威严妇女，她也化身为植物和动物。为了孕育每个种类，‘伟大的母亲’（即大母神――引者）要具有相应的动物形体，并与其交配。她创造一切，她的支配权延及一切生物。”

红山文化中肥猪像与女神像的同时并存意味着一组史前象征密码的译解，借助于此，还可以反过来解释几乎遍布世界各地的大母神像和史前维纳斯像以肥硕为美的原始审美观的形成。那种浑圆突出的大腹和肥硕下垂的乳房造型，曾经使某些学者怀疑，史前维纳斯也许并不是对怀孕母亲的表现，而是对当时女性体形的真实反应。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史前女神的肉体夸张是以肥硕多脂肪为美的原始信念为造型标准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有意味的创作变形，其中不乏某种仿生学的因素，即仿效肥硕而垂乳的动物形体。至于此种以肥大为美的原始观念怎样在后来的中华文明中派生出“羊大为美”和“硕大为美”的传统审美观，我们在一般的美学读物中已有较通俗的说明。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汉字“肥”的概念同英文中的fertile相比，既可用于形容动物和人体的多脂肪状态，又可用于形容土地的肥沃和多产，这也是肥与多产之间的原始联系的旁证。

生物肉体之肥硕与土地多产之肥沃在原始信仰中既然相互联系，那就必然会体现在神话观念之中。下面三则神话都出自古朴的初民想象，将猪的粪肥作为生命之源的母题得到突出表现：

女人和蛇分别从猪粪中出来。蛇要求女人替它洗澡，女人未这么做，于是蛇便诅咒女人不会脱皮，不会长寿，缺乏思考，笨手笨脚，什么事都做不成。蛇便去了地下脱皮。

那时，有个从猪粪中生下的人，此人向神造的人说：“如果你肯替我洗澡，以后即使生病了，只要脱掉一层皮，就能痊愈。”可是神造的人不肯替他洗澡，那个由猪粪中生下的人不得已，只好再度钻入地里去，现在的人都会死，就是因为不替诞生自猪粪的人洗澡的缘故。

古时神要人用猪粪洗澡，便能永久不死，但人不信，用清水洗澡，便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