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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为大清王朝奠基(6)
总的来说，清军每征服一地之后不久，一般都能按诏书所规定的去豁除加派，很有可能顺治元年还是按照万历初年田赋则例起科的，并未包括后来征收如故的“九厘银”。但顺治二年之后，多尔衮的这项“德政”似乎逐渐向反面转化。这年李运长听说“直省州县，易剿银等税为草豆等名色，加征如故”，《皇清奏议》卷2，李运长“敬陈保邦富国要图”。前述济宁“顺治二年犹”按万历年间则例起科，“至二、三、四年，逐年累增，每亩征至四、五分有余，此外杂费更有数倍于此者，即其《赋役全书》元年条银征止一万三千六百零，二、三两年除河饷另例外，征至二万二千三百零；四年征至三万一千五百余两，……”顺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兵科给事中李用质为蠲免欲究其实，第一在严革包赔，仰祈敕部确察以沛皇仁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平均每年递增近70%，大有重蹈明朝加派弊政之势。有歌唱道：
老农生长娄江边，自言力作思逢年。
那知年丰更愁苦，令我不得中宵眠。
箱中有粟囊无钱，公庭敲骨真可怜。
倾箱不足了官税，依然土锉无炊烟。
呜呼人生筋力百可用，慎莫归种江南田。毛师柱：《端峰诗选》卷2，“田父词”，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1，毛师柱，第63页。
难道多尔衮就如此迅速地腐朽了么？难道他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把已经取得的成果断送了么？
多尔衮是个聪明人，他当然不愿意因此失去民心，使已经建立起来的清朝统治毁于一旦。但是，他要为他自己犯下的罪过负责。
二、陷入财政泥沼。
多尔衮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竟带来了一系列恶劣的后果，使自己陷入泥沼，难以自拔。
摄政时期的全部财政困难，免除加派的局限，田赋蠲免，与民休息的无法实现，、都与这一时期军事行动的频繁有关。清兵入关之时，社会经济已经凋敝之极，人口逃亡，田地荒芜，灾害频仍，统治者只能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较早恢复，社会尽早安定。因此，多尔衮入北京后不久就发布令旨，“欲尽蠲赋税钱粮以厚民”：
自顺治元年为始，其京城迁徙之家，一应钱粮赋役，准免三年；不在迁徙之家而房舍被人分居者，准免一年，大兵经由之处，被践者免今年租赋之半，其河北府、州、县、卫租赋、屯粮准免今年三分之一，盐课银两数目，悉同地亩之例，亦免三分之一，其余商贾贸易，货物抽分税银、过关钞料，俱免至今年十二月终止，着各府、州、县、卫及运司、榷关掌印官逐款数目查核，实行蠲兔，务期国无虚恩，民沾实惠。……顺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招抚山东河南王鳌永启为河北蠲租已奉明纶，东省望恩事属一体，谨胪列钱粮应减应蠲应折款项，恭请睿裁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此后的七年中，亦实行各类蠲免50次左右。此按《清世祖实录》统计，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尽管蠲免频繁，地方官“有蠲之名，无蠲之实”一类的报告却也经常送到多尔衮面前，原因正是因为军费开支的浩大，使蠲政无法实施，百姓无从休息。而军事行动不息，规模日益增大，则正是多尔衮顺治二年五月以后实行军事征服政策，引起各阶层人民奋起反抗的结果。
顺治元年七月山东巡抚方大猷无可奈何地报告说：“如今无百姓、无官、无兵，都是因为无饷。虽说奉令旨准免三分之一，又免新、练二饷，臣又除去荒地，只就成熟的暂征一分，但还是无人理睬。有的农民回来复业，一听‘开征’二字，立刻掉头就走，投奔农民军去。这‘开征’二字，求之一百零四个州县，不过十几处能成。贼不能不剿，兵不能不招，饷不能不备，但饷怎么备呢？……我束手无策，还不如加派能臣，早为料理。”
多尔衮看到他诉苦声声，只得好言安慰：
“知道了。兵饷事宜，户、兵二部即与议覆。方大猷既膺重任，当殚心料理，不得推诿。……”顺治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方大猷启为恭谢天恩兼陈愚悃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这时候，他还只是初涉财政危机的泥沼，没有为此吃尽苦头。到顺治二年，问题开始严重了。豪格奉命征剿山东农民军，驻扎济宁两月多，马匹近四千，与牛、羊一起每天吃草九千四百多束，豆三百九十多石，“西三府搜括已尽，万不得已，思及东三府”，但北来军队又增马三千一百多匹，与原来的加在一起，每天吃草一万五千七百多束，豆七百一十多石，无法筹措，有银也没处买。“近日因催草甚急，无处措办，里长有自缢者，差官有自缢者”。顺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河道总督杨方兴为草料搜刮巳尽，协济已穷，恳乞圣明预为裁酌，毋致临期告匮，饿倒马匹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听得多尔衮连忙下令：“户部作速议奏！”
顺治三、四年后，军队四出，饷需日增，向朝廷要饷的文书雪片似地飞来。陕甘御史许弘祚报告甘肃“各营军卒鹑衣百结，枵腹荷戈”，“额饷两年仅得三、四月”。顺治四年三月十八日陕甘监察御史许弘祚为边饷逋欠莫解，穷军枵腹难支，恳祈圣明严敕速发并惩积玩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江西赣州在金声桓、李成栋倒戈后被围数月，士兵缺饷八月，无奈只得向诸将领借贷，以鼓士气，但“仅足充其半月之需”。顺治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赣兵缺饷已八阅月，呼号日甚，恳乞皇恩鉴怜功苦，急敕那济以消反侧以保重地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昌平、密云、山海等镇官兵奉命征剿农民军，但“半载无饷，安能枵腹用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多尔衮批道：“户部知道。这各镇兵饷既有拨派地方，为何屡催不解？着察议具奏。”顺治六年五月四日顺天巡抚杨兴国为征调兵饷欠缺，饥苦难支，恳圣鉴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也不知有什么结果。
姜叛后，山、陕一片烽烟。保定巡抚丁清廉报告，紫荆、倒马、龙、固等关及抚镇各营兵马，每年该饷银五十四万三千多两，被派给各省交纳。“而各属不借口兵荒，则驾言蠲免，杳无分毫解镇”，使他计穷力竭，无可奈何。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备陈边储极匮情形，仰祈题饬以固疆圉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山西一乱，影响巨大，“秦中及入川兵饷向多取给晋中，今晋地寇叛，……尚恐征解稽迟，难济急需”。顺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秦蜀交困，军需万难措处，情急势迫，恳祈圣鉴，敕部速议长策，拨饷救急以奠封疆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四川、陕西虽经安定，但荒土连亘，起义不断，所谓“秦蜀两地无一处无寇警，无一地不缺饷”，而当地“荒亡十去其三矣，谁能起枯骨而问税哉？”顺治六年十一月十日山陕四川总督王来用等为秦蜀兵饷缺乏至极等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只好再从河南额赋及盐课中拨补。顺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秦蜀交困，军需万难措处，情急势迫，恳祈圣鉴，敕部速议长策，拨饷救急以奠封疆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面对这些告急求饷的羽檄飞章，几乎黔驴技穷，或批“依议”，或批“户部议奏”，提不出自己的看法。
就这样，形成了“边疆未靖，师旅尚兴，需用粮饷为数甚多，一岁所入，不足当一岁所出”的局面。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户郁尚书巴哈纳为遵旨会议粮饷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到顺治九年多尔衮死去一年多后，“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其中各省兵饷一年该银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皇清奏议》卷4，刘余谟“敬陈开垦方略疏”。使国家财政陷于入不敷出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成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燃眉之急。
顺治四年殿试贡士，其中问是这样的：
“今当混一之初，尚在用兵之际，兵必需饷，饷出于民，将欲减赋以惠民，又虑军兴莫继，将欲取盈以足饷，又恐民困难苏，必如何而后两善欤？”《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丙辰。
不知进士们都是怎样回答的，但两全其美的办法确是不好想，因为这以后并没看到什么好政策实行下来，国家财政也并无丝毫好转，反有日渐困难的趋势。于是，顺治六年殿试，多尔衮又再次提出问题：
“自兵兴以来，地荒民逃，赋税不充，今欲休养生息，使之复业力农，民足国裕，何道而可？”《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庚子。
应该承认，多尔衮确是希望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解决兵饷等财政问题，又能不行加派，轻徭薄赋。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如果通过加派赋税来足兵饷，势必引起更多人的反抗，军队打压就不能停止，兵饷问题就依然存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在“不敢妄议加赋”的精神指导下，户部奉多尔衮旨意于顺治六年五月十五、十六两日，召集内院、六部、都察院等官在金水桥南和翰林院分别举行会议，探讨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缓和财政危机，最后提出四类办法。一是民间在学生员可以通过纳银入国子监，出来后可以授州县佐贰官，平时可优免差徭，按廪、增、附、青衣发社、俊秀子弟等纳银数目不同，从一百二十两到三百五十两不等；二是中央地方各级官府中的小吏可以通过纳银来担任，按所承担的吏的级别纳银数目不同，从六十两到二百五十两不等，此外小吏犯罪也可通过纳银免赎；三是各地僧道，必须有度牒才行，而度牒一结，卖银四两，四是裁撤官兵，如天津巡抚、凤阳巡抚、安徽巡抚、天津饷道、巡视上下江御史等官都被议裁撤，以图减少经费。虽说这些办法杯水车薪，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多尔衮还是立即批了“依议行”三字。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遵旨会议粮饷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多尔衮力争不通过加派赋税来解决财政问题，其精神是可嘉的，且减少官府衙门、限制僧道这两条，多少还有些积极意义。
明末加派给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印象实在是太坏了，人们都把它与明朝的灭亡直接联系起来。因此，一旦有人提出加派，就必定会有十个，百个，甚至更多的人出来反对。顺治六年十月，江宁巡抚土国宝认为舟山抗清力量十分危险，“苟不加诛，恐养成逆锐，蜂起跳梁”，而修船造炮无钱，因此建议加派。他还痛心疾首地说：“臣不是不知一文钱，一粒米都是民脂民膏，怎么忍心加派？……只不过是形势所逼，小有加于民，实大有补于国呵！”多尔衮听了也有些动心，批示：
“增派兵饷是否应行，该部议奏。”顺治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江宁巡抚土国宝为战舰业有成绪，兵饷而不可缺，请旨酌增以巩海疆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谁知土国宝奏疏一公之于众，就有兵科右给事中李化麟出来反对，认为加派是明末大乱的原因，而清军入关，首革此弊，连年用兵，未尝用民间一丝一粒。如果江南加派，各地效仿，贪官污吏从中渔利，使朝廷没受一分好处，民间已受十分扰害，开了本朝六年未有的成例不说，百姓受害则无穷无尽，坚决认为不可。多尔衮权衡利害，不敢贸然下令加派，最后此事也只好不了了之。《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二月辛丑。
到顺治七年，户部又因兵饷缺乏召开各衙门联合会议，仍以不加派为前提，提出一些建议，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其主要内容是：1．暂裁巡按御史，一切事务交给该巡抚办理，速速回京；2．裁并监司等官；3？归并江南学差；4，酌汰无用兵丁；5？户部及各衙门查核各地赋税缴纳完欠数目，严格征解。如有钱粮未完企图蒙混过关的，杀勿赦。《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七年四月壬子。这第二次足饷会议的核心是通过精简机构来节约经费，这样的办法对人民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多尔衮首除明朝弊政，影响颇好，但由于自己政策的失误，使战争不断，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也险些使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广东的例子很说明问题：
征粮依万历四十八年则例，……钱粮比崇祯年稍轻。但编派猪、酒等物，征备往来官兵，每差官下县，索里长供应，日不下四五十两。……富者倾家，贫者典妻鬻子，流徙逃窜，民不聊生。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中；见《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第249页。
话中语气一转，正说明人民对不同政策的不同态度。
有一点需要指出，无论财政状况如何窘迫，多尔衮摄政时期并没有像顺治十八年那样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赋税加派，而是不断地在入不敷出的泥沼里挣扎，并且把这一沉重的包袱甩给了多尔衮死后立即亲政的顺治皇帝。三、困境中求生存
(一)整顿赋役制度。
多尔衮从前朝手里继承下来一个乱摊子，特别是经济方面，完全是百废待举。不停顿的军事行动则使财政状况下降到了沟底。在这种困境之中，多尔衮仍然力图使社会经济逐渐走上正轨，这首先是为了解决赋税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能够生存。其次是为了安定百姓，使他们重新与土地结合，不再反抗，能够为统治者提供赋税――这二者的目的本来就是统一的。
赋役制度是首先需要整顿的。明朝的赋役制度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破绽百出的。万历年间张居正整顿了一下，改革了一下，不久也被废弃不用。多尔衮入关之后，在这方面继承前明旧制都不那么容易，因为李自成农民军撤退时一把大火烧掉了中央的许多册籍，“府县之籍存去”也“不可考”，有些衙门把前朝遗册视为废纸，“尽委泥沙，人多窃取”，地方官则变“无用为有用”，把“泡烂之余”“散失之剩”搜集起来，当废纸卖成银子，装修衙门。顺治四年八月十六日刑部尚书吴达海为查纠盗卖册籍事(残本)。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一切条款则例全不清楚，无从遵循。另外，清初人民逃亡，土地荒芜，政府无法掌握确切的田土、人丁数字，也很难合理安排赋役。于是，各有关官员纷纷上疏言事，希望尽快确立赋役制度。
老农生长娄江边，自言力作思逢年。
那知年丰更愁苦，令我不得中宵眠。
箱中有粟囊无钱，公庭敲骨真可怜。
倾箱不足了官税，依然土锉无炊烟。
呜呼人生筋力百可用，慎莫归种江南田。毛师柱：《端峰诗选》卷2，“田父词”，转引自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1，毛师柱，第63页。
难道多尔衮就如此迅速地腐朽了么？难道他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把已经取得的成果断送了么？
多尔衮是个聪明人，他当然不愿意因此失去民心，使已经建立起来的清朝统治毁于一旦。但是，他要为他自己犯下的罪过负责。
二、陷入财政泥沼。
多尔衮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竟带来了一系列恶劣的后果，使自己陷入泥沼，难以自拔。
摄政时期的全部财政困难，免除加派的局限，田赋蠲免，与民休息的无法实现，、都与这一时期军事行动的频繁有关。清兵入关之时，社会经济已经凋敝之极，人口逃亡，田地荒芜，灾害频仍，统治者只能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较早恢复，社会尽早安定。因此，多尔衮入北京后不久就发布令旨，“欲尽蠲赋税钱粮以厚民”：
自顺治元年为始，其京城迁徙之家，一应钱粮赋役，准免三年；不在迁徙之家而房舍被人分居者，准免一年，大兵经由之处，被践者免今年租赋之半，其河北府、州、县、卫租赋、屯粮准免今年三分之一，盐课银两数目，悉同地亩之例，亦免三分之一，其余商贾贸易，货物抽分税银、过关钞料，俱免至今年十二月终止，着各府、州、县、卫及运司、榷关掌印官逐款数目查核，实行蠲兔，务期国无虚恩，民沾实惠。……顺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招抚山东河南王鳌永启为河北蠲租已奉明纶，东省望恩事属一体，谨胪列钱粮应减应蠲应折款项，恭请睿裁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此后的七年中，亦实行各类蠲免50次左右。此按《清世祖实录》统计，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尽管蠲免频繁，地方官“有蠲之名，无蠲之实”一类的报告却也经常送到多尔衮面前，原因正是因为军费开支的浩大，使蠲政无法实施，百姓无从休息。而军事行动不息，规模日益增大，则正是多尔衮顺治二年五月以后实行军事征服政策，引起各阶层人民奋起反抗的结果。
顺治元年七月山东巡抚方大猷无可奈何地报告说：“如今无百姓、无官、无兵，都是因为无饷。虽说奉令旨准免三分之一，又免新、练二饷，臣又除去荒地，只就成熟的暂征一分，但还是无人理睬。有的农民回来复业，一听‘开征’二字，立刻掉头就走，投奔农民军去。这‘开征’二字，求之一百零四个州县，不过十几处能成。贼不能不剿，兵不能不招，饷不能不备，但饷怎么备呢？……我束手无策，还不如加派能臣，早为料理。”
多尔衮看到他诉苦声声，只得好言安慰：
“知道了。兵饷事宜，户、兵二部即与议覆。方大猷既膺重任，当殚心料理，不得推诿。……”顺治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方大猷启为恭谢天恩兼陈愚悃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这时候，他还只是初涉财政危机的泥沼，没有为此吃尽苦头。到顺治二年，问题开始严重了。豪格奉命征剿山东农民军，驻扎济宁两月多，马匹近四千，与牛、羊一起每天吃草九千四百多束，豆三百九十多石，“西三府搜括已尽，万不得已，思及东三府”，但北来军队又增马三千一百多匹，与原来的加在一起，每天吃草一万五千七百多束，豆七百一十多石，无法筹措，有银也没处买。“近日因催草甚急，无处措办，里长有自缢者，差官有自缢者”。顺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河道总督杨方兴为草料搜刮巳尽，协济已穷，恳乞圣明预为裁酌，毋致临期告匮，饿倒马匹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听得多尔衮连忙下令：“户部作速议奏！”
顺治三、四年后，军队四出，饷需日增，向朝廷要饷的文书雪片似地飞来。陕甘御史许弘祚报告甘肃“各营军卒鹑衣百结，枵腹荷戈”，“额饷两年仅得三、四月”。顺治四年三月十八日陕甘监察御史许弘祚为边饷逋欠莫解，穷军枵腹难支，恳祈圣明严敕速发并惩积玩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江西赣州在金声桓、李成栋倒戈后被围数月，士兵缺饷八月，无奈只得向诸将领借贷，以鼓士气，但“仅足充其半月之需”。顺治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赣兵缺饷已八阅月，呼号日甚，恳乞皇恩鉴怜功苦，急敕那济以消反侧以保重地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昌平、密云、山海等镇官兵奉命征剿农民军，但“半载无饷，安能枵腹用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多尔衮批道：“户部知道。这各镇兵饷既有拨派地方，为何屡催不解？着察议具奏。”顺治六年五月四日顺天巡抚杨兴国为征调兵饷欠缺，饥苦难支，恳圣鉴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也不知有什么结果。
姜叛后，山、陕一片烽烟。保定巡抚丁清廉报告，紫荆、倒马、龙、固等关及抚镇各营兵马，每年该饷银五十四万三千多两，被派给各省交纳。“而各属不借口兵荒，则驾言蠲免，杳无分毫解镇”，使他计穷力竭，无可奈何。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备陈边储极匮情形，仰祈题饬以固疆圉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山西一乱，影响巨大，“秦中及入川兵饷向多取给晋中，今晋地寇叛，……尚恐征解稽迟，难济急需”。顺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秦蜀交困，军需万难措处，情急势迫，恳祈圣鉴，敕部速议长策，拨饷救急以奠封疆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四川、陕西虽经安定，但荒土连亘，起义不断，所谓“秦蜀两地无一处无寇警，无一地不缺饷”，而当地“荒亡十去其三矣，谁能起枯骨而问税哉？”顺治六年十一月十日山陕四川总督王来用等为秦蜀兵饷缺乏至极等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只好再从河南额赋及盐课中拨补。顺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秦蜀交困，军需万难措处，情急势迫，恳祈圣鉴，敕部速议长策，拨饷救急以奠封疆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面对这些告急求饷的羽檄飞章，几乎黔驴技穷，或批“依议”，或批“户部议奏”，提不出自己的看法。
就这样，形成了“边疆未靖，师旅尚兴，需用粮饷为数甚多，一岁所入，不足当一岁所出”的局面。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户郁尚书巴哈纳为遵旨会议粮饷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到顺治九年多尔衮死去一年多后，“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其中各省兵饷一年该银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皇清奏议》卷4，刘余谟“敬陈开垦方略疏”。使国家财政陷于入不敷出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成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燃眉之急。
顺治四年殿试贡士，其中问是这样的：
“今当混一之初，尚在用兵之际，兵必需饷，饷出于民，将欲减赋以惠民，又虑军兴莫继，将欲取盈以足饷，又恐民困难苏，必如何而后两善欤？”《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丙辰。
不知进士们都是怎样回答的，但两全其美的办法确是不好想，因为这以后并没看到什么好政策实行下来，国家财政也并无丝毫好转，反有日渐困难的趋势。于是，顺治六年殿试，多尔衮又再次提出问题：
“自兵兴以来，地荒民逃，赋税不充，今欲休养生息，使之复业力农，民足国裕，何道而可？”《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庚子。
应该承认，多尔衮确是希望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解决兵饷等财政问题，又能不行加派，轻徭薄赋。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如果通过加派赋税来足兵饷，势必引起更多人的反抗，军队打压就不能停止，兵饷问题就依然存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在“不敢妄议加赋”的精神指导下，户部奉多尔衮旨意于顺治六年五月十五、十六两日，召集内院、六部、都察院等官在金水桥南和翰林院分别举行会议，探讨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缓和财政危机，最后提出四类办法。一是民间在学生员可以通过纳银入国子监，出来后可以授州县佐贰官，平时可优免差徭，按廪、增、附、青衣发社、俊秀子弟等纳银数目不同，从一百二十两到三百五十两不等；二是中央地方各级官府中的小吏可以通过纳银来担任，按所承担的吏的级别纳银数目不同，从六十两到二百五十两不等，此外小吏犯罪也可通过纳银免赎；三是各地僧道，必须有度牒才行，而度牒一结，卖银四两，四是裁撤官兵，如天津巡抚、凤阳巡抚、安徽巡抚、天津饷道、巡视上下江御史等官都被议裁撤，以图减少经费。虽说这些办法杯水车薪，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多尔衮还是立即批了“依议行”三字。顺治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巴哈纳为遵旨会议粮饷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多尔衮力争不通过加派赋税来解决财政问题，其精神是可嘉的，且减少官府衙门、限制僧道这两条，多少还有些积极意义。
明末加派给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印象实在是太坏了，人们都把它与明朝的灭亡直接联系起来。因此，一旦有人提出加派，就必定会有十个，百个，甚至更多的人出来反对。顺治六年十月，江宁巡抚土国宝认为舟山抗清力量十分危险，“苟不加诛，恐养成逆锐，蜂起跳梁”，而修船造炮无钱，因此建议加派。他还痛心疾首地说：“臣不是不知一文钱，一粒米都是民脂民膏，怎么忍心加派？……只不过是形势所逼，小有加于民，实大有补于国呵！”多尔衮听了也有些动心，批示：
“增派兵饷是否应行，该部议奏。”顺治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江宁巡抚土国宝为战舰业有成绪，兵饷而不可缺，请旨酌增以巩海疆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
谁知土国宝奏疏一公之于众，就有兵科右给事中李化麟出来反对，认为加派是明末大乱的原因，而清军入关，首革此弊，连年用兵，未尝用民间一丝一粒。如果江南加派，各地效仿，贪官污吏从中渔利，使朝廷没受一分好处，民间已受十分扰害，开了本朝六年未有的成例不说，百姓受害则无穷无尽，坚决认为不可。多尔衮权衡利害，不敢贸然下令加派，最后此事也只好不了了之。《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六年十二月辛丑。
到顺治七年，户部又因兵饷缺乏召开各衙门联合会议，仍以不加派为前提，提出一些建议，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其主要内容是：1．暂裁巡按御史，一切事务交给该巡抚办理，速速回京；2．裁并监司等官；3？归并江南学差；4，酌汰无用兵丁；5？户部及各衙门查核各地赋税缴纳完欠数目，严格征解。如有钱粮未完企图蒙混过关的，杀勿赦。《清世祖实录》卷46，顺治七年四月壬子。这第二次足饷会议的核心是通过精简机构来节约经费，这样的办法对人民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多尔衮首除明朝弊政，影响颇好，但由于自己政策的失误，使战争不断，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也险些使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广东的例子很说明问题：
征粮依万历四十八年则例，……钱粮比崇祯年稍轻。但编派猪、酒等物，征备往来官兵，每差官下县，索里长供应，日不下四五十两。……富者倾家，贫者典妻鬻子，流徙逃窜，民不聊生。陈舜系：《乱离见闻录》卷中；见《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第249页。
话中语气一转，正说明人民对不同政策的不同态度。
有一点需要指出，无论财政状况如何窘迫，多尔衮摄政时期并没有像顺治十八年那样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赋税加派，而是不断地在入不敷出的泥沼里挣扎，并且把这一沉重的包袱甩给了多尔衮死后立即亲政的顺治皇帝。三、困境中求生存
(一)整顿赋役制度。
多尔衮从前朝手里继承下来一个乱摊子，特别是经济方面，完全是百废待举。不停顿的军事行动则使财政状况下降到了沟底。在这种困境之中，多尔衮仍然力图使社会经济逐渐走上正轨，这首先是为了解决赋税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能够生存。其次是为了安定百姓，使他们重新与土地结合，不再反抗，能够为统治者提供赋税――这二者的目的本来就是统一的。
赋役制度是首先需要整顿的。明朝的赋役制度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破绽百出的。万历年间张居正整顿了一下，改革了一下，不久也被废弃不用。多尔衮入关之后，在这方面继承前明旧制都不那么容易，因为李自成农民军撤退时一把大火烧掉了中央的许多册籍，“府县之籍存去”也“不可考”，有些衙门把前朝遗册视为废纸，“尽委泥沙，人多窃取”，地方官则变“无用为有用”，把“泡烂之余”“散失之剩”搜集起来，当废纸卖成银子，装修衙门。顺治四年八月十六日刑部尚书吴达海为查纠盗卖册籍事(残本)。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一切条款则例全不清楚，无从遵循。另外，清初人民逃亡，土地荒芜，政府无法掌握确切的田土、人丁数字，也很难合理安排赋役。于是，各有关官员纷纷上疏言事，希望尽快确立赋役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