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第17章 马上得天下(2)

　　于是，崇德八年九月壬寅，皇太极的梓宫还停在崇政殿未移入陵宫，多尔衮便迫不及待地让郑亲王济尔哈朗、英郡王阿济格等王公大臣释去丧服，换上戎装，出征伐明。他们赴堂子吹螺掌号，对天行礼，鸣炮三响之后，就浩浩荡荡向西进发了。九月底，清军动用红衣大炮轰城，攻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擒斩游击吴良弼等官二十余员，马步兵四千余，俘获四千余。接着进发前屯卫，于十月初一攻克之，斩明总兵李赋明等官三十余员，兵四千余，俘获二千余，牲畜器物无数。中前所守官总兵黄色听说前屯卫已失，吓得弃城而逃，使清军不战而克其城。所谓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即广宁中后所、广宁前屯卫、广宁中前所，它们是宁远和山海关之间的三个重要据点，清军自攻下锦州之后，此时又连克三镇，割断了宁远与山海关之间的联系，使宁远孤悬关外，早晚必为清军所夺。至此，关外大片土地均为清军所得，入关争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样，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前锋已抵三边，主力亦齐集豫陕，而清军列阵边墙，时刻可以逾城而入，双方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均不过数百里之遥，甚至双方自己也相距不远，在这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究竟鹿死谁手？历史将怎样翻开新的一页？

　　三、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

　　清顺治元年(1644)春正月初一日庚寅这个万象更新的日子，是在遍地烽火、炮声隆隆中迎来的。这一天北京狂风骤起，浓云密布，按卜卦者的说法，这主暴兵城破；也在这一天，作为明王朝发祥地及祖陵所在地的凤阳发生地震，对于崇祯皇帝朱由检来说，这都不是好兆头。初三日，朱由检召见左中允李明睿，问防御起义军的对策，李明睿请屏退左右后，对崇祯帝说。“如今起义军势大，已逼近畿甸，实在是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可以暂缓眼下之急。”崇祯帝四顾无人，才说：“朕早有此意，无人赞襄，故延迟至今，但怕诸臣不从，所以还要保密。”后来此议一出，马上有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出来反对，认为这是邪说，而且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朱由检虽然生气，但南迁之议却也因此作罢。彭孙贻：《流寇志》卷9，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是，朱由检已经意识到京城旦夕不保，所以不得不考虑退路。

　　南迁不成，可令他寝食不安的消息还是一个个接踵而来。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对朱明王朝来说虽然已几无喜庆可言，但对李自成农民军来说，却是个“新桃换旧符”的吉利时刻。这一天，李自成正式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封功臣，改官制，开科取士，一派热气腾腾的兴旺景象。初八，李自成亲自率大军北上，经平阳、太原、宁武、大同、宣化，三月十五日进抵居庸关。一路上，除宁武守将周遇吉以死抵拒外，可以说是望风而降，各个重镇要塞大多不战而下。与此同时，磁侯刘芳亮亦率军沿黄河北上，经固关、真定至保定，意在切断运河，防止崇祯南逃，与李自成主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在这种战略包围之下，京师周围巳没有什么屏障来阻挡农民军的铁骑，朱由检也已形同瓮中之鳖。

　　在大顺军为建国改元兴高采烈、明朝统治者为行将灭亡乱作一团的同时，就官方材料来看，关外的清权利相对来说却相当安静。正月初一，除了受诸王大臣、外藩使节的朝贺之外，停了筵宴，连上表祝贺和年例进献都免了。然后在军制和官制上做了几项组织和人事变动。几天后，又派人到锦州去换防，派使节去迎接达赖喇嘛，然后制定诸王以下官民祭葬礼节，一切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仿佛未受什么连天烽火的影响。只是有一件事比较重要，就是济尔哈朗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堂上官传谕：“以后凡各衙门办事有应该报告我们两个王的，或是应该记档的，都先报睿亲王多尔衮，档子上写名字也应先写睿王的大名，坐立班次以及行礼仪注也都按此办理。"这说明多尔衮不仅有了掌握国柄之实，而且有其名，说明他已独揽大权，而济尔哈朗则甘拜下风了。对多尔衮本人来说，这当然是极重要的一个事件，但毕竟是顺其自然的必然结果，显然也看不出与我们此刻密切关心的问题――对农民军或明廷的对策有什么关系，而此时关内却一阵阵紧锣密鼓，一场名垂史册的正剧就要开始了。

　　正月二十六日，终于有消息传来了。居住在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鄂尔多斯部落的济农下属达席和晋、善达下属陶礼向多尔衮报告了农民军攻取陕西全境，派兵收取三边的消息。实际上，清统治者对于农民军的情况是早有耳闻的。天聪、崇德年间大批汉人官绅降清后，曾多次把中原农民军的情况汇报给皇太极，特别是打压过农民军，对其底细颇为知晓的洪承畴被俘投降后；清统治集团对于农民军的情况不可能不略知一二。崇德七年(1642)十月中旬，皇太极派饶余贝勒阿巴泰与内大臣图尔格统领大军入关征明，临出发时曾特别嘱咐，“若遇刘(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国无道送(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其举事一是一般。以善言喻之。倘误杀他一二人，即明对他说，出于无心误杀。不可与他相左”，并把农民军派来的一个使者交给阿巴泰，说如遇农民军，可让他回去。辽大历史系《清太宗录稿本》（清初史料丛刊第三种）1978年10月，第67-68页。可见，农民军与清权利双方都已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但由于缺乏进一步的材料证明，我们无法得悉双方交往的详情。

　　无论如何，此时多尔衮显然也对农民军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这番蒙古人的报告也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即没有注意到农民军攻取三边、威胁京畿，已成为他入主中原的最大威胁，仍然试图与农民军建立联系，协同攻明。因此多尔衮与谋臣商议之后，给农民军写了如下一封信：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

　　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年月日后钤上皇帝之宝，信封上大书“诸帅”二字，封口并钤皇帝之宝二颗，次日便派正白旗石廷柱手下的迟起龙、镶蓝旗李国翰手下的缪尚义以及蒙旗二人前去下书。三月初三日到达榆林，迟起龙等将书信交给农民军榆林守将王良智，王良智阅信之后，亦写了一封回信，并将原信退给他们说；“信上有‘众帅’二字，又有给主上的意思，信拆了就不好再向上呈了，所以把信退还，只把上面的话奏知主上。”《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9页，“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可惜的是，我们既不知王良智的回信是何内容，也没有见到来自农民军最高统帅李自成对此事的答复，使我们摸不清大顺军对关外这一股强大的势力是何态度。根据后来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是李自成对关外的清权利不太了解，因而采取了漠视不顾的态度，也可能是王良智的报告上达李自成时，北京已被农民军攻破，根本用不着联合其他力量来“并取中原”了！

　　在迟起龙等人的回报到达之前，多尔衮无法安排统一的战略，只继续在朝中加强自己的地位。二月间，他曾以失朝罪轻罚了阿济格和多铎；以未经奉旨、擅自带领部员挑选八旗女子罪罚多铎等人银两不等；以征锦州、松山、山东，以及攻克中后所、前屯卫等功劳，提拔了一大批将领，增设内三院学士。三月，又定摄政王及诸王仪仗，凡出猎行军，摄政王仪仗前导，奏乐而行，仪仗中再增红伞、大纛、红仗、撒袋、大刀、枪等，异于诸王，而且遇事摄政王正坐，而诸王两旁叙坐，其代摄国政之权已通过礼仪得到确认。当然，同时也做好了攻明的准备。甲辰，防守锦州镇国公艾度礼解回的逃人声称：清军攻下前屯卫等城后，宁远一带人心恐慌，闻风而逃，因此多尔衮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等四月初大举进讨。又过了十几天，二十九日，迟起龙的回书终于到了。虽然多尔衮从中并未得到什么重大情报，但得知大同也已被农民军攻下，京师的陷落已指日可待了。但他哪里料得到，这时候，北京换了主人已经十天了！

　　尽管朱由检以“代朕亲征”的名义令李建泰督师迎敌，并在三月初调吴三桂、唐通、刘泽清火急入援京师，但对明王朝的苟延残喘都丝毫无补。李建泰兵至邯郸，就吓得调头逃跑，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令，不由山东北来，反而南逃，吴三桂路远，鞭长不及马腹；只有唐通奉调前来，但因不买监军宦官杜之秩的帐，把队伍拉到居庸关，几天后也降了李自成。三月十六日，大顺军克昌平，当夜进抵平则门(即阜成门)。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列队攻城。十八日，李自成亲临彰仪门，为减少攻城伤亡，他派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缒城入见明帝，劝其退位，并表示愿意赴关外打击清军。崇祯犹豫不决，和议最终未成。至十九日凌晨，由于守城太监曹化淳开门献城，农民军已下外城。朱由检夜见城外火光冲天，企图乘乱出逃，到朝阳门，见农民军势大，转至安定门，但门又紧闭不开，回到宫中，知内城将破，无奈竟奔煤山(今景山)，登上寿皇亭，写下遗诏，藏于胸前，自缢而死。死时光着左脚，去掉冠冕，披头散发，十分狼狈，跟随他的内官王承恩也同时死在一处。到此时，延续了二百七十余年的明王朝在农民军的打击下终于完结了！

　　在这里，我们不再详细叙述李自成是如何头戴白毡笠，身着蓝箭衣，胯下乌驳马，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的，也不想描写大顺军如何分兵四出，趋江北，入四川，更不打算谈论大顺权利如何完善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以及对明代官戚实行“追赃比饷”(这些多属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范围)，而需要密切注意的则是，在明朝灭亡之后，关内外的李自成和多尔衮是否认识到对方是自己统一天下的主要敌人？从而根据这种认识采取某种正确的对策？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谁能抢先一步意识到这一点，谁就能掌握历史的主动权。

　　历史的天平本来是倒向农民军这一方的，因为历史把抢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机会给了李自成及其决策集团。当李自成已确有把握灭掉明朝的时候，多尔衮还根本不了解关内形势变化，还想联合农民军一起攻明呢。无论如何，李自成至少是意识到了在关外清军和自己之间还有一支明朝军队――辽东总兵吴三桂的军队，以及驻扎山海关的明关门总兵高第，因此在攻下居庸关之后，即派降将唐通携犒劳关宁明军的财物前去招降吴三桂和高第。

　　吴三桂祖籍江南高邮，后世居辽东，其父吴襄为明总兵，舅氏祖大寿是辽东祖氏军事系统的主要人物。松山之战后，吴三桂独以四万兵驻守宁远，多次打退清军进攻。崇德八年九月，多尔衮派济尔哈朗，阿济格出兵攻取了靠近山海关的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但却没能得胜于离锦州最近的宁远，可见吴三桂的兵力和他本人的用兵才能都还是不弱的。清方也很重视吴三桂的这支军队，曾多次派人致书招降。曾与吴襄共事、此时已降清军的陈邦选曾劝他，“何不随机应变，保全富贵身家？自古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弃暗投明，逃满身之罪案，通权达变，免瓜葛之嫌疑。况我皇上仁圣天纵，有功者受大封于永远，抗守者必罚处不姑容。总爷少年悬印，聪明自然超群，宜勿持两可，拜下风速，则功赏出众，而宁城生灵顶恩于世世矣。岂有松、锦、杏、塔四城不存，而宁远尚得乐太平、仍图长久者！”《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5页，“陈邦选致明宁远总兵书。”其旧同僚姜新也写信历数“大军已丧矣，松锦已失矣，文官洪军门归顺矣，武官祖镇台等投降矣。……宁前数城皆笼中鸟，釜底鱼，不过迟延旦夕耳”。《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86页，“姜新致明宁远总兵书。”威胁利诱，无所不及。这里应该说句公道话，尽管吴三桂后来投降了清军，为其前驱，剿杀农民军，但在这时，在亲友，部属、同僚大都投降了清军，而且受到较好礼遇的情况下，在山海关外明朝据点尽失，只剩宁远孤城，处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在关内农民军进逼京畿的情况下，吴三桂竟能坚守危城，不投降清军，亦是难能可贵的。

　　前面已经提到，三月初六日，朱由检急令太监谢文举星驰赴镇，召吴三桂、唐通、刘泽清入援。三桂奉召后，立即决定放弃宁远入关，但宁远附近兵民因长期抗击清兵，怕其报复屠城，因此吴三桂决定将兵民数十万人尽徙入关，后安插于关内昌黎、滦州、乐亭、开平等地。由于大规模迁徙，挈妇将雏，辎重满载，耽误时日，直到本月中旬才搬迁入关，一二日后，北京便被农民军攻克了。彭孙贻：《流寇志》卷9.这就是朝鲜人后来从清人那里听说的：“沙河、宁远自溃，皇城又为流贼所围，诸镇皆入援。”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24页，甲申四月丁卯。

　　但是，吴三桂徙兵民入关后，是否马上出师勤王了呢？以前诸多史家都认为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吴三桂立即进兵，行至河北玉田或丰润时，忽闻北京已被农民军所下，于是止步不前，或说吴三桂即在此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旋即叛归山海关，或说他即此撤军返回山海关，受招降后再度赴京师，行至永平叛归云云。参见《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第243―244页。当然许多清初史料甚至都隐瞒了吴三桂投降过农民军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吴三桂入山海关后，并没有立即提兵入卫。一则居庸关十五日被克后，总兵马岱“疾走山海关”，最后投奔了吴三桂，彭孙贻：《流寇志》卷9.吴三桂自然了解农民军的进展情况；从而判断他入关勤王至此时已毫无裨益，因而不太可能迅即出师；二则唐通招降吴三桂的人马按时间计算也到了山海关。关于唐通是在李自成入北京前还是入北京后前去山海关劝降的，一般都说是进北京后，但按乾隆《永平府志》卷8记载，吴三桂投降农民军前往京师，二十四日已抵卢龙，从时间上考虑是不会这么快的。李自成十九日进北京，京师距山海关约六百里，唐通又押解军才物，最快也要二十二、三日才能抵关，不用说还要与吴三桂谈判了。参见《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8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顾诚：“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唐通到山海关后究竟是怎样劝说吴三桂的，因无材料，无法得知，但吴三桂最后决定投降李自成，也绝非仅仅因为唐通“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王钟翰：《清史列传》卷79，“唐通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6606页。时人彭孙贻曾间接听到当时吴三桂手下幕僚谈论当时情况，说北京被农民军攻下后，吴三桂仍屯于山海。李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召集全体将士说：“闯王势大，唐通、姜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领同声答道：“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于是吴三桂决定投降李自成。彭孙贻：《流寇志》卷11.又匿名《吴三桂纪略》记述了此后吴三桂手下官金大印对当时之事的追忆，说吴三桂接到崇祯勤王诏书后“大建勤王旗号，前行入关。关吏延入，追兵(指清兵――引者)亦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未几，关上探知京城已破，驾崩于煤山，李贼僭位。王进退无措，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赵治琛、王大隆辑：《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民国30年（1941）年本。在农民军的包围下势单力孤，但并不想降清，也许是吴三桂投降农民军的原因之一，况且在兵将缺饷的情况下，李自成以银两粮饷劳军，解除极大困难，更何况包括他爱妾陈圆圆在内的全家老小都在李自成的掌握之中，其父吴襄已投降了李自成。无论如何，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唐通也协同接管了山海关。亦参见《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3辑，顾诚文中所引山海关总兵高第“题为恭报挑过兵马实数仰祈睿鉴事”揭帖及其分析。在三月二十日前后，大顺军与清军之间已别无第三势力，山海关两侧仅仅对峙着李自成和多尔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