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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马上得天下(3)
李自成招降吴三桂并得到成功，使局势对农民权利极为有利，但是，李自成并没有给予山海关以足够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他派守山海关的唐通只是明朝降将，对农民军不一定忠心耿耿，且唐通所部仅兵八千，万一有所变动，这点兵力是根本弹压不住的。其次表现在他没有意识到山海关是防御清兵的重要屏障，即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清兵入袭的危险性。因此在兵力部署上，并没有以足够的军力防守畿辅。这些都是日后农民军迅速溃败的潜在因素。另外，农民军进北京后，对于大批官僚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措施，特别是对一些关键人物如吴三桂的家属也未加关照，虽则体现了大顺权利的自身立场，但却造成许多官绅降而复叛，对大顺权利造成了极大破坏。因此，仅仅是战略战术上的偶一失错，便可使形势逆转。
唐通接管了山海关以后，吴三桂便率部五万，号称十五万进京朝见李自成。三月二十四日，吴三桂兵至永平府附郭县卢龙，民国《临榆县志》卷8，“舆地编？纪事”，乾隆《永平府志》卷8，“封域志？纪事”。一二日后抵玉田，民国《临榆县志》卷21，“事料编？乡型”，“舆地编？纪事”；康熙《山海关志》卷5，“政事志？兵警”。就在此时，他得到了农民军在北京“将吴总兵父吴襄夹打要银”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收“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以及刘宗敏夺其爱妾陈圆圆(沅)的消息。此说后世传闻多，不一定准确，此处只作吴氏利益被侵犯的佐证。由于触犯了他的切身利益，吴三桂大怒，“翻然复走山海关”，大败唐通守军，夺取了山海关，结果“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民国《临榆县志》卷21，“舆地编？纪事”，余一元述旧事诗五首。不知为什么已经投降了大顺权利的吴三桂突然叛归，在民众中造成极大恐慌。这时正是三月底、四月初。按时间推思，三月二十九、三十日左右吴三桂便可返关，至迟不过四月初一、二日，如《临榆县志》卷19记“四月平西伯还驻山海”，彭孙贻记载，很混乱，如《流寇志》记三月二十七日，“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兵入山海关，贼将不能御”，又记四月初四，“吴三桂兵破山海关，唐通兵尽溃降于三桂，”但均在三月底四月初之间（卷11）吴三桂的降而复叛，重新以残明势力入据山海，使历史的天平开始向清方偏倒了。
对于这样一个天赐良机，清统治者是不会放弃的。也许出于对迟起龙回书及农民军将领王某回书的分析，也许进一步得到了关内的消息，四月初四日，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促进了清军的入关：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唯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而径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裨各朝夕献纳，以贤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屯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辛酉。
在三月中旬吴三桂尽撤宁远兵民入关的情况下，多尔衮早已决定于四月初“乘虚直捣”，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5页。范文程于出师前的上书，从其内容来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首先，明朝此时内忧外患，“受病种种，已不可治”，必须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进兵中原，否则天下将为他人所得。其次，清权利的最主要敌人并非明朝，而是农民军，所以不要等农民军夺得天下后，再与其争夺。这个认识是要高于农民军领导人的，尽管时间略迟，但仍为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三，改变过去杀人掠财，攻城不守的抄掠作风，要“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安抚百姓，争取汉官的支持。这些建议，实际上成为清军此次大举入关的战略指导思想。
从范文程的上书内容来看，清统治者此时还没有得到农民军已攻克北京的消息，但也就在这一二日内，多尔衮接到情报，“明朝本坐空虚”――北京已被农民军攻下，崇祯皇帝自缢。多尔衮连忙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并把正在盖州汤泉驿养病的范文程召到沈阳征求意见。钱仪吉：《碑传集》卷4，李蔚“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三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范文程则一再给多尔衮等人打气壮胆，认为农民军“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⑤可参见《碑传集》卷4，《清史稿》列传19等书。但因为“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士忿矣”，由于追赃比饷，汉族地主阶级肯定对他们恨之入骨，农民军又一直战胜，“行之以骄”，因此“可一战破也”。范文程还针对农民军打击官僚地主的政策措施，提出“恤其士夫，拯其黎庶”的方针，并再次告诫清统治者，“倘思统一区夏，非义安百姓不可”。⑤听了这番分析，促使多尔衮决心出师，“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抱着成败在此一举的信念，四月初九日，多尔衮亲率大军，浩浩荡荡地去与大顺农民军争夺统治权了！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6页。关于清方究竟何时得知农民军攻克北京的，没有明确记载。但估计在四月初七日左右，因朝鲜人记载“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甲之内，急聚兵马而行”，多尔衮初九日出师，当前推数日，而初七日祭告太祖、太宗，文中亦未提北京被克之事，只提关外明军弃地可证。
第二节山海关之战。
一、天下第一关。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山海关，古称榆关，据说秦时蒙恬北防匈奴，“植榆为塞”，所以边塞多榆木，榆关之名便得于此。明代曹代萧有诗：
榆关十月马毛僵，手挽雕弓射白狼。
一阵雪花飘玉屑，西风犹趁马蹄忙。
描述了山海关秋末冬初的景象。但古榆关并不完全就是后来的山海关。古榆关在今抚宁附近，四周土地空旷，无险可据，明初徐达北伐残元势力，率军来到此处，见其东八十里处“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非常险要，便把关城移到那里，成为万里长城东段的一个重要关口，由于它倚山临海，所以人们新称它为山海关。
山海关确实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塞，用明朝人的话说：“山海关外控辽阳，内护畿辅，防扼海泊倭番，验放高丽、女直进贡诸夷，盖东北重镇。譬人之身，京师则腹心也，蓟镇则有背也，辽阳则臂指也，山海关则节窍却之最紧要者也。”蒋一葵：《长安客话》卷7，“关镇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因此，明朗统治者对其防务十分重视，关城东北，墩台守望，鳞次栉比，柳栅沙沟，纵横路旁。特别是关城修得十分坚固，呈四方形，周围八里多，墙高数丈。且四门之上皆有城楼，透过箭窗，北望长城，蜿蜒曲折，十分雄伟，东观大海，可见巨浪“摇落千层花喷雪，怒号万里势奔雷”，极为壮观。明朝后期努尔哈赤起兵反明，辽东吃紧，几次大军出征皆由此通过，“兵役繁兴，商贾辐辏，五方杂处”，仿佛成为一个都会。《山海关志》卷2，“地理志？风俗录”。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冲塞的地理意义，清统治者是不会不清楚的。
早在天聪年间，皇太极降朝鲜，抚蒙古，免除了后顾之忧，又打下大凌河，准备进一步围困松锦。特别是天聪三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破边墙进围北京，大举攻明便已在日程之上。这时，便有许多汉官建议攻打山海，取得进一步向关内攻打的通道。天聪六年张弘谟就曾建议“直抵关门，再遣精骑由口外乘虚闯入，内外夹攻山海。山海下，则关外各城可传檄定，东西道通”。《天聪朝臣工奏议》，“请乘时进取奏”。宁完我更请“急图山海”，认为“宁锦八城，攻取为难，山海一区，图谋较易”，取得山海，可内外夹攻锦州等关外城池，又可进窥畿辅、北京，实在是一举两得之策。《天聪朝臣工奏议》，“请急图山海奏”。更有马光远谆谆告诫：“……越山海而不攻……是明损声势，暗失机会”。《天聪朝臣工奏议》，“请水陆并进奏”。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人皇太极却偏偏不采纳这些建议。有人精辟地分析说，这一是因为皇太极当时迫切希望议和，影响了他对进取策略的认真思考；二是因为诸王贝勒劫掠财物的故习不改，并不重视攻城战守；三是皇太极对汉官仍心存疑忌，如此之多的汉官倡议攻取山海关，是否别有用心，也促使皇太极心理上的提防和疑虑；四是因为攻坚不易；代价太大；五，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皇太极害怕在满洲社会发展不够充分之时入据山海，会即刻被汉人同化。《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6期，阎步克文：“进取山海之议考析”。但笔者对其中“山海非牢不可破之情势”的观点不敢完全苟同。
实际上，皇太极未敢在天聪年间攻取山海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军十分重视山海关这个京师的门户，因此在关前关上层层设防，并不十分易攻。明朝统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之所以反对王在晋、高第等人放弃辽西，退守山海的意见，就是企图在山海关外层层布防――大凌河、小凌河、宁远、锦州、松山、杏山，乃至中前所、中后所、前屯卫，即所谓“守关当于关外守之”，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袁崇焕列传”。使皇太极攻取山海等于攻取十数个坚城，所耗代价并非可与仅攻一山海关城可比。因此，天聪三年、八年，崇德元年、三年、七年等几次入关，都绕道西行，或从蒙古科尔沁草原进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趋宣大，或由延庆入居庸关，或由墙子岭毁边墙而入，全不考虑山海关。而天聪三年袁崇焕回援京师，正是自山海关调集各部扼守，自己抢居蓟州，崇德元年阿济格出边攻明，皇太极又另派多尔衮、多铎等人率劲旅往山海关进发，牵制彼处的明军，说明山海关的防守力量还是较强的。正如后来皇太极所认为的那样，“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面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委远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三”。此处“四城”指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中华书局，1984年，第29页。结果崇德六年到七年，清军连克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开始打开通往山海关的通路。于是，崇德七年(1642)九月，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祖可法、张存仁等一齐请求皇太极“直取北京，控断山海”，以成大业，而皇太极仍坚持认为“北京如大树，不先削其两旁，何能倾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关？”《清太宗实录》卷39，崇德七年九月初五日。此处“四城”指宁远；中前所，中后所，前屯卫。他这种充分认识自己的实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决不急躁冒进的战略思想是极其难得的，从实践上看，也是非常正确的。
到顺治元年三月中旬，由于吴三桂奉诏尽撤辽民入关，关外宁远诸城便为清军不战而得，清军且乘胜追至关下，“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等待多尔衮的命令。按照皇太极生前的想法，这时攻打山海关可谓时机成熟，但他无法料及的是，形势有了突然变化，农民军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关也已为农民军所有。那么，多尔衮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这个军事重镇，然后进逼畿辅，抑或仍旧走老路，绕道向西，“毁边墙而入”？
二、吴三桂降清。
吴三桂降而复叛于农民军，重据山海关后，自己已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既然与农民军不共戴天，就势必求助于夹外清军。且不说吴三桂与清朝统治者有着阶级性质上的一致，其亲属部下同僚大都在为清朝服务这一点，也对他降清极为有利。特别是吴三桂打出为恢复明朝而战、替先帝复仇的旗号邀请清军入援，不仅对于降清的他心理上是个安慰，在号召汉人官绅方面也会顺利得多。于是，吴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关的士绅大户，紧急商议如何对付非常可能出现的农民军大军平叛的情况。正像这些士绅之一的佘一元诗中所记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阅兵。飞骑唤吾侪，偕来共参评”。但是，由于山海关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贾又因战乱而迁移，因此吴军的供给已成问题。“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癸呼如何！”但事情紧急，只有强向百姓绅商征饷，所谓“捐输兼敛科”，然后把全体军民全部武装起来，准备对付农民军的讨伐。民国《临榆县志》卷8，“舆地编？纪事”，余一元“述旧事诗”五首。随即他们又一同定计，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军求援，一方面又派人西去，向农民军诈降，以争取时间，等待清军来助。
三月二十六、七日吴三桂自玉田叛归山海关，四月初消息便传入京师，但未得确证。至唐通被击溃，吴三桂正式扯大旗宣布反对大顺权利确已为李自成所知，已是四月初十左右，这一日，“平西伯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彭孙贻：《流寇志》卷12，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李自成闻讯，便于十二日召集部下商议东征，并定于次日启程，亲征山海关。行期一定，李自成便将明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等官员贵戚六十余员斩于西华门外，留牛金星、李牟等人守京师，以安后方。十三日，李自成率刘宗敏、李过等数万人马，《流寇志》说是五万，《孤臣纪哭》，《四王合传》，以及《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等均作六万，当为此数。加上已赴山海关的唐通，白广恩所部三万，当有十万上下，所以《流寇志》后又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出东长安门赴通州，十五日抵密云，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便派先头部队前去攻打山海关。
唐通接管了山海关以后，吴三桂便率部五万，号称十五万进京朝见李自成。三月二十四日，吴三桂兵至永平府附郭县卢龙，民国《临榆县志》卷8，“舆地编？纪事”，乾隆《永平府志》卷8，“封域志？纪事”。一二日后抵玉田，民国《临榆县志》卷21，“事料编？乡型”，“舆地编？纪事”；康熙《山海关志》卷5，“政事志？兵警”。就在此时，他得到了农民军在北京“将吴总兵父吴襄夹打要银”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收“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中华书局出版，1959年。”以及刘宗敏夺其爱妾陈圆圆(沅)的消息。此说后世传闻多，不一定准确，此处只作吴氏利益被侵犯的佐证。由于触犯了他的切身利益，吴三桂大怒，“翻然复走山海关”，大败唐通守军，夺取了山海关，结果“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民国《临榆县志》卷21，“舆地编？纪事”，余一元述旧事诗五首。不知为什么已经投降了大顺权利的吴三桂突然叛归，在民众中造成极大恐慌。这时正是三月底、四月初。按时间推思，三月二十九、三十日左右吴三桂便可返关，至迟不过四月初一、二日，如《临榆县志》卷19记“四月平西伯还驻山海”，彭孙贻记载，很混乱，如《流寇志》记三月二十七日，“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兵入山海关，贼将不能御”，又记四月初四，“吴三桂兵破山海关，唐通兵尽溃降于三桂，”但均在三月底四月初之间（卷11）吴三桂的降而复叛，重新以残明势力入据山海，使历史的天平开始向清方偏倒了。
对于这样一个天赐良机，清统治者是不会放弃的。也许出于对迟起龙回书及农民军将领王某回书的分析，也许进一步得到了关内的消息，四月初四日，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促进了清军的入关：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顾虽天数使然，良由我先皇帝忧勤肇造，诸王大臣祗承先帝成业，夹辅冲主，忠孝格于苍穹，上帝潜为启佑，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盖明之劲敌，唯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傥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而径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裨各朝夕献纳，以贤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屯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清世祖实录》卷4，顺治元年四月辛酉。
在三月中旬吴三桂尽撤宁远兵民入关的情况下，多尔衮早已决定于四月初“乘虚直捣”，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5页。范文程于出师前的上书，从其内容来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首先，明朝此时内忧外患，“受病种种，已不可治”，必须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进兵中原，否则天下将为他人所得。其次，清权利的最主要敌人并非明朝，而是农民军，所以不要等农民军夺得天下后，再与其争夺。这个认识是要高于农民军领导人的，尽管时间略迟，但仍为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三，改变过去杀人掠财，攻城不守的抄掠作风，要“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安抚百姓，争取汉官的支持。这些建议，实际上成为清军此次大举入关的战略指导思想。
从范文程的上书内容来看，清统治者此时还没有得到农民军已攻克北京的消息，但也就在这一二日内，多尔衮接到情报，“明朝本坐空虚”――北京已被农民军攻下，崇祯皇帝自缢。多尔衮连忙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并把正在盖州汤泉驿养病的范文程召到沈阳征求意见。钱仪吉：《碑传集》卷4，李蔚“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十三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范文程则一再给多尔衮等人打气壮胆，认为农民军“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⑤可参见《碑传集》卷4，《清史稿》列传19等书。但因为“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士忿矣”，由于追赃比饷，汉族地主阶级肯定对他们恨之入骨，农民军又一直战胜，“行之以骄”，因此“可一战破也”。范文程还针对农民军打击官僚地主的政策措施，提出“恤其士夫，拯其黎庶”的方针，并再次告诫清统治者，“倘思统一区夏，非义安百姓不可”。⑤听了这番分析，促使多尔衮决心出师，“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抱着成败在此一举的信念，四月初九日，多尔衮亲率大军，浩浩荡荡地去与大顺农民军争夺统治权了！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6页。关于清方究竟何时得知农民军攻克北京的，没有明确记载。但估计在四月初七日左右，因朝鲜人记载“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甲之内，急聚兵马而行”，多尔衮初九日出师，当前推数日，而初七日祭告太祖、太宗，文中亦未提北京被克之事，只提关外明军弃地可证。
第二节山海关之战。
一、天下第一关。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山海关，古称榆关，据说秦时蒙恬北防匈奴，“植榆为塞”，所以边塞多榆木，榆关之名便得于此。明代曹代萧有诗：
榆关十月马毛僵，手挽雕弓射白狼。
一阵雪花飘玉屑，西风犹趁马蹄忙。
描述了山海关秋末冬初的景象。但古榆关并不完全就是后来的山海关。古榆关在今抚宁附近，四周土地空旷，无险可据，明初徐达北伐残元势力，率军来到此处，见其东八十里处“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非常险要，便把关城移到那里，成为万里长城东段的一个重要关口，由于它倚山临海，所以人们新称它为山海关。
山海关确实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塞，用明朝人的话说：“山海关外控辽阳，内护畿辅，防扼海泊倭番，验放高丽、女直进贡诸夷，盖东北重镇。譬人之身，京师则腹心也，蓟镇则有背也，辽阳则臂指也，山海关则节窍却之最紧要者也。”蒋一葵：《长安客话》卷7，“关镇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因此，明朗统治者对其防务十分重视，关城东北，墩台守望，鳞次栉比，柳栅沙沟，纵横路旁。特别是关城修得十分坚固，呈四方形，周围八里多，墙高数丈。且四门之上皆有城楼，透过箭窗，北望长城，蜿蜒曲折，十分雄伟，东观大海，可见巨浪“摇落千层花喷雪，怒号万里势奔雷”，极为壮观。明朝后期努尔哈赤起兵反明，辽东吃紧，几次大军出征皆由此通过，“兵役繁兴，商贾辐辏，五方杂处”，仿佛成为一个都会。《山海关志》卷2，“地理志？风俗录”。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冲塞的地理意义，清统治者是不会不清楚的。
早在天聪年间，皇太极降朝鲜，抚蒙古，免除了后顾之忧，又打下大凌河，准备进一步围困松锦。特别是天聪三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破边墙进围北京，大举攻明便已在日程之上。这时，便有许多汉官建议攻打山海，取得进一步向关内攻打的通道。天聪六年张弘谟就曾建议“直抵关门，再遣精骑由口外乘虚闯入，内外夹攻山海。山海下，则关外各城可传檄定，东西道通”。《天聪朝臣工奏议》，“请乘时进取奏”。宁完我更请“急图山海”，认为“宁锦八城，攻取为难，山海一区，图谋较易”，取得山海，可内外夹攻锦州等关外城池，又可进窥畿辅、北京，实在是一举两得之策。《天聪朝臣工奏议》，“请急图山海奏”。更有马光远谆谆告诫：“……越山海而不攻……是明损声势，暗失机会”。《天聪朝臣工奏议》，“请水陆并进奏”。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人皇太极却偏偏不采纳这些建议。有人精辟地分析说，这一是因为皇太极当时迫切希望议和，影响了他对进取策略的认真思考；二是因为诸王贝勒劫掠财物的故习不改，并不重视攻城战守；三是皇太极对汉官仍心存疑忌，如此之多的汉官倡议攻取山海关，是否别有用心，也促使皇太极心理上的提防和疑虑；四是因为攻坚不易；代价太大；五，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皇太极害怕在满洲社会发展不够充分之时入据山海，会即刻被汉人同化。《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6期，阎步克文：“进取山海之议考析”。但笔者对其中“山海非牢不可破之情势”的观点不敢完全苟同。
实际上，皇太极未敢在天聪年间攻取山海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军十分重视山海关这个京师的门户，因此在关前关上层层设防，并不十分易攻。明朝统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之所以反对王在晋、高第等人放弃辽西，退守山海的意见，就是企图在山海关外层层布防――大凌河、小凌河、宁远、锦州、松山、杏山，乃至中前所、中后所、前屯卫，即所谓“守关当于关外守之”，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袁崇焕列传”。使皇太极攻取山海等于攻取十数个坚城，所耗代价并非可与仅攻一山海关城可比。因此，天聪三年、八年，崇德元年、三年、七年等几次入关，都绕道西行，或从蒙古科尔沁草原进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趋宣大，或由延庆入居庸关，或由墙子岭毁边墙而入，全不考虑山海关。而天聪三年袁崇焕回援京师，正是自山海关调集各部扼守，自己抢居蓟州，崇德元年阿济格出边攻明，皇太极又另派多尔衮、多铎等人率劲旅往山海关进发，牵制彼处的明军，说明山海关的防守力量还是较强的。正如后来皇太极所认为的那样，“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面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委远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三”。此处“四城”指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中华书局，1984年，第29页。结果崇德六年到七年，清军连克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开始打开通往山海关的通路。于是，崇德七年(1642)九月，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祖可法、张存仁等一齐请求皇太极“直取北京，控断山海”，以成大业，而皇太极仍坚持认为“北京如大树，不先削其两旁，何能倾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关？”《清太宗实录》卷39，崇德七年九月初五日。此处“四城”指宁远；中前所，中后所，前屯卫。他这种充分认识自己的实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决不急躁冒进的战略思想是极其难得的，从实践上看，也是非常正确的。
到顺治元年三月中旬，由于吴三桂奉诏尽撤辽民入关，关外宁远诸城便为清军不战而得，清军且乘胜追至关下，“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等待多尔衮的命令。按照皇太极生前的想法，这时攻打山海关可谓时机成熟，但他无法料及的是，形势有了突然变化，农民军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关也已为农民军所有。那么，多尔衮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这个军事重镇，然后进逼畿辅，抑或仍旧走老路，绕道向西，“毁边墙而入”？
二、吴三桂降清。
吴三桂降而复叛于农民军，重据山海关后，自己已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既然与农民军不共戴天，就势必求助于夹外清军。且不说吴三桂与清朝统治者有着阶级性质上的一致，其亲属部下同僚大都在为清朝服务这一点，也对他降清极为有利。特别是吴三桂打出为恢复明朝而战、替先帝复仇的旗号邀请清军入援，不仅对于降清的他心理上是个安慰，在号召汉人官绅方面也会顺利得多。于是，吴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关的士绅大户，紧急商议如何对付非常可能出现的农民军大军平叛的情况。正像这些士绅之一的佘一元诗中所记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阅兵。飞骑唤吾侪，偕来共参评”。但是，由于山海关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贾又因战乱而迁移，因此吴军的供给已成问题。“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癸呼如何！”但事情紧急，只有强向百姓绅商征饷，所谓“捐输兼敛科”，然后把全体军民全部武装起来，准备对付农民军的讨伐。民国《临榆县志》卷8，“舆地编？纪事”，余一元“述旧事诗”五首。随即他们又一同定计，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军求援，一方面又派人西去，向农民军诈降，以争取时间，等待清军来助。
三月二十六、七日吴三桂自玉田叛归山海关，四月初消息便传入京师，但未得确证。至唐通被击溃，吴三桂正式扯大旗宣布反对大顺权利确已为李自成所知，已是四月初十左右，这一日，“平西伯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彭孙贻：《流寇志》卷12，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李自成闻讯，便于十二日召集部下商议东征，并定于次日启程，亲征山海关。行期一定，李自成便将明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等官员贵戚六十余员斩于西华门外，留牛金星、李牟等人守京师，以安后方。十三日，李自成率刘宗敏、李过等数万人马，《流寇志》说是五万，《孤臣纪哭》，《四王合传》，以及《明史纪事本末》，《罪惟录》等均作六万，当为此数。加上已赴山海关的唐通，白广恩所部三万，当有十万上下，所以《流寇志》后又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出东长安门赴通州，十五日抵密云，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便派先头部队前去攻打山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