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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乾纲独断欲创伟业(4)
以上事实表明，少年天子虽于顺治八年正月亲政，摆脱了昔日仰叔鼻息，听任睿王多尔衮欺凌的羞辱困境，夺回了部分应属于他的权力，但是，诸王势力仍很强大，特别是郑王济尔哈朗一家四王，力图填补多尔衮死后留下的空白，且已取得很大成功，成为左右政局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福临及其母后对此十分警惕，竭力采取各种措施，抑王崇君，到了顺治九年初，终于达到了目标，此时福临才能说是真正的乾纲独断无比威严的圣尊天子。
这一局面，并非所有王公大臣都能满意，尤其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此更为遗憾，尽管他的处境比任何一位王爷都好，也是他有生以来日子最好过的阶段。他是此时仅有的一位“叔王”，受到皇上的尊敬，他是四位和硕亲王之一，他是议政王之首，一家四王爷，在处理军国大事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在群臣中是三朝老王，德高望重。但他显然对于年轻皇上如此集中大权于一身压抑诸王的方针，颇为不满，这从他三年后去世之前三月所上奏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顺治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福临谕诸王及大臣，言及亲政五年来，疆域未靖，水旱频仍，吏治惰污，民生憔悴，钱粮侵失，兵饷不足，“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领”，诸王及大臣“皆亲见太祖、太宗创业垂统之艰难，年来辟地绥民之不易，必有长策以裨治安”，应“居则深思，进则敷奏”。郑亲王济尔哈朗遂于二月初七遵谕奏称：
“太祖武皇帝开创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及众台吉等，讨论政务之得失，咨访兵民之疾苦，使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上合天心，下洽民志，扫靖群雄，肇兴大业。太宗文皇帝缵承大统，绍述前猷，亦时与诸王贝勒大臣讲论不辍”，“伏祈皇上效法太祖、太宗，不时与内外大臣详究政务得失”。《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4页，第89卷第6、7页。
清太祖努尔哈赤遇逢重大事情，必召集子侄诸贝勒台吉和额亦都等五大臣商议，晚年并手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太宗皇太极在执政的前十年即天聪年间，基本上是遵照太祖遗制而行，直到后来才改变汗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并坐接受群臣朝拜之制，又创定诸王掌管六部制度。郑王如此引述太祖、太宗祖制，显然对其不满皇上顺治九年初的改革的心情有所流露，只不过因为他一向言辞谨慎，故未尽情泄露而已。
三、立后废后帝君无比威严。
顺治帝福临关于皇后的册立和废除，也是判断其是否真正完全掌握军国大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七日，即十四岁的福临举行了亲政大典之后的第五日，他的亲舅舅和岳父蒙古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亲送帝先前聘订之女博尔济锦氏至京，理事三王亲王满达海，郡王博洛、尼堪，以及众内大臣，奏请于二月内举行大婚吉礼。《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7页。
这位大漠公主，美丽聪慧，门第高贵。她的曾祖父莽古思贝勒之女系太宗之孝端文皇后，她的姑姑是太宗之孝庄文皇后、当今皇上之亲生母亲，她是少年天子福临的亲表妹。有这样亲上加亲，门第高贵、美丽聪慧的蒙古公主为后，照说应是皇上的艳福，理应立即允王之议。不料福临却下了一道冷冰冰的谕旨：“大婚吉礼，此时未可遽议，所奏不准行。”《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7页；《清史稿》第214页，《世祖废后》。这个理由太勉强了，没有说服力。为什么此时不能议定大婚日期？是雷震三大殿，火烧五凤楼，灾异迭见，皇天示警？不是。是国有大丧，母后驾崩或病危？亦不是。是强敌入侵，兵临城下，大乱即起？也不是。或是皇上重病，转辗床榻，难以成亲？还不是。五天前刚举行亲政大典，大赦天下，蠲减钱粮，增加乡试中式举人名额，加恩文武大臣荫生入监，可说是帝与太后万分欢欣，普天同庆，在此时刻，举行定鼎中原以来第一位大清皇帝的大婚吉礼，岂不是大吉大利，喜上加喜，为什么不能议定时间筹办大事？显然帝未说出不允王奏的真实原因，那就是他对此婚事很不满意。
可是说来也怪，就在皇上下谕不允议办大婚之后五个月，顺治八年六月十八日，却制定了大婚礼品详细清单：
“定大婚礼物。行纳彩礼：马十匹，玲珑鞍十副，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金茶筒一，银盆一。行大徵礼：金二百两，银万两，金茶筒一，金盆一，银桶一，银茶筒一，银盆一，缎千匹，布二千匹，马二十匹，玲珑鞍二十副，常等甲三十副。送皇后至时，赐后父母金百两，银五千两，缎五百匹，布千匹，金茶筒一，银桶一，银盆一，上等镀金玲珑鞍二副，常等玲珑鞍二副，漆鞍二副，马六匹，夏朝衣各一袭，夏衣各一袭，冬朝衣各一袭，冬衣各一袭，貂裘各一领，上等玲珑带一，刀一，撒袋一副，弓矢全，甲胄一副。若后兄弟送至，赐漆鞍马各一，时衣一袭。从人受赏者，男妇限六十名，二十名蟒衣，二十名补缎衣，二十名缎衣，不分时候，概用夹衣。”《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21页。
这些礼物，虽不能说是多么特殊和巨大，但也相当齐全了，在当时国库如洗的恶劣财经条件下，也可算是相当豪华了。
过了近两个月，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北京紫禁城内举行了隆重的大清皇帝册立皇后的大婚礼。《清世祖实录》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摘录如下：
“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皇后。是日质明，设皇后仪仗于卓礼克图亲王邸，设黄案，一于院中，一于东侧，以受册宝，置中黄案。皇上卤簿，全设太和殿前，设黄案一于殿中，置册宝彩亭二于太和门外阶下。内院、礼部官俱朝服，以次捧册宝，由中道入，置殿中黄案上。上朝服，出御太和殿，视册宝毕，内院官捧册宝，授册封使臣。……册封使臣既至皇后邸，卓礼克图亲王等朝服出迎，……皇后跪受，……皇后降辇，由中道入宫。和硕亲王以下，有顶带官员以上，悉朝服集朝会所。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以下，一品命妇以上，悉集宫内。……上率诸王入宫，于皇太后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上复御中和殿，诸王出立殿外阶上。皇后率诸王妃朝见皇太后，行六拜三跪九叩头礼毕，还宫。诸王妃入侍皇太后。上出御太和殿，赐诸王及察哈尔额驸阿布鼐亲王、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等并贝勒、文武群臣宴。宴毕，上回宫。皇太后乘辇还宫。”②③《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8―10页；第10、11页；第19―25页。
皇后册文全文如下：
“朕惟乘乾御极，首奠坤维，弘业凝庥，必资内辅，义取作嫔于京室，礼宜正位于中宫。咨尔博尔济锦氏，乃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也，毓秀懿门，钟灵王室，言容纯备，行符图史之规，矩度悠闲，动合安贞之德。兹仰承皇太后懿命，册尔为皇后，其益崇范，肃正母仪，奉色养于慈闱，懋本支于奕也。钦哉！”②
皇后之宝文为“皇后之宝”。
第二日，八月十四日，福临谕礼部，以册立皇后，感谢母后，加圣母徽号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十五日，又以册立皇后诏告天下，诏中说道：“迩者昭圣慈寿皇太后特简内德，用式宫闱，仰遵睿慈，谨昭告天地、太庙，于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皇后”。过了五天，八月二十日，又以恭上圣母尊号礼成而特颁恩诏，大赦天下，普施皇恩，共有恩款三十一条，对王公大臣、内外官员、八旗士卒、罪犯、秀才、黎民，皆有恩惠，如：亲王以下至宗室三等辅国将军、外藩诸王、内外公主以下格格以上，“各加恩赐”；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公爵以下，拖沙喇哈番以上，各升一级；见在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各官，俱免议；顺治五年以前民间拖欠钱粮，悉与豁免；各省先加城工钱粮(即多尔衮于顺治七年谕加九省赋银二百五十万两以修避暑城)，准抵八年正额；等等。这是几年以来的一次大赦特恩。③
如此隆重的大婚吉礼和由此而尊圣母徽号大赦天下，与半年前冷如冰霜之少年天子谕旨，简直是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有天渊之别。是福临因见皇后倾国之貌而顿改初衷吗？显然不是。是他了解到皇后真是贤惠贞德而以德为贵，撤销前议？也不是。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他迫于顶挡不住的强大压力，无可奈何。
这种压力，来自何方，何人所施，史未明言，但若联系政局与国情，也不难知其大概。这一变化主要是孝庄太后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对政局有很大影响的王贝勒等联合起来，对帝施加压力而成。
孝庄后之所以会赞同册立博尔济锦氏为皇后，有其公私两方面的因素。就私而言，皇后系己侄女，立她为后，既是对娘家的又一特大恩宠，为父兄弟侄的荣华富贵，为本家族高居于其他部王公贝勒之特殊地位提供又一新的有力保证，也为妥善处理太后与皇后之间的婆媳关系，甚至太后与少帝之母子关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姑姑与亲侄女的婆媳关系，总比与外来的皇后媳妇要好处理得多，媳妇若与婆婆不和，势必要影响太后与少君之间的母子关系。聪明绝顶的孝庄太后，自然会极力主张册立侄女为皇后。
就公而言，孝庄后更有理由这样办，因为，笼络住科尔沁国蒙古王公，对巩固大清国的统治，对捍卫爱新觉罗王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就制定了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太祖千方百计拉拢漠南蒙古科尔沁、扎鲁特、喀尔喀等部，尤其是科尔沁部，因为科尔沁部的一些贝勒、台吉很早就与太祖联系，联姻盟誓。太祖娶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及孔果尔贝勒之女为妃，其第八子皇太极、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亦分娶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孔果尔、桑阿尔寨之女，其第二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十子德格类分娶扎鲁特部钟嫩、纳齐、额尔济格之女，太祖又以皇女嫁与科尔沁部奥巴贝勒。太祖于天命四年(1619)遣使与喀尔喀五部杜棱等二十七位贝勒台吉会盟，立誓共与明国为敌。太祖又以两位皇女和一位族女嫁与喀尔喀五部恩格德尔、古尔布什、莽果尔三位台吉，并娶介赛贝勒之女为次子代善之妻。
清太宗皇太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国策。他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分别系科尔沁莽古思贝勒之女和孙女，他的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分系阿霸垓郡王、塔布囊之女，他还有一位侧妃是扎鲁特部之格格。他又将皇妹莽古济嫁与敖汉部台吉琐诺木，以皇长女下嫁琐诺木之侄班第台吉，皇二女嫁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亲王，皇三女嫁科尔沁部奇塔特郡王(乃孝庄后之侄)，皇四女嫁科尔沁部弼尔塔哈尔(亦孝庄后之侄)，皇六女下嫁科尔沁达尔汉郡王满珠习礼。多尔衮摄政时期，又以太宗之皇五女下嫁巴林郡王，皇八女嫁科尔沁巴雅斯护朗亲王，皇九女下嫁哈尚。
清太祖、太宗、摄政王多尔衮这一建立、巩固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起了很大作用。漠南蒙古各部，尤其是科尔沁部王贝勒，多次派兵随从太宗攻朝征明，跟随摄政王入关攻打大顺大西农民军及南明权利，为金国、大清国之扩展和清帝之入主中原建立了不朽功勋。此时科尔沁部之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扎萨克图郡王拜斯噶勒，既系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外戚，又屡次领兵从征，“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功冠其他部王贝勒，故“荷国恩独厚”，四王俸禄及赏赐，皆较他王“独优”。《清世祖实录》第131卷第5、6页；《清史稿》第518卷。其他各部蒙古王公亦唯此四王马首是瞻。
当此少年天子亲政内忧外患甚急之时，孝庄太后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自然要对科尔沁四王特别是吴克善亲王、满珠习礼亲王(皆孝庄后之亲兄)寄以重望，希望上万蒙古劲骑忠于少君，忠于大清，为巩固皇上统治而全力以赴拼死相战，成为皇上的坚强后盾，他们当然不愿因为退婚而开罪于科尔沁部王公，自毁长城。故尽管顺治帝福临对此婚事极为不满，极端厌恶，但最后也只能被迫成亲，举行隆重的大婚吉礼。这次婚礼的举行，清楚地表明了此时十四岁的福临虽已亲政，但仍未完全掌握军国大权，仍必须在相当大程度上听从母后及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旨意。
然而，福临毕竟还是福临，他是少年天子，不是儿皇帝，虽因受到难以抵挡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他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到时机成熟，他就会冲破各种障碍，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天，并不太久，刚过两年，他就做出了震惊朝野的废后之事。
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他谕命礼部、内三院查阅前代废后事例，上奏。此谕使内三院大学士们大为震惊。他们虽知这位皇上性格倔强，龙颜易怒，稍有不适，便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仍因事关社稷安危，也不得不上疏奏谏。就在这一天，大学士冯铨、陈名夏、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奏称：“今日礼部诸臣至内院恭传上谕，察前代废后事例见闻，臣等不胜悚惧。窃惟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俱以废后一节，终为盛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6页。奏章措辞虽极慎重委婉，但含意也表述得相当明白，前代贤主皆因废后而为后人讥笑，那么今日之十六岁皇帝更不应做此愚蠢谬误之事，否则将为万世之笑柄。
少年天子深知此乃大战之序幕，若不迎头痛击，势必引来反对巨波，立即降旨批驳说：“据奏皇后母仪天下，关系至重，宜慎举动，果如所言，皇后仪攸系，正位匪轻，故废无能之人。尔等身为大臣，反于无益处具奏沽名，甚属不合，著严饬行。”《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6页。
福临之欲废后，原因何在？《清史稿》评述此事时，解释为帝后性格不合，说什么“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妒，积与上忤”。《清史稿》第214卷，《后妃》。此言欠妥，皇后是否爱好奢侈，妒心太甚，常与帝争吵，史无明文，难以结论，但如果说是福临乃生性简朴之君，则与事实大有出入，这位少年天子可不是节俭惜财的汉文帝，而是很爱铺张浪费讲究享受的风流天子。他在第三天的谕旨中，对此举之原因作了解释。
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他谕礼部：
“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资内助，然皆慎重遴选，使可母仪天下。今后乃睿王于朕冲幼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侧妃，改居侧宫。”《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7页。
此谕讲道，废后的原因和理由是两条，一是睿王专横独断为帝“因亲订婚，未经选择”，二系与此相连，册立之日，后即与帝“志意不协”，因而已分居三载。第一条理由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皇后之册立，关系到社稷宗庙，当然要多方挑选，慎重行事，内而八旗文武大臣皇亲国戚勋旧世家之千金，外而科尔沁、察哈尔、扎鲁特、巴林等漠南蒙古各部亲王郡王贝勒的格格，美女才女淑女何止成百上千，从中细心品评严格挑选，自能选上可以母仪天下的才德品貌皆优的皇后，怎能“因亲订婚”，不加选择。但仅因此故就要废后，也不妥当，前代因亲订婚年幼订婚者，比比皆是。第二条理由十分勉强，皇后乃一国之母，若非有重大失德之举，不能动辄废罢，性格不合，情意不洽，才貌欠佳，以及幼年因亲订婚之弊，皆可设法补救，皇帝尽可置其于不顾，听其独守孤灯，而另纳妃嫔，临幸他宫，不能因此而废后。因此，按当时封建帝君之帝后关系和立后废后之标准来看，福临此谕，说服力不强。群臣纷纷上疏谏阻。
礼部尚书胡世安及侍郎吕崇烈、高衍三人，于奉谕之次日即八月二十七日奏称：“夫妇乃王化之首，自古帝王必慎始敬终”，今突接上谕废后为妃，昔日立后之时，曾告天地宗庙布告天下，现谕未言及与诸王大臣公议及告天地宗庙之事，请求皇上慎重详审，“以全始终，以笃恩礼”。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8页；第19页；第20页。
胡世安系明朝旧臣，崇祯元年进士，任至少詹事，顺治初授原官，顺治五年八月已升至礼部侍郎，九年三月再升为礼部尚书。这样一位久游宦海历事二代的明朝翰林公清朝礼部尚书、侍郎，自然是熟谙礼法，深知帝君性格，言行谨慎，不敢轻举妄动。此事着实使他为难，不谏，将此谕传宣中外，则有失臣职，将来难免被追罪和招致同僚讥讽，若谏阻，前明之臣怎敢批龙鳞犯龙颜引来灭门之祸。幸亏他久读诗书，谙悉为官之道和事君之术，从废后谕中找到了保身固位之法。他们三人之疏，简要地讲了三点，一是呈言帝之于后，要慎始敬终，二系指出谕中未言与诸王及大臣公议，三为未言恭告天地、宗庙，总的含意是请将此事交王公大臣议拟，最好不颁此谕，但他们又未直截谏阻。这样，既不致首当其冲，照传谕旨，成君之过，又将此重任推诿于议政王大臣，以免遭帝斥责。果然，此计生效，顺治帝批示：下此疏于议政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六科都给事中、各掌道御史会议具奏。
也就在这同一天，孔子后裔礼部礼制司员外郎孔允樾上疏切谏，着重批评以无能而废后之谕。他引古为鉴，强调指出，“汉之马后，唐之长孙后，敦朴俭素，皆能养和平之福。至于吕后、武后，非不聪明颖利，然倾危社稷，均作乱阶”，“今皇后不以才能表著，自是天姿笃厚，亦何害乎为中宫而乃议变易耶！”帝亦批示下诸臣议。②。
御史宗敦一、潘朝选、张、杜果、聂？、张嘉、李敬、刘秉政、陈自德、祖永杰、高尔位、白尚登、祖建明等亦合疏谏阻。福临批示：宗敦一等明知有旨会议，却渎奏沽名，命所司议处。③。
尽管皇上旨意甚明，坚主废后，谏者要受惩处，但此事关系太大，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故郑亲王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内院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最后仍予谏阻，在九月初一奏称：礼部尚书胡世安及员外郎孔允樾所奏，“实系典礼常经”。皇上册立皇后之时，恭告天地、宗庙，加上母后徽号，并诏告天下，“礼难轻易”，请勿废休，另行选立东西两宫，“则本支日茂，圣德益光，可为万世法矣”。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8卷第2页；第2页；第1、2、4页。
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官之奏疏，是相当巧妙的。它撇开了睿王代为订婚及皇后无能与帝参商诸理由不谈，因为，如若否定皇上所云，未免使天子难堪，会恼羞成怒，坚拒忠谏；如若言及需要借重内属蒙古尤其是科尔沁部王公，亦难启齿，堂堂大清皇帝，焉有求于外藩王公。不谈谕述废后之由，而只以册后事关重大，已告天地加尊号诏告天下，不宜轻易改变，既保存了皇帝脸面，实即承认其所举理由皆对，但又不让其废改，设法以选立东宫西宫贵妃来补充，皇后虽仍居正宫，但实已与帝分居。这样，既不惊动朝野，造成废后失德之过，又满足了皇上讨厌皇后不与同居另找新的意中人之要求，两全其美，可说是用心良苦了。
但是，顺治帝却拒绝让步，下旨批示：“朕纳后以来，缘志意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著议事诸王、贝勒、大臣及会议各官再议具奏。”②此旨话虽不多，也还客气，但分量太重。顺治帝对王公大臣之谏辞，针锋相对，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你们不是说要选东西二宫妃子，使“本支日茂”，即要有众多的皇子，好吧，我就明确告诉你们，册后之时，洞房花烛之夜，就是帝后分居之日，我已独居侧宫三载，让后冷守正宫三年，照此下去，哪有皇子出世，就算召幸妃嫔，得生龙子，亦非嫡出，常人尚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堂堂四海之君，竟因不能废后而长期孤身而眠，或只有庶妃所生之皇子，那又应立何子为太子？事关国本，你们能沽名渎奏担此大罪？你们不是说废后之事是失德之举，好吧，我就愿意留下恶名，愿被人们视为有失大德之君，但我也决不退让，一定要废掉皇后。
在如此严谕之下，再行集议，还有什么说头，要么是仿照明朝世宗大礼之例，宁愿丢掉王冠和乌纱帽，冒着被廷杖打死或监毙狱中，满门抄斩的危险，拼死谏阻，要么就完全屈服于帝之威力，照旨办理。郑亲王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是不再阻挡了。过了四天，九月初五，叔王济尔哈朗等会议废后之事，奏称：“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毋庸更议。”帝谕：“废后之事，朕非乐为，但容忍已久，实难终已，故有此举，诸王大臣及会议各官既共以为是，著遵前旨行。”③叔王等将责任推与皇上，是帝要废后，我们只是奉旨而行，顺治帝却以其人之法对付其人之身，偏要讲你们“既共以为是”，那就废后。于是皇后博尔济锦氏就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了。
废后之争及了结，是少年天子提高君威抑压王权的又一大胜利，不管是百官之首的大学士，或是拥有参劾之权的言官，还是权势赫赫议处国政的王爷，甚至是国母皇太后，都不能不遵循皇帝的谕旨，都不能阻挡皇上决心想做之事，都无力勉强皇上做其不愿做之事，军国大政的最后决定权操之于少年天子手中，他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这一局面，并非所有王公大臣都能满意，尤其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此更为遗憾，尽管他的处境比任何一位王爷都好，也是他有生以来日子最好过的阶段。他是此时仅有的一位“叔王”，受到皇上的尊敬，他是四位和硕亲王之一，他是议政王之首，一家四王爷，在处理军国大事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在群臣中是三朝老王，德高望重。但他显然对于年轻皇上如此集中大权于一身压抑诸王的方针，颇为不满，这从他三年后去世之前三月所上奏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顺治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福临谕诸王及大臣，言及亲政五年来，疆域未靖，水旱频仍，吏治惰污，民生憔悴，钱粮侵失，兵饷不足，“保邦致治之道，迄今未得其要领”，诸王及大臣“皆亲见太祖、太宗创业垂统之艰难，年来辟地绥民之不易，必有长策以裨治安”，应“居则深思，进则敷奏”。郑亲王济尔哈朗遂于二月初七遵谕奏称：
“太祖武皇帝开创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及众台吉等，讨论政务之得失，咨访兵民之疾苦，使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上合天心，下洽民志，扫靖群雄，肇兴大业。太宗文皇帝缵承大统，绍述前猷，亦时与诸王贝勒大臣讲论不辍”，“伏祈皇上效法太祖、太宗，不时与内外大臣详究政务得失”。《清世祖实录》第88卷第4页，第89卷第6、7页。
清太祖努尔哈赤遇逢重大事情，必召集子侄诸贝勒台吉和额亦都等五大臣商议，晚年并手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太宗皇太极在执政的前十年即天聪年间，基本上是遵照太祖遗制而行，直到后来才改变汗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并坐接受群臣朝拜之制，又创定诸王掌管六部制度。郑王如此引述太祖、太宗祖制，显然对其不满皇上顺治九年初的改革的心情有所流露，只不过因为他一向言辞谨慎，故未尽情泄露而已。
三、立后废后帝君无比威严。
顺治帝福临关于皇后的册立和废除，也是判断其是否真正完全掌握军国大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七日，即十四岁的福临举行了亲政大典之后的第五日，他的亲舅舅和岳父蒙古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亲送帝先前聘订之女博尔济锦氏至京，理事三王亲王满达海，郡王博洛、尼堪，以及众内大臣，奏请于二月内举行大婚吉礼。《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7页。
这位大漠公主，美丽聪慧，门第高贵。她的曾祖父莽古思贝勒之女系太宗之孝端文皇后，她的姑姑是太宗之孝庄文皇后、当今皇上之亲生母亲，她是少年天子福临的亲表妹。有这样亲上加亲，门第高贵、美丽聪慧的蒙古公主为后，照说应是皇上的艳福，理应立即允王之议。不料福临却下了一道冷冰冰的谕旨：“大婚吉礼，此时未可遽议，所奏不准行。”《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7页；《清史稿》第214页，《世祖废后》。这个理由太勉强了，没有说服力。为什么此时不能议定大婚日期？是雷震三大殿，火烧五凤楼，灾异迭见，皇天示警？不是。是国有大丧，母后驾崩或病危？亦不是。是强敌入侵，兵临城下，大乱即起？也不是。或是皇上重病，转辗床榻，难以成亲？还不是。五天前刚举行亲政大典，大赦天下，蠲减钱粮，增加乡试中式举人名额，加恩文武大臣荫生入监，可说是帝与太后万分欢欣，普天同庆，在此时刻，举行定鼎中原以来第一位大清皇帝的大婚吉礼，岂不是大吉大利，喜上加喜，为什么不能议定时间筹办大事？显然帝未说出不允王奏的真实原因，那就是他对此婚事很不满意。
可是说来也怪，就在皇上下谕不允议办大婚之后五个月，顺治八年六月十八日，却制定了大婚礼品详细清单：
“定大婚礼物。行纳彩礼：马十匹，玲珑鞍十副，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金茶筒一，银盆一。行大徵礼：金二百两，银万两，金茶筒一，金盆一，银桶一，银茶筒一，银盆一，缎千匹，布二千匹，马二十匹，玲珑鞍二十副，常等甲三十副。送皇后至时，赐后父母金百两，银五千两，缎五百匹，布千匹，金茶筒一，银桶一，银盆一，上等镀金玲珑鞍二副，常等玲珑鞍二副，漆鞍二副，马六匹，夏朝衣各一袭，夏衣各一袭，冬朝衣各一袭，冬衣各一袭，貂裘各一领，上等玲珑带一，刀一，撒袋一副，弓矢全，甲胄一副。若后兄弟送至，赐漆鞍马各一，时衣一袭。从人受赏者，男妇限六十名，二十名蟒衣，二十名补缎衣，二十名缎衣，不分时候，概用夹衣。”《清世祖实录》第57卷第21页。
这些礼物，虽不能说是多么特殊和巨大，但也相当齐全了，在当时国库如洗的恶劣财经条件下，也可算是相当豪华了。
过了近两个月，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北京紫禁城内举行了隆重的大清皇帝册立皇后的大婚礼。《清世祖实录》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摘录如下：
“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皇后。是日质明，设皇后仪仗于卓礼克图亲王邸，设黄案，一于院中，一于东侧，以受册宝，置中黄案。皇上卤簿，全设太和殿前，设黄案一于殿中，置册宝彩亭二于太和门外阶下。内院、礼部官俱朝服，以次捧册宝，由中道入，置殿中黄案上。上朝服，出御太和殿，视册宝毕，内院官捧册宝，授册封使臣。……册封使臣既至皇后邸，卓礼克图亲王等朝服出迎，……皇后跪受，……皇后降辇，由中道入宫。和硕亲王以下，有顶带官员以上，悉朝服集朝会所。固伦公主、和硕福晋以下，一品命妇以上，悉集宫内。……上率诸王入宫，于皇太后前，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上复御中和殿，诸王出立殿外阶上。皇后率诸王妃朝见皇太后，行六拜三跪九叩头礼毕，还宫。诸王妃入侍皇太后。上出御太和殿，赐诸王及察哈尔额驸阿布鼐亲王、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等并贝勒、文武群臣宴。宴毕，上回宫。皇太后乘辇还宫。”②③《清世祖实录》第59卷第8―10页；第10、11页；第19―25页。
皇后册文全文如下：
“朕惟乘乾御极，首奠坤维，弘业凝庥，必资内辅，义取作嫔于京室，礼宜正位于中宫。咨尔博尔济锦氏，乃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也，毓秀懿门，钟灵王室，言容纯备，行符图史之规，矩度悠闲，动合安贞之德。兹仰承皇太后懿命，册尔为皇后，其益崇范，肃正母仪，奉色养于慈闱，懋本支于奕也。钦哉！”②
皇后之宝文为“皇后之宝”。
第二日，八月十四日，福临谕礼部，以册立皇后，感谢母后，加圣母徽号为“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十五日，又以册立皇后诏告天下，诏中说道：“迩者昭圣慈寿皇太后特简内德，用式宫闱，仰遵睿慈，谨昭告天地、太庙，于顺治八年八月十三日册立科尔沁国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为皇后”。过了五天，八月二十日，又以恭上圣母尊号礼成而特颁恩诏，大赦天下，普施皇恩，共有恩款三十一条，对王公大臣、内外官员、八旗士卒、罪犯、秀才、黎民，皆有恩惠，如：亲王以下至宗室三等辅国将军、外藩诸王、内外公主以下格格以上，“各加恩赐”；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公爵以下，拖沙喇哈番以上，各升一级；见在议革、议降、议罚及戴罪住俸各官，俱免议；顺治五年以前民间拖欠钱粮，悉与豁免；各省先加城工钱粮(即多尔衮于顺治七年谕加九省赋银二百五十万两以修避暑城)，准抵八年正额；等等。这是几年以来的一次大赦特恩。③
如此隆重的大婚吉礼和由此而尊圣母徽号大赦天下，与半年前冷如冰霜之少年天子谕旨，简直是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有天渊之别。是福临因见皇后倾国之貌而顿改初衷吗？显然不是。是他了解到皇后真是贤惠贞德而以德为贵，撤销前议？也不是。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他迫于顶挡不住的强大压力，无可奈何。
这种压力，来自何方，何人所施，史未明言，但若联系政局与国情，也不难知其大概。这一变化主要是孝庄太后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对政局有很大影响的王贝勒等联合起来，对帝施加压力而成。
孝庄后之所以会赞同册立博尔济锦氏为皇后，有其公私两方面的因素。就私而言，皇后系己侄女，立她为后，既是对娘家的又一特大恩宠，为父兄弟侄的荣华富贵，为本家族高居于其他部王公贝勒之特殊地位提供又一新的有力保证，也为妥善处理太后与皇后之间的婆媳关系，甚至太后与少帝之母子关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姑姑与亲侄女的婆媳关系，总比与外来的皇后媳妇要好处理得多，媳妇若与婆婆不和，势必要影响太后与少君之间的母子关系。聪明绝顶的孝庄太后，自然会极力主张册立侄女为皇后。
就公而言，孝庄后更有理由这样办，因为，笼络住科尔沁国蒙古王公，对巩固大清国的统治，对捍卫爱新觉罗王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就制定了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太祖千方百计拉拢漠南蒙古科尔沁、扎鲁特、喀尔喀等部，尤其是科尔沁部，因为科尔沁部的一些贝勒、台吉很早就与太祖联系，联姻盟誓。太祖娶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及孔果尔贝勒之女为妃，其第八子皇太极、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亦分娶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孔果尔、桑阿尔寨之女，其第二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十子德格类分娶扎鲁特部钟嫩、纳齐、额尔济格之女，太祖又以皇女嫁与科尔沁部奥巴贝勒。太祖于天命四年(1619)遣使与喀尔喀五部杜棱等二十七位贝勒台吉会盟，立誓共与明国为敌。太祖又以两位皇女和一位族女嫁与喀尔喀五部恩格德尔、古尔布什、莽果尔三位台吉，并娶介赛贝勒之女为次子代善之妻。
清太宗皇太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基本国策。他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分别系科尔沁莽古思贝勒之女和孙女，他的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分系阿霸垓郡王、塔布囊之女，他还有一位侧妃是扎鲁特部之格格。他又将皇妹莽古济嫁与敖汉部台吉琐诺木，以皇长女下嫁琐诺木之侄班第台吉，皇二女嫁与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亲王，皇三女嫁科尔沁部奇塔特郡王(乃孝庄后之侄)，皇四女嫁科尔沁部弼尔塔哈尔(亦孝庄后之侄)，皇六女下嫁科尔沁达尔汉郡王满珠习礼。多尔衮摄政时期，又以太宗之皇五女下嫁巴林郡王，皇八女嫁科尔沁巴雅斯护朗亲王，皇九女下嫁哈尚。
清太祖、太宗、摄政王多尔衮这一建立、巩固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起了很大作用。漠南蒙古各部，尤其是科尔沁部王贝勒，多次派兵随从太宗攻朝征明，跟随摄政王入关攻打大顺大西农民军及南明权利，为金国、大清国之扩展和清帝之入主中原建立了不朽功勋。此时科尔沁部之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扎萨克图郡王拜斯噶勒，既系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外戚，又屡次领兵从征，“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功冠其他部王贝勒，故“荷国恩独厚”，四王俸禄及赏赐，皆较他王“独优”。《清世祖实录》第131卷第5、6页；《清史稿》第518卷。其他各部蒙古王公亦唯此四王马首是瞻。
当此少年天子亲政内忧外患甚急之时，孝庄太后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自然要对科尔沁四王特别是吴克善亲王、满珠习礼亲王(皆孝庄后之亲兄)寄以重望，希望上万蒙古劲骑忠于少君，忠于大清，为巩固皇上统治而全力以赴拼死相战，成为皇上的坚强后盾，他们当然不愿因为退婚而开罪于科尔沁部王公，自毁长城。故尽管顺治帝福临对此婚事极为不满，极端厌恶，但最后也只能被迫成亲，举行隆重的大婚吉礼。这次婚礼的举行，清楚地表明了此时十四岁的福临虽已亲政，但仍未完全掌握军国大权，仍必须在相当大程度上听从母后及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旨意。
然而，福临毕竟还是福临，他是少年天子，不是儿皇帝，虽因受到难以抵挡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他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到时机成熟，他就会冲破各种障碍，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天，并不太久，刚过两年，他就做出了震惊朝野的废后之事。
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他谕命礼部、内三院查阅前代废后事例，上奏。此谕使内三院大学士们大为震惊。他们虽知这位皇上性格倔强，龙颜易怒，稍有不适，便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仍因事关社稷安危，也不得不上疏奏谏。就在这一天，大学士冯铨、陈名夏、成克巩、张端、刘正宗奏称：“今日礼部诸臣至内院恭传上谕，察前代废后事例见闻，臣等不胜悚惧。窃惟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俱以废后一节，终为盛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6页。奏章措辞虽极慎重委婉，但含意也表述得相当明白，前代贤主皆因废后而为后人讥笑，那么今日之十六岁皇帝更不应做此愚蠢谬误之事，否则将为万世之笑柄。
少年天子深知此乃大战之序幕，若不迎头痛击，势必引来反对巨波，立即降旨批驳说：“据奏皇后母仪天下，关系至重，宜慎举动，果如所言，皇后仪攸系，正位匪轻，故废无能之人。尔等身为大臣，反于无益处具奏沽名，甚属不合，著严饬行。”《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6页。
福临之欲废后，原因何在？《清史稿》评述此事时，解释为帝后性格不合，说什么“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妒，积与上忤”。《清史稿》第214卷，《后妃》。此言欠妥，皇后是否爱好奢侈，妒心太甚，常与帝争吵，史无明文，难以结论，但如果说是福临乃生性简朴之君，则与事实大有出入，这位少年天子可不是节俭惜财的汉文帝，而是很爱铺张浪费讲究享受的风流天子。他在第三天的谕旨中，对此举之原因作了解释。
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六日，他谕礼部：
“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资内助，然皆慎重遴选，使可母仪天下。今后乃睿王于朕冲幼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承宗庙之重，谨于八月二十五日奏闻皇太后，降为侧妃，改居侧宫。”《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7页。
此谕讲道，废后的原因和理由是两条，一是睿王专横独断为帝“因亲订婚，未经选择”，二系与此相连，册立之日，后即与帝“志意不协”，因而已分居三载。第一条理由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皇后之册立，关系到社稷宗庙，当然要多方挑选，慎重行事，内而八旗文武大臣皇亲国戚勋旧世家之千金，外而科尔沁、察哈尔、扎鲁特、巴林等漠南蒙古各部亲王郡王贝勒的格格，美女才女淑女何止成百上千，从中细心品评严格挑选，自能选上可以母仪天下的才德品貌皆优的皇后，怎能“因亲订婚”，不加选择。但仅因此故就要废后，也不妥当，前代因亲订婚年幼订婚者，比比皆是。第二条理由十分勉强，皇后乃一国之母，若非有重大失德之举，不能动辄废罢，性格不合，情意不洽，才貌欠佳，以及幼年因亲订婚之弊，皆可设法补救，皇帝尽可置其于不顾，听其独守孤灯，而另纳妃嫔，临幸他宫，不能因此而废后。因此，按当时封建帝君之帝后关系和立后废后之标准来看，福临此谕，说服力不强。群臣纷纷上疏谏阻。
礼部尚书胡世安及侍郎吕崇烈、高衍三人，于奉谕之次日即八月二十七日奏称：“夫妇乃王化之首，自古帝王必慎始敬终”，今突接上谕废后为妃，昔日立后之时，曾告天地宗庙布告天下，现谕未言及与诸王大臣公议及告天地宗庙之事，请求皇上慎重详审，“以全始终，以笃恩礼”。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7卷第18页；第19页；第20页。
胡世安系明朝旧臣，崇祯元年进士，任至少詹事，顺治初授原官，顺治五年八月已升至礼部侍郎，九年三月再升为礼部尚书。这样一位久游宦海历事二代的明朝翰林公清朝礼部尚书、侍郎，自然是熟谙礼法，深知帝君性格，言行谨慎，不敢轻举妄动。此事着实使他为难，不谏，将此谕传宣中外，则有失臣职，将来难免被追罪和招致同僚讥讽，若谏阻，前明之臣怎敢批龙鳞犯龙颜引来灭门之祸。幸亏他久读诗书，谙悉为官之道和事君之术，从废后谕中找到了保身固位之法。他们三人之疏，简要地讲了三点，一是呈言帝之于后，要慎始敬终，二系指出谕中未言与诸王及大臣公议，三为未言恭告天地、宗庙，总的含意是请将此事交王公大臣议拟，最好不颁此谕，但他们又未直截谏阻。这样，既不致首当其冲，照传谕旨，成君之过，又将此重任推诿于议政王大臣，以免遭帝斥责。果然，此计生效，顺治帝批示：下此疏于议政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六科都给事中、各掌道御史会议具奏。
也就在这同一天，孔子后裔礼部礼制司员外郎孔允樾上疏切谏，着重批评以无能而废后之谕。他引古为鉴，强调指出，“汉之马后，唐之长孙后，敦朴俭素，皆能养和平之福。至于吕后、武后，非不聪明颖利，然倾危社稷，均作乱阶”，“今皇后不以才能表著，自是天姿笃厚，亦何害乎为中宫而乃议变易耶！”帝亦批示下诸臣议。②。
御史宗敦一、潘朝选、张、杜果、聂？、张嘉、李敬、刘秉政、陈自德、祖永杰、高尔位、白尚登、祖建明等亦合疏谏阻。福临批示：宗敦一等明知有旨会议，却渎奏沽名，命所司议处。③。
尽管皇上旨意甚明，坚主废后，谏者要受惩处，但此事关系太大，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故郑亲王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贝勒大臣及内院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会议，最后仍予谏阻，在九月初一奏称：礼部尚书胡世安及员外郎孔允樾所奏，“实系典礼常经”。皇上册立皇后之时，恭告天地、宗庙，加上母后徽号，并诏告天下，“礼难轻易”，请勿废休，另行选立东西两宫，“则本支日茂，圣德益光，可为万世法矣”。②③《清世祖实录》第78卷第2页；第2页；第1、2、4页。
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官之奏疏，是相当巧妙的。它撇开了睿王代为订婚及皇后无能与帝参商诸理由不谈，因为，如若否定皇上所云，未免使天子难堪，会恼羞成怒，坚拒忠谏；如若言及需要借重内属蒙古尤其是科尔沁部王公，亦难启齿，堂堂大清皇帝，焉有求于外藩王公。不谈谕述废后之由，而只以册后事关重大，已告天地加尊号诏告天下，不宜轻易改变，既保存了皇帝脸面，实即承认其所举理由皆对，但又不让其废改，设法以选立东宫西宫贵妃来补充，皇后虽仍居正宫，但实已与帝分居。这样，既不惊动朝野，造成废后失德之过，又满足了皇上讨厌皇后不与同居另找新的意中人之要求，两全其美，可说是用心良苦了。
但是，顺治帝却拒绝让步，下旨批示：“朕纳后以来，缘志意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著议事诸王、贝勒、大臣及会议各官再议具奏。”②此旨话虽不多，也还客气，但分量太重。顺治帝对王公大臣之谏辞，针锋相对，主要讲了两层意思。你们不是说要选东西二宫妃子，使“本支日茂”，即要有众多的皇子，好吧，我就明确告诉你们，册后之时，洞房花烛之夜，就是帝后分居之日，我已独居侧宫三载，让后冷守正宫三年，照此下去，哪有皇子出世，就算召幸妃嫔，得生龙子，亦非嫡出，常人尚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堂堂四海之君，竟因不能废后而长期孤身而眠，或只有庶妃所生之皇子，那又应立何子为太子？事关国本，你们能沽名渎奏担此大罪？你们不是说废后之事是失德之举，好吧，我就愿意留下恶名，愿被人们视为有失大德之君，但我也决不退让，一定要废掉皇后。
在如此严谕之下，再行集议，还有什么说头，要么是仿照明朝世宗大礼之例，宁愿丢掉王冠和乌纱帽，冒着被廷杖打死或监毙狱中，满门抄斩的危险，拼死谏阻，要么就完全屈服于帝之威力，照旨办理。郑亲王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是不再阻挡了。过了四天，九月初五，叔王济尔哈朗等会议废后之事，奏称：“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毋庸更议。”帝谕：“废后之事，朕非乐为，但容忍已久，实难终已，故有此举，诸王大臣及会议各官既共以为是，著遵前旨行。”③叔王等将责任推与皇上，是帝要废后，我们只是奉旨而行，顺治帝却以其人之法对付其人之身，偏要讲你们“既共以为是”，那就废后。于是皇后博尔济锦氏就降为静妃改居侧宫了。
废后之争及了结，是少年天子提高君威抑压王权的又一大胜利，不管是百官之首的大学士，或是拥有参劾之权的言官，还是权势赫赫议处国政的王爷，甚至是国母皇太后，都不能不遵循皇帝的谕旨，都不能阻挡皇上决心想做之事，都无力勉强皇上做其不愿做之事，军国大政的最后决定权操之于少年天子手中，他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