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盛极渐衰英君病逝(3)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乾隆帝对这一劾疏的处理。五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他在承德避暑山庄就曹锡宝之疏下了一道谕旨，除了指令留京王大臣访察刘全有无“借端撞骗情事”外，着重对曹予以训斥。他一开始便援引和的回奏说：据和奏，刘秃子名全儿，本系世仆，因家人众多，府内不敷居住，故令其在宅西附近的兴化寺街居住，“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素昔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如有不法行为，请旨饬派严查重处。紧接着他从几个方面指责曹锡宝徒凭空言入人以罪，责令王大臣传讯曹锡宝，“令其逐条指实”，若真有其事，便严惩全儿。“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摭拾浮词，博建白之名，岂有以无根之谈遽入人罪之理？”他又谕令问曹与和之家人如何认识，从何处得知消息。
此谕本已带有浓厚的偏袒和的色彩，很不正派，第二道谕旨就更不像话了。过了一天，六月十六日，他又下一谕说：“曹锡宝如果见全儿倚藉王势，有招摇撞骗情事，何妨指出实据，列款严参，乃徒托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或竟系纪昀因上年海升殴死伊妻吴雅氏一案，和前往验出真伤，心怀仇恨，嗾令曹锡宝参奏，以为报复之计乎？若不出此，则曹锡宝之奏何由而来？”
过了两天，六月十八日，他因曹锡宝回奏看见全儿“房屋甚是高大”，而再次谕责曹“意欲参劾和，而又不敢明言”，“自相矛盾”，并命王大臣带曹至全儿家看视住房，“倘伊家有高楼广厦，俨同府第之处，即其罪案”，若仅系齐民房舍，“亦难律以专条”。
留京王大臣查看全儿住处。刘全原来“交接士大夫，纳贿巨万，造屋逾制，僭如王侯气度”，但和早已密令“刘全拆毁(其室)如制”，衣服、车马有逾制之处，“皆匿无迹”。曹锡宝无法，只有“自认冒昧”。吏部拟议对曹锡宝按参奏不实之过，降二级调用。乾隆帝于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下谕，斥责曹锡宝“以虚词入奏”，“盖今年为乡试之年，伊不过欲因进折，或记其名而出差耳，所见甚鄙”。本应依部之议予以降调，但念其究系言官，姑免实降，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乾隆帝如此开脱和、袒护和，本已使人不敢参劾和之过，而他在上述谕中还讲了这样几句话：“且我朝纲纪肃清，大臣中亦无揽权藉势窃弄威福之人”。这更等于是给和打了包票，给和树立了一道坚固的避风墙，今后不许臣僚再对和进行弹劾。
由此看来，乾隆五十一年皇上对曹锡宝参劾刘全一案的错误处理，既可以说明此时已进入了和专权乱政的阶段，也非常有力地显示了和之能专权完全是由于帝对其之错误委任。这给乾隆末年的政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二)“政以贿成”贪污盛行民不聊生五省起义
有了皇上的宠信和庇护，和便肆无忌惮地揽权索贿，乱政祸国。和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刑部、户部、理藩院、户部三库、太医院、御药房等衙门，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屡充殿试读卷官，拥有这样一批显赫头衔，皇上又对其言听计从百般庇护，因此和基本上掌握了用人、理财、施刑、“抚夷”等方面的大权。
和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员索取贿银。兵部侍郎玉保系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颇有才华，为乾隆帝赏识，欲用为山西巡抚，但和因已受另一人之贿，遂荐“其资格较玉某为深，上从和言”，玉保因此气愤忧虑成病，四十岁时即去世。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不向和纳银献贿，不是和亲友，是很难当上官的，即使到任，也不能长留，甚或被和阴使诡计而革职罢官遣戍，直至处死，从而形成了“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政以贿成”的严重混浊局面。
这样一来，吏治败坏，贪风盛行。像昏庸无能的苏凌阿，因与和之弟和琳联姻，从吏部员外郎超擢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再迁户部尚书，后晋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当其出任两江总督时，“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江西巡抚陈淮，“性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争怨之。其民谣云：江西地方苦，遇见陈老虎，大县要三千，小县一千五。过付是何人，首县名徐午”。户部银库郎中一职，本系肥缺，欲谋此职者，必向和献银，才能授职就任，因此此官“任意贪纵，侵盗官项，又勒索运饷，外吏经年累月不时兑纳”。④。
和的揽权纳贿，任用墨吏，“政以贿成”，严重危害了清王朝的统治，使乾隆帝苦心经营促成的“盛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以皇上数十年中最关心的两件大事之一河工而言，便败坏得不像个样子。史称：“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
大学士王杰在惩治和后上疏总论各省亏空的严重及其原因时，作了这样的评述：
“……惟是积弊相治，有积重难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饬者。一、各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转为之说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之虚出通关而后已。一县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从风。……
一、各省驿递(裁归州县后)……于是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有增至数十倍者，任意随带多人，无可查询。由是管号、长随、办差、书役乘间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飞驰，需车数辆及十余辆者，调至数十辆、百余辆不等。骡马亦然。小民舍其农务，自备口粮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至于州县之耗帑，又有无可如何者，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酒筵，种种靡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随从家人，有所谓钞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项，名目甚繁，自数十金至数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邻省之大员，往来顿宿，亦需供应，其家人藉势饱欲，不餍不止，而办差长随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又以成矣。”
嘉庆帝琰在几次谕旨中，对和定了二十二条大罪，很能反映和贪婪专权及其祸国殃民之情。摘录如下：一、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册立皇太子之前一天，和向琰“先递如意，泄漏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二、见帝时，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三、借称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四、娶出宫女子为次妻。五、延搁军报，有心欺蔽，致征剿白莲教之军务日久未竣。六、乾隆帝病重时，其“谈笑如常，丧心病狂”。七、帝带病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其竟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八、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九、隐匿不办抢夺达赖之商人的“番人”。十、不许蒙古王公来京祭悼皇父。十一、大学士苏凌阿老迈难堪，因系其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其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十二、军机处记名人员，其竟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十三、其家所盖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十四、其蓟州坟茔，竟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十五、家内所藏珍宝甚多，其中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大内多数倍，大珠较御用冠顶还大。十六、其本不应戴宝石顶，却藏有真宝石顶数十个，整块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十七、家内银两及衣服，数逾千万。十八、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埋银百余万两。十九、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二十、其家人刘全家产多达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和)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二十一、和私藏皇上才能服用的正珠朝珠一挂，“往往于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二十二、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所管步甲兵丁，“在和宅内供私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
在这样勒索压榨下，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领导的历时十年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第三节盖棺并未定论高宗功过待人。
评说。
一、《遗诏》自述一生讳过扬功。
乾隆皇帝于二十五岁继位为帝时，曾默祷皇天，若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于嗣子，不敢逾越皇祖执政六十一年之数。他于乾隆三十八年密定以皇十五子琰为嗣位皇子，在六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式向诸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举行传位归政大礼，授皇帝之宝于皇太子，使其即位为皇帝，尊己为太上皇帝，“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仍归己主持。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因自上年十一月后筹办征剿白莲教起义之军务，“心体焦劳，以勤致疾，少间，犹训政无倦，召见臣工如常”。当日早晨，他还切盼获胜喜讯，特写《望捷诗》。这也是他最后的一首诗，其文为：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
执讯速获丑，都同逆首来。”
当天晚上，乾隆帝病危，于第二日即正月初三日辰时去世，享年八十九岁，旋即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
正月初三日，乾隆帝之遗诏下达。他在这道遗诏里，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
“……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者，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丰歉，刻系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兼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轸灭，凡此朕功之叠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环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舒，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刻弛也。……”
乾隆帝之遗诏，若仅就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国内局势，以及二征廓尔喀而论，应当说还是比较恰当的。乾隆初期中期，确是民富国强的“全盛之势”，但到了乾隆晚年，则形势便大有变化了，奸相和专权乱政，吏治败坏，贪污盛行，民多“蹙额兴叹”。特别是乾隆帝之最后一首诗《望捷诗》及遗诏中关于白莲教起义的评述，更与实情出入太多，此时不是已擒“起事首逆紧要各犯”大功即将告成之时，而是征剿三年，用银已达七千万两，尚难见到告成之期，起义正在迅速扩展。由此可见，乾隆帝之遗诏有符合实际的一面，也有严重讳过扬功之处，无法据此对其一生功过作出正确的评论。
二、瑕不掩瑜业绩辉煌。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逝世以后，其子嘉庆帝琰在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下谕，敬上其庙号时。对其文治武功作了这样的赞颂：
“……综揽万几，朝乾夕惕，爱民勤政，恺泽覃敷，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咨询？雨，宵旰殷怀。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从不稍惜经费，为保卫生民之计，所发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独运乾纲，整饬吏治，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地列职方。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而且圣哲多能，聪明天纵，文阐六经之奥旨，诗开百代之正宗，巨制鸿篇，以及几余游览，莫不原本经训，系念民生，圣制 诗文全集之富，尤为度越百家。又开四库以网罗载籍，刊石经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遗文，复辟雍之古制，精研六律，纂辑群编，此圣学渊深，文德之昭于千古也。”
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学家，对乾隆帝的某些方面也有所评述，当然，是以赞颂为主。原礼亲王昭？在《纯皇爱民》这一条目下写道：“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后诸词臣有以御制诗录为简册进者，今朱相国录上记咏水旱丰歉之作，名《孚惠全书》以进。上大喜，赐以诗扇，告近臣曰：儒者之为，固不同于众也。”
这些评述，有其可取之处，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约束，难免不以颂赞为主。现根据前面十几章的叙述，对乾隆帝之一生功过，试为评论，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系看其如何治国理政，二是观其执政之实效。先叙前一部分。
此谕本已带有浓厚的偏袒和的色彩，很不正派，第二道谕旨就更不像话了。过了一天，六月十六日，他又下一谕说：“曹锡宝如果见全儿倚藉王势，有招摇撞骗情事，何妨指出实据，列款严参，乃徒托诸空言。或其意本欲参劾和，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或竟系纪昀因上年海升殴死伊妻吴雅氏一案，和前往验出真伤，心怀仇恨，嗾令曹锡宝参奏，以为报复之计乎？若不出此，则曹锡宝之奏何由而来？”
过了两天，六月十八日，他因曹锡宝回奏看见全儿“房屋甚是高大”，而再次谕责曹“意欲参劾和，而又不敢明言”，“自相矛盾”，并命王大臣带曹至全儿家看视住房，“倘伊家有高楼广厦，俨同府第之处，即其罪案”，若仅系齐民房舍，“亦难律以专条”。
留京王大臣查看全儿住处。刘全原来“交接士大夫，纳贿巨万，造屋逾制，僭如王侯气度”，但和早已密令“刘全拆毁(其室)如制”，衣服、车马有逾制之处，“皆匿无迹”。曹锡宝无法，只有“自认冒昧”。吏部拟议对曹锡宝按参奏不实之过，降二级调用。乾隆帝于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下谕，斥责曹锡宝“以虚词入奏”，“盖今年为乡试之年，伊不过欲因进折，或记其名而出差耳，所见甚鄙”。本应依部之议予以降调，但念其究系言官，姑免实降，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乾隆帝如此开脱和、袒护和，本已使人不敢参劾和之过，而他在上述谕中还讲了这样几句话：“且我朝纲纪肃清，大臣中亦无揽权藉势窃弄威福之人”。这更等于是给和打了包票，给和树立了一道坚固的避风墙，今后不许臣僚再对和进行弹劾。
由此看来，乾隆五十一年皇上对曹锡宝参劾刘全一案的错误处理，既可以说明此时已进入了和专权乱政的阶段，也非常有力地显示了和之能专权完全是由于帝对其之错误委任。这给乾隆末年的政局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二)“政以贿成”贪污盛行民不聊生五省起义
有了皇上的宠信和庇护，和便肆无忌惮地揽权索贿，乱政祸国。和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部、刑部、户部、理藩院、户部三库、太医院、御药房等衙门，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屡充殿试读卷官，拥有这样一批显赫头衔，皇上又对其言听计从百般庇护，因此和基本上掌握了用人、理财、施刑、“抚夷”等方面的大权。
和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任用官员索取贿银。兵部侍郎玉保系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颇有才华，为乾隆帝赏识，欲用为山西巡抚，但和因已受另一人之贿，遂荐“其资格较玉某为深，上从和言”，玉保因此气愤忧虑成病，四十岁时即去世。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司道，不向和纳银献贿，不是和亲友，是很难当上官的，即使到任，也不能长留，甚或被和阴使诡计而革职罢官遣戍，直至处死，从而形成了“和相专权，补者皆以赀进”，“政以贿成”的严重混浊局面。
这样一来，吏治败坏，贪风盛行。像昏庸无能的苏凌阿，因与和之弟和琳联姻，从吏部员外郎超擢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再迁户部尚书，后晋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当其出任两江总督时，“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江西巡抚陈淮，“性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争怨之。其民谣云：江西地方苦，遇见陈老虎，大县要三千，小县一千五。过付是何人，首县名徐午”。户部银库郎中一职，本系肥缺，欲谋此职者，必向和献银，才能授职就任，因此此官“任意贪纵，侵盗官项，又勒索运饷，外吏经年累月不时兑纳”。④。
和的揽权纳贿，任用墨吏，“政以贿成”，严重危害了清王朝的统治，使乾隆帝苦心经营促成的“盛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以皇上数十年中最关心的两件大事之一河工而言，便败坏得不像个样子。史称：“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而庚午、辛未高家堰、李家楼诸决口，其患尤倍于昔，良可嗟叹。”
大学士王杰在惩治和后上疏总论各省亏空的严重及其原因时，作了这样的评述：
“……惟是积弊相治，有积重难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饬者。一、各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转为之说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之虚出通关而后已。一县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从风。……
一、各省驿递(裁归州县后)……于是使臣乘骑之数日增一日，有增至数十倍者，任意随带多人，无可查询。由是管号、长随、办差、书役乘间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飞驰，需车数辆及十余辆者，调至数十辆、百余辆不等。骡马亦然。小民舍其农务，自备口粮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至于州县之耗帑，又有无可如何者，差使一过，自馆舍铺设，以及酒筵，种种靡费，并有夤缘馈送之事，随从家人，有所谓钞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项，名目甚繁，自数十金至数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视气焰之大小，以为应酬之多寡。其他如本省之上司及邻省之大员，往来顿宿，亦需供应，其家人藉势饱欲，不餍不止，而办差长随浮开冒领，本官亦无可稽核。凡此费用，州县之廉俸不能支，一皆取之库帑，而亏空之风又以成矣。”
嘉庆帝琰在几次谕旨中，对和定了二十二条大罪，很能反映和贪婪专权及其祸国殃民之情。摘录如下：一、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册立皇太子之前一天，和向琰“先递如意，泄漏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二、见帝时，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三、借称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四、娶出宫女子为次妻。五、延搁军报，有心欺蔽，致征剿白莲教之军务日久未竣。六、乾隆帝病重时，其“谈笑如常，丧心病狂”。七、帝带病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其竟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八、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九、隐匿不办抢夺达赖之商人的“番人”。十、不许蒙古王公来京祭悼皇父。十一、大学士苏凌阿老迈难堪，因系其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其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十二、军机处记名人员，其竟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十三、其家所盖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十四、其蓟州坟茔，竟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十五、家内所藏珍宝甚多，其中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大内多数倍，大珠较御用冠顶还大。十六、其本不应戴宝石顶，却藏有真宝石顶数十个，整块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十七、家内银两及衣服，数逾千万。十八、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埋银百余万两。十九、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二十、其家人刘全家产多达二十余万，且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和)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二十一、和私藏皇上才能服用的正珠朝珠一挂，“往往于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二十二、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所管步甲兵丁，“在和宅内供私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
在这样勒索压榨下，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领导的历时十年的大起义终于爆发了，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第三节盖棺并未定论高宗功过待人。
评说。
一、《遗诏》自述一生讳过扬功。
乾隆皇帝于二十五岁继位为帝时，曾默祷皇天，若能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于嗣子，不敢逾越皇祖执政六十一年之数。他于乾隆三十八年密定以皇十五子琰为嗣位皇子，在六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式向诸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嘉庆元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乾隆帝举行传位归政大礼，授皇帝之宝于皇太子，使其即位为皇帝，尊己为太上皇帝，“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仍归己主持。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日，乾隆帝因自上年十一月后筹办征剿白莲教起义之军务，“心体焦劳，以勤致疾，少间，犹训政无倦，召见臣工如常”。当日早晨，他还切盼获胜喜讯，特写《望捷诗》。这也是他最后的一首诗，其文为：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
执讯速获丑，都同逆首来。”
当天晚上，乾隆帝病危，于第二日即正月初三日辰时去世，享年八十九岁，旋即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
正月初三日，乾隆帝之遗诏下达。他在这道遗诏里，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
“……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者，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丰歉，刻系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兼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轸灭，凡此朕功之叠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祗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环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舒，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刻弛也。……”
乾隆帝之遗诏，若仅就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国内局势，以及二征廓尔喀而论，应当说还是比较恰当的。乾隆初期中期，确是民富国强的“全盛之势”，但到了乾隆晚年，则形势便大有变化了，奸相和专权乱政，吏治败坏，贪污盛行，民多“蹙额兴叹”。特别是乾隆帝之最后一首诗《望捷诗》及遗诏中关于白莲教起义的评述，更与实情出入太多，此时不是已擒“起事首逆紧要各犯”大功即将告成之时，而是征剿三年，用银已达七千万两，尚难见到告成之期，起义正在迅速扩展。由此可见，乾隆帝之遗诏有符合实际的一面，也有严重讳过扬功之处，无法据此对其一生功过作出正确的评论。
二、瑕不掩瑜业绩辉煌。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逝世以后，其子嘉庆帝琰在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下谕，敬上其庙号时。对其文治武功作了这样的赞颂：
“……综揽万几，朝乾夕惕，爱民勤政，恺泽覃敷，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咨询？雨，宵旰殷怀。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从不稍惜经费，为保卫生民之计，所发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独运乾纲，整饬吏治，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地列职方。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而且圣哲多能，聪明天纵，文阐六经之奥旨，诗开百代之正宗，巨制鸿篇，以及几余游览，莫不原本经训，系念民生，圣制 诗文全集之富，尤为度越百家。又开四库以网罗载籍，刊石经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遗文，复辟雍之古制，精研六律，纂辑群编，此圣学渊深，文德之昭于千古也。”
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学家，对乾隆帝的某些方面也有所评述，当然，是以赞颂为主。原礼亲王昭？在《纯皇爱民》这一条目下写道：“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后诸词臣有以御制诗录为简册进者，今朱相国录上记咏水旱丰歉之作，名《孚惠全书》以进。上大喜，赐以诗扇，告近臣曰：儒者之为，固不同于众也。”
这些评述，有其可取之处，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约束，难免不以颂赞为主。现根据前面十几章的叙述，对乾隆帝之一生功过，试为评论，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系看其如何治国理政，二是观其执政之实效。先叙前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