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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江洋鏖战海内归一(3)
当然，顺治帝之破格嘉奖黄梧，更重要的目的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希望他为清效劳，为灭郑建立更大的功勋，即封公敕书中所说“尔其益奋忠勤，灭贼固圉，式建肤功，用膺懋赏”。这一目的，他达到了。
黄梧以一战败之将和将遭郑成功惩治的罪臣，一跃而为蒙受清帝特恩的公爵提督大人，前程远大，他对帝真是感恩戴德，决心效尽犬马之劳。他对清朝之剿郑，在三个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一是率部拼死厮杀，克城破敌。顺治十四年八月浙闽总督李率泰奏准，增加黄梧之标兵，合原额共增足为四千名(增加了将近两倍)，驻扎漳州，弹压闽南。九月，黄梧同李率泰与提督马得功、都统郎赛水陆并进昼夜攻击，连破七城，攻克闽安镇，立下军功。寻又捐造战舰一百艘，朝廷加其以太子太保荣衔。后来他又屡剿郑军，军功累累，广招敌军将士，十二年里，“共招抚过伪官二百余员，兵数万余名”。《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
二是献计献策。清廷原对郑军内情知之甚少，故无良策对付，黄梧降清后，详奏郑军情形，提出剿灭之法。他奏上了“剿灭郑逆五策”，要点如下：
“一曰驻海滨以堵登岸。成功乘春收之时，散遣伪将四出派饷，深入内地，官军驻扎城内，尾后相追，贼已饱。应分驻重兵于福、兴、泉、漳滨海要地，往来驰剿，则贼不敢登岸矣。二曰造小船以图中左。成功恃中左为三窟，盈盈隔水，一苇可航，而陆地将弁殊无问津之意，故负固至今。请于漳州港口多造八桨小船，伺潮渡海，成功恐惧，必尽撤各伪镇，护其巢穴，身不敢离中左半步。我师压水而阵，广布招抚，兼用间谍，不出两月，内变必作，成功可坐擒也。三曰清叛产以裕招徕。郑逆及各伪镇产业，多诡托他姓掌管，梧颇知其详。应请敕下督抚，会同梧遍行查出，所收租税，永充兵饷。今海上诸伪镇愿附者多，当事蒿目乏饷而不敢收。此项既清，即以叛产招叛兵，于以解散成功党与易易矣。四曰锄五商以绝接济。成功于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为之行财射利，梧在海上，素所熟识，近且潜住郡城，为其子弟营谋乡举邑庠为护身之符，其实阴通禁货，漏泄虚实，贻害莫大，应请敕下督抚严提正罪，庶内宄清而接济之根可拔矣。五曰贼坟以快众愤。成功父子残害生灵，实戾气所钟。闻其石井祖墓，风水最险，言论咸谓宜掘，以破贼旺气，且快人心，亦惩恶之一端也。”《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卷。
黄梧又奏请严海禁说：“郑逆猖獗，全借内地接济。福宁、沙埕为木植、丝绵所出；晋江之福前所，同江之鼎美、高浦为油麻、钉铁所出；海澄县之南溪、漳州之佛潭桥为柴米之薮。至闽粤错壤，则饶平县之黄冈，澄海之南洋，米栗山积，土宄阴为转输。赍粤粮，养闽寇，最为大患。宜先就接济之地，设法严禁。”《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
他又奏请诛杀郑芝龙说：“海贼俱属漳、泉、潮、惠之人，梧今大张布告，必渐次归附。但郑成功恃其父芝龙在京，欺诳招抚，借以登岸派饷，故首恶在芝龙，必先断绝芝龙，使之音问不通，则成功只海上匹夫尔。又成功之敢于猖獗，由其父芝龙诳谋罔上，赍书下海，扬言招抚，沿海人心摇惑，凡欲投诚者，咸以欲抚之故，仍坚其怙恶之心，请密奏剪除芝龙，以绝盗根。”《清史列传》第108卷第19、20页。
黄梧对清廷的第三项贡献是力举施琅。施琅是郑芝龙旧将，任左冲锋，足智多谋，骁勇善战，顺治三年随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后郑成功起兵，琅又隶其麾下，任左先锋，其弟施显任左先锋副将，管援剿左镇，“兄弟俱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各镇俱受下风”。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率师南下，欲支援南明广州守将，抵抗清军，施琅不愿，成功遂令施琅将左先锋印及兵将交与副将苏茂管辖，又将其副将调入戎旗亲随协将，施琅心怀不满，竟自削发为僧，不朝见郑成功。接着又出了一些事，郑成功恼怒，将施琅及其父大宣与一些子侄捕捉监禁，施琅被人救走后降清，其父及弟施显和子侄被成功斩杀。
可能是因为施琅系只身归顺，所带将弁不多，清廷未予重视，仅授其为委署都督，一闲就是几年。现在黄梧便对朝廷竭力保举施琅，赞其有才，应予重用说：郑成功漂泊海岸，往来靡定，欲扑灭之，非熟悉情形者不能。“敬举所知，有委署都督施琅者，仇贼甚深，知彼知己，胸有成算，其输款本朝已久，一出受事，即著微劳，且智勇兼优，忠诚素矢，宜假以事权，俾尽展所长，与梧戮力驰驱，必能剪除海孽”。杨英：《先王实录》，第32、33页；《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
黄梧的以上建议，受到清廷十分重视，大都采纳，申严海禁，移兵驻防，增造战舰，擢用施琅，初授琅同安福将，寻迁总兵官。黄梧偕施琅会同提督马得功、总兵苏明，赴晋江县之大觉山，南安县之覆船山、橄榄山、金坑山，剜毁芝龙父祖及先世坟五座。黄梧又斩郑成功所置五商。清廷将郑芝龙及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俱流徙宁古塔，家产籍没，又对芝龙加以铁链三条，手足扭镣，后郑芝龙等皆被斩杀。《清世祖实录》第109卷第3页、第111卷第3页。
黄梧的降清及其剿郑献计，举荐施琅，对扭转清廷的劣势，削弱郑军的威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荐举施琅，为清军后来统一台湾降服郑氏权利，找到了一个最佳统帅。
二、猛克镇江郑军包围南都。
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底，正当皇上王公大臣还在为年初三路征滇大军会师昆明，大获全胜，特颁平定滇黔川桂湖五省恩诏，而喜庆未已之时，突然收到了镇江、瓜州失陷，郑军百万围江宁，“东南大震”的急报，顿时朝野震惊，人心惶惶。
顺治帝福临谅必会为此而迷惑不解？四年以前他授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统率八旗军绿营兵征剿郑成功，曾收复潭州等地，宁海大将军伊尔德亦收复舟山，皆于顺治十四年班师，为何此时郑成功能突兴大军，围攻江宁？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可能是，顺治帝及议政王大臣们对郑成功之为人，认识不够深刻，不了解其毕生奋斗的根本目标是恢复大明王朝万里江山，逐清复明，因而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防御。
黄梧降清后，虽提供了大量郑军的情报，献计献策，但对郑成功之决心南征北伐，夺占江南，进图燕京的宏伟愿望，却未予强调。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黄梧本人并不相信郑成功真有此雄心壮志，真有实现这一愿望的足够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只不过是欲图夺据一些沿海州县苟延残喘而已。二是黄梧担心过分宣传郑之雄心和力量，会被人看作是长敌人之威风，灭自己之志气，而招致皇上王爷不满，带来无穷祸患。因此，他的介绍敌情和奏陈对付之策，都按照消灭地狭民寡军弱多变亡期不远的敌人来描述和献策的。这也影响到朝廷对郑军的正确认识。
就在清廷宣布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和宁海大将军伊尔德获胜凯旋之际，南明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却在抓紧扩兵训练，准备北伐。他分所部为七十二镇，设六官理事，“假明永历号便宜封拜”。他募集士卒十七万，以五万习水战，以五万习骑射，五万习步击，万人往来策应。他还专门训练了一支万人铁军。
顺治十五年二月，他调各提督、统镇回思明(即厦门)选练征剿时，对诸将说：“先年(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护国岭杀败阿格商(清之骁将)，所拾衣甲，全身披挂是铁，所以敢下马打死仗者，恃有此耳”。“今我亦欲用此披挂，剿杀丑虏，诸将以为何如？”戎政王秀奇说：“披挂全身穿戴不下三十斤，虏有马驼载，穿戴犹易”，“今我兵欲以一人穿戴三十斤步行，雄壮者不难，矮小者未见其便。”郑成功说：“须拣选雄壮强健者当之。”甘辉说：“岳家军多自负戴，我朝戚南塘令兵卒两脚股负沙操练，岂畏重耶？要在操练得法耳。”时有勇士王大雄在，遂令其披挂。王大雄“手执战具，步伐整齐，如赴敌状，动履如飞”。成功大喜说：“似此可纵横天下矣。”遂传令连夜赶制披挂铁面，选精兵万人，“绘朱碧彪文，峙阵前，专斫马足，矢铳不能入”。杨英：《先王实录》，第165页；《圣武记》第8卷。郑成功亲自挑选，凡能举大石五百斤(一曰三百斤)者，方能选为亲兵，“配以云南斩马刀、弓箭，戴铁盔，穿铁臂、铁裾，用锁锁定，使不得脱，时谓之铁人”。阮？锡：《海上见闻录》。
顺治十五年五月十三日，郑成功统领大军，驾舟北征，六月十一日、十三日连降平阳、瑞安二县，围攻温州，未下，转乘船北上，八月初九大军至羊山，次日骤遇飓风，辟巨舰数十艘，士卒淹没数千，成功之次子、三子、五子淹死，乃督师回舟山，随后驻扎温州、台州一带。
顺治十六年四月，郑成功再次统率大军北征。五月初四他对全军官兵重申禁止扰民之谕，强调说：“本藩亲统大师，不惮数千里长驱远涉，进入长江，刻期恢复，上报国恩，下□(救)苍生。此行我师一举一动，四方瞻仰，天下见闻，关系匪细。各提督统镇十余年栉沐辛勤，功名事业，亦在此一举，当从恢复起见，同心一德，共襄大事。……其岸上地方百姓，严令秋毫无犯。已有颁刻禁条，炳若日心，总以收拾民心，上为国家大计。须体此意，谆谆严饬所辖：登岸之时，不准动人一草一木，有犯连罪。”杨英：《先王实录》，第195、196、197页。
六月十四日，舟至焦山(山在镇江东九里大江中)，集诸将议进攻之事。郑成功谕诸将说：“瓜镇，京都之门户，峙立两岸，必有重兵镇守，又有谭家洲炮台与瓜州梆堤炮台对击，又有滚江龙把截，未宜轻敌。须分一支由水攻取谭家洲，夺其大炮，另拨陈大胜善没水者，斩断滚江龙，又以大师捣其瓜州，使虏左右支吾，闻风破胆，瓜镇不日克下矣。尔等各依行令机宜而行。”随即具体分拨各将进攻地点。十五日，进扎瓜州北岸，传令进师，命右提督、前锋镇等各水师营进取谭家洲大炮，令材官张亮督泅水荡船，刻限斩断滚江龙。滚江龙乃系清军在金山、焦山之间铺设的大铁索，横江中，阻止郑军船只通过。成功又令兵部侍郎张煌言督兵，待铁索斩断，即进据瓜州上游，焚夺满洲木浮营。此浮营用大杉木板钉围，内容兵五百名，大炮四十门，火药火罐不计其数，上流来船，遇之立碎，十分厉害。
出发之前，成功又与诸将誓师说：“此番孤军侵入重地，当于死中求生。胜此一阵，直克其城，则破竹之势成，功名富贵近之矣。进生退死，本藩当身先陷阵，以为尔率，尔等其勉之。”
十六日，郑军猛攻，克瓜州，擒获清操江巡抚朱衣助，夺取了谭家洲大炮和溃洲木城三座。二十三日与清军大战于银山，清军兵分五路，奋勇来攻，郑成功亲督亲军右武卫、左武卫还战，双方鸟铳、行营炮、弓箭齐放，“声震天地”。郑军“奋勇死战，无不以一当百”，大败清军，追杀十余里。镇江副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等见势不支，赴银山军前献城投降。郑成功随遣张煌言安抚浦口，袁兵部起震安抚滁州、六合等处，都督李必安抚仪真县。七月初七，大军抵达南京城下，开始了围攻南京之战。
三、惊扰交织帝欲统军亲征。
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大军围攻江宁(即南京)之情，紧急呈报朝廷后，清廷大震。顺治帝福临对此突来之特坏急讯，万分震惊，据说他竟往见母后，要丢弃北京，返回盛京，迁移都城，遭到孝庄太后的拒绝和训斥。此说虽系传闻，但下述一事却是千真万确，即福临惊怒交加，于南苑召集王公大臣议事，宣布要御驾亲征。
为什么顺治帝对郑军之围南京，竟会作出这样奇特甚至是带有丧失理智性的疯狂反应？就客观条件说，此事不难理解，即在大多数人看来，江宁必失，东南半壁江山难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敌众我寡，郑军在兵士数量上位居优势。郑成功“联营八十三”，每营以三百名计算，当有二三十万兵士。史载其十五年五月统兵出征时，有士十七万，号称八十万，经过瓜州、镇江激战获胜，清军来降者不少。而江宁守兵，却远远少于郑军。
江南驻有八旗军。顺治二年设江宁驻防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辖左翼四旗满洲蒙古兵二千名，弓匠铁匠各五十六名。十一年又设京口驻防总管一员，管辖八旗军，数目不多，主要是汉军旗士兵。但是，顺治十三年福建新设驻防八旗，调走京口汉军兵八百名，十五年起远征云贵，江宁、京口驻防八旗兵又调走不少。
江南省绿营兵较多，江南总督驻扎江宁府，统辖本标官兵及分防各营兵，兼节制抚标三、提标一、镇标五。督标有中营、左营、右营，辖兵二千余名，江宁城守协副将一员，驻扎江宁府，辖左右营兵一千一百八十余名，另有驻扎江宁城附近之仪真、溧阳、江阴、江都县之水陆兵约三千名。瓜州、镇江原有水陆兵三千三百余名，已经大部覆没。江宁原来还驻有江南汉兵提督管效忠之兵四千名，十三年调驻京口，大半于镇江败亡。另外，苏州府驻有江宁巡抚的标兵及城守营兵一千余名，松江府驻有苏松提督马进宝之标兵及城守营兵四五千名，崇明驻有水师兵一万名，还有漕运总督之标兵、操江巡抚之标兵及其他州府之兵，江南全省(江苏、安徽)绿旗兵约有五六万名。
现在郑军围攻江宁，江宁城中之满洲蒙古八旗军原来只有两千名，部分被调往云贵，绿旗兵约有数千名，要对抗十余倍于己的郑军，的确是以寡敌众，众寡悬殊，正如清人所说“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大守备空虚”。这样的情形，江宁怎能固守？
第二，士气低落，将弁观望，誓死效忠者少。郑军大举北征，声势逼人，一些降清汉将见势不妙，多怀二心，或一战即逃，最典型、影响最大者当数苏松提督马逢知。马逢知原名马进宝，明季任安庆副将都督同知，顺治二年至九江降于英王阿济格，奉金招抚了安徽巡抚张亮等文武官及兵士万余人，加总兵衔，隶汉军正蓝旗。三年从征浙江，克金华，留守，后授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改名马逢知。郑成功督军进攻瓜州、镇江时，即与马逢知秘密联系，“约日起兵，攻打都城”，故马未来赴援，统领本部士卒数千，“拥兵观望”，“阴通于寇”，听任郑军包围南京。镇江守城副将高谦降，太平府守将刘世贤诣郑成功军前迎降，献府中兵马、钱粮、军器册籍，六合、合山、来安等县守将率兵逃走。芜湖县有清兵数百名，郑军四名将士与守兵二百相持于浦江港岸上，适逢另外四名郑兵路过，前往帮助，“虏遂惊走”，“八人乘势赶去南门，本县并防守虏兵由北门逃遁”，“时童谣有云：是虎乎否？八员铁将惊走满城守虏”。②③④杨英：《先王实录》，第204页；第208页；第212、213页；第213页。清军将士如此怯懦，怎是郑军敌手！
第三，民心不稳，缙绅欲降。郑军连打胜仗，直逼南都，汉民振奋，故明遗臣乘机四处联络，密诣郑军商议献降，连江宁城内及北京部分汉官，亦生反侧，遣人寄书约降。郑军截获了不少清朝上下来往文书塘报。其中一份是江宁提督管效忠发往北京的，内称：管效忠自镇江败回南京后，“日将防城器具料理，并差往苏、松等处讨援兵，并带急报燕都奏请救援，称海师二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俱全身是铁，箭射不透，刀斩不入。瓜镇二战，败回者魂魄尤惊，策战者鞠缩不前。现攻下镇江、太平、宁国等府，浦口、六合、丹涂繁易、勾容、浦江等县，滁、和等州，松江提督马进宝阴约归(附)。现在攻围南都，危如累卵，乞发大兵南下救援扑灭，免致燎原焰天”。郑成功看到这份塘报后大喜说：“似此南都必降矣！”②。
北京一些降清汉官分析局势时，认为江宁必失，清廷不稳，有的还将家书附入文书袋内，传话令南方子侄降郑。郑军截获的清朝上下往来文书中，有的传报中有“燕都不通文报近一月矣，南都未知明清”之句。“又有家成附搭云：南都音信久绝，传闻铁兵难敌，有迁都远避之议，大事可知。可令子与弟先投国姓，以为我后来进见地。云云。”③成功之户部主事杨英记述当时情形说：“时王子、王孙、公、侯、驸马、伯，驰书禀乞给牌札起义者比比。”前明故臣徐渭之子徐楷报称：“杭虏俱吊入南京，城中空虚，乞付札以便据城迎降。又云：杭虏与家人永诀赴京，云战甚利害，有机会必投顺。”④清漕运总督亢得时，率兵往援江宁时，在高邮途中，“自溺死”。《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7页。
魏源在《圣武记》卷八综述当时形势说：“七月，(郑成功)直薄金陵，谒孝陵。而煌言别领所部由芜湖进取徽、宁诸路。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大守备空虚。松江提督马进宝不赴援，阴通于寇，拥兵观望。成功移檄远近，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无为、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望风纳款，继扬、常、苏旦夕待变。东南大震，军报阻绝。”
黄梧以一战败之将和将遭郑成功惩治的罪臣，一跃而为蒙受清帝特恩的公爵提督大人，前程远大，他对帝真是感恩戴德，决心效尽犬马之劳。他对清朝之剿郑，在三个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一是率部拼死厮杀，克城破敌。顺治十四年八月浙闽总督李率泰奏准，增加黄梧之标兵，合原额共增足为四千名(增加了将近两倍)，驻扎漳州，弹压闽南。九月，黄梧同李率泰与提督马得功、都统郎赛水陆并进昼夜攻击，连破七城，攻克闽安镇，立下军功。寻又捐造战舰一百艘，朝廷加其以太子太保荣衔。后来他又屡剿郑军，军功累累，广招敌军将士，十二年里，“共招抚过伪官二百余员，兵数万余名”。《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
二是献计献策。清廷原对郑军内情知之甚少，故无良策对付，黄梧降清后，详奏郑军情形，提出剿灭之法。他奏上了“剿灭郑逆五策”，要点如下：
“一曰驻海滨以堵登岸。成功乘春收之时，散遣伪将四出派饷，深入内地，官军驻扎城内，尾后相追，贼已饱。应分驻重兵于福、兴、泉、漳滨海要地，往来驰剿，则贼不敢登岸矣。二曰造小船以图中左。成功恃中左为三窟，盈盈隔水，一苇可航，而陆地将弁殊无问津之意，故负固至今。请于漳州港口多造八桨小船，伺潮渡海，成功恐惧，必尽撤各伪镇，护其巢穴，身不敢离中左半步。我师压水而阵，广布招抚，兼用间谍，不出两月，内变必作，成功可坐擒也。三曰清叛产以裕招徕。郑逆及各伪镇产业，多诡托他姓掌管，梧颇知其详。应请敕下督抚，会同梧遍行查出，所收租税，永充兵饷。今海上诸伪镇愿附者多，当事蒿目乏饷而不敢收。此项既清，即以叛产招叛兵，于以解散成功党与易易矣。四曰锄五商以绝接济。成功于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为之行财射利，梧在海上，素所熟识，近且潜住郡城，为其子弟营谋乡举邑庠为护身之符，其实阴通禁货，漏泄虚实，贻害莫大，应请敕下督抚严提正罪，庶内宄清而接济之根可拔矣。五曰贼坟以快众愤。成功父子残害生灵，实戾气所钟。闻其石井祖墓，风水最险，言论咸谓宜掘，以破贼旺气，且快人心，亦惩恶之一端也。”《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卷。
黄梧又奏请严海禁说：“郑逆猖獗，全借内地接济。福宁、沙埕为木植、丝绵所出；晋江之福前所，同江之鼎美、高浦为油麻、钉铁所出；海澄县之南溪、漳州之佛潭桥为柴米之薮。至闽粤错壤，则饶平县之黄冈，澄海之南洋，米栗山积，土宄阴为转输。赍粤粮，养闽寇，最为大患。宜先就接济之地，设法严禁。”《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
他又奏请诛杀郑芝龙说：“海贼俱属漳、泉、潮、惠之人，梧今大张布告，必渐次归附。但郑成功恃其父芝龙在京，欺诳招抚，借以登岸派饷，故首恶在芝龙，必先断绝芝龙，使之音问不通，则成功只海上匹夫尔。又成功之敢于猖獗，由其父芝龙诳谋罔上，赍书下海，扬言招抚，沿海人心摇惑，凡欲投诚者，咸以欲抚之故，仍坚其怙恶之心，请密奏剪除芝龙，以绝盗根。”《清史列传》第108卷第19、20页。
黄梧对清廷的第三项贡献是力举施琅。施琅是郑芝龙旧将，任左冲锋，足智多谋，骁勇善战，顺治三年随芝龙降从征广东，戡定顺德、东莞、三水、新宁诸县，后郑成功起兵，琅又隶其麾下，任左先锋，其弟施显任左先锋副将，管援剿左镇，“兄弟俱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动多倚兵凌人，各镇俱受下风”。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率师南下，欲支援南明广州守将，抵抗清军，施琅不愿，成功遂令施琅将左先锋印及兵将交与副将苏茂管辖，又将其副将调入戎旗亲随协将，施琅心怀不满，竟自削发为僧，不朝见郑成功。接着又出了一些事，郑成功恼怒，将施琅及其父大宣与一些子侄捕捉监禁，施琅被人救走后降清，其父及弟施显和子侄被成功斩杀。
可能是因为施琅系只身归顺，所带将弁不多，清廷未予重视，仅授其为委署都督，一闲就是几年。现在黄梧便对朝廷竭力保举施琅，赞其有才，应予重用说：郑成功漂泊海岸，往来靡定，欲扑灭之，非熟悉情形者不能。“敬举所知，有委署都督施琅者，仇贼甚深，知彼知己，胸有成算，其输款本朝已久，一出受事，即著微劳，且智勇兼优，忠诚素矢，宜假以事权，俾尽展所长，与梧戮力驰驱，必能剪除海孽”。杨英：《先王实录》，第32、33页；《清史列传》第9卷，《黄梧传》。
黄梧的以上建议，受到清廷十分重视，大都采纳，申严海禁，移兵驻防，增造战舰，擢用施琅，初授琅同安福将，寻迁总兵官。黄梧偕施琅会同提督马得功、总兵苏明，赴晋江县之大觉山，南安县之覆船山、橄榄山、金坑山，剜毁芝龙父祖及先世坟五座。黄梧又斩郑成功所置五商。清廷将郑芝龙及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俱流徙宁古塔，家产籍没，又对芝龙加以铁链三条，手足扭镣，后郑芝龙等皆被斩杀。《清世祖实录》第109卷第3页、第111卷第3页。
黄梧的降清及其剿郑献计，举荐施琅，对扭转清廷的劣势，削弱郑军的威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荐举施琅，为清军后来统一台湾降服郑氏权利，找到了一个最佳统帅。
二、猛克镇江郑军包围南都。
顺治十六年(1659)六月底，正当皇上王公大臣还在为年初三路征滇大军会师昆明，大获全胜，特颁平定滇黔川桂湖五省恩诏，而喜庆未已之时，突然收到了镇江、瓜州失陷，郑军百万围江宁，“东南大震”的急报，顿时朝野震惊，人心惶惶。
顺治帝福临谅必会为此而迷惑不解？四年以前他授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统率八旗军绿营兵征剿郑成功，曾收复潭州等地，宁海大将军伊尔德亦收复舟山，皆于顺治十四年班师，为何此时郑成功能突兴大军，围攻江宁？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可能是，顺治帝及议政王大臣们对郑成功之为人，认识不够深刻，不了解其毕生奋斗的根本目标是恢复大明王朝万里江山，逐清复明，因而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防御。
黄梧降清后，虽提供了大量郑军的情报，献计献策，但对郑成功之决心南征北伐，夺占江南，进图燕京的宏伟愿望，却未予强调。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黄梧本人并不相信郑成功真有此雄心壮志，真有实现这一愿望的足够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只不过是欲图夺据一些沿海州县苟延残喘而已。二是黄梧担心过分宣传郑之雄心和力量，会被人看作是长敌人之威风，灭自己之志气，而招致皇上王爷不满，带来无穷祸患。因此，他的介绍敌情和奏陈对付之策，都按照消灭地狭民寡军弱多变亡期不远的敌人来描述和献策的。这也影响到朝廷对郑军的正确认识。
就在清廷宣布定远大将军世子济度和宁海大将军伊尔德获胜凯旋之际，南明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郑成功却在抓紧扩兵训练，准备北伐。他分所部为七十二镇，设六官理事，“假明永历号便宜封拜”。他募集士卒十七万，以五万习水战，以五万习骑射，五万习步击，万人往来策应。他还专门训练了一支万人铁军。
顺治十五年二月，他调各提督、统镇回思明(即厦门)选练征剿时，对诸将说：“先年(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护国岭杀败阿格商(清之骁将)，所拾衣甲，全身披挂是铁，所以敢下马打死仗者，恃有此耳”。“今我亦欲用此披挂，剿杀丑虏，诸将以为何如？”戎政王秀奇说：“披挂全身穿戴不下三十斤，虏有马驼载，穿戴犹易”，“今我兵欲以一人穿戴三十斤步行，雄壮者不难，矮小者未见其便。”郑成功说：“须拣选雄壮强健者当之。”甘辉说：“岳家军多自负戴，我朝戚南塘令兵卒两脚股负沙操练，岂畏重耶？要在操练得法耳。”时有勇士王大雄在，遂令其披挂。王大雄“手执战具，步伐整齐，如赴敌状，动履如飞”。成功大喜说：“似此可纵横天下矣。”遂传令连夜赶制披挂铁面，选精兵万人，“绘朱碧彪文，峙阵前，专斫马足，矢铳不能入”。杨英：《先王实录》，第165页；《圣武记》第8卷。郑成功亲自挑选，凡能举大石五百斤(一曰三百斤)者，方能选为亲兵，“配以云南斩马刀、弓箭，戴铁盔，穿铁臂、铁裾，用锁锁定，使不得脱，时谓之铁人”。阮？锡：《海上见闻录》。
顺治十五年五月十三日，郑成功统领大军，驾舟北征，六月十一日、十三日连降平阳、瑞安二县，围攻温州，未下，转乘船北上，八月初九大军至羊山，次日骤遇飓风，辟巨舰数十艘，士卒淹没数千，成功之次子、三子、五子淹死，乃督师回舟山，随后驻扎温州、台州一带。
顺治十六年四月，郑成功再次统率大军北征。五月初四他对全军官兵重申禁止扰民之谕，强调说：“本藩亲统大师，不惮数千里长驱远涉，进入长江，刻期恢复，上报国恩，下□(救)苍生。此行我师一举一动，四方瞻仰，天下见闻，关系匪细。各提督统镇十余年栉沐辛勤，功名事业，亦在此一举，当从恢复起见，同心一德，共襄大事。……其岸上地方百姓，严令秋毫无犯。已有颁刻禁条，炳若日心，总以收拾民心，上为国家大计。须体此意，谆谆严饬所辖：登岸之时，不准动人一草一木，有犯连罪。”杨英：《先王实录》，第195、196、197页。
六月十四日，舟至焦山(山在镇江东九里大江中)，集诸将议进攻之事。郑成功谕诸将说：“瓜镇，京都之门户，峙立两岸，必有重兵镇守，又有谭家洲炮台与瓜州梆堤炮台对击，又有滚江龙把截，未宜轻敌。须分一支由水攻取谭家洲，夺其大炮，另拨陈大胜善没水者，斩断滚江龙，又以大师捣其瓜州，使虏左右支吾，闻风破胆，瓜镇不日克下矣。尔等各依行令机宜而行。”随即具体分拨各将进攻地点。十五日，进扎瓜州北岸，传令进师，命右提督、前锋镇等各水师营进取谭家洲大炮，令材官张亮督泅水荡船，刻限斩断滚江龙。滚江龙乃系清军在金山、焦山之间铺设的大铁索，横江中，阻止郑军船只通过。成功又令兵部侍郎张煌言督兵，待铁索斩断，即进据瓜州上游，焚夺满洲木浮营。此浮营用大杉木板钉围，内容兵五百名，大炮四十门，火药火罐不计其数，上流来船，遇之立碎，十分厉害。
出发之前，成功又与诸将誓师说：“此番孤军侵入重地，当于死中求生。胜此一阵，直克其城，则破竹之势成，功名富贵近之矣。进生退死，本藩当身先陷阵，以为尔率，尔等其勉之。”
十六日，郑军猛攻，克瓜州，擒获清操江巡抚朱衣助，夺取了谭家洲大炮和溃洲木城三座。二十三日与清军大战于银山，清军兵分五路，奋勇来攻，郑成功亲督亲军右武卫、左武卫还战，双方鸟铳、行营炮、弓箭齐放，“声震天地”。郑军“奋勇死战，无不以一当百”，大败清军，追杀十余里。镇江副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等见势不支，赴银山军前献城投降。郑成功随遣张煌言安抚浦口，袁兵部起震安抚滁州、六合等处，都督李必安抚仪真县。七月初七，大军抵达南京城下，开始了围攻南京之战。
三、惊扰交织帝欲统军亲征。
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大军围攻江宁(即南京)之情，紧急呈报朝廷后，清廷大震。顺治帝福临对此突来之特坏急讯，万分震惊，据说他竟往见母后，要丢弃北京，返回盛京，迁移都城，遭到孝庄太后的拒绝和训斥。此说虽系传闻，但下述一事却是千真万确，即福临惊怒交加，于南苑召集王公大臣议事，宣布要御驾亲征。
为什么顺治帝对郑军之围南京，竟会作出这样奇特甚至是带有丧失理智性的疯狂反应？就客观条件说，此事不难理解，即在大多数人看来，江宁必失，东南半壁江山难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敌众我寡，郑军在兵士数量上位居优势。郑成功“联营八十三”，每营以三百名计算，当有二三十万兵士。史载其十五年五月统兵出征时，有士十七万，号称八十万，经过瓜州、镇江激战获胜，清军来降者不少。而江宁守兵，却远远少于郑军。
江南驻有八旗军。顺治二年设江宁驻防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辖左翼四旗满洲蒙古兵二千名，弓匠铁匠各五十六名。十一年又设京口驻防总管一员，管辖八旗军，数目不多，主要是汉军旗士兵。但是，顺治十三年福建新设驻防八旗，调走京口汉军兵八百名，十五年起远征云贵，江宁、京口驻防八旗兵又调走不少。
江南省绿营兵较多，江南总督驻扎江宁府，统辖本标官兵及分防各营兵，兼节制抚标三、提标一、镇标五。督标有中营、左营、右营，辖兵二千余名，江宁城守协副将一员，驻扎江宁府，辖左右营兵一千一百八十余名，另有驻扎江宁城附近之仪真、溧阳、江阴、江都县之水陆兵约三千名。瓜州、镇江原有水陆兵三千三百余名，已经大部覆没。江宁原来还驻有江南汉兵提督管效忠之兵四千名，十三年调驻京口，大半于镇江败亡。另外，苏州府驻有江宁巡抚的标兵及城守营兵一千余名，松江府驻有苏松提督马进宝之标兵及城守营兵四五千名，崇明驻有水师兵一万名，还有漕运总督之标兵、操江巡抚之标兵及其他州府之兵，江南全省(江苏、安徽)绿旗兵约有五六万名。
现在郑军围攻江宁，江宁城中之满洲蒙古八旗军原来只有两千名，部分被调往云贵，绿旗兵约有数千名，要对抗十余倍于己的郑军，的确是以寡敌众，众寡悬殊，正如清人所说“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大守备空虚”。这样的情形，江宁怎能固守？
第二，士气低落，将弁观望，誓死效忠者少。郑军大举北征，声势逼人，一些降清汉将见势不妙，多怀二心，或一战即逃，最典型、影响最大者当数苏松提督马逢知。马逢知原名马进宝，明季任安庆副将都督同知，顺治二年至九江降于英王阿济格，奉金招抚了安徽巡抚张亮等文武官及兵士万余人，加总兵衔，隶汉军正蓝旗。三年从征浙江，克金华，留守，后授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改名马逢知。郑成功督军进攻瓜州、镇江时，即与马逢知秘密联系，“约日起兵，攻打都城”，故马未来赴援，统领本部士卒数千，“拥兵观望”，“阴通于寇”，听任郑军包围南京。镇江守城副将高谦降，太平府守将刘世贤诣郑成功军前迎降，献府中兵马、钱粮、军器册籍，六合、合山、来安等县守将率兵逃走。芜湖县有清兵数百名，郑军四名将士与守兵二百相持于浦江港岸上，适逢另外四名郑兵路过，前往帮助，“虏遂惊走”，“八人乘势赶去南门，本县并防守虏兵由北门逃遁”，“时童谣有云：是虎乎否？八员铁将惊走满城守虏”。②③④杨英：《先王实录》，第204页；第208页；第212、213页；第213页。清军将士如此怯懦，怎是郑军敌手！
第三，民心不稳，缙绅欲降。郑军连打胜仗，直逼南都，汉民振奋，故明遗臣乘机四处联络，密诣郑军商议献降，连江宁城内及北京部分汉官，亦生反侧，遣人寄书约降。郑军截获了不少清朝上下来往文书塘报。其中一份是江宁提督管效忠发往北京的，内称：管效忠自镇江败回南京后，“日将防城器具料理，并差往苏、松等处讨援兵，并带急报燕都奏请救援，称海师二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俱全身是铁，箭射不透，刀斩不入。瓜镇二战，败回者魂魄尤惊，策战者鞠缩不前。现攻下镇江、太平、宁国等府，浦口、六合、丹涂繁易、勾容、浦江等县，滁、和等州，松江提督马进宝阴约归(附)。现在攻围南都，危如累卵，乞发大兵南下救援扑灭，免致燎原焰天”。郑成功看到这份塘报后大喜说：“似此南都必降矣！”②。
北京一些降清汉官分析局势时，认为江宁必失，清廷不稳，有的还将家书附入文书袋内，传话令南方子侄降郑。郑军截获的清朝上下往来文书中，有的传报中有“燕都不通文报近一月矣，南都未知明清”之句。“又有家成附搭云：南都音信久绝，传闻铁兵难敌，有迁都远避之议，大事可知。可令子与弟先投国姓，以为我后来进见地。云云。”③成功之户部主事杨英记述当时情形说：“时王子、王孙、公、侯、驸马、伯，驰书禀乞给牌札起义者比比。”前明故臣徐渭之子徐楷报称：“杭虏俱吊入南京，城中空虚，乞付札以便据城迎降。又云：杭虏与家人永诀赴京，云战甚利害，有机会必投顺。”④清漕运总督亢得时，率兵往援江宁时，在高邮途中，“自溺死”。《清世祖实录》第127卷第7页。
魏源在《圣武记》卷八综述当时形势说：“七月，(郑成功)直薄金陵，谒孝陵。而煌言别领所部由芜湖进取徽、宁诸路。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大守备空虚。松江提督马进宝不赴援，阴通于寇，拥兵观望。成功移檄远近，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无为、和州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望风纳款，继扬、常、苏旦夕待变。东南大震，军报阻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