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追讨叛汗统一回疆(4)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呈报捷音的奏折送到京师后，乾隆帝十分高兴，立即下谕，宣示中外，封赏有功人员，定边将军、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授一子为三等侍卫；富德从一等成勇伯晋为一等靖远成勇侯，戴双眼孔雀翎，授一子为三等侍卫；参赞大臣一等公明瑞、阿里衮，赏戴双眼孔雀翎，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官员，交部从优议叙；参战士卒赏给两月钱粮；叶尔羌等城兵丁赏一月钱粮。贝勒霍集斯伯克，抒其所见，尽心协助将军、大臣成功，加封为郡王品级，贝子鄂对伯克加封贝勒品级。
第二天，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以西师成功始末，颁《御制开惑论》，晓示中外，十一月初五日，宣读《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这两道文书详细叙述了乾隆帝用兵准部、回部的原因、争议、效果及其基本过程，现将部分内容摘录于下：
颁行《御制开惑论》之谕旨：“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等归诚。逆贼霍集占授首，于办理回部因告成功，而平定准噶尔全局亦于此大定。……而朕于颁师奏凯时，回念前事，转深祗惧，非仅为履满思谦之虚语也。准噶尔一部，久外生成，自我皇祖、皇考时，屡兴挞伐，未既厥绪。前杜尔伯特车凌、车凌乌巴什等方款关内附，在庸庸无识之徒，生际升平日久，方皆狃于便安，谓可拒而不纳，殊不思堂堂天朝，抚驭方夏，……岂有俨然视如敌国，至不敢受其降人之理。……且上苍赐祚垂禧，予以经画边陲之事，俾朕继述我祖宗未竟之志事，而朕敢惑于浮议，不勉思敬以承之乎。今统计用兵，不越五载，内地初不知有征发之劳，而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噜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现在巴达克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捧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即朕始愿，亦不敢望其遂能至此也。此番遐方绥靖，我将军、参赞，以及一介执戈之士，无不得娴行阵，于国气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为振作，信赏必罚，以淬励之，其谁不畏难苟安，而坐希无事之福乎。今即饮至告功，而日有万机，宵旰畴咨，又何能自释敬事之怀，有一日之可逸者，即前此军务方殷，运筹乙夜，曾不废令节燕响之文。……”《清高宗实录》卷599，页30―32.
乾隆帝的这两道文书，是其对五年之中用兵准、回二部的基本总结，主要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勇于进取，坚主用兵。乾隆帝再次重申，对准、回二部必须征讨，原因有二。一是杜尔伯特三车凌来归和阿睦尔撒纳降顺，需予安排，身为堂堂天朝之“天下共主”的大皇帝，岂有畏惧准部小汗达瓦齐而拒受降人之理。二是准部之事乃皇祖、皇考“未竟之志事”，不办妥此事，无以告慰祖宗在天之灵，无法安定西北局面，消除危害社稷的隐患，也不能洗雪和通泊惨败的耻辱。
其二，浮议屡起。从一开始考虑征准之日起，庸臣反对用兵的“浮议”就不断发生。一征准部，号称天朝人才济济的八旗满洲王公大臣，除大学士傅恒一人赞同帝意外，余“皆畏怯退缩”，反对用兵。阿睦尔撒纳反叛后，又有“无识之人”认为“此事原不当办”，既办复生变，“何如不办”，直到阿睦尔撒纳已败死俄国时，异议仍起。甚至到了嘉庆以后，一些不谙掌故的官员，仍以乾隆帝开辟新疆岁增兵饷三百万两的错误说法，对此加以贬词。
其三，因势利导。乾隆帝一征准部时，本来只想在擒获达瓦齐后，将厄鲁特的绰罗斯(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四部分设四汗，按喀尔喀四部之例，实行扎萨克制，不屯驻官兵，不派驻将军、大臣，不料，阿睦尔撒纳谋当总汗，兴兵叛乱，因而在二征准部时，改变了原来的设想，筑城驻兵，屯垦田地，设置将军、大臣，招民入居。对于天山南路的辽阔回疆，乾隆帝最初也仅是想沿袭其臣服于准汗的旧制，收贡赋，仍让伯克管辖回城，谁知大、小和卓拒帝拒抚，忘恩为乱，遂于平叛之后，加强对回疆的管辖，设官驻兵，辖治伯克。乾隆帝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新的方针、政策，对新疆的开发，起了重大作用。
其四，亲理军务。兴兵以来，五年内乾隆帝日夜操劳，军务繁忙时，“运筹乙夜”，举凡用兵与否，征讨方针、政策与策略，将帅的任用，粮饷、马匹、器械的筹备和运输，等等，他都一一过问和决策。仅《清实录》所载关于用兵的上谕，就有几百道。《圣武记》总论清帝指挥征战时写道：“前代方略专持本兵，我朝悉禀庙算。羽檄交驰，立时批答，虽午夜必起披览，召见军机大臣，指示曲折，万里如禁闼。”《圣武记》卷11，《武事余记》。这段评述正可作为乾隆帝亲理军务的最好写照。
其五，赏罚严明。五年之中，大批官将浮沉消长，虽然不能说乾隆帝的惩奖完全正确，无一差错，但他确实对此极为重视，敢于惩治劣帅庸弁，敢于擢用猛士勇将，基本上做到了赏必信罚必严。绿营兵高天喜，以军功陆续升为保宁堡守备，二十二年随参将迈斯汉往援副将军兆惠，风雪道梗，单骑往探，奋欲赴援，为迈斯汉所阻，帝知其情后，诏革迈斯汉职，以高代为参将，第二年升至西宁总兵，授领队大臣，年底战死黑水营。乾隆帝闻悉，赋诗悼惜，赞其为绿旗中第一人，图形于紫光阁，亲书赞同说：“爪牙之将，用不拘资，感予特达，授命何辞？百战百进，义弗旋踵，怒则血赤，是为血勇。呜呼！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听磐声，则思死封疆之臣。”《清高宗实录》卷575，页24―26；《清史稿》卷314，《高天喜传》，卷11，《武事余记》。富德以一贯奋勇冲杀，十余年内，由护军升至定边右副将军，兼任都统、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封一等靖远成勇侯，图形紫光阁。兆惠因两次被困，坚守出围，征服回部，五年之内，由办理粮运的侍郎荣任定边将军，升为尚书、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封一等武毅谋勇公，加宗室公品级，图形紫光阁，后配享太庙，其子扎兰泰娶高宗第九女和硕和恪公主，授额驸，袭爵。对怯战畏敌、因循苟且、贻误军机之人，乾隆帝严加惩治。五年内，他先后逮问定西将军、一等公策楞，参赞大臣玉保，定西将军永常，将定边左副将军、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二等公哈达哈与定西将军、尚书，协办大学士、二等公达尔当阿革职削爵，罚充披甲，诛死靖逆将军觉罗雅尔哈善，勒令参赞大臣、都统、二等公哈宁阿自尽。这对严明军纪，激励将帅和三军官兵，增强军队战斗力，克敌取胜，起了重大的作用。
其六，建树殊勋。乾隆帝非常高兴而且十分得意地说，用兵准、回获得了极大的胜利，建立了丰功殊勋。他在《开惑论》中写道：“两大部落，不为不强，周二万余里，不为不广，五年成功，不为不速。”他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辛苦五年，实现了父祖未竟的志愿，安定了西北局面，消除了产生大的变乱的基础，扩大了版图，节省了巨量军费，实为全胜，实为殊勋。
二、设官建置驻兵屯田新疆迅速发展。
乾隆皇帝上述关于用兵准、回之成效的评论，大体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清政府统一了天山南北广大区域，为开发大西北、促进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这一伟大事业刚刚开始，不能半途而废，因此，紧接着，乾隆帝又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采取了许多措施，为建设、巩固大西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早在战争进行中，就确定了对待准、回地区的基本方针。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他谕告军机大臣：准噶尔喇嘛断不可信，从前尚曾降旨欲设立库伦，振兴黄教，“今准噶尔等作孽深重，福泽已尽”，未曾助乱的喇嘛可以留下性命，但“断不可仍前库伦、锡、堪布等名号”，也不保留鄂拓克(原系汗之部属)和宰桑名号，选择年老不生事端之人，补放总管，管辖准部人员。《清高宗实录》卷537，页2.过了一个月，五月十六日，他又降谕说：前命将军等进剿(厄鲁特四部)各鄂拓克时，将老幼人等安抚，择其可信之人，授为总管、副总管，“不得照从前留各鄂拓克旧名，仍授为宰桑、牧楞额等名目”。《清高宗实录》卷539，页2.这时他已决定完全取消厄鲁特四部旧的政治制度，要实行由帝任官管辖其部人员的新制。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领队大臣阿里衮奏称于布叶搜获库尔勒城伯克托克托的属人巴雅尔，他下谕给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说：如果库尔勒城归顺，即“仍令伯克托克托管辖”，“其他招服回人头目，亦可照此办理”。《清高宗实录》卷557，页26.同年九月十五日他又下谕说：伊犁要驻兵，回部则不驻兵，但“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清高宗实录》卷570，页26.此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具体做法有所改动，但基本方针没有变，那就是要将准、回地区纳入清朝的版图，直接隶属于清政府管辖，最终变成为大清国的一省。
对于乾隆帝统一和建设西北地区的宏伟事业，不少大臣很不理解，乱发异议。他们认为西域二万余里，“沙漠辽远，牲畜凋耗，难驻守”。大学士史贻直早在二十二年十月就提出捐弃伊犁的主张。大学士陈世倌特上专折，以“粮饷、马力、将帅”三个难题，反对继续用兵。乾隆帝予以一一驳斥，坚决排除浅见庸议的干扰，选任了几位能臣，来贯彻执行他建设西北的方针，主要是阿桂、舒赫德、明瑞和伊勒图。
舒赫德从乾隆十八年就到西北处理准部问题，二十三年起，以参赞大臣、尚书、都统的头衔驻阿克苏，连续好几年，先后奏定回城赋税台站，设伯克，阿克苏铸腾格，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乌什、和阗置文武官员，政绩卓著。阿桂于二十年以内阁学士身份赴北路乌里雅苏台督台站起，到三十三年止，除短期调离外，基本上在准、回地区任参赞大臣、伊犁将军等职。他针对创事初期某些大臣畏难主退的异议，奏称“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建议广开屯田，建置城邑，设台站，移各省有工艺技术之人入新域，均被朝廷采纳，一一施行，使新城、新村、兵营依次建立，人口上升，田地增多，“一如内地，数千里行旅晏然”。明瑞在用兵中屡立军功，二十七年任第一位伊犁将军，直到三十三年。伊勒图很早就以副都统职衔驻乌鲁木齐，不久移驻阿克苏，三十三年任伊犁将军，三十六年，降参赞大臣驻乌什，三十八年复任将军直到五十年去世。伊勒图驻边二十余年，“诸所经画，缜密垂久远”，对屯田、筑城、铸钱、采煤、炼铁等，做了很多工作，贡献很大。《清史稿》卷313，《舒赫德传》，卷318，《阿桂传》，卷335，《伊勒图传》。
乾隆帝依靠这些能臣，大力进行建设西北的宏伟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之事。其一，设官建置。二十五年八月，命阿桂总理伊犁事务，第二年九月令明瑞赴伊犁代阿桂办事。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他以“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授明瑞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照例颁赐敕印旗牌。《清高宗实录》卷619，页4，卷673，页1.伊犁将军总管全疆军政财经等一切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下设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理事大臣、总管等官，分驻各城。对天山以南的回疆各城，沿用其官名旧制，设阿奇木伯克(总管)、伊沙噶伯克(协理)、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钱粮)、商伯克(征输粮赋)、哈子伯克(管诉讼)等官“理回务”，大体上以归顺的伯克充任，均由大皇帝指派，皆听命于本城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定期轮班至京朝觐。息兵初期，乾隆帝对重要回城的阿奇木伯克的人选，十分重视，挑选可靠之人充任。他于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谕示军机大臣：授辅国公噶岱默特为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贝靳鄂对为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子品级辅国公色提巴勒氏为阿克苏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之子阿布都喇玛为拜城阿奇木伯克，郡王品级贝勒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为乌什阿奇木伯克。这些伯克皆系早期来归并在征讨霍集占时从征立功效忠清帝之人。
其二，筑城驻兵。军务告竣之后，乾隆帝命留下部分军队屯驻重要城市，并陆续从陕西、甘肃、北京、东北，佥派八旗满洲、蒙古官兵、索伦、锡伯、达呼尔、察哈尔和绿营兵前来驻防或换防，形成了固定的军事制度，又相继筑造了惠远、惠宁、绥定、广仁、赡德、拱宸、熙春、塔尔奇、宁远(以上称伊犁九城)、绥靖、迪化、巩宁、会宁、庆绥、安阜、永宁、喀喇沙尔、徕宁等城。伊犁将军所驻的惠远城有满洲驻防兵四千，惠宁城满兵二千一百四十名，伊犁河南岸有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蒙古、厄鲁特、沙毕纳尔兵六千二百名，绥定等六城有绿营携眷兵三千，天山北路共一万五千二百余名兵士，星拱棋布，与伊犁城环峙，另外还有换防于回疆与塔尔巴哈台之兵二千三百名。天山南路回疆各城，共有番戍兵五千七百余名，其中，叶尔羌、喀什噶尔各九百名，阿克苏八百名。天山东路乌鲁木齐，设有都统一员，辖驻防满兵三千四百六十名，兼辖巴里坤、古城驻防兵二千及屯田绿旗兵四千。乌什还有屯田绿旗兵一千。以上各处兵马，皆属伊犁将军节制调遣。
其三，屯田移民。天山北路，人烟稀少，准部人员又多不习农耕，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奇缺价昂。清政府从康熙末年起，便开始佥兵屯垦田地，派土默特兵一千，于苏勒厄图、喀喇乌苏等处创屯，后陆续增屯吐鲁番、鄂尔坤等地。乾隆初，回部辟展等城，“多设屯，厚兵力”。用兵准、回期间，尤其是获胜息兵以后，乾隆帝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兵屯、民屯、回屯空前发展。二十年，以伊犁西境喀尔喀东陲多闲壤，遣满、蒙、汉兵数千开屯，又于额尔齐斯、巴里坤等处派甘肃、州、肃州屯兵五百垦种田地。二十三年，于辟展、鲁克察克、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大办屯田，置新旧屯兵一万七千名，每人种二十亩。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请拨饷以备屯田籽种之用，他立命户部于邻近甘肃的省份发银三百万两，迅速解甘，以备供支。
乾隆二十五年起，舒赫德、阿桂、明瑞于伊犁等处大兴屯田，庸懦之臣又生异议，妄称屯田劳民，乾隆帝为此于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特下专谕，批驳了“蚩蚩无识之徒”的“以讹传讹”。他强调指出，大办屯田，不是劳民动众，而是于民有利，是“惠民”而不是害民，不管是招募迁移回民到伊犁等处屯垦，还是将免死之犯人遣往种地，都是有益于民的。他特别讲了一段兴办屯田的“深意”，十分精彩，摘录如下：
“……且朕规划此事，更有深意。国家生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且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薄，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今办理屯种，亦只因地制宜之举，而无识者又疑劳民，朕实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耳”。《清高宗实录》卷612，页19―22.
这道谕旨强有力地表明，乾隆皇帝确实是目光敏锐、高瞻远瞩、英明果断，他不仅把屯田当做“资兵食”解决军粮供应的重要手段，还用以改善兵火之后残弱回人的生活，振兴回部，并以此来对付人口危机，克服整个国家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衣食艰辛的困难，为内地汉民开辟广阔的谋生途径。这一见解非常新颖，十分高明，根据这一想法实行的移民、容民入疆的政策，是富国利民的好政策。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乾隆帝的皇祖父就下谕讲到人多地少使粮价地价昂贵的问题。他指出：“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清圣祖实录》卷256，页15.第二年六月初六日，他又下谕指责一些官员的条陈徒奏垦田积谷，是“不识时务”，因“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为积谷之计耶！”《清圣祖实录》卷259，页9.到了乾隆朝，人口猛增，这一矛盾更为尖锐。乾隆帝在谕中讲到二十五年内，“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并非无根据的浮夸之词。乾隆六年，全国在册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余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而到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年中竟达到一亿九千六百八十余万，增加了三分之一。人口增加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吃惊。到乾隆六十年，更增至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人。内地田土有限，怎么办？很显然，移民入边疆，容许中原人丁流入边疆垦种田地，是解决人多地少矛盾的一个良好计策。乾隆帝看准了这一点，因此他果断决定，要在西北新域中大力推行屯田，哪怕冒着被无识之人讥为“劳民”，暂时不为人们理解的风险，也要把屯田办下去，但他相信“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这项政策的正确性，必然会在历史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来。正是由于他的坚决果断，才排除了目光短浅之人的干扰，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新疆的屯田才能大规模地迅速进行，“东自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自科布多，南至哈喇沙尔”，兵屯、回屯、民屯、旗屯、犯屯、户屯等各类屯田蓬勃发展。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屯田》；《清高宗实录》卷1493，页29.
其四，轻徭薄赋。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统治回部时，超过回人旧制，重征暴敛，鱼肉回人，大、小和卓返回之后，又额外科敛，肆意抢掠，严重地破坏了回疆生产，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生计艰难。清政府统一回部后，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轻徭薄赋政策，尤其是在息兵初期，赋税减免更多。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定边将军兆惠奏定喀什噶尔及其所属城村赋役制度：喀什噶尔大小十城和七村庄，人口数十万，过去噶尔丹策零时定额每年纳钱六万七千腾格(一腾格准清朝制钱五十文或银一两)，其中，种地之鄂尔托什人等纳粮四万零八百九十八帕特码，一帕特码折清官石四石五斗，计十八万四千零四十一石，纳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一察喇克折清官秤十斤，计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三斤，纳红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折清秤三千六百五十斤，共计折钱二万一千余腾格；克色克、绰克巴什人等纳钱二万六千腾格、商贾牧养人等纳钱二万腾格，皆以本色折纳。此外又有商人金、铜税和园户果税。边界贸易回人征税十分之一，外来贸易之人征二十分之一。现在酌量减赋，种地人每年交粮四千帕特码(折一万八千石)、钱六千腾格，棉花、红花照旧输纳，征金十两、葡萄千斤交内务府，贸易税依旧课收取，其余零星杂税概行蠲免。第二月，兆惠又奏定叶尔羌及其所属二十七城村的赋税。这一地区有三万户十余万人，先前噶尔丹策零时，年交贡赋十万腾格，此外还有金税、贸易缎布牲畜等税，霍集占入城后又额外科敛，“回人生计甚艰”，因此，从七月起，止征杂粮一千四百帕特码和一万二千腾格。《清高宗实录》593，页13，卷595，页8.此后，清政府统一制定了全回疆赋役制，原回人旧制征粮是十分取一，“载在经教”，现减少为二十分取一。买卖牲畜之税，亦照旧例减少，本地回人贸易征二十分之一，外来部落商人贸易收三十分之一。《清高宗实录》卷595，页8.
阿桂、舒赫德、明瑞、伊勒图等将军、参赞大臣的细心筹划认真办理，广大准、维吾尔、汉、蒙古、满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使乾隆皇帝巩固、建设大西北的方针得到了贯彻，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首先是基本结束了干戈频起战火纷飞的混乱局面，代之以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清朝统一准、回各部后，虽然由于一些满、汉、维吾尔族官员胥吏的贪赃枉法为非作歹，以及少数地方分裂主义分子的作乱，新疆地区此后曾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总的说来，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后，大体上仍是处于和平的环境，尤其是道光以前，除乾隆三十年乌什维吾尔族起义遭清兵打压以外，六十年内未起烽烟。回想昔日，康熙初至乾隆二十五年的九十年里，厄鲁特四部互相厮杀，准军掠西藏、青海，“烽火逼近畿”，清军六征准噶尔汗，剿捕霍集占，兵火连年，“边民寝锋镝”，陕甘困转输，准、回人员死于劫杀病疫，两相比较，确有天渊之别。故史家称赞乾隆帝用兵及建设之效说，自此“中外一家，老死不见兵革”。《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其次，人丁增多，生产发展。清朝官兵的驻防与番戍，陕甘汉民的大量移入，使人口急剧增长，从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的十一年里，全疆人口猛增了十倍，为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手。到乾隆四十年，各类屯丁多达十余万丁，天山南北有犯人兵丁屯田二十八万余亩，民屯田地七十万余亩。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官营牧场，牧养着数以万计的马、驼、牛、羊。金矿、铜矿兴旺，和阗美玉名扬天下。叶尔羌先前本不产玉，自隶版图以后，渐生玉石，有玉山、玉河，量多质佳，成为全国第二大产玉区。商业也迅速发展，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塔城、奇台、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城，皆发展为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中心。乾隆帝因哈萨克、布噜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部“贸易之人，络绎不绝”，前来回疆贸易，特允准参赞大臣舒赫德之请，二十五年正月于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再次减少商税，“回人买来牲只，暂改为二十分取一，外来商人牲只，暂改为三十分取一”。《清高宗实录》卷605，页10、11.
其三，交往频繁，互利互助。过去，准、回地区与内地常起争端，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现在同隶清政府管辖，汉民大量移入，满、汉官兵来此驻戍，蒙古、维吾尔、满、汉各族人员之间，频繁往来，同居共处，互易有无，联姻嫁娶，关系愈益密切。各族人民为建设新疆而辛勤劳动，各自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四，减少开支，增加库银。反对用兵准、回开发新疆的官员，经常以粮饷浩繁供应艰辛财力亏损为词，乱发议论，乾隆帝对此曾多次予以批驳。数千里之外进行征战，当然要花费巨量银米。从乾隆二十年二月出兵，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个月内，军需费用为一千七百余万两，当月又增拨四五百万两。到二十四年十月获悉霍集占败死巴达克山准、回全平为止，五年之中，共用军费三千三百余万两，大致相当于全国一年所征的田地赋银，数量不为不多。但是，这笔巨费的开支，是值得的，不仅因为准、回地区统一于清中央政府，为巩固祖国，开发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上获益极大，而且单就用费而言，自此以后清政府的总开支，也减少了许多，使它的库银得以逐步增加。从雍正七年到十三年，在这短短的七年里，由于防止准噶尔汗的入掠和征讨准部，大量士卒、役夫驻守前线，供应浩繁，共用银五六千万两，平均每年军费八百万两，为全国田赋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开支不取消，清政府每年就会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哪能积存余银。如果加上康熙五十七至六十一年四年用于西北防边的费用，十一年用军费七千余万两，使雍正帝尽力积存的六千余万两帑银，“动支大半”。这样巨大的开支，清政府无力长期负担。从乾隆二十四年息兵以后，年耗数百万两的征战用费，不再付出了。新疆驻兵二万左右的饷银，因其系由内地调遣而来，仍用原来的经制银两拨付，虽驻兵而不增饷，并且，因战事结束，从康熙以来陕甘等省为防边而增募的军队，大量减员，又可省下巨万费用。二十五年八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准节省甘肃经费：裁减各提镇名粮十分之一，岁省银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余两，各标名粮酌改马六步四，岁省七万四千余两，缓购摘缺马七千三百余匹，岁省十万零五千余两，裁撤西宁口外台卡官兵和瓜州渠道官兵，岁省一万三千二百余两，撤回安西推莫尔图官兵，岁省七百余两，安西提标官兵移驻巴里坤，撤回专派防兵二千名，岁省十万余两，合计每年省银五十余万两。这是一个典型例证，对分析统一准、回与其后节省军费、帑银不断增加的关系，是很有说服力的。
生于乾隆末年荣中进士的史学大家魏源，在《圣武记》卷四，对乾隆帝用兵准、回之成效，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述，现摘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语。魏源说：
“……计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余万丁，统于乌鲁木齐提督。自官田外，余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牛、羊、麦、面、蔬、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段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莱，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留末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
第二天，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以西师成功始末，颁《御制开惑论》，晓示中外，十一月初五日，宣读《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这两道文书详细叙述了乾隆帝用兵准部、回部的原因、争议、效果及其基本过程，现将部分内容摘录于下：
颁行《御制开惑论》之谕旨：“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等归诚。逆贼霍集占授首，于办理回部因告成功，而平定准噶尔全局亦于此大定。……而朕于颁师奏凯时，回念前事，转深祗惧，非仅为履满思谦之虚语也。准噶尔一部，久外生成，自我皇祖、皇考时，屡兴挞伐，未既厥绪。前杜尔伯特车凌、车凌乌巴什等方款关内附，在庸庸无识之徒，生际升平日久，方皆狃于便安，谓可拒而不纳，殊不思堂堂天朝，抚驭方夏，……岂有俨然视如敌国，至不敢受其降人之理。……且上苍赐祚垂禧，予以经画边陲之事，俾朕继述我祖宗未竟之志事，而朕敢惑于浮议，不勉思敬以承之乎。今统计用兵，不越五载，内地初不知有征发之劳，而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噜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现在巴达克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捧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即朕始愿，亦不敢望其遂能至此也。此番遐方绥靖，我将军、参赞，以及一介执戈之士，无不得娴行阵，于国气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为振作，信赏必罚，以淬励之，其谁不畏难苟安，而坐希无事之福乎。今即饮至告功，而日有万机，宵旰畴咨，又何能自释敬事之怀，有一日之可逸者，即前此军务方殷，运筹乙夜，曾不废令节燕响之文。……”《清高宗实录》卷599，页30―32.
乾隆帝的这两道文书，是其对五年之中用兵准、回二部的基本总结，主要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勇于进取，坚主用兵。乾隆帝再次重申，对准、回二部必须征讨，原因有二。一是杜尔伯特三车凌来归和阿睦尔撒纳降顺，需予安排，身为堂堂天朝之“天下共主”的大皇帝，岂有畏惧准部小汗达瓦齐而拒受降人之理。二是准部之事乃皇祖、皇考“未竟之志事”，不办妥此事，无以告慰祖宗在天之灵，无法安定西北局面，消除危害社稷的隐患，也不能洗雪和通泊惨败的耻辱。
其二，浮议屡起。从一开始考虑征准之日起，庸臣反对用兵的“浮议”就不断发生。一征准部，号称天朝人才济济的八旗满洲王公大臣，除大学士傅恒一人赞同帝意外，余“皆畏怯退缩”，反对用兵。阿睦尔撒纳反叛后，又有“无识之人”认为“此事原不当办”，既办复生变，“何如不办”，直到阿睦尔撒纳已败死俄国时，异议仍起。甚至到了嘉庆以后，一些不谙掌故的官员，仍以乾隆帝开辟新疆岁增兵饷三百万两的错误说法，对此加以贬词。
其三，因势利导。乾隆帝一征准部时，本来只想在擒获达瓦齐后，将厄鲁特的绰罗斯(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四部分设四汗，按喀尔喀四部之例，实行扎萨克制，不屯驻官兵，不派驻将军、大臣，不料，阿睦尔撒纳谋当总汗，兴兵叛乱，因而在二征准部时，改变了原来的设想，筑城驻兵，屯垦田地，设置将军、大臣，招民入居。对于天山南路的辽阔回疆，乾隆帝最初也仅是想沿袭其臣服于准汗的旧制，收贡赋，仍让伯克管辖回城，谁知大、小和卓拒帝拒抚，忘恩为乱，遂于平叛之后，加强对回疆的管辖，设官驻兵，辖治伯克。乾隆帝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新的方针、政策，对新疆的开发，起了重大作用。
其四，亲理军务。兴兵以来，五年内乾隆帝日夜操劳，军务繁忙时，“运筹乙夜”，举凡用兵与否，征讨方针、政策与策略，将帅的任用，粮饷、马匹、器械的筹备和运输，等等，他都一一过问和决策。仅《清实录》所载关于用兵的上谕，就有几百道。《圣武记》总论清帝指挥征战时写道：“前代方略专持本兵，我朝悉禀庙算。羽檄交驰，立时批答，虽午夜必起披览，召见军机大臣，指示曲折，万里如禁闼。”《圣武记》卷11，《武事余记》。这段评述正可作为乾隆帝亲理军务的最好写照。
其五，赏罚严明。五年之中，大批官将浮沉消长，虽然不能说乾隆帝的惩奖完全正确，无一差错，但他确实对此极为重视，敢于惩治劣帅庸弁，敢于擢用猛士勇将，基本上做到了赏必信罚必严。绿营兵高天喜，以军功陆续升为保宁堡守备，二十二年随参将迈斯汉往援副将军兆惠，风雪道梗，单骑往探，奋欲赴援，为迈斯汉所阻，帝知其情后，诏革迈斯汉职，以高代为参将，第二年升至西宁总兵，授领队大臣，年底战死黑水营。乾隆帝闻悉，赋诗悼惜，赞其为绿旗中第一人，图形于紫光阁，亲书赞同说：“爪牙之将，用不拘资，感予特达，授命何辞？百战百进，义弗旋踵，怒则血赤，是为血勇。呜呼！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听磐声，则思死封疆之臣。”《清高宗实录》卷575，页24―26；《清史稿》卷314，《高天喜传》，卷11，《武事余记》。富德以一贯奋勇冲杀，十余年内，由护军升至定边右副将军，兼任都统、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封一等靖远成勇侯，图形紫光阁。兆惠因两次被困，坚守出围，征服回部，五年之内，由办理粮运的侍郎荣任定边将军，升为尚书、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封一等武毅谋勇公，加宗室公品级，图形紫光阁，后配享太庙，其子扎兰泰娶高宗第九女和硕和恪公主，授额驸，袭爵。对怯战畏敌、因循苟且、贻误军机之人，乾隆帝严加惩治。五年内，他先后逮问定西将军、一等公策楞，参赞大臣玉保，定西将军永常，将定边左副将军、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二等公哈达哈与定西将军、尚书，协办大学士、二等公达尔当阿革职削爵，罚充披甲，诛死靖逆将军觉罗雅尔哈善，勒令参赞大臣、都统、二等公哈宁阿自尽。这对严明军纪，激励将帅和三军官兵，增强军队战斗力，克敌取胜，起了重大的作用。
其六，建树殊勋。乾隆帝非常高兴而且十分得意地说，用兵准、回获得了极大的胜利，建立了丰功殊勋。他在《开惑论》中写道：“两大部落，不为不强，周二万余里，不为不广，五年成功，不为不速。”他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辛苦五年，实现了父祖未竟的志愿，安定了西北局面，消除了产生大的变乱的基础，扩大了版图，节省了巨量军费，实为全胜，实为殊勋。
二、设官建置驻兵屯田新疆迅速发展。
乾隆皇帝上述关于用兵准、回之成效的评论，大体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清政府统一了天山南北广大区域，为开发大西北、促进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这一伟大事业刚刚开始，不能半途而废，因此，紧接着，乾隆帝又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采取了许多措施，为建设、巩固大西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早在战争进行中，就确定了对待准、回地区的基本方针。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他谕告军机大臣：准噶尔喇嘛断不可信，从前尚曾降旨欲设立库伦，振兴黄教，“今准噶尔等作孽深重，福泽已尽”，未曾助乱的喇嘛可以留下性命，但“断不可仍前库伦、锡、堪布等名号”，也不保留鄂拓克(原系汗之部属)和宰桑名号，选择年老不生事端之人，补放总管，管辖准部人员。《清高宗实录》卷537，页2.过了一个月，五月十六日，他又降谕说：前命将军等进剿(厄鲁特四部)各鄂拓克时，将老幼人等安抚，择其可信之人，授为总管、副总管，“不得照从前留各鄂拓克旧名，仍授为宰桑、牧楞额等名目”。《清高宗实录》卷539，页2.这时他已决定完全取消厄鲁特四部旧的政治制度，要实行由帝任官管辖其部人员的新制。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领队大臣阿里衮奏称于布叶搜获库尔勒城伯克托克托的属人巴雅尔，他下谕给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说：如果库尔勒城归顺，即“仍令伯克托克托管辖”，“其他招服回人头目，亦可照此办理”。《清高宗实录》卷557，页26.同年九月十五日他又下谕说：伊犁要驻兵，回部则不驻兵，但“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清高宗实录》卷570，页26.此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具体做法有所改动，但基本方针没有变，那就是要将准、回地区纳入清朝的版图，直接隶属于清政府管辖，最终变成为大清国的一省。
对于乾隆帝统一和建设西北地区的宏伟事业，不少大臣很不理解，乱发异议。他们认为西域二万余里，“沙漠辽远，牲畜凋耗，难驻守”。大学士史贻直早在二十二年十月就提出捐弃伊犁的主张。大学士陈世倌特上专折，以“粮饷、马力、将帅”三个难题，反对继续用兵。乾隆帝予以一一驳斥，坚决排除浅见庸议的干扰，选任了几位能臣，来贯彻执行他建设西北的方针，主要是阿桂、舒赫德、明瑞和伊勒图。
舒赫德从乾隆十八年就到西北处理准部问题，二十三年起，以参赞大臣、尚书、都统的头衔驻阿克苏，连续好几年，先后奏定回城赋税台站，设伯克，阿克苏铸腾格，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乌什、和阗置文武官员，政绩卓著。阿桂于二十年以内阁学士身份赴北路乌里雅苏台督台站起，到三十三年止，除短期调离外，基本上在准、回地区任参赞大臣、伊犁将军等职。他针对创事初期某些大臣畏难主退的异议，奏称“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建议广开屯田，建置城邑，设台站，移各省有工艺技术之人入新域，均被朝廷采纳，一一施行，使新城、新村、兵营依次建立，人口上升，田地增多，“一如内地，数千里行旅晏然”。明瑞在用兵中屡立军功，二十七年任第一位伊犁将军，直到三十三年。伊勒图很早就以副都统职衔驻乌鲁木齐，不久移驻阿克苏，三十三年任伊犁将军，三十六年，降参赞大臣驻乌什，三十八年复任将军直到五十年去世。伊勒图驻边二十余年，“诸所经画，缜密垂久远”，对屯田、筑城、铸钱、采煤、炼铁等，做了很多工作，贡献很大。《清史稿》卷313，《舒赫德传》，卷318，《阿桂传》，卷335，《伊勒图传》。
乾隆帝依靠这些能臣，大力进行建设西北的宏伟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之事。其一，设官建置。二十五年八月，命阿桂总理伊犁事务，第二年九月令明瑞赴伊犁代阿桂办事。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他以“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授明瑞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照例颁赐敕印旗牌。《清高宗实录》卷619，页4，卷673，页1.伊犁将军总管全疆军政财经等一切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下设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理事大臣、总管等官，分驻各城。对天山以南的回疆各城，沿用其官名旧制，设阿奇木伯克(总管)、伊沙噶伯克(协理)、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钱粮)、商伯克(征输粮赋)、哈子伯克(管诉讼)等官“理回务”，大体上以归顺的伯克充任，均由大皇帝指派，皆听命于本城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定期轮班至京朝觐。息兵初期，乾隆帝对重要回城的阿奇木伯克的人选，十分重视，挑选可靠之人充任。他于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谕示军机大臣：授辅国公噶岱默特为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贝靳鄂对为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子品级辅国公色提巴勒氏为阿克苏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之子阿布都喇玛为拜城阿奇木伯克，郡王品级贝勒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为乌什阿奇木伯克。这些伯克皆系早期来归并在征讨霍集占时从征立功效忠清帝之人。
其二，筑城驻兵。军务告竣之后，乾隆帝命留下部分军队屯驻重要城市，并陆续从陕西、甘肃、北京、东北，佥派八旗满洲、蒙古官兵、索伦、锡伯、达呼尔、察哈尔和绿营兵前来驻防或换防，形成了固定的军事制度，又相继筑造了惠远、惠宁、绥定、广仁、赡德、拱宸、熙春、塔尔奇、宁远(以上称伊犁九城)、绥靖、迪化、巩宁、会宁、庆绥、安阜、永宁、喀喇沙尔、徕宁等城。伊犁将军所驻的惠远城有满洲驻防兵四千，惠宁城满兵二千一百四十名，伊犁河南岸有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蒙古、厄鲁特、沙毕纳尔兵六千二百名，绥定等六城有绿营携眷兵三千，天山北路共一万五千二百余名兵士，星拱棋布，与伊犁城环峙，另外还有换防于回疆与塔尔巴哈台之兵二千三百名。天山南路回疆各城，共有番戍兵五千七百余名，其中，叶尔羌、喀什噶尔各九百名，阿克苏八百名。天山东路乌鲁木齐，设有都统一员，辖驻防满兵三千四百六十名，兼辖巴里坤、古城驻防兵二千及屯田绿旗兵四千。乌什还有屯田绿旗兵一千。以上各处兵马，皆属伊犁将军节制调遣。
其三，屯田移民。天山北路，人烟稀少，准部人员又多不习农耕，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奇缺价昂。清政府从康熙末年起，便开始佥兵屯垦田地，派土默特兵一千，于苏勒厄图、喀喇乌苏等处创屯，后陆续增屯吐鲁番、鄂尔坤等地。乾隆初，回部辟展等城，“多设屯，厚兵力”。用兵准、回期间，尤其是获胜息兵以后，乾隆帝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兵屯、民屯、回屯空前发展。二十年，以伊犁西境喀尔喀东陲多闲壤，遣满、蒙、汉兵数千开屯，又于额尔齐斯、巴里坤等处派甘肃、州、肃州屯兵五百垦种田地。二十三年，于辟展、鲁克察克、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大办屯田，置新旧屯兵一万七千名，每人种二十亩。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请拨饷以备屯田籽种之用，他立命户部于邻近甘肃的省份发银三百万两，迅速解甘，以备供支。
乾隆二十五年起，舒赫德、阿桂、明瑞于伊犁等处大兴屯田，庸懦之臣又生异议，妄称屯田劳民，乾隆帝为此于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特下专谕，批驳了“蚩蚩无识之徒”的“以讹传讹”。他强调指出，大办屯田，不是劳民动众，而是于民有利，是“惠民”而不是害民，不管是招募迁移回民到伊犁等处屯垦，还是将免死之犯人遣往种地，都是有益于民的。他特别讲了一段兴办屯田的“深意”，十分精彩，摘录如下：
“……且朕规划此事，更有深意。国家生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且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薄，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今办理屯种，亦只因地制宜之举，而无识者又疑劳民，朕实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耳”。《清高宗实录》卷612，页19―22.
这道谕旨强有力地表明，乾隆皇帝确实是目光敏锐、高瞻远瞩、英明果断，他不仅把屯田当做“资兵食”解决军粮供应的重要手段，还用以改善兵火之后残弱回人的生活，振兴回部，并以此来对付人口危机，克服整个国家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衣食艰辛的困难，为内地汉民开辟广阔的谋生途径。这一见解非常新颖，十分高明，根据这一想法实行的移民、容民入疆的政策，是富国利民的好政策。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乾隆帝的皇祖父就下谕讲到人多地少使粮价地价昂贵的问题。他指出：“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清圣祖实录》卷256，页15.第二年六月初六日，他又下谕指责一些官员的条陈徒奏垦田积谷，是“不识时务”，因“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为积谷之计耶！”《清圣祖实录》卷259，页9.到了乾隆朝，人口猛增，这一矛盾更为尖锐。乾隆帝在谕中讲到二十五年内，“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并非无根据的浮夸之词。乾隆六年，全国在册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余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而到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年中竟达到一亿九千六百八十余万，增加了三分之一。人口增加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吃惊。到乾隆六十年，更增至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人。内地田土有限，怎么办？很显然，移民入边疆，容许中原人丁流入边疆垦种田地，是解决人多地少矛盾的一个良好计策。乾隆帝看准了这一点，因此他果断决定，要在西北新域中大力推行屯田，哪怕冒着被无识之人讥为“劳民”，暂时不为人们理解的风险，也要把屯田办下去，但他相信“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这项政策的正确性，必然会在历史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来。正是由于他的坚决果断，才排除了目光短浅之人的干扰，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新疆的屯田才能大规模地迅速进行，“东自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自科布多，南至哈喇沙尔”，兵屯、回屯、民屯、旗屯、犯屯、户屯等各类屯田蓬勃发展。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屯田》；《清高宗实录》卷1493，页29.
其四，轻徭薄赋。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统治回部时，超过回人旧制，重征暴敛，鱼肉回人，大、小和卓返回之后，又额外科敛，肆意抢掠，严重地破坏了回疆生产，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生计艰难。清政府统一回部后，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轻徭薄赋政策，尤其是在息兵初期，赋税减免更多。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定边将军兆惠奏定喀什噶尔及其所属城村赋役制度：喀什噶尔大小十城和七村庄，人口数十万，过去噶尔丹策零时定额每年纳钱六万七千腾格(一腾格准清朝制钱五十文或银一两)，其中，种地之鄂尔托什人等纳粮四万零八百九十八帕特码，一帕特码折清官石四石五斗，计十八万四千零四十一石，纳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一察喇克折清官秤十斤，计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三斤，纳红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折清秤三千六百五十斤，共计折钱二万一千余腾格；克色克、绰克巴什人等纳钱二万六千腾格、商贾牧养人等纳钱二万腾格，皆以本色折纳。此外又有商人金、铜税和园户果税。边界贸易回人征税十分之一，外来贸易之人征二十分之一。现在酌量减赋，种地人每年交粮四千帕特码(折一万八千石)、钱六千腾格，棉花、红花照旧输纳，征金十两、葡萄千斤交内务府，贸易税依旧课收取，其余零星杂税概行蠲免。第二月，兆惠又奏定叶尔羌及其所属二十七城村的赋税。这一地区有三万户十余万人，先前噶尔丹策零时，年交贡赋十万腾格，此外还有金税、贸易缎布牲畜等税，霍集占入城后又额外科敛，“回人生计甚艰”，因此，从七月起，止征杂粮一千四百帕特码和一万二千腾格。《清高宗实录》593，页13，卷595，页8.此后，清政府统一制定了全回疆赋役制，原回人旧制征粮是十分取一，“载在经教”，现减少为二十分取一。买卖牲畜之税，亦照旧例减少，本地回人贸易征二十分之一，外来部落商人贸易收三十分之一。《清高宗实录》卷595，页8.
阿桂、舒赫德、明瑞、伊勒图等将军、参赞大臣的细心筹划认真办理，广大准、维吾尔、汉、蒙古、满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使乾隆皇帝巩固、建设大西北的方针得到了贯彻，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首先是基本结束了干戈频起战火纷飞的混乱局面，代之以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清朝统一准、回各部后，虽然由于一些满、汉、维吾尔族官员胥吏的贪赃枉法为非作歹，以及少数地方分裂主义分子的作乱，新疆地区此后曾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总的说来，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后，大体上仍是处于和平的环境，尤其是道光以前，除乾隆三十年乌什维吾尔族起义遭清兵打压以外，六十年内未起烽烟。回想昔日，康熙初至乾隆二十五年的九十年里，厄鲁特四部互相厮杀，准军掠西藏、青海，“烽火逼近畿”，清军六征准噶尔汗，剿捕霍集占，兵火连年，“边民寝锋镝”，陕甘困转输，准、回人员死于劫杀病疫，两相比较，确有天渊之别。故史家称赞乾隆帝用兵及建设之效说，自此“中外一家，老死不见兵革”。《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其次，人丁增多，生产发展。清朝官兵的驻防与番戍，陕甘汉民的大量移入，使人口急剧增长，从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的十一年里，全疆人口猛增了十倍，为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手。到乾隆四十年，各类屯丁多达十余万丁，天山南北有犯人兵丁屯田二十八万余亩，民屯田地七十万余亩。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官营牧场，牧养着数以万计的马、驼、牛、羊。金矿、铜矿兴旺，和阗美玉名扬天下。叶尔羌先前本不产玉，自隶版图以后，渐生玉石，有玉山、玉河，量多质佳，成为全国第二大产玉区。商业也迅速发展，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塔城、奇台、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城，皆发展为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中心。乾隆帝因哈萨克、布噜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部“贸易之人，络绎不绝”，前来回疆贸易，特允准参赞大臣舒赫德之请，二十五年正月于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再次减少商税，“回人买来牲只，暂改为二十分取一，外来商人牲只，暂改为三十分取一”。《清高宗实录》卷605，页10、11.
其三，交往频繁，互利互助。过去，准、回地区与内地常起争端，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现在同隶清政府管辖，汉民大量移入，满、汉官兵来此驻戍，蒙古、维吾尔、满、汉各族人员之间，频繁往来，同居共处，互易有无，联姻嫁娶，关系愈益密切。各族人民为建设新疆而辛勤劳动，各自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四，减少开支，增加库银。反对用兵准、回开发新疆的官员，经常以粮饷浩繁供应艰辛财力亏损为词，乱发议论，乾隆帝对此曾多次予以批驳。数千里之外进行征战，当然要花费巨量银米。从乾隆二十年二月出兵，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个月内，军需费用为一千七百余万两，当月又增拨四五百万两。到二十四年十月获悉霍集占败死巴达克山准、回全平为止，五年之中，共用军费三千三百余万两，大致相当于全国一年所征的田地赋银，数量不为不多。但是，这笔巨费的开支，是值得的，不仅因为准、回地区统一于清中央政府，为巩固祖国，开发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上获益极大，而且单就用费而言，自此以后清政府的总开支，也减少了许多，使它的库银得以逐步增加。从雍正七年到十三年，在这短短的七年里，由于防止准噶尔汗的入掠和征讨准部，大量士卒、役夫驻守前线，供应浩繁，共用银五六千万两，平均每年军费八百万两，为全国田赋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开支不取消，清政府每年就会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哪能积存余银。如果加上康熙五十七至六十一年四年用于西北防边的费用，十一年用军费七千余万两，使雍正帝尽力积存的六千余万两帑银，“动支大半”。这样巨大的开支，清政府无力长期负担。从乾隆二十四年息兵以后，年耗数百万两的征战用费，不再付出了。新疆驻兵二万左右的饷银，因其系由内地调遣而来，仍用原来的经制银两拨付，虽驻兵而不增饷，并且，因战事结束，从康熙以来陕甘等省为防边而增募的军队，大量减员，又可省下巨万费用。二十五年八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准节省甘肃经费：裁减各提镇名粮十分之一，岁省银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余两，各标名粮酌改马六步四，岁省七万四千余两，缓购摘缺马七千三百余匹，岁省十万零五千余两，裁撤西宁口外台卡官兵和瓜州渠道官兵，岁省一万三千二百余两，撤回安西推莫尔图官兵，岁省七百余两，安西提标官兵移驻巴里坤，撤回专派防兵二千名，岁省十万余两，合计每年省银五十余万两。这是一个典型例证，对分析统一准、回与其后节省军费、帑银不断增加的关系，是很有说服力的。
生于乾隆末年荣中进士的史学大家魏源，在《圣武记》卷四，对乾隆帝用兵准、回之成效，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述，现摘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语。魏源说：
“……计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余万丁，统于乌鲁木齐提督。自官田外，余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牛、羊、麦、面、蔬、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段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莱，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留末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