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乾隆帝遣军征剿(4)
此后，乾隆帝又几下谕旨，指责福康安失误。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贼巢”，迟至十二月初四日始由平林仔发兵前进，“使贼匪得以乘暇，收合羽党，于集集埔预为布置，据险抵抗，已属办理迟缓”。迨官兵攻克集集埔后，于十二月十三日在水里社拿获“逆首家属”，福康安若能及早带兵直往小半天一带搜捕，“则贼匪穷蹙奔逃，救死不暇”，岂能收集党伙二千余人，竖栅垒墙，投石放枪，抵死抗拒？此时林爽文必然尚在该处藏匿，若福康安于敌布置之先，即统兵抵达该处，“林爽文岂能据险抵御，屡次使之乘间逃逸”？福康安应当亲统官兵一二万，直入埔里社内山，追擒林爽文。
紧接着，乾隆帝又数降谕旨，斥责福康安，火气越来越大。其实，这些谕旨都是无的放矢，都没有下达的必要。因为，不仅由于皇上远居万里之外，不了解台湾地形、气候和民俗，不知行军作战之艰辛，所有指责皆不切合实际，而且还因为此类谕旨发出之时，福康安已早擒获林爽文了。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福康安之捷奏到京。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奏：正月初一日，拿获假扮林爽文的赖达，据供林藏匿于打铁寮一带山沟。当即派官兵由骨社、合欢社追捕，直至炭窑。恐其潜向海口逃逸，随派各营官兵由后垅至中港，自竹堑至桃仔园，沿山密布，“臣等亦各分隘口，四面围截”，复遣巴图鲁、侍卫二十员及贵州、广东、屯练兵数百名，扮做民人，同淡水“义民”、差役及社丁、通事，分头缉捕，于初四日在老衢崎将林爽文及头目陈传、何有志、林琴、吴万宗、赖其垅等一同擒获。
足足生了一个多月闷气的乾隆皇帝，这时忽然解怒为笑、变贬为褒，立即下谕，嘉奖福康安等将林爽文“设法生擒，办理周妥，实属可嘉，特亲解御用佩囊二个，分赐福康安、海兰察，用昭恩眷”，并大赏有功臣将。②。
福康安又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路进攻南路庄大田部义军，连战连胜，至二月初五日俘获庄大田，彻底打压了天地会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反清起义。
福康安随即将林爽文、陈传等押解北京，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于府城斩杀庄大田，并着手处理台湾善后事宜，如修建城池，添设戍兵，赈济灾民等，又举办屯田，将从征的“熟番”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每名给四十余亩，令其防守隘口，缉捕逃犯。福康安与福建巡抚徐嗣曾根据圣旨，多方查询、思考，呈上《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奏折，共包括善后章程十六条：稽查水陆各营官兵操演，水师将弁按期出洋巡哨，严总兵巡查之制，禁兵士离营窝娼包赌经商，革除旗牌、伴当、内丁、管班等项名色，水陆提督互相点验换防戍兵，海口城垣安设炮位，严禁械斗，清查户口编民入籍，不准民间私造兵器旗帜，重惩赌徒，于淡水八里岔开设口岸以便商民，大员轮查台湾官员出具考语，台湾道员专折奏事，申禁和稽查沿海港口私渡船只，安设铺递传送文报。
大学士、九卿议复，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降旨，批准福康安、徐嗣曾之奏，谕令台湾文武官员“敬谨遵循，力除积习以饬营伍而靖海疆”。
四、御制“平台”三文冤杀“名将”柴大纪。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将《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御制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三文，用清汉字书写，于台湾府城及厦门二处，建碑碣三座，慎选石工，妥为镌刻，“俾岩疆海徼，咸喻朕勤政爱民明慎用兵之意”。
三篇御制文章，对平台之役作了概括性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是了解乾隆帝之思想、方针、战略、战术及作风的极好材料，现将第一篇文章《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摘录如下：
“……至于今之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有不得不详记颠末以示后人者。……若兹台湾逆贼之煽乱，乃猝然而起，兵出于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盖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历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余年间，卒鲜卅岁宁静无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贵及兹林爽文。朱一贵已据府城，僭年号，林爽文虽末据府城，然亦僭年号矣。朱一贵虽据府城，蓝廷珍率兵七日复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虽未据府城，亦将一年，始获首渠，平定全郡，则以领兵之人有贤否之殊，故曰事在人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际，一总兵率千余兵灭之而有余，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骚动，不得不发劲兵命重臣，则予迟速论所云未能速而失于迟，予之过也。然而果迟乎，则何以成功？盖迟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筹策之予心，故始虽迟而终能成以速，非夸言也，盖纪其实而已。若黄仕筒、任承恩初迟矣，而予于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尧速往，代常青为总督，办军储，常青往代黄仕简，蓝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贼之事，而郡城与仕简弗致失于贼手，是幸也，是未迟也。既而常青只能守郡城，蓝元枚忽以病亡，是又迟矣，而天启于予，于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来热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兰察率百巴图鲁及各省精兵近万，往救诸罗，是又未迟也。……夫迟之在人，而天地神明护佑，每以迟而成速，视若危而获安。……夫用兵岂易言哉，必也凛天命，屏己私，见先几，怀永图，方寸之间，日日如在三军前，而又戒掣肘，念众劳，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图逸以遗难于子孙臣庶，借以屡成大勋，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岂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鉴乎”。
乾隆帝此文，意在说明自己用兵台湾，调度有方，指挥得当，故能很快平台擒渠。不可否认，乾隆帝在战争后期任用将帅、筹拨军需、指授用兵方略等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故仅只增兵五千，即很快扭转战局，三个月之内便结束了战争。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在事变初起时的错误判断、任人不当、派兵过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应以此来掩盖他在事后对柴大纪、常青二案处理的错误。
柴大纪是浙江江山县人，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六月，历任水师守备、游击、参将，四十三年七月擢湖南洞庭协水师副将，四十六年九月升福建海坛镇总兵，四十八年十一月调任台湾镇总兵。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率众起义后，柴大纪初守郡城，立下功劳，旋领兵收复诸罗。五十二年二月至四月内，义军先后十次猛攻县城，皆被柴大纪击败。林爽文又统军万余及大批会党，“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志在必克诸罗。此时，将军常青株守郡城，十里外村在皆为庄大田部义军占据，水师提督蓝元枚困于鹿仔港，“四面受敌”，诸罗亦仅一孤城。如果林爽文打下诸罗县城，则可挥师南进，与庄大田会合，围攻郡城，并定能夺取清军庸帅常青所据之地，再转攻鹿仔港，消灭蓝元枚部，君临全台。因此诸罗县城之得失，关系甚大。
柴大纪深知此举之利害，想方设法，鼓励将弁绅民，死守诸罗。史载：“大纪指挥诸将云：语曰：有城守责者，生死以之。大纪虽武夫，敢弃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与此贼始终可也。因置酒召诸将饮，席间亲酌之酒，挥泪拜诸将曰：君等如能坚守固佳，否则斫大纪以降贼，无使苍生遭锋镝也。诸将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严，时出军扰贼营。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曳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贼复用火箭射雉楼，诸将预蓄水桶，随手扑灭。贼日夜喧噪以乱军心，城中鼓角应之，使不得闻，如是者凡百日。诸义民鼓于忠节，各皆出饷劳军，城赖以济。”
乾隆帝原来对柴大纪并不赏识，曾因其将一次奏折差弁分日呈进，而予严行申饬，并旋即将其调任汀州镇总兵。柴以二社“生番滋事”随提督剿捕，未赴新任，寻因平“番”有功，皇上奖其进山搜剿，颇为出力，令其仍任台湾总兵。林爽文起义后，柴大纪守御郡城，并收复诸罗，乾隆帝以其“甚属出力”，“奋勇可嘉”，恕其“致贼滋事，失陷城池”之过，“令其效力，带兵赎罪”。从柴大纪固守诸罗以后，乾隆帝便对柴大加褒扬。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他因柴大纪奏报于二月至四月多次打败林爽文进攻，杀死义军数千名，而降谕嘉其保卫郡城、固守诸罗，“始终奋勉出力”，命交部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六月十六日，他又下谕：“柴大纪自驻守诸罗以来，屡次将贼击退，实属奋勉可嘉。柴大纪著即补授福建陆路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七月十二日、十三日，他又两次下谕嘉奖柴大纪“自剿捕贼匪以来，督率官兵义民，奋勇杀贼，一切调度，深合机宜”，授柴为参赞大臣及壮健巴图鲁名号。不久他又因诸罗“城内义民帮同官兵，奋力守御，保护无虞”，谕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俾阖县良民倍加奋励，以昭奖劝”。
特别使乾隆帝感动不已的是柴大纪拒离诸罗。由于义军长期围困、猛烈攻击和将军常青等怯战畏敌不敢进援，诸罗县城粮尽援绝旦夕不保，乾隆帝思考再三，决定让官兵退出诸罗。八月二十七日，他谕军机大臣：“诸罗被贼攻围紧急，柴大纪督率兵民，竭力捍御，甚属奋勉。万一贼匪猖獗”，援应之兵未能会合，诸罗粮食匮乏，火药不给，实有难支之势，则柴大纪当酌量情形，竟率领兵民，出城力战，“将贼匪乘势剿杀，突围而出”，不可拘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见，固守弗去，“致有意外之虞，既于体统有伤，且转足以长贼人之气，于事无益。柴大纪务须审度机宜，完师整旅，方为两全”。
按常情而论，当诸罗处于这样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时，皇上没有漠视将士黎民之安危，不责令守臣盲目死守听其灭亡，而是下达完师突围之旨，这对于围城之中官民来说，尤其是对负有守城之责的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官柴大纪来说，简直是绝路逢生，如同得到了救命符一样，定会急急忙忙设法突围，摆脱城破人亡死于敌兵刀下之祸。但是，出乎皇上和京中文武大臣的意料，柴大纪却拒绝离城出走，呈上奏疏，宁愿与城民共守危城。
柴大纪的奏折于十一月初九日送到皇上面前。柴大纪奏：
“接到常青札称：昨已有旨交柴大纪，不必拘泥守城存亡之见，设遇紧急，即带兵杀出县城，再图进取，等因。惟思诸罗地处台湾南北之中，其县城四面堆土，种竹作围，本难为守。前此克复后，环营开沟，并堆短墙，安设炮位营盘，甚属坚固，若一旦弃之而去，则城池营盘大炮均为贼匪所据，恐贼势益张，盐水港、笨港两路之兵，均难驻守。且城厢内外住居百姓，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有四万余人，至今协力守御，并捐助军粮，急公向义，实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现在恒瑞驻盐水港，普吉保驻元长庄，距诸罗俱不过三四十里，三方鼎峙，声势壮盛，惟有竭力保守县城，以待援兵齐集，并力进剿。”
乾隆皇帝读过此折，万分感动，立即下达长谕，对柴百般褒奖，厚加封赏。他说：
“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之下，为之坠泪，前因新改嘉义之诸罗，屡次被贼滋扰，……惟恐柴大纪激于忠愤，坚守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义，固守弗去，是以降旨令柴大纪酌量情形，如力有难支，不妨率领官兵整队而出，并因该处义民帮同柴大纪守城杀贼，甚为出力，……(令柴)务将城内义民及其家属妥为捍卫，先行送出。……而柴大纪以县城一切守御事宜，久经布置周密，且因县城内外居民甚多，不忍将数万生灵委之于贼，立意坚守，以待援应。是其保护阖县民人，与朕轸念义民多方爱护之意，适相吻合，所谓我君臣各尽其义也。柴大纪力捍围城，且能乘间杀贼，已属奋勇可嘉，今接奉前旨，若即全师而出，亦系遵旨而行，未为不可。而柴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柴大纪在台湾剿捕贼匪，劳绩最著，即守城一节，其功甚大，本欲俟大功告竣后优加封赏，今伊如此系念民生，忠良激发，为国家出力，尤堪嘉奖，柴大纪著即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著浙江巡抚琅赏给伊家属银一万两，用示朕轸念勋劳锡爵酬庸之至意。”
此谕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认为柴大纪力守危城忠肝义胆，是功勋卓著之忠臣名将，故予格外重赏，擢封一等伯。这是罕有的优遇。照说柴大纪从此会步步高升荣任大帅了。谁知，事出意外，此谕下达之后，不过两个月，柴大纪便被皇上降旨革职拿问，过了半年，更被斩首于法场。为什么皇上对柴大纪的态度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由他钦封的忠臣名将贬低为奸佞小人？是乾隆帝洞察秋毫识破柴之伪装面目，还是听信谗言误杀栋梁之臣？从历史事实看，从乾隆帝有关柴大纪的数十道谕旨看，柴大纪确实不是有罪当戮，而系含冤去世。
柴大纪之被害，根源在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嘉义县城解围时，他未曾巴结将军福康安。《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载称：城中官民出迎福康安，“惟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衔之，遂密奏其人奸诈难信。会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载：“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
福康安第一次弹劾柴大纪的奏折，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送到北京，推算其发折之日，大概是十一月初十日左右。此折由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恒瑞、鄂辉四人联名发出，一共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大军即将进攻斗六门。其二，恒瑞并非“有心畏葸”，故意迟延观望，不援诸罗，而系“过于持重”，且招集“义民”五十余庄，以清后路。其三，蔡攀龙在诸罗西门外扎营，并无出城杀敌之事。其四，诸罗被围数月未失之原因是“众民一心奋勇”，“柴大纪人本诡诈，甚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是以仍使伊屯驻诸罗，将来事竣入都，自难逃圣明洞鉴”，请将普吉保调任台湾镇总兵。
乾隆帝读过此折后，不相信福康安领衔之折，于十二月十六日特下长谕，予以驳斥。他谕军机大臣：昨据福康安奏柴大纪、蔡攀龙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确实一节，“朕因此事反复思之，竟致彻夜不能成寐”。向来绿营将弁冒功谎报，积习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务在在需人任使，遇有军务，势不能仗满洲官兵，竟置绿营于不用。此次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尚能奋勇出力”。柴大纪能“督率兵民，力为捍卫”，保危城达半年之久，虽其奏报斩获首级夺取器械等事有所虚报，但其“困守围城，不辞劳瘁，亦当略其短而取其长”。“柴大纪设果如福康安所云诡谲取巧，则当县城被围紧急之时，朕曾降旨，谕令柴大纪如力不能支，不妨带兵出城，另图进取，柴大纪何难委城而出，以为脱身之计，即县为贼所据，百姓为贼所得，亦得借口遵旨而行，朕亦难治以弃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纪于奉到前旨后，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将城内数万生灵委之于贼，是柴大纪尚知以国事为重，朕阅其奏折，为之坠泪，岂福康安目击情形，尚不心存悯恻，转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柴大纪前奏会党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进攻，现福康安奏称夺敌大车二辆，敌之“大炮鸟枪遍地遗弃”，可见柴之所言，确有其实。即言台湾之乱，是由于地方文武官员贪索扰累所致，然百姓有冤，可以据实上控，焉能叛逆。“况官吏骚扰地方，剥削百姓，自系文职为多，至武职所辖，不过营伍兵丁，并不经管地方事务，纵使从中婪索，较之地方文职所得，不过十之一二，岂得以此归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看来柴大纪、蔡攀龙未免因俱系提督大员，且累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朕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非先有成见，不过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轸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尤需仰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况柴大纪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龙业经超升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并无确据，岂可转没其功，遽加以无名之罪耶？”
乾隆帝此谕，讲得有根有据，理由充足，阐述清晰，对柴大纪之忠和功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对柴是一片深情厚意，还批评了福康安，言其不应因柴礼貌不周而心怀不满，呈上这样颇不公正的弹劾奏折。
照说，皇上下了这样明确表彰柴大纪功勋的圣谕，此事就应如此了结了，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形，其他大臣不会再次劾柴，柴大纪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形势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结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乾隆帝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谕军机大臣：德成(工部侍郎)自浙江办完差务返京，遂向其问及柴大纪平日为官声名如何。德成奏：风闻柴大纪自任台湾总兵以后，“纵恣自大，且居官贪黩，较之地方文职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私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林爽文起事初，会党人数不多，因存营之兵士太少，不能及时搜捕，故越益发展。福康安未指出柴如何侵贪激变之处，著传旨严行申饬，令据实上奏。闽浙总督李侍尧对柴大纪“有心瞻顾徇隐，实属辜恩负良”，著即将柴之劣迹“严查密访，据实参奏”。
过了两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完全相信并重复了德成所劾柴之三大罪状，并强调指出：“贼匪日渐猖獗，蔓延滋扰，竟由柴大纪酿成，则虽有守城之功，而其激变之罪，断难轻贷，将伊按例正法，亦所应得”，著福康安、李侍尧查明其罪后，拿问治罪。②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正式下谕，列举柴大纪贪婪纳贿、卖放兵丁、畏敌不出等罪，将柴革职拿问。七月二十日，又因其“翻供抵赖”，经帝亲讯时，仍呈诉冤屈，激怒了皇上，原本议定监候免斩，乾隆帝改为“即行处斩，以为辜恩昧良、狡诈退缩者戒”。
与此同时，曾经拥兵四万余名、株守郡城半年多，几乎使全台尽失的原闽浙总督、大帅常青，却因权相和庇护，巧言欺骗皇上，乾隆帝便下谕，将这位真正惧敌畏战、严重贻误军机的庸帅，誉之为“伊已年老，尚能临阵杀贼，将郡城保护无虞”，“调度尚属有方”，将其调任福州将军，办理台湾善后事宜。后虽因常青对“柴大纪贪黩不法一案，徇隐不奏”，帝曾降旨其革职，令其来京交部治罪，但随即以其任总督之职不久即有征剿无暇查访柴之劣迹，且“带兵驻守郡城，保护无虞”，“功过尚可相抵”，而免交刑部治罪，授为礼部尚书、都统，卒后还 赐谥恭简。为朝廷死守危城立下大功的参赞、水师提督、一等嘉义伯柴大纪，被横加欺君狡诈大罪斩首示众，而庸帅常青却安然无事荣任尚书，甚至连被帝多次斥为胆小怕死、要求增兵六万、贻误军机的参赞、福州将军宗室恒瑞，虽曾一度议斩，但随即免死戍伊犁，并很快就复予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历任定边左副将军、绥远将军、西安将军等大官要职。
两相比较，乾隆帝确是犯了错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忠奸，做了一件有损朝廷威严的蠢事。
紧接着，乾隆帝又数降谕旨，斥责福康安，火气越来越大。其实，这些谕旨都是无的放矢，都没有下达的必要。因为，不仅由于皇上远居万里之外，不了解台湾地形、气候和民俗，不知行军作战之艰辛，所有指责皆不切合实际，而且还因为此类谕旨发出之时，福康安已早擒获林爽文了。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一日，福康安之捷奏到京。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奏：正月初一日，拿获假扮林爽文的赖达，据供林藏匿于打铁寮一带山沟。当即派官兵由骨社、合欢社追捕，直至炭窑。恐其潜向海口逃逸，随派各营官兵由后垅至中港，自竹堑至桃仔园，沿山密布，“臣等亦各分隘口，四面围截”，复遣巴图鲁、侍卫二十员及贵州、广东、屯练兵数百名，扮做民人，同淡水“义民”、差役及社丁、通事，分头缉捕，于初四日在老衢崎将林爽文及头目陈传、何有志、林琴、吴万宗、赖其垅等一同擒获。
足足生了一个多月闷气的乾隆皇帝，这时忽然解怒为笑、变贬为褒，立即下谕，嘉奖福康安等将林爽文“设法生擒，办理周妥，实属可嘉，特亲解御用佩囊二个，分赐福康安、海兰察，用昭恩眷”，并大赏有功臣将。②。
福康安又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分路进攻南路庄大田部义军，连战连胜，至二月初五日俘获庄大田，彻底打压了天地会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反清起义。
福康安随即将林爽文、陈传等押解北京，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于府城斩杀庄大田，并着手处理台湾善后事宜，如修建城池，添设戍兵，赈济灾民等，又举办屯田，将从征的“熟番”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每名给四十余亩，令其防守隘口，缉捕逃犯。福康安与福建巡抚徐嗣曾根据圣旨，多方查询、思考，呈上《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奏折，共包括善后章程十六条：稽查水陆各营官兵操演，水师将弁按期出洋巡哨，严总兵巡查之制，禁兵士离营窝娼包赌经商，革除旗牌、伴当、内丁、管班等项名色，水陆提督互相点验换防戍兵，海口城垣安设炮位，严禁械斗，清查户口编民入籍，不准民间私造兵器旗帜，重惩赌徒，于淡水八里岔开设口岸以便商民，大员轮查台湾官员出具考语，台湾道员专折奏事，申禁和稽查沿海港口私渡船只，安设铺递传送文报。
大学士、九卿议复，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降旨，批准福康安、徐嗣曾之奏，谕令台湾文武官员“敬谨遵循，力除积习以饬营伍而靖海疆”。
四、御制“平台”三文冤杀“名将”柴大纪。
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将《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御制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纪事语》、《御制平定台湾功臣像赞序》三文，用清汉字书写，于台湾府城及厦门二处，建碑碣三座，慎选石工，妥为镌刻，“俾岩疆海徼，咸喻朕勤政爱民明慎用兵之意”。
三篇御制文章，对平台之役作了概括性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是了解乾隆帝之思想、方针、战略、战术及作风的极好材料，现将第一篇文章《御制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语》摘录如下：
“……至于今之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有不得不详记颠末以示后人者。……若兹台湾逆贼之煽乱，乃猝然而起，兵出于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盖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后，历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余年间，卒鲜卅岁宁静无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贵及兹林爽文。朱一贵已据府城，僭年号，林爽文虽末据府城，然亦僭年号矣。朱一贵虽据府城，蓝廷珍率兵七日复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虽未据府城，亦将一年，始获首渠，平定全郡，则以领兵之人有贤否之殊，故曰事在人为，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际，一总兵率千余兵灭之而有余，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骚动，不得不发劲兵命重臣，则予迟速论所云未能速而失于迟，予之过也。然而果迟乎，则何以成功？盖迟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筹策之予心，故始虽迟而终能成以速，非夸言也，盖纪其实而已。若黄仕筒、任承恩初迟矣，而予于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尧速往，代常青为总督，办军储，常青往代黄仕简，蓝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贼之事，而郡城与仕简弗致失于贼手，是幸也，是未迟也。既而常青只能守郡城，蓝元枚忽以病亡，是又迟矣，而天启于予，于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来热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兰察率百巴图鲁及各省精兵近万，往救诸罗，是又未迟也。……夫迟之在人，而天地神明护佑，每以迟而成速，视若危而获安。……夫用兵岂易言哉，必也凛天命，屏己私，见先几，怀永图，方寸之间，日日如在三军前，而又戒掣肘，念众劳，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不肯图逸以遗难于子孙臣庶，借以屡成大勋，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岂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鉴乎”。
乾隆帝此文，意在说明自己用兵台湾，调度有方，指挥得当，故能很快平台擒渠。不可否认，乾隆帝在战争后期任用将帅、筹拨军需、指授用兵方略等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故仅只增兵五千，即很快扭转战局，三个月之内便结束了战争。但是，也不能因此就低估了他在事变初起时的错误判断、任人不当、派兵过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应以此来掩盖他在事后对柴大纪、常青二案处理的错误。
柴大纪是浙江江山县人，乾隆二十八年由武进士拣选守备，分发福建试用，三十六年至四十三年六月，历任水师守备、游击、参将，四十三年七月擢湖南洞庭协水师副将，四十六年九月升福建海坛镇总兵，四十八年十一月调任台湾镇总兵。五十一年十一月林爽文率众起义后，柴大纪初守郡城，立下功劳，旋领兵收复诸罗。五十二年二月至四月内，义军先后十次猛攻县城，皆被柴大纪击败。林爽文又统军万余及大批会党，“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志在必克诸罗。此时，将军常青株守郡城，十里外村在皆为庄大田部义军占据，水师提督蓝元枚困于鹿仔港，“四面受敌”，诸罗亦仅一孤城。如果林爽文打下诸罗县城，则可挥师南进，与庄大田会合，围攻郡城，并定能夺取清军庸帅常青所据之地，再转攻鹿仔港，消灭蓝元枚部，君临全台。因此诸罗县城之得失，关系甚大。
柴大纪深知此举之利害，想方设法，鼓励将弁绅民，死守诸罗。史载：“大纪指挥诸将云：语曰：有城守责者，生死以之。大纪虽武夫，敢弃天子所付之封疆乎？誓与此贼始终可也。因置酒召诸将饮，席间亲酌之酒，挥泪拜诸将曰：君等如能坚守固佳，否则斫大纪以降贼，无使苍生遭锋镝也。诸将感激用命，日夜防守甚严，时出军扰贼营。贼用吕公车，以数百人曳之，击城北堞，城上用飞炮碎之。贼复用火箭射雉楼，诸将预蓄水桶，随手扑灭。贼日夜喧噪以乱军心，城中鼓角应之，使不得闻，如是者凡百日。诸义民鼓于忠节，各皆出饷劳军，城赖以济。”
乾隆帝原来对柴大纪并不赏识，曾因其将一次奏折差弁分日呈进，而予严行申饬，并旋即将其调任汀州镇总兵。柴以二社“生番滋事”随提督剿捕，未赴新任，寻因平“番”有功，皇上奖其进山搜剿，颇为出力，令其仍任台湾总兵。林爽文起义后，柴大纪守御郡城，并收复诸罗，乾隆帝以其“甚属出力”，“奋勇可嘉”，恕其“致贼滋事，失陷城池”之过，“令其效力，带兵赎罪”。从柴大纪固守诸罗以后，乾隆帝便对柴大加褒扬。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他因柴大纪奏报于二月至四月多次打败林爽文进攻，杀死义军数千名，而降谕嘉其保卫郡城、固守诸罗，“始终奋勉出力”，命交部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六月十六日，他又下谕：“柴大纪自驻守诸罗以来，屡次将贼击退，实属奋勉可嘉。柴大纪著即补授福建陆路提督”，兼管台湾总兵事务。七月十二日、十三日，他又两次下谕嘉奖柴大纪“自剿捕贼匪以来，督率官兵义民，奋勇杀贼，一切调度，深合机宜”，授柴为参赞大臣及壮健巴图鲁名号。不久他又因诸罗“城内义民帮同官兵，奋力守御，保护无虞”，谕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俾阖县良民倍加奋励，以昭奖劝”。
特别使乾隆帝感动不已的是柴大纪拒离诸罗。由于义军长期围困、猛烈攻击和将军常青等怯战畏敌不敢进援，诸罗县城粮尽援绝旦夕不保，乾隆帝思考再三，决定让官兵退出诸罗。八月二十七日，他谕军机大臣：“诸罗被贼攻围紧急，柴大纪督率兵民，竭力捍御，甚属奋勉。万一贼匪猖獗”，援应之兵未能会合，诸罗粮食匮乏，火药不给，实有难支之势，则柴大纪当酌量情形，竟率领兵民，出城力战，“将贼匪乘势剿杀，突围而出”，不可拘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见，固守弗去，“致有意外之虞，既于体统有伤，且转足以长贼人之气，于事无益。柴大纪务须审度机宜，完师整旅，方为两全”。
按常情而论，当诸罗处于这样一发千钧的危急关头时，皇上没有漠视将士黎民之安危，不责令守臣盲目死守听其灭亡，而是下达完师突围之旨，这对于围城之中官民来说，尤其是对负有守城之责的参赞大臣、提督、总兵官柴大纪来说，简直是绝路逢生，如同得到了救命符一样，定会急急忙忙设法突围，摆脱城破人亡死于敌兵刀下之祸。但是，出乎皇上和京中文武大臣的意料，柴大纪却拒绝离城出走，呈上奏疏，宁愿与城民共守危城。
柴大纪的奏折于十一月初九日送到皇上面前。柴大纪奏：
“接到常青札称：昨已有旨交柴大纪，不必拘泥守城存亡之见，设遇紧急，即带兵杀出县城，再图进取，等因。惟思诸罗地处台湾南北之中，其县城四面堆土，种竹作围，本难为守。前此克复后，环营开沟，并堆短墙，安设炮位营盘，甚属坚固，若一旦弃之而去，则城池营盘大炮均为贼匪所据，恐贼势益张，盐水港、笨港两路之兵，均难驻守。且城厢内外住居百姓，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有四万余人，至今协力守御，并捐助军粮，急公向义，实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现在恒瑞驻盐水港，普吉保驻元长庄，距诸罗俱不过三四十里，三方鼎峙，声势壮盛，惟有竭力保守县城，以待援兵齐集，并力进剿。”
乾隆皇帝读过此折，万分感动，立即下达长谕，对柴百般褒奖，厚加封赏。他说：
“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之下，为之坠泪，前因新改嘉义之诸罗，屡次被贼滋扰，……惟恐柴大纪激于忠愤，坚守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义，固守弗去，是以降旨令柴大纪酌量情形，如力有难支，不妨率领官兵整队而出，并因该处义民帮同柴大纪守城杀贼，甚为出力，……(令柴)务将城内义民及其家属妥为捍卫，先行送出。……而柴大纪以县城一切守御事宜，久经布置周密，且因县城内外居民甚多，不忍将数万生灵委之于贼，立意坚守，以待援应。是其保护阖县民人，与朕轸念义民多方爱护之意，适相吻合，所谓我君臣各尽其义也。柴大纪力捍围城，且能乘间杀贼，已属奋勇可嘉，今接奉前旨，若即全师而出，亦系遵旨而行，未为不可。而柴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柴大纪在台湾剿捕贼匪，劳绩最著，即守城一节，其功甚大，本欲俟大功告竣后优加封赏，今伊如此系念民生，忠良激发，为国家出力，尤堪嘉奖，柴大纪著即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著浙江巡抚琅赏给伊家属银一万两，用示朕轸念勋劳锡爵酬庸之至意。”
此谕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认为柴大纪力守危城忠肝义胆，是功勋卓著之忠臣名将，故予格外重赏，擢封一等伯。这是罕有的优遇。照说柴大纪从此会步步高升荣任大帅了。谁知，事出意外，此谕下达之后，不过两个月，柴大纪便被皇上降旨革职拿问，过了半年，更被斩首于法场。为什么皇上对柴大纪的态度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把由他钦封的忠臣名将贬低为奸佞小人？是乾隆帝洞察秋毫识破柴之伪装面目，还是听信谗言误杀栋梁之臣？从历史事实看，从乾隆帝有关柴大纪的数十道谕旨看，柴大纪确实不是有罪当戮，而系含冤去世。
柴大纪之被害，根源在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嘉义县城解围时，他未曾巴结将军福康安。《啸亭杂录》卷六《台湾之役》载称：城中官民出迎福康安，“惟大纪以功高，与福康安抗行宾主礼，康安衔之，遂密奏其人奸诈难信。会侍郎德成自海上监修城垣归，复媒孽大纪之短。上信其言，遂以前贪纵事，逮大纪及永福入，先后正法”。《圣武记》卷八《乾隆三定台湾记》载：“初福康安之解诸罗围也，柴大纪出迎，自以参赞、伯爵，不执之仪，福康安即劾其前后奏报不实。”
福康安第一次弹劾柴大纪的奏折，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送到北京，推算其发折之日，大概是十一月初十日左右。此折由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恒瑞、鄂辉四人联名发出，一共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大军即将进攻斗六门。其二，恒瑞并非“有心畏葸”，故意迟延观望，不援诸罗，而系“过于持重”，且招集“义民”五十余庄，以清后路。其三，蔡攀龙在诸罗西门外扎营，并无出城杀敌之事。其四，诸罗被围数月未失之原因是“众民一心奋勇”，“柴大纪人本诡诈，甚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是以仍使伊屯驻诸罗，将来事竣入都，自难逃圣明洞鉴”，请将普吉保调任台湾镇总兵。
乾隆帝读过此折后，不相信福康安领衔之折，于十二月十六日特下长谕，予以驳斥。他谕军机大臣：昨据福康安奏柴大纪、蔡攀龙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确实一节，“朕因此事反复思之，竟致彻夜不能成寐”。向来绿营将弁冒功谎报，积习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务在在需人任使，遇有军务，势不能仗满洲官兵，竟置绿营于不用。此次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尚能奋勇出力”。柴大纪能“督率兵民，力为捍卫”，保危城达半年之久，虽其奏报斩获首级夺取器械等事有所虚报，但其“困守围城，不辞劳瘁，亦当略其短而取其长”。“柴大纪设果如福康安所云诡谲取巧，则当县城被围紧急之时，朕曾降旨，谕令柴大纪如力不能支，不妨带兵出城，另图进取，柴大纪何难委城而出，以为脱身之计，即县为贼所据，百姓为贼所得，亦得借口遵旨而行，朕亦难治以弃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纪于奉到前旨后，坚持定见，竭力固守，不忍将城内数万生灵委之于贼，是柴大纪尚知以国事为重，朕阅其奏折，为之坠泪，岂福康安目击情形，尚不心存悯恻，转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柴大纪前奏会党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进攻，现福康安奏称夺敌大车二辆，敌之“大炮鸟枪遍地遗弃”，可见柴之所言，确有其实。即言台湾之乱，是由于地方文武官员贪索扰累所致，然百姓有冤，可以据实上控，焉能叛逆。“况官吏骚扰地方，剥削百姓，自系文职为多，至武职所辖，不过营伍兵丁，并不经管地方事务，纵使从中婪索，较之地方文职所得，不过十之一二，岂得以此归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看来柴大纪、蔡攀龙未免因俱系提督大员，且累经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满，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福康安所憎，遂尔直揭其短乎？”“朕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并非先有成见，不过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轸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尤需仰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况柴大纪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龙业经超升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并无确据，岂可转没其功，遽加以无名之罪耶？”
乾隆帝此谕，讲得有根有据，理由充足，阐述清晰，对柴大纪之忠和功予以极高的评价，而且对柴是一片深情厚意，还批评了福康安，言其不应因柴礼貌不周而心怀不满，呈上这样颇不公正的弹劾奏折。
照说，皇上下了这样明确表彰柴大纪功勋的圣谕，此事就应如此了结了，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形，其他大臣不会再次劾柴，柴大纪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形势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结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乾隆帝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谕军机大臣：德成(工部侍郎)自浙江办完差务返京，遂向其问及柴大纪平日为官声名如何。德成奏：风闻柴大纪自任台湾总兵以后，“纵恣自大，且居官贪黩，较之地方文职尤甚，并将台湾所辖守兵，私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林爽文起事初，会党人数不多，因存营之兵士太少，不能及时搜捕，故越益发展。福康安未指出柴如何侵贪激变之处，著传旨严行申饬，令据实上奏。闽浙总督李侍尧对柴大纪“有心瞻顾徇隐，实属辜恩负良”，著即将柴之劣迹“严查密访，据实参奏”。
过了两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完全相信并重复了德成所劾柴之三大罪状，并强调指出：“贼匪日渐猖獗，蔓延滋扰，竟由柴大纪酿成，则虽有守城之功，而其激变之罪，断难轻贷，将伊按例正法，亦所应得”，著福康安、李侍尧查明其罪后，拿问治罪。②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他正式下谕，列举柴大纪贪婪纳贿、卖放兵丁、畏敌不出等罪，将柴革职拿问。七月二十日，又因其“翻供抵赖”，经帝亲讯时，仍呈诉冤屈，激怒了皇上，原本议定监候免斩，乾隆帝改为“即行处斩，以为辜恩昧良、狡诈退缩者戒”。
与此同时，曾经拥兵四万余名、株守郡城半年多，几乎使全台尽失的原闽浙总督、大帅常青，却因权相和庇护，巧言欺骗皇上，乾隆帝便下谕，将这位真正惧敌畏战、严重贻误军机的庸帅，誉之为“伊已年老，尚能临阵杀贼，将郡城保护无虞”，“调度尚属有方”，将其调任福州将军，办理台湾善后事宜。后虽因常青对“柴大纪贪黩不法一案，徇隐不奏”，帝曾降旨其革职，令其来京交部治罪，但随即以其任总督之职不久即有征剿无暇查访柴之劣迹，且“带兵驻守郡城，保护无虞”，“功过尚可相抵”，而免交刑部治罪，授为礼部尚书、都统，卒后还 赐谥恭简。为朝廷死守危城立下大功的参赞、水师提督、一等嘉义伯柴大纪，被横加欺君狡诈大罪斩首示众，而庸帅常青却安然无事荣任尚书，甚至连被帝多次斥为胆小怕死、要求增兵六万、贻误军机的参赞、福州将军宗室恒瑞，虽曾一度议斩，但随即免死戍伊犁，并很快就复予副都统衔，充伊犁参赞大臣，历任定边左副将军、绥远将军、西安将军等大官要职。
两相比较，乾隆帝确是犯了错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忠奸，做了一件有损朝廷威严的蠢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