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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钟情董妃遗诏罪己(3)
绝顶聪明之董鄂贵妃当然了解此中奥妙，知道自己处境之危险，而竭力弥缝婆媳之间嫌隙和平息皇后妃嫔的不满。她对皇太后竭力逢迎和侍奉，对皇后小心谨慎敬侍，对其他妃嫔亦力示宽厚谦让关照。顺治帝自撰之董鄂妃《行状》载称：其“事今后克尽谦敬，以母称之”，后病之日，董妃“五昼夜目不交睫”侍奉。永寿宫恪妃石氏有病时，董鄂妃“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悼妃去世时，董鄂妃“悲哀甚切，逾于伦等。其爱念他妃嫔，举此类也”。她又抚育承泽郡王之女二人，及安王之女一人于宫中，“朝夕鞠抚，慈爱不啻所生”。尤其是当帝谕停进皇后表笺后，董鄂妃向帝“顿首固请曰：……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视息世间，即万无废皇后也”。妃之以死力谏，当是促使福临谕令照旧进呈中宫笺表的主要原因之一。
董鄂妃之这些言行，甚为高尚，实系罕见之贤妃，这固然是因为其生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宽仁下逮”，但也与其“颖慧过人”，明智冷静不无关系。面对宫中严峻形势，董鄂妃谅必知道她的前途主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夫君之宠，二是能有皇子。帝之专宠，她有信心，但龙体虚弱，难有高寿，福临自称只能活到三十岁，万一真的过早驾崩，帝宠即成泡影。若有皇子，形势即异，以其皇贵妃之身份和帝之特宠，皇子必能立为太子，那么夫君早逝之后，爱子继位登基，自己便贵为皇太后，就不怕母后、现皇后及其他妃嫔排挤暗害了。可是皇子刚生，百日即殇，且随后，帝、妃皆体弱多病，未能再育，如若有朝一日世祖病故，另立皇子，董鄂氏这位曾经宠冠后宫、实系六宫之主的皇贵妃，便要屈居今皇后和继位为君之皇子的亲母之下，那时太后及诸妃嫔多年的宿愤，恐怕都会一下子全部泄于董妃身上，怎能招架！因此她必须尽力应付各个方面，从而过度劳累忧虑，致“病阅三岁”，“容瘁身癯”，二十二岁就离开了人间。总的来说，董鄂氏之过早去世，原因虽可能有上述三条，但最根本的是第三条，即宫中之激烈矛盾斗争。
这些深情，可能福临并不知晓，或知之甚浅，但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他的生命，他的红颜知己，他最心爱之人，与他从此永别了，他怎不悲痛欲绝！
当母后再三劝诫宽慰和他悲痛稍定后，他立即连续下谕，厚葬爱妃。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卒，帝立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俱于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辍朝五日。②《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17页。
第三日，八月二十一日，他谕告礼部追封董鄂妃为皇后说：“皇贵妃董鄂氏于八月十九日梦逝。奉圣母皇太后谕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宫闱式化，倏尔梦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②
又过了两天，八月二十三日，按照礼部奏准的仪注，举行了追封典礼和祭悼，撰写玉册玉宝，并造香册香宝。皇上、太后、皇后各遣内官设祭一坛，各亲王共祭一坛，各郡王共祭一坛，贝勒以下辅国公以上共祭一坛，各公主、内大臣与侍卫各共祭一坛，在内官员共祭一坛，所集文武官员共祭一坛，诸王以下，四品官员以上，及公主、王妃、命妇随梓宫前往暂奉之地景山寿椿殿。内阁撰写祭文、祝文。
又过了三天，八月二十六日，以追封告祭奉先殿。追封册文说：
“朕惟治隆内则，史称淑德之祥，化始深宫，诗诵徽音之嗣，历稽往牒，咸有嘉谟，若夫睿质夙昭，允协符于坤极，荣名未备，宜追锡于瑶编，媛展哀？，以彰惠问。尔皇贵妃董鄂氏，肃雍德茂，淑慎性成，克令克柔，安贞叶吉，惟勤惟俭，静正垂仪，孝养孔虔，愉婉顺慈闱之志，恪共弥劭，赞襄端椒寝之风，方期永式于璇房，讵意俄升夫仙驭。凡兹九寓，同深月掩之惊，矧余一人，益重鉴之之痛。嗟掖庭之失助，伤令范之运遐，露泫风回，感凄清于素节，帏虚殿迥，怅窗邈于云程，不褒琬琰之章，曷著珩璜之度。是以慈怀殷眷，懿命重申，朕仰承德音，特隆殊典，追封为皇后，锡之玉册玉宝，戴加显号，用表遗，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20、21页。
福临又亲为董鄂妃撰《行状》，盛赞妃之事迹品德，痛切哀悼，长达数千言。他又令大学士金之俊为妃写传，并命当年停止秋决，“从后志也”。帝又谕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排纂端敬皇后所著语录。举殡时，“命八旗官员二三品者轮次舁柩”，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底，始易朱。
帝为端敬后大办丧事，“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由高僧茚溪森主持，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十月初八，帝第五次亲临寿椿殿，为后断七。茚溪森念称：“景山启建大道场，忏坛，金刚坛，梵纲坛，华严坛，水陆坛，一百八员僧，日里铙钹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厨房库房，香灯净洁，大小官员，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脚乱，念兹在兹，至恭至极，专申供养董皇后，呵呵。”《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帝又命茚溪森主持董鄂后火化仪式。临寿椿殿为后收灵骨。茚溪森上堂，隆安和尚(木陈之弟子)白椎。僧问：上来也，请师接。茚溪森说：莫莽卤。僧问：皇后光明在甚处。茚溪森说：无纵迹处不藏身。僧喝，茚溪森便打。僧说：天子面前，何得干戈相待？茚溪森笑说：将谓你知痛痒。他又竖如意说：“左金鸟，右玉兔，皇后光明深且固，铁眼铜睛不敢窥，百万人天常守护”。《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尽管此时国库如洗，岁缺巨饷，顺治帝仍然大办丧事，“耗费极巨量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底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焚烧。”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
专宠六宫的绝代佳人董鄂贤妃，就这样抛下夫君，离开人世，魂归西天，留下的是少年天子无穷无尽的追忆、哀思和孤独，四个多月以后，他也就往觅芳踪，与妃长相厮守于九天了。
四、出家未遂英君愁病归天。
董鄂爱妃死后，顺治帝万念皆灭，“寻死觅活，不顾一切”。后虽经多方劝阻，未能殉妃，但他却坚决要摆脱红尘，出家为僧。
其实，此念并非始于今日，从顺治十四年始识憨璞性聪和尚起，十五年召玉林？，十六年召木陈、茚溪森，四五年间，他常与高僧参禅学佛，早已倾心佛法。大致在顺治十六年底或十七年春，他曾与木陈畅谈出家之念。《北游集》载：“上一日语师：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着，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师曰：皇上夙世为僧，盖习气不忘耳。上曰：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言：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墨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师曰：发染衣，万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诸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如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地步。即今皇上不现身帝王，则此番召请耆年，光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行，愿我皇帝万勿萌此念头。上以为然”。
此时福临只有二十二三岁，正当青年血气方刚之时，他又怀有治国安邦以明君自期的雄心壮志，当时已平定云贵五省，打败郑成功，全国基本统一，富强盛世即将到来，又有红颜知己董鄂妃，事业、爱情皆有，正是称心如意之时，何故萌此出家之念？看来原因可能有二。首先是，他虽正值年轻有为之时，可身体却很坏，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北游集》载：上一日语师：“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师曰：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上弹颊曰：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揣怀曰：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师曰：皇上劳心太甚，幸揆置诸缘，以早睡安神为妙。上曰：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二十二三岁之青年，竟骨瘦如柴，长夜难眠，可见其体之弱，其病之不轻。
福临之体弱及病，既与少年放荡有关，又与操劳国事相连。他亲政十年，适值多事之秋，民穷国困，大库如洗，岁缺巨万兵饷，各地“盗贼”盛行，两王战死，江宁被围，军情紧急，出现了多少个令他惊恐万状坐卧不安的日日夜夜，当然大伤身体。兼之，自顺治十五年正月皇四子百日而殇以后，董鄂妃痛子心切，又要应付各种复杂尖锐的人际关系，心力交瘁，染病在身，时有仙逝之可能，帝妃心心相印，生死与共，怎不令帝担忧受怕。几种因素集合于一身，致帝病日重体日弱，故有出家之念。
在这样的形势下，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去世，福临悲痛欲绝，欲死不能，遂决定出家为僧。此讯一出，举朝震动，太后再三规劝，帝坚不从，召茚溪森为他举行发修行仪式。《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卷三罗人琮为僧所撰塔铭，载有茚溪森临终偈一首：“兹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一场好笑。”
正当太后束手群臣无策之时，玉林？奉诏，于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京，闻听弟子茚溪森为帝净发，“即命众聚薪烧森”。帝闻听此事，立即谕告玉林？，“许蓄发”，茚溪森始免于死。当天玉林？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就见丈室，相视而笑”，盖一为老和尚，一为已剃去头发之年轻光头皇帝。福临仍想出家，问玉林？：“朕思上古，惟释伽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玉林？劝谏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做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福临“欣然听决”，断了出家之念。《玉林年谱》，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福临虽然出家未遂，但因体本虚弱有病，又值爱妃仙逝，伤悼过甚，致身体更坏，不久染上天花，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子刻崩于养心殿，享年二十四岁(若按实足周岁算，只有二十二岁零十一个月)。随即举办丧仪，火化梓宫。上先帝尊谥为“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又以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之女进宫以后，感先帝恩德，以身相殉，辅政大臣以幼帝(康熙帝)玄烨名义追封其为贞妃说：“皇考大行皇帝御守时，妃董鄂氏赋性温良，恪共内职，当皇考上宾之时，感恩遇之素深，克尽哀痛，遂尔梦逝，芳烈难泯，典礼宜崇，特进名封，以昭淑德，追封为贞妃。”《清圣祖实录》第1卷第20页。
此贞妃董鄂氏，据张宸之《杂记》载述说：“或曰即端敬皇后之妹也”。张宸乃当时目睹丧仪之中书舍人，所述当有根据，但《清史稿》第二百一十四卷《后妃传》对此仅简单记称：“贞妃，栋鄂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女，殉世祖，圣祖追封为皇考贞妃”。此处未言其系端敬皇后董鄂氏之妹。而本传叙述其他后妃时，凡系姐妹或侄女，皆予载明，像：“淑惠妃，博尔济锦氏，孝惠皇后妹也”；“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一等公佟国维女，孝康章皇后侄女也”，“世祖废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孝庄文皇后侄也”。据此，则贞妃与端敬皇后又非姐妹。
查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才知张宸所记，是有些根据，但很不确切。本书第八卷第二页第三页载，巴都系鲁克素之孙，巴都之父席尔泰是鲁克素之次子，历任佐领、十六大臣之列，晋世职为游击，被太祖赐人丁千户，征沈阳时阵亡，其妻违禁屠马祭夫，被罚交官职户口赎罪。席尔泰之长子拉都，由闲散从征，阵亡，追赠云骑尉，以其亲弟巴都承袭。巴都从征入关，攻陕西，打湖广，剿江西，阵亡于福建，原已晋授世职二等轻车都尉，现追赠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由其子吴良阿承袭。此巴都即《清史稿》所记之巴度，一等阿达哈哈番即一等轻车都尉。鲁克素之长子为席汉，席汉之次子是鄂硕，即端敬皇后董鄂氏之父。因此鄂硕与巴度(巴都)是同一祖父(鲁克素)之堂兄弟，端敬皇后与贞妃是同一曾祖(鲁克素)之远房姐妹，或者可以说是族妹，关系并不密切，故《清史稿》不将贞妃写为端敬皇后之妹。
很久以来，盛传福临因爱妃去世悲痛过度，舍弃帝位，离京前往五台出家为僧，孟森、陈垣二位前辈曾撰专文论述其非，证明世祖确系死于天花，安葬孝陵，下面引录几段关键性史料，叙述帝之病故、办丧及火化之事。
世祖是于顺治十八年四月，由茚溪森禅师主持火化的。《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对此记述十分清楚。卷六佛事门载：“辛丑(十八年)二月三日，钦差内总督满洲大人通议歌銮仪正堂董定邦奉世祖遗诏到圆照(杭州圆照寺)，召师进京举火，即日设世祖升遐位。师云：寿椿殿上话别时，言犹在耳，行大机，显大用，随宜说法，雷轰电掣，这是皇上生平性躁处，千圣万贤不能窥于万一。遂顾左右云：大众见么，容颜甚奇妙，光明遍十方，即今在你诸人顶门，开无上甚深微妙正法眼藏，汝等勿得错过，将来人个盖天盖地，续佛慧命，受用无尽”。四月十六日茚溪森奉旨到了北京，表贺康熙皇帝。过了几天，“诣世祖金棺前秉炬”火化。本书卷二早参门又载：“康熙皇帝召师为世祖举火，起程早参。师拽拄杖曰：大众，山门前得底句，禅堂里商量去，进到方丈，不必再举，何也，慈翁不肯辜负汝，若有人知落处，许他随我去”。火化时，茚溪森在景山寿皇殿“秉炬，曰：释伽涅，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顾左右曰：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遂进炬”。《茚溪森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顺治十八年正月中书舍人张宸，著有《杂记》，详细叙述了世祖病故、举哀、出殡的经过，实系罕有的珍贵史料，现摘录于下：
“辛丑正月，世祖皇帝殡天。予守制禁中，凡二十七日。先是，正月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吴良辅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皇。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初七日上卒)(初九日)早，上(指康熙帝玄烨)升殿毕，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殿上张素帏，即殡宫所在。两庑俱白布帘，闱肃穆，非外廷可比。宫门外大厂二，东释西道，竖幡竿，昼夜礼经忏。……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俱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会纸。自初八至十六日，哭临毕。……又几日，移殡宫于景山寿皇殿。先一日，陈卤簿队、象辇。……百官排班自东华门至景山，鱼贯跪道左。予是时始见卤簿之全。开道二红棍，有黑漆描金如竹筒上广而下锐者凡十余对。又二红棍，如前筒而剖其半又十余对。自后则有若者，若戟者，若戈若矛者，蛇其首者，若锥者，如瓜者，如手执锥者，皆镀金竹竿；有若节者，幢者，幡者，旌者，旗者，麾者，锦绮辉耀，每每色各数十对。每易一杖，即间二红棍。诸仗俱直立持，不横仆。惟扇伞最多，扇有圆者、方者、兜者、如鸟翅者，每式具五色，色各一。伞亦具五顶，每色五顶，俱刺绣五檐，惟黄罗曲柄者止二顶。队中有敬马，辔而不鞍，八十余匹，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黄，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三，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皆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腰弓插矢者数十人，俱乘马。捧御弓箭者数十人。牵猎犬御马者数十人。御箭皆鸦翎粘金。御撒袋俱黄绮，针缝处密密贯明珠，计一袋珠，可当民间数妇女首饰，真大观也。近灵舆，各执赤金壶、金瓶、金唾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灵舆黄幔软金檐，紫貂大坐褥，其后即梓宫，用朱红锦覆盖，诸王大臣乘马执绋，……梓宫后为贞妃柩，上用紫花缎袱，盖贞妃者从先帝死，故赐号曰贞妃，或曰即端敬皇后之妹也。其后，皇太后黑缎素服，素幔步辇送殡。举哀后，素车五，青幔车六七，不知中官谁人。各官随至景山，梓宫启东墙入。命妇在寿皇殿内，百官在殿门外。擗踊奠楮，焚前所载诸物，谓之大丢纸。礼毕而散。……(哭临时期)东华门晨启，诸命妇入哭，俱细布白袍，白帕首，后垂二白带，长竟身，手执一细竹杖，抵暮方散，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此俱从龙贵人一二品大臣妻也，可谓盛矣。……凡诸珍玩，焚化不尽者，俱市之民间，以备山陵之费。即盆卉鞍鞯诸物，亦有货者。于是知皇太后之俭德，固逾他代”。张宸：《杂记》，转引自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
第三节自责十四大罪四臣辅政。
一、变更祖制指定大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去世，留下遗诏，其中最后一段最为重要：“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清世祖实录》第144卷第5页。
这一段遗言，是整个遗诏中最为重要的根本基调。它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它在四位皇子中指定了太子，指定了入关以后第二位清朝皇帝。福临共有八位皇子，长、四、六、八四位皇子早殇。顺治十八年还有四位皇子，皇次子福全系庶妃董鄂氏所生。皇三子玄烨，母系佟佳氏，乃汉军旗人固山额真佟图赖之女，封为妃(很可能也是庶妃)。皇五子常宁，母系庶妃陈氏，皇七子隆禧，系庶妃纽氏所生。福临死时，皇二子福全十岁(皆按虚岁算)，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五子常宁六岁，皇七子隆禧两岁。若论长幼，当立皇二子福全，若论嫡庶，诸皇子之母皆系庶妃，哪一位皇子都没有特别的优势，都是一般高。但这四位庶妃中，也略有区别，论妃之父亲而言，皇三子玄烨之母佟佳氏比其他三妃更高一筹，因为那三位妃之父亲，在《清史稿？后妃传》中均未载写姓名和官职，而佟佳氏之父佟图赖却是“辽左旧人”，早年随父佟养正归顺太祖，佟养正任至三等游击，守镇江阵亡，其世职三等轻车都尉由佟图赖承袭。佟图赖多年从征，开国有功，任至定南将军，汉军正蓝旗都统，晋世爵为三等子，顺治十五年卒，赠少保兼太子太保。但是，佟佳氏有一弱点，即她家是汉军旗人，而皇二子福全之母董鄂氏、皇七子隆禧之母纽氏，显然都是满洲旗人，顺治年间，汉军旗人之地位远远低于满洲旗人。顺治帝曾于顺治九年、十二年的两次会试，将满汉生员分别考试，满洲旗人和蒙古旗人属于满榜，汉军旗人和汉人属于汉榜。当时汉军旗人除范文程、宁完我大学士因有帝特旨加恩，才当上了议政大臣，其他汉军旗人的大学士、尚书、都统，都没有资格担任议政大臣。可见汉军旗人之低于满洲旗人。这样一来，佟佳氏的优势又不复存在了。
因此，一般认为，若立皇子为帝，四位皇子之中，当以庶妃董鄂氏之子皇二子福全希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皇位。但是结果出人意料，佟佳氏之子年方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却被指定为皇太子了。
原来，福临曾想立一位堂兄弟继位，这可能是他考虑到四位皇子皆小，难当重任，尤其是下五旗王公势力还很强大，让一个七八岁、五六岁或更小的幼子登基，稳定不了政局。但是此议被皇太后反对，亲王们也不赞成这一意见，皆愿意从皇子中立一为帝。皇太后很赏识皇三子玄烨，福临拿不定主意，遣人询问汤若望。“汤若望完全立于皇太后的一方面，而认被皇太后所选择的一位太子为最合适的继位者”。“这样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周岁的皇子为帝位之承继者。当时为促成这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的，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尚未曾出过天花”。魏特：《汤若望传》，第325页。
遗诏最后一段之特殊重要，还在于它变更了祖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在此之前，新君之立，皆系由八旗王公大臣，尤其是八旗亲王、郡王、贝勒商议而定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亲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规定新汗由八和硕贝勒商议后“任置”。清太宗皇太极暴卒后，亦由八旗王公大臣议定推立新君。新汗新君并非只能由先汗先帝之皇子中选立，其他非皇子的王贝勒也有资格被推立为嗣君。本书第一章的白黄旗主争位，即已讲明了此事。但是这次的继位人，并不经过八旗王公大臣议立，而是由世祖福临指定，他可以征求王公大臣和汤若望的意见，但最后决定权仍仅仅归于这位快死去的皇帝，这与祖制是截然相反的。
另一方面，以往皆系八旗宗室王贝勒辅佐新君治政，或代摄政务。二十五年前太宗皇太极被诸贝勒“任置”为汗时，尽管他已年过而立之岁，多次统兵出征，文武双全，可是即位之初，仍系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并坐同尊，共治国政。十七年前太宗去世后，睿王争夺帝位未遂后，诸王议立由郑睿二王辅政，军国大事皆由两位摄政王处理，六龄幼君纯系傀儡，太后亦无实权。现在，福临变更了祖制，既指定皇子继位，又不让诸王辅政，而谕命四位大臣“保翊幼主”，辅治国政，彻底废除了自太祖以来八旗王贝勒议处、辅治国政的祖制。
福临之所以要变更祖制，其原因虽未明说，但综合当时政局，也不难了解，主要是此举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实现的条件。
八年傀儡幼帝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涯，兄王冤死，嫂被皇叔多尔衮霸占的仇恨和羞辱，严重伤害了生性倔强的少年天子的自尊心，使他对摄政王恨之入骨，对亲王辅政、摄政制度深恶痛绝，坚决不让此景重现，故果断革除祖制，改由谕定之亲信大臣辅理国政。这是辅政大臣制出现的主观原因。但这一制度之能实现，又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基本条件，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性条件，就是君权强大。经过亲政以来十年的惨淡经营，少年天子已经拥有主宰全国军政的大权，真正达到了至尊无上的地步。他亲领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在八旗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他亲王郡王或只辖一旗，或仅只辖有几个佐领，无法与帝抗衡。他连续籍没或降爵惩处了六位亲王，皇父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卒后籍没焚尸削爵，勒令英亲王阿济格自尽，籍没削爵，豫亲王多铎连坐，卒后其子多尼由亲王降为郡王。因与睿王之案有牵连，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卒后追罪，巽王、端重王之子俱降两级，降为贝勒，巽王所袭之爵系其父代善之爵，令康郡王杰书袭其父亲王爵，敬谨亲王尼堪已为国阵亡，其爵仍令传袭。他革除了王管部院之制，禁止部院再以书启奏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律奏呈于帝。他多次拒绝诸王贝勒和满洲大臣之议，悉按己意处理国政，如顺治十年废皇后，十七年坚持继续派遣巡按。他亲自擢用了一批忠于皇上的臣将，加强了两黄旗和正白旗的实力，上三旗人才济济，猛将如云，分任军政要职。垦田顷亩的增加，社会生产逐渐恢复，田赋收入陆续增多，云贵五省的平定，除福建的厦门一带及川东小块地区外，全国的绝大部分州县尽隶清政府版图，这自然是皇上治国有道，因而提高了天子威望。君威无比，帝权强大，是福临能够变更祖制，亲立皇子为太子，取消诸王辅政，指定亲信大臣保翊幼主辅理国政的最基本的条件。
另一方面，王权之削弱，也为辅政大臣制和立皇子之举的顺利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想当年，礼、睿、郑、豫四位亲王和克勒郡王各为一旗之主，英亲王、馀余郡王及其子端重亲王各辖若干牛录，先后担任大将军，统军出征，议处国政，下五旗王贝勒是何等的威风。然而，曾几何时，睿、英二王籍没，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尼袭封亲王后，既降为郡王，又由其两代辖有的镶白旗调至正蓝旗，实际上已被剥夺了旗主之权和身份，正蓝旗和镶白旗已成为无旗主之旗。只有礼亲王代善之子康亲王杰书、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孙简亲王德塞、克勤郡王岳托之孙衍禧郡王罗可铎仍分系祖、父所遗之正红、镶蓝、镶红旗旗主。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下五旗王贝勒难与皇上敌对。
兼之，顺治帝逝世前夕，宗室诸王大都幼小，没有能力治政统军。以“铁帽王”而言，简亲王德塞只有九岁，庄亲王博古锋十一岁，信郡王多尼虽有二十六岁，然而在世祖去世后第四天即已病故，其子鄂扎袭爵，只有六岁，衍禧郡王罗可铎、康亲王杰书和显亲王富寿稍大一点，分系二十一岁、十九岁、十八岁。顺承郡王勒尔锦的年岁也小，其他军功诸王之子孙，敬谨亲王尼堪之子尼思哈于顺治十七年死时，才十岁，端重亲王博洛之子齐克新，顺治十八年死时只有十二岁。惟有安亲王岳乐已进入中年，三十七岁。
从世祖福临之弟兄和皇子的情况看，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洛洛、格博会诸皇兄已死，其余叶布舒、高塞、常舒、韬塞等皇兄皇弟，都是先皇之庶妃所生，当时尚无封爵，没有资格肩负治国重任。福临之现存四位皇子，皆是幼童，当然不可能结党谋位。
正是由于以上情形，此时宗室诸王权势处于自太祖以来最为衰弱之阶段。王权之弱，为世祖变更祖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皇权强大，王权削弱，固是世祖变更祖制的最好机会，但仅此也不行，还须物色到合适的大臣。这几位大臣，既必须是皇上的忠臣，又必须有才干，有威望，已经担任要职，为帝宠信。经过亲政前后十来年的考察、栽培和使用，世祖福临找到了这样的人选，即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希福之亲侄，于太祖时自哈达来归，精通满、蒙、汉文，任职文馆，赐“巴克什”号，授一等侍卫，历事太祖、太宗、世祖三朝，久任吏部启心郎，具体处理部务，军功政绩卓著，世职晋至二等子。索尼智勇双全，在两黄旗大臣中威信甚高，很受摄政王多尔衮赏识，曾几次拉拢，索尼忠贞不贰，誓死效忠先帝太宗和少年天子福临，严词拒绝。睿王恼羞成怒，革索尼职，罚银，遣往盛京守昭陵(太宗之陵)。世祖亲政后，即召索尼还朝复爵，先后擢任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晋世爵至一等伯，赐赦免死二次。
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父苏纳娶太祖第六女，历任护军统领、兵部承政、固山额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后因故削世职。苏克萨哈乃苏纳额驸之长子，初授委署佐领，松锦战役立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七年复其父世职，以苏克萨哈并袭为三等男。顺治八年正月世祖福临亲政后，苏克萨哈与睿王府护卫詹岱等首举故主殡殓服色违制及诸叛状，追罪睿王，帝遂擢苏克萨哈为护军统领、议政大臣，晋一等男兼一云骑尉。顺治十二年苏克萨哈率兵大败大西军南康王刘文秀所遣之卢明臣部，晋二等子，任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系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第十六子，母为和硕公主。遏必隆初袭父一等子，任侍卫，管佐领，寻因故削爵，不久以松锦战役立功，授骑都尉世职，入关后叙功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五年以曾谋立肃亲王豪格，革世职及佐领，籍没家产一半。顺治八年世祖福临亲政后，复其职，并袭兄图尔格之二等公为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鳌拜，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直义公费英东之亲侄，太宗及顺治时，勇猛冲杀，军功累累，入关前夕已任至护军统领，晋世职三等子。入关后晋一等子，因忠于世祖，被摄政王抑其功，不仅未再晋爵，反降为一等男，几次论死罚赎。世祖亲政后，初晋鳌拜三等侯，再晋二等公，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擢任领侍卫内大臣，教习武进士，赐赦免死二次。
这四位大臣，既系开国功臣，历任要职，封授爵位，有的还系皇亲国戚，其中三人拥立世祖有功，且因效忠少君而遭摄政王压抑惩罚，另一人首告睿王“谋逆”立下功劳，因此世祖对他们格外宠信，擢任大官要职，晋授爵职，倚为亲信，故选中他们为辅政大臣，让其保翊幼主，辅理国政。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病故，当天原任学士麻勒吉、侍卫贾卜嘉遵帝遗命，捧遗诏奏知皇太后，太后命宣示诸王公大臣及侍卫。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跪告于诸王贝勒推辞辅政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说：“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大臣其勿让。”索尼等奏知皇太后，乃誓告于皇天上帝与大行皇帝灵位前，然后受命视事。②《清世祖实录》第1卷第4、5页；第5、6页。
四位辅政大臣之誓词为：“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记，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②。
至此，世祖福临遗诏指定皇子继承帝位，谕令四位大臣保翊幼主辅治国政，这一变革祖制的重大决策得以实现了，从此以后，新君皆由先皇于皇子中择立。这对稳定新旧天子交接之时的政局，提高君威，压抑王权，加强君主集权制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二、严于律己特颁引咎遗诏。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病逝，降颁遗诏。在清朝十二帝(包括太祖、太宗)中，这道遗诏可算是最为特别的遗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奇特之遗诏，往前延及秦汉唐宋元明诸朝，它也算是罕有之遗诏。
奇特之一是，此遗诏并非沿袭俗例，专为本帝歌颂，套用陈词滥调写成的赞本圣德的本纪和行状，而是一份发自内心深处严格引咎自责的罪己诏，此在历朝两千余年上百名帝君的遗诏中，实为罕见，实非寻常。
董鄂妃之这些言行，甚为高尚，实系罕见之贤妃，这固然是因为其生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宽仁下逮”，但也与其“颖慧过人”，明智冷静不无关系。面对宫中严峻形势，董鄂妃谅必知道她的前途主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夫君之宠，二是能有皇子。帝之专宠，她有信心，但龙体虚弱，难有高寿，福临自称只能活到三十岁，万一真的过早驾崩，帝宠即成泡影。若有皇子，形势即异，以其皇贵妃之身份和帝之特宠，皇子必能立为太子，那么夫君早逝之后，爱子继位登基，自己便贵为皇太后，就不怕母后、现皇后及其他妃嫔排挤暗害了。可是皇子刚生，百日即殇，且随后，帝、妃皆体弱多病，未能再育，如若有朝一日世祖病故，另立皇子，董鄂氏这位曾经宠冠后宫、实系六宫之主的皇贵妃，便要屈居今皇后和继位为君之皇子的亲母之下，那时太后及诸妃嫔多年的宿愤，恐怕都会一下子全部泄于董妃身上，怎能招架！因此她必须尽力应付各个方面，从而过度劳累忧虑，致“病阅三岁”，“容瘁身癯”，二十二岁就离开了人间。总的来说，董鄂氏之过早去世，原因虽可能有上述三条，但最根本的是第三条，即宫中之激烈矛盾斗争。
这些深情，可能福临并不知晓，或知之甚浅，但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他的生命，他的红颜知己，他最心爱之人，与他从此永别了，他怎不悲痛欲绝！
当母后再三劝诫宽慰和他悲痛稍定后，他立即连续下谕，厚葬爱妃。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卒，帝立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俱于景运门内外齐集哭临，辍朝五日。②《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17页。
第三日，八月二十一日，他谕告礼部追封董鄂妃为皇后说：“皇贵妃董鄂氏于八月十九日梦逝。奉圣母皇太后谕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宫闱式化，倏尔梦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②
又过了两天，八月二十三日，按照礼部奏准的仪注，举行了追封典礼和祭悼，撰写玉册玉宝，并造香册香宝。皇上、太后、皇后各遣内官设祭一坛，各亲王共祭一坛，各郡王共祭一坛，贝勒以下辅国公以上共祭一坛，各公主、内大臣与侍卫各共祭一坛，在内官员共祭一坛，所集文武官员共祭一坛，诸王以下，四品官员以上，及公主、王妃、命妇随梓宫前往暂奉之地景山寿椿殿。内阁撰写祭文、祝文。
又过了三天，八月二十六日，以追封告祭奉先殿。追封册文说：
“朕惟治隆内则，史称淑德之祥，化始深宫，诗诵徽音之嗣，历稽往牒，咸有嘉谟，若夫睿质夙昭，允协符于坤极，荣名未备，宜追锡于瑶编，媛展哀？，以彰惠问。尔皇贵妃董鄂氏，肃雍德茂，淑慎性成，克令克柔，安贞叶吉，惟勤惟俭，静正垂仪，孝养孔虔，愉婉顺慈闱之志，恪共弥劭，赞襄端椒寝之风，方期永式于璇房，讵意俄升夫仙驭。凡兹九寓，同深月掩之惊，矧余一人，益重鉴之之痛。嗟掖庭之失助，伤令范之运遐，露泫风回，感凄清于素节，帏虚殿迥，怅窗邈于云程，不褒琬琰之章，曷著珩璜之度。是以慈怀殷眷，懿命重申，朕仰承德音，特隆殊典，追封为皇后，锡之玉册玉宝，戴加显号，用表遗，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清世祖实录》第139卷第20、21页。
福临又亲为董鄂妃撰《行状》，盛赞妃之事迹品德，痛切哀悼，长达数千言。他又令大学士金之俊为妃写传，并命当年停止秋决，“从后志也”。帝又谕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排纂端敬皇后所著语录。举殡时，“命八旗官员二三品者轮次舁柩”，票本用蓝墨，自八月至十二月底，始易朱。
帝为端敬后大办丧事，“太监与宫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由高僧茚溪森主持，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十月初八，帝第五次亲临寿椿殿，为后断七。茚溪森念称：“景山启建大道场，忏坛，金刚坛，梵纲坛，华严坛，水陆坛，一百八员僧，日里铙钹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厨房库房，香灯净洁，大小官员，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脚乱，念兹在兹，至恭至极，专申供养董皇后，呵呵。”《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帝又命茚溪森主持董鄂后火化仪式。临寿椿殿为后收灵骨。茚溪森上堂，隆安和尚(木陈之弟子)白椎。僧问：上来也，请师接。茚溪森说：莫莽卤。僧问：皇后光明在甚处。茚溪森说：无纵迹处不藏身。僧喝，茚溪森便打。僧说：天子面前，何得干戈相待？茚溪森笑说：将谓你知痛痒。他又竖如意说：“左金鸟，右玉兔，皇后光明深且固，铁眼铜睛不敢窥，百万人天常守护”。《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尽管此时国库如洗，岁缺巨饷，顺治帝仍然大办丧事，“耗费极巨量国帑，两座装饰得辉煌宫殿，专供自远地僻壤所召来的僧徒作馆舍。按照满洲习俗，皇妃底尸体连同棺椁，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焚烧。”魏特：《汤若望传》，第323页。
专宠六宫的绝代佳人董鄂贤妃，就这样抛下夫君，离开人世，魂归西天，留下的是少年天子无穷无尽的追忆、哀思和孤独，四个多月以后，他也就往觅芳踪，与妃长相厮守于九天了。
四、出家未遂英君愁病归天。
董鄂爱妃死后，顺治帝万念皆灭，“寻死觅活，不顾一切”。后虽经多方劝阻，未能殉妃，但他却坚决要摆脱红尘，出家为僧。
其实，此念并非始于今日，从顺治十四年始识憨璞性聪和尚起，十五年召玉林？，十六年召木陈、茚溪森，四五年间，他常与高僧参禅学佛，早已倾心佛法。大致在顺治十六年底或十七年春，他曾与木陈畅谈出家之念。《北游集》载：“上一日语师：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着，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师曰：皇上夙世为僧，盖习气不忘耳。上曰：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又言：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墨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师曰：发染衣，万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诸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如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地步。即今皇上不现身帝王，则此番召请耆年，光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行，愿我皇帝万勿萌此念头。上以为然”。
此时福临只有二十二三岁，正当青年血气方刚之时，他又怀有治国安邦以明君自期的雄心壮志，当时已平定云贵五省，打败郑成功，全国基本统一，富强盛世即将到来，又有红颜知己董鄂妃，事业、爱情皆有，正是称心如意之时，何故萌此出家之念？看来原因可能有二。首先是，他虽正值年轻有为之时，可身体却很坏，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北游集》载：上一日语师：“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师曰：皇上当万有千岁，何出此言？上弹颊曰：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揣怀曰：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师曰：皇上劳心太甚，幸揆置诸缘，以早睡安神为妙。上曰：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二十二三岁之青年，竟骨瘦如柴，长夜难眠，可见其体之弱，其病之不轻。
福临之体弱及病，既与少年放荡有关，又与操劳国事相连。他亲政十年，适值多事之秋，民穷国困，大库如洗，岁缺巨万兵饷，各地“盗贼”盛行，两王战死，江宁被围，军情紧急，出现了多少个令他惊恐万状坐卧不安的日日夜夜，当然大伤身体。兼之，自顺治十五年正月皇四子百日而殇以后，董鄂妃痛子心切，又要应付各种复杂尖锐的人际关系，心力交瘁，染病在身，时有仙逝之可能，帝妃心心相印，生死与共，怎不令帝担忧受怕。几种因素集合于一身，致帝病日重体日弱，故有出家之念。
在这样的形势下，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去世，福临悲痛欲绝，欲死不能，遂决定出家为僧。此讯一出，举朝震动，太后再三规劝，帝坚不从，召茚溪森为他举行发修行仪式。《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卷三罗人琮为僧所撰塔铭，载有茚溪森临终偈一首：“兹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一场好笑。”
正当太后束手群臣无策之时，玉林？奉诏，于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京，闻听弟子茚溪森为帝净发，“即命众聚薪烧森”。帝闻听此事，立即谕告玉林？，“许蓄发”，茚溪森始免于死。当天玉林？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就见丈室，相视而笑”，盖一为老和尚，一为已剃去头发之年轻光头皇帝。福临仍想出家，问玉林？：“朕思上古，惟释伽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玉林？劝谏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做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福临“欣然听决”，断了出家之念。《玉林年谱》，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福临虽然出家未遂，但因体本虚弱有病，又值爱妃仙逝，伤悼过甚，致身体更坏，不久染上天花，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子刻崩于养心殿，享年二十四岁(若按实足周岁算，只有二十二岁零十一个月)。随即举办丧仪，火化梓宫。上先帝尊谥为“体天隆运英睿钦文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又以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之女进宫以后，感先帝恩德，以身相殉，辅政大臣以幼帝(康熙帝)玄烨名义追封其为贞妃说：“皇考大行皇帝御守时，妃董鄂氏赋性温良，恪共内职，当皇考上宾之时，感恩遇之素深，克尽哀痛，遂尔梦逝，芳烈难泯，典礼宜崇，特进名封，以昭淑德，追封为贞妃。”《清圣祖实录》第1卷第20页。
此贞妃董鄂氏，据张宸之《杂记》载述说：“或曰即端敬皇后之妹也”。张宸乃当时目睹丧仪之中书舍人，所述当有根据，但《清史稿》第二百一十四卷《后妃传》对此仅简单记称：“贞妃，栋鄂氏，一等阿达哈哈番巴度女，殉世祖，圣祖追封为皇考贞妃”。此处未言其系端敬皇后董鄂氏之妹。而本传叙述其他后妃时，凡系姐妹或侄女，皆予载明，像：“淑惠妃，博尔济锦氏，孝惠皇后妹也”；“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一等公佟国维女，孝康章皇后侄女也”，“世祖废后，博尔济锦氏，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孝庄文皇后侄也”。据此，则贞妃与端敬皇后又非姐妹。
查看《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才知张宸所记，是有些根据，但很不确切。本书第八卷第二页第三页载，巴都系鲁克素之孙，巴都之父席尔泰是鲁克素之次子，历任佐领、十六大臣之列，晋世职为游击，被太祖赐人丁千户，征沈阳时阵亡，其妻违禁屠马祭夫，被罚交官职户口赎罪。席尔泰之长子拉都，由闲散从征，阵亡，追赠云骑尉，以其亲弟巴都承袭。巴都从征入关，攻陕西，打湖广，剿江西，阵亡于福建，原已晋授世职二等轻车都尉，现追赠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由其子吴良阿承袭。此巴都即《清史稿》所记之巴度，一等阿达哈哈番即一等轻车都尉。鲁克素之长子为席汉，席汉之次子是鄂硕，即端敬皇后董鄂氏之父。因此鄂硕与巴度(巴都)是同一祖父(鲁克素)之堂兄弟，端敬皇后与贞妃是同一曾祖(鲁克素)之远房姐妹，或者可以说是族妹，关系并不密切，故《清史稿》不将贞妃写为端敬皇后之妹。
很久以来，盛传福临因爱妃去世悲痛过度，舍弃帝位，离京前往五台出家为僧，孟森、陈垣二位前辈曾撰专文论述其非，证明世祖确系死于天花，安葬孝陵，下面引录几段关键性史料，叙述帝之病故、办丧及火化之事。
世祖是于顺治十八年四月，由茚溪森禅师主持火化的。《敕赐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对此记述十分清楚。卷六佛事门载：“辛丑(十八年)二月三日，钦差内总督满洲大人通议歌銮仪正堂董定邦奉世祖遗诏到圆照(杭州圆照寺)，召师进京举火，即日设世祖升遐位。师云：寿椿殿上话别时，言犹在耳，行大机，显大用，随宜说法，雷轰电掣，这是皇上生平性躁处，千圣万贤不能窥于万一。遂顾左右云：大众见么，容颜甚奇妙，光明遍十方，即今在你诸人顶门，开无上甚深微妙正法眼藏，汝等勿得错过，将来人个盖天盖地，续佛慧命，受用无尽”。四月十六日茚溪森奉旨到了北京，表贺康熙皇帝。过了几天，“诣世祖金棺前秉炬”火化。本书卷二早参门又载：“康熙皇帝召师为世祖举火，起程早参。师拽拄杖曰：大众，山门前得底句，禅堂里商量去，进到方丈，不必再举，何也，慈翁不肯辜负汝，若有人知落处，许他随我去”。火化时，茚溪森在景山寿皇殿“秉炬，曰：释伽涅，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顾左右曰：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遂进炬”。《茚溪森语录》，转引自《陈垣史学论著选》。
顺治十八年正月中书舍人张宸，著有《杂记》，详细叙述了世祖病故、举哀、出殡的经过，实系罕有的珍贵史料，现摘录于下：
“辛丑正月，世祖皇帝殡天。予守制禁中，凡二十七日。先是，正月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吴良辅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门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皇。初七晚，释刑狱，诸囚狱一空，止马逢知、张缙彦二人不释。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初七日上卒)(初九日)早，上(指康熙帝玄烨)升殿毕，宣哀诏于天安门外金水桥下。……殿上张素帏，即殡宫所在。两庑俱白布帘，闱肃穆，非外廷可比。宫门外大厂二，东释西道，竖幡竿，昼夜礼经忏。……十四日焚大行所御冠俱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焚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会纸。自初八至十六日，哭临毕。……又几日，移殡宫于景山寿皇殿。先一日，陈卤簿队、象辇。……百官排班自东华门至景山，鱼贯跪道左。予是时始见卤簿之全。开道二红棍，有黑漆描金如竹筒上广而下锐者凡十余对。又二红棍，如前筒而剖其半又十余对。自后则有若者，若戟者，若戈若矛者，蛇其首者，若锥者，如瓜者，如手执锥者，皆镀金竹竿；有若节者，幢者，幡者，旌者，旗者，麾者，锦绮辉耀，每每色各数十对。每易一杖，即间二红棍。诸仗俱直立持，不横仆。惟扇伞最多，扇有圆者、方者、兜者、如鸟翅者，每式具五色，色各一。伞亦具五顶，每色五顶，俱刺绣五檐，惟黄罗曲柄者止二顶。队中有敬马，辔而不鞍，八十余匹，有鞍马数十匹。刻金鞍辔镫，黄，鞍首龙衔一珠，如拇指大，鞍尾珠三，如食指大，背各负数枕，备焚化，枕顶亦刻金为龙衔珠，如鞍首，共百余。驼数十匹，繁缨垂貂，极华丽，皆负绫绮锦绣，及帐房什器，亦备焚。腰弓插矢者数十人，俱乘马。捧御弓箭者数十人。牵猎犬御马者数十人。御箭皆鸦翎粘金。御撒袋俱黄绮，针缝处密密贯明珠，计一袋珠，可当民间数妇女首饰，真大观也。近灵舆，各执赤金壶、金瓶、金唾壶、金盘、金碗、金盥盆、金交床椅杌等物，皆大行所曾御者，亦备焚。灵舆黄幔软金檐，紫貂大坐褥，其后即梓宫，用朱红锦覆盖，诸王大臣乘马执绋，……梓宫后为贞妃柩，上用紫花缎袱，盖贞妃者从先帝死，故赐号曰贞妃，或曰即端敬皇后之妹也。其后，皇太后黑缎素服，素幔步辇送殡。举哀后，素车五，青幔车六七，不知中官谁人。各官随至景山，梓宫启东墙入。命妇在寿皇殿内，百官在殿门外。擗踊奠楮，焚前所载诸物，谓之大丢纸。礼毕而散。……(哭临时期)东华门晨启，诸命妇入哭，俱细布白袍，白帕首，后垂二白带，长竟身，手执一细竹杖，抵暮方散，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此俱从龙贵人一二品大臣妻也，可谓盛矣。……凡诸珍玩，焚化不尽者，俱市之民间，以备山陵之费。即盆卉鞍鞯诸物，亦有货者。于是知皇太后之俭德，固逾他代”。张宸：《杂记》，转引自孟森：《世祖出家事考实》。
第三节自责十四大罪四臣辅政。
一、变更祖制指定大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去世，留下遗诏，其中最后一段最为重要：“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年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清世祖实录》第144卷第5页。
这一段遗言，是整个遗诏中最为重要的根本基调。它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它在四位皇子中指定了太子，指定了入关以后第二位清朝皇帝。福临共有八位皇子，长、四、六、八四位皇子早殇。顺治十八年还有四位皇子，皇次子福全系庶妃董鄂氏所生。皇三子玄烨，母系佟佳氏，乃汉军旗人固山额真佟图赖之女，封为妃(很可能也是庶妃)。皇五子常宁，母系庶妃陈氏，皇七子隆禧，系庶妃纽氏所生。福临死时，皇二子福全十岁(皆按虚岁算)，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五子常宁六岁，皇七子隆禧两岁。若论长幼，当立皇二子福全，若论嫡庶，诸皇子之母皆系庶妃，哪一位皇子都没有特别的优势，都是一般高。但这四位庶妃中，也略有区别，论妃之父亲而言，皇三子玄烨之母佟佳氏比其他三妃更高一筹，因为那三位妃之父亲，在《清史稿？后妃传》中均未载写姓名和官职，而佟佳氏之父佟图赖却是“辽左旧人”，早年随父佟养正归顺太祖，佟养正任至三等游击，守镇江阵亡，其世职三等轻车都尉由佟图赖承袭。佟图赖多年从征，开国有功，任至定南将军，汉军正蓝旗都统，晋世爵为三等子，顺治十五年卒，赠少保兼太子太保。但是，佟佳氏有一弱点，即她家是汉军旗人，而皇二子福全之母董鄂氏、皇七子隆禧之母纽氏，显然都是满洲旗人，顺治年间，汉军旗人之地位远远低于满洲旗人。顺治帝曾于顺治九年、十二年的两次会试，将满汉生员分别考试，满洲旗人和蒙古旗人属于满榜，汉军旗人和汉人属于汉榜。当时汉军旗人除范文程、宁完我大学士因有帝特旨加恩，才当上了议政大臣，其他汉军旗人的大学士、尚书、都统，都没有资格担任议政大臣。可见汉军旗人之低于满洲旗人。这样一来，佟佳氏的优势又不复存在了。
因此，一般认为，若立皇子为帝，四位皇子之中，当以庶妃董鄂氏之子皇二子福全希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皇位。但是结果出人意料，佟佳氏之子年方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却被指定为皇太子了。
原来，福临曾想立一位堂兄弟继位，这可能是他考虑到四位皇子皆小，难当重任，尤其是下五旗王公势力还很强大，让一个七八岁、五六岁或更小的幼子登基，稳定不了政局。但是此议被皇太后反对，亲王们也不赞成这一意见，皆愿意从皇子中立一为帝。皇太后很赏识皇三子玄烨，福临拿不定主意，遣人询问汤若望。“汤若望完全立于皇太后的一方面，而认被皇太后所选择的一位太子为最合适的继位者”。“这样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还不到七周岁的皇子为帝位之承继者。当时为促成这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的，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尚未曾出过天花”。魏特：《汤若望传》，第325页。
遗诏最后一段之特殊重要，还在于它变更了祖制。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在此之前，新君之立，皆系由八旗王公大臣，尤其是八旗亲王、郡王、贝勒商议而定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亲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规定新汗由八和硕贝勒商议后“任置”。清太宗皇太极暴卒后，亦由八旗王公大臣议定推立新君。新汗新君并非只能由先汗先帝之皇子中选立，其他非皇子的王贝勒也有资格被推立为嗣君。本书第一章的白黄旗主争位，即已讲明了此事。但是这次的继位人，并不经过八旗王公大臣议立，而是由世祖福临指定，他可以征求王公大臣和汤若望的意见，但最后决定权仍仅仅归于这位快死去的皇帝，这与祖制是截然相反的。
另一方面，以往皆系八旗宗室王贝勒辅佐新君治政，或代摄政务。二十五年前太宗皇太极被诸贝勒“任置”为汗时，尽管他已年过而立之岁，多次统兵出征，文武双全，可是即位之初，仍系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并坐同尊，共治国政。十七年前太宗去世后，睿王争夺帝位未遂后，诸王议立由郑睿二王辅政，军国大事皆由两位摄政王处理，六龄幼君纯系傀儡，太后亦无实权。现在，福临变更了祖制，既指定皇子继位，又不让诸王辅政，而谕命四位大臣“保翊幼主”，辅治国政，彻底废除了自太祖以来八旗王贝勒议处、辅治国政的祖制。
福临之所以要变更祖制，其原因虽未明说，但综合当时政局，也不难了解，主要是此举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实现的条件。
八年傀儡幼帝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涯，兄王冤死，嫂被皇叔多尔衮霸占的仇恨和羞辱，严重伤害了生性倔强的少年天子的自尊心，使他对摄政王恨之入骨，对亲王辅政、摄政制度深恶痛绝，坚决不让此景重现，故果断革除祖制，改由谕定之亲信大臣辅理国政。这是辅政大臣制出现的主观原因。但这一制度之能实现，又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基本条件，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性条件，就是君权强大。经过亲政以来十年的惨淡经营，少年天子已经拥有主宰全国军政的大权，真正达到了至尊无上的地步。他亲领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在八旗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其他亲王郡王或只辖一旗，或仅只辖有几个佐领，无法与帝抗衡。他连续籍没或降爵惩处了六位亲王，皇父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卒后籍没焚尸削爵，勒令英亲王阿济格自尽，籍没削爵，豫亲王多铎连坐，卒后其子多尼由亲王降为郡王。因与睿王之案有牵连，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卒后追罪，巽王、端重王之子俱降两级，降为贝勒，巽王所袭之爵系其父代善之爵，令康郡王杰书袭其父亲王爵，敬谨亲王尼堪已为国阵亡，其爵仍令传袭。他革除了王管部院之制，禁止部院再以书启奏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一律奏呈于帝。他多次拒绝诸王贝勒和满洲大臣之议，悉按己意处理国政，如顺治十年废皇后，十七年坚持继续派遣巡按。他亲自擢用了一批忠于皇上的臣将，加强了两黄旗和正白旗的实力，上三旗人才济济，猛将如云，分任军政要职。垦田顷亩的增加，社会生产逐渐恢复，田赋收入陆续增多，云贵五省的平定，除福建的厦门一带及川东小块地区外，全国的绝大部分州县尽隶清政府版图，这自然是皇上治国有道，因而提高了天子威望。君威无比，帝权强大，是福临能够变更祖制，亲立皇子为太子，取消诸王辅政，指定亲信大臣保翊幼主辅理国政的最基本的条件。
另一方面，王权之削弱，也为辅政大臣制和立皇子之举的顺利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想当年，礼、睿、郑、豫四位亲王和克勒郡王各为一旗之主，英亲王、馀余郡王及其子端重亲王各辖若干牛录，先后担任大将军，统军出征，议处国政，下五旗王贝勒是何等的威风。然而，曾几何时，睿、英二王籍没，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尼袭封亲王后，既降为郡王，又由其两代辖有的镶白旗调至正蓝旗，实际上已被剥夺了旗主之权和身份，正蓝旗和镶白旗已成为无旗主之旗。只有礼亲王代善之子康亲王杰书、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孙简亲王德塞、克勤郡王岳托之孙衍禧郡王罗可铎仍分系祖、父所遗之正红、镶蓝、镶红旗旗主。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下五旗王贝勒难与皇上敌对。
兼之，顺治帝逝世前夕，宗室诸王大都幼小，没有能力治政统军。以“铁帽王”而言，简亲王德塞只有九岁，庄亲王博古锋十一岁，信郡王多尼虽有二十六岁，然而在世祖去世后第四天即已病故，其子鄂扎袭爵，只有六岁，衍禧郡王罗可铎、康亲王杰书和显亲王富寿稍大一点，分系二十一岁、十九岁、十八岁。顺承郡王勒尔锦的年岁也小，其他军功诸王之子孙，敬谨亲王尼堪之子尼思哈于顺治十七年死时，才十岁，端重亲王博洛之子齐克新，顺治十八年死时只有十二岁。惟有安亲王岳乐已进入中年，三十七岁。
从世祖福临之弟兄和皇子的情况看，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洛洛、格博会诸皇兄已死，其余叶布舒、高塞、常舒、韬塞等皇兄皇弟，都是先皇之庶妃所生，当时尚无封爵，没有资格肩负治国重任。福临之现存四位皇子，皆是幼童，当然不可能结党谋位。
正是由于以上情形，此时宗室诸王权势处于自太祖以来最为衰弱之阶段。王权之弱，为世祖变更祖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皇权强大，王权削弱，固是世祖变更祖制的最好机会，但仅此也不行，还须物色到合适的大臣。这几位大臣，既必须是皇上的忠臣，又必须有才干，有威望，已经担任要职，为帝宠信。经过亲政前后十来年的考察、栽培和使用，世祖福临找到了这样的人选，即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希福之亲侄，于太祖时自哈达来归，精通满、蒙、汉文，任职文馆，赐“巴克什”号，授一等侍卫，历事太祖、太宗、世祖三朝，久任吏部启心郎，具体处理部务，军功政绩卓著，世职晋至二等子。索尼智勇双全，在两黄旗大臣中威信甚高，很受摄政王多尔衮赏识，曾几次拉拢，索尼忠贞不贰，誓死效忠先帝太宗和少年天子福临，严词拒绝。睿王恼羞成怒，革索尼职，罚银，遣往盛京守昭陵(太宗之陵)。世祖亲政后，即召索尼还朝复爵，先后擢任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晋世爵至一等伯，赐赦免死二次。
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父苏纳娶太祖第六女，历任护军统领、兵部承政、固山额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后因故削世职。苏克萨哈乃苏纳额驸之长子，初授委署佐领，松锦战役立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七年复其父世职，以苏克萨哈并袭为三等男。顺治八年正月世祖福临亲政后，苏克萨哈与睿王府护卫詹岱等首举故主殡殓服色违制及诸叛状，追罪睿王，帝遂擢苏克萨哈为护军统领、议政大臣，晋一等男兼一云骑尉。顺治十二年苏克萨哈率兵大败大西军南康王刘文秀所遣之卢明臣部，晋二等子，任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系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第十六子，母为和硕公主。遏必隆初袭父一等子，任侍卫，管佐领，寻因故削爵，不久以松锦战役立功，授骑都尉世职，入关后叙功晋二等轻车都尉世职。顺治五年以曾谋立肃亲王豪格，革世职及佐领，籍没家产一半。顺治八年世祖福临亲政后，复其职，并袭兄图尔格之二等公为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鳌拜，满洲镶黄旗人，开国元勋直义公费英东之亲侄，太宗及顺治时，勇猛冲杀，军功累累，入关前夕已任至护军统领，晋世职三等子。入关后晋一等子，因忠于世祖，被摄政王抑其功，不仅未再晋爵，反降为一等男，几次论死罚赎。世祖亲政后，初晋鳌拜三等侯，再晋二等公，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擢任领侍卫内大臣，教习武进士，赐赦免死二次。
这四位大臣，既系开国功臣，历任要职，封授爵位，有的还系皇亲国戚，其中三人拥立世祖有功，且因效忠少君而遭摄政王压抑惩罚，另一人首告睿王“谋逆”立下功劳，因此世祖对他们格外宠信，擢任大官要职，晋授爵职，倚为亲信，故选中他们为辅政大臣，让其保翊幼主，辅理国政。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病故，当天原任学士麻勒吉、侍卫贾卜嘉遵帝遗命，捧遗诏奏知皇太后，太后命宣示诸王公大臣及侍卫。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跪告于诸王贝勒推辞辅政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说：“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大臣其勿让。”索尼等奏知皇太后，乃誓告于皇天上帝与大行皇帝灵位前，然后受命视事。②《清世祖实录》第1卷第4、5页；第5、6页。
四位辅政大臣之誓词为：“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记，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②。
至此，世祖福临遗诏指定皇子继承帝位，谕令四位大臣保翊幼主辅治国政，这一变革祖制的重大决策得以实现了，从此以后，新君皆由先皇于皇子中择立。这对稳定新旧天子交接之时的政局，提高君威，压抑王权，加强君主集权制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二、严于律己特颁引咎遗诏。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少年天子福临病逝，降颁遗诏。在清朝十二帝(包括太祖、太宗)中，这道遗诏可算是最为特别的遗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奇特之遗诏，往前延及秦汉唐宋元明诸朝，它也算是罕有之遗诏。
奇特之一是，此遗诏并非沿袭俗例，专为本帝歌颂，套用陈词滥调写成的赞本圣德的本纪和行状，而是一份发自内心深处严格引咎自责的罪己诏，此在历朝两千余年上百名帝君的遗诏中，实为罕见，实非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