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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困境求存减贡蠲税(4)
“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碱，春秋冬三季犹可居住，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前代造建大城，恐靡费钱粮，重累百姓，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庶几易于成工，不致苦民，所需钱粮，官民人等宜并心协力，以襄厥事。除每年旧额钱粮外，特为造城，新增钱粮二百五十万两，加派于直隶、山西、浙江九省地方，直隶二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四两九钱，山西三十万六千七百四十五两四钱(江南五十九万余两，河南十七万余两，湖广九万余两，江西二十二万余两，陕西二十三万余两)……此项钱粮，从见在当差人丁额征地亩内增派，该管督抚司道州县官宜协力催征，作速起解。此城所用钱粮，惟恐苦累百姓，损之又损，于数缩而不浮，凡官吏书役人等，若有额外需索罔利作弊者，一经查出，加以重罪，该地方督抚严察禁谕。此外有官民人等好义急公，情愿捐助者，听其自便，……酌量恩叙。”《清世祖实录》第49卷第11―13页。
从此谕来看，谕中所显示出多尔衮的形象，哪里还有什么叱咤风云安邦定国的开国之主英武色彩，完全是一个唯知挥霍浪费贪图享受鱼肉黎民的亡国昏君。谕旨说北京“地污水碱”，“溽暑难堪”，这对于一家三代祖孙十几口挤住一两间破平房的贫兵穷民来说，倒还有些像，而对主宰全国亿万兵民命运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来说，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京师西边玉泉山之泉水，水质之佳，为全国之冠，专供皇家食用，皇父岂能不饮。睿王府第，“高广比于皇居”，焉有暑气之侵袭！
也就是这个多尔衮，七年前他统率满蒙汉大军十余万进据燕京时，为争取民心，曾亲颁《大清国摄政王令旨》，痛斥明朝加派之祸国殃民，着重指出“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复加“练饷”“剿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他宣布自顺治元年起，“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0页，《摄政王谕官吏军民人等令旨》。然而七年以后，他竟要为了自己的避暑而沿袭明朝弊政，加派于民，这不是他把自己摆在明季昏君神宗的同一位置上吗？而且他还为了修建这一避暑之城，竟在军事吃紧兵力不足之时，准备遣派士兵，前往修城。
多尔衮死后，宁夏巡抚李鉴曾就此事上奏评论说：“皇城之建，曰避暑也。摄政在日，府第之制，高广比于皇居，尚有暑气之侵乎？如曰未也，汤泉北窗，尽有羲皇上人之乐矣，而乃敲海内残喘之脂，委于大荒沙碛之地，罢士卒精锐之筋力，而事畚锸于虎豹荆榛之区，圣谕所谓甚属无用者，真属无用也。”《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第308页，《宁夏巡抚李鉴揭帖》。
建城加派钱粮，不仅大大加重了对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河南、湖广、江西、陕西、江南九省人民的负担，而且开了加派之先例，自食其言，失信于民，极不利于安定民心，缓和矛盾，稳定全国政局，确是祸国殃民一大弊政。
顺治帝福临看准了这一问题关系重大，故于亲政大典举行之后一个月，在颁诏追罪睿王之前八天，顺治八年二月十三日下达专谕，废除这一特大弊政。他谕户部：“边外筑城避暑，甚属无用，且加派钱粮，民尤苦累。”此项工程著即停止。其因筑城加派的钱粮，本欲将已征者发还百姓，未征者即行停征，但恐奸污官吏及催征钱粮之人，不体朕意，欺害小民，将已征者竟纳入私囊，未征者仍行催逼。因此，著仍照原派数量征完，将此数目顶替顺治八年应征的正额钱粮。若地方官不将已交之银作为正额之赋，许交银者赴督抚处控告，督抚据实题参贪污之官，从重治罪。如督抚不为查办，交银者即来京赴部控告。《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7、18页。
顺治帝此谕讲得很好，不仅免除了筑城加派钱粮，解民之累，而且考虑很细，尽量使贪官污吏不能吞没已征之银和仍行催征，彻底贯彻执行免除加派之恩谕。这一规定也于黎民很有实惠，因若将已征之银退还本人，不仅给墨员胥役以讹民之机，或克扣干没，或以少作多，以成色不足之劣银当做足色纹银，从中牟利，而且黎民远道进城，衙前守候，耗费时日和盘缠用费，原交十两者，恐实际到手只有五两，损失不小。兼之，当时加耗之风盛行，上交一两正赋，往往被官吏索要加三加四或加五加六的“火耗银”，实际上被多征了一半还多的钱粮，养肥了贪官污吏。现在按谕所定，已交者，准抵顺治八年之正赋，民人就少受一次盘剥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顺治帝免除筑城加派钱粮，确系一大德政，于民于国皆有裨益。
三、革弊省费蠲除龙碗御柑。
顺治帝的另一措施是蠲免一些地方贡品，以节省冗费，减少民间苦累。举行亲政大典前四天，顺治八年正月初八，户部呈进陕西汉中府额贡柑子。他降谕免革说：陕西进贡柑子，虽属岁额，但地方官员采办，不无苦累小民之处。且汉中去京甚远，沿途动用人夫转送，更累驿递，“是以口腹之微，而骚扰吾民也，朕心殊为不忍”。目前陕西需饷正殷，著留此买运柑子钱粮，以养兵民，尔部即传谕该督抚，嗣后汉中额贡柑子，著永行停止，以昭朕体恤百姓至意。其江南所进橘子、河南所进石榴，亦著永行停止。②③④《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0页；第10、11页；第12页；第16页。
第二天，顺治八年正月初九，他谕户部：各处织造，供朝廷服御赏赉之用，虽不可废，但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既已有专设官员管理，又差满洲官及乌林人役催督，不但往来靡费钱粮，而且骚扰驿递，嗣后著停止差催。陕西一向织造褐妆蟒，朕思陕西用饷甚多，本省钱粮不敷，每拨他省协济，此织造褐妆蟒，殊属无用，亦著停止，至于陕西买办皮张，亦属烦扰，著一并停止，以节省冗费，以完兵饷。尔部速行传谕，“以昭朕恤兵爱民至意”。②
过了两天，顺治八年正月十一日，他问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京师营建所用之砖，因临清土质坚细，遣官一员前往烧造，分派漕船装运至通州，再由五闸拨运至京，给予脚价。帝谕：营建宫殿，京师烧造之砖尽可应用，若于临清烧造，“苦累小民，又费钱粮拨运，甚属无益”，且又使漕船增加苦累，“朕心甚为不忍”。临清烧造城砖，著永行停止，原差之官立即撤回。③
举行亲政大典之后第三天，顺治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因江西进贡额造龙碗，降旨停革说：“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④
顺治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又谕户部：“朕轸念百姓疾苦，凡事有不便于民者，悉令罢之。”四川进贡扇柄，湖广进贡鱼？，道经水陆，去京甚远，夫马船只，动支钱粮，苦累小民，朕甚悯之，以后永免，著为令。尔衙门即行榜示，“务使小民休息，咸沾德意”。《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26、27页。
顺治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因江南连年灾害，民生困苦，他谕工部：“江宁苏杭等处地方，连年水旱，小民困苦已极，议赈，则势难周，屡蠲，又恐国用不足，朕用是恻然于中”。念织造衙门系供服御赏赉之用，前此未能遽罢，“近闻甚为民累。夫民既苦赋税，又恐织役，何由得安。民既不安，朕岂忍被服美丽不为之所乎”。嗣后织造，除祝帛诰敕等项，著巡抚布政使织造解运外，其余暂停二年。尔部即行传谕，其应撤官役并应解钱粮事宜，作速议奏。《清世祖实录》第80卷第4页。
山西在明朝时年贡晋绸三百匹，入清以后，竟大量增加，“每年额造一千四百七十余匹”。工部奏述此情，建议仍照旧制，每岁止派解三百匹，所余银两，解部供用。帝允其奏。《清世祖实录》第118卷第14页。这些谕旨，都为稍苏民困起了一定作用。
四、数行大赦多次减租免赋。
虽然国库如洗，财政困难，不能大规模地蠲免正额钱粮，但为了缓解兵民困苦至极之情，顺治帝也咬紧牙关，一再通过亲政大典、上圣母尊号等大喜时日，颁发恩诏，大赦天下，蠲免积欠钱粮和部分州县额赋，或革除某些非法课派。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亲政恩诏规定：各省由万历年间加派地亩钱粮(即“辽饷”)，顺治八年分，准免三分之一。畿辅地方，原未派有万历年间加增地亩钱粮，其人丁徭银，各州县派征等则不一，顺治八年分，上三则免四分之一，中三则免三分之一，下三则全免。《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4页。
过了一个月，顺治八年二月十一日，以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礼成，颁诏天下，加恩官民兵士，规定：各省人丁徭银，顺治八年分，上三则免七分之一，中三则免五分之一，下三则免三分之一。不分等则者，三钱以上，免一半，三钱以下，全免。《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4页。
过了半年，顺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恭上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尊号，大赦天下，规定：“顺治五年以前民间拖欠钱粮，悉与豁免”。各处解送钱粮，途中遇贼劫夺者，查实豁免。漕船缺额，已准动支轻银两，责令运官自雇，不准重派地亩，又拿民船，以苏苦累。《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23、24页。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又以恭上母后之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皇太后尊号，大赦天下，恩款多条，其中规定：顺治六七两年地亩人丁本折钱粮，果系拖欠在民，悉与豁免，其已征收在官者，不得借口民欠侵隐。大军经过地方，马匹所需，供应草豆运价等项，以后俱准作正项钱粮销算。近来司府州县征收钱粮，天平砝码太重，多加火耗，民受困苦，著予严禁。各地徭役繁重，有豪绅、劣衿、衙胥积蠹，或本身田连阡陌，滥免差徭，或包揽他人田地徭丁，代为规避，偏累穷民，著予严察，重加惩处。直隶及各省征收钱粮，俱照万历年间则例，久已遵行，如州县官有将天启、崇祯年间滥加钱粮仍行征派者，该督抚纠参重处。《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18―20页。
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福临以母后病愈，颁诏大赦天下，顺治十年十一年两年未完地亩人丁本折钱粮，著该抚按确察，果系拖欠在民者，具奏豁免。这两年祭祀牛羊、药材本折钱粮，拖欠在民者，抚按确察具奏豁免。顺治十四年以前各省牛角、皮料等项，未解完者，工部确察，照例改折，以纾民力。《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3、4页。
顺治帝还多次下诏，蠲免无主荒地及遭受灾荒的州县钱粮。以顺治八年为例，二月，免山西朔州、浑源州、大同县无主荒地一万三千余顷钱粮，免山东汶上、寿张、宁阳、峄县六年分水灾额赋、金乡县七年分水灾额赋，又免山西荒地一万五千余顷额粮。《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5、17、20页。闰二月，免宛平县本年分水灾额赋。十一月，免山西平阳、潞安二府及泽州、辽州、沁州所属州县七年分雹灾地亩额赋，免山西阳曲、五台、浮山、榆社七年分蝗灾额赋。十二月免江南潜山、太湖、桐城、宿松等县荒田九千余顷七年分额赋。《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27页，第61卷第10、12页。再以顺治十年为例，三月，免山西被叛将姜残破之山西岢岚、保德等七十四州县六年全部逋赋及未破城之代州、榆次等十二州县逋赋十分之七，免直隶蓟州、丰润等十一州县九年分水灾额赋，免山西五台县六七两年分未征额赋及八年分额赋之一半，以被贼蹂躏也，又免江西省六年荒残逋赋二十七万余两。四月，免湖南寇荒顺治六七八九年逋粮及山西夏县荒地九百余顷额粮。五月，免河南祥符、封邱、河内、孟州、温州、修武、临漳等县九年分水灾额赋，免湖广沔阳州、潜江、天门县八年分水灾额赋，免直隶霸州、保定、庆云、东光等三十一州县九年分水灾额赋。《清世祖实录》第73卷第3―6页，第74卷第5页，第75卷第8、24页。
对于遭灾严重地方兵民，除免赋外，顺治帝还拨发银米，遣官往赈。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谕户部等衙门说：比年以来，兵事未息，供亿孔殷，加以水旱频仍，小民缺食，地方官不加抚绥，“以致流离载道”。“夫普天率土，系命朕躬，而困苦如斯，何忍闻见，朕为之寝食不惶。拯济安全，时不容缓”。户部等衙门凡有钱粮职掌在，即将现今贮库银两实在数目，作速查明奏闻。②《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3页；第13、14页。
过了两天，二月二十五日，他谕告户部发银赈济畿辅饥民说：“四海苍生，皆朕赤子，饥寒流徙，深切痛病”。前各省督抚奏明灾荒地方，已经查照分数，酌量减免，有极荒地方，非蠲免所能解救者，该督抚速行查奏，另加恩恤。“至于畿辅重地，房屋田土，多经圈占，加以去年水荒特甚，尤为困苦，朕夙夜焦思，寝食弗宁，亟宜拯救，庶望生全”。但荒政未修，仓廪无备，若非颁发内帑，何能济此急需。兹特命户礼兵工四部察发库贮银十六万两。母后闻悉，深为悯恻，发宫中节省费用及各项器皿，共银四万两，朕又发御前节省银四万两，共二十四万两，差满汉大臣十六员，分赴八府地方赈济。②。
过了几天，顺治八年三月初六日，福临敕谕前往赈灾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巴哈纳、王永吉、刘昌、屠赖等十六位大臣，指授机宜说：兹命尔等银前往各府，督同地方官员，计口给赈，须赈济如法，及时拯救，毋论土著流移，但系饥民，一体赈济，务使均沾实惠。若有里甲人等，指称拖欠钱粮，夺取赈济银两，或富豪挟逼赈银，以偿私债，俱许饥民控告，即时重处。被灾人户已去复归者，倍与赈济银两，俾得复业。外境移来者，既与赈济，仍加意安插，使得其所。卫所屯丁，与百姓一体赈恤。《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0―12页。
五、取民有制颁行《赋役全书》。
顺治帝福临在不动正额钱粮前提下，尽量减少和革除官吏私派积弊，以稍纾民困。他为此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编定《赋役全书》。
清军入关以后，因明季册簿遗失毁坏，征收赋税丁徭无所准绳，贪官污吏乘机上下其手，大肆敲诈，额外苛派，民之交纳，往往数倍于正额，致国赋拖欠，平民遭殃。故从顺治元年起，一些官员便上疏请编《赋役全书》，以使征收有制，民少私派。摄政王多尔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顺治三年四月以帝之名义谕户部说：“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多借口方策无存，增减任意，此皆贪官猾胥，恶害去籍，将朝廷德意何时下究，而明季业蠹何时清厘”。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彻底查核，责成京内各衙门及各省抚按，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久，称朕加惠元元至意”。《清世祖实录》第25卷第24页。
尽管摄政王威严无比，圣谕震惊官民，但由于战乱纷纷，征调频繁，军需孔急，不少省府州县未归帝辖，兼之“贪官猾胥”不愿有章必循，难以轻重其间，故编定赋役全书之事，中途搁浅。
顺治帝亲政后，此事又重新提起，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主持其事，但进展不快。顺治十一年初，吏科给事中郭一鹗上疏劾奏王弘祚“督修赋役全书，久无成效”，以及其他数事，经查核，最后以王失参各省迟造全书之各官，将其罚俸。在此影响下，户部于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七奏请加速编定《赋役全书》的工作。户部奏：“赋役全书，关乎一代之制度，各省之利弊”，请敕户部右侍郎将旧贮全书作速订正，督率各司官，将所管省份，创造新书，务求官民易晓，永远可行。书成之后，“进呈御览，刊发内外衙门，颁行天下，凡征收、完纳、解运、支销、考成、蠲免诸法，悉据此书，用垂永久”。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4页。
过了一年，此时除滇、黔及四川等省的一些州县以外，全国大多数省府州县已经平定，属清管辖，有可能也有必要尽快编定赋役全书。故福临下谕敦促户部加快编书。他于四月二十二日谕户部，“赋役全书，上关国计盈亏，下系民生休戚”。屡览尔部奏疏，或驳回该督抚另造，节催不应，或发出该地方誊刻，经久不完，分明是官胥利于蒙混，故意错误，希图延缓岁月，便其私派横敛，殊可痛恨。今欲将《赋役全书》限期告成，方略安在，并令督抚造报，如何始能画一，其悉心详议具奏，“务令蒙混永除，横敛立止，斯惬朕体恤民隐至意”。《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9页。
在帝之督促下，户部右侍郎王弘祚带领各司官员，催促各省抚按，紧张编制赋役全书，终于在顺治十四年冬编成和进览。福临很重视，特下谕户部，讲述此书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命颁行天下。他讲道：
“朕惟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禹贡则壤定赋，周官体国经野，法至备也。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深鉴。……(今)诚恐有司额外加派，豪蠹侵渔中饱，民生先困，国何以资，(故编此书)……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清世祖实录》第112卷第6―9页。
顺治帝福临的这些措施，以及下面即将谈到的严惩贪官，整顿吏治，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困至极的恶劣局面，但也可略苏其困，对减轻黎民痛苦改善艰窘处境，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
从此谕来看，谕中所显示出多尔衮的形象，哪里还有什么叱咤风云安邦定国的开国之主英武色彩，完全是一个唯知挥霍浪费贪图享受鱼肉黎民的亡国昏君。谕旨说北京“地污水碱”，“溽暑难堪”，这对于一家三代祖孙十几口挤住一两间破平房的贫兵穷民来说，倒还有些像，而对主宰全国亿万兵民命运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来说，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京师西边玉泉山之泉水，水质之佳，为全国之冠，专供皇家食用，皇父岂能不饮。睿王府第，“高广比于皇居”，焉有暑气之侵袭！
也就是这个多尔衮，七年前他统率满蒙汉大军十余万进据燕京时，为争取民心，曾亲颁《大清国摄政王令旨》，痛斥明朝加派之祸国殃民，着重指出“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复加“练饷”“剿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他宣布自顺治元年起，“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0页，《摄政王谕官吏军民人等令旨》。然而七年以后，他竟要为了自己的避暑而沿袭明朝弊政，加派于民，这不是他把自己摆在明季昏君神宗的同一位置上吗？而且他还为了修建这一避暑之城，竟在军事吃紧兵力不足之时，准备遣派士兵，前往修城。
多尔衮死后，宁夏巡抚李鉴曾就此事上奏评论说：“皇城之建，曰避暑也。摄政在日，府第之制，高广比于皇居，尚有暑气之侵乎？如曰未也，汤泉北窗，尽有羲皇上人之乐矣，而乃敲海内残喘之脂，委于大荒沙碛之地，罢士卒精锐之筋力，而事畚锸于虎豹荆榛之区，圣谕所谓甚属无用者，真属无用也。”《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第308页，《宁夏巡抚李鉴揭帖》。
建城加派钱粮，不仅大大加重了对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河南、湖广、江西、陕西、江南九省人民的负担，而且开了加派之先例，自食其言，失信于民，极不利于安定民心，缓和矛盾，稳定全国政局，确是祸国殃民一大弊政。
顺治帝福临看准了这一问题关系重大，故于亲政大典举行之后一个月，在颁诏追罪睿王之前八天，顺治八年二月十三日下达专谕，废除这一特大弊政。他谕户部：“边外筑城避暑，甚属无用，且加派钱粮，民尤苦累。”此项工程著即停止。其因筑城加派的钱粮，本欲将已征者发还百姓，未征者即行停征，但恐奸污官吏及催征钱粮之人，不体朕意，欺害小民，将已征者竟纳入私囊，未征者仍行催逼。因此，著仍照原派数量征完，将此数目顶替顺治八年应征的正额钱粮。若地方官不将已交之银作为正额之赋，许交银者赴督抚处控告，督抚据实题参贪污之官，从重治罪。如督抚不为查办，交银者即来京赴部控告。《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7、18页。
顺治帝此谕讲得很好，不仅免除了筑城加派钱粮，解民之累，而且考虑很细，尽量使贪官污吏不能吞没已征之银和仍行催征，彻底贯彻执行免除加派之恩谕。这一规定也于黎民很有实惠，因若将已征之银退还本人，不仅给墨员胥役以讹民之机，或克扣干没，或以少作多，以成色不足之劣银当做足色纹银，从中牟利，而且黎民远道进城，衙前守候，耗费时日和盘缠用费，原交十两者，恐实际到手只有五两，损失不小。兼之，当时加耗之风盛行，上交一两正赋，往往被官吏索要加三加四或加五加六的“火耗银”，实际上被多征了一半还多的钱粮，养肥了贪官污吏。现在按谕所定，已交者，准抵顺治八年之正赋，民人就少受一次盘剥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顺治帝免除筑城加派钱粮，确系一大德政，于民于国皆有裨益。
三、革弊省费蠲除龙碗御柑。
顺治帝的另一措施是蠲免一些地方贡品，以节省冗费，减少民间苦累。举行亲政大典前四天，顺治八年正月初八，户部呈进陕西汉中府额贡柑子。他降谕免革说：陕西进贡柑子，虽属岁额，但地方官员采办，不无苦累小民之处。且汉中去京甚远，沿途动用人夫转送，更累驿递，“是以口腹之微，而骚扰吾民也，朕心殊为不忍”。目前陕西需饷正殷，著留此买运柑子钱粮，以养兵民，尔部即传谕该督抚，嗣后汉中额贡柑子，著永行停止，以昭朕体恤百姓至意。其江南所进橘子、河南所进石榴，亦著永行停止。②③④《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0页；第10、11页；第12页；第16页。
第二天，顺治八年正月初九，他谕户部：各处织造，供朝廷服御赏赉之用，虽不可废，但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既已有专设官员管理，又差满洲官及乌林人役催督，不但往来靡费钱粮，而且骚扰驿递，嗣后著停止差催。陕西一向织造褐妆蟒，朕思陕西用饷甚多，本省钱粮不敷，每拨他省协济，此织造褐妆蟒，殊属无用，亦著停止，至于陕西买办皮张，亦属烦扰，著一并停止，以节省冗费，以完兵饷。尔部速行传谕，“以昭朕恤兵爱民至意”。②
过了两天，顺治八年正月十一日，他问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京师营建所用之砖，因临清土质坚细，遣官一员前往烧造，分派漕船装运至通州，再由五闸拨运至京，给予脚价。帝谕：营建宫殿，京师烧造之砖尽可应用，若于临清烧造，“苦累小民，又费钱粮拨运，甚属无益”，且又使漕船增加苦累，“朕心甚为不忍”。临清烧造城砖，著永行停止，原差之官立即撤回。③
举行亲政大典之后第三天，顺治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因江西进贡额造龙碗，降旨停革说：“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④
顺治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又谕户部：“朕轸念百姓疾苦，凡事有不便于民者，悉令罢之。”四川进贡扇柄，湖广进贡鱼？，道经水陆，去京甚远，夫马船只，动支钱粮，苦累小民，朕甚悯之，以后永免，著为令。尔衙门即行榜示，“务使小民休息，咸沾德意”。《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26、27页。
顺治十一年正月初十日，因江南连年灾害，民生困苦，他谕工部：“江宁苏杭等处地方，连年水旱，小民困苦已极，议赈，则势难周，屡蠲，又恐国用不足，朕用是恻然于中”。念织造衙门系供服御赏赉之用，前此未能遽罢，“近闻甚为民累。夫民既苦赋税，又恐织役，何由得安。民既不安，朕岂忍被服美丽不为之所乎”。嗣后织造，除祝帛诰敕等项，著巡抚布政使织造解运外，其余暂停二年。尔部即行传谕，其应撤官役并应解钱粮事宜，作速议奏。《清世祖实录》第80卷第4页。
山西在明朝时年贡晋绸三百匹，入清以后，竟大量增加，“每年额造一千四百七十余匹”。工部奏述此情，建议仍照旧制，每岁止派解三百匹，所余银两，解部供用。帝允其奏。《清世祖实录》第118卷第14页。这些谕旨，都为稍苏民困起了一定作用。
四、数行大赦多次减租免赋。
虽然国库如洗，财政困难，不能大规模地蠲免正额钱粮，但为了缓解兵民困苦至极之情，顺治帝也咬紧牙关，一再通过亲政大典、上圣母尊号等大喜时日，颁发恩诏，大赦天下，蠲免积欠钱粮和部分州县额赋，或革除某些非法课派。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亲政恩诏规定：各省由万历年间加派地亩钱粮(即“辽饷”)，顺治八年分，准免三分之一。畿辅地方，原未派有万历年间加增地亩钱粮，其人丁徭银，各州县派征等则不一，顺治八年分，上三则免四分之一，中三则免三分之一，下三则全免。《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4页。
过了一个月，顺治八年二月十一日，以上昭圣慈寿皇太后尊号礼成，颁诏天下，加恩官民兵士，规定：各省人丁徭银，顺治八年分，上三则免七分之一，中三则免五分之一，下三则免三分之一。不分等则者，三钱以上，免一半，三钱以下，全免。《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14页。
过了半年，顺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恭上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尊号，大赦天下，规定：“顺治五年以前民间拖欠钱粮，悉与豁免”。各处解送钱粮，途中遇贼劫夺者，查实豁免。漕船缺额，已准动支轻银两，责令运官自雇，不准重派地亩，又拿民船，以苏苦累。《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23、24页。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又以恭上母后之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皇太后尊号，大赦天下，恩款多条，其中规定：顺治六七两年地亩人丁本折钱粮，果系拖欠在民，悉与豁免，其已征收在官者，不得借口民欠侵隐。大军经过地方，马匹所需，供应草豆运价等项，以后俱准作正项钱粮销算。近来司府州县征收钱粮，天平砝码太重，多加火耗，民受困苦，著予严禁。各地徭役繁重，有豪绅、劣衿、衙胥积蠹，或本身田连阡陌，滥免差徭，或包揽他人田地徭丁，代为规避，偏累穷民，著予严察，重加惩处。直隶及各省征收钱粮，俱照万历年间则例，久已遵行，如州县官有将天启、崇祯年间滥加钱粮仍行征派者，该督抚纠参重处。《清世祖实录》第84卷第18―20页。
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福临以母后病愈，颁诏大赦天下，顺治十年十一年两年未完地亩人丁本折钱粮，著该抚按确察，果系拖欠在民者，具奏豁免。这两年祭祀牛羊、药材本折钱粮，拖欠在民者，抚按确察具奏豁免。顺治十四年以前各省牛角、皮料等项，未解完者，工部确察，照例改折，以纾民力。《清世祖实录》第114卷第3、4页。
顺治帝还多次下诏，蠲免无主荒地及遭受灾荒的州县钱粮。以顺治八年为例，二月，免山西朔州、浑源州、大同县无主荒地一万三千余顷钱粮，免山东汶上、寿张、宁阳、峄县六年分水灾额赋、金乡县七年分水灾额赋，又免山西荒地一万五千余顷额粮。《清世祖实录》第53卷第5、17、20页。闰二月，免宛平县本年分水灾额赋。十一月，免山西平阳、潞安二府及泽州、辽州、沁州所属州县七年分雹灾地亩额赋，免山西阳曲、五台、浮山、榆社七年分蝗灾额赋。十二月免江南潜山、太湖、桐城、宿松等县荒田九千余顷七年分额赋。《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27页，第61卷第10、12页。再以顺治十年为例，三月，免山西被叛将姜残破之山西岢岚、保德等七十四州县六年全部逋赋及未破城之代州、榆次等十二州县逋赋十分之七，免直隶蓟州、丰润等十一州县九年分水灾额赋，免山西五台县六七两年分未征额赋及八年分额赋之一半，以被贼蹂躏也，又免江西省六年荒残逋赋二十七万余两。四月，免湖南寇荒顺治六七八九年逋粮及山西夏县荒地九百余顷额粮。五月，免河南祥符、封邱、河内、孟州、温州、修武、临漳等县九年分水灾额赋，免湖广沔阳州、潜江、天门县八年分水灾额赋，免直隶霸州、保定、庆云、东光等三十一州县九年分水灾额赋。《清世祖实录》第73卷第3―6页，第74卷第5页，第75卷第8、24页。
对于遭灾严重地方兵民，除免赋外，顺治帝还拨发银米，遣官往赈。顺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谕户部等衙门说：比年以来，兵事未息，供亿孔殷，加以水旱频仍，小民缺食，地方官不加抚绥，“以致流离载道”。“夫普天率土，系命朕躬，而困苦如斯，何忍闻见，朕为之寝食不惶。拯济安全，时不容缓”。户部等衙门凡有钱粮职掌在，即将现今贮库银两实在数目，作速查明奏闻。②《清世祖实录》第81卷第13页；第13、14页。
过了两天，二月二十五日，他谕告户部发银赈济畿辅饥民说：“四海苍生，皆朕赤子，饥寒流徙，深切痛病”。前各省督抚奏明灾荒地方，已经查照分数，酌量减免，有极荒地方，非蠲免所能解救者，该督抚速行查奏，另加恩恤。“至于畿辅重地，房屋田土，多经圈占，加以去年水荒特甚，尤为困苦，朕夙夜焦思，寝食弗宁，亟宜拯救，庶望生全”。但荒政未修，仓廪无备，若非颁发内帑，何能济此急需。兹特命户礼兵工四部察发库贮银十六万两。母后闻悉，深为悯恻，发宫中节省费用及各项器皿，共银四万两，朕又发御前节省银四万两，共二十四万两，差满汉大臣十六员，分赴八府地方赈济。②。
过了几天，顺治八年三月初六日，福临敕谕前往赈灾的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巴哈纳、王永吉、刘昌、屠赖等十六位大臣，指授机宜说：兹命尔等银前往各府，督同地方官员，计口给赈，须赈济如法，及时拯救，毋论土著流移，但系饥民，一体赈济，务使均沾实惠。若有里甲人等，指称拖欠钱粮，夺取赈济银两，或富豪挟逼赈银，以偿私债，俱许饥民控告，即时重处。被灾人户已去复归者，倍与赈济银两，俾得复业。外境移来者，既与赈济，仍加意安插，使得其所。卫所屯丁，与百姓一体赈恤。《清世祖实录》第82卷第10―12页。
五、取民有制颁行《赋役全书》。
顺治帝福临在不动正额钱粮前提下，尽量减少和革除官吏私派积弊，以稍纾民困。他为此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编定《赋役全书》。
清军入关以后，因明季册簿遗失毁坏，征收赋税丁徭无所准绳，贪官污吏乘机上下其手，大肆敲诈，额外苛派，民之交纳，往往数倍于正额，致国赋拖欠，平民遭殃。故从顺治元年起，一些官员便上疏请编《赋役全书》，以使征收有制，民少私派。摄政王多尔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顺治三年四月以帝之名义谕户部说：“国计民生，首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多借口方策无存，增减任意，此皆贪官猾胥，恶害去籍，将朝廷德意何时下究，而明季业蠹何时清厘”。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彻底查核，责成京内各衙门及各省抚按，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久，称朕加惠元元至意”。《清世祖实录》第25卷第24页。
尽管摄政王威严无比，圣谕震惊官民，但由于战乱纷纷，征调频繁，军需孔急，不少省府州县未归帝辖，兼之“贪官猾胥”不愿有章必循，难以轻重其间，故编定赋役全书之事，中途搁浅。
顺治帝亲政后，此事又重新提起，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主持其事，但进展不快。顺治十一年初，吏科给事中郭一鹗上疏劾奏王弘祚“督修赋役全书，久无成效”，以及其他数事，经查核，最后以王失参各省迟造全书之各官，将其罚俸。在此影响下，户部于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七奏请加速编定《赋役全书》的工作。户部奏：“赋役全书，关乎一代之制度，各省之利弊”，请敕户部右侍郎将旧贮全书作速订正，督率各司官，将所管省份，创造新书，务求官民易晓，永远可行。书成之后，“进呈御览，刊发内外衙门，颁行天下，凡征收、完纳、解运、支销、考成、蠲免诸法，悉据此书，用垂永久”。帝从其议。《清世祖实录》第83卷第4页。
过了一年，此时除滇、黔及四川等省的一些州县以外，全国大多数省府州县已经平定，属清管辖，有可能也有必要尽快编定赋役全书。故福临下谕敦促户部加快编书。他于四月二十二日谕户部，“赋役全书，上关国计盈亏，下系民生休戚”。屡览尔部奏疏，或驳回该督抚另造，节催不应，或发出该地方誊刻，经久不完，分明是官胥利于蒙混，故意错误，希图延缓岁月，便其私派横敛，殊可痛恨。今欲将《赋役全书》限期告成，方略安在，并令督抚造报，如何始能画一，其悉心详议具奏，“务令蒙混永除，横敛立止，斯惬朕体恤民隐至意”。《清世祖实录》第91卷第9页。
在帝之督促下，户部右侍郎王弘祚带领各司官员，催促各省抚按，紧张编制赋役全书，终于在顺治十四年冬编成和进览。福临很重视，特下谕户部，讲述此书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命颁行天下。他讲道：
“朕惟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禹贡则壤定赋，周官体国经野，法至备也。当明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万历年间海内殷富，家给人足。天启、崇祯之世，因兵增饷，加派繁兴，贪吏缘以为奸，民不堪命，国祚随之，良足深鉴。……(今)诚恐有司额外加派，豪蠹侵渔中饱，民生先困，国何以资，(故编此书)……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清世祖实录》第112卷第6―9页。
顺治帝福临的这些措施，以及下面即将谈到的严惩贪官，整顿吏治，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民困至极的恶劣局面，但也可略苏其困，对减轻黎民痛苦改善艰窘处境，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