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乾隆帝遣军征剿(2)
乾隆帝把尽快削平会党的希望寄托于常青身上，给其提供了很多优越条件。四月初四日他接连下达三道重要谕旨，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授常青为将军，以福州将军恒瑞、福建陆路提督蓝元枚(由江南提督调任)为参赞，“俾事权归一，军威益振，以期迅奏荡平，绥靖海疆”。其二，严肃军纪，诛戮逃将。海坛总兵郝状猷统兵三千余名，系“派往南路剿捕大员”，收复凤山县城后，理应一面派兵，设卡防守，一面亲率将弁，征剿敌军，“乃安坐营盘”，既不能先事防御，又当闻听参将瑚图里被敌拦截之时，不即亲督弁兵前往接应，奋勇冲杀，反而畏敌退避，潜回郡城，官兵纷纷溃散，致使凤山县城又复失陷。“似此畏怯偷生之员，若不明正典刑，其何以肃戎行而昭军纪！”著常青将郝状猷在台湾郡城众将弁之前正法。参将瑚图里身系满洲，前当会党攻打凤山时，所统兵丁即为敌军冲散，本人仓皇骑马遁回府城，已有应得之罪，此次又畏惧敌势，潜行逃避，罪责难逃，著常青将其正法示众。其三，处治黄、任。黄仕简、任承恩贻误紧要军务，“均应按律即行正法”。但念黄年老有病，任承恩又系总兵任举之子，任举于金川用兵时阵亡，其长子又以救火得伤身亡，无有子嗣，任承恩亦无子，若将任承恩正法，则临阵捐躯的任举竟至绝嗣，二人均可免其一死，将黄仕简所袭一等公爵革去，令其长孙黄嘉谟承袭。其四，增派援兵。台湾现有援兵一万三千余名，常青又飞咨添调闽、粤、浙兵七千名。李侍尧等已调广东潮州、碣石二镇兵四千名。因浙兵“向来柔懦”，著停调，改派福建驻防满兵一千，代替浙兵，由福州将军恒瑞率领赴台。福建续调的二千名兵士，著蓝元枚统领。一共增派援兵七千名。
在此前后，乾隆帝又连续下谕，指授用兵方略，勉励将弁奋战。他在三月二十七日降旨：若必待粤兵至台，始行进剿，则“竟须至五月，岂不旷日持久”。著常青将台湾现有之兵，“择其精壮者，亲身带至大里贼巢，痛加歼戮，将首犯林爽文擒获，其余附从，自纷纷瓦解，固属甚善”。若台湾之兵“实不可恃，必须接济”，则待粤兵到后再进攻。四月初一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强调集中兵力征剿。他说：康熙年间进剿朱一贵，不及一月即成功，“盖由大兵会合一路，由厦门进攻，声威壮盛，贼匪望风胆落，故能一举歼灭”。此次黄仕简、任承恩系分路渡台，其余将弁又各由别途陆续起行，“已觉兵势稍分”。二人赴台后，理应会合，“厚集兵力，直捣贼巢，将首恶缚擒，余党自必瓦解”，乃二将仅派拨各将“零星打仗，四处堵御，以致贼匪从而生心，得由山径绕道蔓延，各处啸聚，官兵转为所牵制，兵分而力见单”，幸而敌军未施巧计，否则“岂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辙耶”？“著常青抵台湾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以期兵威壮盛，士气振奋，专力全赴贼巢搜剿，断不可又蹈黄仕简、任承恩故辙，轻分兵力，观望迟延，俾贼匪得以四散牵制，蒇事致稽时日也”。
过了两天，四月初三日，因李侍尧奏林爽文于家乡“掘壕放水，多筑土墙，安设炮位”，他又降旨：“贼党盘踞穴巢，以图并力固守，看其光景，别无他图窜匿之计，转可聚而歼戮，其事尚属易办”。但恐大兵云集，四路围攻，敌军计穷力蹙，窜入内山，致稽缓时日，著常青抵台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拣派精锐，亲行带领”，直赴敌巢，“奋力围剿，务将首恶林爽文一鼓擒获，余党歼除净尽”；至于堵其后路，不使窜入内山，则责令柴大纪戴罪立功，“专力堵御”。若其能拿获首犯，不使余党一名漏网，则可宥其前罪，并录其功，否则惟柴是问。不久，因常青奏请遣派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侍卫、章京前往带兵进剿，他于四月十三日下谕，派乌什哈达等八员即日起程，星驰前往。
四月二十日，闽浙总督李侍尧之折到京。李侍尧奏称：凤山再失之后，“贼匪益肆滋扰，府城现添雇乡勇万余人。又彰化县属，仅存鹿仔港一处尚在固守，各村老幼男妇来避匿者不下万余入，无处得食。经该道府等请拨银十万两，米十万石，接济赈恤。臣以乡勇本义民所雇，固属急公向义，实亦自卫身家，避难民妇应于剿匪事竣，量为安插抚恤，是以概行议驳。”素以干练著称的李侍尧，这次却犯了一个特大错误。如果真的实行这一办法，必将驱使数以万计的难民投入林爽文军中，严重削弱官兵的实力，使地方更加混乱。乾隆帝读过此折，立即下谕，斥责李之谬误。他说：李侍尧在厦门一带筹办照料，“当以催兵徐渡，接济军储粮饷为要，余可徐论”。乃李惟虑多用钱粮，恐事竣后难于报销，止将常青咨取银十万两解往，而对该道府呈请之银十万两、米十万石概行议驳，“所见甚属错谬”。著李侍尧即将此银、米“速行照数运往，以备接济”，并著常青就近酌量将多余兵粮，“散给贫民，务使不致逃散，方为妥协。不然，非去而从贼，即穷极抢夺，皆足偾事。况乡勇义民既为国家御贼，兼可卫其资产，是以为我出力，今既日久赔垫，既有阵伤亡故，又不能保其所有，亦必逃散从贼，兵丁弁备尚难望其枵腹从事，而况此众民乎！”“前据常青奏称，贼匪将所掠粮米，广为散给，要结人心，以致日积月众。岂阅时未久，该督遽至忘怀耶！著传旨严行申饬”。③。
过了七天，四月二十七日，常青于三月发出的奏折送到京师。常青奏：庄大田率部侵扰府城，屡经亲率官兵，出城迎捕堵杀，将弁用命，义民争先，奋勇协剿，“接仗数次，共枪炮打死贼匪二千余人”，生擒正法者五十余名，贼目庄锡舍悔罪投诚，带领所属二千余人，随同官兵杀退敌兵。乾隆帝十分高兴，下谕嘉奖常青能预先设法防堵，相机堵剿，筹划调度，俱合机宜，年逾七十，尚能如此勇往督战，赏其御用玉扳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及库纱、香珠、香牌、香袋、宫扇等物，赏其子笔帖式喜明为三等侍卫，命其驰驿前往台湾省亲，对有功和伤亡官兵厚加升赏。他又以庄锡舍能招集泉州义民，立功赎罪，赏其守备职衔，其属下有功人员，分给千把总等职衔。
此时常青统辖之兵，共有二万名援兵和台湾额设之数千名戍兵(名为一万二千余，实仅数千)，将近三万人，加上各庄“义民”，人数也相当可观，而且还得到皇上大力支持，格外优遇，如若他调度有方，勇猛冲杀，进展会相当快的。但是，乾隆帝这次在任用将帅上，又失误了，严重地影响了征剿的顺利进行。
被皇上钦授为统帅的将军常青，果真是圣谕所说优于“督率搜捕”？不，这只是天子的想象而已。常青原是一官宦之子，父安图任至江西巡抚。常青庸懦无能，但很会寻找门路，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将军、福州将军，乾隆五十一年初，署闽浙总督，旋实授。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常青奉旨入台，此时，台民以为青系总督，过去又历任都统、将军，“当知兵，人心稍定”。粤兵四千于四月中抵台，恒瑞、蓝元枚亦各率兵至，乾隆帝又以失律罪诛总兵郝状猷，“于是诸将咸思进兵”。林爽文、庄大田虽领部攻打府城、诸罗及粤民村庄，然“势力尚未张大，各村民俱未为所胁也”。在这援兵齐集、将弁思战、“义民”鼎助的有利时刻，如果常青指挥得当，集兵猛攻，局势定会改观。
可是这位钦差将军，只擅长于虚报战功，交结权贵，巴结上权相和，拥有强大的靠山，对于兵法却一窍不通，更胆小如鼠，极畏征战。史称其为“和相私人”，“老而耄”，“畏葸”，“日夜惟涕泣而已”。五月二十四日，诸将决定出师，“城中市民咸设犒酒以待”。第二日，庄大田、林爽文率会党一万余人合攻府城，各庄埋伏的会党不计其数，常青刚领军出城，立即交战。“常青战栗，手不能举鞭，于军中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即策马遁。诸将因之即退，贼大欢跃而归。青入城，即令闭关，又请兵一万”。这样一来，战局立即发生了严重不利于官兵的转变，义军势力迅速扩展。“贼得以暇蚕食各村，不从者辄杀，于是遍域皆贼矣。庄大田驱以扰府城，林爽文驱以扰诸罗，势益炽”，数月之内，“贼已增十万矣”。
庄大田屡攻府城，并夺占附近村庄及笨港，使府城与诸罗县城及彰化的鹿仔港之间，水陆交通中断。于是，将军常青、参赞恒瑞困居郡城，周围十里以内村庄俱被庄大田属下会员占据。参赞蓝元枚驻鹿仔港，兵力单薄，“四面受敌”，在六月中奏请添兵五千名，随因积劳成病，得了痢疾，于八月十八日去世，总兵普吉保代统其众。台湾总兵柴大纪统兵四千死守诸罗。官兵陷入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
由于诸罗城据南北之中，为府城屏障，不攻下诸罗，难以夺取郡城占据全台，故林爽文早在二月十二日、二十六日，三月初二、二十九日，四月初四、初十、十二日，率领义军万余，多次猛攻诸罗县城，并遣大批会员进袭附近村庄。六月中起，林爽文率部将诸罗团团围住，日夜进攻。义军还使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分路进犯。柴大纪虽多次派遣急使向将军常青求援，常青却以自保为重，仅于六月先后派总兵魏大斌领兵一千五百名、游击田蓝玉率卒一千名前往，但魏、田畏敌怯战，一遇义军拦阻，即逗留不前。
常青虽怯于攻战，却擅长说谎。明明是六月初八、初十日大营遭受庄大田部猛烈攻击，凤山东港、诸罗笨港及盐水港被义军“占扰”，“粮路不通”，常青却伪报战功，声称“臣等分派在营将弁，一面分路截杀，一面飞赴桶盘栈堵御，杀贼一百余人”，并“酌派兵民堵御”。更妙的是六月中旬的一份奏折。常青奏：据柴大纪禀报，敌军“攻踞盐水港”，已拨兵一千前往，诸罗县城驻兵太少，请速添兵救援，现已派魏大斌往援。“贼众围攻盐水港，固意在诸罗，而实觊觎府城，臣等扎营府城以南，未敢移动，俟添调官兵到齐，相机剿捕”。②常青此奏，本意在于说明自己应当统率大兵坐守郡城，不宜离城往北救援诸罗，为其惧敌怯战不亲救诸罗之举辩解，不料，皇上的判断和决策，却与此奏完全相反。
七月十二日，乾隆帝就常青之折降旨：盐水港在诸罗之南，笨港在诸罗之北，“皆为运粮要路，今俱有贼匪抢占，以绝粮饷，诸罗势甚迫急，所关甚重。看来贼人狡计，竟系因大兵俱在府城，诸罗一路兵势单弱，故作窥伺府城，以牵缀官兵，使常青等不能远离该处营盘，而其意实欲断我粮道，攻逼诸罗县城。若诸罗有失，则台湾府城势更孤悬，四面受敌，大有关系”。著常青于总兵、副将内择其奋勇可靠者拨派一员，令其固守营盘。“常青等竟拣选精锐，亲自带领，同侍卫、章京、将备等数人，直趋北路，前至诸罗，会同柴大纪，并力擒渠捣穴。或再派劲旅，将盐水港屯占贼匪悉力歼除，打通粮道，此为上策”。昨已有旨，令蓝元枚带兵前往盐水港，剿杀敌军后，“自南而北，星赴诸罗，接应柴大纪”，扫除笨港会党。柴大纪处得此两路兵力接应，盐水港、笨港道路肃清，米粮通运，南北声势连络，“人心自定，似于进剿机宜，极为得力。著常青、蓝元枚酌量情形，迅速筹办，断不可坐失事机”。
常青接谕后，不得不于七月派总兵蔡攀龙、副将贵林等往援诸罗。蔡攀龙等几经周折，才于八月二十日抵达城外，遭义军围击，伤亡惨重，贵林及游击杨起麟等阵亡。柴大纪派兵出迎，始将蔡攀龙及其残部七八百人与运饷义民三千人接应入城。魏大斌、田蓝玉亦因严令督促，不得不率军前进，损兵大半，始入诸罗。
林爽文深知诸罗之重要，“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经过大半年的征战，义军已逐渐学会一些战阵之法和攻城之术。林爽文用大木板制成大车，“中藏枪炮”，名叫吕公车，以数百人牵引，“击城北堞”，并用火箭射雉楼，想方设法猛烈攻击，同时，又断绝粮道，严禁米粮入城。县城被围日久，粮草奇缺，弹药不足，形势异常危急。柴大纪几次差派“敢死士突围出，请救于常青”，不料，这位曾被皇上赞誉为优于督捕的大帅，竟拒柴之请，还幸灾乐祸地讥笑说：“若是呆汉，适足以予贼，始快余心也”，置之不理。
常青虽然能够对柴大纪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手段，但他也知道事关重大，不能解救诸罗之危，不能削平会党，将面临灭门之灾，因此，向和求救，“密札哀乞和相，请以他将往代。”和找到合适的机会，向帝奏报。常青又直接奏请皇上“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并请再调广东兵四千、京兵一千、贵州兵二千。
乾隆帝读过常青奏折后，，于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降四旨，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派伊辙布、德明额等官往福建，交与常青、李侍尧差遣，办理军需粮饷。其二，允准常青添兵之请，但因北京、湖广、贵州离闽遥远，“且长途调拨，迹涉张皇”，改令调广东绿营兵六千、广东驻防满兵一千五百名、浙省驻防满兵一千、乍浦驻防满兵五百名，再加上福建绿营兵二千名，共一万一千名，即速前赴台湾。其三，传谕常青等用兵之法。“常青等统兵进剿，遇贼蜂拥前来抗拒，乍见兵少贼多，未免惊惶”，现已调兵一万一千名，以九千名往府城常青处，以二千名赴鹿仔港，助蓝元枚。其四，派福康安前往台湾督办军务。常青本由都统、将军甫经简授总督，“更事未多”，其已年逾七旬，“精神未能周到”。“常青等昨奏请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其意未必非自揣难以胜任，欲朕另简大臣，前往督办军务”。此事自应阿桂前往，但其亦系年逾七十之人，不忍令其远涉重洋，和又难以分身。将来派出的领兵大臣如海兰察等人，亦非常青、李侍尧所能统辖驾驭。福康安年富力强，于军旅素为谙练，又能驾驭海兰察等，“以之前往督办，足资倚任”。著陕甘总督福康安即来行在陛见，预备差遣。
此后，乾隆帝又陆续发现常青惧敌株守等等谬误，多次谕斥其非。七月二十日他谕军机大臣：“常青、恒瑞奏加派官兵应援诸罗一折，所办着着皆错”。柴大纪现在诸罗，被会党围攻，“四处断绝粮道，又请添兵救援，常青等即应领将备亲身速统大兵前往接应”，乃仅零星派拨少数士卒前往，“伊等在府城，又何曾杀戮多贼能进尺寸之地哉？”“看来该将军等此时竟茫无主见，一错百错”，著严行申饬，令其直赴诸罗，“勿再株守坐待，以致老师糜饷，坐失事机，自取重戾”。
过了六天，七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本日询问常青派遣赍送奏折的差弁饶成龙，得知常青扎营之桶盘栈，离庄大田屯驻的南潭，只有五里。常青至台已有数月，“早应统领大兵，将贼目庄大田先行剿除，乃惟知结营自守，似此肘腋之间，任其逼处，竟不思乘势攻剿，实不可解”，著即令其剿洗。③
因常青一再违旨，株守郡城，不援诸罗，乾隆帝十分生气，于八月二十二日又谕军机大臣：常青既不舍南趋北，又不“将南路之贼乘势剿除，岂在台湾坐守终老即能了事乎”！常青年老，“留于军营，亦属无益”，福康安到台湾后，如必须让其帮办，即留常青于军营，“若留彼无用”，即令其来京陛见。不久，帝又谕令常青“留驻府城，督率剿捕”。
常青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抵台，至十一月初福康安到台湾为止，当了八个月大帅，一事无成，而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却利用这位贪生怕死的庸帅之无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节指挥得当三月“平台”。
一、新帅福康安上疏示怯乾隆帝力言必胜之因。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乾隆皇帝下谕，派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接替常青，督办军务。七月二十七日，又谕派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侍卫章京拜唐阿二十名前往台湾，剿灭义军。八月初二日，他又下谕，授福康安为将军，调湖南、湖北、贵州绿营兵各二千名及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名，增援台湾。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福康安的奏折送到皇上面前。福康安奏：“臣遵旨在途拆阅常青等奏折，知南北两路官兵尚未得手，所称兵力不足，似属实在情形”。现虽有添调的浙粤官兵陆续配渡前往，但该兵丁等向未出征，恐不能十分得力。至于柴大纪，力捍孤城，坐困已及两月，常青虽派蔡攀龙等带兵往援，而兵力不多，亦难即时进剿。如于郡城各营中，拨兵前往援救，“而贼人狡计百出”，见官兵全集诸罗，又恐乘虚滋扰郡城。“臣通盘筹划”，所有前奉谕旨征调的贵州、湖北、湖南及四川“屯练降番”兵八千名，恳请皇上严饬各督抚速拨赴闽，听候调用。
福康安此奏，颇有“畏难”、“畏怯之意”，原因何在？是福康安老朽因循，或是胆小惧战？看来都不像。此时福康安正处在年富力强勇于创功立业之时，而且蒙受皇上特殊恩宠。福康安乃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子、孝贤皇后之侄，很早就荣任头等侍卫、户部侍郎、副都统。乾隆三十八年起，福康安参加二征金川之役，任领队大臣，多次率兵攻取敌军险碉，军功卓著。平金川后，福康安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图形于紫光阁，赐御用鞍辔马和双眼花翎，擢都统，相继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署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并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总管健锐营官兵大臣、后护大臣等职。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田五等起义，福康安蒙帝授为钦差大臣和陕甘总督，同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领兵往征，旋因大学士阿桂被授为将军，福康安才改为参赞大臣。福康安等抵达甘肃后，奋勇进攻，很快就将起义打压下去，皇上大喜，晋其为嘉勇侯，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升任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
这样一位正在勇建功勋的大帅，居然在蒙帝钦派为征台将军时，呈上“畏难”之折，显然是有原因的，简而言之就是他认为 义军太强，官兵太弱，难以速见其效。此时，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多达一二十万人。台湾全府，除郡城、诸罗县城及鹿仔港等少数港口村庄外，广大地区已为义军占据。官军连遭失败，士气低下，畏敌惧战，动辄溃逃。将军常青统率重兵，龟缩郡城，对五里之外的庄大田部营盘，不敢稍有冒犯。福建水师提督、参赞柴大纪困守诸罗，局势险迫，危在旦夕。柴虽多次飞章告急，常青就是不敢亲领大军往援。尽管朝廷一再督促，福州将军、参赞恒瑞被迫带兵五千进据盐水港，距诸罗仅四十里，总兵普吉保有兵五六千久驻鹿仔港，后进驻元长庄、月眉庄，离诸罗县城仅五里，皆畏敌势强大，不敢死战却敌，解救诸罗之围，而长期坐守。
出现这种十分危急的局面，并不是由于将军常青统辖之兵太少。乾隆皇帝在八月二十二日斥责常青胆怯无能时说：“今常青原带之兵，已较黄仕简在彼时为多，又经陆续添调闽省及粤东、浙江绿营驻防兵，共计不下二万，兵力如此厚集，而复何所借口，常青可不勉图进取稍赎前愆耶？”黄仕简、任承恩攻会党时，统辖增台援军一万三千余名，常青赴台时还多于此数，再加上续调之兵二万，以及台湾府额兵一万二千余，总数约在五万名左右。常青拥兵五万，尚且不能削平义军，且局势迅速恶化，诸罗县城旦夕不保，全台尽失之日不远。在这样危险形势下，朝廷只增派贵州、湖北、湖南各绿营兵二千和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一共八千名，这样数目的援兵，能改变台湾危局吗？可能性不大。
在此前后，乾隆帝又连续下谕，指授用兵方略，勉励将弁奋战。他在三月二十七日降旨：若必待粤兵至台，始行进剿，则“竟须至五月，岂不旷日持久”。著常青将台湾现有之兵，“择其精壮者，亲身带至大里贼巢，痛加歼戮，将首犯林爽文擒获，其余附从，自纷纷瓦解，固属甚善”。若台湾之兵“实不可恃，必须接济”，则待粤兵到后再进攻。四月初一日，他又降谕给军机大臣，强调集中兵力征剿。他说：康熙年间进剿朱一贵，不及一月即成功，“盖由大兵会合一路，由厦门进攻，声威壮盛，贼匪望风胆落，故能一举歼灭”。此次黄仕简、任承恩系分路渡台，其余将弁又各由别途陆续起行，“已觉兵势稍分”。二人赴台后，理应会合，“厚集兵力，直捣贼巢，将首恶缚擒，余党自必瓦解”，乃二将仅派拨各将“零星打仗，四处堵御，以致贼匪从而生心，得由山径绕道蔓延，各处啸聚，官兵转为所牵制，兵分而力见单”，幸而敌军未施巧计，否则“岂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辙耶”？“著常青抵台湾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以期兵威壮盛，士气振奋，专力全赴贼巢搜剿，断不可又蹈黄仕简、任承恩故辙，轻分兵力，观望迟延，俾贼匪得以四散牵制，蒇事致稽时日也”。
过了两天，四月初三日，因李侍尧奏林爽文于家乡“掘壕放水，多筑土墙，安设炮位”，他又降旨：“贼党盘踞穴巢，以图并力固守，看其光景，别无他图窜匿之计，转可聚而歼戮，其事尚属易办”。但恐大兵云集，四路围攻，敌军计穷力蹙，窜入内山，致稽缓时日，著常青抵台后，“即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拣派精锐，亲行带领”，直赴敌巢，“奋力围剿，务将首恶林爽文一鼓擒获，余党歼除净尽”；至于堵其后路，不使窜入内山，则责令柴大纪戴罪立功，“专力堵御”。若其能拿获首犯，不使余党一名漏网，则可宥其前罪，并录其功，否则惟柴是问。不久，因常青奏请遣派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侍卫、章京前往带兵进剿，他于四月十三日下谕，派乌什哈达等八员即日起程，星驰前往。
四月二十日，闽浙总督李侍尧之折到京。李侍尧奏称：凤山再失之后，“贼匪益肆滋扰，府城现添雇乡勇万余人。又彰化县属，仅存鹿仔港一处尚在固守，各村老幼男妇来避匿者不下万余入，无处得食。经该道府等请拨银十万两，米十万石，接济赈恤。臣以乡勇本义民所雇，固属急公向义，实亦自卫身家，避难民妇应于剿匪事竣，量为安插抚恤，是以概行议驳。”素以干练著称的李侍尧，这次却犯了一个特大错误。如果真的实行这一办法，必将驱使数以万计的难民投入林爽文军中，严重削弱官兵的实力，使地方更加混乱。乾隆帝读过此折，立即下谕，斥责李之谬误。他说：李侍尧在厦门一带筹办照料，“当以催兵徐渡，接济军储粮饷为要，余可徐论”。乃李惟虑多用钱粮，恐事竣后难于报销，止将常青咨取银十万两解往，而对该道府呈请之银十万两、米十万石概行议驳，“所见甚属错谬”。著李侍尧即将此银、米“速行照数运往，以备接济”，并著常青就近酌量将多余兵粮，“散给贫民，务使不致逃散，方为妥协。不然，非去而从贼，即穷极抢夺，皆足偾事。况乡勇义民既为国家御贼，兼可卫其资产，是以为我出力，今既日久赔垫，既有阵伤亡故，又不能保其所有，亦必逃散从贼，兵丁弁备尚难望其枵腹从事，而况此众民乎！”“前据常青奏称，贼匪将所掠粮米，广为散给，要结人心，以致日积月众。岂阅时未久，该督遽至忘怀耶！著传旨严行申饬”。③。
过了七天，四月二十七日，常青于三月发出的奏折送到京师。常青奏：庄大田率部侵扰府城，屡经亲率官兵，出城迎捕堵杀，将弁用命，义民争先，奋勇协剿，“接仗数次，共枪炮打死贼匪二千余人”，生擒正法者五十余名，贼目庄锡舍悔罪投诚，带领所属二千余人，随同官兵杀退敌兵。乾隆帝十分高兴，下谕嘉奖常青能预先设法防堵，相机堵剿，筹划调度，俱合机宜，年逾七十，尚能如此勇往督战，赏其御用玉扳指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及库纱、香珠、香牌、香袋、宫扇等物，赏其子笔帖式喜明为三等侍卫，命其驰驿前往台湾省亲，对有功和伤亡官兵厚加升赏。他又以庄锡舍能招集泉州义民，立功赎罪，赏其守备职衔，其属下有功人员，分给千把总等职衔。
此时常青统辖之兵，共有二万名援兵和台湾额设之数千名戍兵(名为一万二千余，实仅数千)，将近三万人，加上各庄“义民”，人数也相当可观，而且还得到皇上大力支持，格外优遇，如若他调度有方，勇猛冲杀，进展会相当快的。但是，乾隆帝这次在任用将帅上，又失误了，严重地影响了征剿的顺利进行。
被皇上钦授为统帅的将军常青，果真是圣谕所说优于“督率搜捕”？不，这只是天子的想象而已。常青原是一官宦之子，父安图任至江西巡抚。常青庸懦无能，但很会寻找门路，自宁郡王府长史累迁察哈尔都统、杭州将军、福州将军，乾隆五十一年初，署闽浙总督，旋实授。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常青奉旨入台，此时，台民以为青系总督，过去又历任都统、将军，“当知兵，人心稍定”。粤兵四千于四月中抵台，恒瑞、蓝元枚亦各率兵至，乾隆帝又以失律罪诛总兵郝状猷，“于是诸将咸思进兵”。林爽文、庄大田虽领部攻打府城、诸罗及粤民村庄，然“势力尚未张大，各村民俱未为所胁也”。在这援兵齐集、将弁思战、“义民”鼎助的有利时刻，如果常青指挥得当，集兵猛攻，局势定会改观。
可是这位钦差将军，只擅长于虚报战功，交结权贵，巴结上权相和，拥有强大的靠山，对于兵法却一窍不通，更胆小如鼠，极畏征战。史称其为“和相私人”，“老而耄”，“畏葸”，“日夜惟涕泣而已”。五月二十四日，诸将决定出师，“城中市民咸设犒酒以待”。第二日，庄大田、林爽文率会党一万余人合攻府城，各庄埋伏的会党不计其数，常青刚领军出城，立即交战。“常青战栗，手不能举鞭，于军中大呼曰：贼砍老子头矣！即策马遁。诸将因之即退，贼大欢跃而归。青入城，即令闭关，又请兵一万”。这样一来，战局立即发生了严重不利于官兵的转变，义军势力迅速扩展。“贼得以暇蚕食各村，不从者辄杀，于是遍域皆贼矣。庄大田驱以扰府城，林爽文驱以扰诸罗，势益炽”，数月之内，“贼已增十万矣”。
庄大田屡攻府城，并夺占附近村庄及笨港，使府城与诸罗县城及彰化的鹿仔港之间，水陆交通中断。于是，将军常青、参赞恒瑞困居郡城，周围十里以内村庄俱被庄大田属下会员占据。参赞蓝元枚驻鹿仔港，兵力单薄，“四面受敌”，在六月中奏请添兵五千名，随因积劳成病，得了痢疾，于八月十八日去世，总兵普吉保代统其众。台湾总兵柴大纪统兵四千死守诸罗。官兵陷入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
由于诸罗城据南北之中，为府城屏障，不攻下诸罗，难以夺取郡城占据全台，故林爽文早在二月十二日、二十六日，三月初二、二十九日，四月初四、初十、十二日，率领义军万余，多次猛攻诸罗县城，并遣大批会员进袭附近村庄。六月中起，林爽文率部将诸罗团团围住，日夜进攻。义军还使用大板木车，中藏枪炮，分路进犯。柴大纪虽多次派遣急使向将军常青求援，常青却以自保为重，仅于六月先后派总兵魏大斌领兵一千五百名、游击田蓝玉率卒一千名前往，但魏、田畏敌怯战，一遇义军拦阻，即逗留不前。
常青虽怯于攻战，却擅长说谎。明明是六月初八、初十日大营遭受庄大田部猛烈攻击，凤山东港、诸罗笨港及盐水港被义军“占扰”，“粮路不通”，常青却伪报战功，声称“臣等分派在营将弁，一面分路截杀，一面飞赴桶盘栈堵御，杀贼一百余人”，并“酌派兵民堵御”。更妙的是六月中旬的一份奏折。常青奏：据柴大纪禀报，敌军“攻踞盐水港”，已拨兵一千前往，诸罗县城驻兵太少，请速添兵救援，现已派魏大斌往援。“贼众围攻盐水港，固意在诸罗，而实觊觎府城，臣等扎营府城以南，未敢移动，俟添调官兵到齐，相机剿捕”。②常青此奏，本意在于说明自己应当统率大兵坐守郡城，不宜离城往北救援诸罗，为其惧敌怯战不亲救诸罗之举辩解，不料，皇上的判断和决策，却与此奏完全相反。
七月十二日，乾隆帝就常青之折降旨：盐水港在诸罗之南，笨港在诸罗之北，“皆为运粮要路，今俱有贼匪抢占，以绝粮饷，诸罗势甚迫急，所关甚重。看来贼人狡计，竟系因大兵俱在府城，诸罗一路兵势单弱，故作窥伺府城，以牵缀官兵，使常青等不能远离该处营盘，而其意实欲断我粮道，攻逼诸罗县城。若诸罗有失，则台湾府城势更孤悬，四面受敌，大有关系”。著常青于总兵、副将内择其奋勇可靠者拨派一员，令其固守营盘。“常青等竟拣选精锐，亲自带领，同侍卫、章京、将备等数人，直趋北路，前至诸罗，会同柴大纪，并力擒渠捣穴。或再派劲旅，将盐水港屯占贼匪悉力歼除，打通粮道，此为上策”。昨已有旨，令蓝元枚带兵前往盐水港，剿杀敌军后，“自南而北，星赴诸罗，接应柴大纪”，扫除笨港会党。柴大纪处得此两路兵力接应，盐水港、笨港道路肃清，米粮通运，南北声势连络，“人心自定，似于进剿机宜，极为得力。著常青、蓝元枚酌量情形，迅速筹办，断不可坐失事机”。
常青接谕后，不得不于七月派总兵蔡攀龙、副将贵林等往援诸罗。蔡攀龙等几经周折，才于八月二十日抵达城外，遭义军围击，伤亡惨重，贵林及游击杨起麟等阵亡。柴大纪派兵出迎，始将蔡攀龙及其残部七八百人与运饷义民三千人接应入城。魏大斌、田蓝玉亦因严令督促，不得不率军前进，损兵大半，始入诸罗。
林爽文深知诸罗之重要，“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围，连日夕不止”。经过大半年的征战，义军已逐渐学会一些战阵之法和攻城之术。林爽文用大木板制成大车，“中藏枪炮”，名叫吕公车，以数百人牵引，“击城北堞”，并用火箭射雉楼，想方设法猛烈攻击，同时，又断绝粮道，严禁米粮入城。县城被围日久，粮草奇缺，弹药不足，形势异常危急。柴大纪几次差派“敢死士突围出，请救于常青”，不料，这位曾被皇上赞誉为优于督捕的大帅，竟拒柴之请，还幸灾乐祸地讥笑说：“若是呆汉，适足以予贼，始快余心也”，置之不理。
常青虽然能够对柴大纪采取这种极端错误的手段，但他也知道事关重大，不能解救诸罗之危，不能削平会党，将面临灭门之灾，因此，向和求救，“密札哀乞和相，请以他将往代。”和找到合适的机会，向帝奏报。常青又直接奏请皇上“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并请再调广东兵四千、京兵一千、贵州兵二千。
乾隆帝读过常青奏折后，，于六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降四旨，讲了四个问题。其一，派伊辙布、德明额等官往福建，交与常青、李侍尧差遣，办理军需粮饷。其二，允准常青添兵之请，但因北京、湖广、贵州离闽遥远，“且长途调拨，迹涉张皇”，改令调广东绿营兵六千、广东驻防满兵一千五百名、浙省驻防满兵一千、乍浦驻防满兵五百名，再加上福建绿营兵二千名，共一万一千名，即速前赴台湾。其三，传谕常青等用兵之法。“常青等统兵进剿，遇贼蜂拥前来抗拒，乍见兵少贼多，未免惊惶”，现已调兵一万一千名，以九千名往府城常青处，以二千名赴鹿仔港，助蓝元枚。其四，派福康安前往台湾督办军务。常青本由都统、将军甫经简授总督，“更事未多”，其已年逾七旬，“精神未能周到”。“常青等昨奏请派一大员，到台湾督办军需，其意未必非自揣难以胜任，欲朕另简大臣，前往督办军务”。此事自应阿桂前往，但其亦系年逾七十之人，不忍令其远涉重洋，和又难以分身。将来派出的领兵大臣如海兰察等人，亦非常青、李侍尧所能统辖驾驭。福康安年富力强，于军旅素为谙练，又能驾驭海兰察等，“以之前往督办，足资倚任”。著陕甘总督福康安即来行在陛见，预备差遣。
此后，乾隆帝又陆续发现常青惧敌株守等等谬误，多次谕斥其非。七月二十日他谕军机大臣：“常青、恒瑞奏加派官兵应援诸罗一折，所办着着皆错”。柴大纪现在诸罗，被会党围攻，“四处断绝粮道，又请添兵救援，常青等即应领将备亲身速统大兵前往接应”，乃仅零星派拨少数士卒前往，“伊等在府城，又何曾杀戮多贼能进尺寸之地哉？”“看来该将军等此时竟茫无主见，一错百错”，著严行申饬，令其直赴诸罗，“勿再株守坐待，以致老师糜饷，坐失事机，自取重戾”。
过了六天，七月二十六日，他又降旨：本日询问常青派遣赍送奏折的差弁饶成龙，得知常青扎营之桶盘栈，离庄大田屯驻的南潭，只有五里。常青至台已有数月，“早应统领大兵，将贼目庄大田先行剿除，乃惟知结营自守，似此肘腋之间，任其逼处，竟不思乘势攻剿，实不可解”，著即令其剿洗。③
因常青一再违旨，株守郡城，不援诸罗，乾隆帝十分生气，于八月二十二日又谕军机大臣：常青既不舍南趋北，又不“将南路之贼乘势剿除，岂在台湾坐守终老即能了事乎”！常青年老，“留于军营，亦属无益”，福康安到台湾后，如必须让其帮办，即留常青于军营，“若留彼无用”，即令其来京陛见。不久，帝又谕令常青“留驻府城，督率剿捕”。
常青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抵台，至十一月初福康安到台湾为止，当了八个月大帅，一事无成，而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却利用这位贪生怕死的庸帅之无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节指挥得当三月“平台”。
一、新帅福康安上疏示怯乾隆帝力言必胜之因。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乾隆皇帝下谕，派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接替常青，督办军务。七月二十七日，又谕派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侍卫章京拜唐阿二十名前往台湾，剿灭义军。八月初二日，他又下谕，授福康安为将军，调湖南、湖北、贵州绿营兵各二千名及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名，增援台湾。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钦差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将军福康安的奏折送到皇上面前。福康安奏：“臣遵旨在途拆阅常青等奏折，知南北两路官兵尚未得手，所称兵力不足，似属实在情形”。现虽有添调的浙粤官兵陆续配渡前往，但该兵丁等向未出征，恐不能十分得力。至于柴大纪，力捍孤城，坐困已及两月，常青虽派蔡攀龙等带兵往援，而兵力不多，亦难即时进剿。如于郡城各营中，拨兵前往援救，“而贼人狡计百出”，见官兵全集诸罗，又恐乘虚滋扰郡城。“臣通盘筹划”，所有前奉谕旨征调的贵州、湖北、湖南及四川“屯练降番”兵八千名，恳请皇上严饬各督抚速拨赴闽，听候调用。
福康安此奏，颇有“畏难”、“畏怯之意”，原因何在？是福康安老朽因循，或是胆小惧战？看来都不像。此时福康安正处在年富力强勇于创功立业之时，而且蒙受皇上特殊恩宠。福康安乃一等忠勇公傅恒之子、孝贤皇后之侄，很早就荣任头等侍卫、户部侍郎、副都统。乾隆三十八年起，福康安参加二征金川之役，任领队大臣，多次率兵攻取敌军险碉，军功卓著。平金川后，福康安以功封三等嘉勇男，图形于紫光阁，赐御用鞍辔马和双眼花翎，擢都统，相继任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署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并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总管健锐营官兵大臣、后护大臣等职。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田五等起义，福康安蒙帝授为钦差大臣和陕甘总督，同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领兵往征，旋因大学士阿桂被授为将军，福康安才改为参赞大臣。福康安等抵达甘肃后，奋勇进攻，很快就将起义打压下去，皇上大喜，晋其为嘉勇侯，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升任协办大学士，仍留陕甘总督任。
这样一位正在勇建功勋的大帅，居然在蒙帝钦派为征台将军时，呈上“畏难”之折，显然是有原因的，简而言之就是他认为 义军太强，官兵太弱，难以速见其效。此时，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多达一二十万人。台湾全府，除郡城、诸罗县城及鹿仔港等少数港口村庄外，广大地区已为义军占据。官军连遭失败，士气低下，畏敌惧战，动辄溃逃。将军常青统率重兵，龟缩郡城，对五里之外的庄大田部营盘，不敢稍有冒犯。福建水师提督、参赞柴大纪困守诸罗，局势险迫，危在旦夕。柴虽多次飞章告急，常青就是不敢亲领大军往援。尽管朝廷一再督促，福州将军、参赞恒瑞被迫带兵五千进据盐水港，距诸罗仅四十里，总兵普吉保有兵五六千久驻鹿仔港，后进驻元长庄、月眉庄，离诸罗县城仅五里，皆畏敌势强大，不敢死战却敌，解救诸罗之围，而长期坐守。
出现这种十分危急的局面，并不是由于将军常青统辖之兵太少。乾隆皇帝在八月二十二日斥责常青胆怯无能时说：“今常青原带之兵，已较黄仕简在彼时为多，又经陆续添调闽省及粤东、浙江绿营驻防兵，共计不下二万，兵力如此厚集，而复何所借口，常青可不勉图进取稍赎前愆耶？”黄仕简、任承恩攻会党时，统辖增台援军一万三千余名，常青赴台时还多于此数，再加上续调之兵二万，以及台湾府额兵一万二千余，总数约在五万名左右。常青拥兵五万，尚且不能削平义军，且局势迅速恶化，诸罗县城旦夕不保，全台尽失之日不远。在这样危险形势下，朝廷只增派贵州、湖北、湖南各绿营兵二千和四川“屯练降番”兵二千，一共八千名，这样数目的援兵，能改变台湾危局吗？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