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误剿安南先战后和
第一节“兴灭继绝”出兵安南。
一、安南内乱王孙失国潜匿民村。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巡抚孙永清呈报安南大乱的奏折，送到了皇上面前。孙永清奏：据太平府知府陆有仁等禀报，安南国被阮姓攻破黎城，嗣孙黎维祁出奔。安南官员阮辉宿、黎炯保护王母、王子等避兵于博山社，被阮兵追杀，逃至河边求救入隘。经巡隘官员向其盘问，遥望隔河有一百余人，似系前来追赶，因见我方有兵，不敢过河，随即退去。守隘官弁将阮辉宿等男妇老幼六十二人收受入隘，拨与房屋，令其居住。孙永清“现以巡阅关隘”，前往龙州，查询实在情形，另行具奏。《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4、5.
孙永清所奏，系指安南阮、郑二姓争权，国主黎维祁避乱潜逃。明初以来，黎维祁的祖先世为安南国王，定期入贡明帝。嘉靖中，权臣莫登庸逐主自立，旧王黎平走保清华。以后，其孙黎维潭依靠旧臣郑、阮二家，破莫复国，封郑、阮二姓之长为左、右辅政，后右辅政郑检乘机排挤阮璜出顺化，号广南王，而自兼左辅政，掌握国家大权，国王仪有虚名。这样一来，阮、郑二姓世为冤仇，争斗不已。顺治十六年，清军至云南，安南国王遣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郡王前抒诚纳款。顺治十七年国王黎维祺奉表贡方物，清帝嘉其恭顺，赐文绮白金，并于十八年赐敕嘉奖其为识时俊杰，“特先遣使来归”。康熙五年安南国王黎维禧缴送故明永历帝赐予的敕、印，康熙帝遣使册封维禧为安南国王，赐镀金驼钮银印。此后，安南三年一贡，通商互市，关系十分密切。
乾隆中，辅政郑检杀害安南国世子，据金印，谋篡位为王，嫉妒广南王强盛，诱其臣阮岳、阮惠合攻广南王，灭于富春，阮惠自为泰德王，郑检自为郑靖王。乾隆五十一年，郑检去世，阮惠乘机发兵，攻破国都东京黎城，击杀郑检之子郑宗，阮氏执掌军政大权。五十二年老国王去世，嗣孙维祁继位。阮惠尽取象载其珍宝归，郑检之臣贡整欲图扶黎拒阮，以王的名义率兵夺回象五十只。阮惠遣大将阮任领兵数万攻克黎城，贡整战死，维祁出亡，匿于民村。阮任据东京，“四守险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复发兵，诛阮任于东京，请维祁复位，维祁知其心叵测，不敢出。阮惠以民心不附，尽毁王宫，挟子女玉帛回富春，留兵三千守东京。
高平府督阮辉宿护维祁之母、妻宗族二百余口，由高平登舟，远遁至博念溪河，乃广西太平府龙州之边。阮辉宿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之人，尽被阮氏追兵杀害。
二、“字小存亡”派军远征。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乾隆帝对广西巡抚孙永清所奏安南内乱之事，下达谕旨，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此事应予询明妥办。上年两广总督孙士毅曾奏，安南国“土豪乱，国印遗失”，业谕查明后补给，今其国嗣孙之母、妻眷属，又被兵追杀，“求救内投”，应该查明办理。其二，委派大臣。孙永清从未经历征战之事，难胜此任。两广总督孙士毅曾随赴军营，此次驻扎潮州，料理发兵赴闽攻打台湾林爽文之事，调度妥协，令其即赴广西龙州，办理安南国求救内投之事。其三，查明原委，酌情处理。安南若原为阮姓所有，被黎姓占夺，则现今阮姓是恢复旧业，也可从而安抚。如其国本非阮姓所有，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被强臣篡夺，其旧臣带嗣孙眷属前来求救，“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设若阮姓只攻占黎城等一二处，其余皆为黎姓所有，尚可恢复，如阮姓占据全部安南，或将黎姓子孙尽行杀害，则又当另为设法访查。著军机大臣与孙士毅查清上述诸事，提出对策。其四，安插逃人。安南来投的男妇老幼人等，“系避难来投”，且有国王嗣孙之母、妻，“俱应妥为安插，并优给廪膳，勿使失所”。其五，寻找王孙、遗臣。国王嗣孙黎维祁现在何处？其臣僚仍忠于故主者有谁？如有欲思灭阮存黎之遗臣，“可以资其力量，相机设法办理者”，需查明上报。②③《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6、7，10、11，34、35.
过了两天，六月十九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除重申查明安南现在情形外，着重指出，如阮姓占据全安南尽杀黎氏子孙，则王孙黎维祁将无国可归。“安南臣服本朝，最为恭顺，兹被强臣篡夺，款关吁投，若其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自当厚集兵力，声罪致讨矣，届期朕自有定夺”。著传谕孙士毅详细确询，筹划对策，据实具奏。②。
又过了七天，六月二十六日，孙士毅的奏折到京，言及阮辉宿说：阮氏只占据了东京黎城和牧马、谅山等处，黎城西方、北方州县，“俱不肯降贼”，“阮岳一味犷悍，并无法令，嗣孙若能乘隙而动”，阮岳“即可一举成擒”。乾隆帝就此谕军机大臣：阮辉宿之奏，情词激昂，能知大义，可见该国境土既未尽归阮岳，“人心又戴旧足恃，尚可徐图恢复，办理尚易”。著传谕孙士毅，即令阮辉宿等回国告诉黎维祁：安南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其被阮攻逐，“究系不能振作所致”。现安南国土，未被阮氏占者尚多，臣民亦拥戴黎氏，黎维祁当趁此招集义兵，力图恢复。“目下天朝已派调大兵”，在广西预备，若阮岳仍前“负固不服”，甚至杀害嗣孙，各镇官将亦甘心从逆，则“天朝即当派员统率大兵，四路会剿，将阮岳及党羽人等全数擒诛，明正其罪”。同时，他又传谕提督三德统兵驻扎边关，令总督孙士毅调兵数千，“以壮声势”。③。
阮岳、阮惠弟兄遣官叩关进贡，两广总督孙士毅闻报，亲至镇南关，对其使“大声呵斥。并谕以天朝已调大兵，分路进讨，令该夷官归谕阮岳迅速悔罪自新，迎还故主”。乾隆帝知悉此事，于七月二十四日下谕嘉奖孙士毅说：“阮岳逐主乱常，差人进贡，断无即准其纳款之理”。孙士毅所办甚妥，著赏上用蟒袍料一件，以示优奖。《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38.
从六月十七日得悉安南大乱，直到八月二十六日，这七十天里，乾隆帝虽多次下谕强调要“兴灭继绝”，“字小存亡”，帮助安南王孙逐阮复国，但仅只是谕令王孙黎维祁及安南臣民起兵逐阮，清政府以总督名义发布斥阮檄文，扬言要派大军出征，可是并未决定要出关作战，数千官兵均在边界屯驻。到了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对安南的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孙士毅的陆续奏报，乾隆帝于八月二十七日下谕说：黎维祁亲赴山南，招集义兵，竟为阮军所逼，仅带跟随数人，入山藏匿，“看来竟是一无能为之人，难望其振作恢复”。阮岳、阮惠弟兄，见到孙士毅檄文，“畏惧遁逃”。阮惠的心腹潘启德，一接檄文，“即知去逆效顺”，遵孙之令，纠约七州人马及厂民，速即前进，“自无难直达黎城”。阮岳等系见檄文宣布天朝“调备大兵”，“声罪致讨”，而震惊远遁，若知清兵仅系“虚张声势，必益无畏惧”，将会故智复萌，“竟图篡夺”。因此，孙士毅奏请“先期调兵预备之处，自当如此办理”。但如用兵进讨，孙士毅系两广总督，关系甚重，“断不可亲领前往”。看来“阮岳等亦无须多兵剿办”，著令广西提督许世亨及总兵一二员，带兵数千名前进，孙士毅再预备数千，在关隘驻扎，“声言续发”，谅阮岳、阮惠不敢负隅顽抗。《清高宗实录》卷1311，页27、28、29.
乾隆帝这次决定要正式出兵了，因为黎维祁无能，而阮岳、阮惠一闻檄文即逃，可见出兵易于成功。就这样，他下了出兵之谕。
孙士毅继续奏报黎王旧臣起兵和阮惠属下官将反正投诚的消息，以及处理办法。牧马土司闭阮律擒献伪官阮远犹。数万厂民接到孙士毅札谕及闻皇上恩准发给口粮，“俱踊跃欢欣，情愿前驱杀贼”，孙士毅委派曾在厂上工作年久“为群情所服”之幕友林际清统领攻敌。潘启德统率七州人马，不断向前进军。阮氏兄弟遣攻谅山之将陈名炳，看到沿途檄文，“心生悔惧，情愿归顺嗣孙”，恢复故主之国。乾隆帝十分高兴，先后下达三谕，嘉奖有功人员，赏给林际清知县职衔，论述用兵方法。他着重指出，潘启德等官将和厂民，“皆因闻天朝声罪致讨，是以群起响应。”伪官朱廷理供称阮惠离开黎城后，仍“意存观望”，留兵七八千分守黎城及各处要隘，一待清兵进攻，即退守富春。因此，内地官兵若不及时前进，则阮惠将“妄思窥伺”，安南各镇官将将畏阮氏报复而观望，厂民、潘启德等亦会犹豫动摇。著孙士毅派许世亨等领兵三千出关前进，孙仍留驻，或于关外作进剿之势。《清高宗实录》卷1312，页25、26、35，卷1313，页19.
两广总督孙士毅虽连续申请统兵出征为帝所止，但并未就此罢休。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进展顺利，安南旧王即将复国，欲图建树奇功殊勋，所以孙又一次奏请出关杀敌。孙士毅想出了一条新的理由，奏称：各关隘官兵，与其驻扎本境，暗为黎氏靡费钱粮，并需内地兵丁护送国王嗣孙黎维祁的家属出境，“不如建竖旗鼓，出关进讨，捣穴擒渠。”②《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5、6，6.乾隆帝终于为其言所动，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安南各厂起兵，随嗣孙之三弟黎维祗来到谅山，会同潘启德进剿，保胜、都龙二处土目集兵聚粮，协同杀敌。黎维祁已出山，但其潜匿一年，毫无展布，现虽纠集义民，欲图恢复，“其成败尚未可知”。孙士毅所言建旗出关，“所见甚正”。孙士毅既胸有成竹，力肩巨任，自请出关进剿，“则此事竟交予该督一手承办，庶呼应更灵，蒇功自速”。②不久，他批准孙之建议令其统兵一万出关，作为正兵；又命云贵总督富纲派兵八千，交云南提督乌大经统领，作为偏师，由云南蒙自出发，进攻安南之宣光、兴化等处。
清军向安南泰德王阮惠进攻的“兴灭继绝”之战，就这样开始了。
三、轻取黎城封国王孙士毅荣封一等谋勇公。
两广总督孙士毅奏准征讨安南阮惠弟兄后，立即调兵遣将，筹办粮饷。原调广西兵四千，现添一千，并调广东兵五千。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孙士毅与广西提督许世亨统兵一万出镇南关，以八千直捣安南东京黎城，以二千驻谅山为声援。云南提督乌大经领滇兵八千，取道开化厅之马白关，逾咒河，入交趾界一千余里至宣化镇，为广兵声援。
乾隆帝以“兵行饷运”，安南节年荒歉，难以采买，谕令设台安站，从内地转运粮食。云南、广西两路共设台站七十余所，保证了军粮的供应。乾隆帝以富良江地居险要，阮惠必严加防守，“令官兵难以径渡”，而该江江面辽阔，敌军不能处处设防，因此谕令孙士毅一面督兵佯攻，一面遣许世亨领兵从上游或下游，乘其不备，“设法迅渡”，使敌军为官员从天而降所惊，其沿江敌军营屯“自必纷纷溃散，此史册所载偷渡之计，行之有效者”。《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40、41，卷1317，页26.
孙士毅、许世亨出关后，迅速抵达谅山，继续往前，总兵尚维屏、副将庆成领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各士兵义勇随行，号称数十万，浩浩荡荡，杀向黎城，各隘阮惠所派守兵纷纷后撤，惟扼三江之险以拒。第一条江为寿昌江。十一月十三日，尚维屏、庆成领兵一千余名，五更时刻抵寿昌江，阮兵退保南岸。清兵进攻，因浮桥断，乘筏前行，时值大雾，阮兵自相格杀，清兵遂尽渡河，杀敌甚多。十五日抵达阮军依恃之第二条江市球江。江面宽阔，南岸依山，高于北岸，阮军据险列炮，守备坚固，清兵无法结筏横渡。诸将商议，以江势缭曲，敌军看不到远处，因此，阳运竹木制造浮桥，排列大炮多门，隔江轰打，佯装必渡此江，而潜派兵二千，由总兵张朝龙统领，于上游二十里水流缓慢处，用竹筏及农家小舟，于夜半偷渡。十七日早晨，清军主力乘筏渡江，抵达岸边，与阮军交锋，正当紧张厮杀之时，上游之兵已绕出敌军背后，居高临下，呐喊冲击，声震山谷，前后夹攻。阮军出乎意料，不知清军从何而来，阵乱，“瓦解溃北”，死伤数千。
第三条江是富良江，在都城门外。阮军尽伐沿江竹木，收敛各舟于南岸。清军于十九日黎明抵富良江，遥望其阵不整，知守军无固志，乃觅远处小舟，载兵百余名，夜至江心，夺其战舰一，遂载兵二百余人，许世亨亲率，先渡过江，又夺小舟三十余只，轮番渡兵二千余人，分头攻敌。阮军“昏夜不辨多寡，大溃”。清军获敌舟十余艘及总兵、侯、伯将官数十人。二十日早晨，大军皆渡，守军已撤，黎氏宗族及城民出迎，孙士毅、许世亨入黎城，宣慰后出。黎城环以土垒，仅数尺高，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为国王所居，宫室业已荡尽。黎维祁由潜匿之民村出来，当日晚上二更时刻赶赴军营。
孙士毅遵奉帝谕，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其册文说：
“朕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其有夙共朝命，久列世封，遭家国之多艰，属臣民之不靖，则必去其蟊贼，拯厥颠济，……以肃屏藩之制。尔安南国嗣孙黎维祁，化沐炎陬，序承冢嗣，当尔祖奄逝之日，正阮逆乱之时，肇衅萧墙，失守符印，孑身播越，阖室迁移，弃彼故都，依于上国。溯百五十年之职贡，能不念其祖宗，披十六道之舆图，原非利其土地，且柔远人所以大无外，讨乱贼所以儆不虔，是用辑尔室家，克完居处，励尔臣庶，共赴仇仇，特敕大吏以濯征，爰董王师而迅剿。先声所？，巨憝奚逃，内难斯宁，群情更附，释其琐尾流离之困，加以生死肉骨之恩，旧服式循，新纶允贲。兹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王其慎修纲纪，祗奉威灵，戢和民人，保守疆土，勿怠荒而废事，勿怀安以败名，庶荷天朝再造之仁，益迓国祚重延之福。钦哉，毋替朕命。”《清高宗实录》卷1315，页27、28.
孙士毅将获捷情形陆续奏报，乾隆帝非常高兴。当他于十二月初六日看到孙呈巧渡市球江的奏折时，连下两谕，赏给孙士毅玉如意一柄、御用汉玉扳指一个、荷包三对，赐许世亨御用玉扳指一个、荷包三个，赏张朝龙、李化龙、尚维屏荷包各一对，其他有功将弁，分别赏戴花翎赐巴图鲁名号。乾隆帝盛赞孙士毅“调度有方”，“办理悉合机宜”，许诺其如能生擒阮惠，将照阿桂平金川捕获索诺木、福康安剿台湾拿获林爽文之例，特沛殊恩，晋封公爵，赏给红宝石顶、四团龙褂、黄带紫缰，“以昭宠异”。
过了三天，十二月初九日，孙士毅呈报十一月二十日大败阮兵攻克东京黎城之奏折到京。乾隆帝甚喜，立即下谕封赏孙士毅说：“览奏嘉悦之至”。阮惠等人逐主乱常，窃据黎都，一经大兵声讨，望风奔窜，“俾黎氏国祚重延，并不利其寸土，于字小存亡之道，仁至义尽，实史册所仅见”。孙士毅力肩重任，调度有方，不及一月，“即已迅奏朕功，克副委仁”，著加恩晋封一等谋勇公，赏戴红宝石帽顶，“以示优眷”，俟擒获阮惠时，再续降恩旨，“格外优异”。封许世亨为一等子，其余有功官将，交部从优议叙。《清高宗实录》卷1318，页21、22.
四、贪功轻敌失东京孙士毅兵败削爵。
正当乾隆皇帝欢庆大捷筹划善后事宜之时，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孙士毅呈报清军大败、黎城失守的奏折，送到了北京，顿使朝野大惊。原来，阮惠系主动后撤，兵力并未遭到多大损失，而是待机再进。清军统帅孙士毅误认为阮军惨败，清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轻取黎城，就想功上加功，建树奇勋。
孙士毅本系文官，对军务并不精通。他从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相继任大理寺少卿、广西布政使、云南巡抚、广西巡抚、广东巡抚，直至两广总督。在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与军务有联系的只有两次，一次是乾隆三十四年大学士傅恒统军攻缅时，他以侍读之衔随军，“典章奏”，为时不到一年；另一次是五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将军福康安剿台湾林爽文，孙驻潮州，遣兵助剿，备办粮草器械。严格地说，孙并未真正统率过各路官兵大举征伐，没有指挥大军克敌制胜的经验，也缺乏军事指挥的才干。他既不知彼，在判断安南国情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低估了阮惠的力量，误认为其狼狈奔窜不堪一击；二是不明真情，不了解黎氏权利已腐朽不堪，无力自拔，没有办法和力量恢复故国。他又暗于知己，对自己的军事才干和绿营兵的战斗力，皆作了错误的估计，本来是不谙用兵的文官，却想当智勇双全轻取强敌的卓越统帅，明明是临阵易溃的弱卒劣弁，却当做奋勇冲杀的猛将精兵，由此而产生了侥幸心理，孙士毅竟想攻克全安南，活捉阮惠，建立特大功勋。
在这个问题上，年近八旬的乾隆皇帝，比这位总督可就高明得多了。早在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一次获悉兵渡寿昌江之前八天，他便下谕给孙士毅，规定了此次进军的要求，令其取黎城后即回军。他说：孙土毅带兵前往，能生擒阮惠等人，固为上策。否则，收复黎城，俾黎维祁复其境土，亦为中策。如果取城复国之后，阮惠远遁，难以生擒，孙士毅即据实奏明，带兵回粤。十二月十四日，他又下一谕，令孙如尚未擒获阮惠，立即撤兵回广西。
过了五天，十二月十九日，孙士毅进据黎城后，奏请远征广南，活捉阮惠。乾隆帝拒绝其请，谕军机大臣，详言应予撤兵的理由。他说：
“朕前此即虑攻复黎城后，阮惠等畏罪远，不值以天朝兵力，久驻炎荒，为属国搜缉逋逃，耽延时日，屡经降旨谕知孙士毅，临期酌情办理。孙士毅拜发此折时，自尚未接奉前旨。今据该督奏，黎城距广南贼巢尚有二千余里，而黎维祁又属无能，于造船雇夫之事，坚复不能赶办。……安南地方，向多瘴疠，倘内地官兵不服水土，致生疾病，尤为不值。……若此时必欲穷追深入，而贼巢险远，万一稍有阻滞，一时不能迅速擒渠，转致欲罢不能。办理大事之人，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不可知进而不知退。孙士毅当遵前旨，……撤兵回粤。”《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6、7、8.
紧接着，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五十四年正月初四、十二日、十六日、十九日，连下九道谕旨，强调谕令孙士毅立即撤兵返粤。这些谕旨讲了必须撤军的四条理由。其一，大功已成。恢复东京，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兴灭继绝”的出兵目的已经达到，“于字小存亡之体，已为尽善尽美”。其二，安南“地方僻小，又多瘴疠”，官兵役夫“易染疾病”。其三，粮饷转运艰难。从广西边界至黎城，为供一万兵士之粮，已用役夫十五六万人，从云南出口至黎城，有四十站，用夫十余万。自黎城至广南，二千余里，须安设台站五十三所，又需役夫十余万人。黎维祁不能调拨役夫，广西、云南力已不支，需广东、贵州派夫接济。不能因“属国逋逃未获，将天朝钱粮兵马，徒滋劳费，久驻炎荒”。进剿广南一事，“现在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其四，天厌黎氏。“黎氏近年以来，乱多故”，黎维祁懦怯无能，优柔废弛，左右亦无可恃之人。安南虽小，然立国已久，“未必不关气运，今其国运如此，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使能将阮惠等人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以后，不又有如阮惠之人者复出，“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之戡定之理！”即使不令黎维祁主持国事，而其子弟内亦未必有胜于黎维祁之人。“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11、12、13、14、15、27、28、29、30，卷1320，页14，卷1321，页10.
乾隆帝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是相当正确颇为高明的。他不仅考虑到水土不和、千里转输等客观条件的恶劣，不做知进不知退之事，大功告成，趁早凯旋，以免将来陷入险境，欲退不能，欲罢不休；而且，他已预见黎氏集团腐朽无能，江山难保，国将再乱，清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坚决支持黎维祁到底，一再出兵，浪费巨量人力物力，做这种“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之蠢事。
如果孙士毅严格执行乾隆帝的撤兵之旨，安南的形势必然会有所好转，至少清军不会惨败。然而这位两广总督孙士毅被二十天来的意外大捷弄糊涂了头脑，抑制不住再建特勋、垂名史册、荣获更大恩宠的念头，竟然违抗帝旨，迟迟不撤，一心要生擒或诱获阮惠弟兄。当他坐待阮惠降顺美梦正酣之时，阮惠之军突然冲进了黎城。
原来，阮惠在广南富春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当他得知“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士兵义勇，悬军黎城”之情后，于五十三年岁暮“倾巢出袭”，并遣使伪称系来投降。孙士毅信以为真，毫不防备。五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军中置酒张乐”，正在兴高采烈昏昏然之时，夜间突然有人来报“阮兵大至”，孙士毅“始仓皇御敌”。然而阮兵数万，猛烈进攻，又用象载大炮冲阵，清兵“众寡不敌，黑夜自相蹂躏”。孙士毅匆忙撤走，渡过富良江后，即砍断浮桥，以防阮兵追袭。可是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一万余人，尚滞留南岸，因桥断无法渡江，皆被阮兵砍杀或溺于江中，无一幸免。孙士毅拼命逃窜，退回镇南关，“尽焚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土马还者不及一半”。黎维祁携其母先逃。云南官兵因有黎臣黄文通导引，始得全师返滇。《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6，卷1322，页18；《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清史稿》卷330，《孙士毅传》，卷334，《许世亨传》，卷527，《越南》。一场大规模的征讨安南之战，就这样以总督孙士毅贪功轻敌、迁延不撤，遭受惨败而结束。
一、安南内乱王孙失国潜匿民村。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巡抚孙永清呈报安南大乱的奏折，送到了皇上面前。孙永清奏：据太平府知府陆有仁等禀报，安南国被阮姓攻破黎城，嗣孙黎维祁出奔。安南官员阮辉宿、黎炯保护王母、王子等避兵于博山社，被阮兵追杀，逃至河边求救入隘。经巡隘官员向其盘问，遥望隔河有一百余人，似系前来追赶，因见我方有兵，不敢过河，随即退去。守隘官弁将阮辉宿等男妇老幼六十二人收受入隘，拨与房屋，令其居住。孙永清“现以巡阅关隘”，前往龙州，查询实在情形，另行具奏。《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4、5.
孙永清所奏，系指安南阮、郑二姓争权，国主黎维祁避乱潜逃。明初以来，黎维祁的祖先世为安南国王，定期入贡明帝。嘉靖中，权臣莫登庸逐主自立，旧王黎平走保清华。以后，其孙黎维潭依靠旧臣郑、阮二家，破莫复国，封郑、阮二姓之长为左、右辅政，后右辅政郑检乘机排挤阮璜出顺化，号广南王，而自兼左辅政，掌握国家大权，国王仪有虚名。这样一来，阮、郑二姓世为冤仇，争斗不已。顺治十六年，清军至云南，安南国王遣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郡王前抒诚纳款。顺治十七年国王黎维祺奉表贡方物，清帝嘉其恭顺，赐文绮白金，并于十八年赐敕嘉奖其为识时俊杰，“特先遣使来归”。康熙五年安南国王黎维禧缴送故明永历帝赐予的敕、印，康熙帝遣使册封维禧为安南国王，赐镀金驼钮银印。此后，安南三年一贡，通商互市，关系十分密切。
乾隆中，辅政郑检杀害安南国世子，据金印，谋篡位为王，嫉妒广南王强盛，诱其臣阮岳、阮惠合攻广南王，灭于富春，阮惠自为泰德王，郑检自为郑靖王。乾隆五十一年，郑检去世，阮惠乘机发兵，攻破国都东京黎城，击杀郑检之子郑宗，阮氏执掌军政大权。五十二年老国王去世，嗣孙维祁继位。阮惠尽取象载其珍宝归，郑检之臣贡整欲图扶黎拒阮，以王的名义率兵夺回象五十只。阮惠遣大将阮任领兵数万攻克黎城，贡整战死，维祁出亡，匿于民村。阮任据东京，“四守险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复发兵，诛阮任于东京，请维祁复位，维祁知其心叵测，不敢出。阮惠以民心不附，尽毁王宫，挟子女玉帛回富春，留兵三千守东京。
高平府督阮辉宿护维祁之母、妻宗族二百余口，由高平登舟，远遁至博念溪河，乃广西太平府龙州之边。阮辉宿冒死涉水登北岸，其不及渡河之人，尽被阮氏追兵杀害。
二、“字小存亡”派军远征。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乾隆帝对广西巡抚孙永清所奏安南内乱之事，下达谕旨，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此事应予询明妥办。上年两广总督孙士毅曾奏，安南国“土豪乱，国印遗失”，业谕查明后补给，今其国嗣孙之母、妻眷属，又被兵追杀，“求救内投”，应该查明办理。其二，委派大臣。孙永清从未经历征战之事，难胜此任。两广总督孙士毅曾随赴军营，此次驻扎潮州，料理发兵赴闽攻打台湾林爽文之事，调度妥协，令其即赴广西龙州，办理安南国求救内投之事。其三，查明原委，酌情处理。安南若原为阮姓所有，被黎姓占夺，则现今阮姓是恢复旧业，也可从而安抚。如其国本非阮姓所有，黎氏传国日久，“且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被强臣篡夺，其旧臣带嗣孙眷属前来求救，“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设若阮姓只攻占黎城等一二处，其余皆为黎姓所有，尚可恢复，如阮姓占据全部安南，或将黎姓子孙尽行杀害，则又当另为设法访查。著军机大臣与孙士毅查清上述诸事，提出对策。其四，安插逃人。安南来投的男妇老幼人等，“系避难来投”，且有国王嗣孙之母、妻，“俱应妥为安插，并优给廪膳，勿使失所”。其五，寻找王孙、遗臣。国王嗣孙黎维祁现在何处？其臣僚仍忠于故主者有谁？如有欲思灭阮存黎之遗臣，“可以资其力量，相机设法办理者”，需查明上报。②③《清高宗实录》卷1307，页6、7，10、11，34、35.
过了两天，六月十九日，乾隆帝又谕军机大臣，除重申查明安南现在情形外，着重指出，如阮姓占据全安南尽杀黎氏子孙，则王孙黎维祁将无国可归。“安南臣服本朝，最为恭顺，兹被强臣篡夺，款关吁投，若其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自当厚集兵力，声罪致讨矣，届期朕自有定夺”。著传谕孙士毅详细确询，筹划对策，据实具奏。②。
又过了七天，六月二十六日，孙士毅的奏折到京，言及阮辉宿说：阮氏只占据了东京黎城和牧马、谅山等处，黎城西方、北方州县，“俱不肯降贼”，“阮岳一味犷悍，并无法令，嗣孙若能乘隙而动”，阮岳“即可一举成擒”。乾隆帝就此谕军机大臣：阮辉宿之奏，情词激昂，能知大义，可见该国境土既未尽归阮岳，“人心又戴旧足恃，尚可徐图恢复，办理尚易”。著传谕孙士毅，即令阮辉宿等回国告诉黎维祁：安南臣服天朝，最为恭顺，今其被阮攻逐，“究系不能振作所致”。现安南国土，未被阮氏占者尚多，臣民亦拥戴黎氏，黎维祁当趁此招集义兵，力图恢复。“目下天朝已派调大兵”，在广西预备，若阮岳仍前“负固不服”，甚至杀害嗣孙，各镇官将亦甘心从逆，则“天朝即当派员统率大兵，四路会剿，将阮岳及党羽人等全数擒诛，明正其罪”。同时，他又传谕提督三德统兵驻扎边关，令总督孙士毅调兵数千，“以壮声势”。③。
阮岳、阮惠弟兄遣官叩关进贡，两广总督孙士毅闻报，亲至镇南关，对其使“大声呵斥。并谕以天朝已调大兵，分路进讨，令该夷官归谕阮岳迅速悔罪自新，迎还故主”。乾隆帝知悉此事，于七月二十四日下谕嘉奖孙士毅说：“阮岳逐主乱常，差人进贡，断无即准其纳款之理”。孙士毅所办甚妥，著赏上用蟒袍料一件，以示优奖。《清高宗实录》卷1309，页38.
从六月十七日得悉安南大乱，直到八月二十六日，这七十天里，乾隆帝虽多次下谕强调要“兴灭继绝”，“字小存亡”，帮助安南王孙逐阮复国，但仅只是谕令王孙黎维祁及安南臣民起兵逐阮，清政府以总督名义发布斥阮檄文，扬言要派大军出征，可是并未决定要出关作战，数千官兵均在边界屯驻。到了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对安南的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
根据孙士毅的陆续奏报，乾隆帝于八月二十七日下谕说：黎维祁亲赴山南，招集义兵，竟为阮军所逼，仅带跟随数人，入山藏匿，“看来竟是一无能为之人，难望其振作恢复”。阮岳、阮惠弟兄，见到孙士毅檄文，“畏惧遁逃”。阮惠的心腹潘启德，一接檄文，“即知去逆效顺”，遵孙之令，纠约七州人马及厂民，速即前进，“自无难直达黎城”。阮岳等系见檄文宣布天朝“调备大兵”，“声罪致讨”，而震惊远遁，若知清兵仅系“虚张声势，必益无畏惧”，将会故智复萌，“竟图篡夺”。因此，孙士毅奏请“先期调兵预备之处，自当如此办理”。但如用兵进讨，孙士毅系两广总督，关系甚重，“断不可亲领前往”。看来“阮岳等亦无须多兵剿办”，著令广西提督许世亨及总兵一二员，带兵数千名前进，孙士毅再预备数千，在关隘驻扎，“声言续发”，谅阮岳、阮惠不敢负隅顽抗。《清高宗实录》卷1311，页27、28、29.
乾隆帝这次决定要正式出兵了，因为黎维祁无能，而阮岳、阮惠一闻檄文即逃，可见出兵易于成功。就这样，他下了出兵之谕。
孙士毅继续奏报黎王旧臣起兵和阮惠属下官将反正投诚的消息，以及处理办法。牧马土司闭阮律擒献伪官阮远犹。数万厂民接到孙士毅札谕及闻皇上恩准发给口粮，“俱踊跃欢欣，情愿前驱杀贼”，孙士毅委派曾在厂上工作年久“为群情所服”之幕友林际清统领攻敌。潘启德统率七州人马，不断向前进军。阮氏兄弟遣攻谅山之将陈名炳，看到沿途檄文，“心生悔惧，情愿归顺嗣孙”，恢复故主之国。乾隆帝十分高兴，先后下达三谕，嘉奖有功人员，赏给林际清知县职衔，论述用兵方法。他着重指出，潘启德等官将和厂民，“皆因闻天朝声罪致讨，是以群起响应。”伪官朱廷理供称阮惠离开黎城后，仍“意存观望”，留兵七八千分守黎城及各处要隘，一待清兵进攻，即退守富春。因此，内地官兵若不及时前进，则阮惠将“妄思窥伺”，安南各镇官将将畏阮氏报复而观望，厂民、潘启德等亦会犹豫动摇。著孙士毅派许世亨等领兵三千出关前进，孙仍留驻，或于关外作进剿之势。《清高宗实录》卷1312，页25、26、35，卷1313，页19.
两广总督孙士毅虽连续申请统兵出征为帝所止，但并未就此罢休。很可能是因为看到进展顺利，安南旧王即将复国，欲图建树奇功殊勋，所以孙又一次奏请出关杀敌。孙士毅想出了一条新的理由，奏称：各关隘官兵，与其驻扎本境，暗为黎氏靡费钱粮，并需内地兵丁护送国王嗣孙黎维祁的家属出境，“不如建竖旗鼓，出关进讨，捣穴擒渠。”②《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5、6，6.乾隆帝终于为其言所动，于十月初三日下谕说：安南各厂起兵，随嗣孙之三弟黎维祗来到谅山，会同潘启德进剿，保胜、都龙二处土目集兵聚粮，协同杀敌。黎维祁已出山，但其潜匿一年，毫无展布，现虽纠集义民，欲图恢复，“其成败尚未可知”。孙士毅所言建旗出关，“所见甚正”。孙士毅既胸有成竹，力肩巨任，自请出关进剿，“则此事竟交予该督一手承办，庶呼应更灵，蒇功自速”。②不久，他批准孙之建议令其统兵一万出关，作为正兵；又命云贵总督富纲派兵八千，交云南提督乌大经统领，作为偏师，由云南蒙自出发，进攻安南之宣光、兴化等处。
清军向安南泰德王阮惠进攻的“兴灭继绝”之战，就这样开始了。
三、轻取黎城封国王孙士毅荣封一等谋勇公。
两广总督孙士毅奏准征讨安南阮惠弟兄后，立即调兵遣将，筹办粮饷。原调广西兵四千，现添一千，并调广东兵五千。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孙士毅与广西提督许世亨统兵一万出镇南关，以八千直捣安南东京黎城，以二千驻谅山为声援。云南提督乌大经领滇兵八千，取道开化厅之马白关，逾咒河，入交趾界一千余里至宣化镇，为广兵声援。
乾隆帝以“兵行饷运”，安南节年荒歉，难以采买，谕令设台安站，从内地转运粮食。云南、广西两路共设台站七十余所，保证了军粮的供应。乾隆帝以富良江地居险要，阮惠必严加防守，“令官兵难以径渡”，而该江江面辽阔，敌军不能处处设防，因此谕令孙士毅一面督兵佯攻，一面遣许世亨领兵从上游或下游，乘其不备，“设法迅渡”，使敌军为官员从天而降所惊，其沿江敌军营屯“自必纷纷溃散，此史册所载偷渡之计，行之有效者”。《清高宗实录》卷1314，页40、41，卷1317，页26.
孙士毅、许世亨出关后，迅速抵达谅山，继续往前，总兵尚维屏、副将庆成领广西兵，总兵张朝龙、李化龙率广东兵，各士兵义勇随行，号称数十万，浩浩荡荡，杀向黎城，各隘阮惠所派守兵纷纷后撤，惟扼三江之险以拒。第一条江为寿昌江。十一月十三日，尚维屏、庆成领兵一千余名，五更时刻抵寿昌江，阮兵退保南岸。清兵进攻，因浮桥断，乘筏前行，时值大雾，阮兵自相格杀，清兵遂尽渡河，杀敌甚多。十五日抵达阮军依恃之第二条江市球江。江面宽阔，南岸依山，高于北岸，阮军据险列炮，守备坚固，清兵无法结筏横渡。诸将商议，以江势缭曲，敌军看不到远处，因此，阳运竹木制造浮桥，排列大炮多门，隔江轰打，佯装必渡此江，而潜派兵二千，由总兵张朝龙统领，于上游二十里水流缓慢处，用竹筏及农家小舟，于夜半偷渡。十七日早晨，清军主力乘筏渡江，抵达岸边，与阮军交锋，正当紧张厮杀之时，上游之兵已绕出敌军背后，居高临下，呐喊冲击，声震山谷，前后夹攻。阮军出乎意料，不知清军从何而来，阵乱，“瓦解溃北”，死伤数千。
第三条江是富良江，在都城门外。阮军尽伐沿江竹木，收敛各舟于南岸。清军于十九日黎明抵富良江，遥望其阵不整，知守军无固志，乃觅远处小舟，载兵百余名，夜至江心，夺其战舰一，遂载兵二百余人，许世亨亲率，先渡过江，又夺小舟三十余只，轮番渡兵二千余人，分头攻敌。阮军“昏夜不辨多寡，大溃”。清军获敌舟十余艘及总兵、侯、伯将官数十人。二十日早晨，大军皆渡，守军已撤，黎氏宗族及城民出迎，孙士毅、许世亨入黎城，宣慰后出。黎城环以土垒，仅数尺高，上植丛竹，内有砖城二，为国王所居，宫室业已荡尽。黎维祁由潜匿之民村出来，当日晚上二更时刻赶赴军营。
孙士毅遵奉帝谕，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其册文说：
“朕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其有夙共朝命，久列世封，遭家国之多艰，属臣民之不靖，则必去其蟊贼，拯厥颠济，……以肃屏藩之制。尔安南国嗣孙黎维祁，化沐炎陬，序承冢嗣，当尔祖奄逝之日，正阮逆乱之时，肇衅萧墙，失守符印，孑身播越，阖室迁移，弃彼故都，依于上国。溯百五十年之职贡，能不念其祖宗，披十六道之舆图，原非利其土地，且柔远人所以大无外，讨乱贼所以儆不虔，是用辑尔室家，克完居处，励尔臣庶，共赴仇仇，特敕大吏以濯征，爰董王师而迅剿。先声所？，巨憝奚逃，内难斯宁，群情更附，释其琐尾流离之困，加以生死肉骨之恩，旧服式循，新纶允贲。兹封尔为安南国王，锡之新印，王其慎修纲纪，祗奉威灵，戢和民人，保守疆土，勿怠荒而废事，勿怀安以败名，庶荷天朝再造之仁，益迓国祚重延之福。钦哉，毋替朕命。”《清高宗实录》卷1315，页27、28.
孙士毅将获捷情形陆续奏报，乾隆帝非常高兴。当他于十二月初六日看到孙呈巧渡市球江的奏折时，连下两谕，赏给孙士毅玉如意一柄、御用汉玉扳指一个、荷包三对，赐许世亨御用玉扳指一个、荷包三个，赏张朝龙、李化龙、尚维屏荷包各一对，其他有功将弁，分别赏戴花翎赐巴图鲁名号。乾隆帝盛赞孙士毅“调度有方”，“办理悉合机宜”，许诺其如能生擒阮惠，将照阿桂平金川捕获索诺木、福康安剿台湾拿获林爽文之例，特沛殊恩，晋封公爵，赏给红宝石顶、四团龙褂、黄带紫缰，“以昭宠异”。
过了三天，十二月初九日，孙士毅呈报十一月二十日大败阮兵攻克东京黎城之奏折到京。乾隆帝甚喜，立即下谕封赏孙士毅说：“览奏嘉悦之至”。阮惠等人逐主乱常，窃据黎都，一经大兵声讨，望风奔窜，“俾黎氏国祚重延，并不利其寸土，于字小存亡之道，仁至义尽，实史册所仅见”。孙士毅力肩重任，调度有方，不及一月，“即已迅奏朕功，克副委仁”，著加恩晋封一等谋勇公，赏戴红宝石帽顶，“以示优眷”，俟擒获阮惠时，再续降恩旨，“格外优异”。封许世亨为一等子，其余有功官将，交部从优议叙。《清高宗实录》卷1318，页21、22.
四、贪功轻敌失东京孙士毅兵败削爵。
正当乾隆皇帝欢庆大捷筹划善后事宜之时，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孙士毅呈报清军大败、黎城失守的奏折，送到了北京，顿使朝野大惊。原来，阮惠系主动后撤，兵力并未遭到多大损失，而是待机再进。清军统帅孙士毅误认为阮军惨败，清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轻取黎城，就想功上加功，建树奇勋。
孙士毅本系文官，对军务并不精通。他从进士，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相继任大理寺少卿、广西布政使、云南巡抚、广西巡抚、广东巡抚，直至两广总督。在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与军务有联系的只有两次，一次是乾隆三十四年大学士傅恒统军攻缅时，他以侍读之衔随军，“典章奏”，为时不到一年；另一次是五十二年协办大学士、将军福康安剿台湾林爽文，孙驻潮州，遣兵助剿，备办粮草器械。严格地说，孙并未真正统率过各路官兵大举征伐，没有指挥大军克敌制胜的经验，也缺乏军事指挥的才干。他既不知彼，在判断安南国情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低估了阮惠的力量，误认为其狼狈奔窜不堪一击；二是不明真情，不了解黎氏权利已腐朽不堪，无力自拔，没有办法和力量恢复故国。他又暗于知己，对自己的军事才干和绿营兵的战斗力，皆作了错误的估计，本来是不谙用兵的文官，却想当智勇双全轻取强敌的卓越统帅，明明是临阵易溃的弱卒劣弁，却当做奋勇冲杀的猛将精兵，由此而产生了侥幸心理，孙士毅竟想攻克全安南，活捉阮惠，建立特大功勋。
在这个问题上，年近八旬的乾隆皇帝，比这位总督可就高明得多了。早在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第一次获悉兵渡寿昌江之前八天，他便下谕给孙士毅，规定了此次进军的要求，令其取黎城后即回军。他说：孙土毅带兵前往，能生擒阮惠等人，固为上策。否则，收复黎城，俾黎维祁复其境土，亦为中策。如果取城复国之后，阮惠远遁，难以生擒，孙士毅即据实奏明，带兵回粤。十二月十四日，他又下一谕，令孙如尚未擒获阮惠，立即撤兵回广西。
过了五天，十二月十九日，孙士毅进据黎城后，奏请远征广南，活捉阮惠。乾隆帝拒绝其请，谕军机大臣，详言应予撤兵的理由。他说：
“朕前此即虑攻复黎城后，阮惠等畏罪远，不值以天朝兵力，久驻炎荒，为属国搜缉逋逃，耽延时日，屡经降旨谕知孙士毅，临期酌情办理。孙士毅拜发此折时，自尚未接奉前旨。今据该督奏，黎城距广南贼巢尚有二千余里，而黎维祁又属无能，于造船雇夫之事，坚复不能赶办。……安南地方，向多瘴疠，倘内地官兵不服水土，致生疾病，尤为不值。……若此时必欲穷追深入，而贼巢险远，万一稍有阻滞，一时不能迅速擒渠，转致欲罢不能。办理大事之人，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不可知进而不知退。孙士毅当遵前旨，……撤兵回粤。”《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6、7、8.
紧接着，乾隆帝于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五十四年正月初四、十二日、十六日、十九日，连下九道谕旨，强调谕令孙士毅立即撤兵返粤。这些谕旨讲了必须撤军的四条理由。其一，大功已成。恢复东京，册封黎维祁为安南国王，“兴灭继绝”的出兵目的已经达到，“于字小存亡之体，已为尽善尽美”。其二，安南“地方僻小，又多瘴疠”，官兵役夫“易染疾病”。其三，粮饷转运艰难。从广西边界至黎城，为供一万兵士之粮，已用役夫十五六万人，从云南出口至黎城，有四十站，用夫十余万。自黎城至广南，二千余里，须安设台站五十三所，又需役夫十余万人。黎维祁不能调拨役夫，广西、云南力已不支，需广东、贵州派夫接济。不能因“属国逋逃未获，将天朝钱粮兵马，徒滋劳费，久驻炎荒”。进剿广南一事，“现在非不能办，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其四，天厌黎氏。“黎氏近年以来，乱多故”，黎维祁懦怯无能，优柔废弛，左右亦无可恃之人。安南虽小，然立国已久，“未必不关气运，今其国运如此，看来天心已有厌弃黎氏之象”。此时即使能将阮惠等人擒获，而黎维祁不能振作自强，安知三五年以后，不又有如阮惠之人者复出，“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之戡定之理！”即使不令黎维祁主持国事，而其子弟内亦未必有胜于黎维祁之人。“朕从来办理庶务，无不顺天而行，今天厌黎氏，而朕欲扶之，非所以仰体天心抚驭属国之道，朕不为也。”《清高宗实录》卷1319，页11、12、13、14、15、27、28、29、30，卷1320，页14，卷1321，页10.
乾隆帝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是相当正确颇为高明的。他不仅考虑到水土不和、千里转输等客观条件的恶劣，不做知进不知退之事，大功告成，趁早凯旋，以免将来陷入险境，欲退不能，欲罢不休；而且，他已预见黎氏集团腐朽无能，江山难保，国将再乱，清政府不需要也不应该坚决支持黎维祁到底，一再出兵，浪费巨量人力物力，做这种“揆之天时地利人事实有不值”之蠢事。
如果孙士毅严格执行乾隆帝的撤兵之旨，安南的形势必然会有所好转，至少清军不会惨败。然而这位两广总督孙士毅被二十天来的意外大捷弄糊涂了头脑，抑制不住再建特勋、垂名史册、荣获更大恩宠的念头，竟然违抗帝旨，迟迟不撤，一心要生擒或诱获阮惠弟兄。当他坐待阮惠降顺美梦正酣之时，阮惠之军突然冲进了黎城。
原来，阮惠在广南富春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当他得知“孙士毅贪俘阮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士兵义勇，悬军黎城”之情后，于五十三年岁暮“倾巢出袭”，并遣使伪称系来投降。孙士毅信以为真，毫不防备。五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军中置酒张乐”，正在兴高采烈昏昏然之时，夜间突然有人来报“阮兵大至”，孙士毅“始仓皇御敌”。然而阮兵数万，猛烈进攻，又用象载大炮冲阵，清兵“众寡不敌，黑夜自相蹂躏”。孙士毅匆忙撤走，渡过富良江后，即砍断浮桥，以防阮兵追袭。可是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等官兵夫役一万余人，尚滞留南岸，因桥断无法渡江，皆被阮兵砍杀或溺于江中，无一幸免。孙士毅拼命逃窜，退回镇南关，“尽焚弃关外粮、械、火药数十万，土马还者不及一半”。黎维祁携其母先逃。云南官兵因有黎臣黄文通导引，始得全师返滇。《清高宗实录》卷1321，页26，卷1322，页18；《圣武记》卷6，《乾隆征抚安南记》；《清史稿》卷330，《孙士毅传》，卷334，《许世亨传》，卷527，《越南》。一场大规模的征讨安南之战，就这样以总督孙士毅贪功轻敌、迁延不撤，遭受惨败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