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34章 力排障碍倾心汉化(2)

　　姓名 顺治七年前爵职 顺治八年至十七年爵职卓布泰〖3〗顺治年间封二等男费扬古〖3〗顺治十一年封二等男吴赖〖3〗顺治九年封二等男鄂莫克图〖3〗顺治十一年封二等男庄机达〖3〗顺治年间封二等男兰拜〖3〗顺治九年封二等男谭布〖3〗顺治八年封三等男，九年晋二等男景固勒岱〖3〗顺治年间封二等男雅尔纳〖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额尔格图〖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真柱恳〖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齐尔格中〖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宜拜〖3〗顺治九年封三等男达礼善〖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赖达哈〖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舒理浑〖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雅喇〖3〗顺治十三年封三等男苏鲁迈〖3〗顺治九年封三等男费雅思哈〖3〗顺治年间封三等男宜尔格德〖3〗顺治十二年赠三等男喀尔喀喇〖3〗顺治十二年赠三等男

　　三、赏赐银帛拨给庄园包衣。

　　“首崇满洲”国策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高俸厚禄，广收包衣，庄园遍地，屡赐银帛。顺治七年议准：亲王岁给俸银一万两、禄米一万二千斛，郡王银四千两、米八千斛，贝勒银二千两、米二千一百斛，贝子银一千两、米一千六百斛，公银五百两、米一千二百斛。第二年改定：亲王俸银照旧，郡王岁给银五千两，贝勒三千两、贝子二千两、公一千两，每俸银二两，给禄米三斛。据此，郡王俸银增加了一千两，贝勒加了一千两，贝子增一千两，公增五百两，禄米也增加了一些。顺治九年又定：亲王世子俸银六千两，郡王长子三千两。顺治十年定制：亲王、世子、郡王、长子俸银照旧，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五百两，一等镇国将军四百一十两，以下各递减二十五两。每俸银一两，给禄米一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248卷。这是非常高的数量。堂堂一品大学士，年俸银才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而一位亲王的岁俸等于五十五位大学士的年薪，一位郡王之俸银超过二十七位大学士禄银的总数，二者之间差距是何等之大！

　　宗室王公还不断得到赏银。顺治二年五月初四，以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出征西安大顺军所获金八万四千余两、银一百五十三万余两、缎三千余匹分赐诸王、贝勒、贝子、公、公主及各旗官员。《清世祖实录》第16卷第4页。五年，赐亲王金一百两、银一万两，郡王金五十两、银五千两，贝勒金二十五两、银二千五百两，贝子金十三两、银一千二百五十两。八年二月、八月两次共赐亲王各银一万七千两、郡王各银一万八千两、贝勒各三千七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二十五两。十年一次和十四年两次，三次共赏亲王各银一万四千两、郡王各银七千两、贝勒二千四百五十两、贝子银一千五百两。从顺治五年到十四年的十年中，六次累计赐每位亲王银四万一千两、郡王二万一千五百两、贝勒一万零六百五十两、贝子五千六百七十五两。康熙《大清会典》第38卷。这批赏银，相当于他们每人一年的正额俸银四倍多，即十年中他们每人多领了四年的俸银。

　　宗室王公还占有大量包衣，庄园牧场星罗棋布于河北、辽宁、内蒙古、山西等地。顺治八年二月原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被追罪削爵籍没，八月帝斥其滥收投充包衣说，多尔衮滥收投充人一千四百余名，多系“带有房产富厚之家”。其兄英亲王阿济格亦大肆逼民带地投充，仅在滦州、香河、宝坻、三河、玉田、丰润、乐亭及开平卫的投充人六百八十七名，就有地八十五万余亩。《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12、13、28页；一使馆《顺治题本》，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户部尚书噶达洪题：《为圈补土地事》。

　　据清政府官方册籍记载，清初八旗宗室王公庄园共有整庄一千四百零七所，半庄、庄、园八百一十七所，共二千二百二十四所，另有果地、靛地、网户地、猎户地、菜地，主要分布于河北、辽宁等地，共有田地一百三十三万余亩。《清朝文献通考》第5卷。其实，这并不是王公庄园的全部数字，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清初分封给王公的免交国赋的旗地，亦称“老圈地”。各王公实际拥有的庄园牧场田地，远比此数更多。仅顺治帝福临之五兄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后改称庄亲王)家，到清朝末年，在河北省的延庆、宝坻、昌平等二十二个州县及张家口、承德、独石口和山西省、辽宁省，共有土地五十五万余亩。一使馆存《宗人府堂稿》，王府长史桂斌：《为呈覆事》。福临的长兄肃亲王豪格于顺治五年三月被多尔衮削爵幽禁籍没，八年复爵，由其子富寿袭封。肃王府之庄园牧场田地比庄亲王府还多，在河北、奉天(辽宁)有“耕作地”三十万余亩，在“东蒙古察哈尔属白旗地”有牧场地一百二十六万亩，另外在热河还有一百七十余万亩土地的所有权及面积为二十平方里的森林一处、金矿一处、山地十处、果园三处。一使馆存《宗人府堂稿》，肃王府《奉天各庄佃地放低》(宣统七年，十一月)，日本大正三年调查报告：《奉天督，东蒙古地方肃亲王所有不动产调查书》。

　　八旗异姓贵族也占有成百上千名包衣和辽阔田地。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于顺治十七年六月被皇上选为驸马，以皇兄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为皇女，下嫁与尚之隆，尚可喜感谢皇恩，“遣包衣闲丁家口共计八百一十五名，进京服侍公主”。一使馆存《户科史书》，尚可喜：《为恳恩准给月米以资养赡事》。仅服侍公主的包衣就有八百余名，其家拥有的包衣之多，可以想见，因而其按“计丁授田”政策而占有的田地之多，亦不难想象了。尚府虽经战乱而有所衰落，但直到乾隆初年仍在关外有庄地五万余亩，还在直隶有顺治年间和硕公主下嫁时从内务府分得的陪嫁庄园五所，占地七千余亩。《户部地亩档册》，《尚王庄园人丁册》。

　　父任大学士的开国功臣一等子范文程家，也有很多包衣和庄地，除直隶之庄园人丁外，范府在辽宁有田地四万余亩及包衣一百三十余户六百多人。范府《关东地亩人丁册》、《范宅老地帐》。

　　第二节“满汉一家”入阁拜相。

　　一、屡幸内院探讨治国之道。

　　少年天子福临在沿袭“首崇满洲”、“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的同时，也继续执行了祖先所定的“满汉一家”政策，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清王朝的江山，是以满洲官兵为主力而打下来的，今后也主要靠八旗军尤其是满洲八旗王公大臣将士来保卫和扩展，因此必须“首崇满洲”，保障、维护八旗贵族大臣的特权和特殊利益，这是不容异议的。但是清帝是大清国亿万人民之君，他的子民百分之九十九点几都是汉民，近亿汉民和九百万上千万其他少数民族人员皆系清帝赤子，分居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仅靠区区五六万丁的满洲男丁，哪怕尽皆披甲当兵，也无法长期控制住汉民和其他族人员，大清王朝便难长治久安。另一方面，马上固然可以得天下，但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久居偏远山区的满洲，入关以后，面临辽阔领土，地形复杂，人口众多，言语不通，文字各异，风俗有别，民情不谙，恐怕即使诸葛再世，也无法单独治理全国，必须大量吸收其他族人才，尤其是汉族的有才之人。汉族有悠久的文化，人才济济，治国有道，统军有方，不做好对汉民的工作，不争取汉族之上层人士和有才之人，不“以汉治汉”，清王朝的统治就难以持久，就不能巩固。因此，太祖努尔哈赤就曾手定厚待降金汉官的政策，太宗皇太极予以发展。

　　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对此更做了许多工作，明确提出“满汉一家”的政策。他多次讲述“满汉一家，同享升平”之理。入关之初，他一再宣布率兵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官仍其职，民复其业”。《清世祖实录》第4卷第6页，第5卷第2、3页。不久定制，内院大学士满汉并用，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以及大理寺、通政使司、太常寺、光禄寺之卿、少卿，是满汉复职，司官则多系汉人。地方大员总督巡抚亦满汉并用，初期以汉军旗人和汉官为多，司道州县则主要是汉官。顺治五年八月二十日、二十八日他又以帝名义，两次谕告礼部、户部，允许满汉通婚说：“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清世祖实录》第40卷第11、14页。但是，摄政期间，满官权大，汉官势弱，部务皆由满臣裁处，大印亦由满官执索，汉官很少晋见摄政王，不敢奏事谏阻。

　　顺治帝福临于八年正月亲政以后，继续实行“满汉一家”政策，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经常驾临内院(顺治十五年改为内阁)，和大学士(主要是汉大学士)们讨论前朝政事得失，评论帝王，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探讨治国之道。现以顺治十年正月为例，略加录述。

　　顺治十年正月初二，帝幸内院，“遍问中书姓名”，又谕内院诸臣说，前闻兵部尚书明安达礼等受贿一事，朕甚懑焉。③④⑤《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页；第2、3页；第2、3页；第4、5页。初三，他谕内三院，命令今后各部院进奏本章时，革除先前只有满臣奏事的积习，改为满汉侍郎“参酌共同来奏”。③。

　　正月初四，他又谕内三院传谕诸臣直谏说：近来言官条奏，多系细务，“未见有规切朕躬者”，朕一日万机，岂无未合人心之事，良由诸臣畏惮忌讳，不敢进谏耳。“朕虽不德，于古帝王纳言容直，每怀欣慕”，④朕躬如有过失，诸臣须直谏无隐，即偶有未合，不妨再三开陈，庶得省改，力行正道，希臻治平。“进言切当者，必加旌奖，言之过戆者，亦不谴责”。内三院即传与诸臣，俾咸悉朕意⑤。在这里，他对前代名君“纳言容直”，不胜欣慕，故谕告群臣，叫他们放心直谏，以图治好国家，天下太平。

　　初五，帝至内院，顾问诸臣说：向曾再三敕下都察院，命其条奏，后复数加面谕，为何至今无一建言？顺治帝又问：明时票本之制如何？诸臣奏称：明时京官奏疏，恭进会极门，中官转送御览毕，下内阁票拟，复呈御览，合则照拟批红发出，否则，御笔改正发出。帝说：今各部奏疏，但面承朕谕，回署录出，方送内院，其中或有差讹，殊属未便。顷者都察院纠参吏部侍郎孙承泽、通政使司右参议董复，朕原令交吏部议复，乃误传革职。朕日理万机，恐更有似此舛错者，若人命最重，倘轻重颠倒，致刑辟失宜，亦未可知？大学士们奏称：“诚如上谕，此非臣等所敢议也。”②③④《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6页；第8、9页；第15、16页；第17页。

　　第二天，正月初六，帝召集议政王大臣、内三院、满汉九卿，命内大臣伯索尼、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对群臣传谕说：各部院奏事，经朕面谕者，部臣识其所谕，回署录记票拟，送内院照票批红发科，如此则错误必多。前都察院参吏部侍郎孙承泽重听，通政使司参议董复年老，朕原令交吏部议复，乃传旨错误，命俱革职。此尚易于改正，至于罪人生死，躯命攸关，误免犹可，倘一时误杀，悔之何及，朕心惕然。今后如何始得详明无误，合于大体，著定议具奏。诸王大臣遵旨议奏说：“圣谕诚然”，今后各部院奏事，各臣照常面奉，候上览毕，退下，上批满汉字旨，发内院，转发该科。其满洲事件只有满字无汉字者，亦只批满字旨，发内院，转发该衙门。帝从其议。②。

　　正月十四日，福临又到内院，阅会典，问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凡定各项条例，会典可备载否？”范文程等大学士奏称：“备载。”帝又览吏部复奏重犯塔八未获之疏，问大学士陈之遴、陈名夏说：黄膘李三，一小民耳，廷臣为何畏惮不敢举发？陈之遴等人回奏：如讦奏其事，皇上睿明，即行正法，诚善，倘宥其死，则讦奏之人必隐受其害，是以畏而不敢言耳。帝不以为然说：“身为大臣，见此巨恶，不以奏闻，乃瞻顾利害，岂忠臣耶！”当天，帝赐内院满汉大学士、六部汉尚书宴于中和殿，奏满汉乐。③。

　　正月十八日，福临到内院，又就黄膘李三一事和大学士们议论。他问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陈之遴：顷因乱法而被诛之黄膘李三，一细民耳，而住宅之外，复多造房屋，每间修饰整齐，何故也？洪承畴对答说：其修造房屋，分照六部，或某部人至，或自外来有事与某部商处者，即延入某部房内。福临说：以一细民，而越法妄行如此，故天使其败，致因他案发觉，而得以将其置于法耳。凡人恶贯满盈，不久自败。④

　　正月二十一日，福临到御马厂，阅视马匹，观看睿王及一等侍卫巴哈之甲胄后，对大学士范文程等说：“兵器固不可不备，然戈甲虽备，亦不可徒恃军威，军威虽盛，而德政不足以合天心顺民望，亦不可也。”范文程对答说：“诚如圣谕。”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1卷第20页；第21页；第24、25页。这最明显不过地表明，顺治帝福临称赞和决定按儒家王道仁政之说来治国理政。

　　正月二十六日，福临到内院，阅吏部大计疏后，对大学士范文程等说：“贪吏何其多也！此辈平时侵渔小民，当兹大察之年，亦应戒慎。”范文程奏称：彼等平时未仕之时，亦知贪吏不可为，一登仕籍，则见利而智昏矣。帝就此评论说：“此由平素不能正心之故也。苟识见既明，持守有定，安能为货利摇夺。”群臣皆顿首称赞。②。

　　正月二十九日，福临又到内院，阅读《通鉴》，读到唐朝武则天之事时，对大学士范文程、额色黑、宁完我、陈名夏等人说：“唐高宗以其父太宗时之才人为后，无耻之甚，且武则天种种秽行，不可胜言。”又问诸臣：“上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诸大学士对称：“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帝又问：此数君中，“孰为优”？陈名夏回奏说：“唐太宗似过之。”福临不以为然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之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③年方十五周岁的少年天子福临，居然能破除传统看法，首崇明太祖朱元璋，可见其之聪睿精细，独思创新，不囿旧说，哪怕是历代大儒名家形成之定论，亦不轻易相信盲目服从，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尤为难得的是，明太祖是驱逐元顺帝出边取元而代之的明朝第一个皇帝，是体现了执行了儒家华夷之别观点的汉人皇帝，而他这位大清皇帝，却是夺取了明太祖创立的江山的“夷人之君”，照说是不应赞颂逐夷之华君，可是，他独具慧见，大颂特颂明太祖，的系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