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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马上得天下(7)
“我到这儿四个月以来，没有一天不与各位大臣尽心竭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以后，民心惊惶。六月间曾流言四起，经过颁示晓谕，民心安宁下来。过去传说有八月屠城之举，如今八月已过，毫无惊扰，可见流言不足信。如今又听到谣传，说九月内圣驾到京，满洲军队都要来，然后放抢三天，杀光老年和壮年，只留小孩等等。人民乃是国家的根本，你们这些兵民老幼既已归顺，还会找什么罪名来杀害你们呢？你们慢慢想想，如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属，几十万人一起来是为了什么？不正是为了安定燕京的军民们么！昨天我在东来各宫中选出十几人做督，抚、司、道等官是为了什么？不正是为了统一天下么？这次已把盛京的帑银取来一百多万，后来又不断运银是为了什么？不正是为了你们京城内外兵民的需要么！而且我不忍心让山西，陕西的百姓受贼残害，已经发兵围剿，还嫌不能很快平定，救民于水火之中，又岂有不爱京城军民、反倒要杀戮的道理！这些都是大家所看到的事，还用再说么？那些无故散布流言的人，不是京畿附近的土贼故意扰乱民心，使他们逃跑，以便趁机掠抢，就是流寇的奸细暗地煽动，祸害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若有散布流言的人，知道的立即报告，以便从重治罪，如果看见听说后不报告的，与散布流言者同样治罪。”《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午九月丁亥。
对那些流言蜚语，多尔衮也十分恼火。他自从进入北京之后，就竭力安定民心，自然不可能搞什么屠戮百姓的勾当。但谣言一起，民心浮动，许多人纷纷躲避潜逃，这样下去，京城又怎么像个京城？顺治帝到了，满朝文武到了，看到这种情况，岂不讥讽多尔衮无能？反对者本来就蠢蠢欲动，这时不正好跳出来反扑？多尔衮这一长篇大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戒之以法，反映了他在这日夜操劳、百废待举的时节内心的无比焦虑。
东来的人马继续前进。他们经过塔山，宁远，曲树河堡、沙河驿、前屯卫、老军屯，九月初九日抵山海关，接受山海关总兵高第等的朝见。入关后，再经深河驿、兔儿山河、永平府、王家店、丰润县、梁家店，将近蓟州。多尔衮派学士詹霸、吴达礼、护军参领劳翰及侍卫噶布喇、扈习塔等前去迎驾，奉献马匹果品。福临等从蓟州经三河到通县，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赴通州迎驾，摆起仪仗，奏响礼乐，对天行礼。多尔衮则率群臣先到皇太后面前三跪九叩，然后见福临，再三跪九叩，多尔衮等再行抱见礼。见面仪式举行完毕，略一修整，大队就启程入京。九月十九日下午，福临车驾从正阳门入宫，不久，就举行了即位登基的大礼。至此，北京真正换了新主人。
二、开国大典。
清朝的开国大典可以说是两次。一次是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彼时皇太极刚刚安定了内部，基本上统一了东北，改国号为清，正式称皇帝。但那毕竟是明朝统治下割据一隅的地方权利，或可称作清国的开国大典吧。
这一次则不同了。尽管天下还没完全统一，在全国范围内，称孤道寡者不下四人，但从这以后，清就成为王朝史上的又一个新王朝，六岁的福临由一个地方权利之主一跃而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开国大典也十分重要。
当福临还在宁远之时，北京就已开始准备一应礼仪。福临到京后数日，多尔衮就按预定方案率诸王及满汉大臣上表，以为“今四海归心，万方仰化”；希望福临立即登基称帝。然后再由多尔衮等人以福临的名义发下旨意，“特允所请，定于十月初一日即位”。同一日，大学士冯铨也上书吹捧，“恭维皇帝陛下祥钟虹电，德合乾坤，唯一人为众君师，？元后作民父母，欢腾海宇，燕及苍穹，伏愿俯答人心，仰承天意，敬登大宝”云云。
多尔衮则令礼部将一应仪礼缮本具奏。还在八月二十八日，部尚书郎球就曾因为“圣驾将临，典礼举行有日”，请定乐章。多尔衮曾批示，“乐章载在会典，应否相沿，还著察明，不得草率溷乱，有亵大典”顺治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礼部尚书郎球等谨启为请定乐章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至此时，冯铨、谢升、洪承畴等又奏言：
“郊庙及社稷仪式中所用乐章，历代都取了不同的好名称，以显示一朝之制。除了汉、魏曲名各不相同，无法列举以外，梁用雅字，北齐和隋用夏字，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的宗庙乐用宁，郊社乐用成，明朝用和字。我朝削平寇乱，据有天下，拟改用平字。……”
随后，分别为郊祀九奏、宗庙六奏、社稷七奏定名。奏上后为多尔衮等接受。《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九月庚戌。
三天后，命将太祖努尔哈赤及其皇后的神主灵位奉安于太庙，派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代祭。由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甲喇章京胡世布、吏部尚书宗室巩阿岱分别捧太祖、太祖后和皇太极的神主，礼部侍郎蓝拜、理事官哈尔松噶捧二功臣牌位，于太庙举行仪式，宣读祝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生前未能以主人的身份进据北京，死后灵牌却被安奉到天子祖先才能放入的太庙之中，如其死后有灵，也定为子孙而自豪，而清朝统治者此举，也正是表明他们完成了祖先的遗愿，成为中国的新主。
同一日，鸿胪寺交上了恭进历法的仪注，请求批准。还在七月，礼部左侍郎李明睿就建议“查得明朝旧制，历名大统，今宜另更新名”。多尔衮批示：“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体，诚为大典，宜取名时宪，用称朝廷宪天义民至意。颁行天下，以明年为顺治二年……”，顺治元年七月初二日，礼部左侍郎李明睿等谨启为请定历名以重万年大典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并用新法注历。至此写装完成，准备于十月初二日上呈御览，作为登极大典中的一项活动。至此，大典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
十月初一日，庆祝大典正式开始了。福临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这天清晨，太阳刚刚升上地平线，内院官员就奏请福临前往天坛。福临出宫后即坐上车辇，后面跟着亲王及文武百官，卤簿作为前导，直到圜丘。待各就其位后，随着乐声奏起，福临往神位上香、行礼、献玉帛、献爵，再到祝读所宣读祝文。祝文曰：
“大清国皇帝臣福临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帝鉴无私，眷隆有德。我皇祖宠膺天命，肇造东土，建立丕基。及皇考开国承家，恢弘大业，臣以眇躬，缵兹鸿绪，值明祚将终，奸雄蜂起，以致生灵涂炭，？望来苏。臣钦承祖宗功德，倚任贤亲，爰整六师，救民水火，扫除暴虐，抚辑黎元，内外同心，大勋克集，因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臣工众庶，佥云神助不可违，舆情不可负，宜登大位，表正万邦。臣祗荷天眷，以顺民情，于本年十月初一日，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率由初制。伏惟天地佑助，早靖祸乱，载戢干戈，九州悉平，登进仁寿，俾我大清皇图永固，为此祈祷，伏惟歆飨。
祝文读毕，皇帝臣子俱再行礼，经过亚献礼、终献礼，撤馔、祝帛、焚祝帛等程序，福临黄袍加身，南面独坐，文武百官列于两厢，由刚林捧宝上奏，说：“皇帝已登大宝，文武群臣不胜欢快。"大臣们三跪九叩之后，即位告天之礼就算结束了。到此时，福临可算正式代天受命，成为新朝天子。《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乙卯。
可以想象，在这一系列庄严肃穆的仪式当中，福临只是始终为人引导着的小傀儡，对于所发生这一切的重要意义并没有什么体会，而心情最不平静的，当属睿亲王多尔衮。他利用汉人官绅的倒戈打进了关内，击败了农民军，通过一系列调整、整顿、拉拢、引诱的措施，初步稳定了京畿附近的局势，初步建立起大清的统治秩序，然后又力排异议，不顾困难重重，把福临迎接到京，今天又终于告天称帝，他的心情怎能不激动万分？他站在百官的前列，随着赞礼官员的唱礼而仰俯，他越来越体会到兴邦建国的重大意义，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分量。这时候，仿佛成为一国之主的并非他六岁的侄儿，而是他自己。责任感和自豪感在这位青年摄政王心里交织在一起。
因此，作为开国大典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肯定多尔衮自己的功绩。十月丁巳，“以摄政王多尔衮功最高”，命令礼部尚书郎球、侍郎蓝拜、启心郎渥赫给他树碑立传，把他的开国功勋刻于碑上，以传后世。十月甲子，在颁布即位诏的同时，以多尔衮功多，先封他为叔父摄政王，颁赐册宝，并赐给他帽顶上嵌了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帽一顶、黑狐皮大衣一件、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一万匹、鞍马十匹、马九十匹、骆驼十头，明确了他和一般王公贵族不同的特殊地位。给多尔衮的册文是这样的：
太祖武皇帝肇基鸿业，垂裕后昆。太宗文皇帝嗣位，西并蒙古，东臣朝鲜，拓土开疆，显庸创制。皇考命叔父摄政王征讨元裔察哈尔国，俘其后妃世子，迁其邦族，获制诰玉宝。又随皇考征朝鲜，率领水师破江华岛，尽掳其国王眷属，遂平朝鲜。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
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皇考特加爱重，赐以宝册，先封和硕睿王。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恩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我皇考上宾之时，宗室诸王，人人觊觎，有援立叔父之谋，叔父坚誓不允。念先皇殊常隆遇，一心殚忠，精诚为国，又念祖宗创业艰难，克彰大义，将宗室不轨者尽行处分，以朕系文皇帝子，不为幼冲，翊戴拥立，国赖以安。
及乎明国失纪，流贼窃位，播恶中原，叔父又率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仲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此皆周公所未有、而叔父过之。硕德丰功，实宜昭揭于天下，用加崇号，封为叔父摄政王，锡之册宝，式昭宠异。重念我叔父靖乱定策，辅翊眇躬，推诚尽忠，克全慈孝，中原赖以廓清，万方从而底定，有此殊勋，尤宜褒显，特令建碑纪绩，用垂功名于万世。”《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甲子。
这篇册文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前半生的鞍马劳绩，既是多尔衮自己通过这一手法稳定自己地位的表现，又是大多数满汉贵族对其功绩以及代天摄政地位加以承认的象征。从实质上说，福临的开国大典本身就显示着他的成就，它越隆重，多尔衮就越显赫。
十月丁卯，福临又驾临皇极门，加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赐册宝，黄金千两，白金万两，彩缎千匹；复豪格亲王爵，赐册宝、鞍马两匹、空马八匹；晋封阿济格和多铎为亲王，赐册宝、鞍马各两匹、空马各八匹。此外还分赐罗洛浑、硕塞册印，马匹，各封郡王。对吴三桂除赐册印外，还特加白金万两。另外三顺王、续顺公、朝鲜世子及大小官员都有封赏。从册文来看，各王的受尊宠程度均远逊于多尔衮，从赏赐数目上看也很明显，多尔衮想方设法拉开自己和诸王贵族的距离，实际上是为今后处理国政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开国大典的中心是福临赴天坛祭天地登基的仪式，最后以大封功臣而告结束，但开国大典的实际意义却重点体现在即位诏书上，它表明了新统治者的方针大政，最为各阶层人士所注意。我们可以看出，“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况当改革之初，更属变通之会，是用准今酌古，揆天时人事之宜”，是新的施政原则。在这长达三千五百字、包括内容五十五条的登基诏书中，绝大多数文字都带有点“新政”的味道，或在政治上拉拢汉人官绅，优宠前朝宗室勋臣，招揽“山林隐逸之士”，或从经济上尽免加派，禁止侵渔，蠲除额外需索和因灾因难无法上缴的正赋，严禁土豪劣绅欺诈小民，以安定民心，或在法律上进行大赦，显示新朝的慈爱之心，即有遵循旧制者，也大都是为安抚百姓，使他们不必为“新桃换旧符”而惊慌失措。诏书的结尾不外如此：
“于戏！上天作为皇帝的老师，只能去教导那些有德者，百姓歌颂父母，是希望他们永远高兴欢欣。既然已经颁布了谕旨，布下恩德，极大地给予好处，将使投诚者遵命。艰难险阻，不可阻挡，万方百姓，都与朕同心同德。”从内容上看，这篇诏书显然是多尔衮广泛征求汉官的意见而后写成的，它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多尔衮的统治思想和策略，后面还要论及，此处暂不赘述。
开国大典虽然热闹非凡、意义重大，但多尔衮却没有沉迷其中。他并没有忘记天下还未统一，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目前最最紧要的事情。
三、双管齐下。
(一)心腹大患农民军。
这件最最要紧的事就是和自己的敌人争夺天下。
对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多尔衮是比较熟悉的，他率军入关之初，即以农民军为主要打击对象，将其视为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山海关战后，李自成虽然战败，但作战之英勇、力量之强大，仍给多尔衮留下很深印象，并未敢以此轻视之。也正因为这一战，多尔衮就决定了以武力消灭这支异己势力的战略，这样做就能争取汉人官绅的支持，一举打败农民军。于是，多尔衮在进北京之时，只带少数人马入城，大军则由阿济格、多铎、吴三桂等率领，继续向西追击。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农民军撤出北京，开始时“负重不能驰”，行进比较缓慢，加之沿途官绅纷纷倒戈相向，对农民军进行骚扰，使农民军撤退并不顺利。但清军追兵已近，情况危急，不得已“尽弃辎重、妇女，自卢沟桥至固安，盔甲衣服盈路”。彭孙贻：《流寇志》卷12，第193页。
这样，五月初一日才能加速前进。这一日上午八、九点钟，李自成军才到距京一百二十里左右的涿州，但涿州已被明朝旧官冯铨、宋权等纠集士绅夺下，此时拒守城上。一时间，“城头炮石齐加，矢飞如雨”，一攻一守达六、七小时。据说“共见闯贼右臂中箭，滚壕跳墙而逃，余贼中炮中箭者，尸横四野”。农民军攻城不利，只得继续南撤，而当天傍晚，清军就已追到了附近的拒马桥。《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06页，“顺天巡抚宋权揭帖”。
据曾掘李自成祖坟、后被农民军抓获的前米脂县令边大绶记载，农民军初一日行军二百余里至肃宁，而当日晚尚有农民军在涿州，他还记载农民军初二日行军八十里至安平，初三日行军七十里至无极，而初三日又有农民军在无极正北七十里的定州与吴三桂追兵交战，谷大成战死，左光先负伤，可见农民军西撤时并非一路。初四日，李自成至真定，次日引兵回击吴三桂，从上午到傍晚，两军几次交手，杀得天昏地暗，但只各有胜负。后东风大作，黄沙蔽天，农民军拼死一战后，迅即撤退，经获鹿至固关，然后进入山西，留李过率精兵守关，不许清兵进入山西境内。边大绶：《虎口余生记》，彭孙贻：《流寇志》卷12.但河北境内仍有农民军部队，所以初八日李自成已过平定州之后，清军阿济格部还在真定以北一百五十里的庆都打败农民军，获得大量辎重。《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五月乙未。直到二十二日，谭泰还与准塔、德尔得赫、哈宁噶一起在真定与农民军打了一仗，颇有斩获。《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五月乙酉，蒋良骐：《东华录》卷4.由此看来，农民军撤退一直比较慌乱，没有太多的统一部署，因此被数量并不占优势、而且鞍马劳乏的清军连败数阵，只是进入山西之后，李自成才镇定下来，陆续作出了防守和反击的战略部署。
大顺军主力退入山陕，五月初十日李自成已至太原、河北、山东、河南诸省，除已降顺清军者外，其他地方的旧明官绅纷纷起来造反。如明宣府巡抚李鉴纠集数千人，杀大顺军权将军黄应选、防御使李允桂等十五人，向多尔衮上书称臣。大同降将姜亦杀大顺军将领张天琳等，据宁武、代州等城以降清。山东德州的卢世与谢陛杀害农民军防御使阎杰等，奉明宗室朱帅为济王，并派手下张占韬率兵万余人，攻下武定州、滨州、德平县、阳信县，海丰县、化县、蒲台县、利津县，分别擒杀各州县大顺权利的官员。而临清之凌驷、济宁之潘士良等等都纷纷招兵买马，戕害本地大顺官员。加上南明权利派兵进袭鲁南，各地地方武装纷纷见风转舵，结寨自保，山陕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脱离了农民军的统治。于是，原大顺权利统治区内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山陕仍在农民军手中，黄河以北的冀鲁地区属清廷，黄河以南如豫鲁皖鄂的部分地区或在当地士绅的统辖之下、或归于南明。正象朝鲜人当时所了解的那样：“流贼留屯山西太原府，河南、河北亦皆阻绝，命令之不通于天下已累岁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3页。
对那些流言蜚语，多尔衮也十分恼火。他自从进入北京之后，就竭力安定民心，自然不可能搞什么屠戮百姓的勾当。但谣言一起，民心浮动，许多人纷纷躲避潜逃，这样下去，京城又怎么像个京城？顺治帝到了，满朝文武到了，看到这种情况，岂不讥讽多尔衮无能？反对者本来就蠢蠢欲动，这时不正好跳出来反扑？多尔衮这一长篇大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戒之以法，反映了他在这日夜操劳、百废待举的时节内心的无比焦虑。
东来的人马继续前进。他们经过塔山，宁远，曲树河堡、沙河驿、前屯卫、老军屯，九月初九日抵山海关，接受山海关总兵高第等的朝见。入关后，再经深河驿、兔儿山河、永平府、王家店、丰润县、梁家店，将近蓟州。多尔衮派学士詹霸、吴达礼、护军参领劳翰及侍卫噶布喇、扈习塔等前去迎驾，奉献马匹果品。福临等从蓟州经三河到通县，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赴通州迎驾，摆起仪仗，奏响礼乐，对天行礼。多尔衮则率群臣先到皇太后面前三跪九叩，然后见福临，再三跪九叩，多尔衮等再行抱见礼。见面仪式举行完毕，略一修整，大队就启程入京。九月十九日下午，福临车驾从正阳门入宫，不久，就举行了即位登基的大礼。至此，北京真正换了新主人。
二、开国大典。
清朝的开国大典可以说是两次。一次是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彼时皇太极刚刚安定了内部，基本上统一了东北，改国号为清，正式称皇帝。但那毕竟是明朝统治下割据一隅的地方权利，或可称作清国的开国大典吧。
这一次则不同了。尽管天下还没完全统一，在全国范围内，称孤道寡者不下四人，但从这以后，清就成为王朝史上的又一个新王朝，六岁的福临由一个地方权利之主一跃而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开国大典也十分重要。
当福临还在宁远之时，北京就已开始准备一应礼仪。福临到京后数日，多尔衮就按预定方案率诸王及满汉大臣上表，以为“今四海归心，万方仰化”；希望福临立即登基称帝。然后再由多尔衮等人以福临的名义发下旨意，“特允所请，定于十月初一日即位”。同一日，大学士冯铨也上书吹捧，“恭维皇帝陛下祥钟虹电，德合乾坤，唯一人为众君师，？元后作民父母，欢腾海宇，燕及苍穹，伏愿俯答人心，仰承天意，敬登大宝”云云。
多尔衮则令礼部将一应仪礼缮本具奏。还在八月二十八日，部尚书郎球就曾因为“圣驾将临，典礼举行有日”，请定乐章。多尔衮曾批示，“乐章载在会典，应否相沿，还著察明，不得草率溷乱，有亵大典”顺治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礼部尚书郎球等谨启为请定乐章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至此时，冯铨、谢升、洪承畴等又奏言：
“郊庙及社稷仪式中所用乐章，历代都取了不同的好名称，以显示一朝之制。除了汉、魏曲名各不相同，无法列举以外，梁用雅字，北齐和隋用夏字，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的宗庙乐用宁，郊社乐用成，明朝用和字。我朝削平寇乱，据有天下，拟改用平字。……”
随后，分别为郊祀九奏、宗庙六奏、社稷七奏定名。奏上后为多尔衮等接受。《清世祖实录》卷8，顺治元年九月庚戌。
三天后，命将太祖努尔哈赤及其皇后的神主灵位奉安于太庙，派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代祭。由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甲喇章京胡世布、吏部尚书宗室巩阿岱分别捧太祖、太祖后和皇太极的神主，礼部侍郎蓝拜、理事官哈尔松噶捧二功臣牌位，于太庙举行仪式，宣读祝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生前未能以主人的身份进据北京，死后灵牌却被安奉到天子祖先才能放入的太庙之中，如其死后有灵，也定为子孙而自豪，而清朝统治者此举，也正是表明他们完成了祖先的遗愿，成为中国的新主。
同一日，鸿胪寺交上了恭进历法的仪注，请求批准。还在七月，礼部左侍郎李明睿就建议“查得明朝旧制，历名大统，今宜另更新名”。多尔衮批示：“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体，诚为大典，宜取名时宪，用称朝廷宪天义民至意。颁行天下，以明年为顺治二年……”，顺治元年七月初二日，礼部左侍郎李明睿等谨启为请定历名以重万年大典事。原件藏第一历史档案馆。并用新法注历。至此写装完成，准备于十月初二日上呈御览，作为登极大典中的一项活动。至此，大典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
十月初一日，庆祝大典正式开始了。福临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这天清晨，太阳刚刚升上地平线，内院官员就奏请福临前往天坛。福临出宫后即坐上车辇，后面跟着亲王及文武百官，卤簿作为前导，直到圜丘。待各就其位后，随着乐声奏起，福临往神位上香、行礼、献玉帛、献爵，再到祝读所宣读祝文。祝文曰：
“大清国皇帝臣福临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帝鉴无私，眷隆有德。我皇祖宠膺天命，肇造东土，建立丕基。及皇考开国承家，恢弘大业，臣以眇躬，缵兹鸿绪，值明祚将终，奸雄蜂起，以致生灵涂炭，？望来苏。臣钦承祖宗功德，倚任贤亲，爰整六师，救民水火，扫除暴虐，抚辑黎元，内外同心，大勋克集，因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臣工众庶，佥云神助不可违，舆情不可负，宜登大位，表正万邦。臣祗荷天眷，以顺民情，于本年十月初一日，告天即位，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率由初制。伏惟天地佑助，早靖祸乱，载戢干戈，九州悉平，登进仁寿，俾我大清皇图永固，为此祈祷，伏惟歆飨。
祝文读毕，皇帝臣子俱再行礼，经过亚献礼、终献礼，撤馔、祝帛、焚祝帛等程序，福临黄袍加身，南面独坐，文武百官列于两厢，由刚林捧宝上奏，说：“皇帝已登大宝，文武群臣不胜欢快。"大臣们三跪九叩之后，即位告天之礼就算结束了。到此时，福临可算正式代天受命，成为新朝天子。《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乙卯。
可以想象，在这一系列庄严肃穆的仪式当中，福临只是始终为人引导着的小傀儡，对于所发生这一切的重要意义并没有什么体会，而心情最不平静的，当属睿亲王多尔衮。他利用汉人官绅的倒戈打进了关内，击败了农民军，通过一系列调整、整顿、拉拢、引诱的措施，初步稳定了京畿附近的局势，初步建立起大清的统治秩序，然后又力排异议，不顾困难重重，把福临迎接到京，今天又终于告天称帝，他的心情怎能不激动万分？他站在百官的前列，随着赞礼官员的唱礼而仰俯，他越来越体会到兴邦建国的重大意义，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分量。这时候，仿佛成为一国之主的并非他六岁的侄儿，而是他自己。责任感和自豪感在这位青年摄政王心里交织在一起。
因此，作为开国大典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就是肯定多尔衮自己的功绩。十月丁巳，“以摄政王多尔衮功最高”，命令礼部尚书郎球、侍郎蓝拜、启心郎渥赫给他树碑立传，把他的开国功勋刻于碑上，以传后世。十月甲子，在颁布即位诏的同时，以多尔衮功多，先封他为叔父摄政王，颁赐册宝，并赐给他帽顶上嵌了十三颗东珠的黑狐帽一顶、黑狐皮大衣一件、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一万匹、鞍马十匹、马九十匹、骆驼十头，明确了他和一般王公贵族不同的特殊地位。给多尔衮的册文是这样的：
太祖武皇帝肇基鸿业，垂裕后昆。太宗文皇帝嗣位，西并蒙古，东臣朝鲜，拓土开疆，显庸创制。皇考命叔父摄政王征讨元裔察哈尔国，俘其后妃世子，迁其邦族，获制诰玉宝。又随皇考征朝鲜，率领水师破江华岛，尽掳其国王眷属，遂平朝鲜。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
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皇考特加爱重，赐以宝册，先封和硕睿王。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恩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我皇考上宾之时，宗室诸王，人人觊觎，有援立叔父之谋，叔父坚誓不允。念先皇殊常隆遇，一心殚忠，精诚为国，又念祖宗创业艰难，克彰大义，将宗室不轨者尽行处分，以朕系文皇帝子，不为幼冲，翊戴拥立，国赖以安。
及乎明国失纪，流贼窃位，播恶中原，叔父又率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仲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此皆周公所未有、而叔父过之。硕德丰功，实宜昭揭于天下，用加崇号，封为叔父摄政王，锡之册宝，式昭宠异。重念我叔父靖乱定策，辅翊眇躬，推诚尽忠，克全慈孝，中原赖以廓清，万方从而底定，有此殊勋，尤宜褒显，特令建碑纪绩，用垂功名于万世。”《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甲子。
这篇册文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前半生的鞍马劳绩，既是多尔衮自己通过这一手法稳定自己地位的表现，又是大多数满汉贵族对其功绩以及代天摄政地位加以承认的象征。从实质上说，福临的开国大典本身就显示着他的成就，它越隆重，多尔衮就越显赫。
十月丁卯，福临又驾临皇极门，加封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赐册宝，黄金千两，白金万两，彩缎千匹；复豪格亲王爵，赐册宝、鞍马两匹、空马八匹；晋封阿济格和多铎为亲王，赐册宝、鞍马各两匹、空马各八匹。此外还分赐罗洛浑、硕塞册印，马匹，各封郡王。对吴三桂除赐册印外，还特加白金万两。另外三顺王、续顺公、朝鲜世子及大小官员都有封赏。从册文来看，各王的受尊宠程度均远逊于多尔衮，从赏赐数目上看也很明显，多尔衮想方设法拉开自己和诸王贵族的距离，实际上是为今后处理国政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开国大典的中心是福临赴天坛祭天地登基的仪式，最后以大封功臣而告结束，但开国大典的实际意义却重点体现在即位诏书上，它表明了新统治者的方针大政，最为各阶层人士所注意。我们可以看出，“缅维峻命不易，创业尤艰，况当改革之初，更属变通之会，是用准今酌古，揆天时人事之宜”，是新的施政原则。在这长达三千五百字、包括内容五十五条的登基诏书中，绝大多数文字都带有点“新政”的味道，或在政治上拉拢汉人官绅，优宠前朝宗室勋臣，招揽“山林隐逸之士”，或从经济上尽免加派，禁止侵渔，蠲除额外需索和因灾因难无法上缴的正赋，严禁土豪劣绅欺诈小民，以安定民心，或在法律上进行大赦，显示新朝的慈爱之心，即有遵循旧制者，也大都是为安抚百姓，使他们不必为“新桃换旧符”而惊慌失措。诏书的结尾不外如此：
“于戏！上天作为皇帝的老师，只能去教导那些有德者，百姓歌颂父母，是希望他们永远高兴欢欣。既然已经颁布了谕旨，布下恩德，极大地给予好处，将使投诚者遵命。艰难险阻，不可阻挡，万方百姓，都与朕同心同德。”从内容上看，这篇诏书显然是多尔衮广泛征求汉官的意见而后写成的，它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多尔衮的统治思想和策略，后面还要论及，此处暂不赘述。
开国大典虽然热闹非凡、意义重大，但多尔衮却没有沉迷其中。他并没有忘记天下还未统一，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目前最最紧要的事情。
三、双管齐下。
(一)心腹大患农民军。
这件最最要紧的事就是和自己的敌人争夺天下。
对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多尔衮是比较熟悉的，他率军入关之初，即以农民军为主要打击对象，将其视为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山海关战后，李自成虽然战败，但作战之英勇、力量之强大，仍给多尔衮留下很深印象，并未敢以此轻视之。也正因为这一战，多尔衮就决定了以武力消灭这支异己势力的战略，这样做就能争取汉人官绅的支持，一举打败农民军。于是，多尔衮在进北京之时，只带少数人马入城，大军则由阿济格、多铎、吴三桂等率领，继续向西追击。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农民军撤出北京，开始时“负重不能驰”，行进比较缓慢，加之沿途官绅纷纷倒戈相向，对农民军进行骚扰，使农民军撤退并不顺利。但清军追兵已近，情况危急，不得已“尽弃辎重、妇女，自卢沟桥至固安，盔甲衣服盈路”。彭孙贻：《流寇志》卷12，第193页。
这样，五月初一日才能加速前进。这一日上午八、九点钟，李自成军才到距京一百二十里左右的涿州，但涿州已被明朝旧官冯铨、宋权等纠集士绅夺下，此时拒守城上。一时间，“城头炮石齐加，矢飞如雨”，一攻一守达六、七小时。据说“共见闯贼右臂中箭，滚壕跳墙而逃，余贼中炮中箭者，尸横四野”。农民军攻城不利，只得继续南撤，而当天傍晚，清军就已追到了附近的拒马桥。《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第406页，“顺天巡抚宋权揭帖”。
据曾掘李自成祖坟、后被农民军抓获的前米脂县令边大绶记载，农民军初一日行军二百余里至肃宁，而当日晚尚有农民军在涿州，他还记载农民军初二日行军八十里至安平，初三日行军七十里至无极，而初三日又有农民军在无极正北七十里的定州与吴三桂追兵交战，谷大成战死，左光先负伤，可见农民军西撤时并非一路。初四日，李自成至真定，次日引兵回击吴三桂，从上午到傍晚，两军几次交手，杀得天昏地暗，但只各有胜负。后东风大作，黄沙蔽天，农民军拼死一战后，迅即撤退，经获鹿至固关，然后进入山西，留李过率精兵守关，不许清兵进入山西境内。边大绶：《虎口余生记》，彭孙贻：《流寇志》卷12.但河北境内仍有农民军部队，所以初八日李自成已过平定州之后，清军阿济格部还在真定以北一百五十里的庆都打败农民军，获得大量辎重。《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五月乙未。直到二十二日，谭泰还与准塔、德尔得赫、哈宁噶一起在真定与农民军打了一仗，颇有斩获。《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五月乙酉，蒋良骐：《东华录》卷4.由此看来，农民军撤退一直比较慌乱，没有太多的统一部署，因此被数量并不占优势、而且鞍马劳乏的清军连败数阵，只是进入山西之后，李自成才镇定下来，陆续作出了防守和反击的战略部署。
大顺军主力退入山陕，五月初十日李自成已至太原、河北、山东、河南诸省，除已降顺清军者外，其他地方的旧明官绅纷纷起来造反。如明宣府巡抚李鉴纠集数千人，杀大顺军权将军黄应选、防御使李允桂等十五人，向多尔衮上书称臣。大同降将姜亦杀大顺军将领张天琳等，据宁武、代州等城以降清。山东德州的卢世与谢陛杀害农民军防御使阎杰等，奉明宗室朱帅为济王，并派手下张占韬率兵万余人，攻下武定州、滨州、德平县、阳信县，海丰县、化县、蒲台县、利津县，分别擒杀各州县大顺权利的官员。而临清之凌驷、济宁之潘士良等等都纷纷招兵买马，戕害本地大顺官员。加上南明权利派兵进袭鲁南，各地地方武装纷纷见风转舵，结寨自保，山陕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脱离了农民军的统治。于是，原大顺权利统治区内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山陕仍在农民军手中，黄河以北的冀鲁地区属清廷，黄河以南如豫鲁皖鄂的部分地区或在当地士绅的统辖之下、或归于南明。正象朝鲜人当时所了解的那样：“流贼留屯山西太原府，河南、河北亦皆阻绝，命令之不通于天下已累岁云”。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