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盛极渐衰英君病逝(1)
第一节自诩千古明君佞臣乘虚而入。
一、《御制古稀说》。
乾隆末年奸相和专权乱政，朝事大坏，促进了“康乾盛世”由盛转衰。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个颇为有趣且更能深刻揭示当时社会进程的重大问题，则尚未得到解答。这个问题就是乾隆帝为什么要重用和？有的野史作者回答说，和酷肖帝之已死的某位宠妃，是该宠妃的转世，此说当然难以成立。有的文人说，和因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善于对答，从而博得了皇上的欢心。此说有其道理，但一次回答合旨，并不能使其终生享用，更不能像和这样位极人臣，势倾朝野。要知道，乾隆帝不是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阿斗，也不是谕令以野菜度日的饥民食肉糜的蠢君晋惠帝，而是执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备的英君，他为什么会犯此大错？看来还得从乾隆帝本人找出其奥秘所在，最主要的是分析其晚年的性格、方针及其对待时局的看法与对策。下述的两篇御制文章和一道上谕，是解此难题的极好材料。第一篇文章是《御制古稀说》。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满七十高寿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接受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和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以及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乌梁海散秩大臣伊素特、回部郡王霍集斯、金川木坪宣慰司、朝鲜使臣等的庆贺。江苏学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万寿、御制古稀天子之宝，撰进颂册，乾隆帝十分欢喜，对其予以奖赉，并作《御制古稀说》：
“余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古人有言，颂不忘规。兹元瑞之九颂，徒见其颂，而未见其规，在元瑞为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观其颂，洋洋自满，遂以为诚若此，则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满，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为敬天之本，必益凛旦明，毋敢或逾也。以是为法祖之规，必思继前烈，而慎聪听也。以是勤民，庶无始终之变耳。以是典学为实学，以是奋武非黩武，以是筹边非凿空，以是制作非虚饰。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为慎修思永之枢机乎。如是而观元瑞之九颂，方且益深予临渊履薄之戒，则其颂也，即规也。
更思之，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天赐古稀于予，而予设弗以敬承之，弗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栗栗危惧，诚恐慌而有所陨越，将辜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则元瑞九颂，有裨于予者大焉，故为之说如右。”
乾隆帝在此文中，将自己的性格、志向、态度讲得非常清楚，姑且略述一二。其一，千古一君。三代以下，年过古稀之天子仅有七人，四君是不足为法的庸碌之辈，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亡金国，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扫平群雄，驱逐元顺帝，统一全国，二君皆有建树，但“礼乐政刑有未遑焉”，言下之意，当然我乾隆帝弘历是千古之中惟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
其二，“小康之世”。三代以下数千年，先后出现过许多国家，多次改朝换代，其中虽不无有为之主和强盛之国，但若论“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还算今朝。
其三，朝政清明。强藩欺主，外患频仍，权臣当道，外戚擅权，后妃误国，太监乱政，奸宦窃威，佞臣骗君，等等祸害，曾使多少君主蒙尘，宫阙换色，如今这些皆不存在，乌烟瘴气一扫而空。
其四，不骄不停，乘胜前进。虽蒙皇天眷佑，赐予小康之政，且年登古稀之寿，但不能因此而自满而停滞，现在仅系“小康”，还需不断努力，一定要“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否则，行百里半九十，因荒而陨越，就要辜负天恩了。因此要以彭元瑞之九颂为规为励，必将大有裨益。
简而言之，此时的古稀之君弘历，还是颇为明智的，壮志未泯，雄心未已，还在继续励精图治，欲建更大功勋。当然，他已相当自负了，而且，这一毛病更逐渐恶性膨胀，致成大害。
二、《御制十全记》。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八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因允准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修贡停兵议和，亲撰《十全记》，记述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远”。其文如下：
“《御制十全记》曰：昨准廓尔喀归降，命凯旋归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盖扑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夫记者志也，虞书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礼春官掌邦国之志乃在事。……则予之十全武功，庶几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记之乎。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幺么，弗屑数也。前己酉廓尔喀之降，盖因彼扰藏边界，发偏师以问罪，而所遣鄂辉等未宣我武，巴忠乃迁就完事，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以致大掠后藏，饱欲而归，使长此以往，彼将占藏地，吓众番，全蜀无宁岁矣。是以罪庸臣，选名将，励众军，筹粮饷。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辞劳苦，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今岁五月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履线险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绕上袭下，埋根批吭，手足胼，有所弗恤，七战七胜，贼人丧胆。及兵临阳布，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而独不敢身诣军营，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颉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尔喀非颉利之比，唐边殊长安之近，彼且乞命吁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贼固意求降归顺，实与唐太宗之论有所符合。昔予记土尔扈特之时，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归降归顺盖并有焉，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
这篇御文充分体现了乾隆帝此时志得意满、文过饰非、讳败扬胜的真实形象。从前述历次“武功”看，总的来说，他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至少有五个问题他不应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一，“十全”不全。这十次用兵并非每次皆胜，所谓“十全武功”，实际是功不满十，一征金川，见难收兵。缅甸之役，将军、一等公明瑞败死小猛育，经略大学士傅恒受挫老官屯，被迫允和，匆忙后撤。出征安南，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归，提督战死，全军溃败。初征廓尔喀，双方既未正式交锋，钦差大臣巴忠还附和西藏噶布伦之议，丧权纳币赎地，当然也谈不上凯旋回朝。仅此而论，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就有四次失败，怎能冒称是十战十胜之“十全武功”？
其二，胜中有败。以取胜之六大武功而言，也不是所向无敌势如破竹，而且还曾遭受重大挫折。征准部，定北将军班第丧命于乌兰库图勒；定回疆，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二“扫金川”，定边将军、大学士温福中枪而死，清军溃败于木果木；“靖台湾”，参赞大臣、一等义勇伯被围于诸罗，险至身亡城毁，将军常青龟缩于郡城；二征廓尔喀，七战七捷之后，大将军、大学士、一等公福康安差点死于敌军刀下，清军“死伤甚众”。照此说来，这种“武功”也有其不甚光彩之处。
其三，敌弱我强，机遇良好。“十全武功”之战败者，多系弱于清朝。大、小金川人户不过三万，准噶尔汗噶尔丹等虽曾威震西北数十年，但到了乾隆十几年时，纷争内乱，新汗达瓦齐昏庸贪杯，阿睦尔撒纳又德不服众，一盘散沙，回部大、小和卓更是无能，林爽文、庄大田士卒仅只三四万，哪系拥有亿万臣民之“天皇帝”的对手。缅甸、安南、廓尔喀之王虽系创业之主，但僻处边远，又不愿与清朝长期对立，积极争取朝贡通商停战修好，为乾隆帝败而后“胜”提供了条件，否则，这些“武功”也是难以取得的。
其四，军威不壮。八旗劲旅曾经名扬天下，以少胜多，攻无不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强大的大清国。然而先祖们的赫赫战功，已成历史陈迹，入主中原一百年以来，坐享厚禄，养尊处优，当年“万人敌”“巴图鲁”的儿子、孙子、曾孙和玄孙们，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不文不武、贪生怕死、畏敌怯战的纨绔子弟，像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之曾孙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定边右副将军二等公达尔党阿，开国元勋直义公费英东之玄孙定边左副将军二等公哈达哈，勇将总兵任举之子任承恩，一等海澄公黄梧之玄孙黄仕简，皆因在“十全武功”中贻误了军机而被诛戮或削爵。乾隆六十年中惟一算是略有帅才的仅是定西将军、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能算得上勇将且屡立功勋的，也只有一等超勇公海兰察一人，另外，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一等襄勇伯明亮、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也还算是颇能征战之将，其余多达数千名的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副将，就很难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了。六十年之久稍能算做是帅才、将才之人，就只有上述屈指可数的几位，面且都是新涌现出来的。八旗士卒也是积久疲弱，不敢言战，十大征战中，清军主要由绿营、士兵组成，满兵仅占少数，而且还多系东北满兵和索伦兵。这样的将帅和士卒，其战斗力之弱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二征金川，以十万之兵对付区区二三万“番人”，还打了五年，用银七千万两，这种武功的确是来之不易。
其五，庙谟常误。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挥，应当说还是卓有成效的，在大多数战役战斗中，他的决策和部署还是明智的、正确的，这是主流，不能抹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常出差错，调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选错了对象、时间、将帅的条件下进行的，只能以不胜而结束。征准部的前一阶段，“以准攻准”的谬误，任帅不当，定回疆初期的小看对手，错攻缅甸轻敌冒进，等等，都曾导致军事上的重大挫折，损兵折将，一败再败。
这些重大问题本来应在总结十次用兵的《十全记》中反映出来，可是乾隆帝却对此只字不提，这只能说明他的自满骄傲讳过喜功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程度了。
三、学士尹壮图直言时弊皇上错估政局文过拒谏。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下达了一道极为错误的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壮图所上奏折之非。此后直到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将尹降职为止，在近三个月里，他多次下谕，历数尹之奏述系“希荣卑鄙，饰词谎奏”，不厌其烦地重复盛世恩典，一时成为震动京师的大事。尹壮图所奏为何？特别是皇上如何批驳，值得一究。纵观此事原末，才知乾隆帝此举，既系非常荒谬，又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其之内心境界实为低下。原来，尹壮图奏称：近来规定，总督、巡抚有过，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贷其罪。此制不妥，因为督抚如能自请认罚银两而获宽免，则“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是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凡，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
尹壮图此奏，本不算是错误，奏中所讲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借此挟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若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未必非计，即使所见欠妥，尽可置之不理，几十年来臣工进呈几千几万道奏章，真知灼见者有几？还不是“报闻”了结，不值得大惊小怪，此章亦可照此办理嘛。不料，乾隆帝阅过此疏后，甚为不满，于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下谕，指责尹壮图所言对“贪黩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或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各督抚必感尹壮图此奏矣”。他也讲到，尹壮图这样上奏，可能已知实有其弊，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如果查实，必重治其罪。
尹壮图遵旨复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弘”，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等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尹壮图确实是个书呆子。这个在乾隆三十一年就已考中进士之人，经过二十四个春夏秋冬，却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御史、学士中转来转去，外而抚台、藩、臬之位，内而九卿之缺，皆未谋上，可见其从政乏术。他也不想一想，这样的复奏，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之奏疏不是仅只指责某省某位总督或二三省、三几省的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这已经蕴藏着很大危机，他还将全国各省的总督、巡抚通通囊括在内，一网打尽，斥责他们是“声名狼藉”，所辖省区是“吏治废弛”，商民对官员之贪婪横行是痛心疾首，“蹙额兴叹”，并且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这样一来，尹壮图谴责的范围就太广泛了，涉及之人太多了。不管尹壮图是出于何种考虑，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事实上他的矛头是直接对准了整个官僚集团。总督、巡抚固然是其命中之的，藩、臬二司，道、府、州、县官员也不能幸免，全国的地方官都是贪官劣员，各省吏治俱皆废弛。而且，进一步看，这几千名“父母官”是怎样上任的，还不是由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户部尚书等九卿，亦即中央机构高级官员推荐、奏准而委派的，他们这样声名狼藉却能安然无恙稳坐大堂，自然是朝廷没有觉察，如其罪过属实，京师部院大臣和阁辅皆有失察之过，俱有徇情容隐之责，并且还可能有纳贿交结通同作弊之嫌。这样一来，从朝中一二品大臣到省、府、州、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贪官墨吏，就是隐恶、徇情、党庇的庸相劣臣，由这上万名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朽透顶，岂不应予清除，重建新的执政集团？尹壮图更没有想到，照此追究下去，必然要涉及当今皇上。京师、地方官员如此贪婪、无能，自诩明察秋毫任人唯贤的乾隆皇帝又当何罪？如果民皆怨叹，爱民如子自封“盛世”的万岁爷又该有何想法？英明天子岂不成了重用劣员、残害百姓的暴主昏君，皇上能不生气？将生何种后果？
一、《御制古稀说》。
乾隆末年奸相和专权乱政，朝事大坏，促进了“康乾盛世”由盛转衰。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个颇为有趣且更能深刻揭示当时社会进程的重大问题，则尚未得到解答。这个问题就是乾隆帝为什么要重用和？有的野史作者回答说，和酷肖帝之已死的某位宠妃，是该宠妃的转世，此说当然难以成立。有的文人说，和因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善于对答，从而博得了皇上的欢心。此说有其道理，但一次回答合旨，并不能使其终生享用，更不能像和这样位极人臣，势倾朝野。要知道，乾隆帝不是乐不思蜀的亡国之君阿斗，也不是谕令以野菜度日的饥民食肉糜的蠢君晋惠帝，而是执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备的英君，他为什么会犯此大错？看来还得从乾隆帝本人找出其奥秘所在，最主要的是分析其晚年的性格、方针及其对待时局的看法与对策。下述的两篇御制文章和一道上谕，是解此难题的极好材料。第一篇文章是《御制古稀说》。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满七十高寿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接受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和蒙古王、公、贝勒、额驸、台吉，以及杜尔伯特汗玛克苏尔扎布、土尔扈特汗策凌纳木扎勒、乌梁海散秩大臣伊素特、回部郡王霍集斯、金川木坪宣慰司、朝鲜使臣等的庆贺。江苏学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万寿、御制古稀天子之宝，撰进颂册，乾隆帝十分欢喜，对其予以奖赉，并作《御制古稀说》：
“余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古人有言，颂不忘规。兹元瑞之九颂，徒见其颂，而未见其规，在元瑞为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观其颂，洋洋自满，遂以为诚若此，则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满，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为敬天之本，必益凛旦明，毋敢或逾也。以是为法祖之规，必思继前烈，而慎聪听也。以是勤民，庶无始终之变耳。以是典学为实学，以是奋武非黩武，以是筹边非凿空，以是制作非虚饰。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为慎修思永之枢机乎。如是而观元瑞之九颂，方且益深予临渊履薄之戒，则其颂也，即规也。
更思之，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天赐古稀于予，而予设弗以敬承之，弗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古云适百里者半九十，栗栗危惧，诚恐慌而有所陨越，将辜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则元瑞九颂，有裨于予者大焉，故为之说如右。”
乾隆帝在此文中，将自己的性格、志向、态度讲得非常清楚，姑且略述一二。其一，千古一君。三代以下，年过古稀之天子仅有七人，四君是不足为法的庸碌之辈，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亡金国，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扫平群雄，驱逐元顺帝，统一全国，二君皆有建树，但“礼乐政刑有未遑焉”，言下之意，当然我乾隆帝弘历是千古之中惟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
其二，“小康之世”。三代以下数千年，先后出现过许多国家，多次改朝换代，其中虽不无有为之主和强盛之国，但若论“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还算今朝。
其三，朝政清明。强藩欺主，外患频仍，权臣当道，外戚擅权，后妃误国，太监乱政，奸宦窃威，佞臣骗君，等等祸害，曾使多少君主蒙尘，宫阙换色，如今这些皆不存在，乌烟瘴气一扫而空。
其四，不骄不停，乘胜前进。虽蒙皇天眷佑，赐予小康之政，且年登古稀之寿，但不能因此而自满而停滞，现在仅系“小康”，还需不断努力，一定要“励慎终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否则，行百里半九十，因荒而陨越，就要辜负天恩了。因此要以彭元瑞之九颂为规为励，必将大有裨益。
简而言之，此时的古稀之君弘历，还是颇为明智的，壮志未泯，雄心未已，还在继续励精图治，欲建更大功勋。当然，他已相当自负了，而且，这一毛病更逐渐恶性膨胀，致成大害。
二、《御制十全记》。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八十二岁的乾隆皇帝因允准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修贡停兵议和，亲撰《十全记》，记述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远”。其文如下：
“《御制十全记》曰：昨准廓尔喀归降，命凯旋归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盖扑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夫记者志也，虞书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礼春官掌邦国之志乃在事。……则予之十全武功，庶几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记之乎。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幺么，弗屑数也。前己酉廓尔喀之降，盖因彼扰藏边界，发偏师以问罪，而所遣鄂辉等未宣我武，巴忠乃迁就完事，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以致大掠后藏，饱欲而归，使长此以往，彼将占藏地，吓众番，全蜀无宁岁矣。是以罪庸臣，选名将，励众军，筹粮饷。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辞劳苦，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今岁五月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履线险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绕上袭下，埋根批吭，手足胼，有所弗恤，七战七胜，贼人丧胆。及兵临阳布，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而独不敢身诣军营，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颉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尔喀非颉利之比，唐边殊长安之近，彼且乞命吁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贼固意求降归顺，实与唐太宗之论有所符合。昔予记土尔扈特之时，于归降归顺已悉言之，若今廓尔喀之谢罪乞命，归降归顺盖并有焉，以其悔过诚而献地切也。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
这篇御文充分体现了乾隆帝此时志得意满、文过饰非、讳败扬胜的真实形象。从前述历次“武功”看，总的来说，他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至少有五个问题他不应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一，“十全”不全。这十次用兵并非每次皆胜，所谓“十全武功”，实际是功不满十，一征金川，见难收兵。缅甸之役，将军、一等公明瑞败死小猛育，经略大学士傅恒受挫老官屯，被迫允和，匆忙后撤。出征安南，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归，提督战死，全军溃败。初征廓尔喀，双方既未正式交锋，钦差大臣巴忠还附和西藏噶布伦之议，丧权纳币赎地，当然也谈不上凯旋回朝。仅此而论，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就有四次失败，怎能冒称是十战十胜之“十全武功”？
其二，胜中有败。以取胜之六大武功而言，也不是所向无敌势如破竹，而且还曾遭受重大挫折。征准部，定北将军班第丧命于乌兰库图勒；定回疆，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二“扫金川”，定边将军、大学士温福中枪而死，清军溃败于木果木；“靖台湾”，参赞大臣、一等义勇伯被围于诸罗，险至身亡城毁，将军常青龟缩于郡城；二征廓尔喀，七战七捷之后，大将军、大学士、一等公福康安差点死于敌军刀下，清军“死伤甚众”。照此说来，这种“武功”也有其不甚光彩之处。
其三，敌弱我强，机遇良好。“十全武功”之战败者，多系弱于清朝。大、小金川人户不过三万，准噶尔汗噶尔丹等虽曾威震西北数十年，但到了乾隆十几年时，纷争内乱，新汗达瓦齐昏庸贪杯，阿睦尔撒纳又德不服众，一盘散沙，回部大、小和卓更是无能，林爽文、庄大田士卒仅只三四万，哪系拥有亿万臣民之“天皇帝”的对手。缅甸、安南、廓尔喀之王虽系创业之主，但僻处边远，又不愿与清朝长期对立，积极争取朝贡通商停战修好，为乾隆帝败而后“胜”提供了条件，否则，这些“武功”也是难以取得的。
其四，军威不壮。八旗劲旅曾经名扬天下，以少胜多，攻无不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强大的大清国。然而先祖们的赫赫战功，已成历史陈迹，入主中原一百年以来，坐享厚禄，养尊处优，当年“万人敌”“巴图鲁”的儿子、孙子、曾孙和玄孙们，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不文不武、贪生怕死、畏敌怯战的纨绔子弟，像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之曾孙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定边右副将军二等公达尔党阿，开国元勋直义公费英东之玄孙定边左副将军二等公哈达哈，勇将总兵任举之子任承恩，一等海澄公黄梧之玄孙黄仕简，皆因在“十全武功”中贻误了军机而被诛戮或削爵。乾隆六十年中惟一算是略有帅才的仅是定西将军、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能算得上勇将且屡立功勋的，也只有一等超勇公海兰察一人，另外，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一等襄勇伯明亮、忠锐嘉勇贝子福康安，也还算是颇能征战之将，其余多达数千名的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副将，就很难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了。六十年之久稍能算做是帅才、将才之人，就只有上述屈指可数的几位，面且都是新涌现出来的。八旗士卒也是积久疲弱，不敢言战，十大征战中，清军主要由绿营、士兵组成，满兵仅占少数，而且还多系东北满兵和索伦兵。这样的将帅和士卒，其战斗力之弱自然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二征金川，以十万之兵对付区区二三万“番人”，还打了五年，用银七千万两，这种武功的确是来之不易。
其五，庙谟常误。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挥，应当说还是卓有成效的，在大多数战役战斗中，他的决策和部署还是明智的、正确的，这是主流，不能抹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常出差错，调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选错了对象、时间、将帅的条件下进行的，只能以不胜而结束。征准部的前一阶段，“以准攻准”的谬误，任帅不当，定回疆初期的小看对手，错攻缅甸轻敌冒进，等等，都曾导致军事上的重大挫折，损兵折将，一败再败。
这些重大问题本来应在总结十次用兵的《十全记》中反映出来，可是乾隆帝却对此只字不提，这只能说明他的自满骄傲讳过喜功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程度了。
三、学士尹壮图直言时弊皇上错估政局文过拒谏。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乾隆帝下达了一道极为错误的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壮图所上奏折之非。此后直到五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将尹降职为止，在近三个月里，他多次下谕，历数尹之奏述系“希荣卑鄙，饰词谎奏”，不厌其烦地重复盛世恩典，一时成为震动京师的大事。尹壮图所奏为何？特别是皇上如何批驳，值得一究。纵观此事原末，才知乾隆帝此举，既系非常荒谬，又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其之内心境界实为低下。原来，尹壮图奏称：近来规定，总督、巡抚有过，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贷其罪。此制不妥，因为督抚如能自请认罚银两而获宽免，则“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是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凡，或即罢斥，或量予京职，毋许再膺外任”。
尹壮图此奏，本不算是错误，奏中所讲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借此挟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若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未必非计，即使所见欠妥，尽可置之不理，几十年来臣工进呈几千几万道奏章，真知灼见者有几？还不是“报闻”了结，不值得大惊小怪，此章亦可照此办理嘛。不料，乾隆帝阅过此疏后，甚为不满，于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下谕，指责尹壮图所言对“贪黩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或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各督抚必感尹壮图此奏矣”。他也讲到，尹壮图这样上奏，可能已知实有其弊，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如果查实，必重治其罪。
尹壮图遵旨复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弘”，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等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尹壮图确实是个书呆子。这个在乾隆三十一年就已考中进士之人，经过二十四个春夏秋冬，却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御史、学士中转来转去，外而抚台、藩、臬之位，内而九卿之缺，皆未谋上，可见其从政乏术。他也不想一想，这样的复奏，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之奏疏不是仅只指责某省某位总督或二三省、三几省的制台大人、抚台大人，这已经蕴藏着很大危机，他还将全国各省的总督、巡抚通通囊括在内，一网打尽，斥责他们是“声名狼藉”，所辖省区是“吏治废弛”，商民对官员之贪婪横行是痛心疾首，“蹙额兴叹”，并且是“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这样一来，尹壮图谴责的范围就太广泛了，涉及之人太多了。不管尹壮图是出于何种考虑，是有意还是无意，但事实上他的矛头是直接对准了整个官僚集团。总督、巡抚固然是其命中之的，藩、臬二司，道、府、州、县官员也不能幸免，全国的地方官都是贪官劣员，各省吏治俱皆废弛。而且，进一步看，这几千名“父母官”是怎样上任的，还不是由大学士、军机大臣、吏部户部尚书等九卿，亦即中央机构高级官员推荐、奏准而委派的，他们这样声名狼藉却能安然无恙稳坐大堂，自然是朝廷没有觉察，如其罪过属实，京师部院大臣和阁辅皆有失察之过，俱有徇情容隐之责，并且还可能有纳贿交结通同作弊之嫌。这样一来，从朝中一二品大臣到省、府、州、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贪官墨吏，就是隐恶、徇情、党庇的庸相劣臣，由这上万名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朽透顶，岂不应予清除，重建新的执政集团？尹壮图更没有想到，照此追究下去，必然要涉及当今皇上。京师、地方官员如此贪婪、无能，自诩明察秋毫任人唯贤的乾隆皇帝又当何罪？如果民皆怨叹，爱民如子自封“盛世”的万岁爷又该有何想法？英明天子岂不成了重用劣员、残害百姓的暴主昏君，皇上能不生气？将生何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