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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和硕睿亲王(2)
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吏部承政、参政、理事官等官员向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报告后，经皇太极批准，任免和升迁贬降了一大批官将。比如，镶白旗达什、佛奈里及镶蓝旗寨赫三人获罪，镶蓝旗佟阿泰被扎伤身亡，塞冷布都马尔及镶红旗扎木苏二人病故，吏部承政阿拜，参政塞勒、萨壁翰、满珠锡礼、祖泽洪及理事官塔木拜，“告于和硕睿亲王，启心郎索尼奏闻”，乃以多尔济袭其父塞冷布都马尔的三等大章京，博尔和兑袭其叔扎木苏的三等甲喇章京，硕尔格袭其兄佟阿泰的牛录章京，胡什巴袭其叔塞赫的牛录章京，萨木哈袭其侄佛奈里的半个牛录章京，马什袭其兄达升的牛录章京。《满文崇德三年档》卷8，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又如，“由和硕睿亲王奏闻”，帝命授正黄旗博奉、席纳木库为三等梅勒章京，正白旗阿拜垡巴图鲁为三等甲喇章京，镶蓝旗巴特玛为三等甲喇章京，以霍尼齐、斋桑为三等梅勒章京，以色楞、托克托惠、杜思喀尔、纳木四人为三等甲喇章京，以白尔格袭其兄硕哈的牛录章京。《满文崇德三年档》卷8，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这只是列举的两个例子，还有上百名官员的袭承升降，亦是这样进行的。可是《清太宗实录》把“吏部和硕睿亲王”或“和硕睿亲王”，或“吏部睿亲王”等字样，全部抹掉了。《实录》撰修者固然可以随意删改，但多尔衮作过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却是抹不掉的。
不仅是八旗官将由多尔衮上奏任免，甚至连管理各部的王、贝勒，有时也经他之手任命。比如，《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一载：“初九日，吏部和硕睿亲王奏(准)：以多罗和格贝勒任户部事，多罗安平贝勒任礼部事，以厄里克出呼里贝勒任兵部事。“和格即豪格，原封肃亲王，因过降贝勒。安平贝勒为杜度。厄克里出乎里是多铎，原封和硕豫亲王，因过降贝勒。管理各部的王、贝勒，职责重要，权力很大，连他们都经过多尔衮奏请任命，可见，多尔衮实际上掌握了用人大权，掌握了升迁贬降官员的大权。
三、排挤礼王。
(一)惩治岳托。
崇德改元以来，皇太极与八旗王公的矛盾继续存在，主要是他为继续提高君威，而压抑各旗旗主的权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皇太极打击的目标，是针对代善系统的。首先是惩治岳托，然后是处罚代善，将其排出政界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多尔衮是站在皇太极一边的，随时都在推波助澜。
岳托是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很早就统军出征，辅佐汗祖父努尔哈赤治理国政。天命六年(1621)就名列誓词，成为“十固山执政贝勒”之一。岳托与皇太极的交情很深，努尔哈赤去世以后，是岳托与其弟萨哈廉贝勒倡议，劝动其父，议立皇太极继位为汗，对皇太极是立下了大功的。兼之，天聪末年(1632―1636)，岳托已是镶红旗旗主。因此，论资格，论地位，论势力，论功劳，岳托都应得到很高的封爵。崇德元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即帝位，二十三日论功封授弟兄子侄爵位时，岳托被封为“和硕成亲王”，成为六个和硕亲王之一。而且在这六个亲王中，岳托与其父代善占了两位，就此而言，这时代善，岳托与皇太极的关系，还是比较正常、融洽的。但是，政治斗争中，个人的恩怨感情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决定性的因素是利害关系。皇太极必然要不断提高帝威抑制王权，代善、岳托自然不会放弃自己利益屈服于君，何况本家人多势众又有大功于帝，料想君主不会忘怀，过分苛求，因而傲慢不驯。这样一来，双方矛盾必然不断激化，终于公之于众。
就在登极大典和封授王爵以后的第四个月，皇太极就对岳托下手了。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皇太极谕令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及多罗安平贝勒杜度，集议岳托之过。主要是以下五罪：一是岳托遣人奏帝说：“我父不悦，可将黄马给我，复还我父。”二是岳托不满皇太极对莽古尔泰的压抑，支持天聪五年八月三贝勒对天聪汗的指责，竟直接对皇太极说：“正蓝旗贝勒独坐而哭，甚是可悯，皇上与彼有何怨恨？”三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属下绰通从马上跌死，岳托问郑王说：“料是中伤而死，郑王答应是。岳托据此上奏，欲使帝怀疑郑王袒护部下。四是庇护二弟硕托。五是离间郑王与肃王。
以上所谓罪状，皆难成立。可是，多尔衮等四亲王及杜度贝勒，竟然定此为大罪，“有议杀者，有议监禁籍家者”，领头审案的多尔衮，之所以这样表态，这样断案，原因可能有三，一为遵从帝渝，二为兼报私仇(报代善、岳托当年立汗之仇)，三为压抑政敌。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样作是不公正的，是不符国法不合情理的。果然，皇太极并不想处死岳托，那样办，太过分了，他决定：“免死释放，革王爵为多罗贝勒，罚银一千两。《清太宗实录》卷23，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
过了一年，岳托又出事了。崇德二年八月十八日，帝观两翼王、贝勒、贝子比赛射箭，命岳托放矢，岳托奏称：“我执弓不得，不能射箭”。帝不从，连谕三次，岳托起射，“弓落五次，将弓向外藩蒙古哈赖蒙古顶上弃掷”。诸王贝勒议定其罪说：“姚托贝勒志大骄傲”，“不可复留”，“议斩”。此时，睿亲王多尔衮为左侧领头之王，右侧为豫亲王多铎，这两位王爷自然是参与审案的诸王之二，而且很可能是为主之王。诸王对岳托的如此裁处，显然也是太重了，完全是希图讨帝之宠而加重惩处。皇太极对岳托的这种表现，固然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因此而斩杀一旗之主，下令降贝勒为贝子，革去统摄兵部之职，罚银五千两，“不许出门”。《清太宗实录》卷26，崇德二年八月初十八日。
(二)压抑代善。
对于代善，皇太极更要压抑打击，多尔衮自然也赞同此意。崇德二年(1637)六月二十七日，追论攻朝鲜时违犯军纪之过，对代善定了六条罪状：违令多收十二名虾(即侍卫)；诬称系吏部部臣车尔格令其多收；明知多收虾而说不知；以戴翎之虾充当使令下役；违制在朝鲜王京养马；遣本旗之人于造船处。议定“革亲王”，罚银一千两，拨出多收之人。皇太极表示宽厚，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群臣于笃恭殿，“将兄礼亲王罪，宣谕众知”，如此羞辱之后，虽免其罚，却斩庇护其主的大臣恩克。《清太宗实录》卷25，崇德二年八月初二十七日。
尽管这次代善保住了王爵，未被惩处，但对作为长期统军治政的太子、大贝勒与和硕兄礼亲王来说，确实也算丢尽了脸。回想当年以国事为重，从大局出发，主动让位，推立皇太极，立了那样大的功，到今日却翻脸不认人，忘了前恩，一再压抑逼辱，怎不令人伤心和生气。皇太极要压压代善，代善很不满意，这已成为八旗王公大臣周知的公开“秘密”了。因此，不到一年，风暴又向代善袭来。
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追论三月征喀尔喀时，礼亲王属下觉善之罪。那时，军队行至宜扎儿，因草场无马，众议军马疲乏，御马二匹亦困，欲停一二日再行。觉善说：“若如是，何不将御马，以轿抬去。”领队大臣向刑部报告，本来这是觉善之过，与远在千里之外留驻沈阳的礼亲王代善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统摄刑部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却要借此株连代善，竟裁断说：先征朝鲜时，宜希达来献马，竟将已睡之帝托人请起；恩克被斩前，为己和代善辩解多收侍卫之过时说：“不独我固山多收，两黄旗亦有之。”查看册籍，黄旗并未增人；今觉善“又出此言”。“一固山中，有此三大事，我部难审，必待公议。”②③《清太宗实录》卷28，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
济尔哈朗遂聚八旗王贝勒、众固山额真、议事大臣及梅勒章京，将此事告于众，实即暗示代善对上不敬，欲图重惩代善。王、贝勒、大臣对济尔哈朗的意图非常明白，彼此心心相印，遂众口同声地说；“一固山中有此三大事，王必无尊上之心，故大人出言如此，别固山曾有此事否？”一致议定：“革本固山王爵，拨出牛录。觉善议斩。”②。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属下官员在行军途中出言不逊，就事论事，该罚就罚，该斩就斩，为什么要株连及千里之外一无所知的旗主礼亲王代善？为什么要将前已处理完毕之案重新提及，并夸大其词，加在一起，构成“罪状”？显然，这些“根据“太贫乏无力了，不过是济尔哈朗揣摩君心，希功求宠，欲图陷害代善的托辞而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包括多尔衮在内参与会议的王、贝勒、大臣，不会不知道此事的是非，更不会不知道革王爵，没牛录，是极为严重的处罚。对于一个南征北战几十年军功累累的老亲王来说，如此处理，太无情了，太过分了。须知，没有代善，大清国有无今天，也是很难说的。他们这样议罚议革，不过是附合为帝宠信执掌刑法大权的郑亲王，迎合君意而已，哪里是什么秉公审断。
这样的问案和定罪，太离奇了，太缺乏说服力了，连皇太极也觉得难以接受。他宣布说：
“此与□□兄礼亲王何干。尔等所议，无乃谓王不乐国政，故固山中常有此大事乎？虽然，觉善在新安得罪，岂可累及在家亲王。觉善常出无知之言，似此小人，何足论罪。”③。
这次暴风雨虽然过去了，代善平安无事，但这并不是一场虚惊，这次发生的事件，使他感到坐卧不安，使他清楚地认识到环境的艰险。济尔哈朗如此媚君邀宠，仗势横行，谋加陷害。王、贝勒、大臣唯知保身保爵，听从帝命，曲法加罪，自己势孤力弱，怎能应付这多变之秋，看来只有闭门韬晦虚度时光了。可是，心有不满，总难完全掩盖，不知道什么时候，牢骚就会泄露出来。三个月以后的一场官司，就是一例。
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吏部遣派官将，往追阿哈亮牛录下潜行逃走的新满洲。这时是该镶黄、镶蓝二旗班次，遂遣镶蓝旗海色，镶黄旗无官，便令镶白旗满都护代替前往。随后，吏部考虑到海色、满都护没有才能，就“遣次班，命正红旗宜希达、镶白旗宜喇尼同往。笔帖式摩罗洪(正红旗人)私将此情告诉宜希达，宜希达向本主礼亲王报告。代善很不高兴，遣人对吏部承政(相当于后来的吏部尚书)阿拜说：“该他人班次”，为何遣宜希达？并且在孙子阿达礼郡王府中赴宴时，当面质问统摄吏部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说：“他人班次，遣我固山人，不亦误乎？”
又如，“由和硕睿亲王奏闻”，帝命授正黄旗博奉、席纳木库为三等梅勒章京，正白旗阿拜垡巴图鲁为三等甲喇章京，镶蓝旗巴特玛为三等甲喇章京，以霍尼齐、斋桑为三等梅勒章京，以色楞、托克托惠、杜思喀尔、纳木四人为三等甲喇章京，以白尔格袭其兄硕哈的牛录章京。《满文崇德三年档》卷8，崇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这只是列举的两个例子，还有上百名官员的袭承升降，亦是这样进行的。可是《清太宗实录》把“吏部和硕睿亲王”或“和硕睿亲王”，或“吏部睿亲王”等字样，全部抹掉了。《实录》撰修者固然可以随意删改，但多尔衮作过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却是抹不掉的。
不仅是八旗官将由多尔衮上奏任免，甚至连管理各部的王、贝勒，有时也经他之手任命。比如，《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一载：“初九日，吏部和硕睿亲王奏(准)：以多罗和格贝勒任户部事，多罗安平贝勒任礼部事，以厄里克出呼里贝勒任兵部事。“和格即豪格，原封肃亲王，因过降贝勒。安平贝勒为杜度。厄克里出乎里是多铎，原封和硕豫亲王，因过降贝勒。管理各部的王、贝勒，职责重要，权力很大，连他们都经过多尔衮奏请任命，可见，多尔衮实际上掌握了用人大权，掌握了升迁贬降官员的大权。
三、排挤礼王。
(一)惩治岳托。
崇德改元以来，皇太极与八旗王公的矛盾继续存在，主要是他为继续提高君威，而压抑各旗旗主的权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皇太极打击的目标，是针对代善系统的。首先是惩治岳托，然后是处罚代善，将其排出政界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多尔衮是站在皇太极一边的，随时都在推波助澜。
岳托是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很早就统军出征，辅佐汗祖父努尔哈赤治理国政。天命六年(1621)就名列誓词，成为“十固山执政贝勒”之一。岳托与皇太极的交情很深，努尔哈赤去世以后，是岳托与其弟萨哈廉贝勒倡议，劝动其父，议立皇太极继位为汗，对皇太极是立下了大功的。兼之，天聪末年(1632―1636)，岳托已是镶红旗旗主。因此，论资格，论地位，论势力，论功劳，岳托都应得到很高的封爵。崇德元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即帝位，二十三日论功封授弟兄子侄爵位时，岳托被封为“和硕成亲王”，成为六个和硕亲王之一。而且在这六个亲王中，岳托与其父代善占了两位，就此而言，这时代善，岳托与皇太极的关系，还是比较正常、融洽的。但是，政治斗争中，个人的恩怨感情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决定性的因素是利害关系。皇太极必然要不断提高帝威抑制王权，代善、岳托自然不会放弃自己利益屈服于君，何况本家人多势众又有大功于帝，料想君主不会忘怀，过分苛求，因而傲慢不驯。这样一来，双方矛盾必然不断激化，终于公之于众。
就在登极大典和封授王爵以后的第四个月，皇太极就对岳托下手了。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皇太极谕令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豫亲王多铎、和硕肃亲王豪格及多罗安平贝勒杜度，集议岳托之过。主要是以下五罪：一是岳托遣人奏帝说：“我父不悦，可将黄马给我，复还我父。”二是岳托不满皇太极对莽古尔泰的压抑，支持天聪五年八月三贝勒对天聪汗的指责，竟直接对皇太极说：“正蓝旗贝勒独坐而哭，甚是可悯，皇上与彼有何怨恨？”三是郑亲王济尔哈朗属下绰通从马上跌死，岳托问郑王说：“料是中伤而死，郑王答应是。岳托据此上奏，欲使帝怀疑郑王袒护部下。四是庇护二弟硕托。五是离间郑王与肃王。
以上所谓罪状，皆难成立。可是，多尔衮等四亲王及杜度贝勒，竟然定此为大罪，“有议杀者，有议监禁籍家者”，领头审案的多尔衮，之所以这样表态，这样断案，原因可能有三，一为遵从帝渝，二为兼报私仇(报代善、岳托当年立汗之仇)，三为压抑政敌。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样作是不公正的，是不符国法不合情理的。果然，皇太极并不想处死岳托，那样办，太过分了，他决定：“免死释放，革王爵为多罗贝勒，罚银一千两。《清太宗实录》卷23，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
过了一年，岳托又出事了。崇德二年八月十八日，帝观两翼王、贝勒、贝子比赛射箭，命岳托放矢，岳托奏称：“我执弓不得，不能射箭”。帝不从，连谕三次，岳托起射，“弓落五次，将弓向外藩蒙古哈赖蒙古顶上弃掷”。诸王贝勒议定其罪说：“姚托贝勒志大骄傲”，“不可复留”，“议斩”。此时，睿亲王多尔衮为左侧领头之王，右侧为豫亲王多铎，这两位王爷自然是参与审案的诸王之二，而且很可能是为主之王。诸王对岳托的如此裁处，显然也是太重了，完全是希图讨帝之宠而加重惩处。皇太极对岳托的这种表现，固然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因此而斩杀一旗之主，下令降贝勒为贝子，革去统摄兵部之职，罚银五千两，“不许出门”。《清太宗实录》卷26，崇德二年八月初十八日。
(二)压抑代善。
对于代善，皇太极更要压抑打击，多尔衮自然也赞同此意。崇德二年(1637)六月二十七日，追论攻朝鲜时违犯军纪之过，对代善定了六条罪状：违令多收十二名虾(即侍卫)；诬称系吏部部臣车尔格令其多收；明知多收虾而说不知；以戴翎之虾充当使令下役；违制在朝鲜王京养马；遣本旗之人于造船处。议定“革亲王”，罚银一千两，拨出多收之人。皇太极表示宽厚，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群臣于笃恭殿，“将兄礼亲王罪，宣谕众知”，如此羞辱之后，虽免其罚，却斩庇护其主的大臣恩克。《清太宗实录》卷25，崇德二年八月初二十七日。
尽管这次代善保住了王爵，未被惩处，但对作为长期统军治政的太子、大贝勒与和硕兄礼亲王来说，确实也算丢尽了脸。回想当年以国事为重，从大局出发，主动让位，推立皇太极，立了那样大的功，到今日却翻脸不认人，忘了前恩，一再压抑逼辱，怎不令人伤心和生气。皇太极要压压代善，代善很不满意，这已成为八旗王公大臣周知的公开“秘密”了。因此，不到一年，风暴又向代善袭来。
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追论三月征喀尔喀时，礼亲王属下觉善之罪。那时，军队行至宜扎儿，因草场无马，众议军马疲乏，御马二匹亦困，欲停一二日再行。觉善说：“若如是，何不将御马，以轿抬去。”领队大臣向刑部报告，本来这是觉善之过，与远在千里之外留驻沈阳的礼亲王代善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统摄刑部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却要借此株连代善，竟裁断说：先征朝鲜时，宜希达来献马，竟将已睡之帝托人请起；恩克被斩前，为己和代善辩解多收侍卫之过时说：“不独我固山多收，两黄旗亦有之。”查看册籍，黄旗并未增人；今觉善“又出此言”。“一固山中，有此三大事，我部难审，必待公议。”②③《清太宗实录》卷28，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
济尔哈朗遂聚八旗王贝勒、众固山额真、议事大臣及梅勒章京，将此事告于众，实即暗示代善对上不敬，欲图重惩代善。王、贝勒、大臣对济尔哈朗的意图非常明白，彼此心心相印，遂众口同声地说；“一固山中有此三大事，王必无尊上之心，故大人出言如此，别固山曾有此事否？”一致议定：“革本固山王爵，拨出牛录。觉善议斩。”②。
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属下官员在行军途中出言不逊，就事论事，该罚就罚，该斩就斩，为什么要株连及千里之外一无所知的旗主礼亲王代善？为什么要将前已处理完毕之案重新提及，并夸大其词，加在一起，构成“罪状”？显然，这些“根据“太贫乏无力了，不过是济尔哈朗揣摩君心，希功求宠，欲图陷害代善的托辞而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包括多尔衮在内参与会议的王、贝勒、大臣，不会不知道此事的是非，更不会不知道革王爵，没牛录，是极为严重的处罚。对于一个南征北战几十年军功累累的老亲王来说，如此处理，太无情了，太过分了。须知，没有代善，大清国有无今天，也是很难说的。他们这样议罚议革，不过是附合为帝宠信执掌刑法大权的郑亲王，迎合君意而已，哪里是什么秉公审断。
这样的问案和定罪，太离奇了，太缺乏说服力了，连皇太极也觉得难以接受。他宣布说：
“此与□□兄礼亲王何干。尔等所议，无乃谓王不乐国政，故固山中常有此大事乎？虽然，觉善在新安得罪，岂可累及在家亲王。觉善常出无知之言，似此小人，何足论罪。”③。
这次暴风雨虽然过去了，代善平安无事，但这并不是一场虚惊，这次发生的事件，使他感到坐卧不安，使他清楚地认识到环境的艰险。济尔哈朗如此媚君邀宠，仗势横行，谋加陷害。王、贝勒、大臣唯知保身保爵，听从帝命，曲法加罪，自己势孤力弱，怎能应付这多变之秋，看来只有闭门韬晦虚度时光了。可是，心有不满，总难完全掩盖，不知道什么时候，牢骚就会泄露出来。三个月以后的一场官司，就是一例。
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吏部遣派官将，往追阿哈亮牛录下潜行逃走的新满洲。这时是该镶黄、镶蓝二旗班次，遂遣镶蓝旗海色，镶黄旗无官，便令镶白旗满都护代替前往。随后，吏部考虑到海色、满都护没有才能，就“遣次班，命正红旗宜希达、镶白旗宜喇尼同往。笔帖式摩罗洪(正红旗人)私将此情告诉宜希达，宜希达向本主礼亲王报告。代善很不高兴，遣人对吏部承政(相当于后来的吏部尚书)阿拜说：“该他人班次”，为何遣宜希达？并且在孙子阿达礼郡王府中赴宴时，当面质问统摄吏部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说：“他人班次，遣我固山人，不亦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