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林爽文起兵反清乾隆帝遣军征剿(1)
第一节“庙谟”错谬台湾几失。
一、低估危局天子决策失误。
乾隆年间，虽然进入了皇上所谓之“全盛之时”，但由于长期以来土地兼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及其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各族人民反封建的斗争也在迅速发展，像乾隆三十年新疆的乌什维吾尔族人民起义，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白莲教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领导的起义，四十六年、四十九年甘肃循化苏四十三、田五领导的撒拉族、回族人民的起义，等等，规模都比较大。各地秘密结社也很流行，不断发生民变和抗租，但规模最大的还是台湾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现将其情叙述如下。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常青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奏折，送到七十六岁的乾隆皇帝面前。常青奏：“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墩拿贼遇害，县城失陷。臣闻信，飞咨水师提臣黄仕简领兵二千名，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带兵分路夹攻。臣驻泉州，与陆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调度，委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赴厦门弹压，饬沿海州县防范，咨广东、浙江督抚严查海口堵拿。”
第二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常青之折又到。常青奏：台湾郡城紧要，已派陆路提督任承恩领标兵一千二百名于鹿耳门前进，并拨各营兵候调，“先为保守郡城计”，且与水师提督声势相援。“臣于泉州、蚶江、厦门等处往来督察，派道府经理粮饷。……鹿耳门为台地咽喉，尤须厚集兵力，现添派各标营兵，候风出口”。
乾隆帝读过奏折后批示：“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皇失措，为此朕却牵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至尔等如是张皇恐惧。”“看来尔等皆过于张皇矣。岂有因一匪犯，使阖省以及邻疆，皆怀恐惧之理。”②。
身为福建、浙江二省之长的封疆大吏常青总督，连上奏折，呈述军情紧急，一再调兵遣将，渡海征剿，而君临天下的皇上弘历，却指责其“张皇失措”，恐惧万分，将林爽文起事看成是以往台湾常有的小型械斗，不须大动干戈。究竟是常青夸大其词小题大做，还是乾隆帝低估敌情判断失误，这就要由历史来作出结论了。事实证明，乾隆帝对台湾府形势的判断，是十分错误的。
他在三个主要问题的分析上出了差错。其一，民风不明。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为清军统一以后，设台湾府，隶于福建，下辖台湾、凤山、彰化、诸罗四县，府治在台湾县城。台湾府南北长二千八百余里，东西五百余里，横亘海中，距澎湖约二百里，离厦门约五百里。台湾府居民包括土著高山族和福建及广东漳州、泉州、潮州等沿海州县移入台湾的汉民。移民多系违禁私渡，许多人历尽艰险才到达台岛，清廷又在相当长时间内禁止移民的妻室儿女入台，使很多移民是孤身在台。他们还要冒着被“生番”袭掠的危险，在烟瘴侵袭的恶劣条件下开荒垦地，经过许多磨难才将荒地垦熟，安居务农。这样一来，移民的反抗精神自然相当强烈，因为，他们经过了险恶条件的磨炼，好不容易才拥有了自己的庄房和田地，即使是佃农，也拥有永佃权，收入远远高于内地，谁要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必然拼死相抗。为了生存，为了不受人欺侮，台民往往结社成派，地区观念很强，闽粤移民之间，以及闽粤内部各州县移民之间，常生械斗，抗官杀吏之事变层出不穷，使不少官员视台湾为难治之地。到了乾隆中年以后，这种情形更日益突出。原礼亲王昭？对此评述说：
“六十余年以来(雍正以后），地大物博，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水师提督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淡水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民益轻官吏。”
曾在征剿林爽文起义时为闽浙总督李侍尧幕僚的史家赵翼，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他说：
“台湾不宜有乱也，土沃产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简，夜户不闭。然而未尝三十年不乱，其乱非外寇，而皆内贼，朱一贵、林爽文其尤著者也。……漳、泉、惠、潮之民日众，寄籍分党，蘖牙其间，守土官又日削之，于是民益 轻视吏。及其树帜械斗，动以万计，将士不能弹治，惟以虚声胁和，于是民益轻视兵。”
对于台民“轻生好勇，慷慨悲歌”，敢于反抗的精神，乾隆帝是知之太少了。
乾隆帝判断的另外两个失误，是低估了林爽文起义的势力，夸大了官兵的军威。他在指责闽浙总督常青“纷纷调遣，迹涉张皇”的谕旨中宣称：“贼匪幺么乌合，黄仕简到彼，督率该镇道，尽力堵御，无难立就扑灭。”这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简直是胡言乱语。
林爽文等起义人员，绝非可以轻易消灭的小股“残匪”之乌合之众，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反清义军。林爽文原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于乾隆三十八年十六岁时随父迁至台湾府彰化县大里庄居住。林爽文赶过车，当过县衙门捕役，但更多的时间是务农垦田，家产日益富裕。庄子距县城二十余里，逼近内山，溪流交错。乾隆四十八年平和县人严烟到达台湾，传天地会，林爽文待其为客，随从入会。彰化县的刘升、陈泮、王芬，诸罗县的杨光勋、黄钟，淡水的林小文、王作，凤山县的庄大田等，相继入会。庄大田也是平和县人，随父渡台，初寄籍于诸罗，后迁至凤山仔港庄，力农致富，周恤贫穷，以侠义闻于乡，与林爽文时通书信，成为莫逆之交。天地会的影响迅速扩大，会员急剧增多。
与此相反的是官兵的实力却在不断减弱。此时，清在台湾设有总兵官一员，驻府治，副将一员，驻彰化，左营守备驻诸罗，右营守备驻竹堑，共辖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另有水师副将一员，统兵二千名，驻澎湖。台湾这一万二千余名兵士，皆从内地派拨，调自福建各营，三年一换，不用台民。台湾吏治败坏，营伍废弛，不仅府州县官贪婪不法，总兵、副将等武官亦大谋私利，聚敛钱财。他们采取的主要敛银手段是卖放戎兵，将大批兵士私遣归返内地贸易，收受贿银，留在台湾的兵卒，亦令其每月缴钱，听其在营外住宿，“开赌窝娼，贩卖私盐”，“经年并不操演”，以致“存营兵少”，号称额兵一万余，实仅有兵数千，而且，技艺生疏，怯战畏敌。
乾隆帝要想以这衰朽不堪的几千名弱卒，去打压众达数万的义军，而且要求立即扑灭，岂不是白日做梦。他这一决策的失误，自然会严重地影响军事进剿。
二、两提督拥兵观望畏缩不前。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皇上看过闽浙总督常青第一次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之折的第二天，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之折又送到京师。任承恩奏：彰化县被林爽文攻陷，俟督臣到泉州时，“臣即登舟渡台”。“台湾贼即彰州顽民，屡次滋事，恳简重臣到闽督办”。乾隆帝没有冷静思考为什么任承恩会提出请派钦差大臣的要求。须知，任之此奏，是担有风险的，一则会被皇上认为自己无能，堂堂执掌一省绿营军队之大帅，竟然对付不了区区乌合之众；再则也会开罪于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常青，惹怒统率驻防八旗的福州将军恒瑞，求派重臣来台，自然是意味着闽浙总督与福州将军是尸位素餐，难胜敌军，才有此请，这两位大臣岂能不找机会对己报复？如果不是军情紧急，台局危险，任承恩是不会如此冒昧的。
执政五十年素以英明自诩的乾隆皇帝，照说对此情景应是了如指掌，能够妥当处理的，不料，他竟未能洞察真情，反而作了错误的批示和安排。他对任承恩欲渡台征剿，批示说，“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对其请派重臣，则批示：“更不成话，不料汝亦如此至愚。”他在痛讥任承恩愚蠢荒唐的同时，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长谕，讲述对付台湾起义之事。他说：
“此等奸民纠众滋事，不过幺么乌合。上年台湾，即有漳、泉两处匪徒械斗滋扰等案，一经黄仕简带兵前往督办，立即扑灭。今林爽文等结党横行，情事相等，该提督到彼，匪党自必望风溃散。即使该提督病后，精神照料未能周到，亦止可添派能事总兵一员，多带兵丁，前往协剿，乃任承恩竟欲亲往，岂有水陆两提督俱远涉重洋，办一匪类，置内地于不顾之理！至所请简派钦差督办，更不成话。督、抚、提、镇俱有绥靖地方之责，设一遇匪徒滋事，辄请钦派大臣督办，又安用伊等为耶？从前康熙年间，台匪朱一贵滋扰一案，全台俱已被陷，维时止系水师提督施世骠带兵渡台进剿，总督满保驻扎厦门调度，不及一月，即已收复蒇功，伊等岂竟未闻之乎？”②。
正当乾隆帝大谈不需多调兵马、削平义军易如反掌之日，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却已连下彰化、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全府丢失大半，官军困守于郡城，形势十分危急。
林爽文等人起义的经过，大致如下。早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诸罗县捐贡杨光勋与其弟监生杨功宽争财起衅，杨功宽因兄长已入天地会，有会党支持，遂另立雷公会，结党相抗。台湾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饬属下查拿，把总陈和拿获天地会会员张烈，会众“伙党抢夺”，杀死陈和，救出张烈。柴大纪偕永福赴诸罗，拿获杨功宽等五十三人，为欲大事化小，改天地会为添弟会，按光勋弟兄不和故结会相争而结案，以免牵涉上违禁的天地会而遭受朝廷责斥，果然瞒过了皇上。乾隆帝阅过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呈报上述情形的奏折后，下谕嘉奖柴大纪、永福“办理此事，尚属迅速妥协，著交部议叙”。
张烈被会友抢救出险后，同一些天地会员，逃奔林爽文处，商谋起义。五十一年十一月初，总兵柴大纪北巡至彰化，理番同知俞长庚请柴留驻统兵打压，柴大纪不从，仓皇回郡，遣游击耿世化领兵三百名，偕台湾府知府孙景燧赴彰化。彰化县知县俞峻派衙役杨振国往拘林爽文，随即查出林爽文曾“犯窃被获，系该役卖放”，即将杨振国收禁。十一月二十五日，俞峻与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至大墩，离林爽文居住之庄还有七里，不敢前行，安营驻扎，谕令村民擒拿林爽文等人献官，如不捉拿，即将村庄焚毁，并“先焚数小村怵之”。被烧的村民并非会党，纯系无辜百姓。村民极端愤怒，“号泣于道”。“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全歼官兵，斩杀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和游击耿世文。林爽文乘胜进攻彰化。此时县城只有兵士八十人，根本无力抵挡。林率众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攻下县城，杀知府孙景燧、理番同知长庚、摄知县事刘亨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冯启宗，十二月初一日又打下竹堑，杀巡检张芝馨。会众拥林爽文为盟主大元帅，驻彰化县署，建元顺天，以杨振国为副元帅，王作为征北大元帅，王芬为平海大将军。爽文以玄缎为冠，盘两金龙，结黄缨，自顶垂背，衣衮服，高坐于堂上，会众欢呼万岁。十二月初六日，林爽文又破诸罗，杀摄县事董启埏、典史钟燕超等，各地会众纷起响应，连破斗六门、南投、猫雾等处，杀县丞周大纶、陈圣传，郡中大震。台南庄大田也起于凤山。庄大田闻知林爽文起义后，与族弟大韭、大麦等号召庄民会众，椎牛歃血，造军器，树大旗，庄锡舍、王阮郭等亦各率众来会。庄大田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或称定南将军、平南将军，数日之间，众至数万，于十二月十三日攻下凤山县城，杀典史史谦，清军参将瑚图里匹马单枪狼狈逃去，知县汤大奎自尽。
台湾府一共辖有四个县，台湾县为府治之地，附郭，凤山县在府城之南八十里，诸罗县在府北一百七十里，彰化县南距府城三百九十七里。林爽文占彰化、诸罗二县，庄大田据凤山，全府去了一大半，仅剩下台湾府城，犹如孤岛。林爽文于十二月初七日，水陆两路进攻府城，水路有船数百只，陆上有兵万余，连攻三日未下。二十七日，林爽文与庄大田再次合攻，亦未能得手，撤军暂退。一些广东移民居住的“粤庄”村民，以及一些泉州、兴化移民，纠众反抗林爽文、庄大田，“各书义民字样，共相守护”，并协助官兵作战，守住了鹿仔港，斩杀和擒拿了副元帅杨振国等重要首领。
闽浙总督常青在未接到圣旨之前，已于十二月先后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总兵郝状猷，副将徐鼎士、林天洛等将，领兵一万余名援台，于五十二年正月初陆续到达台湾府城及北淡水，原驻澎湖之兵亦于十二月十四日到台湾府。
此时，增援台湾的清兵有一万三千余名，台湾本府有额设驻兵一万二千余，两者相加为二万五千余，还有广东及泉州等移民中支持清军的“义民”，人数并不少于天地会起义军。官兵军器远远超过义军，枪炮弹药皆比林爽文、庄大田部更为充裕，如果统帅调度有方，将弁奋勇，本来是会很快扭转战局的。但是，一则台湾额兵缺员太多，且极懦弱，再则更为重要的是主帅怯战畏敌。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虽然是将门之家，很早就袭封一等海澄公，历任衢州总兵、湖广提督、广东提督等职，但并未打过多少大仗，此时又年老有病，更为胆小。任承恩虽系勇将总兵任举之子，却未能继承父志刻苦习武，“素不知兵”，不过一纨绔子弟。黄仕简驻府城，“卧病床榻”，仅派台湾总兵柴大纪北取诸罗，总兵郝状猷南取凤山，自己却长期拥兵坐守郡城。柴大纪率兵二千余名，在“义民”的支持下，于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在外山部竹地方与会党交战，擒获将军廖东等人，二十二日又获军师侯辰、吴映、张请先等人及“番妇”八十余人，攻下诸罗县城。郝状猷带兵三千余名，南出二十里即为义军拦阻，顿兵四十余日，才收复离府城仅八十里的凤山空城。任承恩于正月初到达彰化县属的鹿仔港后，观望等待，不敢进攻四十里外的林爽文家乡大里军营。郝状猷因凤山县城空无居民，遂招民复业，庄大田乘机派遣会员混入城内，并于三月初四日起猛烈进攻。郝状猷虽统兵二千余名守城，但胆怯畏战，于初八日弃城而逃，遁归府城，凤山县城又落入义军手中。林爽文与庄大田分别率军攻打各地官兵和“义民”村庄，尽力截断府城与鹿仔港的联系，势力迅速发展。
面对义军的强大攻势，水师提督黄仕简与陆路提督任承恩皆胆怯惧战，一个是“株守郡城”，另一位则静坐鹿仔港，又因二人官衔相当而互不相下，“彼此观望”，只是不时檄令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分率所部，前往堵御义军在各处的进攻，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疲于奔命。清军处于严重被动的局面。
乾隆帝在批准常青派遣水陆提督赴台之后，既迫切盼望捷音，又有些担心。他于二月初一日得悉黄仕简于正月初四日抵鹿耳门、任承恩初六日到达鹿仔港的消息时下谕说：“此等幺么贼匪，原不过一时乌合，现在黄仕简、任承恩督兵会合搜剿，自无难立时扑灭。”但是，他又因黄、任俱系提督，恐其不能和衷共事协同征战，于二月初七日下谕，申斥黄、任二人，催促调任湖广总督的原闽浙总督常青渡台统辖全军。谕旨说：黄仕简、任承恩抵台已逾一月余，“何以至今尚未奏报剿贼消息”，著传旨严行申饬。“看来黄仕简、任承恩全不谙事理轻重缓急，且彼此俱系提督，不相统摄，竟有互相观望之意，于剿捕事宜不能得力”。②。
不久，当他看到军事进展迟缓，分析其因时，愈来愈察觉出二人保命避战的真情，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对二人多次斥责，并因其毫无悔改之意，而将其革职拿问。三月十四日他降下一旨：“黄仕简、任承恩始终贻误紧要军机，其咎甚重，必须拿问”。常青到台湾后，遵照前旨，先将二人摘去花翎，送回厦门。过了七天，三月二十一日，他又下一谕：台湾林爽文等纠众滋事，“水陆二提督带兵分路进剿，并不亲临行阵，定期会攻，黄仕简株守郡城，任承恩安居鹿仔港，仅派委将弁等零星打仗，二人彼此观望，不思埋根首进，惟事迁延，致贼匪日久未就扑灭”。现据李侍尧奏称：“南北两路该提镇等，各有牵制，不免坐费时日”，著将任承恩解任革职拿交刑部问罪。又过了六天，三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述台湾情形，并抄录了海防同知杨廷理禀帖。杨廷理禀称：“贼匪滋事以来，大兵仅属固守，皆以兵单难于远捕为辞，如彰化早经恢复，而任承恩驻兵鹿仔港，普吉保驻兵埔心庄，诸罗收复月余，而柴大纪驻兵城外，凤山复经收复，郝状猷分驻四门静守，黄仕简驻守郡城，以致贼匪各路啸聚。现在台湾之兵，统计一万三千有余，合之则多，分之则寡。”乾隆帝批示：“该同知所禀各情形，早在朕遥度之中，可见兵力以分而见单，伊等贻误，实由于此。”著将黄仕简革职，拿交刑部治罪。⑤。
三、庸帅常青株守郡城全台危在旦夕。
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中谕惩水陆提督黄仕简、任承恩起，到十一月初福康安至台止，这八个月征剿义军的重担，是由皇上钦派的将军常青承担的。
乾隆帝虽然低估了台湾林爽文义军的力量，但对台湾的局势仍然十分重视，很早就在人事安排上作了变动。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十日，他降下一谕：现在水陆两提督业已渡台征剿林爽文，“逆匪自无难立时扑灭。惟是海疆重地，将来善后事宜，均须妥协筹办。”湖广总督李侍尧久任封疆，虽于军旅未娴，而办理地方事务，于轻重缓急事宜，较为熟练，著将李侍尧调补浙闽总督。湖广系腹地省份，且地方宁谧无事，常青自能胜任，即将闽浙总督常青调补湖广总督。
过了十八天，正月二十八日，他因黄仕简、任承恩均系提督，难以统摄，又降一旨命常青渡台督师。谕旨说：黄、任均系提督，体制不相上下，且水陆各有所辖，难以统摄。常青对办理善后事宜，不如李侍尧谙练，“而督率搜捕，则常青为优”，著常青待李到闽后，即亲自渡台，督率剿捕。常青奉旨后，于二月二十二日至厦门，等待顺风，三月初抵达台湾府城。
一、低估危局天子决策失误。
乾隆年间，虽然进入了皇上所谓之“全盛之时”，但由于长期以来土地兼并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及其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各族人民反封建的斗争也在迅速发展，像乾隆三十年新疆的乌什维吾尔族人民起义，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白莲教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领导的起义，四十六年、四十九年甘肃循化苏四十三、田五领导的撒拉族、回族人民的起义，等等，规模都比较大。各地秘密结社也很流行，不断发生民变和抗租，但规模最大的还是台湾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现将其情叙述如下。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常青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奏折，送到七十六岁的乾隆皇帝面前。常青奏：“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县俞峻在大墩拿贼遇害，县城失陷。臣闻信，飞咨水师提臣黄仕简领兵二千名，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带兵分路夹攻。臣驻泉州，与陆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调度，委金门镇总兵罗英笈赴厦门弹压，饬沿海州县防范，咨广东、浙江督抚严查海口堵拿。”
第二日，十二月二十八日，常青之折又到。常青奏：台湾郡城紧要，已派陆路提督任承恩领标兵一千二百名于鹿耳门前进，并拨各营兵候调，“先为保守郡城计”，且与水师提督声势相援。“臣于泉州、蚶江、厦门等处往来督察，派道府经理粮饷。……鹿耳门为台地咽喉，尤须厚集兵力，现添派各标营兵，候风出口”。
乾隆帝读过奏折后批示：“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皇失措，为此朕却牵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至尔等如是张皇恐惧。”“看来尔等皆过于张皇矣。岂有因一匪犯，使阖省以及邻疆，皆怀恐惧之理。”②。
身为福建、浙江二省之长的封疆大吏常青总督，连上奏折，呈述军情紧急，一再调兵遣将，渡海征剿，而君临天下的皇上弘历，却指责其“张皇失措”，恐惧万分，将林爽文起事看成是以往台湾常有的小型械斗，不须大动干戈。究竟是常青夸大其词小题大做，还是乾隆帝低估敌情判断失误，这就要由历史来作出结论了。事实证明，乾隆帝对台湾府形势的判断，是十分错误的。
他在三个主要问题的分析上出了差错。其一，民风不明。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为清军统一以后，设台湾府，隶于福建，下辖台湾、凤山、彰化、诸罗四县，府治在台湾县城。台湾府南北长二千八百余里，东西五百余里，横亘海中，距澎湖约二百里，离厦门约五百里。台湾府居民包括土著高山族和福建及广东漳州、泉州、潮州等沿海州县移入台湾的汉民。移民多系违禁私渡，许多人历尽艰险才到达台岛，清廷又在相当长时间内禁止移民的妻室儿女入台，使很多移民是孤身在台。他们还要冒着被“生番”袭掠的危险，在烟瘴侵袭的恶劣条件下开荒垦地，经过许多磨难才将荒地垦熟，安居务农。这样一来，移民的反抗精神自然相当强烈，因为，他们经过了险恶条件的磨炼，好不容易才拥有了自己的庄房和田地，即使是佃农，也拥有永佃权，收入远远高于内地，谁要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必然拼死相抗。为了生存，为了不受人欺侮，台民往往结社成派，地区观念很强，闽粤移民之间，以及闽粤内部各州县移民之间，常生械斗，抗官杀吏之事变层出不穷，使不少官员视台湾为难治之地。到了乾隆中年以后，这种情形更日益突出。原礼亲王昭？对此评述说：
“六十余年以来(雍正以后），地大物博，俗日益淫侈，奸宄遂媒孽其间，官斯土者，又日事削。会漳、泉二府人之侨居者，各分气类，械斗至数万人，官吏不能弹治，水师提督公黄仕简率兵至，以虚声胁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为乱，竖旗结盟，公行无忌。淡水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吏歼焉，……民益轻官吏。”
曾在征剿林爽文起义时为闽浙总督李侍尧幕僚的史家赵翼，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他说：
“台湾不宜有乱也，土沃产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简，夜户不闭。然而未尝三十年不乱，其乱非外寇，而皆内贼，朱一贵、林爽文其尤著者也。……漳、泉、惠、潮之民日众，寄籍分党，蘖牙其间，守土官又日削之，于是民益 轻视吏。及其树帜械斗，动以万计，将士不能弹治，惟以虚声胁和，于是民益轻视兵。”
对于台民“轻生好勇，慷慨悲歌”，敢于反抗的精神，乾隆帝是知之太少了。
乾隆帝判断的另外两个失误，是低估了林爽文起义的势力，夸大了官兵的军威。他在指责闽浙总督常青“纷纷调遣，迹涉张皇”的谕旨中宣称：“贼匪幺么乌合，黄仕简到彼，督率该镇道，尽力堵御，无难立就扑灭。”这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简直是胡言乱语。
林爽文等起义人员，绝非可以轻易消灭的小股“残匪”之乌合之众，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反清义军。林爽文原是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于乾隆三十八年十六岁时随父迁至台湾府彰化县大里庄居住。林爽文赶过车，当过县衙门捕役，但更多的时间是务农垦田，家产日益富裕。庄子距县城二十余里，逼近内山，溪流交错。乾隆四十八年平和县人严烟到达台湾，传天地会，林爽文待其为客，随从入会。彰化县的刘升、陈泮、王芬，诸罗县的杨光勋、黄钟，淡水的林小文、王作，凤山县的庄大田等，相继入会。庄大田也是平和县人，随父渡台，初寄籍于诸罗，后迁至凤山仔港庄，力农致富，周恤贫穷，以侠义闻于乡，与林爽文时通书信，成为莫逆之交。天地会的影响迅速扩大，会员急剧增多。
与此相反的是官兵的实力却在不断减弱。此时，清在台湾设有总兵官一员，驻府治，副将一员，驻彰化，左营守备驻诸罗，右营守备驻竹堑，共辖兵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另有水师副将一员，统兵二千名，驻澎湖。台湾这一万二千余名兵士，皆从内地派拨，调自福建各营，三年一换，不用台民。台湾吏治败坏，营伍废弛，不仅府州县官贪婪不法，总兵、副将等武官亦大谋私利，聚敛钱财。他们采取的主要敛银手段是卖放戎兵，将大批兵士私遣归返内地贸易，收受贿银，留在台湾的兵卒，亦令其每月缴钱，听其在营外住宿，“开赌窝娼，贩卖私盐”，“经年并不操演”，以致“存营兵少”，号称额兵一万余，实仅有兵数千，而且，技艺生疏，怯战畏敌。
乾隆帝要想以这衰朽不堪的几千名弱卒，去打压众达数万的义军，而且要求立即扑灭，岂不是白日做梦。他这一决策的失误，自然会严重地影响军事进剿。
二、两提督拥兵观望畏缩不前。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即皇上看过闽浙总督常青第一次呈报台湾林爽文起义之折的第二天，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之折又送到京师。任承恩奏：彰化县被林爽文攻陷，俟督臣到泉州时，“臣即登舟渡台”。“台湾贼即彰州顽民，屡次滋事，恳简重臣到闽督办”。乾隆帝没有冷静思考为什么任承恩会提出请派钦差大臣的要求。须知，任之此奏，是担有风险的，一则会被皇上认为自己无能，堂堂执掌一省绿营军队之大帅，竟然对付不了区区乌合之众；再则也会开罪于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常青，惹怒统率驻防八旗的福州将军恒瑞，求派重臣来台，自然是意味着闽浙总督与福州将军是尸位素餐，难胜敌军，才有此请，这两位大臣岂能不找机会对己报复？如果不是军情紧急，台局危险，任承恩是不会如此冒昧的。
执政五十年素以英明自诩的乾隆皇帝，照说对此情景应是了如指掌，能够妥当处理的，不料，他竟未能洞察真情，反而作了错误的批示和安排。他对任承恩欲渡台征剿，批示说，“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对其请派重臣，则批示：“更不成话，不料汝亦如此至愚。”他在痛讥任承恩愚蠢荒唐的同时，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长谕，讲述对付台湾起义之事。他说：
“此等奸民纠众滋事，不过幺么乌合。上年台湾，即有漳、泉两处匪徒械斗滋扰等案，一经黄仕简带兵前往督办，立即扑灭。今林爽文等结党横行，情事相等，该提督到彼，匪党自必望风溃散。即使该提督病后，精神照料未能周到，亦止可添派能事总兵一员，多带兵丁，前往协剿，乃任承恩竟欲亲往，岂有水陆两提督俱远涉重洋，办一匪类，置内地于不顾之理！至所请简派钦差督办，更不成话。督、抚、提、镇俱有绥靖地方之责，设一遇匪徒滋事，辄请钦派大臣督办，又安用伊等为耶？从前康熙年间，台匪朱一贵滋扰一案，全台俱已被陷，维时止系水师提督施世骠带兵渡台进剿，总督满保驻扎厦门调度，不及一月，即已收复蒇功，伊等岂竟未闻之乎？”②。
正当乾隆帝大谈不需多调兵马、削平义军易如反掌之日，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起义军，却已连下彰化、凤山、诸罗三县，台湾全府丢失大半，官军困守于郡城，形势十分危急。
林爽文等人起义的经过，大致如下。早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诸罗县捐贡杨光勋与其弟监生杨功宽争财起衅，杨功宽因兄长已入天地会，有会党支持，遂另立雷公会，结党相抗。台湾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饬属下查拿，把总陈和拿获天地会会员张烈，会众“伙党抢夺”，杀死陈和，救出张烈。柴大纪偕永福赴诸罗，拿获杨功宽等五十三人，为欲大事化小，改天地会为添弟会，按光勋弟兄不和故结会相争而结案，以免牵涉上违禁的天地会而遭受朝廷责斥，果然瞒过了皇上。乾隆帝阅过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呈报上述情形的奏折后，下谕嘉奖柴大纪、永福“办理此事，尚属迅速妥协，著交部议叙”。
张烈被会友抢救出险后，同一些天地会员，逃奔林爽文处，商谋起义。五十一年十一月初，总兵柴大纪北巡至彰化，理番同知俞长庚请柴留驻统兵打压，柴大纪不从，仓皇回郡，遣游击耿世化领兵三百名，偕台湾府知府孙景燧赴彰化。彰化县知县俞峻派衙役杨振国往拘林爽文，随即查出林爽文曾“犯窃被获，系该役卖放”，即将杨振国收禁。十一月二十五日，俞峻与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至大墩，离林爽文居住之庄还有七里，不敢前行，安营驻扎，谕令村民擒拿林爽文等人献官，如不捉拿，即将村庄焚毁，并“先焚数小村怵之”。被烧的村民并非会党，纯系无辜百姓。村民极端愤怒，“号泣于道”。“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全歼官兵，斩杀知县俞峻、副将赫生额和游击耿世文。林爽文乘胜进攻彰化。此时县城只有兵士八十人，根本无力抵挡。林率众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攻下县城，杀知府孙景燧、理番同知长庚、摄知县事刘亨基、都司王宗武、署典史冯启宗，十二月初一日又打下竹堑，杀巡检张芝馨。会众拥林爽文为盟主大元帅，驻彰化县署，建元顺天，以杨振国为副元帅，王作为征北大元帅，王芬为平海大将军。爽文以玄缎为冠，盘两金龙，结黄缨，自顶垂背，衣衮服，高坐于堂上，会众欢呼万岁。十二月初六日，林爽文又破诸罗，杀摄县事董启埏、典史钟燕超等，各地会众纷起响应，连破斗六门、南投、猫雾等处，杀县丞周大纶、陈圣传，郡中大震。台南庄大田也起于凤山。庄大田闻知林爽文起义后，与族弟大韭、大麦等号召庄民会众，椎牛歃血，造军器，树大旗，庄锡舍、王阮郭等亦各率众来会。庄大田自称南路辅国大元帅，或称定南将军、平南将军，数日之间，众至数万，于十二月十三日攻下凤山县城，杀典史史谦，清军参将瑚图里匹马单枪狼狈逃去，知县汤大奎自尽。
台湾府一共辖有四个县，台湾县为府治之地，附郭，凤山县在府城之南八十里，诸罗县在府北一百七十里，彰化县南距府城三百九十七里。林爽文占彰化、诸罗二县，庄大田据凤山，全府去了一大半，仅剩下台湾府城，犹如孤岛。林爽文于十二月初七日，水陆两路进攻府城，水路有船数百只，陆上有兵万余，连攻三日未下。二十七日，林爽文与庄大田再次合攻，亦未能得手，撤军暂退。一些广东移民居住的“粤庄”村民，以及一些泉州、兴化移民，纠众反抗林爽文、庄大田，“各书义民字样，共相守护”，并协助官兵作战，守住了鹿仔港，斩杀和擒拿了副元帅杨振国等重要首领。
闽浙总督常青在未接到圣旨之前，已于十二月先后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总兵郝状猷，副将徐鼎士、林天洛等将，领兵一万余名援台，于五十二年正月初陆续到达台湾府城及北淡水，原驻澎湖之兵亦于十二月十四日到台湾府。
此时，增援台湾的清兵有一万三千余名，台湾本府有额设驻兵一万二千余，两者相加为二万五千余，还有广东及泉州等移民中支持清军的“义民”，人数并不少于天地会起义军。官兵军器远远超过义军，枪炮弹药皆比林爽文、庄大田部更为充裕，如果统帅调度有方，将弁奋勇，本来是会很快扭转战局的。但是，一则台湾额兵缺员太多，且极懦弱，再则更为重要的是主帅怯战畏敌。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虽然是将门之家，很早就袭封一等海澄公，历任衢州总兵、湖广提督、广东提督等职，但并未打过多少大仗，此时又年老有病，更为胆小。任承恩虽系勇将总兵任举之子，却未能继承父志刻苦习武，“素不知兵”，不过一纨绔子弟。黄仕简驻府城，“卧病床榻”，仅派台湾总兵柴大纪北取诸罗，总兵郝状猷南取凤山，自己却长期拥兵坐守郡城。柴大纪率兵二千余名，在“义民”的支持下，于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在外山部竹地方与会党交战，擒获将军廖东等人，二十二日又获军师侯辰、吴映、张请先等人及“番妇”八十余人，攻下诸罗县城。郝状猷带兵三千余名，南出二十里即为义军拦阻，顿兵四十余日，才收复离府城仅八十里的凤山空城。任承恩于正月初到达彰化县属的鹿仔港后，观望等待，不敢进攻四十里外的林爽文家乡大里军营。郝状猷因凤山县城空无居民，遂招民复业，庄大田乘机派遣会员混入城内，并于三月初四日起猛烈进攻。郝状猷虽统兵二千余名守城，但胆怯畏战，于初八日弃城而逃，遁归府城，凤山县城又落入义军手中。林爽文与庄大田分别率军攻打各地官兵和“义民”村庄，尽力截断府城与鹿仔港的联系，势力迅速发展。
面对义军的强大攻势，水师提督黄仕简与陆路提督任承恩皆胆怯惧战，一个是“株守郡城”，另一位则静坐鹿仔港，又因二人官衔相当而互不相下，“彼此观望”，只是不时檄令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分率所部，前往堵御义军在各处的进攻，时东时西，时南时北，疲于奔命。清军处于严重被动的局面。
乾隆帝在批准常青派遣水陆提督赴台之后，既迫切盼望捷音，又有些担心。他于二月初一日得悉黄仕简于正月初四日抵鹿耳门、任承恩初六日到达鹿仔港的消息时下谕说：“此等幺么贼匪，原不过一时乌合，现在黄仕简、任承恩督兵会合搜剿，自无难立时扑灭。”但是，他又因黄、任俱系提督，恐其不能和衷共事协同征战，于二月初七日下谕，申斥黄、任二人，催促调任湖广总督的原闽浙总督常青渡台统辖全军。谕旨说：黄仕简、任承恩抵台已逾一月余，“何以至今尚未奏报剿贼消息”，著传旨严行申饬。“看来黄仕简、任承恩全不谙事理轻重缓急，且彼此俱系提督，不相统摄，竟有互相观望之意，于剿捕事宜不能得力”。②。
不久，当他看到军事进展迟缓，分析其因时，愈来愈察觉出二人保命避战的真情，便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旨对二人多次斥责，并因其毫无悔改之意，而将其革职拿问。三月十四日他降下一旨：“黄仕简、任承恩始终贻误紧要军机，其咎甚重，必须拿问”。常青到台湾后，遵照前旨，先将二人摘去花翎，送回厦门。过了七天，三月二十一日，他又下一谕：台湾林爽文等纠众滋事，“水陆二提督带兵分路进剿，并不亲临行阵，定期会攻，黄仕简株守郡城，任承恩安居鹿仔港，仅派委将弁等零星打仗，二人彼此观望，不思埋根首进，惟事迁延，致贼匪日久未就扑灭”。现据李侍尧奏称：“南北两路该提镇等，各有牵制，不免坐费时日”，著将任承恩解任革职拿交刑部问罪。又过了六天，三月二十七日，闽浙总督李侍尧奏述台湾情形，并抄录了海防同知杨廷理禀帖。杨廷理禀称：“贼匪滋事以来，大兵仅属固守，皆以兵单难于远捕为辞，如彰化早经恢复，而任承恩驻兵鹿仔港，普吉保驻兵埔心庄，诸罗收复月余，而柴大纪驻兵城外，凤山复经收复，郝状猷分驻四门静守，黄仕简驻守郡城，以致贼匪各路啸聚。现在台湾之兵，统计一万三千有余，合之则多，分之则寡。”乾隆帝批示：“该同知所禀各情形，早在朕遥度之中，可见兵力以分而见单，伊等贻误，实由于此。”著将黄仕简革职，拿交刑部治罪。⑤。
三、庸帅常青株守郡城全台危在旦夕。
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中谕惩水陆提督黄仕简、任承恩起，到十一月初福康安至台止，这八个月征剿义军的重担，是由皇上钦派的将军常青承担的。
乾隆帝虽然低估了台湾林爽文义军的力量，但对台湾的局势仍然十分重视，很早就在人事安排上作了变动。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十日，他降下一谕：现在水陆两提督业已渡台征剿林爽文，“逆匪自无难立时扑灭。惟是海疆重地，将来善后事宜，均须妥协筹办。”湖广总督李侍尧久任封疆，虽于军旅未娴，而办理地方事务，于轻重缓急事宜，较为熟练，著将李侍尧调补浙闽总督。湖广系腹地省份，且地方宁谧无事，常青自能胜任，即将闽浙总督常青调补湖广总督。
过了十八天，正月二十八日，他因黄仕简、任承恩均系提督，难以统摄，又降一旨命常青渡台督师。谕旨说：黄、任均系提督，体制不相上下，且水陆各有所辖，难以统摄。常青对办理善后事宜，不如李侍尧谙练，“而督率搜捕，则常青为优”，著常青待李到闽后，即亲自渡台，督率剿捕。常青奉旨后，于二月二十二日至厦门，等待顺风，三月初抵达台湾府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