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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3)
综上所述，在整个摄政时期，正蓝旗大半时间属于两黄旗势力，小半时间属于两白旗势力，不属于中间势力。当然，对其中本属于正蓝旗的满、蒙、汉历任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等，多尔衮也做了大量拉拢、分化、掺沙子之类的工作，提拔博洛即是一例。从另一方面来说，像本旗王公宗室岳乐、固山额真伊拜、郎球、巴颜、鄂罗塞臣之类，也不是活动能量和野心都大的人，因此实力也比较薄弱。
(二)正红旗：代善家族的衰落。
正红旗是礼亲王代善的旗。努尔哈赤死后，他本是四大贝勒中最有地位的人，后来他又推立皇太极为君。在皇太极势力强大、排斥两蓝旗以后，他退了下来，没有像阿敏和莽古尔泰那样搞得剑拔弩张，因此不仅没有落得后者那样身败名裂的下场，而且地位一直较高，掌握着两个红旗的势力。崇德三年秋冬，镶红旗旗主、代善之子岳托死于攻明的行伍之中，岳托之子罗洛浑继管旗务，力量已有所减弱，但代善的正红旗却依然实力雄厚，在皇太极死后谁人继位的问题上便有很大发言权。前曾说过，他曾在继统问题上支持立豪格，后又把支持多尔衮登基的第二子硕托和第三子萨哈廉的儿子阿达礼揭发出去，交多尔衮杀了。这一血的代价虽然有力阻止了多尔衮登极的企图，但也使自己的实力大为削弱。到这一年，代善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且又有足疾，行动不便，因此在多尔衮摄政初年，他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由于旗主的地位下降以至于销声匿迹，这个旗本身的作用就大大削弱了。
这时正红旗中较有影响的王公当中，有代善第七子满达海，萨哈廉第二子、被处死的阿达礼之弟勒克德浑等人。顺治元年十一月，多尔衮认为其兄阿达礼虽然因作乱被杀，但勒克德浑当时年幼，没有参与阴谋，因此现在将他封为多罗贝勒。《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庚戌。实际上也是多尔衮拉拢之举。满达海随多尔衮入关后，被封为固山贝子。在进一步抚定全国的过程中，这二人基本上经常处在战斗的第一线。顺治元年十月，满达海随阿济格攻打李自成，一直追击李自成到湖广，获得大捷，后来又随豪格征张献忠。顺治五年，代善死，四个月后，多尔衮便命满达海袭爵，为和硕礼亲王，很可能便由他来接管正红旗。顺治六年到七年间，他与博洛、尼堪等先后参与了大同平叛的战斗，又一同担任理事王，管六部事。后来因事博洛等三人均降为郡王，只有满达海仍为亲王，仅罚银了事。这说明正红旗也为多尔衮所笼络。而勒克德浑则更予以重任。江南初定后，多尔衮即令勒克德浑率兵接替多铎，一方面和明朝残余势力作战，一方面又要与农民军余部周旋。后来大顺军相当一批主要将领，如田见秀、吴汝义、张鼐等便降在他的手里。多尔衮闻讯后非常高兴，连忙下谕鼓励，说这一大胜，全是你与诸将士同心协力，为国尽瘁，没有让军队多费力气，就削平丑逆，即令班师。《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四月己卯。七月班师，十月赏他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顺治五年九月，多尔衮封他为多罗承顺郡王。几天后，勒克德浑又随济尔哈朗出征，在擒杀何腾蛟、打败李过的战斗中颇有劳绩，然后继续进军广西，直到顺治七年初才班师回朝。是年五月，多尔衮又命他参与议政，他也作为多尔衮信任的人从军界走进政界。
但是，不管满达海、勒克德浑这些人地位如何提高，他们利用旗的力量操纵政治的机会却几乎没有。勒克德浑基本上是个武将，长年在外打仗，摄政末年才参与议政。满达海是入关前的老臣，参与政治的机会多些，承袭了王爵、又成为理事三王之一。但多尔衮一方面要拉拢他、利用他，一方面又要限制他、防范他。顺治六年六月，满达海对喀尔喀贡使送马给多尔衮而不送他颇为不满，被人揭发出来，遭罚俸一年和罚银，被多尔衮宽免。《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六年六月丙申。一年后多尔衮出猎，满达海属下行列不整，议削其爵，其他人分别降黜。多尔衮发话说：“满达海罪大，姑念其父的面子，免此一次，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呀！”
最后罚银千两。下属吞齐、尚善、扎喀纳等贝勒、贝子等也分别处罚。《清世祖实录》卷49，顺治七年六月己丑。这些小事的处理，不过是警告他们，让他们时刻注意自己的地位，不可忘乎所以。这种时擒时纵的控制手法，看来效果不错，因为代善死后，正红旗这些王公大臣被多尔衮抬到较高的位置，但又从未发生过威胁多尔衮统治至尊地位的事情。这样，正红旗这个当年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力量，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已被多尔衮牢牢地控制住了。
（三)镶红旗：不同势力的混合体。
前面说过，镶红旗的旗主曾由代善长子岳托担任。岳托是清初功臣，负责过兵部事务。崇德元年封为和硕成亲王，后因罪降革，死后又追封为多罗克勤郡王。岳托死后，崇德四年九月，其子罗洛浑袭封多罗贝勒，代为旗主；顺治元年十月福临登基大典时，又被封为多罗衍禧郡王，成为济尔哈朗、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亲王之下地位最高之人。硕塞是皇太极的第五子，也属镶红旗下，这一年他不过十六岁，虽然没什么战功，但余荫可庇，也被封为郡王，日承泽亲王，倒是名颇副实。镶红旗下还有个有名人物，就是努尔哈赤之孙、褚英的第三个儿子尼堪，顺治元年十月被晋封为多罗贝勒，而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参与议政。另外岳托第三子喀尔楚浑、褚英之孙、杜度之子杜尔和特尔祜、萨弼等许多宗室王公也隶此旗内。这一旗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代善的系统，如旗主罗洛浑，二是皇太极的势力，如其子硕塞，三是褚英的子孙，如尼堪、杜度诸子等。因此这一旗内部力量纷杂，成为太祖诸子后裔杂居的一旗，而主要人物罗洛浑、硕塞和尼堪都先后被多尔衮封为郡王，可以平起平坐，互相牵制。
罗洛浑运气不佳，顺治三年正月随豪格赴四川征张献忠，八月就死在军中，年仅二十三岁。他的王爵倒是由他的儿子罗科铎在顺治五年承袭了，但由谁继为旗主，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弟弟喀尔楚浑在顺治二年封为镇国公，也曾随豪格征四川，顺治五年回师之后，被授本旗的满洲固山额真。六年率师到大同平叛，十月晋封为多罗贝勒。喀尔楚浑到处征战，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但命运也和他哥哥一样，顺治八年死时也是二十三岁，袭爵的儿子克齐这时才一岁。所以镶红旗代善――岳托的势力在摄政期间一直较弱，对多尔衮形成不了威胁，因此多尔衮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硕塞不知是何时放入镶红旗的，是不是两黄旗企图掺沙子、在红旗势力中安插自己的人马？不得而知。但他无疑是多尔衮的白旗势力一手提拔起来的。清朝入关以前，硕塞年纪轻，没什么功劳，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衰却让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跻身郡王之列。为什么在太宗诸子、除了福临和豪格以外的其他六个儿子(还有三子夭折)中挑选了他呢？也是个谜。但是，多尔衮着力培养他却是无疑的。硕塞封王之后，便随多铎攻打李自成的大顺权利，南明福王权利，归来后被赏金二千两、银二万两。这之后，他先后随多铎征苏尼特部叛人及喀尔喀部兵，随阿济格镇守天津地方农民起义，又随阿济格驻守大同，打压姜、刘迁的山西反清斗争，基本上都在白旗诸王的控制之下，这样，如果硕塞在镶红旗内部势力增大，甚至控制了镶红旗，也不过是为白旗添翼。
褚英的后代加入镶红旗，是褚英天命建国之前被杀以后的事。褚英的儿子杜度有七个儿子，都隶镶红旗，其中有爵者五：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杜努文、萨弼。这些人都是武将，随诸王东征西讨，用史书上的话说：“杜度诸子，唯第六子杜努文无战功”。《清史稿》，卷216，列传3，诸王2，第8970页。但他们都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在多尔衮的麾下指南打南，指北打北，颇为听话。另外他们是罪宗的后代，和掌握权利已经多年无缘，因此无心且无力觊觎政柄。但我们不要忘了他们的三叔尼堪。此人在入关前就战功卓著，入关后即晋封多罗贝勒。随后，征李自成、征南明，征张献忠、征天津农民军等都有他在内，一个大功接一个大功。顺治五年九月，他被封为多罗敬谨郡王。平定姜之叛后，他亦被命为理事三王之一，总管六部事务，成为褚英之后其家族中第一个翻身进入最高统治阶层的人，这和他积极靠拢多尔衮是分不开的。所以总的来说，镶红旗中原来代善的势力最大，现在已几乎等于无，新的实力派尼堪、硕塞也成为多尔衮的附庸，图此对多尔衮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四)镶蓝旗：潜在的威胁。
相比之下，镶蓝旗应值得重视。镶蓝旗的旗主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天命间封贝勒。后来投靠皇太极，支持他打击其他几大贝勒，所以天聪四年阿敏获罪削爵后，皇太极便让他代阿敏为镶蓝旗主，天聪五年主管刑部事务。皇太极崇德改元，晋封他为和硕郑亲王，后又与多尔衮一起，在松锦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皇太极对他“恩养之厚，迥异众人”，所以他在清初政治舞台上也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角色。
皇太极身后，爆发了继统之争。济尔哈朗受皇太极厚恩，自然站在豪格一边，多尔衮当然不会同意，但也不敢忽视他的意见，最后提出以福临为帝，自己辅政的同时，还要拉上济尔哈朗一道，既给济尔哈朗一点儿甜头、堵住他的嘴，又让两黄旗大臣没什么话说。
但济尔哈朗并非多尔衮的对手。没有多久，他就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多尔衮的陪衬。崇德八年十月，他就被派出去攻打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回来后不久，顺治元年正月，他就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堂官，对他们说：“今后如有什么事需要请示我和睿亲王的，或有什么需要记录在案的，都先去请示睿亲王；档案上写名字，要先写睿亲王的名字，座次、班次和行礼仪注都要按这个原则办理。”《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己亥。自甘退后一步。四月多尔衮率大军攻明，以济尔哈朗留守沈阳，处理政事。这一安排，不知是多尔衮做的，还是济尔哈朗自愿如此，总之使济尔哈朗在开国史上最大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的功劳簿上无名无姓，地位一落千丈。
对这些，济尔哈朗心里是不满的。八月底迁都北京，他把原定后行的镶蓝旗放到皇上身边立营，又把原定后行的正蓝旗放在镶白旗前面，等于把豪格的家眷摆在多铎和阿济格的家眷之上，这至少是表示对豪格的同情。《清世祖实录》卷37，顺治五年三月己亥。到十月举行登极大典时，多尔衮加崇号为叔父摄政王，给予建碑立绩，但济尔哈朗则加号为信义辅政叔王，赏黄金千两，白银万两，彩缎千疋，《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丁卯。明确了他和多尔衮之间的差别。同时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的俸禄，摄政王是三万两，辅政王才一万五千两，裁了整整一半。《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辛未。随后，定诸王等冠服宫室等制，多尔衮单有仪制，而辅政王与诸亲王的制度一样：其帽顶所嵌东珠、金佛前、后金花等所嵌金珠、猫眼石等数量均与其他亲王毫无区别。《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戊寅、甲申。十一月，定诸王、贝勒等下属护卫的人数，摄政王二三十员，一二三等各十员；辅政王二十三员，一二等各七员，三等九员。《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甲午。这些待遇上的差异说明了地位之别，济尔哈朗对此自然十分不满。
但是，他颇有一套韬晦之术，虽然心怀怨愤，但又显得能屈能伸。顺治二年五月，济尔哈朗挑头和内大臣们定议，以皇叔父摄政王所下命令虽等于朝廷，但地位体统却没有很相配。既是为皇上抚国立政，关系重大，一切仪制还应再加礼。《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丙戌。但是，多尔衮似乎并不买账，找茬子、挑毛病的事还是不少。顺治四年正月，多尔衮说他营造王府时，殿堂的占基超过了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并擅立铜狮、龟、鹤等，交部议罪，罚银二千两。而刑部尚书吴达海和启心郎额尔格图等在议罪时徇情，被革去世职。《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正月庚午。不过这还算是一次小小的惩戒，只是从重打击的先声。
大致就在这前后，多尔衮曾令多铎和济尔哈朗共听政务。不久，济尔哈朗便被罢辅政之任，而多铎被晋封为辅政叔王。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对内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颁布诏谕，说从今以后，只令辅政德豫亲王与闻政事，各部院事务中有应亲自处理的，有应豫王代替处理的，一律开列出来具奏。《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七月乙巳。这样，济尔哈朗便基本上被挤出了决策机构。
顺治五年，更大的打击来了。三月，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吞齐、尚善、吞齐喀、扎喀纳、富喇塔、努赛一齐反戈一击，告发济尔哈朗的罪状。多尔衮抓住这个机会，兴起大狱。在济尔哈朗的罪状中，除了他们家族内部的矛盾之外，主要是说他当年议立豪格，后又让正蓝旗在镶白旗前行走，甚至“有援比君上之言”，会议论死。最后由多尔衮定罪，将济尔哈朗降为多罗郡王，罚银五千两。《清世祖实录》卷37，顺治五年三月己亥。
后来济尔哈朗虽复了亲王爵，但很快就派他去出征湖广。他当了五年的辅政王，舒舒服服地在京城坐着，这时也不得不像其他王公那样，再度披挂起来，率军出征。尽管他运气不错，打压了山东曹县的起义之后，又跑到湖南去抓住了何腾蛟，最后直杀到广西，攻克六十余城，但也没有因此而重振声威。顺治七年正月他凯旋回京，竟然没有什么人去迎接他，表示慰问。《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正月丁丑。而多铎死后，理事的大权没有还给他，反而让博洛、尼堪、满达海这些年轻人坐在上头，这显然是不把他济尔哈朗放在眼里。难怪多尔衮死后第一个跳出来翻案的正是这位憋了一肚子气的王爷。
另外，出来揭发济尔哈朗的本旗大臣尚善，顺治六年进为贝勒，议政大臣，掌理藩院；富喇塔、扎喀纳都在同年进贝子；吞齐进贝勒，还当过本旗的满洲固山额真，这都是投靠多尔衮的好处。这样，镶蓝旗虽有一位老资格的旗主，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多尔衮架空了。因此，在多尔衮还在人世的时候，他无力也不敢反抗既定的统治秩序。
就这样，多尔衮有打有拉，对中间力量中威胁较大的人物进行压制，对比较年轻、与原来的各种矛盾关系较少的人加以拉拢和提拔，使这几旗的中间势力为其所用，至少不敢随便捣乱。从这一件件事实中可以看出，多尔衮驾驭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正是因为他翦除异己，拉拢、分化中间势力的手段颇高，他才能从起初实力对比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逐渐巩固自己的地位，发展自己的权势，向权力的顶峰攀去。
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一)左膀右臂。
两白旗是多尔衮敌我友中的“我”，是自己的力量。皇太极时期，多尔衮是镶白旗旗主，多铎是正白旗的主旗贝勒。不知是崇德末年还是顺治元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多尔衮和多铎互换了所领之旗，阿济格则与多铎同属镶白旗中。关于多尔衮三兄弟入关前后的领旗问题，存在很多疑问。从《清实录》和《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中，可以证实多尔衮和多铎分别是镶白旗和正白旗的旗主。清入关前后，多铎和阿济格肯定在镶白旗中。《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记载济尔哈朗罪状时，曾说他让正蓝旗在镶白旗前行，是让肃王这个罪废庶人的妻子在多铎和阿济格的福晋前行，可说明其旗属。另《北游录》“纪闻下”记载顺治二年十月颁历式，镶白旗下署“额尔克亲王历、把都郡王历、合托贝子历、福勒合公历”等，前二人即多铎和阿济格。但无论如何，这两白旗仍都在多尔衮亲兄弟三人的手中，是他们的王牌。
在皇太极死后的继统之争中，两白旗是有力的竞争者，阿济格和多铎都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但多尔衮在考虑了双方实力对比之后，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以退为进，在身任摄政王之后，再全力发展两白旗的势力。顺治元年四月，清大举攻明，多尔衮所率仅两位满洲王爷，即阿济格和多铎，目的是希望他们趁此机会建功立业。果然，在山海关之战中，白旗铁骑驰骋而来，与农民军初战告捷，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础。是年十月福临迁都北京之后，多尔衮又把消灭李自成大顺权利和南明权利的重要任务交给他这两位亲兄弟，如果这两件事进行得好，不仅多铎和阿济格的功勋卓著，多尔衮的地位也会因此而难以动摇，一句话，两白旗的统治就会成为清王朝统治的基石。后来又曾分别派多铎征蒙古苏尼特部，派阿济格征天津和曹县土寇，平定姜之叛，凡重要行动均交给他们去进行，这不仅仅是信任他们，把动关大计的事交给他们比较放心，而且是有意培养他们，使他们增长威信，可以名副其实地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二)多铎：早夭的接班人。
比较起来，多铎比较精明能干，多尔衮对他也很信赖、优宠。顺治二年，多铎攻克西安之后又取河南，喜讯传来，多尔衮十分高兴，当即表示：“王方收复关陕，旋定中原，剿寇安民，勋庸茂著”，《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己酉。赐他宝饰佩刀、镀金鞋带。等到攻克南京的捷报传来，多尔衮更为高兴，一方面准备祭告诏赦等事，一方面派使者赴江南军中慰问多铎。敕书上说，“览王等奏捷，不胜喜悦，江南既定，福王就擒，此皆王与诸臣协力效忠所致”，《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丙寅。对他的表现颇为欣慰。这年十月，多铎凯旋而归，福临按多尔衮的意思亲自出正阳门，到南苑附近去迎接。当地安设了大纛十杆，多铎到时鼓乐齐鸣，然后拜天行礼，向上叩头，搞得十分隆重。《清世祀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月癸巳。几天后，又以他功勋甚多加其爵号为和硕德豫亲王，赐黑狐皮帽、貂皮朝服褂、金五千两、银五万两、玲珑鞍马和漆鞍马各一匹、空马八匹，予以重赏。《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月戊申。
但更值得重视的是，多铎在攻克南京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他下令将抢百姓东西的八个士兵斩首，并下令“前日入内抢掠诸物，自行交还江宁县，藏匿者枭示”。南京人也说：“清兵入城亦不杀人”。后多铎又在各城门贴出告示，禁止百姓“不遵法度”，自行剃头，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民心。一次，多铎曾与降臣赵之龙、朱国弼等谈起崇祯太子一事，赵之龙说有王之明，多铎说：“逃难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说姓朱，你们早杀过了。”朱国弼说：“太子原不认，是马士英坐易。”多铎大笑道：“奸臣！奸臣！”后“太子”到军营来，多铎还“离席迎之，坐于己右”，相待十分有礼。此外，他还下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并谒明太祖陵墓，令人加以修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二十七戊申”，第225页。这些，又给相当多汉人士绅留下了好印象，充分显尔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和胆略。对这些，多尔衮虽远在北京，不会没有所耳闻，也不会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派多铎去征讨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诸叛人，亲自率大臣送出安定门外。九月多铎旋师时，多尔衮又亲自出边，到兀蓝诺尔去迎接他，仪式隆重，气氛热烈。回到北京时，福临又出安定门外迎接，赐他鞍马一匹，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尊崇超过多尔衮以下的诸王之上。《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九月丙寅。这些都不过是多尔衮的有意安排，为他逐渐取代济尔哈朗创造条件。
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把内大臣、各部尚书、启心郎等召来，说，“内大臣和礼部都曾认为豫亲王剿灭流寇，底定陕西、殄福王，平江南，击败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和硕雷汁，功劳甚大，应晋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我开始考虑此事之时，以为他是我的幼弟而犹豫不决。但我恭摄大政，任贤黜不肖是治国的原则，怎能犹豫？你们和诸王去商量一下。”大家商量之后自然没有异议。于是，多尔衮把多铎叫来，对他说：“你在我之后成为辅政王，应更加勤勉，这样声誉肯定会很大的。”随后又赐他黄金千两、白金万两、鞍马一匹、空马九匹，当天还大开宴会，以示庆贺。《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七月庚子、辛丑，乙巳。这样，多铎终于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和老资格的辅政叔王济尔哈朗平起平坐了。不久，多尔衮又下令停罢济尔哈朗辅政，只令多铎一人理事，半年后又借故将济尔哈朗罚为郡王，多铎的地位就高过了济尔哈朗。有一次他把黄纱衣一袭赏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多尔衮以为是皇上所赐，因而大为诧异。《清世祖实录》卷39，顺治五年七月丙子。
但是，尽管多尔衮一再提携扶植，多铎与多尔衮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密切，反倒与主要政敌豪格有所往还。崇德八年十月，多铎因企图夺范文程妻而被罚银千两，夺十五个牛录，豪格知情不举，也罚银三千两。《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十月戊子。这年十二月，多尔衮决定罢王公等管理部务，又是多铎和豪格挑头表示不满，说“皇上冲年，初登帝位，我等正当各勤部务，宣力国家，以尽臣职”，拐弯抹角地表示不满。《清世祖实录》卷2，祟德八年十二月乙亥。顺治元年三月，多铎又和豪格一起出外放鹰，“日久始归”，多铎还跑到山林禁地中去打猎，被一同议罪。《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三月辛卯。
多铎生性风流，皇太极就对他“服色奇异，流于般乐”很不满，《清太宗实录》卷10.还批评过他“以卖身女为恋”，《清太宗实录》卷46.不思进取。顺治元年二月，多铎擅自取出户部的户籍册子，按册召集所有八旗女子来挑选，户部理事官雅秦还投其所好，把籍内一无名女子私自献给多铎，结果多铎被罚银五百两，雅秦亦被处罚。《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二月甲子。他谋夺范文程的妻子也是出于好色，丝毫不顾影响。这些毛病屡犯，势必影响其威望，甚至对多尔衮不利，因此多尔衮必然对他频频告诫，甚至轻罚，对于多铎竟与豪格来往渐多一事，他更是不敢掉以轻心，需要时时提醒。
顺治二年十二月，多铎刚从江南立了大功回来，多尔衮便把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大臣召集起来，提醒他们要尊崇皇上，不要只对他献殷勤。他说：
“那时太宗升天，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都想让我继位，甚至跪下来请我。我当时就表示，你们要是这样，我就自杀，誓死不从。那时如此危急，我都不答应为君，今天你们不敬皇上，谄媚于我，我怎么能答应呢？太宗恩育于我，不同于诸子弟，是因为深信只有我才能使．诸子长大成人，建功立业，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么？”
他停了停又说：
“当时不立肃亲王为君，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你们这些诸王大臣不都说：‘若立肃亲王，我等都没法儿活了’么？那个时候不肯议立，怎么如今反倒去他那儿市恩修好！”
诸王、贝勒都连连称是，只有多铎心里知道这是在说他，因此听了以后，一句话不说。
多尔衮派人问他：“大家都说话了，为什么你不说话？”
多铎答：“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没说话。”
多尔衮一听就笑了。“我刚才还和阿济格尼堪说呢，说我讲了这些话以后，豫亲王肯定默然无语，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简直是个奸人。”
(二)正红旗：代善家族的衰落。
正红旗是礼亲王代善的旗。努尔哈赤死后，他本是四大贝勒中最有地位的人，后来他又推立皇太极为君。在皇太极势力强大、排斥两蓝旗以后，他退了下来，没有像阿敏和莽古尔泰那样搞得剑拔弩张，因此不仅没有落得后者那样身败名裂的下场，而且地位一直较高，掌握着两个红旗的势力。崇德三年秋冬，镶红旗旗主、代善之子岳托死于攻明的行伍之中，岳托之子罗洛浑继管旗务，力量已有所减弱，但代善的正红旗却依然实力雄厚，在皇太极死后谁人继位的问题上便有很大发言权。前曾说过，他曾在继统问题上支持立豪格，后又把支持多尔衮登基的第二子硕托和第三子萨哈廉的儿子阿达礼揭发出去，交多尔衮杀了。这一血的代价虽然有力阻止了多尔衮登极的企图，但也使自己的实力大为削弱。到这一年，代善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且又有足疾，行动不便，因此在多尔衮摄政初年，他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由于旗主的地位下降以至于销声匿迹，这个旗本身的作用就大大削弱了。
这时正红旗中较有影响的王公当中，有代善第七子满达海，萨哈廉第二子、被处死的阿达礼之弟勒克德浑等人。顺治元年十一月，多尔衮认为其兄阿达礼虽然因作乱被杀，但勒克德浑当时年幼，没有参与阴谋，因此现在将他封为多罗贝勒。《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庚戌。实际上也是多尔衮拉拢之举。满达海随多尔衮入关后，被封为固山贝子。在进一步抚定全国的过程中，这二人基本上经常处在战斗的第一线。顺治元年十月，满达海随阿济格攻打李自成，一直追击李自成到湖广，获得大捷，后来又随豪格征张献忠。顺治五年，代善死，四个月后，多尔衮便命满达海袭爵，为和硕礼亲王，很可能便由他来接管正红旗。顺治六年到七年间，他与博洛、尼堪等先后参与了大同平叛的战斗，又一同担任理事王，管六部事。后来因事博洛等三人均降为郡王，只有满达海仍为亲王，仅罚银了事。这说明正红旗也为多尔衮所笼络。而勒克德浑则更予以重任。江南初定后，多尔衮即令勒克德浑率兵接替多铎，一方面和明朝残余势力作战，一方面又要与农民军余部周旋。后来大顺军相当一批主要将领，如田见秀、吴汝义、张鼐等便降在他的手里。多尔衮闻讯后非常高兴，连忙下谕鼓励，说这一大胜，全是你与诸将士同心协力，为国尽瘁，没有让军队多费力气，就削平丑逆，即令班师。《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四月己卯。七月班师，十月赏他黄金百两，白金二千两。顺治五年九月，多尔衮封他为多罗承顺郡王。几天后，勒克德浑又随济尔哈朗出征，在擒杀何腾蛟、打败李过的战斗中颇有劳绩，然后继续进军广西，直到顺治七年初才班师回朝。是年五月，多尔衮又命他参与议政，他也作为多尔衮信任的人从军界走进政界。
但是，不管满达海、勒克德浑这些人地位如何提高，他们利用旗的力量操纵政治的机会却几乎没有。勒克德浑基本上是个武将，长年在外打仗，摄政末年才参与议政。满达海是入关前的老臣，参与政治的机会多些，承袭了王爵、又成为理事三王之一。但多尔衮一方面要拉拢他、利用他，一方面又要限制他、防范他。顺治六年六月，满达海对喀尔喀贡使送马给多尔衮而不送他颇为不满，被人揭发出来，遭罚俸一年和罚银，被多尔衮宽免。《清世祖实录》卷44，顺治六年六月丙申。一年后多尔衮出猎，满达海属下行列不整，议削其爵，其他人分别降黜。多尔衮发话说：“满达海罪大，姑念其父的面子，免此一次，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呀！”
最后罚银千两。下属吞齐、尚善、扎喀纳等贝勒、贝子等也分别处罚。《清世祖实录》卷49，顺治七年六月己丑。这些小事的处理，不过是警告他们，让他们时刻注意自己的地位，不可忘乎所以。这种时擒时纵的控制手法，看来效果不错，因为代善死后，正红旗这些王公大臣被多尔衮抬到较高的位置，但又从未发生过威胁多尔衮统治至尊地位的事情。这样，正红旗这个当年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力量，在多尔衮摄政时期已被多尔衮牢牢地控制住了。
（三)镶红旗：不同势力的混合体。
前面说过，镶红旗的旗主曾由代善长子岳托担任。岳托是清初功臣，负责过兵部事务。崇德元年封为和硕成亲王，后因罪降革，死后又追封为多罗克勤郡王。岳托死后，崇德四年九月，其子罗洛浑袭封多罗贝勒，代为旗主；顺治元年十月福临登基大典时，又被封为多罗衍禧郡王，成为济尔哈朗、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亲王之下地位最高之人。硕塞是皇太极的第五子，也属镶红旗下，这一年他不过十六岁，虽然没什么战功，但余荫可庇，也被封为郡王，日承泽亲王，倒是名颇副实。镶红旗下还有个有名人物，就是努尔哈赤之孙、褚英的第三个儿子尼堪，顺治元年十月被晋封为多罗贝勒，而早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参与议政。另外岳托第三子喀尔楚浑、褚英之孙、杜度之子杜尔和特尔祜、萨弼等许多宗室王公也隶此旗内。这一旗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代善的系统，如旗主罗洛浑，二是皇太极的势力，如其子硕塞，三是褚英的子孙，如尼堪、杜度诸子等。因此这一旗内部力量纷杂，成为太祖诸子后裔杂居的一旗，而主要人物罗洛浑、硕塞和尼堪都先后被多尔衮封为郡王，可以平起平坐，互相牵制。
罗洛浑运气不佳，顺治三年正月随豪格赴四川征张献忠，八月就死在军中，年仅二十三岁。他的王爵倒是由他的儿子罗科铎在顺治五年承袭了，但由谁继为旗主，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弟弟喀尔楚浑在顺治二年封为镇国公，也曾随豪格征四川，顺治五年回师之后，被授本旗的满洲固山额真。六年率师到大同平叛，十月晋封为多罗贝勒。喀尔楚浑到处征战，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但命运也和他哥哥一样，顺治八年死时也是二十三岁，袭爵的儿子克齐这时才一岁。所以镶红旗代善――岳托的势力在摄政期间一直较弱，对多尔衮形成不了威胁，因此多尔衮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硕塞不知是何时放入镶红旗的，是不是两黄旗企图掺沙子、在红旗势力中安插自己的人马？不得而知。但他无疑是多尔衮的白旗势力一手提拔起来的。清朝入关以前，硕塞年纪轻，没什么功劳，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衰却让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跻身郡王之列。为什么在太宗诸子、除了福临和豪格以外的其他六个儿子(还有三子夭折)中挑选了他呢？也是个谜。但是，多尔衮着力培养他却是无疑的。硕塞封王之后，便随多铎攻打李自成的大顺权利，南明福王权利，归来后被赏金二千两、银二万两。这之后，他先后随多铎征苏尼特部叛人及喀尔喀部兵，随阿济格镇守天津地方农民起义，又随阿济格驻守大同，打压姜、刘迁的山西反清斗争，基本上都在白旗诸王的控制之下，这样，如果硕塞在镶红旗内部势力增大，甚至控制了镶红旗，也不过是为白旗添翼。
褚英的后代加入镶红旗，是褚英天命建国之前被杀以后的事。褚英的儿子杜度有七个儿子，都隶镶红旗，其中有爵者五：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杜努文、萨弼。这些人都是武将，随诸王东征西讨，用史书上的话说：“杜度诸子，唯第六子杜努文无战功”。《清史稿》，卷216，列传3，诸王2，第8970页。但他们都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在多尔衮的麾下指南打南，指北打北，颇为听话。另外他们是罪宗的后代，和掌握权利已经多年无缘，因此无心且无力觊觎政柄。但我们不要忘了他们的三叔尼堪。此人在入关前就战功卓著，入关后即晋封多罗贝勒。随后，征李自成、征南明，征张献忠、征天津农民军等都有他在内，一个大功接一个大功。顺治五年九月，他被封为多罗敬谨郡王。平定姜之叛后，他亦被命为理事三王之一，总管六部事务，成为褚英之后其家族中第一个翻身进入最高统治阶层的人，这和他积极靠拢多尔衮是分不开的。所以总的来说，镶红旗中原来代善的势力最大，现在已几乎等于无，新的实力派尼堪、硕塞也成为多尔衮的附庸，图此对多尔衮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四)镶蓝旗：潜在的威胁。
相比之下，镶蓝旗应值得重视。镶蓝旗的旗主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天命间封贝勒。后来投靠皇太极，支持他打击其他几大贝勒，所以天聪四年阿敏获罪削爵后，皇太极便让他代阿敏为镶蓝旗主，天聪五年主管刑部事务。皇太极崇德改元，晋封他为和硕郑亲王，后又与多尔衮一起，在松锦之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皇太极对他“恩养之厚，迥异众人”，所以他在清初政治舞台上也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角色。
皇太极身后，爆发了继统之争。济尔哈朗受皇太极厚恩，自然站在豪格一边，多尔衮当然不会同意，但也不敢忽视他的意见，最后提出以福临为帝，自己辅政的同时，还要拉上济尔哈朗一道，既给济尔哈朗一点儿甜头、堵住他的嘴，又让两黄旗大臣没什么话说。
但济尔哈朗并非多尔衮的对手。没有多久，他就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多尔衮的陪衬。崇德八年十月，他就被派出去攻打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回来后不久，顺治元年正月，他就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堂官，对他们说：“今后如有什么事需要请示我和睿亲王的，或有什么需要记录在案的，都先去请示睿亲王；档案上写名字，要先写睿亲王的名字，座次、班次和行礼仪注都要按这个原则办理。”《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己亥。自甘退后一步。四月多尔衮率大军攻明，以济尔哈朗留守沈阳，处理政事。这一安排，不知是多尔衮做的，还是济尔哈朗自愿如此，总之使济尔哈朗在开国史上最大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军事行动的功劳簿上无名无姓，地位一落千丈。
对这些，济尔哈朗心里是不满的。八月底迁都北京，他把原定后行的镶蓝旗放到皇上身边立营，又把原定后行的正蓝旗放在镶白旗前面，等于把豪格的家眷摆在多铎和阿济格的家眷之上，这至少是表示对豪格的同情。《清世祖实录》卷37，顺治五年三月己亥。到十月举行登极大典时，多尔衮加崇号为叔父摄政王，给予建碑立绩，但济尔哈朗则加号为信义辅政叔王，赏黄金千两，白银万两，彩缎千疋，《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丁卯。明确了他和多尔衮之间的差别。同时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的俸禄，摄政王是三万两，辅政王才一万五千两，裁了整整一半。《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辛未。随后，定诸王等冠服宫室等制，多尔衮单有仪制，而辅政王与诸亲王的制度一样：其帽顶所嵌东珠、金佛前、后金花等所嵌金珠、猫眼石等数量均与其他亲王毫无区别。《清世祖实录》卷10，顺治元年十月戊寅、甲申。十一月，定诸王、贝勒等下属护卫的人数，摄政王二三十员，一二三等各十员；辅政王二十三员，一二等各七员，三等九员。《清世祖实录》卷11，顺治元年十一月甲午。这些待遇上的差异说明了地位之别，济尔哈朗对此自然十分不满。
但是，他颇有一套韬晦之术，虽然心怀怨愤，但又显得能屈能伸。顺治二年五月，济尔哈朗挑头和内大臣们定议，以皇叔父摄政王所下命令虽等于朝廷，但地位体统却没有很相配。既是为皇上抚国立政，关系重大，一切仪制还应再加礼。《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丙戌。但是，多尔衮似乎并不买账，找茬子、挑毛病的事还是不少。顺治四年正月，多尔衮说他营造王府时，殿堂的占基超过了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并擅立铜狮、龟、鹤等，交部议罪，罚银二千两。而刑部尚书吴达海和启心郎额尔格图等在议罪时徇情，被革去世职。《清世祖实录》卷30，顺治四年正月庚午。不过这还算是一次小小的惩戒，只是从重打击的先声。
大致就在这前后，多尔衮曾令多铎和济尔哈朗共听政务。不久，济尔哈朗便被罢辅政之任，而多铎被晋封为辅政叔王。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对内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颁布诏谕，说从今以后，只令辅政德豫亲王与闻政事，各部院事务中有应亲自处理的，有应豫王代替处理的，一律开列出来具奏。《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七月乙巳。这样，济尔哈朗便基本上被挤出了决策机构。
顺治五年，更大的打击来了。三月，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吞齐、尚善、吞齐喀、扎喀纳、富喇塔、努赛一齐反戈一击，告发济尔哈朗的罪状。多尔衮抓住这个机会，兴起大狱。在济尔哈朗的罪状中，除了他们家族内部的矛盾之外，主要是说他当年议立豪格，后又让正蓝旗在镶白旗前行走，甚至“有援比君上之言”，会议论死。最后由多尔衮定罪，将济尔哈朗降为多罗郡王，罚银五千两。《清世祖实录》卷37，顺治五年三月己亥。
后来济尔哈朗虽复了亲王爵，但很快就派他去出征湖广。他当了五年的辅政王，舒舒服服地在京城坐着，这时也不得不像其他王公那样，再度披挂起来，率军出征。尽管他运气不错，打压了山东曹县的起义之后，又跑到湖南去抓住了何腾蛟，最后直杀到广西，攻克六十余城，但也没有因此而重振声威。顺治七年正月他凯旋回京，竟然没有什么人去迎接他，表示慰问。《清世祖实录》卷47，顺治七年正月丁丑。而多铎死后，理事的大权没有还给他，反而让博洛、尼堪、满达海这些年轻人坐在上头，这显然是不把他济尔哈朗放在眼里。难怪多尔衮死后第一个跳出来翻案的正是这位憋了一肚子气的王爷。
另外，出来揭发济尔哈朗的本旗大臣尚善，顺治六年进为贝勒，议政大臣，掌理藩院；富喇塔、扎喀纳都在同年进贝子；吞齐进贝勒，还当过本旗的满洲固山额真，这都是投靠多尔衮的好处。这样，镶蓝旗虽有一位老资格的旗主，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多尔衮架空了。因此，在多尔衮还在人世的时候，他无力也不敢反抗既定的统治秩序。
就这样，多尔衮有打有拉，对中间力量中威胁较大的人物进行压制，对比较年轻、与原来的各种矛盾关系较少的人加以拉拢和提拔，使这几旗的中间势力为其所用，至少不敢随便捣乱。从这一件件事实中可以看出，多尔衮驾驭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正是因为他翦除异己，拉拢、分化中间势力的手段颇高，他才能从起初实力对比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逐渐巩固自己的地位，发展自己的权势，向权力的顶峰攀去。
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一)左膀右臂。
两白旗是多尔衮敌我友中的“我”，是自己的力量。皇太极时期，多尔衮是镶白旗旗主，多铎是正白旗的主旗贝勒。不知是崇德末年还是顺治元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多尔衮和多铎互换了所领之旗，阿济格则与多铎同属镶白旗中。关于多尔衮三兄弟入关前后的领旗问题，存在很多疑问。从《清实录》和《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中，可以证实多尔衮和多铎分别是镶白旗和正白旗的旗主。清入关前后，多铎和阿济格肯定在镶白旗中。《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记载济尔哈朗罪状时，曾说他让正蓝旗在镶白旗前行，是让肃王这个罪废庶人的妻子在多铎和阿济格的福晋前行，可说明其旗属。另《北游录》“纪闻下”记载顺治二年十月颁历式，镶白旗下署“额尔克亲王历、把都郡王历、合托贝子历、福勒合公历”等，前二人即多铎和阿济格。但无论如何，这两白旗仍都在多尔衮亲兄弟三人的手中，是他们的王牌。
在皇太极死后的继统之争中，两白旗是有力的竞争者，阿济格和多铎都曾“跪劝睿王当即大位”。但多尔衮在考虑了双方实力对比之后，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以退为进，在身任摄政王之后，再全力发展两白旗的势力。顺治元年四月，清大举攻明，多尔衮所率仅两位满洲王爷，即阿济格和多铎，目的是希望他们趁此机会建功立业。果然，在山海关之战中，白旗铁骑驰骋而来，与农民军初战告捷，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础。是年十月福临迁都北京之后，多尔衮又把消灭李自成大顺权利和南明权利的重要任务交给他这两位亲兄弟，如果这两件事进行得好，不仅多铎和阿济格的功勋卓著，多尔衮的地位也会因此而难以动摇，一句话，两白旗的统治就会成为清王朝统治的基石。后来又曾分别派多铎征蒙古苏尼特部，派阿济格征天津和曹县土寇，平定姜之叛，凡重要行动均交给他们去进行，这不仅仅是信任他们，把动关大计的事交给他们比较放心，而且是有意培养他们，使他们增长威信，可以名副其实地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二)多铎：早夭的接班人。
比较起来，多铎比较精明能干，多尔衮对他也很信赖、优宠。顺治二年，多铎攻克西安之后又取河南，喜讯传来，多尔衮十分高兴，当即表示：“王方收复关陕，旋定中原，剿寇安民，勋庸茂著”，《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三月己酉。赐他宝饰佩刀、镀金鞋带。等到攻克南京的捷报传来，多尔衮更为高兴，一方面准备祭告诏赦等事，一方面派使者赴江南军中慰问多铎。敕书上说，“览王等奏捷，不胜喜悦，江南既定，福王就擒，此皆王与诸臣协力效忠所致”，《清世祖实录》卷17，顺治二年六月丙寅。对他的表现颇为欣慰。这年十月，多铎凯旋而归，福临按多尔衮的意思亲自出正阳门，到南苑附近去迎接。当地安设了大纛十杆，多铎到时鼓乐齐鸣，然后拜天行礼，向上叩头，搞得十分隆重。《清世祀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月癸巳。几天后，又以他功勋甚多加其爵号为和硕德豫亲王，赐黑狐皮帽、貂皮朝服褂、金五千两、银五万两、玲珑鞍马和漆鞍马各一匹、空马八匹，予以重赏。《清世祖实录》卷21，顺治二年十月戊申。
但更值得重视的是，多铎在攻克南京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他下令将抢百姓东西的八个士兵斩首，并下令“前日入内抢掠诸物，自行交还江宁县，藏匿者枭示”。南京人也说：“清兵入城亦不杀人”。后多铎又在各城门贴出告示，禁止百姓“不遵法度”，自行剃头，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民心。一次，多铎曾与降臣赵之龙、朱国弼等谈起崇祯太子一事，赵之龙说有王之明，多铎说：“逃难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说姓朱，你们早杀过了。”朱国弼说：“太子原不认，是马士英坐易。”多铎大笑道：“奸臣！奸臣！”后“太子”到军营来，多铎还“离席迎之，坐于己右”，相待十分有礼。此外，他还下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并谒明太祖陵墓，令人加以修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4，“二十七戊申”，第225页。这些，又给相当多汉人士绅留下了好印象，充分显尔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和胆略。对这些，多尔衮虽远在北京，不会没有所耳闻，也不会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派多铎去征讨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诸叛人，亲自率大臣送出安定门外。九月多铎旋师时，多尔衮又亲自出边，到兀蓝诺尔去迎接他，仪式隆重，气氛热烈。回到北京时，福临又出安定门外迎接，赐他鞍马一匹，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尊崇超过多尔衮以下的诸王之上。《清世祖实录》卷28，顺治三年九月丙寅。这些都不过是多尔衮的有意安排，为他逐渐取代济尔哈朗创造条件。
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把内大臣、各部尚书、启心郎等召来，说，“内大臣和礼部都曾认为豫亲王剿灭流寇，底定陕西、殄福王，平江南，击败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和硕雷汁，功劳甚大，应晋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我开始考虑此事之时，以为他是我的幼弟而犹豫不决。但我恭摄大政，任贤黜不肖是治国的原则，怎能犹豫？你们和诸王去商量一下。”大家商量之后自然没有异议。于是，多尔衮把多铎叫来，对他说：“你在我之后成为辅政王，应更加勤勉，这样声誉肯定会很大的。”随后又赐他黄金千两、白金万两、鞍马一匹、空马九匹，当天还大开宴会，以示庆贺。《清世祖实录》卷32，顺治四年七月庚子、辛丑，乙巳。这样，多铎终于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和老资格的辅政叔王济尔哈朗平起平坐了。不久，多尔衮又下令停罢济尔哈朗辅政，只令多铎一人理事，半年后又借故将济尔哈朗罚为郡王，多铎的地位就高过了济尔哈朗。有一次他把黄纱衣一袭赏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多尔衮以为是皇上所赐，因而大为诧异。《清世祖实录》卷39，顺治五年七月丙子。
但是，尽管多尔衮一再提携扶植，多铎与多尔衮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密切，反倒与主要政敌豪格有所往还。崇德八年十月，多铎因企图夺范文程妻而被罚银千两，夺十五个牛录，豪格知情不举，也罚银三千两。《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十月戊子。这年十二月，多尔衮决定罢王公等管理部务，又是多铎和豪格挑头表示不满，说“皇上冲年，初登帝位，我等正当各勤部务，宣力国家，以尽臣职”，拐弯抹角地表示不满。《清世祖实录》卷2，祟德八年十二月乙亥。顺治元年三月，多铎又和豪格一起出外放鹰，“日久始归”，多铎还跑到山林禁地中去打猎，被一同议罪。《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三月辛卯。
多铎生性风流，皇太极就对他“服色奇异，流于般乐”很不满，《清太宗实录》卷10.还批评过他“以卖身女为恋”，《清太宗实录》卷46.不思进取。顺治元年二月，多铎擅自取出户部的户籍册子，按册召集所有八旗女子来挑选，户部理事官雅秦还投其所好，把籍内一无名女子私自献给多铎，结果多铎被罚银五百两，雅秦亦被处罚。《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二月甲子。他谋夺范文程的妻子也是出于好色，丝毫不顾影响。这些毛病屡犯，势必影响其威望，甚至对多尔衮不利，因此多尔衮必然对他频频告诫，甚至轻罚，对于多铎竟与豪格来往渐多一事，他更是不敢掉以轻心，需要时时提醒。
顺治二年十二月，多铎刚从江南立了大功回来，多尔衮便把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大臣召集起来，提醒他们要尊崇皇上，不要只对他献殷勤。他说：
“那时太宗升天，嗣君未立，诸王，贝勒、大臣等都想让我继位，甚至跪下来请我。我当时就表示，你们要是这样，我就自杀，誓死不从。那时如此危急，我都不答应为君，今天你们不敬皇上，谄媚于我，我怎么能答应呢？太宗恩育于我，不同于诸子弟，是因为深信只有我才能使．诸子长大成人，建功立业，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么？”
他停了停又说：
“当时不立肃亲王为君，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你们这些诸王大臣不都说：‘若立肃亲王，我等都没法儿活了’么？那个时候不肯议立，怎么如今反倒去他那儿市恩修好！”
诸王、贝勒都连连称是，只有多铎心里知道这是在说他，因此听了以后，一句话不说。
多尔衮派人问他：“大家都说话了，为什么你不说话？”
多铎答：“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没说话。”
多尔衮一听就笑了。“我刚才还和阿济格尼堪说呢，说我讲了这些话以后，豫亲王肯定默然无语，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简直是个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