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23章 消灭南明平定五省(7)

　　皇上如此的多次召见，厚赐银布衣物，封为王爵，长史等官及护卫“视多罗郡王例”，除了平西、定南、平南、靖南四王外，没有任何一位降臣得到这样的优遇，有清一代除四王外，也是罕遇。一个仅仅带领百余随员狼狈逃窜投到清营谋求活命之人，竟得到这样罕有的恩宠、重赏和优厚待遇，实出群臣意外，也引起一些降臣不满和忌妒。左都御史魏裔介竟因孙可望要求随军从征而特上劾疏，痛斥其“坐见败辱，鼠窜奔投”，“亡命来归”，从征之请乃“不自揣量，冒昧无知”，硬给孙定上三条罪状，要求皇上对其“严加处分”。《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4卷，《李定国列传》。

　　然而，少年天子却远比这位被赞为“才品优长”，见识高超，直言敢谏的御史，更有远见，更有气魄，坚持执行其特别优遇孙可望的独特政策，而且取得了预期的非常好的效果，那就是使孙可望“感激无地”，尽心竭力为朝廷效劳，从而很快就实现了平定滇黔的多年宿望。

　　孙可望在两个关键性问题上，帮了清廷的大忙。第一，他“开列云贵形势机宜”，“图画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使云、贵、川的“虚实险易尽输于敌”，全面、详细、准确地泄露了大西军的军事机密，为清军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击败敌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往清军之所以常吃败仗，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不知敌情，举凡大西军的军事组织、战略战术、将领情形、士卒心情、军事设防，等等，以及山川地形，知之太少，故而犹如瞎眼之人胡乱厮打，常中埋伏。现在情形大变，清廷对大西军、对西南是“明如指掌”了，就可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稳操胜算。第二，孙可望派人为清军当向导和奸细，严重地瓦解了大西军军心，促成李定国惨败。他“遣人赍手书招(大西军)诸将帅，言己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唯定国一人不赦。刘永秀之子及马惟兴、马宝等皆为所诱，先后举兵降。定国大溃，乃退师，奉上奔永昌”。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4卷，《李定国列传》。简而言之，孙可望的投降及其感戴帝恩，尽力为朝廷效劳，对促成李定国大西军的失败，对清廷的统一滇黔，起了很大的作用，顺治帝的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使全局皆活了。

　　二、三路会师一年平定滇黔。

　　少年天子福临还下了另外三着好棋，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明智地作出了正确的抉择。第一个问题就是洪承畴是否留任。洪承畴在顺治十三、十四年里，大部分时间是不敢进剿，寄望于抚，没有大的作为，引起廷臣不满，朝廷也就同意他的解职，谕其解任回京。但是，当孙可望投降后，洪承畴之“多年积病”突然好了，精力异常充沛，紧张工作，上疏奏称病已痊愈，要求留任，并将孙可望之“众散势孤，穷蹙乞降”，说成是由于数年以来他大力宣传“皇上文德绥怀，特恩招抚，遐方人心深切向慕，……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突生，人心解体”，故孙可望才“决计奔投”，《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将此大功贪为己有。

　　是允其留任，还是另换他人？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原则问题。不满和忌妒洪承畴者，大有人在，想趁此大好时机统兵出征，为朝廷建树功勋，为自己立功留名邀封崇爵者，亦不乏其人。万岁完全有理由不允洪之留任请求，也完全可以找到能任此事之人，那么，怎么办？顺治帝谅必反复思考过，但他作出的决定却必然出于某些大臣的意外，也使他们有些沮丧。他很快就同意了洪之请求，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五谕告兵部说：经略辅臣洪承畴，前已有旨准其解任回京调理，“近闻病已痊愈，仍著留原任，亲统所属将士，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广前进，相机平定贵州”。《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1页。

　　这个决定十分正确。洪承畴已经略五省四五年，主要将领和文臣，或系其奏调委任，或共事已久，民情军心皆较知悉，对敌方也有所了解，这支几万人的大军如若能在他的继续统率下，定对用兵大有裨益，否则，大军即将进剿之时，突易统帅，必然产生不少恶劣后果，不利于征剿，实践证明了世祖的这一决定马上就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洪承畴对此，真是感恩戴德，决心全力以赴，报答皇恩。他以“不胜惶悚，不胜感激”的心情，向皇上表忠说：“伏思职经略四载，寸土未恢，正当兵马秣厉之时，陡患危笃之疾，……惟有振励精神，勉图竭蹶，慎终如始，与大将军等计划万全，实行剿抚，期无负皇上委用至意”。《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洪承畴也确是这样做的。他于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收到孙可望于九月三十日派人自贵州送来的他的信后，立即起草回信，于第二日派十余名亲信官兵将这封“宣布朝廷德意”的回信带往宝庆，面交孙可望。十七日他即率第一批满汉精兵从长沙出发，前往宝庆，十九日到达湘潭，二十八日与孙会合，十二月初三同回长沙。洪承畴除了特别破格优遇孙可望，使其“感激无地”，并请帝加以殊恩外，抓紧时间了解滇黔情形，征求孙对用兵的建议，很快便对敌情有了深刻全面的了解，作战方略也成就了。

　　清廷的最初方案是，三路出师收复贵州后，驻于贵州，“具疏请旨，勿即进滇云，定滇大兵来年内进发”。朝廷将此方案交与洪承畴“详确筹划”。洪承畴在“广询细访”，“密会”孙可望后，对西南形势“明如指掌”，便提出重大的修改建议。他认为，原计划有三大缺点，一是三路大军合而为一，集中从贵州进攻云南，李定国便免去前后受敌的危险，“并可合全力以专守一路之险要”，这样一来，清军便难以越过险阻取胜。二是十数万大军集中一地出发，拥挤不堪，“则各路崇山深林，羊肠小道，士马大众之往返疲苦，其何以堪”。三系“大兵士马全聚一隅，则用粮益危”，贵州这一极贫之省，“钱粮不及江浙一中县”，军粮供应便成问题。因此，他建议：“两路大军同时齐发，又一路大军前后继进，如有一路大军先进取贵州省城，则别路大军似可就本省进军道路相度贵州、云南适中扼要地方兼有买运米粮处所，或分行驻扎，以示即可分进滇云之势，不致三路齐集贵州省城。则我兵既有分合之势，可成掎角之形，又无屯聚拥挤争粮乏食之患，且分路驻兵，得以蓄精养锐，各由径路齐进收复滇云，不致大众再有往返奔疲之苦，一举而数利皆在于我……一举而数害皆在于贼”。《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六)。这一建议非常及时和正确，为朝廷采纳，如果撤换洪承畴，清军就会犯下不少大错，而影响进取滇黔。

　　顺治帝的另一高明之处就是选好了合适的统帅。他对三路大军的统帅人选，经过反复思考并和商议军务的议政王、议政大臣们多次讨论，最后他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宣布，以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经略洪承畴由湖南进，以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由四川进，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与提督线国安由广西进。不久又于顺治十五年正月授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平郡王罗可铎等前往，总统三路。

　　这些决定非常正确，显示了少年天子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不囿一格，知人善任。这在罗托(亦写为洛托)的任用上显示得格外清楚。罗托是太祖之亲弟追封庄亲王舒尔哈齐之孙，系寨桑古贝勒之长子，早年从征，屡立军功，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崇德七年任都察院承政，能文能武，颇有才干。崇德八年八月，其家人都塔里等首告罗托与堂兄扎喀纳之妻私通，扎喀纳之包衣高丽妇人及罗托之包衣敦拜欲告发此事，被罗托杀害。法司审理勘实，拟议处死罗托。太宗命免其死，以其“悖乱违法”，命宗室吴达海等重挞罗托后，将其削爵幽禁，以其家财人口给予郑亲王济尔哈朗。《清太宗实录》第65卷第33页。顺治八年三月，复封其为三等镇国将军。十三年五月，因人才缺乏，尤其是开国有功的宗室王、贝勒、贝子、公，大都年老去世，后继乏人，故世祖谕告吏部说：罗托在太宗时，“虽曾犯大罪，因爱其才，且系宗室，特加宽宥。今值国家用人之际，久令闲住，深为可惜，著即补授镶蓝旗固山额真”。《清世祖实录》第101卷第7页。不久又擢授其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军驻往荆州，与经略洪承畴共同料理湖广军务。

　　其二，满汉一体，仰汉冲锋。以前作战，也皆动用汉兵，如近六十万名绿营兵和四王一公之汉兵，但大体上皆系以宗室王贝勒和满洲公侯伯固山额真等高级将领为主帅，统领八旗军为主力，分路征剿，除定南王孔有德外，汉人还未有充当大将军的。这次授平西王为平西大将军，与李国翰率军自川征黔，固山额真赵布泰与定南王部下提督、三等伯线国安由广西取贵，宗室罗托偕经略从湖南前征，三路大军皆系满汉并重，既有大批八旗军，也有平西王、定南王部下和川、陕、楚、湘、桂等省的绿营兵。有两路是满汉统帅并肩议事，另一路满帅权力略大于汉帅。这在皇上分别敕谕三路统帅的敕书中，讲得非常明白。帝“敕谕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曰：……特命王为平西大将军，同固山额真、侯、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统兵进讨，尔等统领所属官兵及汉中、四川各官兵，由四川前往贵州，相机进取，凡事王与固山额真会议而行”。这里平西王与墨尔根侍卫、侯是平行的。敕谕赵布泰等说：“特命尔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兵进讨，尔统领前去官兵并提督线国安标下官兵及湖南调发官兵，由广西前往贵州，相机进取，凡事与提督线国安、梅勒章京富喀、莽吉图等会议而行”。赵布泰之权高于线国安。帝又敕谕罗托说：如经略“同大兵前往”，凡事“亦与经略会议而行”。《清世祖实录》第113卷第15―18页。这对调动平西王、线国安、经略大学士的积极性，调动汉将的积极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三，满洲根本，满王总统三路。这次进攻，非同一般中小规模的征剿，而是清与大西军的最后大决战，是清彻底消灭大陆上南明权利的大决战，既十分重要，只许胜，不许败，只能完全成功，不能失败，也不能半途而废，故必须按照先前传统，由宗室王担任三军统帅，以确保朝廷对一二十万大军的绝对控制和征剿的绝对成功。另一方面，略有见识之人都不难看出，这次进剿极有可能成功，不会失败，南明、大西军已非清军对手，因此，谁为全军统帅，不仅涉及该人的功勋事业和荣华富贵，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关系到朝廷颜面、满洲根本国策和八旗军威的头等重大问题，如让汉人，哪怕是一直为朝廷效劳的平西王吴三桂这样可靠的降将，也会使八旗健儿脸上无光，有损朝廷威严，汉将必会趾高气扬。这样的胜利，就成为汉王汉将汉兵的胜利，其有可能蔑视满兵，后果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顺治帝委授多尼总统三路大军，就可彻底防止这种危险。

　　顺治帝在这一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做得十分妥帖和牢靠，不仅下谕授多尼以总统三路军马之权，并且给其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为其真正名副其实地当上全军统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就是为多尼配备了最强的将领班子和最强的兵力，使其自然而然能够成为取滇之主力军。顺治帝不让多尼之军参加攻取贵州之战，因为那只是前锋之战，不是决战，决战地点在云南。有吴三桂等三路军队分路进剿，必能夺据贵州全省了。皇上是要多尼在吴三桂等取贵州后，统军“前往专取云南”，他肩负的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性重任。多尼手下有一个强大的将领班子。帝命多尼同平郡王罗可铎，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一等侯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统领将士，进取云南。御前侍卫及王、贝勒、贝子、公等护卫，皆酌量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