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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乾纲独断欲创伟业(3)
“我军破流贼，灭明福王，平定河南江南时，尔同多罗豫郡王于潼关，破流贼李自成兵二十万，遂入潼关，得西安府，平定秦地，又定河南，克扬州府，渡扬子江，取江宁府。又追苏尼特部落腾机思时，闻腾机思在滚噶鲁台地方，尔同多罗豫郡王凡两夜三日追及之，俘获腾机思部落及其牲畜。喀尔喀部土谢图汗兵迎战于查济布喇克地方，尔率众列阵，大败彼兵。次日，硕雷汗兵迎战，复率众列阵，大败之。围困大同时，坚守汛地，贼兵有至者，辄同众挥兵杀败之。又贼众万余人入据代州关，尔与和硕端重亲王树梯攻克。又得胜路、助马路贼兵七千，去我兵三里许，立为两营，尔亲督战败之。尔原系多罗郡王，加恩封为和硕承泽亲王。”《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6页。
福临不久又封硕塞为议政王。显然他是想通过封授兄长及亲侄的方式，来增强天子之支柱。
福临的另一措施是加恩宗室，封赐或晋封宗室爵位。他先于顺治八年正月末复封被多尔衮降为郡王的博洛、尼堪为亲王，并正式封为和硕亲王，接着于二月赐封或晋封了一大批宗室。按其性质而论，主要是加恩于罪人之后裔和庶妃所生皇子的子孙。曾为开国四大贝勒之一的二贝勒、镶蓝旗旗主阿敏，于天聪四年因失守永平及不敬弟汗皇太极，被削爵籍没监禁，其子郭盖、郭赖等皆黜宗籍为民，顺治六年才封二等镇国将军，福临将二人连提几级，晋为镇国公。太祖努尔哈赤同父异母之二弟穆尔哈齐，因系庶妃所生，虽骁勇善战，为统一女真各部立下了大功，但并未能跻身四大贝勒、和硕贝勒、议政贝勒之列，顺治十年才追封诚毅勇壮贝勒。其子务达海、韩岱、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等，都不能像太祖先后之三位大福晋所生的皇子褚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贵为贝勒、和硕贝勒或大贝勒(后改封亲王郡王)，而只能从牛录章京做起，逐步因功或加恩封授奉恩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直至辅国公、镇国公，只有务达海晋至固山贝子。务达海等人之子，或系闲散宗室，或只授封低级爵位如奉恩将军、辅国将军，封镇国将军的也很少。福临将穆尔哈齐之孙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恩将军穆青、托克托慧、祜世布、海兰、席布锡伦、宋固图，其子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等，皆分别超级晋为辅国公、镇国公。《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8页；《清史稿》第161卷。
太祖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第十三子赖幕布，皆因母是庶妃，封爵不显，其子、孙地位更为低下。福临将诸人之子孙英额、英额里、能格、干图、华善、班布尔善、拔都海、喇布喇、来祜等人分别超晋辅国公、镇国公。对另外一些宗室如三等镇国将军卫黑、和锡布、噶达浑、萨木哈、巴图、巴哈纳、塔哈纳、阿喇密、齐齐布等，亦分别超晋辅国公、镇国公。这些人当然会感恩戴德，效忠皇上，这自然增强了少年天子的统治基础。
这位皇上的又一措施是巧妙和妥善地处理好与郑王的关系。在监禁英王、福临亲政及追罪睿王的活动中，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他在顺治四年被革除辅政王后的三四年里，受睿王排挤压制，不能参与军国大政的议决，但因他是镶蓝旗主，拥有满洲、蒙古、汉军数万兵将，又是三朝老王和开国七大亲王之一，也是多尔衮死时仅有的四位和硕亲王之一，另三位和硕亲王，阿济格很快被擒捕，满达海缺乏果断，多尼还年幼，无军功政绩可言，兼之郑王早在太宗时就因深受皇上宠信而实际上位居诸王之首，因此到了多尔衮一死之时，他自然而然地东山再起，被八旗王公大臣视为左右政局的实权人物，争相依附和听命。当顺治七年十二月逮捕英王前夕，两白旗大臣额克亲等见英王有不轨之心而告诉诸王时，是郑王和满达海明确指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听命于英王，彼既居心不良，恐将生事变矣，我等即当团结谨密行事。到动手之前，也是郑王向正白旗博尔辉等大臣说“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8页；《清史稿》第162卷。，恐有不测，不可不防，诸王大臣才拨派兵役，逮捕英王，押送至京治罪。在捕治博尔辉等睿王党羽时，郑王的地位更为突出，起的作用更大。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及两黄旗大臣，向郑王“跪诉”博尔辉等五大臣动摇国基之罪，于是郑王集亲王以下尚书以上王公大臣议处其罪。对睿王多尔衮的追罪，亦是由郑王偕诸王公大臣奏劾和议处的。《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2―7页，第53卷第6、7、8、17、18页。博洛、尼堪皆系太祖之孙，贵为郡王，且曾晋为亲王，又是具体处理军政要务的“理事王”，竟然要偕同天子之近臣两黄旗大臣向郑王“跪诉”，可见郑王此时权威之大地位之高影响之巨！
正因为郑王曾因忠于太宗和幼主而被睿王排挤，此次又立了特大功勋，是能够左右诸王公大臣的关键性人物，故福临对郑王十分尊敬，特下谕宣布，郑王年老，“一切朝贺、谢恩，悉免行礼”，并于一日之内封其长子富尔敦为世子，其二子济度为多罗简郡王、三子勒度为多罗敏郡王。这在当时是唯一的特殊恩宠，其他任何亲王之子均未有此殊遇。《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1页，第55卷第17页。福临又命济尔哈朗为议政王之首，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济度、勒度亦荣为议政王(富尔敦不久去世)，福临对郑王集众议奏之事，大多应允。
顺治帝的另一项措施是取消理事王，委任诸王管理部院。“理事王”之制，始于顺治七年二月。二月二十八日，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传谕：“各部事务，有不须入奏者，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清世祖实录》第47卷第15页。这固然是由于多尔衮自感身体欠佳精力不适(十个月后即病逝)，需要有人代为处理日常政务，也是因为自豫亲王多铎于顺治六年三月去世后，他环顾左右，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故将平素依附、谄媚于己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王博洛、敬谨王尼堪委以重任，使他们以后更加效忠于己，以防大权旁落异己者之手。这样一来，显著地提高和加强了三王的威望、地位和权势，当然不利于顺治帝的统治。因此，顺治八年三月初五，福临找了一个借口，以刑部搜获英王在狱中匿藏的四把刀，不奏皇上，只向理事三王报告，遂下谕痛斥其过，命议政王大臣议处。议政王大臣拟议，罚满达海银五千两，降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郡王，各罚银五千两，“三王俱停其理事”。帝立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2页。
过了一天，帝又下谕，令诸王管理各部院。他谕吏部说：
“朕自亲政以来，观天下所以治安者，关乎各部院，虽自古无参用诸王之例，然闻我太宗文皇帝曾用诸王于部院，朕欲率由旧典，复用诸王。念诸王虽甚劳苦，然诚各殚厥职，厘剔庶务，禁绝贪污，修整法令，俾上下利病不致壅蔽，利国家而致升平，莫此为要。今特用和硕巽亲王于吏部，和硕承泽亲王于兵部，多罗端重郡王于户部，多罗敬谨郡王于礼部，多罗顺承郡王于刑部，多罗谦郡王于工部，多罗贝勒喀尔楚浑于理藩院，固山贝子吴达海于都察院。诸王等其各副朕图理治安至意。尔部其传谕各王知之。”《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5页。
诸王管理部院，始创于天聪五年(1631)七月。七月初八，当时的全国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二大贝勒及济尔哈朗等议政贝勒议定，仿效明朝，设立六部，任图尔格等为六部承政参政。但由于当时还尚遵行太祖手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的基本原则，故在仿明之际，增加新意，即由诸贝勒分管六部，多尔衮管吏部事(当时称为“统摄”吏部)，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分管户、礼、兵、刑、工部。《清太宗实录》第9卷第11、12页。此制虽适应了当时形势，但随着皇太极抑王崇君之方针顺利推行，它已越来越不适合君主集权制了，多尔衮摄政时立即将其取消。现在，福临以太宗此旧制有利于国家为理由，将其恢复。
福临还采取了又一重要措施，那就是扩大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和权限。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议处国家机要事务的权力机构，起源于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新任金国汗的皇太极，“以经理国务”，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以纳穆泰等八人分为镶黄等八旗的固山额真，“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清太宗实录》第1卷第11页。这八大臣既是固山额真，又兼任议政大臣，遇有军国大事，与三大贝勒十位议政贝勒偕坐共议。崇德二年(1637)四月，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谕令每旗各设专职的议政大臣三员，从此以后，宗室贵族中的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贝子与八旗固山额真兼议政大臣及专职的议政大臣一起，共同议政，这种议政形式叫做“议政王大臣会议”，有时又叫“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它是君权上升王权较前有所下降的产物，也是皇太极抑制身为旗主的亲王郡王的产物和重要手段。顺治初年，由于多尔衮独掌大权，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不很明显，权势显著下降。顺治帝继承和发扬皇父太宗手创之此制，增加议政人员，扩大其职权和影响。顺治八年十月，他谕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为议政王。《清世祖实录》第61卷第2页。在这一年中，他先后多次下谕，授鳌拜、詹岱、巴图鲁詹、杜尔玛、布丹、杜尔德等人为议政大臣。《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10、24、25页，第58卷第11页。
福临以上措施的基本目的是，既利用诸王公大臣尤其是郑王济尔哈朗与皇兄承泽亲王硕塞及两黄旗大臣，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稳定政局，增强自己的实力服务，又极力防范王权过大，分散王权，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摄政王多尔衮。他的这一主要目的顺利地达到了，君权迅速增强和提高，于是他在顺治九年正月二月三月又采取了五个重大行动。
顺治九年二月十八日，少年天子下谕，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册文说：
“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鸿基，创业垂统，以贻子孙。太宗文皇帝继统，混一蒙古，平定朝鲜，疆圉式廓，勋业日隆。及龙驭上宾，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续领大军征明，遂取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又率大军征湖广时，闻山东曹县为众贼袭据，便道往剿，用红衣炮攻拔其城。又恢复湖广宝庆等四府八州四十四县，又遣发将士收服贵州省五府七县，败敌兵凡六十四阵，诛伪王一、伪巡抚一、伪总兵十四、文武官四十一员，收降伪总兵一、大小伪官六十九员，遂定湖南。睿王心怀不轨，以尔同摄朝政，难以行私，不令辅治，无故罢为和硕亲王。及朕亲政后，知尔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赐以金册金宝，封为叔和硕郑亲王。”《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4、5页。
此册文可以说明三个问题。其一，格外优遇。顺治帝福临优遇郑王，对其之尊敬和加恩，超过当时任何一位和硕亲王。清朝特重“军功”，在有清一代上百位亲王、郡王中，大体上分为两类：一为“军功勋旧诸王”，指的是清初开国定邦功勋卓著的宗室王公，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后来又加上被乾隆帝弘历平反的睿亲王多尔衮，这八个王的爵位世袭罔替，不降袭，人们称之为“铁帽王”。另外一类是“恩封”王公，系因是皇子皇孙而封，爵位不能原位世袭，必须依次降袭。从册文中所述郑王之军功，不过主要是顺治五年任定远大将军下湖南之功，比起豫王多铎、肃王豪格、英王阿济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来说，真是大有逊色。这些王中，只有多铎才加封为“叔王”。如仅按照这些军功就加封为“叔王”，确是根据不足，不能和多铎相提并论，可见皇上对其之特殊宠遇。
其二，功在立帝。郑王之功，主要在于拥立福临。册文中讲得很清楚，当太宗去世时，宗室中有人“肆行作乱，窥窃大宝”，这显然是指睿王、豫王，而郑王却与两黄旗大臣“坚持一心”，拥戴福临，“以定国难”，并因此而被睿王压抑，罢其辅政。对于这样一位为福临及其子孙世为天子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王爷，当然应加恩封赏。
其三，名分有定。这次加封，使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有清一代唯一保持这一崇高尊号的“叔王”，曾被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仅只被太宗封为“兄王”，世祖即位后并未晋加为“伯王”，多尔衮虽被尊为“皇父摄政王”，多铎加封“叔王”，但死后皆被削除此尊号，只有郑王一人保持了“叔王”的荣誉。但是，尽管如此，顺治帝的此次加封，显系深思熟虑，很有分寸，含有深刻的、明确的意图，郑王未必完全满意。因为，至少有三点使郑王相当不满。一是册文强调指出，加封“叔王”的主要原因是忠于少年天子，是坚主拥立幼君，八年之中又“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予以加封。二是与顺治元年之封，降了一大级。顺治元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再次举行登极大典时，大封八旗王公大臣，加封郑王为“信义辅政叔王”，现在才封为“叔王”，取消了“信义辅政”四字，连“复封”都谈不上，还说是什么“加封”。三是册文只提“叔王”，不提“辅政叔王”或“摄政叔王”。这二字之减，比千钧还重，它的含意十分清楚，现在不是诸王，也不是“叔王”在理国治政，没有任何王爷有资格来代行天子之权“辅政”“摄政”，昔日幼主虚有其名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天子乾纲独断之时，任何王爷，包括现在所封之“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都只能是必须对皇上“持以忠义之心”的臣子。这一含意，郑王本人谅必清楚，因为他自然还会知道少年天子在十八天前下达的一道特谕。正月三十日，顺治帝谕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清世祖实录》第62卷第15页。此谕既表明从顺治八年正月至此谕下达之日，郑王权势极大，已几乎成为与睿王多尔衮相似之人物，一应章奏皆须启奏于他；此谕又表明，少年天子对此十分不满，深怕又出现一个睿王，再当傀儡幼帝，故一有机会，立予坚决制止。郑王对此谕，定是又惊又怒。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里福临连办两件大事。他不讲任何理由，就下谕宣布罢革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并允准郑亲王济尔哈朗、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之拟议，以和硕信亲王多尼之父豫王多铎，“罪状虽未显著，然与睿王系同胞兄弟，一体无异”，本应尽削王爵，念其行兵有功，故令削去和硕亲王，降为多罗郡王。《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3、14页。
过了七天，三月二十二日，福临又降谕诸王大臣说：
“朕初即位，睿王摄政之时，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其所行事绩，朕虽明知，犹望伊等自知己罪，翻然改过，尽心竭力以事朕，是以姑置不发。岂意伊等不改前辙，轻藐朕躬，扰乱国政，朕实不能再为宽宥，今将伊等罪款一并发出。尝观古籍，历代帝王俱以除奸恶用忠良为要务，似此奸恶之辈，若不翦除，天下何以治平，著按款严审具奏。”《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5页。
于是，议政王大臣遵谕按款会审，共有十九条：一、睿王令两黄旗大臣议养肃王豪格之子富寿时，巩阿岱竟说：“这种苗裔，不全诛灭，养之何用！”巩阿岱之“所谓苗裔，系指何人”？二、“初时保护皇上，六大臣一心尽忠，不惜身家，誓同生死”，巩阿岱、锡翰“心归睿王”，遂向鳌拜、索尼宣称，此“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誓，俱不足凭”，威逼鳌拜等悔弃前誓，尔等因而得以晋封至贝勒、贝子，“得享富贵”，鳌拜、索尼俱问罪降革，索尼还被充发盛京，图赖享堂被尔等拆毁。三、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散遣皇上侍卫大臣等，径送皇上至睿王处，又无故问鳌拜大罪。四、拜尹图、巩阿岱、锡翰等，再三恳求以病女嫁于苏拜(睿王之正白旗亲信大臣)，睿王认为于理不合，拜尹图等恳请，终将病女嫁去。五、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时说，我舅阿布泰及固山额真阿山说：“两黄旗大臣愿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故睿王亦向众宣扬此言。其实，与阿布泰、阿山有亲者，不过谭泰及拜尹图等数人耳。六、郑亲王曾对巩阿岱说：“皇子即帝位，更复何言，惟以他人篡夺为忧。”巩阿岱以此话报告睿王，遂将郑王问罪，“此非巩阿岱等阴谋劝进之故欤！”七、睿王说，拜尹图之巴图、巴哈纳二子，过去寄养于巴颜家，今已年长，可以领回。拜尹图、巩阿岱、锡翰献媚说：无论此二子，即其他子亦当送来一起效力，“我等以卑贱之身，蒙升贝勒、贝子，入八家分内，似此升擢之恩，没世不敢忘，何忍舍去”。直到罗什、博尔辉正法后才领回，又擅将库中金茶筒、银二千两、蟒缎二匹、貂袍、貂褂、马二匹及玲珑鞍辔，给予巴颜，以偿其养育费用。八、送孝端文皇后梓宫安奉昭陵时，拜尹图等四人竟忘主恩，不亲送。九、皇上避痘塞外时，司膳官厄参率众膳房人员钓鱼，止留二人在膳所进膳，皇上切责厄参，巩阿岱、锡翰反加以包庇。十、皇上围猎时，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扈从，竟于平坦之路任意自行，而皇上所行之路，却“险峻崎岖”，以致驾前一等侍卫巴哈骑马失足，皇上遂下马步行，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从平坦之路转来，向帝说：“年少不习骑射，似此路径，遂下马步行耶。”竟敢讥讽天子懦怯。十一、皇上行围，至沙碛悬崖之处，马不能下，帝遂步行，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并不引君行走平坦之路，反向平路猎兵宣布：“皇上下马步行，尔等俱宜下马”，众遂下马步行，此“是肆意讥讽，无人臣之礼也”。十二、在围场中，皇上正在逐射一鹿，席纳布库竟迎上争射，箭落皇上马前。十三、睿王曾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遂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冷僧机、巩阿岱、锡翰商议，提出鳌拜、巴哈不宜留在皇上左右，当将他俩与博穆博果尔俱逐退。十四、睿王卒后，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等向帝奏称：“睿王下大臣十四员，俱披沥肝胆，愿来效力，皇上当破格优养。”既为臣子，各有职分，有何披沥肝胆之处，若不为皇上效力，又将何往？十五、夏猎时，巩阿岱、锡翰二人跟随护卫，竟身穿金黄号衣，骑射于皇上之前，“僭越已极”。十六、席纳布库回家时，竟不向皇上奏报，只告诉锡翰，锡翰亦不转奏，便擅自准其回家。锡翰也于应当值宿之日，未奉上命，私自回家。十七、太宗时，席纳布库即已归入旗下牛录，后忽引外藩蒙古王贝勒等例，欲永镇塞外，并向上奏请。十八、内侍大臣及侍卫之妻，例应侍候皇太后、皇后，皇太后命席纳布库之妻入侍皇后，席纳布库不愿，并于途中遇见皇太后之使者苏墨尔时，竟向前诘问说：“我妻因何拨侍皇后，此皆尔之谗言所致也。”“遂将苏墨尔捶楚几死。赖皇太后仁慈宽宥，记言苏墨尔坠马，令医调治，三日始愈”。十九、锡翰、席纳布库因巴哈日夕敬谨侍奉皇上，心怀嫉妒，欲议巴哈之罪，私自传集内大臣和侍卫。索尼质问说：今日所议何事，有旨？无旨？锡翰、席纳布库回答：无旨，乃我等传集。索尼愤愤地说：往日睿王在时，尔等任意妄为，今无旨，尚可私自聚众议罪耶！众人始散去。顺治帝问冷僧机：刚才诸臣因为何事聚集？冷僧机奏述上情。帝谕：在朕左右殷勤竭力之人，反欲议罪，若旷直偷安任意私行者，应该怎样办？冷僧机秘密泄露此谕于锡翰、席纳布库，二人始被迫罢休。
议政王大臣审勘核实后奏报，帝命将贝子巩阿岱、锡翰，内大臣席纳布库，内大臣、一等伯冷僧机正法，籍没家产，贝勒拜尹图免死禁锢狱中，连其弟、男、子侄皆革去宗室为民。席纳布库之子侄亦革退侍卫为民。著刑部将此案刊刻告示，布告天下。《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5―23页。
以上拜尹图等所犯之罪虽有十九条之多，但却集中在一点上，即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等人，背叛少年天子，投靠睿王，对君不敬不忠。顺治帝之所以在顺治八年正月二月亲政时未将这几人治罪，显然是因为他们是两黄旗主要大臣，过早惩治，会使两黄旗参加当年即位初盟誓效忠于幼主的二百多名大臣侍卫忐忑不安。在睿王淫威之下，有几个能像索尼这样敢于正面和睿王争执，忠贞不贰！两黄旗大多数人被迫向睿王低头，做过一些违心之事，说了一些违心之言，但其内心深处，仍在怀恋幼主，仍对睿王尤其是其党羽之专横十分不满，他们是福临亲政后的主要依靠力量，不能让他们产生疑虑。而且，亲政之一二月里，福临也没有坚强的后盾和雄厚的实力，不能操之过急，相反，利用拜尹图等身居贝勒、贝子、一等伯、内大臣的身份和前几年中得到的权势威望，来对付最大最危险的敌人睿王及其正白旗党羽，还是能起作用的，对于安定两黄旗大臣侍卫之心，也会有所裨益。因此，福临一亲政，不仅没有处治拜尹图等人，反而晋已封为镇国公的巩阿岱、锡翰为固山贝子，并授巩阿岱为议政大臣，不止一次地遣巩阿岱祭太庙，让诸人仍留原职。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顺治帝基础已很巩固，便要对巩阿岱等下手了。通过这次处死巩阿岱等人，顺治帝实际是向八旗王公大臣严正警告和劝诲：任何人，尤其是上三旗大臣，绝对不允许背叛帝君，投靠他王，绝对不许对皇上不忠不敬，绝对不许侵犯君权，否则严惩不贷！
福临不久又封硕塞为议政王。显然他是想通过封授兄长及亲侄的方式，来增强天子之支柱。
福临的另一措施是加恩宗室，封赐或晋封宗室爵位。他先于顺治八年正月末复封被多尔衮降为郡王的博洛、尼堪为亲王，并正式封为和硕亲王，接着于二月赐封或晋封了一大批宗室。按其性质而论，主要是加恩于罪人之后裔和庶妃所生皇子的子孙。曾为开国四大贝勒之一的二贝勒、镶蓝旗旗主阿敏，于天聪四年因失守永平及不敬弟汗皇太极，被削爵籍没监禁，其子郭盖、郭赖等皆黜宗籍为民，顺治六年才封二等镇国将军，福临将二人连提几级，晋为镇国公。太祖努尔哈赤同父异母之二弟穆尔哈齐，因系庶妃所生，虽骁勇善战，为统一女真各部立下了大功，但并未能跻身四大贝勒、和硕贝勒、议政贝勒之列，顺治十年才追封诚毅勇壮贝勒。其子务达海、韩岱、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等，都不能像太祖先后之三位大福晋所生的皇子褚英、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等贵为贝勒、和硕贝勒或大贝勒(后改封亲王郡王)，而只能从牛录章京做起，逐步因功或加恩封授奉恩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直至辅国公、镇国公，只有务达海晋至固山贝子。务达海等人之子，或系闲散宗室，或只授封低级爵位如奉恩将军、辅国将军，封镇国将军的也很少。福临将穆尔哈齐之孙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恩将军穆青、托克托慧、祜世布、海兰、席布锡伦、宋固图，其子塔海、祜世塔、喇世塔等，皆分别超级晋为辅国公、镇国公。《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8页；《清史稿》第161卷。
太祖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第十三子赖幕布，皆因母是庶妃，封爵不显，其子、孙地位更为低下。福临将诸人之子孙英额、英额里、能格、干图、华善、班布尔善、拔都海、喇布喇、来祜等人分别超晋辅国公、镇国公。对另外一些宗室如三等镇国将军卫黑、和锡布、噶达浑、萨木哈、巴图、巴哈纳、塔哈纳、阿喇密、齐齐布等，亦分别超晋辅国公、镇国公。这些人当然会感恩戴德，效忠皇上，这自然增强了少年天子的统治基础。
这位皇上的又一措施是巧妙和妥善地处理好与郑王的关系。在监禁英王、福临亲政及追罪睿王的活动中，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他在顺治四年被革除辅政王后的三四年里，受睿王排挤压制，不能参与军国大政的议决，但因他是镶蓝旗主，拥有满洲、蒙古、汉军数万兵将，又是三朝老王和开国七大亲王之一，也是多尔衮死时仅有的四位和硕亲王之一，另三位和硕亲王，阿济格很快被擒捕，满达海缺乏果断，多尼还年幼，无军功政绩可言，兼之郑王早在太宗时就因深受皇上宠信而实际上位居诸王之首，因此到了多尔衮一死之时，他自然而然地东山再起，被八旗王公大臣视为左右政局的实权人物，争相依附和听命。当顺治七年十二月逮捕英王前夕，两白旗大臣额克亲等见英王有不轨之心而告诉诸王时，是郑王和满达海明确指出：尔等系定国辅主之大臣，岂可听命于英王，彼既居心不良，恐将生事变矣，我等即当团结谨密行事。到动手之前，也是郑王向正白旗博尔辉等大臣说“英王有佩刀，上来迎丧”《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8页；《清史稿》第162卷。，恐有不测，不可不防，诸王大臣才拨派兵役，逮捕英王，押送至京治罪。在捕治博尔辉等睿王党羽时，郑王的地位更为突出，起的作用更大。端重郡王博洛、敬谨郡王尼堪及两黄旗大臣，向郑王“跪诉”博尔辉等五大臣动摇国基之罪，于是郑王集亲王以下尚书以上王公大臣议处其罪。对睿王多尔衮的追罪，亦是由郑王偕诸王公大臣奏劾和议处的。《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2―7页，第53卷第6、7、8、17、18页。博洛、尼堪皆系太祖之孙，贵为郡王，且曾晋为亲王，又是具体处理军政要务的“理事王”，竟然要偕同天子之近臣两黄旗大臣向郑王“跪诉”，可见郑王此时权威之大地位之高影响之巨！
正因为郑王曾因忠于太宗和幼主而被睿王排挤，此次又立了特大功勋，是能够左右诸王公大臣的关键性人物，故福临对郑王十分尊敬，特下谕宣布，郑王年老，“一切朝贺、谢恩，悉免行礼”，并于一日之内封其长子富尔敦为世子，其二子济度为多罗简郡王、三子勒度为多罗敏郡王。这在当时是唯一的特殊恩宠，其他任何亲王之子均未有此殊遇。《清世祖实录》第54卷第1页，第55卷第17页。福临又命济尔哈朗为议政王之首，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济度、勒度亦荣为议政王(富尔敦不久去世)，福临对郑王集众议奏之事，大多应允。
顺治帝的另一项措施是取消理事王，委任诸王管理部院。“理事王”之制，始于顺治七年二月。二月二十八日，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传谕：“各部事务，有不须入奏者，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清世祖实录》第47卷第15页。这固然是由于多尔衮自感身体欠佳精力不适(十个月后即病逝)，需要有人代为处理日常政务，也是因为自豫亲王多铎于顺治六年三月去世后，他环顾左右，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故将平素依附、谄媚于己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王博洛、敬谨王尼堪委以重任，使他们以后更加效忠于己，以防大权旁落异己者之手。这样一来，显著地提高和加强了三王的威望、地位和权势，当然不利于顺治帝的统治。因此，顺治八年三月初五，福临找了一个借口，以刑部搜获英王在狱中匿藏的四把刀，不奏皇上，只向理事三王报告，遂下谕痛斥其过，命议政王大臣议处。议政王大臣拟议，罚满达海银五千两，降和硕端重亲王博洛、和硕敬谨亲王尼堪为郡王，各罚银五千两，“三王俱停其理事”。帝立允其议。《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2页。
过了一天，帝又下谕，令诸王管理各部院。他谕吏部说：
“朕自亲政以来，观天下所以治安者，关乎各部院，虽自古无参用诸王之例，然闻我太宗文皇帝曾用诸王于部院，朕欲率由旧典，复用诸王。念诸王虽甚劳苦，然诚各殚厥职，厘剔庶务，禁绝贪污，修整法令，俾上下利病不致壅蔽，利国家而致升平，莫此为要。今特用和硕巽亲王于吏部，和硕承泽亲王于兵部，多罗端重郡王于户部，多罗敬谨郡王于礼部，多罗顺承郡王于刑部，多罗谦郡王于工部，多罗贝勒喀尔楚浑于理藩院，固山贝子吴达海于都察院。诸王等其各副朕图理治安至意。尔部其传谕各王知之。”《清世祖实录》第55卷第5页。
诸王管理部院，始创于天聪五年(1631)七月。七月初八，当时的全国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莽古尔泰二大贝勒及济尔哈朗等议政贝勒议定，仿效明朝，设立六部，任图尔格等为六部承政参政。但由于当时还尚遵行太祖手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的基本原则，故在仿明之际，增加新意，即由诸贝勒分管六部，多尔衮管吏部事(当时称为“统摄”吏部)，德格类、萨哈廉、岳托、济尔哈朗、阿巴泰分管户、礼、兵、刑、工部。《清太宗实录》第9卷第11、12页。此制虽适应了当时形势，但随着皇太极抑王崇君之方针顺利推行，它已越来越不适合君主集权制了，多尔衮摄政时立即将其取消。现在，福临以太宗此旧制有利于国家为理由，将其恢复。
福临还采取了又一重要措施，那就是扩大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和权限。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议处国家机要事务的权力机构，起源于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新任金国汗的皇太极，“以经理国务”，与诸贝勒定议，设八大臣，以纳穆泰等八人分为镶黄等八旗的固山额真，“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清太宗实录》第1卷第11页。这八大臣既是固山额真，又兼任议政大臣，遇有军国大事，与三大贝勒十位议政贝勒偕坐共议。崇德二年(1637)四月，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谕令每旗各设专职的议政大臣三员，从此以后，宗室贵族中的议政王、议政贝勒、议政贝子与八旗固山额真兼议政大臣及专职的议政大臣一起，共同议政，这种议政形式叫做“议政王大臣会议”，有时又叫“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它是君权上升王权较前有所下降的产物，也是皇太极抑制身为旗主的亲王郡王的产物和重要手段。顺治初年，由于多尔衮独掌大权，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不很明显，权势显著下降。顺治帝继承和发扬皇父太宗手创之此制，增加议政人员，扩大其职权和影响。顺治八年十月，他谕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为议政王。《清世祖实录》第61卷第2页。在这一年中，他先后多次下谕，授鳌拜、詹岱、巴图鲁詹、杜尔玛、布丹、杜尔德等人为议政大臣。《清世祖实录》第52卷第1、10、24、25页，第58卷第11页。
福临以上措施的基本目的是，既利用诸王公大臣尤其是郑王济尔哈朗与皇兄承泽亲王硕塞及两黄旗大臣，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稳定政局，增强自己的实力服务，又极力防范王权过大，分散王权，避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摄政王多尔衮。他的这一主要目的顺利地达到了，君权迅速增强和提高，于是他在顺治九年正月二月三月又采取了五个重大行动。
顺治九年二月十八日，少年天子下谕，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册文说：
“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鸿基，创业垂统，以贻子孙。太宗文皇帝继统，混一蒙古，平定朝鲜，疆圉式廓，勋业日隆。及龙驭上宾，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续领大军征明，遂取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又率大军征湖广时，闻山东曹县为众贼袭据，便道往剿，用红衣炮攻拔其城。又恢复湖广宝庆等四府八州四十四县，又遣发将士收服贵州省五府七县，败敌兵凡六十四阵，诛伪王一、伪巡抚一、伪总兵十四、文武官四十一员，收降伪总兵一、大小伪官六十九员，遂定湖南。睿王心怀不轨，以尔同摄朝政，难以行私，不令辅治，无故罢为和硕亲王。及朕亲政后，知尔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赐以金册金宝，封为叔和硕郑亲王。”《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4、5页。
此册文可以说明三个问题。其一，格外优遇。顺治帝福临优遇郑王，对其之尊敬和加恩，超过当时任何一位和硕亲王。清朝特重“军功”，在有清一代上百位亲王、郡王中，大体上分为两类：一为“军功勋旧诸王”，指的是清初开国定邦功勋卓著的宗室王公，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后来又加上被乾隆帝弘历平反的睿亲王多尔衮，这八个王的爵位世袭罔替，不降袭，人们称之为“铁帽王”。另外一类是“恩封”王公，系因是皇子皇孙而封，爵位不能原位世袭，必须依次降袭。从册文中所述郑王之军功，不过主要是顺治五年任定远大将军下湖南之功，比起豫王多铎、肃王豪格、英王阿济格、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来说，真是大有逊色。这些王中，只有多铎才加封为“叔王”。如仅按照这些军功就加封为“叔王”，确是根据不足，不能和多铎相提并论，可见皇上对其之特殊宠遇。
其二，功在立帝。郑王之功，主要在于拥立福临。册文中讲得很清楚，当太宗去世时，宗室中有人“肆行作乱，窥窃大宝”，这显然是指睿王、豫王，而郑王却与两黄旗大臣“坚持一心”，拥戴福临，“以定国难”，并因此而被睿王压抑，罢其辅政。对于这样一位为福临及其子孙世为天子建立了不朽功勋的王爷，当然应加恩封赏。
其三，名分有定。这次加封，使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有清一代唯一保持这一崇高尊号的“叔王”，曾被立为太子的大贝勒代善，仅只被太宗封为“兄王”，世祖即位后并未晋加为“伯王”，多尔衮虽被尊为“皇父摄政王”，多铎加封“叔王”，但死后皆被削除此尊号，只有郑王一人保持了“叔王”的荣誉。但是，尽管如此，顺治帝的此次加封，显系深思熟虑，很有分寸，含有深刻的、明确的意图，郑王未必完全满意。因为，至少有三点使郑王相当不满。一是册文强调指出，加封“叔王”的主要原因是忠于少年天子，是坚主拥立幼君，八年之中又“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予以加封。二是与顺治元年之封，降了一大级。顺治元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再次举行登极大典时，大封八旗王公大臣，加封郑王为“信义辅政叔王”，现在才封为“叔王”，取消了“信义辅政”四字，连“复封”都谈不上，还说是什么“加封”。三是册文只提“叔王”，不提“辅政叔王”或“摄政叔王”。这二字之减，比千钧还重，它的含意十分清楚，现在不是诸王，也不是“叔王”在理国治政，没有任何王爷有资格来代行天子之权“辅政”“摄政”，昔日幼主虚有其名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天子乾纲独断之时，任何王爷，包括现在所封之“叔王”郑亲王济尔哈朗，都只能是必须对皇上“持以忠义之心”的臣子。这一含意，郑王本人谅必清楚，因为他自然还会知道少年天子在十八天前下达的一道特谕。正月三十日，顺治帝谕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清世祖实录》第62卷第15页。此谕既表明从顺治八年正月至此谕下达之日，郑王权势极大，已几乎成为与睿王多尔衮相似之人物，一应章奏皆须启奏于他；此谕又表明，少年天子对此十分不满，深怕又出现一个睿王，再当傀儡幼帝，故一有机会，立予坚决制止。郑王对此谕，定是又惊又怒。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里福临连办两件大事。他不讲任何理由，就下谕宣布罢革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并允准郑亲王济尔哈朗、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之拟议，以和硕信亲王多尼之父豫王多铎，“罪状虽未显著，然与睿王系同胞兄弟，一体无异”，本应尽削王爵，念其行兵有功，故令削去和硕亲王，降为多罗郡王。《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3、14页。
过了七天，三月二十二日，福临又降谕诸王大臣说：
“朕初即位，睿王摄政之时，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五人，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其所行事绩，朕虽明知，犹望伊等自知己罪，翻然改过，尽心竭力以事朕，是以姑置不发。岂意伊等不改前辙，轻藐朕躬，扰乱国政，朕实不能再为宽宥，今将伊等罪款一并发出。尝观古籍，历代帝王俱以除奸恶用忠良为要务，似此奸恶之辈，若不翦除，天下何以治平，著按款严审具奏。”《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5页。
于是，议政王大臣遵谕按款会审，共有十九条：一、睿王令两黄旗大臣议养肃王豪格之子富寿时，巩阿岱竟说：“这种苗裔，不全诛灭，养之何用！”巩阿岱之“所谓苗裔，系指何人”？二、“初时保护皇上，六大臣一心尽忠，不惜身家，誓同生死”，巩阿岱、锡翰“心归睿王”，遂向鳌拜、索尼宣称，此“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之誓，俱不足凭”，威逼鳌拜等悔弃前誓，尔等因而得以晋封至贝勒、贝子，“得享富贵”，鳌拜、索尼俱问罪降革，索尼还被充发盛京，图赖享堂被尔等拆毁。三、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散遣皇上侍卫大臣等，径送皇上至睿王处，又无故问鳌拜大罪。四、拜尹图、巩阿岱、锡翰等，再三恳求以病女嫁于苏拜(睿王之正白旗亲信大臣)，睿王认为于理不合，拜尹图等恳请，终将病女嫁去。五、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时说，我舅阿布泰及固山额真阿山说：“两黄旗大臣愿皇子即位者，不过数人，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故睿王亦向众宣扬此言。其实，与阿布泰、阿山有亲者，不过谭泰及拜尹图等数人耳。六、郑亲王曾对巩阿岱说：“皇子即帝位，更复何言，惟以他人篡夺为忧。”巩阿岱以此话报告睿王，遂将郑王问罪，“此非巩阿岱等阴谋劝进之故欤！”七、睿王说，拜尹图之巴图、巴哈纳二子，过去寄养于巴颜家，今已年长，可以领回。拜尹图、巩阿岱、锡翰献媚说：无论此二子，即其他子亦当送来一起效力，“我等以卑贱之身，蒙升贝勒、贝子，入八家分内，似此升擢之恩，没世不敢忘，何忍舍去”。直到罗什、博尔辉正法后才领回，又擅将库中金茶筒、银二千两、蟒缎二匹、貂袍、貂褂、马二匹及玲珑鞍辔，给予巴颜，以偿其养育费用。八、送孝端文皇后梓宫安奉昭陵时，拜尹图等四人竟忘主恩，不亲送。九、皇上避痘塞外时，司膳官厄参率众膳房人员钓鱼，止留二人在膳所进膳，皇上切责厄参，巩阿岱、锡翰反加以包庇。十、皇上围猎时，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扈从，竟于平坦之路任意自行，而皇上所行之路，却“险峻崎岖”，以致驾前一等侍卫巴哈骑马失足，皇上遂下马步行，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从平坦之路转来，向帝说：“年少不习骑射，似此路径，遂下马步行耶。”竟敢讥讽天子懦怯。十一、皇上行围，至沙碛悬崖之处，马不能下，帝遂步行，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并不引君行走平坦之路，反向平路猎兵宣布：“皇上下马步行，尔等俱宜下马”，众遂下马步行，此“是肆意讥讽，无人臣之礼也”。十二、在围场中，皇上正在逐射一鹿，席纳布库竟迎上争射，箭落皇上马前。十三、睿王曾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遂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冷僧机、巩阿岱、锡翰商议，提出鳌拜、巴哈不宜留在皇上左右，当将他俩与博穆博果尔俱逐退。十四、睿王卒后，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等向帝奏称：“睿王下大臣十四员，俱披沥肝胆，愿来效力，皇上当破格优养。”既为臣子，各有职分，有何披沥肝胆之处，若不为皇上效力，又将何往？十五、夏猎时，巩阿岱、锡翰二人跟随护卫，竟身穿金黄号衣，骑射于皇上之前，“僭越已极”。十六、席纳布库回家时，竟不向皇上奏报，只告诉锡翰，锡翰亦不转奏，便擅自准其回家。锡翰也于应当值宿之日，未奉上命，私自回家。十七、太宗时，席纳布库即已归入旗下牛录，后忽引外藩蒙古王贝勒等例，欲永镇塞外，并向上奏请。十八、内侍大臣及侍卫之妻，例应侍候皇太后、皇后，皇太后命席纳布库之妻入侍皇后，席纳布库不愿，并于途中遇见皇太后之使者苏墨尔时，竟向前诘问说：“我妻因何拨侍皇后，此皆尔之谗言所致也。”“遂将苏墨尔捶楚几死。赖皇太后仁慈宽宥，记言苏墨尔坠马，令医调治，三日始愈”。十九、锡翰、席纳布库因巴哈日夕敬谨侍奉皇上，心怀嫉妒，欲议巴哈之罪，私自传集内大臣和侍卫。索尼质问说：今日所议何事，有旨？无旨？锡翰、席纳布库回答：无旨，乃我等传集。索尼愤愤地说：往日睿王在时，尔等任意妄为，今无旨，尚可私自聚众议罪耶！众人始散去。顺治帝问冷僧机：刚才诸臣因为何事聚集？冷僧机奏述上情。帝谕：在朕左右殷勤竭力之人，反欲议罪，若旷直偷安任意私行者，应该怎样办？冷僧机秘密泄露此谕于锡翰、席纳布库，二人始被迫罢休。
议政王大臣审勘核实后奏报，帝命将贝子巩阿岱、锡翰，内大臣席纳布库，内大臣、一等伯冷僧机正法，籍没家产，贝勒拜尹图免死禁锢狱中，连其弟、男、子侄皆革去宗室为民。席纳布库之子侄亦革退侍卫为民。著刑部将此案刊刻告示，布告天下。《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5―23页。
以上拜尹图等所犯之罪虽有十九条之多，但却集中在一点上，即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冷僧机等人，背叛少年天子，投靠睿王，对君不敬不忠。顺治帝之所以在顺治八年正月二月亲政时未将这几人治罪，显然是因为他们是两黄旗主要大臣，过早惩治，会使两黄旗参加当年即位初盟誓效忠于幼主的二百多名大臣侍卫忐忑不安。在睿王淫威之下，有几个能像索尼这样敢于正面和睿王争执，忠贞不贰！两黄旗大多数人被迫向睿王低头，做过一些违心之事，说了一些违心之言，但其内心深处，仍在怀恋幼主，仍对睿王尤其是其党羽之专横十分不满，他们是福临亲政后的主要依靠力量，不能让他们产生疑虑。而且，亲政之一二月里，福临也没有坚强的后盾和雄厚的实力，不能操之过急，相反，利用拜尹图等身居贝勒、贝子、一等伯、内大臣的身份和前几年中得到的权势威望，来对付最大最危险的敌人睿王及其正白旗党羽，还是能起作用的，对于安定两黄旗大臣侍卫之心，也会有所裨益。因此，福临一亲政，不仅没有处治拜尹图等人，反而晋已封为镇国公的巩阿岱、锡翰为固山贝子，并授巩阿岱为议政大臣，不止一次地遣巩阿岱祭太庙，让诸人仍留原职。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顺治帝基础已很巩固，便要对巩阿岱等下手了。通过这次处死巩阿岱等人，顺治帝实际是向八旗王公大臣严正警告和劝诲：任何人，尤其是上三旗大臣，绝对不允许背叛帝君，投靠他王，绝对不许对皇上不忠不敬，绝对不许侵犯君权，否则严惩不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