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肖文化--亥日人君

三、驯化地理学：谁先养猪

猪在各种家畜中是争议颇多的一种。尽管猪同其他家畜一样早在史前时代就已进入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但绝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像对待鸡和狗那样一视同仁地对待猪。中国文化传统把猪作为人的属相之一，反映着我们这个食猪大国特有的价值观，但这并不是其他文化所能够完全理解和无条件认同的。考察猪在不同的社会中的不同境遇，自然免不了要碰到一个溯本求源的问题：在地球上是哪个地方、哪个民族的祖先率先开始养猪的呢？

尽管现代考古学已经提供了不少证据和线索，但目前对此一问题的解答尚有相当的争议，距离客观的定论还有一定距离。美国学者伊萨克写道：由于猪的野生祖先生活区很广，在不久以前，地方性的驯化猪和野生猪又很相似，所以很难确定驯化起源的地区。笔者相信，从现在可用的证据来看，最好的假说是猪的驯化起源于西亚。驯化的起源地不在欧洲，这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因为驯化猪在那里出现得相当突然，而且是和其他驯化动物一起出现的。东亚的渭河及黄河流域，即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大概既不是驯化起源地，也不是一个独立的驯化中心。那里的许多早期遗址内都发现了驯化猪，但它们的骨骼特征都不像是中国的野生种类。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东南亚是猪的驯化起源地一部分的原因是那里有许多不同的养猪方法（其中包括畜养半驯化的猪），和驯化猪与野生猪之间常有密切的接触，但是还没有使人相信这一说法的考古学证据（尽管人们已对东南亚的文化遗址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松朗-森（Somrong-Sen）文化中，驯化猪仅仅出现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该文化从恒河下游向东南方延伸，横过整个印支半岛，远达云南高原和台湾。它最初是逐渐出现于西部，并且同西方的其他文化有联系；但到东部，它得到了充分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使人觉得它的起源地是西方，而且养猪的方法，也是和与其有联系的文化一起从外部引进的。伯特格提出：可能是松朗-森文化把养猪法传播到东南亚及中国。

伊萨克写道：“在安纳托利亚和库尔德斯坦发现的考古学证据，都有助于说明近东是猪的驯化起源地。因为在公元前七千年中期，那里似乎已有了驯化猪的活动。后来猪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成为很重要的家畜。在以前，印度常被认为可能是驯化猪的一个起源中心，现在人们不再这样看了，因为在第一批驯化猪在那里出现以前，存在着一段将近四千年的间断时期。不管最初的近东驯化中心究竟是在哪个地区，养猪的做法必已广泛传播到整个西亚及其以外的区域，野生的和引进的猪同样得到人们的饲养。”这种西亚起源说在西方学界有较多的信奉者，但仍有相对的意见，比如说东亚起源说，不过其影响力似不若西亚说那样流行。

从理论方面看，野生动物的人工饲养同农业的发明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结合农耕文化的起源来探讨家猪的起源，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奥地利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革尔登、门金等人提出：新石器时代遍布全球的最古老的农业生产经济是所谓“圆柱形锄文化”，其特征在于使用一种横断面成圆形的石斧作为最早的锄。该文化的发源地在亚洲中部以南，有可能即现在的中国。其传播的迹象则北至欧洲，南至太平洋区的美拉尼西亚等地。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指出：“圆柱形锄文化的农业经济虽然因地而异，总是常常和猪的培育和饲养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只要可能便将野猪活捉加以饲养，常常是把它们关在栅栏中，直到需要吃它为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掘地点中发现的野猪骨多于家猪的缘故。”与这一观点相呼应的一种看法是：开始实行动物驯化的是农民而不是猎人。主要理由可以举出以下三点：

第一，大多数已被驯化的野生兽群以前生活在古代农业区内；而生活在猎人活动区内的野生兽群则很少被驯化。许多原始的狩猎民族尚不知使用狗；而利用鹰、猎豹等动物进行狩猎的却是农业民族。

第二，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总是处在定居农业民族边缘地区，农民和游牧者拥有相同的驯化动物。而像猪这样的家畜更显然是农民而不是游牧者饲养的。

第三，只有在一个能够生产多余的和稳定的食物的社会里，饲养被捕获的动物才是行之有效的。

基于上述认识，有些学者甚至断言，农民是介于猎人和牧人之间的过渡和中介。没有从狩猎社会直接发展而来的游牧社会。澳大利亚的草原便是一个例子。那里没有农民，猎人也从未成为牧人。

初民古朴的神话传说也为农民发明养猪技术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旁证。一则台湾排湾族神话讲道：古时有二兄弟，无父无母，难以维生。田间一位老人秘密传授给他们耕种之方：用木棍翻土后种下骨头和葫芦种子。不久之后，老人让他们到田间去看看。结果发现葫芦种变出粟，骨头成了猪。于是乎兄弟俩在田里杀猪做饭，好不快活。剩下的猪被赶回村里，村人笑他们把乌鸦当祖父。老人闻说后就吹着口哨说：“谷物和猪都消失吧！”于是什么都没有了。兄弟俩恢复原状，因饥饿而啼哭。

从排湾族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看，此则神话作为某种性质的民族记忆，曲折地反映了农耕经验与养猪活动的同步发生历程。谷物与家猪不仅是由同样的人在同一时间培育而成的，而且就连二者的培育方式也被说成是同样的，只是播种时埋下的种有所不同。这样的神话表现一方面说明农耕文化同时开启了动物驯化与植物驯化这两扇经验之门，另一方面也表明在这两种驯化经验中更为根本的是植物的驯化。唯其如此，神话思维才会用播种与收获的农耕经验来解说家猪的产生。植物生命的再生产的奥妙被追溯到神奇的葫芦种子，而动物生命的再生产却有赖于骨骸。支持这种神话推理的经验基础就在于，古人看到动物死后肉身腐烂化为乌有，长存下来的只是骨头。可知这个种骨得猪的情节隐约透露着骨为生命力之原的神秘信念。

从两兄弟获得猪与粟的偶然性着眼，神话并未把驯化作为人的有意识的生产革新行为来加以表现，这恰恰反映了驯化本身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过程。在尚未获得自觉意识的情况下，猪和粟的得而复失也就在所难免了。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指出：“显然，植物种植者和动物的驯化者所追求的只是想把他们可以得到的食物资源增加到最大的极限。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所将带来的革命性后果。但当这个过程继续进行时，这种驯化种属的产量，相对于野生种属，就增加了。这样，它们对于他们的生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导致对驯化的兴趣和驯化管理的进一步加强。不可避免地，其结果将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增大。”

根据已有的资料，现在所知道的最早从事自觉地、有一定规模的动植物驯化的是约九千年前的中东地区居民。“这些遗址出现于从约旦河谷向东横跨托罗思山脉两侧进入叙利亚北部和伊朗东北部，然后向南顺着扎格罗思山脉两侧多山地带进入伊拉克和伊朗这一地区之中。这些遗址包含有栽培的大麦、小麦，及驯化的山羊、绵羊、狗和猪的遗迹。”这也是地球上最早的定居农民公社村落的所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猪是稍晚于羊、狗等家畜在那里被最早的农民们驯养的，在后来的发展中，该地区猪的饲养又受到抑制，远不如羊和牛那样普及流行。至于这些早期农业居民的人种归属，一般认为是本土血统，也有学者认为是欧洲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之后裔迁移到西亚来的。

与中东的农业文化发源地区遥相呼应的是东亚农业文化的兴起。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均在约八千年前出现小米（黍稷）和稻谷的人工种植，驯化的动物也随后出现。与西亚不同的是，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初家畜不是牛羊，而是猪。关于我国史前农民开始把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具体时期，从考古学的发掘看，似乎略晚于农作物的大规模驯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猪骨经过比较、鉴定，如山东大汶口、福建闽侯曼石山、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辽宁宁城南山根、河南淅川下王岗、陕西西安半坡、浙江余姚河姆渡等地都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家猪骨骼。这些农业文化的遗址分布在北自内蒙古南至东南沿海的广阔地区，彼此间的距离一般在700-1300公里内外。据专家们推测，在当时那种森林覆盖，山河阻隔，道路未畅，且无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家猪的驯化工作，很可能是各地的居民分别就地进行的，且进行的时间也不会一致。从世界的史前文化范围来看，像我国这样如此大面积地出现家猪饲养的地区尚不多见。还值得一提的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我国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只人造陶猪，从其腹部明显下垂，前躯和后躯的比例几乎相等的体形特征来看，与现代家猪较为接近。这说明河姆渡人的养猪实践已有相当悠久的传统积累，在世界畜牧史上占有较为领先的地位。

从我国家猪饲养的情况看，也清楚地体现了猪的驯化和原始农业有密切关系。高式武先生对此的论证说：“因为第一，猪不同牛羊等家畜，不能远距离放牧，只有在人类开始定居下来以后，才有可能圈养，而人类开始定居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前提的；第二，只有农业相当地发展了，才能给养猪事业提供必要的饲料。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凡已出现原始农业的地方，都有养猪的遗迹出现，反之亦然，说明了养猪与农业，一开始便结下了不解之缘。甲骨文中的‘家’字，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家字从；宀；从；豕，说明猪；豕；是在人类居室之下饲养的，反映出养猪与定居生活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