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摄政王多尔滚全传

第11章 和硕睿亲王(3)

　　此事代善没有什么错误。既然八旗各派官将轮班办事，本来就应该依次调遣，为什么该镶黄旗班次时，会没有候差的值班官员？就此，镶黄旗便犯了错误，有关官员要受重惩，应当值班而无官候差，贻误了军机，后果不堪设想，这应当算是一条大罪。与此类似的是，因镶黄旗无官而令镶白旗满都护代往，可是，刚下达命令，又以“海色、满都护无能”，而改遣次班。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派无能之人充当值班官将？误了要事，怎么办？镶白、镶蓝旗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责任。这样看来，是非曲直已经清楚了，镶黄、镶蓝、镶白三旗的固山额真都犯了错误，都该惩处，吏部官员也有过失，代善对此提出质问，没有欠妥之处。

　　对这一过错，也应承担治下不严、疏忽失察责任的吏部王和镶白旗旗主多尔衮，照理说，他该向兄长礼亲王赔礼道歉，引咎自责，处治有关人员，这才是正当的做法。可是，多尔衮此时已非昔日听人摆布的幼小台吉，已经高居诸王、贝勒之上，成为威震国中的赫赫王爷，他哪能自我指责而损威严。并因代善原系仇敌，当时又已势衰力弱，皇太极极力压抑，使其处境异常困难，何不利用此事，以攻为守，报复一番。多尔衮就借此了。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八载述此事的审断结案如下：

　　“(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睿亲王遂告于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等曰：遣人之事，原听该部相其人而用之，今王不悦，岂另有一部耶。遂议罚银五百两，拨出部下五牛录，宜希达议斩，摩罗洪泄本部事，亦论斩。奏闻，上以为礼亲王年迈颠倒，姑赦其罪。宜希达处斩，摩罗洪鞭一百，箭穿耳鼻，革衙门。”

　　《实录》的文字虽不多，不过一百五十个字，可是，反映的问题却不小，表示出判案的错误也不少。第一，多尔衮的告状，本身就是强词夺理，纯系诡辩。判案的根本依据是事实，查清事情的真相，辨明其是非曲直，才能定案，哪能离开案件本身，涉及其他之事而上告和裁决。统摄吏部长达八年之久的吏部王多尔衮，岂能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可是，他偏偏不顾这起码的要求，偏偏不谈这一事件本身，更不谈镶黄、镶蓝、镶白三旗的过失，却牵涉到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控告代善对君不敬，不服从吏部差遣，自作主张，欲“另有一部”，成为国中之国、国中之主。其逻辑之荒唐，捏加之罪的严重，确实罕见。

　　第二，诸王、大臣媚帝希宠，乘机打击代善。对于多尔衮不堪一驳的理由，诸王明知其非，但是，如果仗义执言，则必然要谴责和惩处镶黄三旗，镶黄旗旗主是至高无上的宽温仁圣皇帝，镶蓝旗旗主是统摄刑部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镶白旗旗主是多尔衮(崇德四年以后，多尔衮与多铎对换，成为正白旗旗主)，常言打僧看佛面，打狗看主人，议政王大臣怎能为代善而开罪清帝和睿、郑二王，当然只有随声附会，共责礼王。

　　第三，皇太极巧施手段，一举两得。皇太极素以聪睿名世，又久经风霜，屡审大案，他岂不知此事的是非曲直及其带来的后果(埋怨断案不公)，但他更重视的却是政局的变化。如果就事论事，公正审理，他就要判处镶黄三旗有过，也就是要涉及本人和睿、郑二王，他就冷落了诸王、大臣“敬上”的一片赤忱，从而招致埋怨，影响到今后王、大臣的忠君，并且也失去了一次压抑政敌的机会。左思右想，妙计突生，他首先肯定，礼亲王代善是有罪的，但念其“年迈颠倒，故赦其罪”，而将其属员斩首穿刺。既指责代善犯了罪，采纳了忠君敬上的王大臣意见，让他们今后继续如此行动；又表示宽厚，宣布礼王“年迈颠倒”，又年迈，又颠倒，哪能理政治国，哪能统军出征，只有回家去享福，坐食厚禄，观花自娱了。这就是比较巧妙地谕告群臣，礼亲王代善应该退居林下，勒令他休致了。

　　从此以后，代善确实是闭门静坐，不问朝政。这是皇太极十几年来苦心经营多次斗争的结果，除去了与君并尊的政敌。这也是多尔衮长期梦寐以求的结局，他帮助皇太极，也利用皇太极，打败了阻碍自己揽权的政敌，初步报了十二年前的大仇。他当了摄政王掌权以后，还要继续排挤、压抑代善及其子孙，彻底清算旧账，为母为己报仇泄恨。

　　第二节奉命大将军。

　　崇德三年(1638)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授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以多罗贝勒豪格、阿巴泰为副，统左翼军，授多罗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以多罗安平贝勒杜度为副，统右翼兵，两路征明。二十七日，岳托领右路军出发。九月初四日，多尔衮偕多罗贝勒阿巴泰，率左翼兵起行，帝至演武场送行，赐敕印。大学士刚林、范文程分读满、汉敕书，其敕书说：

　　“宽温仁圣皇帝制曰：‘自古帝王讨逆破敌以定国者，必选于众，拔一良将，特授以兵权，则大事始定。今因明朝不愿讲和，乐于干戈，故命尔睿亲王多里洪充奉命大将军，授以敕印，率左军西伐明朝。尔其同和格贝勒、饶余贝勒，与满洲、蒙古、汉营众固山额真，佥虑协谋，择其臧者从之。勿以受命重而邀功，勿以将士勇而轻敌，驻营处严设侦探，小心提防，勿得怠忽。须信赏必罚，激励将士，破彼边关，直入其境，预定谋策，密察敌之机，速乘其利，指其前而袭其后，声其东而击其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至于待将士，勿护所爱，勿蔽所憎，有冲锋破敌奋力先登者，必破格优赏，仍录其功以奏。参游以下，有败阵及违军律者，先斩后奏。尔其钦哉，勿违朕命”。《清太宗实录》卷29，崇德三年九月初四日。

　　读毕，多尔衮接过敕印，率军出发。这是多尔衮第一次充当主帅，统军出征，而且是直攻明国，关系重大，可见其此时地位之高、宠信之隆和权势之大。

　　多尔衮没有辜负皇帝的重托，小心翼翼，勤勤恳恳，施用智谋，挥军冲杀，取得了很大胜利。

　　岳托、杜度率右翼先行，九月二十二日从明密云东北墙子岭，拆毁边墙，四路前进，击败密云总督吴阿衡之兵，附近明兵纷来救援，多尔衮乘虚而入。九月二十八日，他和豪格、阿巴泰统左翼兵从青山关进入明境，两翼兵会于北京东边通州，明廷大震，诏令各地率兵“勤王”，抵挡清军。明崇祯帝以宣大山西总督卢象升为“督师，总督天下援军。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崇祯八年(1635)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寻进兵部侍郎，加督山西、陕西军务。第二年，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抵京郊，象升率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帝以象升督天下“勤王军”，三赐尚方剑。象升誓死抗清，军心大振。如能让卢统辖全军，大力支持，清兵将会遇到劲敌。但此时明大学士杨嗣昌悉帝意，主和反战，与总监高起潜、兵部尚书陈新甲勾结，竭力阻挠，阴谋陷害卢象升，以关、宁诸路援军隶高起潜。卢象升虽名为统率天下兵的“督师”，却只辖有宣，大、山西三将，兵只二万，而且又被陈新甲调走一半，实际上是被杨嗣昌置于死地。这样一来，便为睿亲王多尔衮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崇德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军围卢象升于巨鹿，以数万之众攻明五千士卒，象升力战死。清军获胜，分路出略，北京以西千里内六府俱皆蹂躏，西至山西界，转至山东临清州，渡运河，破济南，回经天津，于崇德四年三月返回辽东。多尔衮统领的左翼军，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城，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岳托病卒于军中，右翼由杜度代领，取十九城，降二城，败敌十六阵。两翼共斩明总督二及守备以上官将百余员，生擒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克济南府、赵州、高唐州、深州，取灵寿、商河、，东光、高邑、临城、南宫、新河、青县、庆云、庆都、获鹿、隆平、平乡、高阳、广宗、巨鹿、博平、禹城、长山、行唐、海丰、滦城、盐山，博野、南河、沙河、兴济、无极、宁津、宁晋、元氏、内邱、鸡泽、平原、饶阳、南皮、济阳、清平，任邱，清河、夏津、吴桥、武城、文安等县，共取一府三州五十七县，俘获大量财帛，仅白银就有一百余万两。《清太宗实录》卷30，崇德三年三月初九日；《明史》卷261，“卢象升传”。

　　这是清军自天聪三年(1628)入关抵京以来的第三次进入畿内，取城之多，俘获之众，皆超过前两次，而且还第一次生擒了一个亲王和一个郡王。此亲王是德王朱由枢，其七世祖为英宗第二子见，景泰三年(1452)封荣王，天顺元年(1457)改封德王，岁禄万石，成化三年(1467)就藩济南。德王府一贯霸占官民田地，赀财巨万。德王朱由枢的被俘，在政治上给予明廷以重大打击。

　　皇太极闻听捷音大喜，立即转告朝鲜，本欲隆重庆贺，但因右翼主帅岳托贝勒及其弟玛瞻俱病卒于军中，只好取消大庆仪式，而重赏出征将帅官兵。他赐奉命大将军、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马五匹、银二万两，豪格马二匹、银一万两，阿巴泰马二匹、银五千两，辅国公和托、博和托各赐银二千两。赐已故扬武大将军、多罗贝勒岳托马五匹、银一万两，杜度贝勒马二匹，银五千两。《清太宗实录》卷30，崇德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多尔衮为大清国又建功勋。

　　第三节松锦之战的主帅。

　　一、险被错斩。

　　崇德六年(1641)八月，一场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大战发生了，此战以清胜明败而结束，奠定了清军席卷关外的基础，为三年以后的入主中原创造了足够的条件。智勇双全的多尔衮，是清军两个主帅之一，在这场鏖战中，建树了重大功勋。松锦之战，系明清于锦州、松山进行的一场大战，决战的时间只有几天，而前后持续却长达两年。

　　锦州，是明国辽西的军事重镇，城南十八里是松山城，西南四十里是杏山城，杏山西南二十里为塔山城，另一重镇宁远在锦州西一百二十里。宁远、锦州不取，山海关就难以攻克，山海不下，清军便很难打进关内，入主中原。皇太极虽曾屡派大军入塞，几次直逼北京城下，纵横于畿内与山东诸府，但皆不得明国寸土，(曾一度攻占永平四府州县，旋即失守)，皆由于山海关阻隔，不得联贯。因此，皇太极决定先取关外四城，首先是要把锦州打下，为攻取山海作准备。

　　此时锦州守将，是明国第一勇将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前锋总兵官祖大寿，他据城固守，城坚炮利，清军屡攻不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