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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消灭南明平定五省(12)
顺治帝也可能考虑到这一危险，所以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促进三藩效忠于朝廷，主要是给以破格的优遇。平西、平南、靖南三王，原定岁俸六千两，这已是很高的数目，相当于宗室亲王世子之俸禄，比郡王还多一千两，超过贝勒之俸银一倍多，三倍于固山贝子之禄，五倍于镇国公及一等公俸银。后于顺治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又先后增平西王俸银二千两，平南王、靖南王各俸银一千两。《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14、15页。顺治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帝又以金册，册封靖南王耿继茂之母李氏、平西王吴三桂之妻张氏、平南王尚可喜之妻舒氏、靖南王耿继茂之妻周氏为“福晋”。其册封张氏之册文说：“勋高屏翰，爰推懋赏之规，化起闺帷，聿重从夫之秩，丝纶特赏，翟增辉。咨尔平西王福晋张氏，性秉柔嘉，心怀淑慎，相夫报国，殚翼戴之忠忱，砥德宜家，表温恭之懿范，是用封尔为福晋，锡之金册，延兹世庆，益著誉于藩封，锡尔纯禧，永垂声于彤管”。《清世祖实录》第110卷第2、3页。福晋地位很高，只有宗室亲王、郡王之嫡妻，才能封福晋，异姓之人，能封福晋者，仅此四人，可见皇上对三王之优遇。
顺治帝的另一重大措施是与三藩联姻婚娶，使他们成为皇亲国戚，庶几可与国同休戚共命运。顺治十年八月十九日，以太宗第十四皇女和硕公主下嫁与平西王吴三桂之长子吴应熊，后晋封和硕长公主，授吴应熊为和硕额驸、三等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顺治十三年六月初二，因靖南王耿继茂先曾咨告礼部，言及其子精忠、昭忠年已长成，“应请缔结婚姻，不敢擅便，惟候上裁”，其意显系希望能仿平西王之例，与皇室联姻。礼部与内大臣奉旨会议此事，奏称：耿继茂之父“有携众航海投诚功，且继茂身任岩疆”，“仰承皇上报功恤劳仁德至意，宜以亲王等女下嫁”。帝降旨批示：和硕显亲王之姊，赐和硕格格号，下嫁耿精忠，固山贝子苏布图之女，赐固山格格号，下嫁耿昭忠。《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5页，第92卷第3页。顺治十七年六月，帝又以皇五兄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为己女，封和硕公主，下嫁与平南王尚可喜之第七子尚之隆，封之隆为和硕额驸。显然这可能是考虑到明朝之例，明太祖、成祖让黔国公沐英守云南，即以沐英为太祖义子，又将成祖之女下嫁沐英之子沐昕，沐英一家世守云南，效忠朝廷。现在三王之子皆与皇女婚配，三王皆成了皇亲国戚，便会永远效忠朝廷了。
顺治帝还采取了另一措施，即让三王各遣己子入京，随侍皇上。吴三桂之长子吴应熊，耿继茂之次子昭忠、三子聚忠(聚忠于康熙二年娶世祖所抚从兄安郡王岳乐之女和硕柔嘉公主)，尚可喜之子尚之隆，皆长住京城，随侍皇上，尚可喜之长子尚之信与耿继茂之长子耿精忠皆曾于顺治十一年前后入侍皇上，直到康熙十年才被其父奏准分别返回广东福建。王子入侍，既可联络帝王之间感情，实际上又是人质，是三王送与皇上的人质，用以限制三王毋生异心。
这些措施，严格说来，起不了什么作用。涉及帝位之争时，不要说什么王俸八千七千两，还是儿女亲家，甚至是骨肉至亲、父子至亲、手足至亲，通通被抛在九霄云外了，要的就是一个，我为君，你为臣，为此不惜兄弟厮杀，父子相残。顺治帝亲政以后读了大量典籍，熟悉前朝历史，尤其推崇明太祖朱元璋，那么他为什么不看看太祖分封诸王授以兵权带来的严重后果！难道燕王朱棣起兵夺位大战四年的教训，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何况这还是亲弟兄亲叔侄，是皇室成员，都如此为权、为帝位而残忍无情，那三位身系汉人且系降将之藩王，就会永久效忠朝廷不怀异心吗？不可能。顺治帝这样过分相信三藩，是太欠考虑了。
有识之臣对此早有忧虑，有的并上疏劾吴专擅不法。顺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川道御史杨素蕴奏劾吴三桂用人专擅说：
“臣闻邸报，见平西王恭请升补方面一疏，以副使胡允等十员，俱拟升云南各道，并奉差部曹亦在其内，臣不胜骇异。夫用人，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从古至今，未有易也。即前此经略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属，亦惟以军前效力各官或五省中人地相宜资俸应得者，酌量具题，从未闻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见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如该藩今日者也。且该藩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之不速。即如所言，湖南、蜀省，去滇稍近，犹可计日受事，若京师、山东、江南等处，距滇南万里，不知所谓远，更何在也。况该藩用人，皇上所以特假便宜者，不过欲就近调补无误地方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照常钤授，尤为名正言顺也。即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该藩所知，亦宜先行具题，奉旨俞允，然后令吏部照缺签补，犹不失权宜之中计，乃径行拟用，无异铃曹，不亦轻名器而亵国体乎。夫古来人臣忠邪之分，其初莫不起于一念之敬肆，在该藩敬历有年，应知大体，即从封疆起见，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于机先，伏乞天语申饬，令该藩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绥辑，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命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得之也。”《清世祖实录》第142卷第19、20页。
杨素蕴这一劾疏，写得非常之好，可以誉之为多年罕有之佳文。此疏至少有三点非常难得。其一，论证严密，从用外省之人、京官、远人及径行拟用等四个方面，彻底驳斥了吴三桂擅拟方面道员之论据，牢牢地给吴定上专擅用人大权之错误。其二，以此为据，将此错误上升到“人臣忠邪之分”的标准，且暗示吴有可能成为“别有深心”之邪臣，即有可能分割，朝廷应当“防微杜渐”，降旨申饬吴之大错。十二年以后的“三藩之乱”，强有力地证明了杨素蕴之此结论，是何等的正确，真系超人之远见。其三，抗论强藩，胆识过人。杨素蕴不过是一位刚从七品芝麻官的知县调为同品的小小御史，而吴三桂却系握有军政大权、统兵十万、威风凛凛、杀人如麻的平西王平西大将军，骄横跋扈，言出威随，顺彼者昌，逆彼者亡，杨竟敢对吴加以弹劾，将其当做可能是“别有深心”之“逆藩”，予以批驳，确系大胆。他在撰疏之时，未必不会想起六年前郝浴遭祸的例子。
郝浴，直隶定州人，“少有志操，负气节”，顺治六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八年改湖广道御史，充任四川巡按。顺治九年大西军四帅之一抚南王刘文秀统军五万入川，大败平西王吴三桂军，吴退驻锦州。郝浴在保宁监临乡试，被大西军数万士卒围困，浴一面拼死坚守，一面飞檄三桂赴援，“激以大义，谓不死于贼，必死于法”，但吴惮大西军，不敢即来，逾月乃往，大西军前往保宁。吴入四川，“骄横，部下多不法，惮浴严正，辄禁止沿路塘报”，郝浴上疏反对此举。大西军撤退后，清廷颁赏将士，吴三桂以冠服给予郝浴，郝浴不仅不接受，反而上疏指责吴说：“翦平贼寇，平西王责耳。臣司风宪，不预军事，而以臣预赏，非党臣则忌臣也。”他并疏劾“三桂拥兵观望状”。吴三桂“深衔之”。降将董显忠等以副将衔题授司道，“恣睢虐民”，浴上疏弹劾，将其改复原职，吴三桂唆使董显忠等人入京陈辩，郝浴被降秩罢革。顺治十一年，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上疏保举郝浴说：“浴固守保宁，出入营垒，奋不顾身，收兵措饷，转败为功，堪膺擢用”。吴三桂闻悉，立即上疏，利用郝浴所上保宁奏捷疏中有“亲冒矢石”语，“劾其欺罔冒功”，顺治十一年五月初三吏部议复时奏称：郝浴应削职为民，大学士冯铨等荐举不当，应各罚俸六月。《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15页；《清史列传》第7卷，《郝浴传》。
吏部此议，十分谬误。郝浴乃一书生，武非其长，却敢坚守危城，抗敌曾大败平西王的大西军，使清对大西军作战的重要军事基地保宁得以存而不陷，为清朝立下了大功。在那寡不敌众弱不敌强的危急时刻，他“出入营垒，奋不顾身，收兵措饷”，当然可以说是“亲冒矢石”，哪里是“欺罔冒功”！这是太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堂堂六部之首专任核议叙录贬斥官员之责的吏部尚书、侍郎、司官，怎会连此三岁小孩皆知的道理都弄不明白，反而给郝浴定上“饰词冒功”之罪，拟议处以削职为民。此事看来既很玄妙，令人难解，但又十分浅显，尽人皆知，原来其所如此颠倒是非的关键原因是，他们惹不起平西王，既然平西王诬告郝浴是“欺罔冒功”，他们也就只能定郝为“饰词冒功”，宁可出卖良心，置是非而不顾，宁可得罪顶头上司大学士，他们也不愿不敢开罪于平西王。
吏部尚书、侍郎、司官本来已经够昏庸糊涂了，不料号称聪睿绝顶的少年天子福临比他们还要糊涂，还嫌处分太轻，他竟降旨批示：“郝浴虚诳冒功，冯铨、成克巩、吕宫为信任倚毗大臣，不能纠劾，反扶同荐举，显有情弊，俱著明白回奏。”②③《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15页；第19页；第25页。
皇上既然发怒，斥责大学士们显有情弊，按照常例积习，他们当然应低头认罪，请求严惩，可是这次冯铨三人，却一反常态，并不承认有罪，反而在回奏时以“效忠”为理由，予以“巧辩”，可能是他们实在是难以做此违心之事，不愿颠倒是非吧。顺治帝更为生气，“下旨切责”，并谕命议政王大臣议拟此事。议政王大臣当然能体会皇上意图，于五月十六日议称：“郝浴虚诳，平西王未劾之先，冯铨等扶同荐举，既劾之后，回奏又不从实认罪，谬以亟欲效忠为词，巧为遮饰，俱应革职。郝浴冒功诳奏，应逮讯。”帝即降旨批示说：冯铨任用以来，尺寸未效，罪过多端，已经休致在籍，复念使功不如使过，特赐起用，毫无裨益，成克巩、吕宫俱破格超擢，不思感恩效忠，乃将郝浴含词妄荐，及回奏，又巧为支饰，“大负委任，本应重处，姑再从宽宥”，冯铨著降三级，成克巩、吕宫各降二级，俱照旧办事。“今后务各洗心涤虑，痛改前非，副朕屡宥录用之意”。“郝浴著逮讯”。②过了十二天，五月二十八日，议政王等议称：“郝浴冒功妄奏，应论死。”帝命免其死，“流徙盛京”。③
一位风华正茂，有胆有识，廉洁奉公、爱民疾恶，被人盛赞为“血性过人”，“才守学识”远逾群臣的四川巡按郝浴，当吴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权”，势焰熏天之时，从为国为民出发，敢于“不畏威，不附势”，疏劾为帝宠任倚托的骄王，竟落得革职罢官、流徙关外二十年的悲惨下场。这一冤案错案，清楚地告诉了文武百官：皇上倚任平西王，任何人也不要与平西王作对，否则，郝浴就是前车之鉴。自此以后，延续六年多，无人敢涉及平西王，上至大学士，甚至议政王、贝勒，下至为帝耳目为帝喉舌，“查核官常，参维纲纪”，“纠失检奸”的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十五道监察御史、六科都给事中、给事中这一大批言官，都不敢评说平西王是非，更不敢弹劾其专擅之过和生事为乱的可能性。现在杨素蕴竟敢直斥其专擅用人大权之过，要求皇上对其戒饬，以“防微杜渐”，真是胆比天大，气冲云霄，为国为民置身家性命而不顾了。
也许顺治帝认为杨素蕴所劾不无道理，觉得不应重蹈重惩巡按郝浴堵塞言路的覆辙，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总之，仅只将其疏下部议拟，并未降旨斥责和处分，但是对吴之题补各官，仍照样批准。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即杨素蕴呈上劾吴之疏后二十一天，朝廷任命了一批云南道员，升湖广上湖道副使胡允为云南布政使司参政分守金沧道，刑部郎中李煊为云南布政使司参议分守洱海道，四川重庆府知府何毓秀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管参政事分守临元道，湖广辰州府知府苏弘谟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清军驿传道，湖广安陆府马逢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临安兵备道，湖广永州府同知吉允迪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水利道，四川保宁府同知纪尧典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金腾兵备道，调补四川川西道副使田萃祯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洱海道，陕西关内道副使蔺一元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曲靖兵备道。《清世祖实录》第143卷第7、8页。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病故，四大辅臣秉政，调杨素蕴为川北道。平西王吴三桂并未因为世祖从其所请，题补各官，事实上已经取得胜利而罢休，仍然对杨素蕴恨之入骨，于同年上疏辩驳，并摘杨之疏中“防微杜渐”语，谓杨“意合隐射，语伏危机”，辅政大臣拟诏责令素蕴回奏。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杨素蕴遵旨回奏说：“臣官御史时，见平西王吴三桂题补方面官，不论内外远近，一例坐缺定衔，有碍国体，是以具疏驳正。至于防微杜渐等语，原属概论古今通义，未尝专指该藩，不过据理而陈，非别有意见。”《清圣祖实录》第5卷第12页。疏下部议，以素蕴“巧饰”，拟议将其降调，杨素蕴遂罢官归家。一位富有远见，正气凛然，“刚肠正气实有大过人者”之御史道员，就这样因为“为国直陈，奋不自顾”，惹怒了骄横王爷，而被罢官赋闲了。
顺治帝对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的过分倚任和放纵，尤其是让吴三桂兼掌云南军政大权，犯了严重错误，栽下了祸根，为了一时的省事省钱，不派八旗军留守驻防，不让五省经略辅臣洪承畴或类似洪的军国重臣经略云贵，与平西王分掌军权权利，终于导致三藩坐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之势，最后爆发了几乎危及爱新觉罗江山的“三藩之乱”，实在是咎由自取，责任难逃。
顺治帝的另一重大措施是与三藩联姻婚娶，使他们成为皇亲国戚，庶几可与国同休戚共命运。顺治十年八月十九日，以太宗第十四皇女和硕公主下嫁与平西王吴三桂之长子吴应熊，后晋封和硕长公主，授吴应熊为和硕额驸、三等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顺治十三年六月初二，因靖南王耿继茂先曾咨告礼部，言及其子精忠、昭忠年已长成，“应请缔结婚姻，不敢擅便，惟候上裁”，其意显系希望能仿平西王之例，与皇室联姻。礼部与内大臣奉旨会议此事，奏称：耿继茂之父“有携众航海投诚功，且继茂身任岩疆”，“仰承皇上报功恤劳仁德至意，宜以亲王等女下嫁”。帝降旨批示：和硕显亲王之姊，赐和硕格格号，下嫁耿精忠，固山贝子苏布图之女，赐固山格格号，下嫁耿昭忠。《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5页，第92卷第3页。顺治十七年六月，帝又以皇五兄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为己女，封和硕公主，下嫁与平南王尚可喜之第七子尚之隆，封之隆为和硕额驸。显然这可能是考虑到明朝之例，明太祖、成祖让黔国公沐英守云南，即以沐英为太祖义子，又将成祖之女下嫁沐英之子沐昕，沐英一家世守云南，效忠朝廷。现在三王之子皆与皇女婚配，三王皆成了皇亲国戚，便会永远效忠朝廷了。
顺治帝还采取了另一措施，即让三王各遣己子入京，随侍皇上。吴三桂之长子吴应熊，耿继茂之次子昭忠、三子聚忠(聚忠于康熙二年娶世祖所抚从兄安郡王岳乐之女和硕柔嘉公主)，尚可喜之子尚之隆，皆长住京城，随侍皇上，尚可喜之长子尚之信与耿继茂之长子耿精忠皆曾于顺治十一年前后入侍皇上，直到康熙十年才被其父奏准分别返回广东福建。王子入侍，既可联络帝王之间感情，实际上又是人质，是三王送与皇上的人质，用以限制三王毋生异心。
这些措施，严格说来，起不了什么作用。涉及帝位之争时，不要说什么王俸八千七千两，还是儿女亲家，甚至是骨肉至亲、父子至亲、手足至亲，通通被抛在九霄云外了，要的就是一个，我为君，你为臣，为此不惜兄弟厮杀，父子相残。顺治帝亲政以后读了大量典籍，熟悉前朝历史，尤其推崇明太祖朱元璋，那么他为什么不看看太祖分封诸王授以兵权带来的严重后果！难道燕王朱棣起兵夺位大战四年的教训，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何况这还是亲弟兄亲叔侄，是皇室成员，都如此为权、为帝位而残忍无情，那三位身系汉人且系降将之藩王，就会永久效忠朝廷不怀异心吗？不可能。顺治帝这样过分相信三藩，是太欠考虑了。
有识之臣对此早有忧虑，有的并上疏劾吴专擅不法。顺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川道御史杨素蕴奏劾吴三桂用人专擅说：
“臣闻邸报，见平西王恭请升补方面一疏，以副使胡允等十员，俱拟升云南各道，并奉差部曹亦在其内，臣不胜骇异。夫用人，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从古至今，未有易也。即前此经略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属，亦惟以军前效力各官或五省中人地相宜资俸应得者，酌量具题，从未闻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见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如该藩今日者也。且该藩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之不速。即如所言，湖南、蜀省，去滇稍近，犹可计日受事，若京师、山东、江南等处，距滇南万里，不知所谓远，更何在也。况该藩用人，皇上所以特假便宜者，不过欲就近调补无误地方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照常钤授，尤为名正言顺也。即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该藩所知，亦宜先行具题，奉旨俞允，然后令吏部照缺签补，犹不失权宜之中计，乃径行拟用，无异铃曹，不亦轻名器而亵国体乎。夫古来人臣忠邪之分，其初莫不起于一念之敬肆，在该藩敬历有年，应知大体，即从封疆起见，未必别有深心，然防微杜渐，当慎于机先，伏乞天语申饬，令该藩嗣后惟力图进取，加意绥辑，一切威福大权，俱宜禀命朝廷，则君恩臣谊，两得之也。”《清世祖实录》第142卷第19、20页。
杨素蕴这一劾疏，写得非常之好，可以誉之为多年罕有之佳文。此疏至少有三点非常难得。其一，论证严密，从用外省之人、京官、远人及径行拟用等四个方面，彻底驳斥了吴三桂擅拟方面道员之论据，牢牢地给吴定上专擅用人大权之错误。其二，以此为据，将此错误上升到“人臣忠邪之分”的标准，且暗示吴有可能成为“别有深心”之邪臣，即有可能分割，朝廷应当“防微杜渐”，降旨申饬吴之大错。十二年以后的“三藩之乱”，强有力地证明了杨素蕴之此结论，是何等的正确，真系超人之远见。其三，抗论强藩，胆识过人。杨素蕴不过是一位刚从七品芝麻官的知县调为同品的小小御史，而吴三桂却系握有军政大权、统兵十万、威风凛凛、杀人如麻的平西王平西大将军，骄横跋扈，言出威随，顺彼者昌，逆彼者亡，杨竟敢对吴加以弹劾，将其当做可能是“别有深心”之“逆藩”，予以批驳，确系大胆。他在撰疏之时，未必不会想起六年前郝浴遭祸的例子。
郝浴，直隶定州人，“少有志操，负气节”，顺治六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八年改湖广道御史，充任四川巡按。顺治九年大西军四帅之一抚南王刘文秀统军五万入川，大败平西王吴三桂军，吴退驻锦州。郝浴在保宁监临乡试，被大西军数万士卒围困，浴一面拼死坚守，一面飞檄三桂赴援，“激以大义，谓不死于贼，必死于法”，但吴惮大西军，不敢即来，逾月乃往，大西军前往保宁。吴入四川，“骄横，部下多不法，惮浴严正，辄禁止沿路塘报”，郝浴上疏反对此举。大西军撤退后，清廷颁赏将士，吴三桂以冠服给予郝浴，郝浴不仅不接受，反而上疏指责吴说：“翦平贼寇，平西王责耳。臣司风宪，不预军事，而以臣预赏，非党臣则忌臣也。”他并疏劾“三桂拥兵观望状”。吴三桂“深衔之”。降将董显忠等以副将衔题授司道，“恣睢虐民”，浴上疏弹劾，将其改复原职，吴三桂唆使董显忠等人入京陈辩，郝浴被降秩罢革。顺治十一年，大学士冯铨、成克巩、吕宫等上疏保举郝浴说：“浴固守保宁，出入营垒，奋不顾身，收兵措饷，转败为功，堪膺擢用”。吴三桂闻悉，立即上疏，利用郝浴所上保宁奏捷疏中有“亲冒矢石”语，“劾其欺罔冒功”，顺治十一年五月初三吏部议复时奏称：郝浴应削职为民，大学士冯铨等荐举不当，应各罚俸六月。《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15页；《清史列传》第7卷，《郝浴传》。
吏部此议，十分谬误。郝浴乃一书生，武非其长，却敢坚守危城，抗敌曾大败平西王的大西军，使清对大西军作战的重要军事基地保宁得以存而不陷，为清朝立下了大功。在那寡不敌众弱不敌强的危急时刻，他“出入营垒，奋不顾身，收兵措饷”，当然可以说是“亲冒矢石”，哪里是“欺罔冒功”！这是太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堂堂六部之首专任核议叙录贬斥官员之责的吏部尚书、侍郎、司官，怎会连此三岁小孩皆知的道理都弄不明白，反而给郝浴定上“饰词冒功”之罪，拟议处以削职为民。此事看来既很玄妙，令人难解，但又十分浅显，尽人皆知，原来其所如此颠倒是非的关键原因是，他们惹不起平西王，既然平西王诬告郝浴是“欺罔冒功”，他们也就只能定郝为“饰词冒功”，宁可出卖良心，置是非而不顾，宁可得罪顶头上司大学士，他们也不愿不敢开罪于平西王。
吏部尚书、侍郎、司官本来已经够昏庸糊涂了，不料号称聪睿绝顶的少年天子福临比他们还要糊涂，还嫌处分太轻，他竟降旨批示：“郝浴虚诳冒功，冯铨、成克巩、吕宫为信任倚毗大臣，不能纠劾，反扶同荐举，显有情弊，俱著明白回奏。”②③《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15页；第19页；第25页。
皇上既然发怒，斥责大学士们显有情弊，按照常例积习，他们当然应低头认罪，请求严惩，可是这次冯铨三人，却一反常态，并不承认有罪，反而在回奏时以“效忠”为理由，予以“巧辩”，可能是他们实在是难以做此违心之事，不愿颠倒是非吧。顺治帝更为生气，“下旨切责”，并谕命议政王大臣议拟此事。议政王大臣当然能体会皇上意图，于五月十六日议称：“郝浴虚诳，平西王未劾之先，冯铨等扶同荐举，既劾之后，回奏又不从实认罪，谬以亟欲效忠为词，巧为遮饰，俱应革职。郝浴冒功诳奏，应逮讯。”帝即降旨批示说：冯铨任用以来，尺寸未效，罪过多端，已经休致在籍，复念使功不如使过，特赐起用，毫无裨益，成克巩、吕宫俱破格超擢，不思感恩效忠，乃将郝浴含词妄荐，及回奏，又巧为支饰，“大负委任，本应重处，姑再从宽宥”，冯铨著降三级，成克巩、吕宫各降二级，俱照旧办事。“今后务各洗心涤虑，痛改前非，副朕屡宥录用之意”。“郝浴著逮讯”。②过了十二天，五月二十八日，议政王等议称：“郝浴冒功妄奏，应论死。”帝命免其死，“流徙盛京”。③
一位风华正茂，有胆有识，廉洁奉公、爱民疾恶，被人盛赞为“血性过人”，“才守学识”远逾群臣的四川巡按郝浴，当吴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权”，势焰熏天之时，从为国为民出发，敢于“不畏威，不附势”，疏劾为帝宠任倚托的骄王，竟落得革职罢官、流徙关外二十年的悲惨下场。这一冤案错案，清楚地告诉了文武百官：皇上倚任平西王，任何人也不要与平西王作对，否则，郝浴就是前车之鉴。自此以后，延续六年多，无人敢涉及平西王，上至大学士，甚至议政王、贝勒，下至为帝耳目为帝喉舌，“查核官常，参维纲纪”，“纠失检奸”的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十五道监察御史、六科都给事中、给事中这一大批言官，都不敢评说平西王是非，更不敢弹劾其专擅之过和生事为乱的可能性。现在杨素蕴竟敢直斥其专擅用人大权之过，要求皇上对其戒饬，以“防微杜渐”，真是胆比天大，气冲云霄，为国为民置身家性命而不顾了。
也许顺治帝认为杨素蕴所劾不无道理，觉得不应重蹈重惩巡按郝浴堵塞言路的覆辙，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总之，仅只将其疏下部议拟，并未降旨斥责和处分，但是对吴之题补各官，仍照样批准。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即杨素蕴呈上劾吴之疏后二十一天，朝廷任命了一批云南道员，升湖广上湖道副使胡允为云南布政使司参政分守金沧道，刑部郎中李煊为云南布政使司参议分守洱海道，四川重庆府知府何毓秀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管参政事分守临元道，湖广辰州府知府苏弘谟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清军驿传道，湖广安陆府马逢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临安兵备道，湖广永州府同知吉允迪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水利道，四川保宁府同知纪尧典为云南按察使司佥事分巡金腾兵备道，调补四川川西道副使田萃祯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洱海道，陕西关内道副使蔺一元为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分巡曲靖兵备道。《清世祖实录》第143卷第7、8页。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世祖福临病故，四大辅臣秉政，调杨素蕴为川北道。平西王吴三桂并未因为世祖从其所请，题补各官，事实上已经取得胜利而罢休，仍然对杨素蕴恨之入骨，于同年上疏辩驳，并摘杨之疏中“防微杜渐”语，谓杨“意合隐射，语伏危机”，辅政大臣拟诏责令素蕴回奏。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杨素蕴遵旨回奏说：“臣官御史时，见平西王吴三桂题补方面官，不论内外远近，一例坐缺定衔，有碍国体，是以具疏驳正。至于防微杜渐等语，原属概论古今通义，未尝专指该藩，不过据理而陈，非别有意见。”《清圣祖实录》第5卷第12页。疏下部议，以素蕴“巧饰”，拟议将其降调，杨素蕴遂罢官归家。一位富有远见，正气凛然，“刚肠正气实有大过人者”之御史道员，就这样因为“为国直陈，奋不自顾”，惹怒了骄横王爷，而被罢官赋闲了。
顺治帝对平西王、平南王、靖南王的过分倚任和放纵，尤其是让吴三桂兼掌云南军政大权，犯了严重错误，栽下了祸根，为了一时的省事省钱，不派八旗军留守驻防，不让五省经略辅臣洪承畴或类似洪的军国重臣经略云贵，与平西王分掌军权权利，终于导致三藩坐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之势，最后爆发了几乎危及爱新觉罗江山的“三藩之乱”，实在是咎由自取，责任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