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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力排障碍倾心汉化(11)
这一关虽然过去了，但不到两个月，魏又因德州生员吕煌窝逃一案而受株连。顺治帝降旨：“原任督捕侍郎魏条奏逃人减等，明为吕煌而发，及满官欲参德州知州佟昌年，又强行沮住。魏革职，流徙盛京。”⑤《清世祖实录》第85卷第17页；第19页。
满洲王公大臣本已因包衣逃亡影响庄田耕种租银减少而十分恼怒，又见汉官一再奏请减轻窝逃之禁，更是刻骨仇恨，必欲加重惩处窝主。顺治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上疏奏称：“从前隐匿逃人之律，将窝主正法，后特减等充军，后又将窝主并家口俱给本主为奴，今复免其为奴，仍充军。方窝主正法，家口为奴之时，虽有逃人，尚多缉获，自定充军之例，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惟其立法从轻，故致窝逃愈众，仰请再行酌定。”帝令同汉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⑤。
此疏太不寻常。其一，《清世祖实录》所记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联合上疏专谈一事者，实属罕见。一年以前，大学士陈名夏等二十八位汉官对任珍案单列一议，遭帝惩处，帝还专门降谕训诫名夏等人说：“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既然堂堂上谕斥责满汉异议，则此次满洲诸王及部院大臣之联疏专议逃人法，亦属违旨，他们宁愿冒着违谕之罪而力言其事，可见其决心之大。其二，汉官纷言逃人法太严，惩处窝主太重，立法不公，要求改定减轻，满洲王公大臣也疏请更定法例，但不是从宽，而是加重，要恢复过去将窝主正法或为奴的特重之典，满汉之议，悬殊天渊。其三，满洲诸王及部院大臣之破例上疏，力请重办窝主，原因非常简单，一年之内，“逃人几及三万”，照此下去，八旗满洲蒙古的二十余万丁包衣，十年之内就要逃走殆尽，几百万亩庄田谁来耕种，数以十万两计的租银谁来交纳，烦苛差使谁来承担，这是关系到他们切身利害的特大问题，故而上疏力言必须恢复旧法。
此疏奏上后第十天，顺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议政王大臣议复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请定逃人新例之疏，奏请执行议定之法，帝降旨批示：“王等议隐匿逃人之家，给与逃主为奴，朕思倘有奸恶之徒，图财设局，以害无辜，如从前正法之小羽子等，亦不可测，宜详慎定议。其地方、两邻、解子流徙之例，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倾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著一并另议具奏。”《清世祖实录》第85卷第22页。
顺治帝此旨，还是相当明智和妥善的，还是从全国之主的立场出发，而不仅仅是作为几百名几千名满洲王公大臣之首领来处理问题。一则将窝主给予逃人之主为奴，必然为豪猾歹徒大开敲诈勒索之财，诬陷殷实之家窝匿逃人，逼索钱财，如不饱其欲，则首告到官，把窝主搞得家破人亡。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连皇上也知道从前小羽子这伙“奸恶之徒，图财设局，以害无辜”。姑且不说这种专设骗局的歹徒，就连一些并非逃亡的旗下家人，在奉主之命出外办事时，也常冒称逃人，横行霸道，一些民人亦伪称逃人，行凶作恶。口北道安世鼎向宣大总督卢崇俊呈报：旗下人胡大买铺户李长泰布三匹，议定价银一两八钱，李长泰见胡大给的银子是铝铁假银，求胡大调换，胡大不依，将假银及布“俱行夺去”，又殴打李长泰。民人王二买郭玉成布一匹半零七尺，给银一两，郭将银拿到银匠铺验看，“尽是铝铁”，找王二换银，遭王殴打。口北道安世鼎据报，传胡大、王二讯问。胡大答称：原系宣府人，因在顺治九年窝藏镶黄旗下苦儿苦牛录爱蟒家人，被提到北京，断与爱蟒家为奴，现逃至此处，买布打人。王二答称：顺治三年投充到京城正白旗倪牙大牛录下巴尔太家，今逃来宣府。安世鼎问明，二人俱无出京牌档可凭，而且在面审之时，二人“咆哮倔强”，遂将这两名逃人及铺户李长泰、郭玉成解京，送兵部督捕衙门审理。兵部督捕衙门审明，胡大系奉家主之命，领银前往宣府做买卖，王二系丰润县民，都不是逃人。随经刑部奏准，将民人王二按“民人假称逃人行诈者”例，责打四十板，同妻子、家产一并籍没入官。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题：《为民人谎称逃人，请旨照例入官事》，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23页。再则为一人之罪，连带全家老小及两邻、地方等多人“荡家倾产，远徙他方”，大小官员亦遭重惩，确是太为残酷，太不合理合法了。
然而顺治帝福临这一明智立场未能坚持下去，在满洲王公大臣的包围、诱惑和影响下，仅过了三天，他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完全站在几百几千名包衣主人的小集团一边，顽固坚持维护落后的逼民为奴耕种庄田的逃人法，要加重严办窝主及有关人员。顺治十一年九月初三，他来到内院，召见诸王及九卿、科道等汉官，赐茶毕，言及汉军旗人南赣巡抚宜永贵疏称：“满洲逃人甚多，捕获甚少，而汉官议隐匿逃人之罪，必欲轻减”。他就此事下谕严厉斥责汉官说：
“朕荷天眷，抚有鸿业，无分满汉，概加恩遇，于汉人尤所体恤，乃尔等每与满洲牾，不克和衷，是何意也？当明末，北人南人各为党与，致倾国祚。朕倘有偏念，自当庇护满洲，今爱养尔等，过于满洲，是朕以一体相视，而尔等蓄有二心，朕以故旧相遇，而尔等猜如新识，朕以同德相期，而尔等多怀异念矣。朕从来不念旧恶，尔等自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朕荷天，抚有大业，海宇之内，皆我臣庶，自应捐除既往，悉予恩施。但尔等遭流贼之祸，如蹈水火，朕救援而安养之，尔等诚念及此，岂可不图报效。今尔等之意，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失其所业，可乎！朕姑宥前罪，嗣后其各改心易虑，为国为君尽忠效力，以图报称。朕优念尔等，故面谕及此，若更持二心，行私自便，尔时事发，决不尔贷！”③《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1、2页；第2页。
这道洋洋三百余字的上谕，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汉官忘恩负义，在逃人问题上与满洲牾，“必欲轻减”窝主之罪，“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失其所业”，这是欺君害国之大罪，若不悔改，必将重惩。
在这样以杀身倾家相胁的天大压力下，汉官还有何辞！诸汉臣只好奏称：“皇上谕及此，臣等有何置辩，从此以后，惟改心易虑，各尽职守耳。”③过了两天，大学士王永吉因在任兵部尚书时审问吕煌窝藏逃人一案比较迟缓，又不题参知州，且欲坐逃人之主以吓诈罪，被革去大学士，降为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4页。
这样一来，满洲王公大臣无比欣慰，立即乘机得寸进尺，更加重惩窝主。几天以前，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王大臣拟议将窝逃之人给予逃人之主为奴，帝尚以立法太重，恐奸徒借端陷害无辜，命改议，随有汉军旗人南赣巡抚宜永贵疏称：“迩来满洲家人，逃者甚多，获者甚少，乞仍照初定例。”此疏下王等并议。顺治十一年九月初六，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毕奏上新的逃人法，请帝审批，帝立即允准。这部长达一千四百余字的“逃人法”，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法的关键，即严厉惩办窝主。法例规定：“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入官。其两邻各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责四十。如窝主自行出首者，免罪，旁人出首者，将窝主家产分为三分，一分给与出首之人”。“见任文武官员，并有顶带闲官，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及休致回籍闲住各官，隐匿逃人，将本官并妻子流徙，家产入官”，“生员隐匿逃人，与平民一例正法”。军船、商船载运逃人，“即将船家正法，船内财物入官”。“逃人在营伍中食粮，不行盘查，事觉，管队责四十，百总责三十五”。“满汉雇觅逃人做工，或赁房与住，如有人作保者，其保人不分满汉，即坐以隐匿之罪，其雇觅赁房之人免罪，该管官、该地方、十家长、邻佑俱免罪。若无保人，留住过十日者，正法，家产入官，十日之内者，免究”。“僧道隐匿者，照民例治罪”。“凡窝主，无论男妇，七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免死，入官”。
法例包括的第二个部分是，惩处逃亡的包衣。法例规定：初逃、二逃者，鞭一百，归还本主，“第三次逃者，正法”。“凡逃人，无论男女，七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俱免责，逃三次者，亦免死”。
第三个部分是奖惩有关官将人员。出首者，领取窝主家产的三分之一。地方官如有逃人隐匿不报，事觉，将该管官员革职。拿获逃人，即刻解送督捕，“若有监羁沉滞，不行起解者，将该管官革职，仍罚银一百两，给与出首之人”。府州县官内，如有一官革职，则知府降一级，道员罚俸九个月，巡抚罚俸六个月，总督罚俸三个月。拿送逃人数多者，该管地方官纪录，俟考核时酌量优升。武职参将、游击，各计所辖营伍，照知府例，副将照道员例，掌印都司、总兵官照巡抚例，提督总兵官照总督例议处。
第四个部分是规定报逃、捕逃等具体手续。包衣逃走后，家主即应报官，如逃走二次、三次，本主不报，平人鞭一百，有顶带官员鞭一百，折赎。地方官拿获逃人，即行押解兵部督捕，不许迟延，不准中途受贿纵逃。督捕衙门收到逃人后，招主认领，无人认领，没收入官。逃人、窝主如攀引他人，应暂羁候，提到被攀之人，再行质审。《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5―9页。
这是清朝最严厉最残酷的一部“逃人法”。其惩处之重，株连之广，祸害之大，空前未有。太祖、太宗及摄政时的个别年代，窝主固要正法，但一般只涉及民人，涉及平民，面还不广。此次法例却规定任何人也不得隐匿逃人，违者，平民、生员、僧道、船家、店主一律正法，妻子为奴，家产入官，现任及休致、赋闲之官，哪怕是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文武大臣，隐匿逃人，皆要惩治，“把本官并妻子流徙，家产入官”。株连人员之多，冤案之繁，祸国殃民之严重，在清朝一代前后更定的近十次的逃人法里，还属首见。
尽管满洲王公大臣坚主斩杀窝主，皇上终于也赞同其议，批准了新的逃人法，立即施行，众汉官慑于兵部督捕右侍郎魏之被革职流徙及万岁严斥轻议窝主之圣谕，不敢公开反对新颁行的残酷的逃人法，可是心中并不赞同此法，只是不得不畏祸缄口而已，一有机会，胆识过人之官，自会出面对它激烈抨击。这个日子，并不太久。
仅仅过了两个月，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世祖福临以“地震累闻，水旱叠告，悯念民生，省躬自责”，特下诏谕，命嗣后章奏文移不得称圣，大赦天下说：即位十一年来，“笃求治理，而治效未臻，切为民谋，而民生未遂，疆圉多故，征调繁兴，水旱频仍，流离载道，中外之欺蒙成习，朝廷之膏泽弗宣，法敝民穷，干和召戾，天心未格，地震屡闻，皆朕不德之所致也”。《清世祖实录》第87卷第4―6页。
同年十二月他又连下四谕，敕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和地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以下，知府、副将以上，直言时弊。他还着重谕告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希望他们直谏：“三年以来，水旱相仍，干戈未息，饥窘人民，转徙沟壑，满洲兵丁困苦无聊，灾变未弭，时艰莫救，其故安在？意者朕躬之有阙，用人之不当，行政之失宜，以致欤？抑诸王贝勒大臣或有励翼未尽而然欤？前曾有旨，命言官直陈时事，无论当否，概予优容，后乃分别是非，间有谴谪，致生疑畏之心，章奏敷陈，未免瞻顾，兵民疾苦，不得上闻。今广开言路，博询化理，凡事关朕躬者，何令不信？何政未修？诸王、贝勒、办事诸臣，旷职之愆，丛弊之处，及内外何害未除？何利未兴？各据见闻，极言无隐，须详明切实，庶便览观。一切启迪朕躬，匡弼国政者，所言果是，即与采用，如有未当，必不加罪，毋得浮泛塞责，负朕求言至意。”②《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8―11页；第14页。
在皇上连降诸谕悬切求言的形势下，都察院左都御史屠赖等首先应命，于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疏，奏请退还民地减轻对窝主的惩罚说：“爱民莫先除害。近闻八旗投充之人，自带本身田产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邻近之地据为己业，或连他人之产隐避差徭，被占之民既难控诉，国课亦为亏减，上下交困，莫此为甚。宜敕户部，将投充之人照原投部档查核给地外，其多占地亩即退还原主，庶民累稍苏，而赋租亦增矣。又年来因逃人众多，立法不得不严，但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似非法之平也。窃谓逃人如有窝主者，逃人处死，即将窝主家产人口断给逃人之主，两邻、甲长责惩，该管官员议惩”。“庶逃人少而无辜之株连者亦少”。帝谕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具奏。②
过了两天，正月二十四日，兵科右给事中李呈上长疏，极言逃人法祸国殃民，有令人七可痛心者。其文摘录如下：
“逃人一事，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势必有以逃人为奇货，纵令扎诈，则富家立破，祸起奴婢，则名分荡然，使愚者误陷而难解，智者欲避而不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且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赋，杀一人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以逃人一事戕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安居得所，何苦相率而逃至于三万之多？如不以恩意维系其心，而但欲以法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即自捕获以后，起解质审，道途骚扰，冤陷实繁，藤蔓不已，生齿凋敝，夫孰非皇上之赤子乎？可为痛心者五也。且饥民流离，地方官以挨查逃人之故，闭关不纳，嗟此穷黎，朝廷日蠲租煮赈，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毙之乎！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原野，老稚僵仆于沟渠，其强有力者，东西驱逐而无所投止，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方且多方招徕，何为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18、19页。
李此疏，将逃人法之不合理、残酷野蛮、祸国殃民的情理，讲得十分清楚，很有说服力，令人信服，但也非常大胆，过分直率，令人担心。须知，此逃人法乃清朝之独创，乃清代前期朝廷的基本国策之一，乃先帝所定之祖制，此次更定之时，又系皇上亲自审核批准，且为此专门下谕，严斥汉官欲轻减窝主之罪是忘恩负义，别有用心，欲图败坏大清江山，危害满洲王公大臣的切身利益，李之痛斥逃人法，矛头岂不是指向至尊无上的万岁爷，岂不是犯下了骂君辱帝破坏国政的大罪，要被斩杀和株连九族。正因为此疏会带来极大的灾祸，故李的亲友皆劝他加以修改。李却毅然拒绝说：“吾每见言官缄口不言，或以细琐无关者塞责，朝廷亦何贵有此关葺赘员哉！心窍鄙之，何敢自蹈。且天子圣明，必不见罪，即罪我死，分耳，使忍于笔不能竟胸中所欲吐愤懑，约结闵默以没，负君负国，抱恨九泉矣。”张贞：《兵科给事中李公传》，《清代碑传全集》第52卷。
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李之疏。其后，户部右侍郎赵开心以饥民流离可悯，请暂宽逃人之禁，以靖扰累，以救民命。世祖览疏，甚为恼怒，降旨令其回奏说：“逃人甚多，缉获甚少，何策而令不累民，又能迅获逃人？著令回奏。”赵开心知事不妙，竭力思索恰当之辞，于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三遵旨上疏回奏说：“严逃人者，一定之法，救流民者，权宜之计，闻近畿流民载道，地方有司惧逃人法严，不敢容留，势必听其转徙，若将逃人解督捕衙门，暂宽其隐匿之罪，以免株连，则有司乐于缉逃，即流民亦乐于举发，而逃人无不获矣。”措辞虽然婉转，但也明显露出对逃人法的不满情绪，从而遭到皇上斥责。帝降旨批示：“逃人之多，因有窝逃之人，故立法不得不严，若隐匿者，自当治罪，何谓株连！赵开心连经革职，特与赦宥擢用，不思实心为国，辄沽誉市恩，殊失大臣之谊，著降五级调用。”②《清世祖实录》第90卷第3页；第4、5页。赵开心随即降补太仆寺寺丞。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虑，顺治帝可能看到汉官对逃人法的抨击和反对将更加激烈，他当然也更了解各自占有成百上千包衣的满洲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及大臣们对汉臣谏疏之极端憎恨，在这个问题上，满汉之议截然相反，值此征剿大西军李定国和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之时，急需保证满洲贵族大臣的切身经济利益，以维护满洲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他终于决定坚持逃人法，对汉臣实行高压政策，逼迫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紧闭其嘴，不许再谏。
满洲王公大臣本已因包衣逃亡影响庄田耕种租银减少而十分恼怒，又见汉官一再奏请减轻窝逃之禁，更是刻骨仇恨，必欲加重惩处窝主。顺治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上疏奏称：“从前隐匿逃人之律，将窝主正法，后特减等充军，后又将窝主并家口俱给本主为奴，今复免其为奴，仍充军。方窝主正法，家口为奴之时，虽有逃人，尚多缉获，自定充军之例，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惟其立法从轻，故致窝逃愈众，仰请再行酌定。”帝令同汉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⑤。
此疏太不寻常。其一，《清世祖实录》所记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联合上疏专谈一事者，实属罕见。一年以前，大学士陈名夏等二十八位汉官对任珍案单列一议，遭帝惩处，帝还专门降谕训诫名夏等人说：“凡事会议，理应画一，何以满汉异议”，既然堂堂上谕斥责满汉异议，则此次满洲诸王及部院大臣之联疏专议逃人法，亦属违旨，他们宁愿冒着违谕之罪而力言其事，可见其决心之大。其二，汉官纷言逃人法太严，惩处窝主太重，立法不公，要求改定减轻，满洲王公大臣也疏请更定法例，但不是从宽，而是加重，要恢复过去将窝主正法或为奴的特重之典，满汉之议，悬殊天渊。其三，满洲诸王及部院大臣之破例上疏，力请重办窝主，原因非常简单，一年之内，“逃人几及三万”，照此下去，八旗满洲蒙古的二十余万丁包衣，十年之内就要逃走殆尽，几百万亩庄田谁来耕种，数以十万两计的租银谁来交纳，烦苛差使谁来承担，这是关系到他们切身利害的特大问题，故而上疏力言必须恢复旧法。
此疏奏上后第十天，顺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议政王大臣议复诸王及满洲汉军部院大臣请定逃人新例之疏，奏请执行议定之法，帝降旨批示：“王等议隐匿逃人之家，给与逃主为奴，朕思倘有奸恶之徒，图财设局，以害无辜，如从前正法之小羽子等，亦不可测，宜详慎定议。其地方、两邻、解子流徙之例，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倾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著一并另议具奏。”《清世祖实录》第85卷第22页。
顺治帝此旨，还是相当明智和妥善的，还是从全国之主的立场出发，而不仅仅是作为几百名几千名满洲王公大臣之首领来处理问题。一则将窝主给予逃人之主为奴，必然为豪猾歹徒大开敲诈勒索之财，诬陷殷实之家窝匿逃人，逼索钱财，如不饱其欲，则首告到官，把窝主搞得家破人亡。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连皇上也知道从前小羽子这伙“奸恶之徒，图财设局，以害无辜”。姑且不说这种专设骗局的歹徒，就连一些并非逃亡的旗下家人，在奉主之命出外办事时，也常冒称逃人，横行霸道，一些民人亦伪称逃人，行凶作恶。口北道安世鼎向宣大总督卢崇俊呈报：旗下人胡大买铺户李长泰布三匹，议定价银一两八钱，李长泰见胡大给的银子是铝铁假银，求胡大调换，胡大不依，将假银及布“俱行夺去”，又殴打李长泰。民人王二买郭玉成布一匹半零七尺，给银一两，郭将银拿到银匠铺验看，“尽是铝铁”，找王二换银，遭王殴打。口北道安世鼎据报，传胡大、王二讯问。胡大答称：原系宣府人，因在顺治九年窝藏镶黄旗下苦儿苦牛录爱蟒家人，被提到北京，断与爱蟒家为奴，现逃至此处，买布打人。王二答称：顺治三年投充到京城正白旗倪牙大牛录下巴尔太家，今逃来宣府。安世鼎问明，二人俱无出京牌档可凭，而且在面审之时，二人“咆哮倔强”，遂将这两名逃人及铺户李长泰、郭玉成解京，送兵部督捕衙门审理。兵部督捕衙门审明，胡大系奉家主之命，领银前往宣府做买卖，王二系丰润县民，都不是逃人。随经刑部奏准，将民人王二按“民人假称逃人行诈者”例，责打四十板，同妻子、家产一并籍没入官。兵部督捕左侍郎吴达礼题：《为民人谎称逃人，请旨照例入官事》，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0辑第123页。再则为一人之罪，连带全家老小及两邻、地方等多人“荡家倾产，远徙他方”，大小官员亦遭重惩，确是太为残酷，太不合理合法了。
然而顺治帝福临这一明智立场未能坚持下去，在满洲王公大臣的包围、诱惑和影响下，仅过了三天，他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完全站在几百几千名包衣主人的小集团一边，顽固坚持维护落后的逼民为奴耕种庄田的逃人法，要加重严办窝主及有关人员。顺治十一年九月初三，他来到内院，召见诸王及九卿、科道等汉官，赐茶毕，言及汉军旗人南赣巡抚宜永贵疏称：“满洲逃人甚多，捕获甚少，而汉官议隐匿逃人之罪，必欲轻减”。他就此事下谕严厉斥责汉官说：
“朕荷天眷，抚有鸿业，无分满汉，概加恩遇，于汉人尤所体恤，乃尔等每与满洲牾，不克和衷，是何意也？当明末，北人南人各为党与，致倾国祚。朕倘有偏念，自当庇护满洲，今爱养尔等，过于满洲，是朕以一体相视，而尔等蓄有二心，朕以故旧相遇，而尔等猜如新识，朕以同德相期，而尔等多怀异念矣。朕从来不念旧恶，尔等自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朕荷天，抚有大业，海宇之内，皆我臣庶，自应捐除既往，悉予恩施。但尔等遭流贼之祸，如蹈水火，朕救援而安养之，尔等诚念及此，岂可不图报效。今尔等之意，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失其所业，可乎！朕姑宥前罪，嗣后其各改心易虑，为国为君尽忠效力，以图报称。朕优念尔等，故面谕及此，若更持二心，行私自便，尔时事发，决不尔贷！”③《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1、2页；第2页。
这道洋洋三百余字的上谕，主要讲了一个问题，即汉官忘恩负义，在逃人问题上与满洲牾，“必欲轻减”窝主之罪，“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失其所业”，这是欺君害国之大罪，若不悔改，必将重惩。
在这样以杀身倾家相胁的天大压力下，汉官还有何辞！诸汉臣只好奏称：“皇上谕及此，臣等有何置辩，从此以后，惟改心易虑，各尽职守耳。”③过了两天，大学士王永吉因在任兵部尚书时审问吕煌窝藏逃人一案比较迟缓，又不题参知州，且欲坐逃人之主以吓诈罪，被革去大学士，降为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4页。
这样一来，满洲王公大臣无比欣慰，立即乘机得寸进尺，更加重惩窝主。几天以前，议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王大臣拟议将窝逃之人给予逃人之主为奴，帝尚以立法太重，恐奸徒借端陷害无辜，命改议，随有汉军旗人南赣巡抚宜永贵疏称：“迩来满洲家人，逃者甚多，获者甚少，乞仍照初定例。”此疏下王等并议。顺治十一年九月初六，郑亲王济尔哈朗等议毕奏上新的逃人法，请帝审批，帝立即允准。这部长达一千四百余字的“逃人法”，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法的关键，即严厉惩办窝主。法例规定：“隐匿逃人者正法，家产入官。其两邻各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责四十。如窝主自行出首者，免罪，旁人出首者，将窝主家产分为三分，一分给与出首之人”。“见任文武官员，并有顶带闲官，进士、举人、贡生、监生，及休致回籍闲住各官，隐匿逃人，将本官并妻子流徙，家产入官”，“生员隐匿逃人，与平民一例正法”。军船、商船载运逃人，“即将船家正法，船内财物入官”。“逃人在营伍中食粮，不行盘查，事觉，管队责四十，百总责三十五”。“满汉雇觅逃人做工，或赁房与住，如有人作保者，其保人不分满汉，即坐以隐匿之罪，其雇觅赁房之人免罪，该管官、该地方、十家长、邻佑俱免罪。若无保人，留住过十日者，正法，家产入官，十日之内者，免究”。“僧道隐匿者，照民例治罪”。“凡窝主，无论男妇，七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免死，入官”。
法例包括的第二个部分是，惩处逃亡的包衣。法例规定：初逃、二逃者，鞭一百，归还本主，“第三次逃者，正法”。“凡逃人，无论男女，七十以上十三岁以下者，俱免责，逃三次者，亦免死”。
第三个部分是奖惩有关官将人员。出首者，领取窝主家产的三分之一。地方官如有逃人隐匿不报，事觉，将该管官员革职。拿获逃人，即刻解送督捕，“若有监羁沉滞，不行起解者，将该管官革职，仍罚银一百两，给与出首之人”。府州县官内，如有一官革职，则知府降一级，道员罚俸九个月，巡抚罚俸六个月，总督罚俸三个月。拿送逃人数多者，该管地方官纪录，俟考核时酌量优升。武职参将、游击，各计所辖营伍，照知府例，副将照道员例，掌印都司、总兵官照巡抚例，提督总兵官照总督例议处。
第四个部分是规定报逃、捕逃等具体手续。包衣逃走后，家主即应报官，如逃走二次、三次，本主不报，平人鞭一百，有顶带官员鞭一百，折赎。地方官拿获逃人，即行押解兵部督捕，不许迟延，不准中途受贿纵逃。督捕衙门收到逃人后，招主认领，无人认领，没收入官。逃人、窝主如攀引他人，应暂羁候，提到被攀之人，再行质审。《清世祖实录》第86卷第5―9页。
这是清朝最严厉最残酷的一部“逃人法”。其惩处之重，株连之广，祸害之大，空前未有。太祖、太宗及摄政时的个别年代，窝主固要正法，但一般只涉及民人，涉及平民，面还不广。此次法例却规定任何人也不得隐匿逃人，违者，平民、生员、僧道、船家、店主一律正法，妻子为奴，家产入官，现任及休致、赋闲之官，哪怕是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文武大臣，隐匿逃人，皆要惩治，“把本官并妻子流徙，家产入官”。株连人员之多，冤案之繁，祸国殃民之严重，在清朝一代前后更定的近十次的逃人法里，还属首见。
尽管满洲王公大臣坚主斩杀窝主，皇上终于也赞同其议，批准了新的逃人法，立即施行，众汉官慑于兵部督捕右侍郎魏之被革职流徙及万岁严斥轻议窝主之圣谕，不敢公开反对新颁行的残酷的逃人法，可是心中并不赞同此法，只是不得不畏祸缄口而已，一有机会，胆识过人之官，自会出面对它激烈抨击。这个日子，并不太久。
仅仅过了两个月，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世祖福临以“地震累闻，水旱叠告，悯念民生，省躬自责”，特下诏谕，命嗣后章奏文移不得称圣，大赦天下说：即位十一年来，“笃求治理，而治效未臻，切为民谋，而民生未遂，疆圉多故，征调繁兴，水旱频仍，流离载道，中外之欺蒙成习，朝廷之膏泽弗宣，法敝民穷，干和召戾，天心未格，地震屡闻，皆朕不德之所致也”。《清世祖实录》第87卷第4―6页。
同年十二月他又连下四谕，敕命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和地方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以下，知府、副将以上，直言时弊。他还着重谕告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希望他们直谏：“三年以来，水旱相仍，干戈未息，饥窘人民，转徙沟壑，满洲兵丁困苦无聊，灾变未弭，时艰莫救，其故安在？意者朕躬之有阙，用人之不当，行政之失宜，以致欤？抑诸王贝勒大臣或有励翼未尽而然欤？前曾有旨，命言官直陈时事，无论当否，概予优容，后乃分别是非，间有谴谪，致生疑畏之心，章奏敷陈，未免瞻顾，兵民疾苦，不得上闻。今广开言路，博询化理，凡事关朕躬者，何令不信？何政未修？诸王、贝勒、办事诸臣，旷职之愆，丛弊之处，及内外何害未除？何利未兴？各据见闻，极言无隐，须详明切实，庶便览观。一切启迪朕躬，匡弼国政者，所言果是，即与采用，如有未当，必不加罪，毋得浮泛塞责，负朕求言至意。”②《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8―11页；第14页。
在皇上连降诸谕悬切求言的形势下，都察院左都御史屠赖等首先应命，于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疏，奏请退还民地减轻对窝主的惩罚说：“爱民莫先除害。近闻八旗投充之人，自带本身田产外，又任意私添，或指邻近之地据为己业，或连他人之产隐避差徭，被占之民既难控诉，国课亦为亏减，上下交困，莫此为甚。宜敕户部，将投充之人照原投部档查核给地外，其多占地亩即退还原主，庶民累稍苏，而赋租亦增矣。又年来因逃人众多，立法不得不严，但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似非法之平也。窃谓逃人如有窝主者，逃人处死，即将窝主家产人口断给逃人之主，两邻、甲长责惩，该管官员议惩”。“庶逃人少而无辜之株连者亦少”。帝谕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具奏。②
过了两天，正月二十四日，兵科右给事中李呈上长疏，极言逃人法祸国殃民，有令人七可痛心者。其文摘录如下：
“逃人一事，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势必有以逃人为奇货，纵令扎诈，则富家立破，祸起奴婢，则名分荡然，使愚者误陷而难解，智者欲避而不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且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赋，杀一人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古人十年生之，十年教之，今乃以逃人一事戕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安居得所，何苦相率而逃至于三万之多？如不以恩意维系其心，而但欲以法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即自捕获以后，起解质审，道途骚扰，冤陷实繁，藤蔓不已，生齿凋敝，夫孰非皇上之赤子乎？可为痛心者五也。且饥民流离，地方官以挨查逃人之故，闭关不纳，嗟此穷黎，朝廷日蠲租煮赈，衣而食之，奈何以酷法苛令迫而毙之乎！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原野，老稚僵仆于沟渠，其强有力者，东西驱逐而无所投止，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方且多方招徕，何为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18、19页。
李此疏，将逃人法之不合理、残酷野蛮、祸国殃民的情理，讲得十分清楚，很有说服力，令人信服，但也非常大胆，过分直率，令人担心。须知，此逃人法乃清朝之独创，乃清代前期朝廷的基本国策之一，乃先帝所定之祖制，此次更定之时，又系皇上亲自审核批准，且为此专门下谕，严斥汉官欲轻减窝主之罪是忘恩负义，别有用心，欲图败坏大清江山，危害满洲王公大臣的切身利益，李之痛斥逃人法，矛头岂不是指向至尊无上的万岁爷，岂不是犯下了骂君辱帝破坏国政的大罪，要被斩杀和株连九族。正因为此疏会带来极大的灾祸，故李的亲友皆劝他加以修改。李却毅然拒绝说：“吾每见言官缄口不言，或以细琐无关者塞责，朝廷亦何贵有此关葺赘员哉！心窍鄙之，何敢自蹈。且天子圣明，必不见罪，即罪我死，分耳，使忍于笔不能竟胸中所欲吐愤懑，约结闵默以没，负君负国，抱恨九泉矣。”张贞：《兵科给事中李公传》，《清代碑传全集》第52卷。
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李之疏。其后，户部右侍郎赵开心以饥民流离可悯，请暂宽逃人之禁，以靖扰累，以救民命。世祖览疏，甚为恼怒，降旨令其回奏说：“逃人甚多，缉获甚少，何策而令不累民，又能迅获逃人？著令回奏。”赵开心知事不妙，竭力思索恰当之辞，于顺治十二年三月初三遵旨上疏回奏说：“严逃人者，一定之法，救流民者，权宜之计，闻近畿流民载道，地方有司惧逃人法严，不敢容留，势必听其转徙，若将逃人解督捕衙门，暂宽其隐匿之罪，以免株连，则有司乐于缉逃，即流民亦乐于举发，而逃人无不获矣。”措辞虽然婉转，但也明显露出对逃人法的不满情绪，从而遭到皇上斥责。帝降旨批示：“逃人之多，因有窝逃之人，故立法不得不严，若隐匿者，自当治罪，何谓株连！赵开心连经革职，特与赦宥擢用，不思实心为国，辄沽誉市恩，殊失大臣之谊，著降五级调用。”②《清世祖实录》第90卷第3页；第4、5页。赵开心随即降补太仆寺寺丞。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虑，顺治帝可能看到汉官对逃人法的抨击和反对将更加激烈，他当然也更了解各自占有成百上千包衣的满洲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及大臣们对汉臣谏疏之极端憎恨，在这个问题上，满汉之议截然相反，值此征剿大西军李定国和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之时，急需保证满洲贵族大臣的切身经济利益，以维护满洲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因此，他终于决定坚持逃人法，对汉臣实行高压政策，逼迫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紧闭其嘴，不许再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