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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马上得天下(1)
第一节定计用兵。
一、新皇登基。
崇德八年(1643)八月丁亥(二十五日)。
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已经过世十七天了。经过一番剑拔弩张的皇位争夺战，皇帝的宝座将由太宗六岁的幼子福临继承，这一天是新皇登基的日子。
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位皇子，母亲博尔济锦氏，也就是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正月三十日福临诞生的时候，传说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弥漫数日。福临头顶正中一缕头发高耸，一副龙凤之姿。据说他六岁就爱读经史，不用老师教导，一目数行，触类旁通，很得皇太极宠爱。不过，他的冲龄登基，确实是以多尔衮为首的白旗势力和以豪格为首的黄旗势力矛盾妥协的偶然结果。经过一番争夺，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宣誓拥立福临登基。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理国政。两天后，又处理了谋立多尔衮的阿达礼和硕托。二十五日，满朝文武斋戒祭告上天，改第二年为顺治元年。
二十六日丁亥，满洲贵族以及蒙汉各族大臣齐集笃恭殿前，恭候新主登基。福临乘辇升殿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率群臣行三跪九叩头的大礼，然后颁行登极大赦诏。颁诏完毕，文武百官再行三跪九叩礼，大典即告结束。由于还在为皇太极服丧，所以典礼上未设卤簿，不作音乐，加之八旗贵族内部矛盾的阴云未散，所以新皇继位也是半喜半忧的。
二十几天后，王公大臣们齐至崇政殿，将皇太极的梓宫哭送到陵官，马驼前导，出了大清门。通往陵宫的道路两旁，齐齐跪着大小贵族官吏以及外藩蒙古丧使，待大行皇帝梓宫安放完毕，王公大臣上前跪祭，最后把皇太极生前衣服及陈设用品一一焚化。这时，老皇帝的时代才算真正成为往事。
在新皇登基前后这一个月里，多尔衮一直处在矛盾漩涡的中心。尽管他的努力使满洲贵族内部的相互残杀烟消云散，但并没有能最终解决矛盾。作为支持皇太极之子继承皇位的交换条件，他成为辅政王，但辅政王又并非他一人，而且他还位居第二，凌驾其上的又是文治武功都远逊于他的济尔哈朗。这当然是两黄等旗抑制他权势的一着狠棋。此外，还要求辅政王对天地宣誓：“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清世祖实录》卷1，崇德八年八月乙亥。这一切一切，对于雄才伟略的睿王多尔衮来说，都不顺心，但是，在新皇继位之初，也只能暂收私心，顾全大局。这才造成阿达礼、硕托谋立多尔衮，反被他检举揭发，以叛逆论斩之事发生。
但是，尽管多尔衮名次居位均在济尔哈朗之下，但由于他才识谋略均远胜于济尔哈朗，因此，福临继位之初的军国大事仍然主要由多尔衮来处理。九月初九日，济尔哈朗便与阿济格率军出征宁远，至十月中才归，这实际上说明多尔衮已处于支配地位，在国中处理军政大事。按朝鲜人的说法就是，“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出兵兵事皆属右真王(济尔哈朗)”。《沈馆录》卷6，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皇太极时期，八旗王公共议国政的局面已有所改变，一方面扩大了总管旗务大臣的权限来分散各旗旗主贝勒的权力，又设佐管旗务大臣，一方面削弱王贝勒处理部院事务的权力，最后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提高皇权的绝对权威。但八旗旗主的势力还颇大，对政策的制订还颇有影响，特别是福临登位乃是各旗贵族矛盾妥协的结果，联合辅政的又是正蓝旗的济尔哈朗和白旗的多尔衮，各派势力对执政者的一举一动就更虎视眈眈。福临登极大赦诏书中说：“朕年幼冲，尚赖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八月丁亥。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辅政誓言中“漠视兄弟，不从众议”就要如何如何等语，也体现了这一态度。可是，这种情况既不符合皇权集中的发展趋势，也与多尔衮运用能才睿智独立处理政事的想法相悖，因此，势必得到改变。
十二月，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始称摄政王。乙亥，两位摄政王召集诸王、贝勒、贝子、王公大臣，向他们说：“前些时众议公誓，凡属国家大政，必由大家商议认同之后决定。现在考虑众说纷纭，不易决断，反误国家政务。我们两人在皇帝年幼时身任国政，做得好与坏，都由我们两人承担责任，因此责任重大，不得不说。先帝让我们管理六部时，曾说国家开创之初，故让子弟辈暂理部务，等大功告成，即行停止。现在我们已担任摄政，不再适宜兼理部事，而我们不管部事，诸王仍旧管事，也不合适，所以诸王管理六部事从今一概停止，让贝子、公来代理，你们看怎么样？”众人都表示赞同，并定议除贝子博洛、公满达海之外，一切王、贝勒、贝子不再兼管部务，部务悉由尚书处理。其后，又先后谕各部尚书、侍郎及都察院官，让他们“克矢公忠，有见即行，勤劳罔懈”，都察院严加稽查，三年考核。接着，又以考满称职，给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六部尚书、侍郎、启心郎、理事官等官员二十余名加官晋级，给予奖励。这样，一方面减少了诸王对政事进行干涉的机会，又通过硬软两手使部官勤劳任事，使摄政王的名称更加符实。
这一举措对诸王势力显然是个限制，诸王也觉不快，豪格、多铎等人的回复虽属同意，但言语之中仍然看得出情绪：“承蒙二王下问，如果马上表示同意，恐怕会让人以为我们害怕担任部务，喜欢听这种话，如果不理会，又恐怕会让人觉得我们心中不快。皇上年幼，刚登基不久，我们正应该各勤部务，为国家效力，眼下二王的话这样，当然是经过全面周密地考虑的，大家都同意了，我们没有不遵从的。”《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们心中虽然不满，但又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反对，因此多尔衮摄政之初就取得了一大胜利。
新皇帝登上了宝座，多尔衮作为摄政王也开始站稳了脚跟，这时他的头脑里只酝酿着一件重要的事情：进攻明朝。
二、鹿死谁手。
公元1643年的下半年，就是明崇祯十六年的秋冬，在关外大清权利新老交替之际，明王朝“气数”已尽，即将寿终正寝。
起于天启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此时已进入最后阶段。这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先后攻克承天、汉阳，并在黄安发布了著名的“剿兵安民檄”，指斥“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清］彭孙贻：《平寇志》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126页。
随后又攻破襄阳，建立了农民军的襄阳权利，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与其联合的罗汝才亦称“代天扶民威德大将军”，以牛金星为丞相，下设六政府，地方设防御史、府、州、县正佐官，并开科取士，一派兴盛气象。其后，李自成起义军建立了较完善的军事制度，把部队分为攻城野战的中、左、右、前、后五营和地方守军，大元帅下有二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并有由一二十骑、步兵组成的“精兵队”。在经济上，农民军不仅广泛宣传“三年免征”，并且为贫苦农民提供牛种，自己也亲自参加荒田的屯种。经过这一番整顿，这一年的上半年，农民军已初步做好了灭亡明王朝的准备。正如明朝巡视陕西茶马御史徐一抡题本中所述：“……闯、曹等孽百万余众，所向莫敢撄锋，去岁陆沉中州，今春坠陌楚省，六府州县，望风披靡，俱留伪官防守，结我民心，以成燎原之势。且发贼兵四股，狼奔三秦，汉兵缺饷年余，兵心汹汹，莫必其势，城阜隍浅，殊可寒生。”《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33页，崇祯十六年四月，中华书局1987年。
与此同时，另一支农民起义军由张献忠率领也进入湖广，破汉阳，克武昌，沉明楚王朱华奎于江，发楚府金银赈济灾民。张献忠又在武昌建立权利，改武昌为天授府，作为京城；铸造“西王之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机构，后来又南下湘赣，杀富济贫，开科取士，建立了许多地方权利。
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建立权利，极大地震动了明朝统治者，崇祯帝朱由检屡颁严旨，命将出征，但都无济于事。关外清人都看出来，“彼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称勤王，一味抢劫，俗语常云，‘达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32页，天聪九年正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1987年。这样的军队又怎能获胜？当时明王朝较有实力的军队有三支，一是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军队，即所谓“关宁铁骑”，一是长江中游左良玉的军队，人数虽多，但战斗力极差；一是孙传庭的秦军。左良玉桀骜不驯，又需要在江南遏制张献忠；吴三桂虽说兵力较强，但需要抵挡关外的清军，因此都无法调动，所以崇祯皇帝连发羽檄，催促孙传庭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但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退再退，在这年九月间，也就是关外的福临继承帝位后不久，李自成在河南郏县包围了孙传庭军。农民军骑兵“凌空而过"，奋勇追敌，步兵则手持大棒，拦路猛击，一战歼敌四万余，直追到孟津。经过这次关键性之战，明军精锐已丧失殆尽，明王朝的覆亡便指日可待了。
果然，不久李自成就攻破了潼关，杀孙传庭，十一月攻下西安。然后田见秀南下汉中，李过北克榆林，贺锦西征甘肃，年底，农民军在西安建国之前，西北全境，河南中、西部，湖广的数十府县都已为李自成所据，声威浩大，震动四方。
但是，并不能说李自成农民军就一定能成为一代新主、坐稳这满目疮痍的江山，因为起于关外的满洲势力已变得相当强大，不仅一直对中原的统治权虎视眈眈，而且多次毁边墙而入，对畿辅地区大肆掠抢。还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就经常宣称，“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满文老档？太祖》卷41，天命七年四月。萌发了进取中原的念头。皇太极时期，还曾经以进攻明朝、朝鲜和察哈尔的先后缓急，征求各贝勒大臣的意见，而各贝勒大臣纷纷赞成以攻明为先。岳托、多铎等人还建议攻打北京等关内地区，为今后进一步攻取打下一定基础，以“合皇上久长之计”。阿桂：《皇清开国方略》，清乾隆51年（1786）刻本，《皇清开国方略》卷17，天聪七年正月。汉人谋士宁完我、范文程等人也谈到，“但观我军情形，无大无小皆志在取明，有必欲深入之意”。《清实录》卷12，天聪六年六月辛未。就是皇太极在国力较弱、多次提出向明议和以争取时间之时，他还两次进攻朝鲜，迫使李氏国王与其签订了“江都之盟”，亲征察哈尔，使林丹汗“弃本土而逃”，“察哈尔举国内附”，又收服了蒙古科尔沁等五部，除掉后顾之忧，“唯明国仅存"。于是天聪九年，皇太极又向满汉臣僚征求意见：“朕反复考虑，国内已经稳定，大兵若发，明朝皇帝要是放弃北京逃跑，应该追，还是不追而攻北京？还是死死围困？明朝皇帝要是求和，允不允许？还是应该拒绝？……如果攻克北京，人民应该如何安抚？”《清实录》卷22，天聪九年二月戊子。开始考虑攻明事宜。
崇德建清以后，皇太极便开始逐步实行他的攻明策略。他一方面大造言论，常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帝王代嬗，有未成而中废者，有即成而复败者”，《皇清开国方略》卷27.“不知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不易位者乎？”《皇清开国方略》卷30.另一方面多次发兵攻明。崇德三年下半年，多尔衮率军入关，不仅“长驱南下，势如破竹，诸路援兵，望风远避，绝未闻有抄救堵击之功者”，郑天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97―299页，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兵部为汇叙巩固营前后战功等事”。从而大肆烧杀抢掠，仿佛在进行一次全面进攻的演习。正如明山东巡抚颜继祖所说。“臣看得逆奴此番进犯，攻陷多城，所得子女金帛无数，欲不为不饱矣。饱则宜急踉跄归巢，犹敢盘踞内地，适去适来，乍远乍近，自从德州拔营而循，徘徊于威曲、鸡平等县，其意盖未尝到一刻忘临也。”《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第926页，“山东巡抚颜继祖题本。”这使多尔衮很清楚地认识到明军的软弱无力，增强了灭明的信心。
这时的明军，实在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一方面，这些年来“不征流贼，即征夷虏；不战于边，即战于腹，驰驱数千里，经历弥岁月，炎风朔雪，饥寒冻馁，备尝之矣”；郑王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94页，“兵部为汇叙巩固营前后战功等事。”一方面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军纪极差，常被百姓谴责：“杀的达子在哪里？斩的首级在何处？空费钱粮，致害民家！”根本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明清史料》丁编第6本，第576，“兵部题兵料抄出宣府巡抚陈新甲题稿。”而庙堂之上，统治者不仅贪污腐化，吏治败坏，还长期陷于先打压农民军还是先对付清军的争论中。有人认为“寇罪等于奴，寇祸更速于奴，为今之计，必专心翦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明清史料》甲编第9本，第851页，“兵部为恭陈六要等事。”；有人则认为“御虏更切王事，……当以退虏，随援各路援师，直走中州，土贼不意，为扼吭拊背之谋”，《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37页，“援剿总兵左良玉奏本。”结果明廷采取了对清军采取守势，争取和议，对农民军全力围剿的对策(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但不仅没能扑灭农民战争的烈火，反使关外清军日益强大起来。就在皇太极过世这一年，明朝的辽东巡抚黎玉田深有感触地说：“以清人的实力，在过去不如我中国的一个大县，每上阵对战还力量相当。如今他们铸炮造药已十倍于我，抢夺来的马匹器械已百倍于我，掳掠来的丁壮兵民不下十几万，抢夺的辎重金帛又不止百千万财宝……”。《明清史料》乙编第5本，第494页，“兵部题御前发下辽东巡抚黎明玉田题残稿。”所以尽管有人发现皇太极死后清军“昨寇关外，寻即遁归，非部下内乱，即群酋争雄”，建议“乘其丧乱，小酋初立，密行间谍，迁出奇兵，联络朝鲜，跨海牵扯，使其自相疑忌，诛灭有期”，《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15页，“兵部为酋长已伏天诛等事”。崇祯帝也下旨表示“贤卿所奏，殊合机宜”，但毕竟明廷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有所举措了。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关外的清权利无疑也是农民军夺取天下的有力竞争者。
一、新皇登基。
崇德八年(1643)八月丁亥(二十五日)。
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已经过世十七天了。经过一番剑拔弩张的皇位争夺战，皇帝的宝座将由太宗六岁的幼子福临继承，这一天是新皇登基的日子。
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位皇子，母亲博尔济锦氏，也就是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正月三十日福临诞生的时候，传说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香气弥漫数日。福临头顶正中一缕头发高耸，一副龙凤之姿。据说他六岁就爱读经史，不用老师教导，一目数行，触类旁通，很得皇太极宠爱。不过，他的冲龄登基，确实是以多尔衮为首的白旗势力和以豪格为首的黄旗势力矛盾妥协的偶然结果。经过一番争夺，八月十四日，礼亲王代善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宣誓拥立福临登基。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共同辅理国政。两天后，又处理了谋立多尔衮的阿达礼和硕托。二十五日，满朝文武斋戒祭告上天，改第二年为顺治元年。
二十六日丁亥，满洲贵族以及蒙汉各族大臣齐集笃恭殿前，恭候新主登基。福临乘辇升殿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率群臣行三跪九叩头的大礼，然后颁行登极大赦诏。颁诏完毕，文武百官再行三跪九叩礼，大典即告结束。由于还在为皇太极服丧，所以典礼上未设卤簿，不作音乐，加之八旗贵族内部矛盾的阴云未散，所以新皇继位也是半喜半忧的。
二十几天后，王公大臣们齐至崇政殿，将皇太极的梓宫哭送到陵官，马驼前导，出了大清门。通往陵宫的道路两旁，齐齐跪着大小贵族官吏以及外藩蒙古丧使，待大行皇帝梓宫安放完毕，王公大臣上前跪祭，最后把皇太极生前衣服及陈设用品一一焚化。这时，老皇帝的时代才算真正成为往事。
在新皇登基前后这一个月里，多尔衮一直处在矛盾漩涡的中心。尽管他的努力使满洲贵族内部的相互残杀烟消云散，但并没有能最终解决矛盾。作为支持皇太极之子继承皇位的交换条件，他成为辅政王，但辅政王又并非他一人，而且他还位居第二，凌驾其上的又是文治武功都远逊于他的济尔哈朗。这当然是两黄等旗抑制他权势的一着狠棋。此外，还要求辅政王对天地宣誓：“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清世祖实录》卷1，崇德八年八月乙亥。这一切一切，对于雄才伟略的睿王多尔衮来说，都不顺心，但是，在新皇继位之初，也只能暂收私心，顾全大局。这才造成阿达礼、硕托谋立多尔衮，反被他检举揭发，以叛逆论斩之事发生。
但是，尽管多尔衮名次居位均在济尔哈朗之下，但由于他才识谋略均远胜于济尔哈朗，因此，福临继位之初的军国大事仍然主要由多尔衮来处理。九月初九日，济尔哈朗便与阿济格率军出征宁远，至十月中才归，这实际上说明多尔衮已处于支配地位，在国中处理军政大事。按朝鲜人的说法就是，“刑政拜除，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出兵兵事皆属右真王(济尔哈朗)”。《沈馆录》卷6，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皇太极时期，八旗王公共议国政的局面已有所改变，一方面扩大了总管旗务大臣的权限来分散各旗旗主贝勒的权力，又设佐管旗务大臣，一方面削弱王贝勒处理部院事务的权力，最后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提高皇权的绝对权威。但八旗旗主的势力还颇大，对政策的制订还颇有影响，特别是福临登位乃是各旗贵族矛盾妥协的结果，联合辅政的又是正蓝旗的济尔哈朗和白旗的多尔衮，各派势力对执政者的一举一动就更虎视眈眈。福临登极大赦诏书中说：“朕年幼冲，尚赖诸伯叔兄大臣共襄治理”，《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八月丁亥。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辅政誓言中“漠视兄弟，不从众议”就要如何如何等语，也体现了这一态度。可是，这种情况既不符合皇权集中的发展趋势，也与多尔衮运用能才睿智独立处理政事的想法相悖，因此，势必得到改变。
十二月，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始称摄政王。乙亥，两位摄政王召集诸王、贝勒、贝子、王公大臣，向他们说：“前些时众议公誓，凡属国家大政，必由大家商议认同之后决定。现在考虑众说纷纭，不易决断，反误国家政务。我们两人在皇帝年幼时身任国政，做得好与坏，都由我们两人承担责任，因此责任重大，不得不说。先帝让我们管理六部时，曾说国家开创之初，故让子弟辈暂理部务，等大功告成，即行停止。现在我们已担任摄政，不再适宜兼理部事，而我们不管部事，诸王仍旧管事，也不合适，所以诸王管理六部事从今一概停止，让贝子、公来代理，你们看怎么样？”众人都表示赞同，并定议除贝子博洛、公满达海之外，一切王、贝勒、贝子不再兼管部务，部务悉由尚书处理。其后，又先后谕各部尚书、侍郎及都察院官，让他们“克矢公忠，有见即行，勤劳罔懈”，都察院严加稽查，三年考核。接着，又以考满称职，给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六部尚书、侍郎、启心郎、理事官等官员二十余名加官晋级，给予奖励。这样，一方面减少了诸王对政事进行干涉的机会，又通过硬软两手使部官勤劳任事，使摄政王的名称更加符实。
这一举措对诸王势力显然是个限制，诸王也觉不快，豪格、多铎等人的回复虽属同意，但言语之中仍然看得出情绪：“承蒙二王下问，如果马上表示同意，恐怕会让人以为我们害怕担任部务，喜欢听这种话，如果不理会，又恐怕会让人觉得我们心中不快。皇上年幼，刚登基不久，我们正应该各勤部务，为国家效力，眼下二王的话这样，当然是经过全面周密地考虑的，大家都同意了，我们没有不遵从的。”《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十二月。他们心中虽然不满，但又找不出正当的理由来反对，因此多尔衮摄政之初就取得了一大胜利。
新皇帝登上了宝座，多尔衮作为摄政王也开始站稳了脚跟，这时他的头脑里只酝酿着一件重要的事情：进攻明朝。
二、鹿死谁手。
公元1643年的下半年，就是明崇祯十六年的秋冬，在关外大清权利新老交替之际，明王朝“气数”已尽，即将寿终正寝。
起于天启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此时已进入最后阶段。这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先后攻克承天、汉阳，并在黄安发布了著名的“剿兵安民檄”，指斥“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清］彭孙贻：《平寇志》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126页。
随后又攻破襄阳，建立了农民军的襄阳权利，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与其联合的罗汝才亦称“代天扶民威德大将军”，以牛金星为丞相，下设六政府，地方设防御史、府、州、县正佐官，并开科取士，一派兴盛气象。其后，李自成起义军建立了较完善的军事制度，把部队分为攻城野战的中、左、右、前、后五营和地方守军，大元帅下有二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并有由一二十骑、步兵组成的“精兵队”。在经济上，农民军不仅广泛宣传“三年免征”，并且为贫苦农民提供牛种，自己也亲自参加荒田的屯种。经过这一番整顿，这一年的上半年，农民军已初步做好了灭亡明王朝的准备。正如明朝巡视陕西茶马御史徐一抡题本中所述：“……闯、曹等孽百万余众，所向莫敢撄锋，去岁陆沉中州，今春坠陌楚省，六府州县，望风披靡，俱留伪官防守，结我民心，以成燎原之势。且发贼兵四股，狼奔三秦，汉兵缺饷年余，兵心汹汹，莫必其势，城阜隍浅，殊可寒生。”《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33页，崇祯十六年四月，中华书局1987年。
与此同时，另一支农民起义军由张献忠率领也进入湖广，破汉阳，克武昌，沉明楚王朱华奎于江，发楚府金银赈济灾民。张献忠又在武昌建立权利，改武昌为天授府，作为京城；铸造“西王之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机构，后来又南下湘赣，杀富济贫，开科取士，建立了许多地方权利。
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建立权利，极大地震动了明朝统治者，崇祯帝朱由检屡颁严旨，命将出征，但都无济于事。关外清人都看出来，“彼文武大小官员，俱是钱买的。文的无谋，武的无勇，管军马者克军钱，造器械者减官钱，军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实用，兵何心用命？每出征时，反称勤王，一味抢劫，俗语常云，‘达子流贼是梳子，自家兵马胜如篦子’。”《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32页，天聪九年正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1987年。这样的军队又怎能获胜？当时明王朝较有实力的军队有三支，一是宁远总兵吴三桂的军队，即所谓“关宁铁骑”，一是长江中游左良玉的军队，人数虽多，但战斗力极差；一是孙传庭的秦军。左良玉桀骜不驯，又需要在江南遏制张献忠；吴三桂虽说兵力较强，但需要抵挡关外的清军，因此都无法调动，所以崇祯皇帝连发羽檄，催促孙传庭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但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退再退，在这年九月间，也就是关外的福临继承帝位后不久，李自成在河南郏县包围了孙传庭军。农民军骑兵“凌空而过"，奋勇追敌，步兵则手持大棒，拦路猛击，一战歼敌四万余，直追到孟津。经过这次关键性之战，明军精锐已丧失殆尽，明王朝的覆亡便指日可待了。
果然，不久李自成就攻破了潼关，杀孙传庭，十一月攻下西安。然后田见秀南下汉中，李过北克榆林，贺锦西征甘肃，年底，农民军在西安建国之前，西北全境，河南中、西部，湖广的数十府县都已为李自成所据，声威浩大，震动四方。
但是，并不能说李自成农民军就一定能成为一代新主、坐稳这满目疮痍的江山，因为起于关外的满洲势力已变得相当强大，不仅一直对中原的统治权虎视眈眈，而且多次毁边墙而入，对畿辅地区大肆掠抢。还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就经常宣称，“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满文老档？太祖》卷41，天命七年四月。萌发了进取中原的念头。皇太极时期，还曾经以进攻明朝、朝鲜和察哈尔的先后缓急，征求各贝勒大臣的意见，而各贝勒大臣纷纷赞成以攻明为先。岳托、多铎等人还建议攻打北京等关内地区，为今后进一步攻取打下一定基础，以“合皇上久长之计”。阿桂：《皇清开国方略》，清乾隆51年（1786）刻本，《皇清开国方略》卷17，天聪七年正月。汉人谋士宁完我、范文程等人也谈到，“但观我军情形，无大无小皆志在取明，有必欲深入之意”。《清实录》卷12，天聪六年六月辛未。就是皇太极在国力较弱、多次提出向明议和以争取时间之时，他还两次进攻朝鲜，迫使李氏国王与其签订了“江都之盟”，亲征察哈尔，使林丹汗“弃本土而逃”，“察哈尔举国内附”，又收服了蒙古科尔沁等五部，除掉后顾之忧，“唯明国仅存"。于是天聪九年，皇太极又向满汉臣僚征求意见：“朕反复考虑，国内已经稳定，大兵若发，明朝皇帝要是放弃北京逃跑，应该追，还是不追而攻北京？还是死死围困？明朝皇帝要是求和，允不允许？还是应该拒绝？……如果攻克北京，人民应该如何安抚？”《清实录》卷22，天聪九年二月戊子。开始考虑攻明事宜。
崇德建清以后，皇太极便开始逐步实行他的攻明策略。他一方面大造言论，常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帝王代嬗，有未成而中废者，有即成而复败者”，《皇清开国方略》卷27.“不知皇天无亲，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从来帝王有一姓相传，不易位者乎？”《皇清开国方略》卷30.另一方面多次发兵攻明。崇德三年下半年，多尔衮率军入关，不仅“长驱南下，势如破竹，诸路援兵，望风远避，绝未闻有抄救堵击之功者”，郑天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97―299页，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兵部为汇叙巩固营前后战功等事”。从而大肆烧杀抢掠，仿佛在进行一次全面进攻的演习。正如明山东巡抚颜继祖所说。“臣看得逆奴此番进犯，攻陷多城，所得子女金帛无数，欲不为不饱矣。饱则宜急踉跄归巢，犹敢盘踞内地，适去适来，乍远乍近，自从德州拔营而循，徘徊于威曲、鸡平等县，其意盖未尝到一刻忘临也。”《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第926页，“山东巡抚颜继祖题本。”这使多尔衮很清楚地认识到明军的软弱无力，增强了灭明的信心。
这时的明军，实在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一方面，这些年来“不征流贼，即征夷虏；不战于边，即战于腹，驰驱数千里，经历弥岁月，炎风朔雪，饥寒冻馁，备尝之矣”；郑王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294页，“兵部为汇叙巩固营前后战功等事。”一方面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军纪极差，常被百姓谴责：“杀的达子在哪里？斩的首级在何处？空费钱粮，致害民家！”根本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明清史料》丁编第6本，第576，“兵部题兵料抄出宣府巡抚陈新甲题稿。”而庙堂之上，统治者不仅贪污腐化，吏治败坏，还长期陷于先打压农民军还是先对付清军的争论中。有人认为“寇罪等于奴，寇祸更速于奴，为今之计，必专心翦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明清史料》甲编第9本，第851页，“兵部为恭陈六要等事。”；有人则认为“御虏更切王事，……当以退虏，随援各路援师，直走中州，土贼不意，为扼吭拊背之谋”，《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第37页，“援剿总兵左良玉奏本。”结果明廷采取了对清军采取守势，争取和议，对农民军全力围剿的对策(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但不仅没能扑灭农民战争的烈火，反使关外清军日益强大起来。就在皇太极过世这一年，明朝的辽东巡抚黎玉田深有感触地说：“以清人的实力，在过去不如我中国的一个大县，每上阵对战还力量相当。如今他们铸炮造药已十倍于我，抢夺来的马匹器械已百倍于我，掳掠来的丁壮兵民不下十几万，抢夺的辎重金帛又不止百千万财宝……”。《明清史料》乙编第5本，第494页，“兵部题御前发下辽东巡抚黎明玉田题残稿。”所以尽管有人发现皇太极死后清军“昨寇关外，寻即遁归，非部下内乱，即群酋争雄”，建议“乘其丧乱，小酋初立，密行间谍，迁出奇兵，联络朝鲜，跨海牵扯，使其自相疑忌，诛灭有期”，《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15页，“兵部为酋长已伏天诛等事”。崇祯帝也下旨表示“贤卿所奏，殊合机宜”，但毕竟明廷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有所举措了。在这种力量对比之下，关外的清权利无疑也是农民军夺取天下的有力竞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