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错攻缅甸败而后和(8)
他在舒赫德二人之奏折上批示：“朕早知尔等必为此无耻之见，大非矣。且舒赫德临去时朕未曾面谕乎？汝一离朕前，必有乖张之事，竟是不知改之庸愚耳！”同日，四月十九日，他又谕军机大臣：“舒赫德、鄂宁所奏密陈情形一折，深属乖谬”，“若所称招致缅夷一节，更属无耻，大出意料之外”。“舒赫德在京，受朕调度，承办诸事，颇能尽心，而一离朕前，即有此冒昧乖张之举，实难倚任。舒赫德、鄂宁，俱著传旨申饬，……二人即一同驰驿，作速来京”。《清高宗实录》卷809，页10、11、13、14、18、22，卷812，页5，卷813，页25.第二日、第三日他又四次下谕，严斥二人之奏是“所见大谬”，“甚属乖张，可鄙可笑”，将二人“交部严加议处”，并革去舒赫德尚书和参赞大臣之职，不久赏给舒赫德都统职衔，赴乌什任办事大臣，将鄂宁降补福建巡抚。
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协办大学士、公、副将军阿里衮关于缅甸乞和的奏折送到北京。阿里衮奏称：五月十六日，游击巴勒塔等押送被缅军于木邦俘获的贵州兵许尔功等人，来到永昌，许带有缅甸“乞降文书”和杨重英之书及许之供折。据许尔功供称：被俘至阿瓦后，分给被俘清官使用，“闻缅酋懵驳之母，不愿与天朝打仗，时常劝沮伊子。懵驳与其属下头人等，闻大兵到来，亦皆望风生畏，是以商议乞降”。杨重英所呈之书称：被俘后解到阿瓦，“讵料缅王不杀，屡有投诚之议，且缅国各头目，俱愿投诚。……如蒙允准，望即差官兵持文前来，该国即办贡物，遣令缅目，同杨重英等解送前来。”《清高宗实录》卷812，页5、6.
缅人“乞降文书”是缅王的掌事官写的，其书说：
“暹罗国、得楞国、得怀国、白古国、一勘国、罕纪国、结砦国、大耳国及金银宝石厂、飞刀、飞马、飞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书领兵元帅：昔吴尚贤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乐善，我缅王用是具礼致贡，蒙赐缎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无仇隙。近因木邦、蛮暮土司从中播弄，兴兵争战，致彼此损伤人马。今特投文叙明颠末，请循古礼，贡赐往来，永息干戈。”《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缅王掌事官所写的“乞和”文书，追述早年吴尚贤促成中缅和好通商之情，将此次战争归咎于木邦土司之播弄，未言清政府贪功开衅之过，请求恢复朝贡关系，罢兵和好，“永息干戈”，应当说确是诚意议好。可是，乾隆帝却因其仅遣被俘掠兵丁送书投献，缅王未“束身归命”，又未“专遣大头目赍表前来”，而认为其“甚属狡猾，殊难凭信”，“显系尝试于我”，拒而不许。《清高宗实录》卷812，页7、8.
二、广调兵马拨银千万两大举攻缅。
乾隆皇帝拒绝了舒赫德、鄂宁停兵议和的建议，不允缅甸“求降”，广调兵马，赶运粮草器械，准备大举进攻臣服全缅。
早在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即因将军明瑞“悬军深入，接应最为紧要”，而谕派北京满兵六千和索伦兵一千名备马一万匹。《清高宗实录》卷803，页22、27，卷804，页41.二月初五日，即明瑞败死小猛育之前五日，他谕军机大臣：福建水师兵丁，于驾驶战船等事，素称精熟，著于沿海营伍内，预行简选利捷谙练兵丁，酌派三千名，以备应用，待再降谕旨时，即令漳州总兵叶向德领往永昌。过了三天，二月初八日，他又下谕：征缅需用水师兵丁，吉林兵“平日渡河战阵，勇敢得力”，调熟习水性能造船之兵一千名，令明亮带领来京，领往云南。同日他又谕令云南巡抚鄂宁备办造船所需一切物料。同月十三日，他因“绿营兵甚为无用”，调荆州满兵二千五百名、成都满兵一千五百名，令其迅往永昌。十五日得悉木邦失陷，乾隆帝谕增派索伦兵一千名，前往云南。其后，又增遣索伦兵一千名、厄鲁特兵一千、四川瓦寺和杂谷士兵二千名，增成都、荆州满兵二千名，以上增派满兵九千名、索伦兵三千名、福建水师三千、瓦寺士兵二千，厄鲁特兵一千，共增兵一万八千名，加上云南兵一万六千、川兵七千、贵州兵四千余，满汉官兵多达四万余人，备有马骡六万余匹。
乾隆帝因前征官兵多受瘴害，染病者多，于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谕两广总督：闻药材内有阿魏一种，“善能避瘴，番舶多有售者”，广东省自然易于购买，但假造乱真者不少，令该督“即悉心备办真正阿魏，务在多多益善”，解往云南。《清高宗实录》卷826，页28.过了五个月，大学士、经略傅恒上奏说：广东已办送阿魏三千斤，统计兵数，概行散给。“查沿边虽有瘴气，讹传太甚，人心遂因疑生畏，今使人人得有避瘴良药，不特实能避瘴，并可释其疑惧，于军营大有裨益”。《清高宗实录》卷830，页31.
乾隆帝知道明瑞进攻时，缅兵“寨栅俱用湿木排列，人力骤难摧陷”，很早就谕令多铸大炮。他说：“因思攻坚之策，莫如用炮，所向无不溃裂”。现在军行所带，谅不过子母等炮，其力量未必能如“大炮之得济”，此外未知曾否带有其他“炮位，足资应用”。内地所用威远、大神等炮，重而大，山路崎岖，长途驮载，不易运送，但滇省产铜，若将物料运赴木邦、铁壁关、虎踞关等适中之地，选调工匠，就近铸造，以备军营之用，“其势较为便利”。《清高宗实录》卷803，页13.傅恒到云南了解情况后奏称：“询问缅匪情形，专恃木栅，抗拒我师，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地暗铸大炮，出其不意，自可立破敌寨，用过后，仍可熔化携带。乾隆帝赞同其法，批示：“果破一二大寨，亦自如破竹之势，贼望风而散矣。”《清高宗实录》卷832，页11、12.不久，傅恒奏述试铸之情说：铸炮工匠，现已熟悉，六月初五日制成大炮一位，用铜二千余斤，装大铁弹子一个，重十六两，又装小铁弹十余个，各重二两。竖立木栅于三里外，安好大炮施发，“炮子直冲木栅，复迸散山石，入土五六尺”。若将铸炮的模子略为放大，可铸三千斤重炮。铸炮的方法和程序是“先分节做成泥坯模子，将模子对缝埋入土坑，然后灌入铜水”，过三个时刻，“炮身可就”。土坯必须自干，不能用火烘。需预制铁杆。待铸炮时，将官员兵役分带之铜立时熔化，即可铸成。炮身退热，约需二日，掘挖土坑，钻打火门，总计不过四五日，“即可对敌施放，无论木寨砖城，无不应手立破”。乾隆帝读过奏折后，非常高兴，批示：“欣慰览之”。《清高宗实录》卷837，页15、16.
军机大臣根据帝旨，安排运送了冲天炮四位及测量仪器的官员和炮手。四川原存九节炮十位，先已解滇四位，现又运去六位及纯铁炮子，不久又因劈山炮“最利军行”，运去八十位。此外还有京城之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湖南的铁鹿子，云南亦铸造了大量枪炮弹药。
乾隆帝调拨大量帑银以供军需。三十一年杨应琚征缅时，拨银三百万两，三十二年五月明瑞统兵时又拨三百万两，到十二月，一年半的时间用银二百零五万两，存银三百九十四万余两。乾隆帝因两淮盐商奏请捐银一百万两交内务府供帝赏赉，命将此银解运云南，备军需之用。三十三年三月任傅恒为经略时，帝谕户部于各省留协项下，拨银二百万两解运云南。四月，内务府奏请将广储司银一百五十万两交户部收存备用，乾隆帝下谕说，“现在户部库帑充盈”，此银无需存贮部库，著解往云南供以军需。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离京出征时，云南巡抚明德因办理军需，请拨银三百万两备用，帝以江宁藩库有“历年积存银两”，命拨其银二百万两解滇，又令户部另运银一百万两前往。过了四个月，六月中，乾隆帝又下谕：内务府广储司“积存银两既多”，拨银一百万两交户部存贮。“但部库帑藏亦甚充裕”，此银即备拨滇省军需之用。《清高宗实录》卷786，页12，卷801，页11，卷806，页13，卷811，页7，卷829，页15，卷837，页9.以上共拨银一千三百五十万两运往云南，还有户部备用银一百万两，确系充裕，足供军需之用。
三、老官屯身陷险境傅恒与缅讲和撤兵。
乾隆帝在士卒、战马、粮草、枪炮、军装、帑银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于三十四年二月举行了隆重的授予经略敕印的仪式和出行宴会。
在钦天监择定的黄道吉日二月十八日，礼部、工部、鸿胪寺官员，设敕、印黄案各一于太和殿内东旁，设采亭二于内阁门外，经略大臣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以及随征侍卫，俱着蟒服，侍立太和殿丹陛东阶下。内阁学士由内阁捧敕、印置于采亭内，校尉抬亭，前张黄盖，列御仗，由中路入太和门，至太和殿阶下。内阁学士捧敕、印，由中阶入殿内，置黄案上，大学士二人立于殿外。鸿胪寺官引经略大臣傅恒由东阶上，至殿下甬路东，北面立，随印官二员从行，至甬路东，西面立。大学士入殿左门，捧敕、印由中门出，经略傅恒跪受，转授随印官。鸿胪寺官引傅恒至丹陛中路左旁，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捧印、敕官前行，傅恒随行，由中路至阶下，安敕、印于采亭内，随征侍卫前引，由各中门出，随印及执事各官俱随行恭送，至傅恒府第。第二天，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御山高水长大幄，赐经略傅恒及随征将士等宴。乾隆帝并赐御用甲胄与傅恒。
傅恒蒙帝厚恩，立志灭敌，于二月二十一日离京，三月二十四日抵达云南省城，随即紧张进行出征准备工作。傅恒与副将军阿桂、阿里衮及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商议出兵时间及行军路线。诸将以缅地多瘴，建议霜降后出师。傅恒不从说：以往拘泥于避瘴，秋后才行，致敌有准备，且须坐守四五月，既糜粮饷，又使军心松懈，应乘军初至，“及其锐而用之”。傅恒之策，有其来源。原来，有人曾向傅恒献计说：元朝攻缅，由阿禾、阿昔二江前往，大致为今之大金沙江。以前鄂宁(云南巡抚)说腾越的银江，下通新街，南甸的槟榔江，流注蛮暮，两江皆从万山中行，石块层布，舟楫不通。如于近江地方造船，运至江边，顺流而下，直抵阿瓦，既快又可省粮运，“师期亦较早一二月”，缅人必无暇设备。再以一队流江而西，取木梳，“如此，缅不足平也”。傅恒听从此议，遂遣护军统领乌三泰、左副都御史傅显、云南提督哈国兴出铜壁关，选定于野牛坝造船，因其地山高林密，距蛮暮河仅一百余里，令总兵常青领兵三千及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前去造办。
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协办大学士、公、副将军阿里衮关于缅甸乞和的奏折送到北京。阿里衮奏称：五月十六日，游击巴勒塔等押送被缅军于木邦俘获的贵州兵许尔功等人，来到永昌，许带有缅甸“乞降文书”和杨重英之书及许之供折。据许尔功供称：被俘至阿瓦后，分给被俘清官使用，“闻缅酋懵驳之母，不愿与天朝打仗，时常劝沮伊子。懵驳与其属下头人等，闻大兵到来，亦皆望风生畏，是以商议乞降”。杨重英所呈之书称：被俘后解到阿瓦，“讵料缅王不杀，屡有投诚之议，且缅国各头目，俱愿投诚。……如蒙允准，望即差官兵持文前来，该国即办贡物，遣令缅目，同杨重英等解送前来。”《清高宗实录》卷812，页5、6.
缅人“乞降文书”是缅王的掌事官写的，其书说：
“暹罗国、得楞国、得怀国、白古国、一勘国、罕纪国、结砦国、大耳国及金银宝石厂、飞刀、飞马、飞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书领兵元帅：昔吴尚贤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乐善，我缅王用是具礼致贡，蒙赐缎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无仇隙。近因木邦、蛮暮土司从中播弄，兴兵争战，致彼此损伤人马。今特投文叙明颠末，请循古礼，贡赐往来，永息干戈。”《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缅王掌事官所写的“乞和”文书，追述早年吴尚贤促成中缅和好通商之情，将此次战争归咎于木邦土司之播弄，未言清政府贪功开衅之过，请求恢复朝贡关系，罢兵和好，“永息干戈”，应当说确是诚意议好。可是，乾隆帝却因其仅遣被俘掠兵丁送书投献，缅王未“束身归命”，又未“专遣大头目赍表前来”，而认为其“甚属狡猾，殊难凭信”，“显系尝试于我”，拒而不许。《清高宗实录》卷812，页7、8.
二、广调兵马拨银千万两大举攻缅。
乾隆皇帝拒绝了舒赫德、鄂宁停兵议和的建议，不允缅甸“求降”，广调兵马，赶运粮草器械，准备大举进攻臣服全缅。
早在乾隆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即因将军明瑞“悬军深入，接应最为紧要”，而谕派北京满兵六千和索伦兵一千名备马一万匹。《清高宗实录》卷803，页22、27，卷804，页41.二月初五日，即明瑞败死小猛育之前五日，他谕军机大臣：福建水师兵丁，于驾驶战船等事，素称精熟，著于沿海营伍内，预行简选利捷谙练兵丁，酌派三千名，以备应用，待再降谕旨时，即令漳州总兵叶向德领往永昌。过了三天，二月初八日，他又下谕：征缅需用水师兵丁，吉林兵“平日渡河战阵，勇敢得力”，调熟习水性能造船之兵一千名，令明亮带领来京，领往云南。同日他又谕令云南巡抚鄂宁备办造船所需一切物料。同月十三日，他因“绿营兵甚为无用”，调荆州满兵二千五百名、成都满兵一千五百名，令其迅往永昌。十五日得悉木邦失陷，乾隆帝谕增派索伦兵一千名，前往云南。其后，又增遣索伦兵一千名、厄鲁特兵一千、四川瓦寺和杂谷士兵二千名，增成都、荆州满兵二千名，以上增派满兵九千名、索伦兵三千名、福建水师三千、瓦寺士兵二千，厄鲁特兵一千，共增兵一万八千名，加上云南兵一万六千、川兵七千、贵州兵四千余，满汉官兵多达四万余人，备有马骡六万余匹。
乾隆帝因前征官兵多受瘴害，染病者多，于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谕两广总督：闻药材内有阿魏一种，“善能避瘴，番舶多有售者”，广东省自然易于购买，但假造乱真者不少，令该督“即悉心备办真正阿魏，务在多多益善”，解往云南。《清高宗实录》卷826，页28.过了五个月，大学士、经略傅恒上奏说：广东已办送阿魏三千斤，统计兵数，概行散给。“查沿边虽有瘴气，讹传太甚，人心遂因疑生畏，今使人人得有避瘴良药，不特实能避瘴，并可释其疑惧，于军营大有裨益”。《清高宗实录》卷830，页31.
乾隆帝知道明瑞进攻时，缅兵“寨栅俱用湿木排列，人力骤难摧陷”，很早就谕令多铸大炮。他说：“因思攻坚之策，莫如用炮，所向无不溃裂”。现在军行所带，谅不过子母等炮，其力量未必能如“大炮之得济”，此外未知曾否带有其他“炮位，足资应用”。内地所用威远、大神等炮，重而大，山路崎岖，长途驮载，不易运送，但滇省产铜，若将物料运赴木邦、铁壁关、虎踞关等适中之地，选调工匠，就近铸造，以备军营之用，“其势较为便利”。《清高宗实录》卷803，页13.傅恒到云南了解情况后奏称：“询问缅匪情形，专恃木栅，抗拒我师，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地暗铸大炮，出其不意，自可立破敌寨，用过后，仍可熔化携带。乾隆帝赞同其法，批示：“果破一二大寨，亦自如破竹之势，贼望风而散矣。”《清高宗实录》卷832，页11、12.不久，傅恒奏述试铸之情说：铸炮工匠，现已熟悉，六月初五日制成大炮一位，用铜二千余斤，装大铁弹子一个，重十六两，又装小铁弹十余个，各重二两。竖立木栅于三里外，安好大炮施发，“炮子直冲木栅，复迸散山石，入土五六尺”。若将铸炮的模子略为放大，可铸三千斤重炮。铸炮的方法和程序是“先分节做成泥坯模子，将模子对缝埋入土坑，然后灌入铜水”，过三个时刻，“炮身可就”。土坯必须自干，不能用火烘。需预制铁杆。待铸炮时，将官员兵役分带之铜立时熔化，即可铸成。炮身退热，约需二日，掘挖土坑，钻打火门，总计不过四五日，“即可对敌施放，无论木寨砖城，无不应手立破”。乾隆帝读过奏折后，非常高兴，批示：“欣慰览之”。《清高宗实录》卷837，页15、16.
军机大臣根据帝旨，安排运送了冲天炮四位及测量仪器的官员和炮手。四川原存九节炮十位，先已解滇四位，现又运去六位及纯铁炮子，不久又因劈山炮“最利军行”，运去八十位。此外还有京城之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湖南的铁鹿子，云南亦铸造了大量枪炮弹药。
乾隆帝调拨大量帑银以供军需。三十一年杨应琚征缅时，拨银三百万两，三十二年五月明瑞统兵时又拨三百万两，到十二月，一年半的时间用银二百零五万两，存银三百九十四万余两。乾隆帝因两淮盐商奏请捐银一百万两交内务府供帝赏赉，命将此银解运云南，备军需之用。三十三年三月任傅恒为经略时，帝谕户部于各省留协项下，拨银二百万两解运云南。四月，内务府奏请将广储司银一百五十万两交户部收存备用，乾隆帝下谕说，“现在户部库帑充盈”，此银无需存贮部库，著解往云南供以军需。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离京出征时，云南巡抚明德因办理军需，请拨银三百万两备用，帝以江宁藩库有“历年积存银两”，命拨其银二百万两解滇，又令户部另运银一百万两前往。过了四个月，六月中，乾隆帝又下谕：内务府广储司“积存银两既多”，拨银一百万两交户部存贮。“但部库帑藏亦甚充裕”，此银即备拨滇省军需之用。《清高宗实录》卷786，页12，卷801，页11，卷806，页13，卷811，页7，卷829，页15，卷837，页9.以上共拨银一千三百五十万两运往云南，还有户部备用银一百万两，确系充裕，足供军需之用。
三、老官屯身陷险境傅恒与缅讲和撤兵。
乾隆帝在士卒、战马、粮草、枪炮、军装、帑银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于三十四年二月举行了隆重的授予经略敕印的仪式和出行宴会。
在钦天监择定的黄道吉日二月十八日，礼部、工部、鸿胪寺官员，设敕、印黄案各一于太和殿内东旁，设采亭二于内阁门外，经略大臣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以及随征侍卫，俱着蟒服，侍立太和殿丹陛东阶下。内阁学士由内阁捧敕、印置于采亭内，校尉抬亭，前张黄盖，列御仗，由中路入太和门，至太和殿阶下。内阁学士捧敕、印，由中阶入殿内，置黄案上，大学士二人立于殿外。鸿胪寺官引经略大臣傅恒由东阶上，至殿下甬路东，北面立，随印官二员从行，至甬路东，西面立。大学士入殿左门，捧敕、印由中门出，经略傅恒跪受，转授随印官。鸿胪寺官引傅恒至丹陛中路左旁，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捧印、敕官前行，傅恒随行，由中路至阶下，安敕、印于采亭内，随征侍卫前引，由各中门出，随印及执事各官俱随行恭送，至傅恒府第。第二天，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御山高水长大幄，赐经略傅恒及随征将士等宴。乾隆帝并赐御用甲胄与傅恒。
傅恒蒙帝厚恩，立志灭敌，于二月二十一日离京，三月二十四日抵达云南省城，随即紧张进行出征准备工作。傅恒与副将军阿桂、阿里衮及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商议出兵时间及行军路线。诸将以缅地多瘴，建议霜降后出师。傅恒不从说：以往拘泥于避瘴，秋后才行，致敌有准备，且须坐守四五月，既糜粮饷，又使军心松懈，应乘军初至，“及其锐而用之”。傅恒之策，有其来源。原来，有人曾向傅恒献计说：元朝攻缅，由阿禾、阿昔二江前往，大致为今之大金沙江。以前鄂宁(云南巡抚)说腾越的银江，下通新街，南甸的槟榔江，流注蛮暮，两江皆从万山中行，石块层布，舟楫不通。如于近江地方造船，运至江边，顺流而下，直抵阿瓦，既快又可省粮运，“师期亦较早一二月”，缅人必无暇设备。再以一队流江而西，取木梳，“如此，缅不足平也”。傅恒听从此议，遂遣护军统领乌三泰、左副都御史傅显、云南提督哈国兴出铜壁关，选定于野牛坝造船，因其地山高林密，距蛮暮河仅一百余里，令总兵常青领兵三千及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前去造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