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痴情君顺治帝

第4章 傀儡幼帝朝不保夕(4)

　　民国八年(1919)署名“古稀老人”编写的《多尔衮轶事》之《太后下嫁》条称：世祖福临年幼，“军政大权实在多尔衮一人之手，倘怀异志，莫敢谁何，当时朝廷情势，危于累卵”。“太后时尚年少，美冠后宫，性尤机警，知非有以羁縻而挟持之，不足以奠宗社于泰山之安，故宁牺牲一身，以成大业”，而多尔衮则“涎太后之色”，“时以陈奏机密为由，出入宫禁，奏事既毕，辄纵谈市鄙事以尝试之”。孝庄后遂提出，若尔(多尔衮)“诚意见爱”，“务矢赤心，为国驰驱，卫我母子，待天下统一之日，即我二人因缘成就之日”。多尔衮悚然敬服，两人对天立誓，各刺臂作血书，互执一书。从此，多尔衮果然“奋勉图功，精勤倍常，以冀媚于太后”，间有劝其自立为君者，“多尔衮皆以念及血书而止”。后天下大定，多尔衮屡求太后实践盟誓，且以死为要挟。“太后鉴其诚悃，不忍背之”，遂召幼帝，告诉事情始末，但如践约，则碍于体制，若背约，“则国基未固，祸不旋踵”，乃秘密设策，数日后宫中忽传太后驾崩，隆重办理丧仪，不久又降旨以帝之乳母某氏指婚于摄政王，命满汉大学士为媒，襄办婚礼，嫁奁之多，空前罕有，自宫门到王府，绵延数里，彩舆所经，沿途皆设锦障，禁止窥探。多尔衮在门前恭候，引入正殿，先叩拜，然后行交拜之礼，空前之太后下嫁大典，至此告终，“于是天下臣民莫不心知其故矣”。

　　这段叙述，谬误甚多，不合情理，不符事实，姑举其三。第一，摄政之时，太后无权也从未公开过问国政，摄政王全权代行帝权，不需也从未向太后奏呈诸事，请后裁决，所谓多尔衮以陈奏机密为由入宫T情之说，不能成立。第二，多尔衮摄政之日，孝庄太后康健如常，并未驾崩，直到多尔衮死后三十七年，即孝庄后之孙圣祖玄烨的康熙二十六年，太后才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才隆重办理丧仪。可见，多尔衮在世之日太后驾崩之说，不攻自破。第三，所谓将后扮作帝之乳母指婚睿王，大办婚礼，致天下臣民皆知太后下嫁，查遍实录等官书，无此记载，大臣文人学士之文集笔记，亦无片言只字，显系《轶事》作者杜撰。

　　民国初年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有三条专记太后下嫁之事，即：《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下嫁贺诏》《太后下嫁后之礼制》。这三条载称：多尔衮诚心拥戴福临即位，满朝王公大臣深有歉意，欲报答其恩。多尔衮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后，使范倡议于众说：摄政王功高望重，皇上应予报答，王乃帝之叔父，视帝为子，“则皇上亦当以父视王”，认王为父，可否？众人议定如此办理。范文程又说：今闻王之福晋刚逝，“而我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既以王为父，“不可使父母异居，宜请王与皇太后同宫”，众又赞同其言。于是颁发太后下嫁恩诏，宣示天下，其诏大意是：“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其身份容貌，皆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仰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备办”。到了乾隆朝，“纪昀见之，以为此何事也，乃可传示来世以彰其丑乎，遂请于高宗削之，是后遂鲜有知者”。明臣张煌言作满洲宫词，有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咏此事云”。“闻当时百官贺表，出钱蒙叟笔，藏虞山瞿良耜大令处”。

　　这三条记述，似乎颇有根据，一则言范文程与群臣商议决定，二则言有太后下嫁恩诏，宣示天下，其诏尚存至乾隆朝，三又说百官有贺表，乃钱蒙叟即钱谦益所撰，藏于瞿良耜处，四则说明遗臣张煌言写了满洲宫词，其中有专讲太后下嫁之内容。有人有物有词有表，似乎果真举办了太后下嫁之大典了。

　　然而，细加分析，上述诸据颇嫌不足。其一，摄政王多尔衮之福晋卒于顺治六年十二月，第二年正月举行了纳肃王豪格福晋为妃的典礼，史有明证，在此情形下，太后怎能下嫁与多尔衮！其二，所谓下嫁恩诏，辞文俚俗，显非真诏，且言睿王乃“中国第一人”，更有违规制，查遍清朝诸帝诏书，言及中国，皆称我“大清国”、“我大清”，不会用“中国”之词。其三，既有恩诏，宣示天下，而且过了顺康雍三朝，到乾隆时，纪昀还见到此诏，纪昀是乾隆十九年进士，乾隆二十余年任侍读，三十八年编《四库全书》，距所谓下嫁大典，已逾百年，他都能目睹此诏，那么，见过此诏之人当然不少，为什么不仅《清实录》等官书未记此事，这一百余年里成千上万的大臣文人学士的著述也未谈到这一大事？

　　如果说清帝之臣仆不敢触讳，那些明朝遗臣如顾炎武、黄羲之、王夫之等一大批反清志士，怎么也不对此猛烈抨击？须知，堂堂一国之母后竟下嫁臣王，弟弟竟娶亲嫂，这可是空前罕有的人伦大变，是大丑特丑之丑闻，故明遗臣完全可以利用此事痛加谴责，并以此作为清朝无道理该灭亡之证据，广泛宣扬，激起人们对它的蔑视，进行抗清活动。像多尔衮死后被帝追罪之原诏，至今仍然保存，多尔衮死后被焚骨扬灰，顺治帝剃掉头发欲图出家，这类不为官书记载之秘闻，文人学士僧道之著作也都一一记述，为什么却偏偏未见一条当时人们对此大事之载录？设若说人们害怕因此惹上灭门大祸不敢写，或者虽然写了被当做禁书烧毁了，那么，远在鸭绿江彼岸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朝鲜国，对此大事理应有所叙述，何况此时朝鲜国仍然忠于故明，仍视清为夷狄，虽然表面上被迫上贡颂扬，但其国内官书和文人著作，多称清为“胡”为“虏”，称明为“大明”，对清帝及摄政王的言行十分注意，常予贬斥。比如顺治九年五月朝鲜国王孝宗与臣言及清军时说：“予曾见虏人治兵之术：练整军务，惯习兵法，行阵肃然，弓镞劲利”，“胡骑则如烈风骤雨，仓促不可当矣”。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824页。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史料》。但通观《朝鲜李朝实录》，没有任何关于太后下嫁的记述。

　　简而言之，迄至今日，未发现一条叙述太后下嫁大典的材料，可见这一“大典”根本就没有举行。

　　然而，虽无下嫁大典，并不能说明孝庄后与多尔衮全无瓜葛。这些野史传闻固然不能作为信证，可是，无风不起浪，何况他们谈到的多尔衮专权，太后害怕摄政王篡位，故予笼络，等等，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多尔衮素怀称帝之心，摄政以后，尤其是入主中原尊称“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以后，独揽大权，势焰熏天，人皆知有摄政王，不知有幼君，如若太后对此视而不见，不予笼络，废帝之举难说必无，聪睿绝顶之孝庄后当然会设计以对。入关之前，女真――满洲旧习，允许弟妻其嫂，尤其是遇逢问罪或家庭败落之时，更有这种行为。太宗时，莽古尔泰贝勒死后，其妻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德格类贝勒死后，其一妻被阿济格带走。因此，孝庄后有可能与多尔衮有暧昧关系。蒋良骐《东华录》卷六载述顺治八年二月世祖福临颁诏斥责多尔衮的罪状中，有一条是多尔衮“又亲到皇宫内院”，朝鲜《孝宗实录》记录此诏时，也有“又亲到皇宫内院”这一罪状，可是《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三载述此诏时，却删去了这一句话，显有为尊者讳之意。多尔衮为何要亲到皇宫内院，而且此事被列为其谋逆的罪状之一，并于《实录》中删掉，答案是不难得出的，那就是他很可能进宫与太后幽会。若他仅是与其他妃嫔幽会，实录就不必删去这一句话，就可以明确写道他是调戏妃嫔。

　　如果认为此说合理，孝庄后与多尔衮之间可能有暧昧关系，那也只是太后为谋巩固帝基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所谓寡居不欢。说得更明显一些，孝庄后之举，是迫于无奈，此中苦辛，向谁诉说！身为号称至尊无上的天子福临，对此能不痛心疾首！但他有什么办法！他自己不也是危在旦夕吗！

　　四、仰叔鼻息幼君危如累卵。

　　顺治七年(1650)七月初十这一天，对年方十二岁半的幼君福临来说，是一个令他极为愤恨、极端惊骇、万分不安的大凶之日。当他正安坐宫中之时，突然族叔固山贝子锡翰、内大臣二等子冷僧机、内大臣席纳布库等摄政王多尔衮的亲信，匆匆进入殿内，不容细说，便拥着幼帝出宫，“驾幸”摄政王府，并让帝恭问皇父摄政王安康，慰其新亡元妃之哀痛。原来，此事系由“皇父”所引起的。

　　这一日，锡翰等前往王府，摄政王大发怨言，说什么“顷予罹此莫大之忧，体复不快”，幼主“宜循家人礼”来府探望。王又指责锡翰等亲近大臣，皇上虽年幼，尔等岂不知应该如何做？因此，锡翰等立即进宫，带帝往王府慰问“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可能觉得此举过为鲁莽，有损其谦谦成王、周公之形象，曾补充说，不让锡翰等奉君来府，今见帝已至府，便大发雷霆，斥责锡翰等人，命议政王大会议处锡翰，又以巴哈、鳌拜等目睹锡翰之罪，不即执鞫，命一并治罪。议政王大臣等拟议锡翰、冷僧机等论死籍没，鳌拜亦论死。多尔衮心知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系己之亲信，此举是讨好于己，故仅轻议其罪，略降爵职，不久即予恢复，而对不附于己之鳌拜，则降其一等子为一等男。《清世祖实录》第49卷第14、15页。

　　十二岁半的福临回宫之后，必然会静坐苦思，心乱如麻，无比愤怒，又胆战心惊。今日之事，欺人太甚。多尔衮权势再大，哪怕又有“皇父”之尊号，但毕竟还是皇帝之臣，按道理说，无权也不应该随意暗示，要帝去探问，而且要行“家人礼”，即要行父子之礼，要号称至尊无上之天子以子事父之礼慰问“皇父”。这未免太狂妄太僭越了。何况，多尔衮之借口又太缺乏根据，所谓“顷予罹此莫大之忧”，不过是指其元妃于去年十二月病故之事，可是，妻骨未寒，多尔衮即于次年正月纳肃亲王豪格之嫡福晋为妃，而且于八旗广选美女，向新附之喀尔喀索取有夫之妇，又迫令朝鲜国王送公主来京，于五月连仪式也来不及举行，就和公主同了房，这正是他姬妾成群日夜狂欢之时，哪能说什么“莫大之忧”！这不过是一个借口，借此来显显“皇父”之威风，来威慑幼君而已！这样完全仰于“皇父”鼻息的儿皇帝，有什么当头！

　　不仅如此，福临必然会回想起七八年来的遭遇，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心酸、惊恐、胆寒之事，必会情不自禁地涌上心来。七年前，他的兄王豪格被废为庶人，后才复爵，而且正当他这位六龄幼君入主中原，再次举行登极大典，被尊为九州共主之时，皇十二叔英亲王阿济格竟敢称他为无知幼童，且犯下这样大不敬之罪，却未受重惩。《清世祖实录》第13卷第2页；《清史列传》第1卷，《阿济格传》。两年前，他的兄王豪格被削爵籍没，冤死狱中，嫡福晋被摄政王霸占。母后处境艰难，有苦无处诉说，母子分居，一月之中，只能相见一次。《清世祖实录》第143卷第17页。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叛臣锡翰、巩阿岱忘了先帝洪恩，背叛幼主，投靠睿王，为其爪牙，竟敢对幼帝肆意讥讽，讥帝懦怯不习骑射，毫无人臣之礼。《清世祖实录》第63卷第18页。尤其是随着多尔衮的称“皇父”，完全以朝廷自居，令群臣伺候府前，调兵信符及赏功册皆驻王府，天下只知有摄政王，哪知有帝。此时，多尔衮既收亲弟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己嗣子，又取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之子劳亲为养子，兼之姬妾成群，若生一男，未见得就不会废帝自立。帝之处境怎能不险！有一次，福临被迫前往摄政王府，按规定，皇上出宫，警卫森严，扈从众多，应有前引大臣十员、后扈大臣二员、豹尾班侍卫二十员、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一二三等侍卫数百员，以及亲军、护军、前锋、步军数千名，还有浩大的仪仗队，可是，这次“随驾内大臣及侍卫等，不及二十人”，连一个四五品官员之公子都不如，这些公子出门，随从也有二三十人。这不仅是大损威严，而且更重要的是太危险了，万一摄政王起了歹意，或于府中谋害幼主，或派爪牙伪扮响马途中行刺，岂不酿成大祸。据《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七记载，就是在这次临幸王府时，二等侍卫喀兰图得悉此事，“惧有叵测”，急忙归家携带弓矢追去，“密为防卫”。又有一次，睿王以避痘为名，带福临“远幸边外西喇塔喇地方，侍卫不及百人，又乏扈从之兵，时经长夏，势甚孤危”。《清世祖实录》第90卷第17页。不要说多尔衮于此时下手弑帝易如反掌，就是各部蒙古王公，若有图谋不轨者，这岂不也是天赐良机于彼！

　　回想这七八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令人胆战心寒的往事，看看今日多尔衮独掌大权，两黄旗大臣分化瓦解，多为睿王收买和威慑，寡母幼儿谁来保驾，十二岁多的福临真是危如累卵了。出路何在？绝境何时能完？弑君夺位大祸何日突然降临？福临对此是既不敢想又无法不想，他只有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