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错攻缅甸败而后和(4)
乾隆帝得知杨应琚患痰症，于十一月初八日下谕，调两广总督杨廷璋往滇代治军务，赐杨应琚以“素有神验”之内府所制十香返魂丹、活络丹及荷包六个，让杨“加意调摄，以冀速痊”，“慰朕眷念至意”，并以其“老年病体”，需人侍奉，遣其次子宝庆府知府杨重谷速往永昌看视。不久又派大学士傅恒之子多罗额驸、乾清门侍卫福灵安带御医李彭年往治杨病，并命杨应琚之长子江苏按察使杨重英驰驿迅往永昌，“省视伊父”，为监军，“襄助一切事务”。尽管乾隆帝此时对杨应琚还算信任，但他已开始有所怀疑，欲图直接了解全面军情，故特谕福灵安“驰往军前，详悉体察”，如能短期成功，即“同往统兵征剿”，若很难筹办，即“据实详悉入奏”，以便“得知徼外确情，以定进止”。《清高宗实录》卷772，页13、15、18、19、21，卷773，页10，卷778，页1、2；《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上》；《清史稿》卷327，《杨应琚传》。
杨应琚不久病愈，调集士卒一万四千余名，令诸军出击。十一月，提督李时升令永北镇总兵朱仑出铁壁关，攻楞木，欲进击蛮暮，收复新街；命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带兵至宛顶，以攻木邦。朱仑于楞木失利。缅军分路进入，从三十一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先后攻下铜壁关，入万仞关，焚掠盏达、户撤、陇川等地，攻占猛卯等处，于万仞关、铜壁关、猛卯几次击败清兵，击杀清游击马成龙、班第、毛大经和都司徐斌、守备高乾等将弁。官兵伤亡，内附土司被掠，蛮暮等新附土司被占。如此重大失败，杨应琚却视而不见，反而几次奏报大捷，声称击杀缅兵上万。
尽管杨应琚伪报战功，但他心里也很清楚，缅军势强，难以征服，不早想良策，恐其长据内附土司地区，事态扩大，无法掩人耳目，将被皇上察觉，招致重惩。因此，他想以“允降”来结局，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底，会同云南巡抚汤聘、提督李时升上奏说：缅甸“自楞木溃败，大兵复乘势追剿，二次共杀贼六千余人。当有伊领兵头目莽聂眇遮来营，恳请罢兵归顺，并呈献金镯、红呢、花布等物。”不久，缅兵二三万来掠，我军于十二月初六至十六日，先后杀敌三千余人，“计前后剿杀，已几及万人”。查缅甸系边南大国，密箐崇山，阻江为险，水土恶劣，瘴疠时行，“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如猛毒(即懵驳)果倾心凛惧，愿效臣服，似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清高宗实录》卷776，页10、11.
过了几天，三十二年正月初，杨应琚三人又奏：“缅酋猛毒之弟卜坑，及领兵头目莽聂眇遮，屡赴军营乞降。据称，前因蛮暮及各土司，近年贡献逾期，率众索取，原非抗拒大兵，今屡被惩创，情愿息兵归顺。至蛮暮、新街等处，实系夷人资生之路，并恳赏给贸易。”《清高宗实录》卷777，页14.
这两道奏请罢兵允降的奏疏，分别于三十二年正月初十、二十四日送至大内。照说，乾隆帝应该认真考虑一个十分严肃、至关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再三恳请出兵征服缅甸的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带领巡抚、提督，联名奏请收兵允降？须知，在未全歼敌兵、缅甸国王没有表示悔过的具体行动和亲身入贡求降的条件下，就要求撤兵，显然是极其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捉弄皇上。既然没有达到征服缅甸的目的就往后撤，那么，当初何必广调兵马，劳师动众，远道征剿？如此出尔反尔，诱哄圣上，牵着皇帝原地打转，简直是犯了欺君大罪。杨应琚遨游宦海数十年，深蒙皇恩，应该熟知愿为英君的乾隆帝之性格，要让这位一向自诩乾纲独断、天纵英武之明主，如此稀里糊涂地撤回大军，扑灭因被杨怂恿而产生的臣服缅甸的愿望，恐会惹得龙颜大怒，使自己祸生不测。为什么杨应琚要冒将被定上欺君大罪、抄家处死的危险，奏请收兵允降？难道这不是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战事不利、征缅失误吗！
设若乾隆帝从这个角度考虑杨应琚三人的奏疏，冷静分析敌情(军力、士气、人心、地形等)和战局，认真检讨发兵征服缅甸之举是否得当，如有谬误，及早收手，那么，他就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撤兵议和。但是，此时的乾隆帝，已陶醉于执政三十一年的“文治武功”之中。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他两次用兵准部，收服回部，每次实际上只用了几千、万余名士卒，就实现了七十年内皇祖、皇父的夙愿，洗雪了雍正帝时清军大败于和通泊的奇耻大辱，拓疆二万余里，威震海外。三十年内，他蠲赋万万，又普免天下钱粮、漕粮各一次，国内百业兴旺，人丁激增，国库充盈。此时，他正因为未能正确对待“全盛之时”，而不像早年那样小心翼翼，深思熟虑，倾听臣言，顾全大局，讲求实效，以致在处理重大军政问题时，常常缺乏理智，感情冲动，无根据地好大喜功，因此，既在前一阶段轻信杨应琚狂言，派遣军队，欲图臣服边外大国缅甸，又在此时杨应琚认输允降欲补其过时，坚持错误，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乾隆帝从三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阅读杨应琚三人联名上的奏折起，到三月二十九日的两个半月里，连续下达二十五道谕旨，有时一日连降三谕。这些谕旨，集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缅役之兴，在于杨应琚的胡言乱语，贪功开衅，使帝误信其言。上谕说：
“从前办理缅匪之初，原因莽匪召散窜入彼处，向其索取，若缅酋将召散献出，原无事多求”。“杨应琚到滇后，莽匪业已剿平，不过经理疆界，搜捕逸贼诸务。嗣因莽匪召散，逃入缅甸，杨应琚行文向彼索取，并奏称如彼不将逆酋擒献，即兴问罪之师。朕以缅甸僻在荒陬，从未敢侵犯内地，其事亦不值穷兵勒远。旋据奏木邦、蛮暮相率投诚，朕以杨应琚久任封疆，历练有素，必非轻率喜事者比，谕令酌审情形，以定进止。……乃该督即亲往永昌受降，且云机有可乘，不难筹办。朕谓该督必已操成算于胸中，自然相机妥办，方嘉其实心体国，勇往任事，随即加以奖谕，并望其迅奏朕功，以膺懋赏。”《清高宗实录》卷777，页19，卷780，页3.
第二，痛斥庸督饰败为胜，胆怯畏敌，对其严厉惩处。乾隆帝开始是从杨应琚等人捷报中的漏洞、矛盾发现问题的。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的谕旨，对杨应琚等人奏报的军情，提出了一系列的疑点和质问：杨应琚已调集士兵一万四千余人，“兵力不为不盛”，乃伊等自新街一战，即退回楞木，而两次所报交兵之地，又止称铜壁关、铁壁关以外，按图而计，楞木已在新街之内，两关则并在我界内，“该督所奏屡次杀贼万余，究在何地？”则其所谓得胜，“仍不过绿营虚夸粉饰恶习”。进攻蛮暮、新街的缅军不过二万，如已击杀万余，“则已去其大半”，缅军“宁不胆落奔逃，尚敢拥众相拒”，“则前后奏报之不足信，益显然矣。”提督李时升驻守何处，“何未闻其亲历行阵督率进兵”？总兵华封、刘德成又在何处？何以只令总兵朱仑、乌勒登额分兵守剿？《清高宗实录》卷777，页20―22.
杨应琚还厚颜奏辩，声称“节次所报杀贼几及万人，均经臣差人查核，又经李时升就近查明，实系确情”。乾隆帝在此段上批示：“此即欺罔之一端”。③《清高宗实录》卷779，页3，1、2.他又在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的谕旨中指出：“杨应琚等节次奏报，捏饰谬妄，种种未协，已屡降旨严饬矣”。今按图校阅，其中“舛谬不符之处，不一而足”。上年九月，赵宏榜驻新街，遇敌即退回铁壁关内，丢弃蛮暮、新街，十一月楞古之战后，兵退驻铜壁、铁壁二关以内，此后未曾出关交锋，“何以能杀贼多至万余”，“则其荒唐不足信，更不待言矣”。③。
不久，侍卫福灵安遵奉帝旨查明军情后奏称：“杨应琚前此所奏缅匪乞降，及陇川打仗，杀贼万余之处，悉属虚妄”，赵宏榜从新街失事后，即逃回铁壁关，朱仑楞木一战，即退回一站，并为缅人所欺，“信其乞降”，将兵丁撤退，以致缅兵从各隘口“窜入我境”。《清高宗实录》卷781，页19、20.
云南布政使钱度在奉帝严令“据实陈奏”否则加罪的谕旨后，亦揭露前奏捷讯的虚伪，并简述用兵失败的经过说：杨应琚办理缅事，系先因腾越副将赵宏榜禀称蛮暮土司投诚，我兵已驻新街，遂以为“机有可乘”，调兵三千六百名，即令赵先往受降。迨杨行至漾濞，接到赵的告急文书，始知新街已失，才加调各营官兵。十一月缅兵由万仞关小路进入永顺，焚烧盏达、户腊撒，“将铜壁官兵冲散”，斩杀游击马成龙，焚烧陇川。十二月底，官兵陆续到齐，“又误听该匪投诚之诈，未经还击”，致缅军“伺懈”，于正月初进入猛卯，占据木邦。滇省绿旗兵，除昭通、东川、开化、曲浔四镇“尚敢与贼对仗，余皆退缩不前”，李时升、朱仑“俱未亲临行阵，混报斩获”，杨应琚“驭下姑息”，不察虚实，“实属欺罔”。《清高宗实录》卷781，页8、9、10.
乾隆帝大怒，先后下谕，革杨应琚大学士、云贵总督职，逮捕入都，转押热河避暑山庄，廷讯后，勒令自尽，“暴其罪于天下”，革其次子宝庆知府杨重谷职，并以其笞人至死罪处斩；提督李时升，总兵朱仑、刘德成、乌尔登额等将，亦相继逮治论死。《清高宗实录》卷780，页8、16，卷781，页3，卷782，页1、2、3、11、12，卷791，页12；《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清史稿》卷327，《杨应琚传》。
第三，一错再错，继续征缅。乾隆帝对杨应琚的奏请收兵允降，特别不满，多次下谕斥责，以此作为杨欺君误国的大罪，宣布必须坚持用兵，征服缅甸，不得中止。他谕告如此做的理由有二：一是保护归附的土司和占据已附的地区。他说：蛮暮、新街等处，“既已纳降，并遵定制发，即成内地版图”，“皆为中国版宇”，“两处降附之人，即同内地人民”，“自当加意保护”，木邦、整欠、整卖等处，“前此恳求内附，并请我兵保护”，焉能还与缅甸，听其欺凌！二是王命难违，帝威无比。乾隆帝严厉训斥杨之允降，是“视受降如儿戏，何以靖远夷而尊国体！”归还已附之地，并未制胜克捷，“遽思歇手”，“将就了局”，“尚复成何事体”！他非常骄傲又十分自信地宣称：“朕办理庶务，从不肯稍任颟顸完事，况用兵边徼乎。试思我大清国全盛之势，何事不可为？”“至缅匪侵扰内地，则必当歼渠扫穴，以申国威，岂可遽尔中止？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而杨应琚竟思就事完事，实为大谬。”《清高宗实录》卷777，页16、20、24，卷780，页7，卷781，页3.
就这样，英明的乾隆皇帝由于骄傲轻敌，盲目的好大喜功，一错再错，受到了更大的挫折，败得更惨。
第二节轻敌冒进将军明瑞败死小猛育。
一、万岁妄图灭缅栽下兵败祸根。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授明瑞为云贵总督，经理征缅军务，又连续调遣官兵，拨发帑银，准备大举征缅。
对于此次进军的目的和要求，乾隆帝在两道谕旨中讲得十分明确。七月初九日，他谕告军机大臣：
杨应琚不久病愈，调集士卒一万四千余名，令诸军出击。十一月，提督李时升令永北镇总兵朱仑出铁壁关，攻楞木，欲进击蛮暮，收复新街；命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带兵至宛顶，以攻木邦。朱仑于楞木失利。缅军分路进入，从三十一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三月，先后攻下铜壁关，入万仞关，焚掠盏达、户撤、陇川等地，攻占猛卯等处，于万仞关、铜壁关、猛卯几次击败清兵，击杀清游击马成龙、班第、毛大经和都司徐斌、守备高乾等将弁。官兵伤亡，内附土司被掠，蛮暮等新附土司被占。如此重大失败，杨应琚却视而不见，反而几次奏报大捷，声称击杀缅兵上万。
尽管杨应琚伪报战功，但他心里也很清楚，缅军势强，难以征服，不早想良策，恐其长据内附土司地区，事态扩大，无法掩人耳目，将被皇上察觉，招致重惩。因此，他想以“允降”来结局，于三十一年十二月底，会同云南巡抚汤聘、提督李时升上奏说：缅甸“自楞木溃败，大兵复乘势追剿，二次共杀贼六千余人。当有伊领兵头目莽聂眇遮来营，恳请罢兵归顺，并呈献金镯、红呢、花布等物。”不久，缅兵二三万来掠，我军于十二月初六至十六日，先后杀敌三千余人，“计前后剿杀，已几及万人”。查缅甸系边南大国，密箐崇山，阻江为险，水土恶劣，瘴疠时行，“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如猛毒(即懵驳)果倾心凛惧，愿效臣服，似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清高宗实录》卷776，页10、11.
过了几天，三十二年正月初，杨应琚三人又奏：“缅酋猛毒之弟卜坑，及领兵头目莽聂眇遮，屡赴军营乞降。据称，前因蛮暮及各土司，近年贡献逾期，率众索取，原非抗拒大兵，今屡被惩创，情愿息兵归顺。至蛮暮、新街等处，实系夷人资生之路，并恳赏给贸易。”《清高宗实录》卷777，页14.
这两道奏请罢兵允降的奏疏，分别于三十二年正月初十、二十四日送至大内。照说，乾隆帝应该认真考虑一个十分严肃、至关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再三恳请出兵征服缅甸的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然带领巡抚、提督，联名奏请收兵允降？须知，在未全歼敌兵、缅甸国王没有表示悔过的具体行动和亲身入贡求降的条件下，就要求撤兵，显然是极其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捉弄皇上。既然没有达到征服缅甸的目的就往后撤，那么，当初何必广调兵马，劳师动众，远道征剿？如此出尔反尔，诱哄圣上，牵着皇帝原地打转，简直是犯了欺君大罪。杨应琚遨游宦海数十年，深蒙皇恩，应该熟知愿为英君的乾隆帝之性格，要让这位一向自诩乾纲独断、天纵英武之明主，如此稀里糊涂地撤回大军，扑灭因被杨怂恿而产生的臣服缅甸的愿望，恐会惹得龙颜大怒，使自己祸生不测。为什么杨应琚要冒将被定上欺君大罪、抄家处死的危险，奏请收兵允降？难道这不是最明显不过地说明了战事不利、征缅失误吗！
设若乾隆帝从这个角度考虑杨应琚三人的奏疏，冷静分析敌情(军力、士气、人心、地形等)和战局，认真检讨发兵征服缅甸之举是否得当，如有谬误，及早收手，那么，他就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撤兵议和。但是，此时的乾隆帝，已陶醉于执政三十一年的“文治武功”之中。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他两次用兵准部，收服回部，每次实际上只用了几千、万余名士卒，就实现了七十年内皇祖、皇父的夙愿，洗雪了雍正帝时清军大败于和通泊的奇耻大辱，拓疆二万余里，威震海外。三十年内，他蠲赋万万，又普免天下钱粮、漕粮各一次，国内百业兴旺，人丁激增，国库充盈。此时，他正因为未能正确对待“全盛之时”，而不像早年那样小心翼翼，深思熟虑，倾听臣言，顾全大局，讲求实效，以致在处理重大军政问题时，常常缺乏理智，感情冲动，无根据地好大喜功，因此，既在前一阶段轻信杨应琚狂言，派遣军队，欲图臣服边外大国缅甸，又在此时杨应琚认输允降欲补其过时，坚持错误，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乾隆帝从三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阅读杨应琚三人联名上的奏折起，到三月二十九日的两个半月里，连续下达二十五道谕旨，有时一日连降三谕。这些谕旨，集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缅役之兴，在于杨应琚的胡言乱语，贪功开衅，使帝误信其言。上谕说：
“从前办理缅匪之初，原因莽匪召散窜入彼处，向其索取，若缅酋将召散献出，原无事多求”。“杨应琚到滇后，莽匪业已剿平，不过经理疆界，搜捕逸贼诸务。嗣因莽匪召散，逃入缅甸，杨应琚行文向彼索取，并奏称如彼不将逆酋擒献，即兴问罪之师。朕以缅甸僻在荒陬，从未敢侵犯内地，其事亦不值穷兵勒远。旋据奏木邦、蛮暮相率投诚，朕以杨应琚久任封疆，历练有素，必非轻率喜事者比，谕令酌审情形，以定进止。……乃该督即亲往永昌受降，且云机有可乘，不难筹办。朕谓该督必已操成算于胸中，自然相机妥办，方嘉其实心体国，勇往任事，随即加以奖谕，并望其迅奏朕功，以膺懋赏。”《清高宗实录》卷777，页19，卷780，页3.
第二，痛斥庸督饰败为胜，胆怯畏敌，对其严厉惩处。乾隆帝开始是从杨应琚等人捷报中的漏洞、矛盾发现问题的。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的谕旨，对杨应琚等人奏报的军情，提出了一系列的疑点和质问：杨应琚已调集士兵一万四千余人，“兵力不为不盛”，乃伊等自新街一战，即退回楞木，而两次所报交兵之地，又止称铜壁关、铁壁关以外，按图而计，楞木已在新街之内，两关则并在我界内，“该督所奏屡次杀贼万余，究在何地？”则其所谓得胜，“仍不过绿营虚夸粉饰恶习”。进攻蛮暮、新街的缅军不过二万，如已击杀万余，“则已去其大半”，缅军“宁不胆落奔逃，尚敢拥众相拒”，“则前后奏报之不足信，益显然矣。”提督李时升驻守何处，“何未闻其亲历行阵督率进兵”？总兵华封、刘德成又在何处？何以只令总兵朱仑、乌勒登额分兵守剿？《清高宗实录》卷777，页20―22.
杨应琚还厚颜奏辩，声称“节次所报杀贼几及万人，均经臣差人查核，又经李时升就近查明，实系确情”。乾隆帝在此段上批示：“此即欺罔之一端”。③《清高宗实录》卷779，页3，1、2.他又在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的谕旨中指出：“杨应琚等节次奏报，捏饰谬妄，种种未协，已屡降旨严饬矣”。今按图校阅，其中“舛谬不符之处，不一而足”。上年九月，赵宏榜驻新街，遇敌即退回铁壁关内，丢弃蛮暮、新街，十一月楞古之战后，兵退驻铜壁、铁壁二关以内，此后未曾出关交锋，“何以能杀贼多至万余”，“则其荒唐不足信，更不待言矣”。③。
不久，侍卫福灵安遵奉帝旨查明军情后奏称：“杨应琚前此所奏缅匪乞降，及陇川打仗，杀贼万余之处，悉属虚妄”，赵宏榜从新街失事后，即逃回铁壁关，朱仑楞木一战，即退回一站，并为缅人所欺，“信其乞降”，将兵丁撤退，以致缅兵从各隘口“窜入我境”。《清高宗实录》卷781，页19、20.
云南布政使钱度在奉帝严令“据实陈奏”否则加罪的谕旨后，亦揭露前奏捷讯的虚伪，并简述用兵失败的经过说：杨应琚办理缅事，系先因腾越副将赵宏榜禀称蛮暮土司投诚，我兵已驻新街，遂以为“机有可乘”，调兵三千六百名，即令赵先往受降。迨杨行至漾濞，接到赵的告急文书，始知新街已失，才加调各营官兵。十一月缅兵由万仞关小路进入永顺，焚烧盏达、户腊撒，“将铜壁官兵冲散”，斩杀游击马成龙，焚烧陇川。十二月底，官兵陆续到齐，“又误听该匪投诚之诈，未经还击”，致缅军“伺懈”，于正月初进入猛卯，占据木邦。滇省绿旗兵，除昭通、东川、开化、曲浔四镇“尚敢与贼对仗，余皆退缩不前”，李时升、朱仑“俱未亲临行阵，混报斩获”，杨应琚“驭下姑息”，不察虚实，“实属欺罔”。《清高宗实录》卷781，页8、9、10.
乾隆帝大怒，先后下谕，革杨应琚大学士、云贵总督职，逮捕入都，转押热河避暑山庄，廷讯后，勒令自尽，“暴其罪于天下”，革其次子宝庆知府杨重谷职，并以其笞人至死罪处斩；提督李时升，总兵朱仑、刘德成、乌尔登额等将，亦相继逮治论死。《清高宗实录》卷780，页8、16，卷781，页3，卷782，页1、2、3、11、12，卷791，页12；《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清史稿》卷327，《杨应琚传》。
第三，一错再错，继续征缅。乾隆帝对杨应琚的奏请收兵允降，特别不满，多次下谕斥责，以此作为杨欺君误国的大罪，宣布必须坚持用兵，征服缅甸，不得中止。他谕告如此做的理由有二：一是保护归附的土司和占据已附的地区。他说：蛮暮、新街等处，“既已纳降，并遵定制发，即成内地版图”，“皆为中国版宇”，“两处降附之人，即同内地人民”，“自当加意保护”，木邦、整欠、整卖等处，“前此恳求内附，并请我兵保护”，焉能还与缅甸，听其欺凌！二是王命难违，帝威无比。乾隆帝严厉训斥杨之允降，是“视受降如儿戏，何以靖远夷而尊国体！”归还已附之地，并未制胜克捷，“遽思歇手”，“将就了局”，“尚复成何事体”！他非常骄傲又十分自信地宣称：“朕办理庶务，从不肯稍任颟顸完事，况用兵边徼乎。试思我大清国全盛之势，何事不可为？”“至缅匪侵扰内地，则必当歼渠扫穴，以申国威，岂可遽尔中止？且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而杨应琚竟思就事完事，实为大谬。”《清高宗实录》卷777，页16、20、24，卷780，页7，卷781，页3.
就这样，英明的乾隆皇帝由于骄傲轻敌，盲目的好大喜功，一错再错，受到了更大的挫折，败得更惨。
第二节轻敌冒进将军明瑞败死小猛育。
一、万岁妄图灭缅栽下兵败祸根。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谕，授明瑞为云贵总督，经理征缅军务，又连续调遣官兵，拨发帑银，准备大举征缅。
对于此次进军的目的和要求，乾隆帝在两道谕旨中讲得十分明确。七月初九日，他谕告军机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