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37章 力排障碍倾心汉化(5)

　　少年天子福临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伊始，即感到用人之重要。他的母后于八年二月十一日便诰谕爱子说：“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治国必亲忠远佞，用人必出于灼见真知。”《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5、16页。一年多以后，大学士陈名夏奏称：“贞观政治，可比隆三代，惟能用人故耳。”③《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6页；第17、18页。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在奉旨会推大臣时奏称：“治天下首在用人，内而部院卿寺，外而总督抚镇，皆佐皇上经理天下之大臣也。”③福临完全遵循了母后的教诲，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对任用文臣武将，特别是委任大学士和九卿，非常重视，力求选用贤才及合适之人。

　　福临亲政以后，官制大体上虽仍沿袭摄政时期之制，内三院和顺治十五年改为内阁的大学士，系满汉兼有，但也有较大的变动。变动之一是增加了汉大学士名额。顺治元年到七年，大学士一般是五六名或六七名，其中多系满洲旗人和汉军旗人，汉大学士较少。顺治三年到七年，每年大学士共七名，即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祁充格、宋权，其中刚林、祁充格是满洲旗人，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是汉军旗人，只有冯铨与宋权是汉人。顺治八年人员变化很大，但格局仍与前几年相同。顺治九年里先后有八名大学士，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宋权、希福、陈名夏、额色黑、陈之遴，其中满洲二名、汉军三名、汉人三名，但汉大学士宋权于年初致仕，实际上只有陈名夏和陈之遴二人。顺治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世祖福临下谕内三院命增加汉大学士说：“纶扉为机密重地，事务殷繁，宜选贤能，以弘匡赞，每院应各设汉官大学士二员，著吏部详察实行，确举堪任者奏闻，尔内院即传谕行。”《清世祖实录》第76卷第12页。随即命吏部尚书成克巩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礼部左侍郎张端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吏部右侍郎刘正宗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这样一来，大学士主要便由汉官担任了。比如，顺治十一年的大学士有：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陈名夏、额色黑、冯铨、图海、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吕宫、金之俊、蒋赫德、王永吉、党崇雅、傅以渐，共十六人，其中范文程于九月解任，陈名夏于三月处死，张端在六月病故，余下十三位中，满洲两人，汉军旗人两人，汉官九人。顺治十二年共有大学士十六位，扣除因病免任二位，还有十四位，其中满洲四人，汉军二人，汉官八人。十三年起，满洲、汉军旗大学士和汉大学士的人数才大体相等，有时汉大学士还略多于满洲、汉军旗大学士。

　　顺治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世祖福临下谕吏部，命将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改加殿阁衔，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品级由原来的二品改为正五品(明朝大学士为正五品)，但“照旧例兼衔”，取消原有的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院大学士名称，翰林院照旧独立出来(原混入内三院内)。这一年的大学士有满洲额色黑、图海、车克、巴哈纳等四人，汉军宁完我、洪承畴、蒋赫德等三人，汉大学士有成克巩、刘正宗、金之俊、傅以渐、王永吉、胡世安、卫国祚、李等八人，汉大学士仍略多于满洲、汉军旗大学士。

　　其次，大量委任新人。从顺治八年起，世祖除继续留用一些旧大学士外，不断擢用新官，到顺治十年十一年以后，内院内阁大学士，基本上是由帝新委任的。顺治七年内院大学士共七人，即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冯铨、洪承畴、祁充格、宋权，第二年刚林、祁充格处死，冯铨致仕，新任了希福、陈泰、雅泰、陈名夏、额色黑五位大学士。顺治十二年起，内院十几名大学士中，只有宁完我、洪承畴、冯铨三人是顺治八年以前的大学士，且宁完我于十五年致仕，冯铨于十三年二月致仕十六年二月复任，洪承畴虽一直是大学士，但从十年五月即已往湖南，兼任五省经略，不问院事，十七年才以病回京调理，十八年四月致仕，也就是说旧大学士实际上只留下两名，其余十一二名、十三四名大学士皆是世祖新任的。

　　再次，世祖最重庶吉士，尽量擢用入主中原后开科取士选录的进士和庶吉士，超级提拔为大学士，一共任用了傅以渐、吕宫、李三人。傅以渐，山东聊城人，顺治三年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授弘文院修撰，四年充会试同考官，五年充明史纂修官，八年迁国史院侍讲，九年充太宗实录纂修官，十年正月迁秘书院侍讲学士，五月迁少詹事，闰六月擢国史院学士，七月教习庶吉士，十一年八月授秘书院大学士。吕宫，江苏武进人，顺治四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秘书院修撰，九年加衔右中允。十年二月，帝幸内院，吕宫与侍讲若真、编修程芳朝、黄机并召对，命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论》，赐茶食。十年五月，帝谕吏部：“翰林官升转，旧例论资俸，兼论才品。朕思果有才品特出者，何必拘于旧例？右中允仍管秘书院修撰事吕宫，文章简明，气度闲雅，著遇学士员缺，即行推补。”寻授秘书院学士。十年闰六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二月授弘文院大学士。李，直隶高阳人，父国缙在明朝天启时任大学士。李七岁而孤，弱冠登第，于顺治二年中举，三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寻晋编修。十年二月世祖亲试清书翰林，李列上等，擢中允，五月迁侍讲，寻擢侍讲学士，十二年迁秘书院学士，任日讲官，十四年充经筵讲官。十五年二月充会试副考官，五月授秘书院大学士，时年才三十四岁。世祖擢用倚任三人，三人也多有建树。李一直任到康熙二十三年病故，刚六十岁，人赞其“风度端重，内介外和，久居相位，尤娴掌故，眷遇甚厚”。康熙帝赞其“慎勤敏练，宣力有年，劳绩素著”。康熙三年吕宫卒时，范文程为其作诔说：“本朝第一人物，第一知遇，惟先帝知公，惟公不负先帝。”《清史列传》第5卷，《傅以渐传》《吕宫传》，第7卷，《李传》；《清史稿》第238卷，《傅以渐传》《吕宫传》；《清代碑传全集》第4卷，王熙：《李公墓志铭》，吕星垣：《太保公吕宫家传》。

　　又次，培养见习，为康熙朝准备了一大批名相能臣。顺治帝亲政不过十年，从顺治三年举行第一次会试起，到其十八年正月病故，一共举行了七科会试。由于他英年去世，一些优秀进士、庶吉士虽然还来不及治理部院入阁拜相，但经世祖擢用培养，多已入值内廷，或为部院司员侍郎尚书，到康熙前期入阁拜相，成为创建“康乾盛世”的主要大臣，比如徐元文，少年英俊，二十岁中举，顺治十六年二十五岁钦点状元。顺治帝召见元文于乾清门，谕以特简之意，“还启皇太后曰：今岁得一佳状元。赐其冠带蟒服裘靴，视旧典有加”。元文率诸进士谢恩，“世祖为御殿，百官陪列，鸿胪读表，前此未有也”，授翰林院修撰，“数被宣召”。元文为诗记此说：“空传枚马金门侍，只倚雕虫侍武皇”，抒发了其“生平致君之志”。元文曾从幸南苑，帝赐其乘御马，命学士折库纳为其执镫，折库纳乃元文馆师，元文“逊谢不敢”，乃改命侍卫执镫。元文又曾于晚上入宫，帝在便殿召对，帝命赐馔，又赐其从者食，此皆罕有之殊遇。元文后在康熙朝历任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院学士、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和大学士。《清史列传》第9卷，《徐元文传》；《清代碑传全集》第12卷，《徐元文行状》。

　　冯溥，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值讲经筵。“世祖幸内院，顾大学士曰：朕视冯溥乃真翰林也”。十六年冯溥升任吏部侍郎，康熙六年迁左都御史，八年擢刑部尚书，十年升任大学士，直到康熙二十一年七十四岁时始致仕还乡。吴正治，顺治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右庶子，十五年出任江西南昌道，迁陕西按察使，“所至以清廉执法著称”，十七年内擢工部侍郎，调刑部侍郎。康熙时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礼部尚书，二十年拜文华殿大学士。黄机，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读，再迁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康熙六年晋尚书，后任至大学士。宋德宜，顺治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屡迁至国子监祭酒，康熙时历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拜大学士。伊桑阿，满洲正黄旗人，顺治九年进士，累擢至内阁学士，康熙时历任吏户礼兵工部尚书，二十七年拜大学士。魏裔介，顺治三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给事中、都给事中、太常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康熙三年拜大学士。熊赐履，顺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晋侍读，康熙十四年超授大学士。李之芳，顺治四年进士，屡擢至郎中、御史，巡按山西，康熙时历任浙江总督、兵部吏部尚书，拜大学士。王熙，顺治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屡受世祖嘉奖，十五年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世祖起草遗诏，康熙时历任左都御史、尚书，拜大学士，为相二十年。陈廷敬、李天馥、吴等进士，在康熙时亦任至大学士。他们都为“康乾盛世”之奠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清史稿》第二百五十卷记述了李、冯溥、王熙、吴正治、黄机、宋德宜、伊桑阿、徐元文、孙廷铨、杜立德、阿兰泰等十位大学士事迹后，加以评论说：“康熙初叶，主少国疑，满汉未协，四辅臣之专恣，三藩之变乱，台湾海寇之□荡，措置偶乖，皆足以动摇国本。、廷铨、立德、溥当多事之口，百计匡襄；熙预顾命，参军谋；正治等入阁，值事定后，从容密勿，随事纳忠；伊桑阿、阿兰泰推诚布公，受知尤深。康熙之政，视成、宣、文、景驾而上之，诸臣与有功焉。”

　　再次，慧眼识奇才，破格擢用卑微小吏。顺治帝虽特重庶吉士、进士，大量擢用汉官，倚任前朝旧宦(如陈名夏、金之俊等)，但对非科举出身之能员，哪怕是职卑望浅，只要是确有真才实学，亦破格提拔重用，图海之起，即系明证。图海，字麟洲，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初系笔帖士，顺治初充中书舍人，“具文武才”。清人载述图海之被皇上擢用情形说：“初，公为中书舍人，负宝从世祖之南苑，上心识其人，欲重用之。恐人不服，因谓众辅臣曰：某中书举止异常，当置于法。众以无罪请。上曰：否则立置卿相，方可满其愿也。因立授内阁学士”。昭：《啸亭杂录》第2卷，《图文襄公用兵》。这是顺治八年的事。第二年授骑都尉世职。顺治十年四月，图海被擢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十二年又加太子太保，摄刑部尚书事，十三年考满，加少保，荫一子入监读书，又兼任都统，十五年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校订《大清律》。三年之间由小小中书舍人一跃而为大学士，荣为三公三孤。但顺治帝对臣僚并不溺爱姑息，一旦发现其有大过，即严加惩处，对图海也不例外。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公额尔克戴青之家奴陈保等人殴打侍卫阿拉那后，反诬告阿拉那抽刀相击，并擅自将其绑缚，刑部审理此案时，竟偏听陈保等恶奴之言，拟议将阿拉那鞭一百，折赎。世祖初允其议，不久发现此案是非颠倒，遂于闰三月二十二日将图海革职议罪。他谕告吏部说：

　　“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朕知其行事如此，不可久留密勿之地，故调用刑部，彼犹不悟，以为不能堪任，侈然自满，受事有年，不思感恩报称，过误愈多，屡加诫谕，迄无悛悔。朕复不忍遽弃，屡以小事惩处，使之警醒，犹然置若罔闻，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朕面加诘问，仍巧言支饰，不以实对，负恩溺职，殊为可恶，已经革职付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③《清世祖实录》第125卷第13页；第14页。

　　过了两天，闰三月二十四日，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遵旨会议奏称：刑部尚书图海负恩溺职，应论绞。帝降旨批示：图海情罪重大，本当依议正法，但念其任用有年，姑免死，革职，家产籍没。③。

　　经过这次重惩，图海闭门思过，潜心研讨，文武才干俱增，世祖亦念其惩处过重，欲加宽宥，因去世未及发旨。顺治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四大辅臣以新君圣祖名义谕告吏部说：“世祖皇帝遗旨：原任都统图海，情罪原曲，欲改未及，遇有满洲都统缺补用。”著图海补授满洲正黄旗都统。《清世祖实录》第5卷第7页。康熙六年图海复任大学士，后为平定三藩和察哈尔部蒙古亲王布尔尼叛乱，建树了巨大功勋。

　　世祖福临对前明故臣，尤其是进士出身的旧臣，因其谙悉故事和典籍，亦很赏识和重用，如洪承畴、陈名夏、冯铨、陈之遴、刘正宗、成克巩、金之俊、王永吉、党崇雅、卫周祚、高尔俨、张端等，皆先后擢任大学士，参赞密勿。

　　在清初大多数满洲臣僚不谙明例政事，不悉民情，不知汉官贤奸，甚至不通汉话汉文的情况下，顺治帝能大量擢用汉官，任以大学士，参议政务，对革除明季积弊，妥善处理满汉关系，减轻黎民痛苦，缓和民族矛盾，安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进行统一全国的工作，无疑起了较好的作用。

　　五、间掌部印提高汉官职权。

　　顺治皇帝福临在顺治十年正月、十六年十月，先后颁发了两道震惊朝野的谕旨。十年正月初三，他谕内三院：“朕稽历代圣君良臣，一心一德，克致太平，载诸史册，甚盛事也。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顷经御史条奏，甚属详恳。朕思大小臣工，皆朕腹心手足，嗣后凡进奏本章，内院、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其奏内事情，或未当者，可以顾问商酌。尔等传谕诸臣，务体朕怀，各竭公忠，尽除推诿，以绍一心一德之盛。”《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3页。

　　顺治十六年十月初四，帝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清世祖实录》第129卷第2页。

　　这两道谕旨之所以会震惊朝野，主要是因为它道出了满官掌握实权汉官只是虚列其位的情形，并要将此弊习予以革除，真正授予汉官较大的权力。从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统军入京定鼎中原以后，就定制部院除理藩院外，侍郎以下，皆是满汉复职。顺治五年起，增设汉尚书，各部都是满尚书一员汉尚书一员，侍郎则是满汉各二员，都察院是满汉左都御史各一员，左副都御史各二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官也是满汉兼有。乍看起来，好似满汉真是一家，对半掌权，实情却远非如此，这两道谕旨便是说明这种情形的最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