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乾隆帝遣军征剿(3)
而且更可能使福康安担心的是军队的素质问题。加上新增之兵，官兵总数约为六万名。此数不为不多。义军虽号称一二十万人，实际上编成队伍的士卒只有三四万人，其余皆是会员及“附和之人”，仅在村庄活动。因此，仅就正规士卒的数量而言，官兵还超过了义军。但是，这六万名官兵，绝大多数是闽、粤、楚、浙、湘、桂等省的绿营兵，驻防满兵不过三四千人，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兼之，经过大半年的用兵，连吃败仗，士气更为低下。与两年多以前征剿甘肃回民起义时的军队相比较，显然平回之役的官兵更为精干骁勇。当时，福康安、海兰察用兵不及一月，即将回民起义打压下去了。能够这样快取胜的原因固然较多，如决策正确、任帅得当，等等，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却是官兵的战斗力相当强。福康安统领之兵并不多，只有一万名，但素质较好，计有北京火器、健锐二营精兵二千，阿拉善蒙古兵一千，宁夏满兵一千，“四川降番兵”二千，老教回兵一千及甘陕延绥之兵三千。他们打起仗来，奋勇争先，奔驰射杀，猛不可当。
正就是由于征台之役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刚建功勋的福康安将军才感到信心不足难胜重任，而向皇上呈交了如此“畏难”的奏折。
乾隆帝一看福康安之奏，十分惊讶，非常忧虑，大帅如此“畏怯”，焉能克敌制胜！此病不除，前途难卜。因此，他于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连下三谕，详述进剿必胜的原因，勉励福康安勇担重任。他于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前因常青等办理剿捕之事，“怯懦因循，茫无成见”，故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换，督办军务。“今阅奏到之折，看来福康安竟不免为常青所惑，略有畏难之意”。现“添调之兵，不为不多。况福康安带领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皆属屡经行阵矫健可用，以如许兵力，而又得奋勇带兵之人，更何必于此时先为鳃鳃过计乎”？福康安担心义军“滋扰府城”，实为过虑，现福康安与海兰察等同往，“各路增调之兵万余，又已到齐，且有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岂有“虑其乘虚滋扰之理”？“福康安又何所顾虑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满朕所望矣。福康安身为统帅，军中俱视其意向，若先有示怯之意，则以下将弁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气岂能振奋耶？”“福康安务须坚持定见，胸有成算，相机妥办，不可稍涉游移。总之此事全在得其要，决机制胜，以期鼓勇直前”。“朕廑念军务，早已通盘筹划，今不妨为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常青等仍前株守，“诸罗势竟不支，甚或至台湾全部摇动，则其事必须大办，且将调用京兵及各省兵”，那时自应令福康安驻厦门，俟大兵齐集，“再图进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带屯练兵二千冒昧前进，何必于此时先存疑难畏怯之见乎”。“福康安接奉此旨，更当安心镇定，勉图克捷，毋负朕委任之意”。
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他又降谕军机大臣，除了论证进剿必能获胜以外，着重谈了对福康安的宠信和关怀。他说：“朕临御五十余年，于一切重大事务，经历不知凡几，无不通盘筹划，熟虑机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岂有令其冒险前进之理。无论福康安久经简任，寄以股肱心膂，事无巨细，无不休戚相关，断不肯置伊于险地，……岂有福康安为朕所亲信倚任之人，转不为之计出万全耶！……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实倍寻常，福康安亦当以伊父傅恒事朕之心为心，竭力奋勉，……一力担当，若遇事辄先涉张皇，不特朕将何所倚恃，而伊亦将置身何等耶？”②。
乾隆帝这些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晓谕，使福康安消除了疑虑，增强了勇气和责任心，迅速赶赴厦门，候风渡台，决心痛剿会党，再为皇上建树功勋。
二、调兵运粮传授计策。
乾隆皇帝对征台之役，还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申斥恒瑞的增兵之请。参赞大臣、福州将军恒瑞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上奏：“现在贼势甚大，各处占据。臣所领兵五千，仅能防守盐水港等处，若欲暂守已经恢复各地方与接续后路，即需兵二三万，欲捣大里等处贼巢，亦需兵二三万，方能集事。”乾隆帝阅过此折后十分生气，于十一月初五日降旨，斥责恒瑞“少不更事，怯懦无能，是以遇事张皇，茫无定见”，著福康安即令恒瑞来京候旨。④。
其二，强调此战必能获胜之因。他以金川之役加以比较，详述征台之役定能取胜。他说：从前平定金川，前后调兵十万，“此次剿捕台湾贼匪”，福建前后调派满汉官兵二万余名，广东一万三四千名，浙江、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之兵一万四五千名，加上台湾原设额兵万余，“统计已五万余名，兵力实为厚集”。况且金川系土司地方，“番众久经生聚”，地势险隘，碉卡林立，而官兵深入攻剿，直捣“巢穴”，展拓疆宇，隶我版图，不过需兵十万，即克奏朕功。今台湾本属内地，林爽文等不过编户细民，“纠众倡乱，一时蚁聚”，且泉州、广东义民，皆属急公效义，“较之平定金川，难易奚啻倍蓰”。“剿贼制胜之道，全在主将之一心，如能立志坚定，胸有成算，则运筹决胜，自当所向无前，将士等亦俱勇气百倍”。若将兵之人，先就心存犹豫，中无把握，“即使增益多兵，亦难望其勇往得力。福康安当坚持定见”。
其三，筹集大量银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台湾正在用兵，“所有军需等项，动用较多”，著该部于邻近福建各省拨银三百万两，迅速解往闽省备用。不久，广东省洋商潘文严、盐商李念德等奏捐饷银五十万两，山东、长芦盐商捐银五十万两，两浙盐商何永和等捐银七十万两，两淮盐商江广达等捐银二百万两，以供军需及犒赏之用，乾隆帝皆降谕收纳奖勉各商。他还降旨，于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广等省派办米一百余万石，运往福建，供应军粮，救济台湾灾民贫民。
其四，嘉奖“义民”，招抚良民，劝散胁从。由于历史的原因，移住台湾的粤民和福建泉州的移民，与彰州移民之间，隔阂较深，常起械斗，林爽文起义后，粤民尤其是住居山毛一百余村庄的数万粤民，坚决支持官兵反对义军。泉民起初也很少加入天地会，很少参加义军，史称“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从乱”。义军攻下彰化后，遣官来鹿仔港收税，“泉民林凑等起义，一鼓擒之，故彰化海口未失，贼所畏惟泉人也”。黄仕简、任承恩提兵至台，“泉人争思助官兵杀贼，两提督不知驱策，观望逡巡，坐失事机”，故义军乘势“蚕食各村，胁其不从者辄焚掠，于是泉人亦弭耳附于贼。泉人附，而贼势遂不可支，旬日十余万”。
乾隆帝虽远在万里之外，且从未到过福建、台湾，但凭其多年执政的经验和能力，很早就看出了争取粤民、泉民的重要，把它当做摧垮义军的必具条件之一。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他就指令闽浙总督李侍尧拨运大量银米至台，赈济贫民饥民，发给予林爽文部作战的乡勇义民，以免他们“去而从贼”或“穷极攘夺”。七月二十九日，他又谕军机大臣：“白石湖山内贼匪，经徐鼎士等带兵搜捕，并令兵役义民人等开诚抚慰，即有扶腋归顺者三千余人，鹿、金包里等处，又招出难民千余人，俱经该副将送各庄安业，可见贼党虽众，如果能设法招徕，剿抚互用，无难即行解散。”
第三天，八月初一日，他再谕军机大臣：“彰化等处贼匪屯聚，虽据称有一二十万人，但系被贼用威迫胁，勉强听从，不过乌合之众，今经蓝元枚传旨晓谕，即有民人从贼巢投出，自诉并非贼党。该参赞详加开导，谕以擒杀贼匪，立功自效，皆知欢欣鼓舞，共庆更生，是贼匪虽众，易聚亦易散，若能设法招徕，自当纷纷投出，贼党日就解散。”
当将军福康安渡台时，乾隆帝于十一月初一日又降一谕：“广东庄民同心向义，视贼如仇”。南路村庄民人，见大兵云齐，“贼党解体”，纷纷赴常青处呈请赏给腰牌，以为良民之证，北路福康安于所过地方，对各村庄安分之人，亦当照常青所办，赏给腰牌，“俾令各有识别，安庄服业，自为守御，既可以安辑众心，且于官兵进剿后路，更资协助，无虑贼人潜出滋扰，尤为妥善”。“台湾义民甚多，而广东、泉州二处民人，尤为急公，随同官兵打仗杀贼，屡经出力”。康熙年间，广东庄义民“剿贼有功”，总督满保赏给怀忠、效忠等匾额，“是以民人等咸知向义，踊跃自效”。今对广东庄、泉州庄义民，“朕皆特赐匾额，用旌义勇，伊等自必倍加鼓舞，奋力抒忠”。各处“义民”随同官兵堵御防守，“颇为出力”，即日大兵进剿，正当鼓励义勇“协力助剿”，若减其口粮，恐其赀粮不给，“或致渐行散去，转阻其急公效用之心”，著照常支给，不可轻议裁减。
乾隆帝的这一措施，对瓦解义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胁从”之民纷纷投向官军，庄大田便因“其党羽渐次解散”，不得不“将家眷搬移，潜伏石仔濑地方”，其势日益“穷蹙”，“义民”愈来愈多，支持官兵进攻，踊跃冲杀。这对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使官兵摆脱被动局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在将帅配备、兵力调拨、粮饷弹药供应、招抚台民等方面，积极安排的同时，乾隆帝反复思考用兵之法。为了稳妥起见，他专门下谕，询问久经征战、屡将大军、功勋卓著的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命其建言献策。阿桂于七月上奏：“贼众居高临下”，官兵进剿，必须仰攻，不能察其虚实。义军又可“伺官兵之隙，前邀后截，四出滋扰”，若徒拨兵堵御，则官兵不敷分派，惟有将紧要地方，如郡城、诸罗、鹿仔港等处，先为驻兵防守，再选可战之兵二三万，“捣其巢穴”。
乾隆帝又根据军情的变化，陆续降谕，指授用兵方略，基本精神是集中精锐士卒，直攻林爽文大营。在八月二十五日勉励将军福康安勇肩重任的谕旨中，他提出，福康安不必前往府城，而直接进攻林爽文家乡大里，“俾贼人闻之，自必回顾巢穴眷属”，则诸罗之围，可不攻而自解，而南路庄大田部，亦必闻风惊溃，纷纷解散，“此为声东击西之计”，可擒其渠。九月二十七日，他又再申前计，谕军机大臣：福康安应同海兰察等统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督率大兵，以全力进剿“贼巢”。若敌由诸罗返救，则福康安等迎头截杀，柴大纪从后跟踪追剿，使其首尾受困，自可全部就擒。如敌不返救，则福康安扫平敌营后挥兵回救诸罗，敌见“巢穴已倾，自可不战而溃，最为善策”。
将军福康安于九月中在厦门上折奏称：敌军“近更猖獗，自凤山至彰化，要隘处所半被贼据，南北两路，声气相通，每于官军经过之地，从中突出邀截，以致郡城、诸罗两处，受困日久。臣一到鹿仔港，即整兵前进，务将贼匪屯聚相连之处，痛加剿杀，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乾隆帝就此批示：“是。以彼巧计攻彼，此语得之。”③九月下旬，福康安又送出一折，奏称：此次由鹿仔港进剿，必须南北两路并力合攻，“使贼匪分散”。现咨常青、恒瑞、柴大纪、蔡攀龙等临期合攻，一面抚谕附近被胁民人，令其各保村庄，“杀贼自效”，道路自无虑梗塞，然后进逼大里“贼巢”，约会淡水官兵，由乌日庄夹攻，不难一鼓歼擒。
福康安此奏，固然是遵照谕旨而制定的，集中兵力，南北夹攻，直捣大里林爽文家乡，但是，揆诸战阵实情，此举未免欠妥。因为，柴大纪、蔡攀龙久困诸罗，粮尽弹绝，疲惫不堪，区区三千左右弱卒，怎能冲锋陷阵。参赞恒瑞虽拥兵五千，却怯懦畏敌，长期坐扎盐水港，不攻不战，以增兵六七万相请。原将军常青，拥兵株守，根本不敢言战。假如福康安真按上述方案行动，届时必然是名为诸路合攻，实则仅只福康安孤军作战，柴大纪、蔡攀龙不能突围会合，恒瑞、常青不愿也不敢领军参战，而对方林爽文、庄大田两部人马倒很有可能如期会合两面夹攻，局势就将难以收拾了。
“为军旅要务，晓夜思维”，“无微不到”的乾隆皇帝，可能已察觉此计欠妥，故一当看到福康安之折后，即于当日(十月十六日)决定改变进攻目标。他谕军机大臣：“就此时情形而论，自先以援救诸罗为要。福康安到鹿仔港后，等候川、黔、广西兵到齐，即直抵诸罗”。至于台湾府城，现有常青，虽未能进攻，自守尚属有余，即使府城守御难支，竟至失陷，亦不难收复。“福康安不必因身当重寄，不能为郡城保全，即为有负任使，心怀疑虑，以致顾此瞻彼”。
乾隆帝此谕关系紧要，影响巨大。它彻底改变了进军重点，既不直捣“敌巢”，又不往救不甚危急的郡城，而是猛攻围困诸罗的林爽文，从而为解除诸罗之围和歼灭义军主帅奠定了基础。此谕还有一处相当高明，即乾隆帝明确指出，福康安不必为郡城可能失陷而担心。这样讲，很策略，也很深刻。肩负平台重任的大帅福康安，如果在进军过程中，因救一县城而丢了府城，不仅是有损尊颜，而且可能要遭受重惩，他不能不“心怀疑虑”，这将严重影响统帅的精力和思绪，“以致顾此瞻彼”。现在皇上讲明了，不须有此顾虑，府城丢失也不要紧，可以再行收复，显然这也意味着不会因此而怪罪将军。
乾隆帝以上种种重要措施，坚定了大帅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了将士的斗志，兼之武器精良，粮草充足，“义民”支持，“胁从”来归，使平台之役进入到新的阶段。
三、将士遵旨奋战“大功”告成。
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嘉勇侯福康安，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绰尔和罗科巴图鲁、一等超勇侯海兰察，参赞、成都将军鄂辉，统领广西绿营及四川“屯番”兵五千，乘船一百余号，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崇武澳放洋，一昼夜行数百里，第二日抵达鹿仔港。十一月初四日，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二十余人，前往去大里必经之地八卦山一带，见林爽文军于山梁设卡树旗，海兰察等即奋勇仰攻，擒拿敌兵，夺占了八卦山。十一月二十四日，乾隆帝看到了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关于此事的奏折，很高兴，立即谕军机大臣：“此次海兰察所带巴图鲁、侍卫止二十余人，即能直抵贼人设卡处所，杀死贼匪，擒拿活口，士气人心，为之一振，洵为事机顺利，极好吉兆”。柴大纪力捍诸罗孤城，粮食久已缺乏，现今花生、地瓜等物又俱食尽，望援急迫。“福康安自应即由元长庆、笨港一带统兵速进，剿杀沿途贼匪，径达县城”。
此谕尚未到达军前，福康安已进入诸罗县城了。原来，福康安统兵五千抵达鹿仔港后，“帆樯列数里”，声势浩大，“各村庄被贼胁者望风解散”，“贼闻之，不测多寡，谓真有十万兵至，始惧”。十一月初六日，福康安声称直捣大里，“而阴趋县治”，除渡台之兵五千外，又于初七日在元长庄总兵普吉保所带官兵内挑新旧得力士卒六千余名及“义民”一千余人从征。大军分为五队，由福康安、海兰察、鄂辉、护军统领普尔普、总兵穆克登阿、总兵普吉保、侍卫额勒登阿分别带领，“凡遇贼庄，即行剿洗，互为援应”。十一月初八日黎明，行至仔顶，敌军“多人，潜于竹园内施放枪炮，一齐拥出”，官兵“屹立不动，枪箭齐发”。“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发矢殪数十贼，贼大惊曰：是何老骑兵，强壮乃尔。遂即披靡”。福康安、海兰察等带领巴图鲁侍卫，“冲入贼中，贼匪抵敌不住，进入竹林。两旁竹围蔗田内，及仔尾等处，各庄贼匪，或数百人，或数千人，前来抗拒”。福康安预为布置，调令鄂辉、穆克登阿带领四川“屯练降番”，扼住右首东庄溪桥，普尔普、侍卫春宁、参将吴宗茂带兵堵剿左首各庄敌兵，并遣“义民”分头焚砍竹围蔗田及各处草房，打通了仔顶庄，仔尾庄。海兰察带巴图鲁、侍卫及“奋勇官兵”，长驱直入，“福康安将各处贼庄尽力攻剿，无不克捷”。进至牛稠山，林爽文领军“阻溪自固，在山梁屯扎，见官兵将至，四面围裹，不下万余”。海兰察率兵直越溪河，冲进敌队，“无不以一当百，抢上山梁”，会党抵挡不住，“纷纷逃窜”。福康安等于当日酉刻进入诸罗城，“城中官民出迎，饥羸无人色，见福至，无不欷啜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被困五月余的诸罗县城，终于解围了。清军征台之役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此，义军日衰，官兵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乾隆帝于十二月十四日收到了诸罗解围的捷报，非常高兴，立下谕旨褒奖说：“若援兵再迟十日，县城即难固守”。福康安、海兰察能督率将弁官兵，鼓勇前进，不等候贵州、湖南续调官兵，即不避险阻，“将各庄屯聚之贼匪痛加歼杀，直抵县城，数月之围应手而解，城内数万生灵均获更生之庆”，此皆福康安等调度有方，振作士气，故能克敌制胜，迅奏捷音，自应优加宠锡。福康安、海兰察俱系侯爵，著晋封公爵，各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以示优异。鄂辉等一并从优议叙。
福康安等在接到晋封公爵之旨以前，已经统军进剿会党。林爽文于撤围后，退据诸罗城北之小半天山，此山四面陡绝，难攻易守。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率将士“百道仰攻”，苦战后攻克。义军万余退守斗六门，与官兵激烈交战，不利，再退守大里，凭借早已筑成的土城，架设大批枪炮，竭力抵御。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军进攻，林爽文军反击，“退而复集者数次”。战至晚上，清军伏于沟坎间，林爽文军“万炬来索战”，清军万箭齐发，万枪齐射，杀死会党甚多。第二日，官兵分路进攻，林爽文已携眷夜逃，大批会党阵亡。十二月初五日，清军又猛攻林爽文所据集集埔，“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林爽文先匿其妻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
乾隆帝开始得悉上述捷音时，相当高兴，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谕，同意福康安恩赏有功人员之请，授索伦佐领阿穆尔塔为一等侍卫，赏副将张芝元以总兵职衔，赏翼长六十七以副都统职衔，赐总兵袁国璜等人巴图鲁名号。但由于他望胜心切，急想立即擒获林爽文，告成大功，故在一段时间内对福康安有所不满，发出怨言。就在升赏官将的这一天，他又谕军机大臣，指责福康安未乘胜统兵压于“番地”，以逼“番人”擒献林爽文。他说：福康安当大兵攻克“贼巢，声势百倍，逆首穷窜之际”，正当趁此兵威，及锋而用，即勒兵“直压生番地界”，谕以祸福，则其震慑兵威，贪得奖赏，自必将林爽文即时献出，“实为此事紧要机宜”。“从来用兵之道，惟以威胜。历观前史御贼之道，无不全资兵力，即至讲和修好纳降，亦必陈师压垒，使敌人慑惧畏伏，然后盟约可坚，操纵自我”。今福康安只差人“晓谕生番，悬立重赏”，则其惟利是视，设林爽文送与“生番”大量财帛，则“生番”可能将林私行藏匿，或放林逃移，那时，辗转稽延，便多需时日了。如果林爽文复从内山“潜行煽惑，别滋事端，岂不更费兵力”！
正就是由于征台之役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刚建功勋的福康安将军才感到信心不足难胜重任，而向皇上呈交了如此“畏难”的奏折。
乾隆帝一看福康安之奏，十分惊讶，非常忧虑，大帅如此“畏怯”，焉能克敌制胜！此病不除，前途难卜。因此，他于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连下三谕，详述进剿必胜的原因，勉励福康安勇担重任。他于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前因常青等办理剿捕之事，“怯懦因循，茫无成见”，故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换，督办军务。“今阅奏到之折，看来福康安竟不免为常青所惑，略有畏难之意”。现“添调之兵，不为不多。况福康安带领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皆属屡经行阵矫健可用，以如许兵力，而又得奋勇带兵之人，更何必于此时先为鳃鳃过计乎”？福康安担心义军“滋扰府城”，实为过虑，现福康安与海兰察等同往，“各路增调之兵万余，又已到齐，且有巴图鲁侍卫等百余人”，岂有“虑其乘虚滋扰之理”？“福康安又何所顾虑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满朕所望矣。福康安身为统帅，军中俱视其意向，若先有示怯之意，则以下将弁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气岂能振奋耶？”“福康安务须坚持定见，胸有成算，相机妥办，不可稍涉游移。总之此事全在得其要，决机制胜，以期鼓勇直前”。“朕廑念军务，早已通盘筹划，今不妨为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常青等仍前株守，“诸罗势竟不支，甚或至台湾全部摇动，则其事必须大办，且将调用京兵及各省兵”，那时自应令福康安驻厦门，俟大兵齐集，“再图进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带屯练兵二千冒昧前进，何必于此时先存疑难畏怯之见乎”。“福康安接奉此旨，更当安心镇定，勉图克捷，毋负朕委任之意”。
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他又降谕军机大臣，除了论证进剿必能获胜以外，着重谈了对福康安的宠信和关怀。他说：“朕临御五十余年，于一切重大事务，经历不知凡几，无不通盘筹划，熟虑机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岂有令其冒险前进之理。无论福康安久经简任，寄以股肱心膂，事无巨细，无不休戚相关，断不肯置伊于险地，……岂有福康安为朕所亲信倚任之人，转不为之计出万全耶！……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实倍寻常，福康安亦当以伊父傅恒事朕之心为心，竭力奋勉，……一力担当，若遇事辄先涉张皇，不特朕将何所倚恃，而伊亦将置身何等耶？”②。
乾隆帝这些推心置腹情深意厚的晓谕，使福康安消除了疑虑，增强了勇气和责任心，迅速赶赴厦门，候风渡台，决心痛剿会党，再为皇上建树功勋。
二、调兵运粮传授计策。
乾隆皇帝对征台之役，还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申斥恒瑞的增兵之请。参赞大臣、福州将军恒瑞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上奏：“现在贼势甚大，各处占据。臣所领兵五千，仅能防守盐水港等处，若欲暂守已经恢复各地方与接续后路，即需兵二三万，欲捣大里等处贼巢，亦需兵二三万，方能集事。”乾隆帝阅过此折后十分生气，于十一月初五日降旨，斥责恒瑞“少不更事，怯懦无能，是以遇事张皇，茫无定见”，著福康安即令恒瑞来京候旨。④。
其二，强调此战必能获胜之因。他以金川之役加以比较，详述征台之役定能取胜。他说：从前平定金川，前后调兵十万，“此次剿捕台湾贼匪”，福建前后调派满汉官兵二万余名，广东一万三四千名，浙江、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之兵一万四五千名，加上台湾原设额兵万余，“统计已五万余名，兵力实为厚集”。况且金川系土司地方，“番众久经生聚”，地势险隘，碉卡林立，而官兵深入攻剿，直捣“巢穴”，展拓疆宇，隶我版图，不过需兵十万，即克奏朕功。今台湾本属内地，林爽文等不过编户细民，“纠众倡乱，一时蚁聚”，且泉州、广东义民，皆属急公效义，“较之平定金川，难易奚啻倍蓰”。“剿贼制胜之道，全在主将之一心，如能立志坚定，胸有成算，则运筹决胜，自当所向无前，将士等亦俱勇气百倍”。若将兵之人，先就心存犹豫，中无把握，“即使增益多兵，亦难望其勇往得力。福康安当坚持定见”。
其三，筹集大量银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五日，乾隆帝下谕：台湾正在用兵，“所有军需等项，动用较多”，著该部于邻近福建各省拨银三百万两，迅速解往闽省备用。不久，广东省洋商潘文严、盐商李念德等奏捐饷银五十万两，山东、长芦盐商捐银五十万两，两浙盐商何永和等捐银七十万两，两淮盐商江广达等捐银二百万两，以供军需及犒赏之用，乾隆帝皆降谕收纳奖勉各商。他还降旨，于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广等省派办米一百余万石，运往福建，供应军粮，救济台湾灾民贫民。
其四，嘉奖“义民”，招抚良民，劝散胁从。由于历史的原因，移住台湾的粤民和福建泉州的移民，与彰州移民之间，隔阂较深，常起械斗，林爽文起义后，粤民尤其是住居山毛一百余村庄的数万粤民，坚决支持官兵反对义军。泉民起初也很少加入天地会，很少参加义军，史称“爽文本漳籍，故泉人不从乱”。义军攻下彰化后，遣官来鹿仔港收税，“泉民林凑等起义，一鼓擒之，故彰化海口未失，贼所畏惟泉人也”。黄仕简、任承恩提兵至台，“泉人争思助官兵杀贼，两提督不知驱策，观望逡巡，坐失事机”，故义军乘势“蚕食各村，胁其不从者辄焚掠，于是泉人亦弭耳附于贼。泉人附，而贼势遂不可支，旬日十余万”。
乾隆帝虽远在万里之外，且从未到过福建、台湾，但凭其多年执政的经验和能力，很早就看出了争取粤民、泉民的重要，把它当做摧垮义军的必具条件之一。早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他就指令闽浙总督李侍尧拨运大量银米至台，赈济贫民饥民，发给予林爽文部作战的乡勇义民，以免他们“去而从贼”或“穷极攘夺”。七月二十九日，他又谕军机大臣：“白石湖山内贼匪，经徐鼎士等带兵搜捕，并令兵役义民人等开诚抚慰，即有扶腋归顺者三千余人，鹿、金包里等处，又招出难民千余人，俱经该副将送各庄安业，可见贼党虽众，如果能设法招徕，剿抚互用，无难即行解散。”
第三天，八月初一日，他再谕军机大臣：“彰化等处贼匪屯聚，虽据称有一二十万人，但系被贼用威迫胁，勉强听从，不过乌合之众，今经蓝元枚传旨晓谕，即有民人从贼巢投出，自诉并非贼党。该参赞详加开导，谕以擒杀贼匪，立功自效，皆知欢欣鼓舞，共庆更生，是贼匪虽众，易聚亦易散，若能设法招徕，自当纷纷投出，贼党日就解散。”
当将军福康安渡台时，乾隆帝于十一月初一日又降一谕：“广东庄民同心向义，视贼如仇”。南路村庄民人，见大兵云齐，“贼党解体”，纷纷赴常青处呈请赏给腰牌，以为良民之证，北路福康安于所过地方，对各村庄安分之人，亦当照常青所办，赏给腰牌，“俾令各有识别，安庄服业，自为守御，既可以安辑众心，且于官兵进剿后路，更资协助，无虑贼人潜出滋扰，尤为妥善”。“台湾义民甚多，而广东、泉州二处民人，尤为急公，随同官兵打仗杀贼，屡经出力”。康熙年间，广东庄义民“剿贼有功”，总督满保赏给怀忠、效忠等匾额，“是以民人等咸知向义，踊跃自效”。今对广东庄、泉州庄义民，“朕皆特赐匾额，用旌义勇，伊等自必倍加鼓舞，奋力抒忠”。各处“义民”随同官兵堵御防守，“颇为出力”，即日大兵进剿，正当鼓励义勇“协力助剿”，若减其口粮，恐其赀粮不给，“或致渐行散去，转阻其急公效用之心”，著照常支给，不可轻议裁减。
乾隆帝的这一措施，对瓦解义军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胁从”之民纷纷投向官军，庄大田便因“其党羽渐次解散”，不得不“将家眷搬移，潜伏石仔濑地方”，其势日益“穷蹙”，“义民”愈来愈多，支持官兵进攻，踊跃冲杀。这对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使官兵摆脱被动局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在将帅配备、兵力调拨、粮饷弹药供应、招抚台民等方面，积极安排的同时，乾隆帝反复思考用兵之法。为了稳妥起见，他专门下谕，询问久经征战、屡将大军、功勋卓著的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命其建言献策。阿桂于七月上奏：“贼众居高临下”，官兵进剿，必须仰攻，不能察其虚实。义军又可“伺官兵之隙，前邀后截，四出滋扰”，若徒拨兵堵御，则官兵不敷分派，惟有将紧要地方，如郡城、诸罗、鹿仔港等处，先为驻兵防守，再选可战之兵二三万，“捣其巢穴”。
乾隆帝又根据军情的变化，陆续降谕，指授用兵方略，基本精神是集中精锐士卒，直攻林爽文大营。在八月二十五日勉励将军福康安勇肩重任的谕旨中，他提出，福康安不必前往府城，而直接进攻林爽文家乡大里，“俾贼人闻之，自必回顾巢穴眷属”，则诸罗之围，可不攻而自解，而南路庄大田部，亦必闻风惊溃，纷纷解散，“此为声东击西之计”，可擒其渠。九月二十七日，他又再申前计，谕军机大臣：福康安应同海兰察等统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督率大兵，以全力进剿“贼巢”。若敌由诸罗返救，则福康安等迎头截杀，柴大纪从后跟踪追剿，使其首尾受困，自可全部就擒。如敌不返救，则福康安扫平敌营后挥兵回救诸罗，敌见“巢穴已倾，自可不战而溃，最为善策”。
将军福康安于九月中在厦门上折奏称：敌军“近更猖獗，自凤山至彰化，要隘处所半被贼据，南北两路，声气相通，每于官军经过之地，从中突出邀截，以致郡城、诸罗两处，受困日久。臣一到鹿仔港，即整兵前进，务将贼匪屯聚相连之处，痛加剿杀，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乾隆帝就此批示：“是。以彼巧计攻彼，此语得之。”③九月下旬，福康安又送出一折，奏称：此次由鹿仔港进剿，必须南北两路并力合攻，“使贼匪分散”。现咨常青、恒瑞、柴大纪、蔡攀龙等临期合攻，一面抚谕附近被胁民人，令其各保村庄，“杀贼自效”，道路自无虑梗塞，然后进逼大里“贼巢”，约会淡水官兵，由乌日庄夹攻，不难一鼓歼擒。
福康安此奏，固然是遵照谕旨而制定的，集中兵力，南北夹攻，直捣大里林爽文家乡，但是，揆诸战阵实情，此举未免欠妥。因为，柴大纪、蔡攀龙久困诸罗，粮尽弹绝，疲惫不堪，区区三千左右弱卒，怎能冲锋陷阵。参赞恒瑞虽拥兵五千，却怯懦畏敌，长期坐扎盐水港，不攻不战，以增兵六七万相请。原将军常青，拥兵株守，根本不敢言战。假如福康安真按上述方案行动，届时必然是名为诸路合攻，实则仅只福康安孤军作战，柴大纪、蔡攀龙不能突围会合，恒瑞、常青不愿也不敢领军参战，而对方林爽文、庄大田两部人马倒很有可能如期会合两面夹攻，局势就将难以收拾了。
“为军旅要务，晓夜思维”，“无微不到”的乾隆皇帝，可能已察觉此计欠妥，故一当看到福康安之折后，即于当日(十月十六日)决定改变进攻目标。他谕军机大臣：“就此时情形而论，自先以援救诸罗为要。福康安到鹿仔港后，等候川、黔、广西兵到齐，即直抵诸罗”。至于台湾府城，现有常青，虽未能进攻，自守尚属有余，即使府城守御难支，竟至失陷，亦不难收复。“福康安不必因身当重寄，不能为郡城保全，即为有负任使，心怀疑虑，以致顾此瞻彼”。
乾隆帝此谕关系紧要，影响巨大。它彻底改变了进军重点，既不直捣“敌巢”，又不往救不甚危急的郡城，而是猛攻围困诸罗的林爽文，从而为解除诸罗之围和歼灭义军主帅奠定了基础。此谕还有一处相当高明，即乾隆帝明确指出，福康安不必为郡城可能失陷而担心。这样讲，很策略，也很深刻。肩负平台重任的大帅福康安，如果在进军过程中，因救一县城而丢了府城，不仅是有损尊颜，而且可能要遭受重惩，他不能不“心怀疑虑”，这将严重影响统帅的精力和思绪，“以致顾此瞻彼”。现在皇上讲明了，不须有此顾虑，府城丢失也不要紧，可以再行收复，显然这也意味着不会因此而怪罪将军。
乾隆帝以上种种重要措施，坚定了大帅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了将士的斗志，兼之武器精良，粮草充足，“义民”支持，“胁从”来归，使平台之役进入到新的阶段。
三、将士遵旨奋战“大功”告成。
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嘉勇侯福康安，参赞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绰尔和罗科巴图鲁、一等超勇侯海兰察，参赞、成都将军鄂辉，统领广西绿营及四川“屯番”兵五千，乘船一百余号，于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崇武澳放洋，一昼夜行数百里，第二日抵达鹿仔港。十一月初四日，海兰察带领巴图鲁、侍卫二十余人，前往去大里必经之地八卦山一带，见林爽文军于山梁设卡树旗，海兰察等即奋勇仰攻，擒拿敌兵，夺占了八卦山。十一月二十四日，乾隆帝看到了福康安、海兰察、鄂辉关于此事的奏折，很高兴，立即谕军机大臣：“此次海兰察所带巴图鲁、侍卫止二十余人，即能直抵贼人设卡处所，杀死贼匪，擒拿活口，士气人心，为之一振，洵为事机顺利，极好吉兆”。柴大纪力捍诸罗孤城，粮食久已缺乏，现今花生、地瓜等物又俱食尽，望援急迫。“福康安自应即由元长庆、笨港一带统兵速进，剿杀沿途贼匪，径达县城”。
此谕尚未到达军前，福康安已进入诸罗县城了。原来，福康安统兵五千抵达鹿仔港后，“帆樯列数里”，声势浩大，“各村庄被贼胁者望风解散”，“贼闻之，不测多寡，谓真有十万兵至，始惧”。十一月初六日，福康安声称直捣大里，“而阴趋县治”，除渡台之兵五千外，又于初七日在元长庄总兵普吉保所带官兵内挑新旧得力士卒六千余名及“义民”一千余人从征。大军分为五队，由福康安、海兰察、鄂辉、护军统领普尔普、总兵穆克登阿、总兵普吉保、侍卫额勒登阿分别带领，“凡遇贼庄，即行剿洗，互为援应”。十一月初八日黎明，行至仔顶，敌军“多人，潜于竹园内施放枪炮，一齐拥出”，官兵“屹立不动，枪箭齐发”。“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发矢殪数十贼，贼大惊曰：是何老骑兵，强壮乃尔。遂即披靡”。福康安、海兰察等带领巴图鲁侍卫，“冲入贼中，贼匪抵敌不住，进入竹林。两旁竹围蔗田内，及仔尾等处，各庄贼匪，或数百人，或数千人，前来抗拒”。福康安预为布置，调令鄂辉、穆克登阿带领四川“屯练降番”，扼住右首东庄溪桥，普尔普、侍卫春宁、参将吴宗茂带兵堵剿左首各庄敌兵，并遣“义民”分头焚砍竹围蔗田及各处草房，打通了仔顶庄，仔尾庄。海兰察带巴图鲁、侍卫及“奋勇官兵”，长驱直入，“福康安将各处贼庄尽力攻剿，无不克捷”。进至牛稠山，林爽文领军“阻溪自固，在山梁屯扎，见官兵将至，四面围裹，不下万余”。海兰察率兵直越溪河，冲进敌队，“无不以一当百，抢上山梁”，会党抵挡不住，“纷纷逃窜”。福康安等于当日酉刻进入诸罗城，“城中官民出迎，饥羸无人色，见福至，无不欷啜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被困五月余的诸罗县城，终于解围了。清军征台之役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此，义军日衰，官兵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乾隆帝于十二月十四日收到了诸罗解围的捷报，非常高兴，立下谕旨褒奖说：“若援兵再迟十日，县城即难固守”。福康安、海兰察能督率将弁官兵，鼓勇前进，不等候贵州、湖南续调官兵，即不避险阻，“将各庄屯聚之贼匪痛加歼杀，直抵县城，数月之围应手而解，城内数万生灵均获更生之庆”，此皆福康安等调度有方，振作士气，故能克敌制胜，迅奏捷音，自应优加宠锡。福康安、海兰察俱系侯爵，著晋封公爵，各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以示优异。鄂辉等一并从优议叙。
福康安等在接到晋封公爵之旨以前，已经统军进剿会党。林爽文于撤围后，退据诸罗城北之小半天山，此山四面陡绝，难攻易守。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率将士“百道仰攻”，苦战后攻克。义军万余退守斗六门，与官兵激烈交战，不利，再退守大里，凭借早已筑成的土城，架设大批枪炮，竭力抵御。十一月二十四日，清军进攻，林爽文军反击，“退而复集者数次”。战至晚上，清军伏于沟坎间，林爽文军“万炬来索战”，清军万箭齐发，万枪齐射，杀死会党甚多。第二日，官兵分路进攻，林爽文已携眷夜逃，大批会党阵亡。十二月初五日，清军又猛攻林爽文所据集集埔，“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林爽文先匿其妻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
乾隆帝开始得悉上述捷音时，相当高兴，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谕，同意福康安恩赏有功人员之请，授索伦佐领阿穆尔塔为一等侍卫，赏副将张芝元以总兵职衔，赏翼长六十七以副都统职衔，赐总兵袁国璜等人巴图鲁名号。但由于他望胜心切，急想立即擒获林爽文，告成大功，故在一段时间内对福康安有所不满，发出怨言。就在升赏官将的这一天，他又谕军机大臣，指责福康安未乘胜统兵压于“番地”，以逼“番人”擒献林爽文。他说：福康安当大兵攻克“贼巢，声势百倍，逆首穷窜之际”，正当趁此兵威，及锋而用，即勒兵“直压生番地界”，谕以祸福，则其震慑兵威，贪得奖赏，自必将林爽文即时献出，“实为此事紧要机宜”。“从来用兵之道，惟以威胜。历观前史御贼之道，无不全资兵力，即至讲和修好纳降，亦必陈师压垒，使敌人慑惧畏伏，然后盟约可坚，操纵自我”。今福康安只差人“晓谕生番，悬立重赏”，则其惟利是视，设林爽文送与“生番”大量财帛，则“生番”可能将林私行藏匿，或放林逃移，那时，辗转稽延，便多需时日了。如果林爽文复从内山“潜行煽惑，别滋事端，岂不更费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