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乘机征准开拓新域(4)
乾隆帝显然是想通过封授爵位官职，来促使四部台吉、宰桑效忠朝廷率部从征，因此先命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曼尔济、巴雅尔等，遣派宰桑，“寄信晓谕伊等游牧人众”，“集兵会剿贼众”，随即将这些台吉、宰桑或直接派往军营，或遣回本部，令其统领属下士卒征讨叛军。乾隆帝授噶勒藏多尔济等人为领队大臣，送往军营，以鄂勒哲依等中途出痘，特授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骑都尉世职，授恩克博罗特等人云骑尉世职。因贝勒齐木库尔擒送其同母异父之弟阿睦尔撒纳遣派的侍卫，晋其为郡王，并授为辉特部的盟长。《清高宗实录》卷496，页9、33，卷497，页24―27，卷498，页11，卷505，页11.以噶勒藏多尔济之子诺尔布琳沁领兵千余击败阿巴噶斯，特封为郡王。达什达瓦之妻率部众数千户冲破伊犁乱军的阻挠，长途跋涉，赶到西路军军营巴里坤，乾隆帝嘉奖了她这一正义行动，封她为“车臣默尔根哈屯”（意为聪明智慧的王妃)。
他还想利用已成阶下囚的原浑台吉达瓦齐的影响，来促进平乱的顺利进行，为此专门下诏，改变了对达瓦齐的评价，封其为和硕亲王。诏书说：
“达瓦齐原无获罪于天朝之处，伊之残酷暴虐，亦皆出于阿睦尔撒纳之口，迨俘获来京，视之则一庸可悯之人耳，且言久思归顺，特以阿睦尔撒纳领兵前往，实不便于其军前纳款，此其肝膈本怀，非由饰说。古者异国降王，或优以封爵，示无外也。达瓦齐著加恩封为亲王，赐第京师，奉朝请。”《清高宗实录》卷500，页27.
达瓦齐感谢大皇帝封王和不杀之恩，“思图报效”，亲写书信，“寄伊亲信之”库木诺雅特台吉诺尔布、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宰桑约苏图、车凌多尔济等，“令其协擒阿逆，以彰国法”。后来辖众数千户的大台吉伯什阿噶什来归，被封为和硕亲王。《清高宗实录》卷500，页28，卷521，页10.
乾隆帝想充分调动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的力量，来征剿乱军，这个做法并不坏，但还需要有一条根本性的必具条件，那就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清军，在平乱中清军应是主要威慑力量，清定西将军是统率全军(包括厄鲁特兵)的主帅，台吉、宰桑们只能是助手、是向导、是翻译官，厄鲁特军队只能起配合的作用，不能成为讨逆的主力军。乾隆帝的失误就在于此，过分依靠准部台吉、宰桑及其士卒。他最初决定只由西路进攻，西路定西将军永常统兵五千余人，而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一汗即奉命率其部四五千名士卒，“会同进剿”，还有辉特汗巴雅尔、杜尔伯特汗车凌、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三汗的兵士，再加上车臣默尔根哈屯的一二千名兵丁，以及鄂勒哲依等大宰桑的部下，显然清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厄鲁特士兵远比清军为多，这不仅不利于平乱的顺利进行，而且还潜伏了很大危机，使台吉、宰桑们轻视清军，易生叛念，容易再蹈阿睦尔撒纳反叛的覆辙。
当然，如果清军将帅智勇双全，指挥得当，这五六千人的部队也会具有强大的威力，也能打败乱军，慑服从征的厄鲁特台吉、宰桑，控制住四部的形势。但是，平乱初期的将军、大臣太无能了，严重贻误了战机，危害了平叛之战。定西将军、内大臣永常，拥有劲兵五千，驻于穆垒，一听到阿睦尔撒纳叛逃的消息，即惊慌万状。当时，“西路各部台吉坚心内向”，遣人来告军营，“求以兵力壮其声势”，“自效之意，显然可见”。业克明安宰桑札木参等，率所部数千人赴永常处，“叩请迁移附近军营居住，以为倚庇”。此时如果永常能“克振军威，诸部得所依倚”，率来归之众，令为前驱，全军奋勇直前，“厉兵迅往”，则“追捕叛迹，其势甚易”，也可“早通伊犁声息”，声援班第，拿获阿睦尔撒纳，使西陲安然无事。但是，永常却对来告的宰桑，“不审虚实，疑为诡计，张皇失措，挟其宰桑置军中为质，兼程却走”，又怕乱军追来，急檄驻戍巴里坤的副都统、原定边左副将军策楞派兵接应，大军匆匆忙忙撤退到巴里坤。永常轻信谣言，以为阿睦尔撒纳已飞越数千里，来袭巴里坤，急忙致札陕甘总督刘统勋檄调陕西、甘肃绿营官兵来援。刘统勋受其影响，“望风疑畏”，以雍正七年巴里坤马驼为噶尔丹策零派兵劫夺为词，向帝奏报，要求撤退至哈密。如果这一计划付诸实行，清军就失掉了前进基地，后果实难设想。
乾隆帝大怒，连下谕旨痛斥永常、刘统勋“为浮言惊骇，无端退避，使新附寒心，士卒沮气”，贻误了军机，令将二人革职拿解至京议罪，二人之子，或革职在军营效力，或拿交刑部。命策楞代为定西将军，以玉保、富德、达尔当阿为参赞大臣，哈达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同时，他又授厄鲁特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等人为参赞大臣，并以鄂勒哲依曾在准部办理图什墨勒事务(相当于宰相)，“招降人众，易于集事”，“加恩照将军体制办事”，让其统领大兵，与已摆脱乱军控制的萨喇尔同掌副将军印。《清高宗实录》卷497，页1、7、21，卷499，页35、36，卷500，页13，卷505，页11.定西将军策楞遣玉保等领兵一千一百名，于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起程，余兵随后继进，众台吉、宰桑分别随先行部队及大军出发，定边左副将军哈达阿奉旨统领索伦、喀尔喀、和托辉特兵三千，由北路进攻。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哈达哈将阿睦尔撒纳的奏折送到了京师。阿睦尔撒纳委过于班第、萨喇尔，声称“受恩图报”，拟整顿厄鲁特四部，“并令回人、布鲁特、塔什干、哈萨克等臣服”，“祈赏臣管辖四卫拉特印信”，仍然希望清帝封其为四部总汗。《清高宗实录》卷504，页7.乾隆帝拒绝了这一要求，命大军继续前进。在此前后，他几次下旨，谕告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及伊犁地区宰桑、喇嘛，要他们认清阿睦尔撒纳的罪过，协助大军征剿。
进军初期，新封的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率部从征，征抚兼施、勇往直前，起了很大作用。内大臣、参赞大臣、布噜古特台吉尼玛自到军营以后，“颇著劳绩”，“勇往任事”，领兵紧紧追击哈丹，擒获其妻孥，招降众得木齐，受到朝廷嘉奖，晋封公爵。鄂勒哲依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余名，与策楞分道前进，使乌噜特、克噜特、绰和尔等鄂拓克“俱归顺”，并向上奏称“可以克期擒贼”。策楞因伊犁喇嘛、宰桑等悔过，愿“发兵擒贼赎罪”，须遣人前往“抚慰众心”，而鄂勒哲依在噶尔丹策零时，“曾给以调遣众鄂拓克兵马钤记”，现又愿前往谕告伊犁喇嘛宰桑等“相机行事”，故令其先行，以“离贼党羽”。后因其与擒获伊犁“贼党”克什木的哈萨克锡喇俱能感激帝恩，“实心效力”，皆封授公爵。
由于厄鲁特四部大多数人员的支持，清军进展十分顺利，二十一年二月收复了伊犁。但是，乾隆帝及将军、大臣们万万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变乱即将发生，大多数台吉、宰桑转变了态度，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兴兵作乱。原来，这次进军，和十个月前征讨达瓦齐之战，有很多相似之处，清军的数量少于从征的厄鲁特士兵，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等大宰桑，起着与上次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类似的作用，伊犁的收复及沿途击败乱军招降各部，主要应归功于这些率部从征的宰桑、台吉及其属人，清朝的将军、大臣很少建立殊勋，而且还充分暴露出他们庸碌无能的真实面目。当二十一年正月大军长驱直入抵达特克勒河时，探知阿睦尔撒纳与清军相距仅有一日路程，如果急速往追，便可将其拿获，不料，阿睦尔撒纳巧施计策，派人至军营伪报台吉诺尔布已将其擒捉，正押送来献。清参赞大臣玉保竟然相信了这一谎言，驻军不动，且以红旗报捷于定西将军策楞，策楞不察虚实，马上飞章告捷，乾隆帝大喜，谕封策楞为一等公、玉保为三等男。阿睦尔撒纳利用清军中缓兵计的机会，率残部越库陇癸岭，逃入哈萨克，而策楞、玉保却互相推咎，借口马力已乏，屯兵伊犁，不前往追捕。策楞、玉保被革职拿解后，继任的定西将军达尔当阿和负责北路的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更为愚蠢。达尔当阿由西路出，击败哈萨克及阿睦尔撒纳军队，阿睦尔撒纳变换衣服潜遁，清军追及相隔一谷，仅二三里，“贼仓促不及驼载”，眼看就要将其擒获，全歼残敌，忽然一哈萨克人来报：即欲捕捉阿睦尔撒纳献与大军，但需待其汗至，“乞暂缓师待”。清军将领“争欲进捕”，而达尔当阿却信其谎言，下令停止前进，驻军以待，他不知道来报之人又系阿睦尔撒纳所遣。阿睦尔撒纳趁清军中计止兵，飞速逃走，免掉了灭顶之灾。哈达哈领军由北路出，遇哈萨克汗阿布奈之兵一千余人于巴颜山，按兵不击，听其逃逸。因此，大军出发数月，停滞不前，无甚收获。《清高宗实录》卷506，页35、36、37，卷508，页4，卷520，页7―10，卷529，页9―14；《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清史稿》卷314，《达尔当阿、玉保、哈达哈、策楞传》。
乾隆帝过分依赖厄鲁特台吉、宰桑及将军、参赞大臣的失职，不仅使阿睦尔撒纳几次逃出虎口化险为夷，大军迟迟不能获取全胜，而且使许多台吉、宰桑对大皇帝、对大将军的才干和威力产生了怀疑，看到几位将军多次“见卖无能”，“皆轻之”。适值与阿睦尔撒纳关系密切的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青衮杂布于二十一年七月率部叛变，撤掉了清政府所设第十六驿至二十九驿的台站，“羽书中断”，信息隔绝，清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因此，不少台吉、宰桑改变了态度，希望完全“复其旧制”，“而耻为我(清)臣”，遂从拥清转为反清。阿睦尔撒纳之妻弟杜尔伯特部郡王讷默库首先为乱，接着，从乾隆二十一年十月至第二年三月，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噶勒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辉特部大台吉与郡王车布登多尔济，阿睦尔撒纳的弟兄普尔普、德济特，和硕特汗沙克都曼尔济之弟明噶特先后反叛，从征有功为清帝重用和嘉奖的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唐木忒等亦相继率部为乱，宁夏将军、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为哈萨克锡喇、尼玛等人诱斩。阿睦尔撒纳得知“四部大乱”消息，从哈萨克归回，会新叛变的诸台吉、宰桑于博罗塔拉河，自立为总台吉，厄鲁特四部“复大扰乱”，策楞，玉保于解京途中被厄鲁特乱兵杀害。《清高宗实录》卷524，页24―26，卷527，页18―20，卷528，页4，卷529，页119，卷530，页12，卷541，页35.
四、调度有方迅获全胜。
乾隆二十一年末至二十二年初，绰罗斯汗、辉特汗等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纷起为乱，杀将军，抢台站，推立总台吉，西北大乱，警报频传，京师为之震动。原来不同意用兵的王公大臣们又“生疑议”，认为确实不该进军于万里之外。乾隆帝虽然完全没有料到大功垂成之时又生变乱，但他镇定自若，没有丝毫的犹豫，坚持进军，一定要把办理厄鲁特四部之事进行到底。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知道巴雅尔、哈萨克锡喇、尼玛、莽噶里克等“同谋为逆”后，谕军机大臣说，“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即告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所部兵丁回巴里坤，“沿途遇背叛贼人，悉行剿灭”。②《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2、13，21.
过了四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与西路参赞大臣觉罗雅尔哈善相继奏报，宁夏将军和起被尼玛等所率布噜古特、杜尔伯特、扎哈沁、“回人”数千兵丁围攻，力尽而死。乾隆帝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长谕，主要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一定要用兵厄鲁特。除了过去多次提到的安插杜尔伯特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数万来归人这些理由外，谕旨还特别提出了边患问题。上谕批驳“无识之人”“妄生议论”，“谓此事原不当办”的谬论说：
“殊不思准噶尔之为西北边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余年，我皇祖、皇考当噶尔丹、噶尔丹策零等藩篱完固兵力强盛之时，尚且屡申挞伐，以为边陲久安之计，朕仰承鸿绪，上荷天庥，适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候，既已有机可乘，而安坐失之，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亦何以上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此所以熟筹审计，实有万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时之好大喜功开边衅而勤远略也。……况该夷地近西陲，虽定以疆界，准通贸易，而犬羊之性，久之亦难保其不生衅端。今即重烦兵力，得以永靖边圉，揆之事机，尚应断然为之，岂有已成之功，转为弃置之理。”②。
第二，必须擒获阿睦尔撒纳。乾隆帝认为，阿睦尔撒纳的漏网，是促使各宰桑、台吉降而复叛的重要因素。他就和起被尼玛等叛兵杀害一事指出：“贪残好乱，反复狡诈，固属准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经擒获之故，昨降旨黄廷桂，所谓叛贼一日不获，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为此耳。”②《清高宗实录》卷527，页20，19―22.他严令定西将军，定边左、右副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追捕阿睦尔撒纳，不将其捕获绝不罢休。
第三，取消旧规，拟行新制。乾隆帝初征准部时，并未想完全改变厄鲁特四部旧有制度，只是想作一些较大的更动，恢复其八九十年前四部各有所主不听命于总汗的原有局面，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其各自为守”，同时仿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将厄鲁特人员编立旗分佐领，设扎萨克和盟长，使其既纳入清朝版图遵从帝旨，又保持有相当大的内部自治权，与州县大有区别。但是，各台吉、宰桑降而复叛，欲图完全脱离清朝，耻为清臣，使乾隆帝感到，原来的设想弊病甚多，稳定不了局势，难保今后“不生衅端”，必须另筹新制，将其直接辖属于朝廷之下，设立厅、府、州、县，取消其独据一方的权力。
第四，放弃“以准攻准”旧策，主要依靠清军。两年的实践证明，“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的政策，带来了严重危害，使各部台吉、宰桑看不到清军的威力和作用，产生了轻视清朝的想法，因而降后又叛。像上面提到的和起之死，便系一典型例证。身为宁夏将军、尊为钦差大臣的和起，奉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之令，去征讨已叛的辉特汗巴雅尔。巴雅尔既为一部之汗，属人至少有数千户，至少有数千名兵士，而和起率领进攻的军队虽有数千人，可是只有一百名索伦兵是其旧部，余下之兵系他向厄鲁特台吉、宰桑和回部伯克征调而来，其中，尼玛之兵一千五百余名，莽噶里克、哈萨克锡喇及额敏和卓各有兵数百、千余不等，因此，一旦尼玛等“操戈相向”，莽噶里克之兵“从后鼓噪”，和起的一百士卒当然抵挡不住，力尽而死。如果他统有满、蒙、汉官兵数千，这一悲剧怎会发生。所以乾隆帝改变了方针，放弃了“以准攻准”的政策，改为以清军为主。他在谕中讲到，“现在巴里坤地方，已经添驻重兵，并派调索伦、察哈尔、吉林等兵，迅速前往，协力擒捕”。②。
第五，一定能夺取胜利。尽管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与噶尔丹策零曾于康熙、雍正时期称雄于西北，大败清军于和通泊，但乾隆帝敏锐地、准确地把握住了准部内乱元气大伤这一根本性弱点，科学地断言必能取胜。他说：现“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候”，“机有可乘”，“前岁平定伊犁时，偏师直入，业已所向披靡，今该地又经阿逆蹂躏之后，凋敝已极，大兵所至，自可计日戡定，尚属易于经理之事。”《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9、20.
乾隆帝的这一断言，并非随意胡诌无稽之谈，而是有两年来清军进征厄鲁特的历史事实为其依据。二十年春征讨达瓦齐，西、北二路“哨探兵”才一万一千余人，就降服了这位曾屡败敌兵统一四部的浑台吉的广阔辖地，而且在五月十四日达瓦齐拥宿卫亲兵万人屯格登山时，奉命侦察敌情的清军翼领喀喇巴图鲁阿玉锡，仅带二十四人就“突入贼营冲击，出其不意”，“贼兵大溃”，收降七千余人，达瓦齐仓皇逃走。《清高宗实录》卷490，页5，卷499，页13.号称骁勇多谋的阿睦尔撒纳，反叛以后，屡为清军击败，不得不四处流窜。北路领队大臣阿里衮率兵七十余人，便曾于二十一年九月击败哈萨克兵一千余，俘获大量马匹辎重。最能说明尼玛等宰桑的军队战斗力不强的例证是兆惠的征战。闻听和起被害，兆惠领兵二千余，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从伊犁撤退，沿途皆被各部截阻，从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一战于鄂垒，再战于库图齐，又战于达哈齐，前后击杀敌军数千。二十二年正月退至乌鲁木齐，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鲁布等“诸贼俱会”，“日数十战”，清军“无不一当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袜不完，食瘦驼疲马”，行至特纳格尔，被敌军重重包围。时侍卫图伦楚领兵八百来援，兆惠率疲军冲出，并往击巴雅尔，然后全师回至巴里坤西路大军军营。《清高宗实录》卷530，页9、10、11，卷531，页12、22，卷532，页8、15、16、17；《啸亭杂录》卷10，《兆武毅公》；《清史稿》卷313，《兆惠传》；《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兆惠仅以区区二千驻防之兵，就能突破各部宰桑、台吉数倍于己的敌军包围，转战千余里，击伤敌军数千，全军而回，可见厄鲁特四部反清军队士气之不振、军力之衰弱。
乾隆帝从这些战例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增强了平准的决心和信心，连下谕旨，调兵遣将，拨发帑银，抓紧办理厄鲁特四部之事。他以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熟悉蒙古事务”，“诚心报效”，授为定边将军，统领大军由北路珠勒都斯进攻，任兵部尚书舒赫德、鄂实等为参赞大臣，户部尚书阿里衮、一等公明瑞等人为领队大臣，命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伯、领侍卫内大臣兆惠和参赞大臣富德领军从西路额林哈毕尔噶征讨，两路共七千名士卒，主要系满洲索伦、绿旗及蒙古兵，哨探队于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起程，大队于十一日出发，考虑到以往大军进攻，准部台吉、宰桑率领属人逃往哈萨克或潜匿山谷，清军一撤，又归回本部，继续作乱，无法彻底降服，“非一劳永逸之计”，因此这次令随军的绿旗兵丁屯垦田土，并招募维吾尔族农民耕种，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军队粮食的供应，“可资军食”，又可使反叛的台吉、宰桑“无可归之路”，哈萨克也会因“不能久资养赡”，而与叛者“相戕”，“庶可以永绝根株”，彻底平定准部。《清高宗实录》卷530，页3―5，卷533，页18―21，卷534，页18，卷535，页2.
乾隆帝调度有方，任人得当，赏罚严明，将军、大臣和三军官兵奋勇向前，军威远扬，势不可挡，而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们却互相残杀，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为其侄扎那噶尔布所杀，阿睦尔撒纳又袭掠扎那噶尔布，尼玛又欲谋害扎那噶尔布，兼之，“痘疫盛行，死之相望”，因此清军进展神速，很快就收复了伊犁，擒获或斩杀了车布登多尔济、普尔普、德济特、巴雅尔、达什车凌、尼玛、扎那噶尔布，鄂勒哲依为其子敦多克斩杀，哈萨克锡喇败走流窜。阿睦尔撒纳在济尔噶朗“猝遇大兵，不能抵御，即行逃走”，计穷力尽，再次逃入哈萨克，富德领兵紧迫。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哈萨克阿布赉汗之弟阿布勒比斯遣使来见，呈述说：去岁阿睦尔撒纳逃来时，“大国遣人索取，沿边居人未即达知阿布赉，是以烦大皇帝征讨”。阿布赉欲将阿睦尔撒纳擒捉，送献大皇帝，不料其事先察觉，“盗马逸去”。今后如再入我境，“必行擒送”，并恳请“带兵效力”，“往来交易”。富德派参领达里库等人前往“宣谕威德”，阿布赉“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并遣使入贡，呈献表文。《清高宗实录》卷535，页5，卷536，页11、12、21，卷537，页18、33，卷538，页26、27，卷539，页8，卷543，页7、8、9、24、25、26、29―33，卷547，页6、11.
阿睦尔撒纳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逃入俄国，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国擒献。八月，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死，十二月，俄国边界官员将其尸送到恰克图，清政府派侍郎三泰、喀尔喀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前往验看。清军继续追剿厄鲁特“余贼”，至二十四年始告结束。
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率部民十余万离开俄国，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归回祖国。乾隆帝大喜，厚待其部，封渥巴锡为乌讷思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封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为亲王、郡王，封恭格、默门图、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尔丕尔、额墨根乌巴什等人为贝勒、贝子，其余头领分封公、台吉。随后分授其汗、王、贝勒为四盟之盟长、副盟长，按喀尔喀四部之制编立旗盟。“于是四喀尔喀与四瓦喇(即厄鲁特四部)部众皆抚而有之，疆域几埒元代矣”。《清高宗实录》卷887，页9―14，卷890，页16、17、18，卷892页，15―25、51、52，卷983，页1―5；《圣武记》卷4，《乾隆新疆后事记》。
他还想利用已成阶下囚的原浑台吉达瓦齐的影响，来促进平乱的顺利进行，为此专门下诏，改变了对达瓦齐的评价，封其为和硕亲王。诏书说：
“达瓦齐原无获罪于天朝之处，伊之残酷暴虐，亦皆出于阿睦尔撒纳之口，迨俘获来京，视之则一庸可悯之人耳，且言久思归顺，特以阿睦尔撒纳领兵前往，实不便于其军前纳款，此其肝膈本怀，非由饰说。古者异国降王，或优以封爵，示无外也。达瓦齐著加恩封为亲王，赐第京师，奉朝请。”《清高宗实录》卷500，页27.
达瓦齐感谢大皇帝封王和不杀之恩，“思图报效”，亲写书信，“寄伊亲信之”库木诺雅特台吉诺尔布、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宰桑约苏图、车凌多尔济等，“令其协擒阿逆，以彰国法”。后来辖众数千户的大台吉伯什阿噶什来归，被封为和硕亲王。《清高宗实录》卷500，页28，卷521，页10.
乾隆帝想充分调动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的力量，来征剿乱军，这个做法并不坏，但还需要有一条根本性的必具条件，那就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清军，在平乱中清军应是主要威慑力量，清定西将军是统率全军(包括厄鲁特兵)的主帅，台吉、宰桑们只能是助手、是向导、是翻译官，厄鲁特军队只能起配合的作用，不能成为讨逆的主力军。乾隆帝的失误就在于此，过分依靠准部台吉、宰桑及其士卒。他最初决定只由西路进攻，西路定西将军永常统兵五千余人，而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一汗即奉命率其部四五千名士卒，“会同进剿”，还有辉特汗巴雅尔、杜尔伯特汗车凌、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三汗的兵士，再加上车臣默尔根哈屯的一二千名兵丁，以及鄂勒哲依等大宰桑的部下，显然清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厄鲁特士兵远比清军为多，这不仅不利于平乱的顺利进行，而且还潜伏了很大危机，使台吉、宰桑们轻视清军，易生叛念，容易再蹈阿睦尔撒纳反叛的覆辙。
当然，如果清军将帅智勇双全，指挥得当，这五六千人的部队也会具有强大的威力，也能打败乱军，慑服从征的厄鲁特台吉、宰桑，控制住四部的形势。但是，平乱初期的将军、大臣太无能了，严重贻误了战机，危害了平叛之战。定西将军、内大臣永常，拥有劲兵五千，驻于穆垒，一听到阿睦尔撒纳叛逃的消息，即惊慌万状。当时，“西路各部台吉坚心内向”，遣人来告军营，“求以兵力壮其声势”，“自效之意，显然可见”。业克明安宰桑札木参等，率所部数千人赴永常处，“叩请迁移附近军营居住，以为倚庇”。此时如果永常能“克振军威，诸部得所依倚”，率来归之众，令为前驱，全军奋勇直前，“厉兵迅往”，则“追捕叛迹，其势甚易”，也可“早通伊犁声息”，声援班第，拿获阿睦尔撒纳，使西陲安然无事。但是，永常却对来告的宰桑，“不审虚实，疑为诡计，张皇失措，挟其宰桑置军中为质，兼程却走”，又怕乱军追来，急檄驻戍巴里坤的副都统、原定边左副将军策楞派兵接应，大军匆匆忙忙撤退到巴里坤。永常轻信谣言，以为阿睦尔撒纳已飞越数千里，来袭巴里坤，急忙致札陕甘总督刘统勋檄调陕西、甘肃绿营官兵来援。刘统勋受其影响，“望风疑畏”，以雍正七年巴里坤马驼为噶尔丹策零派兵劫夺为词，向帝奏报，要求撤退至哈密。如果这一计划付诸实行，清军就失掉了前进基地，后果实难设想。
乾隆帝大怒，连下谕旨痛斥永常、刘统勋“为浮言惊骇，无端退避，使新附寒心，士卒沮气”，贻误了军机，令将二人革职拿解至京议罪，二人之子，或革职在军营效力，或拿交刑部。命策楞代为定西将军，以玉保、富德、达尔当阿为参赞大臣，哈达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同时，他又授厄鲁特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等人为参赞大臣，并以鄂勒哲依曾在准部办理图什墨勒事务(相当于宰相)，“招降人众，易于集事”，“加恩照将军体制办事”，让其统领大兵，与已摆脱乱军控制的萨喇尔同掌副将军印。《清高宗实录》卷497，页1、7、21，卷499，页35、36，卷500，页13，卷505，页11.定西将军策楞遣玉保等领兵一千一百名，于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起程，余兵随后继进，众台吉、宰桑分别随先行部队及大军出发，定边左副将军哈达阿奉旨统领索伦、喀尔喀、和托辉特兵三千，由北路进攻。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哈达哈将阿睦尔撒纳的奏折送到了京师。阿睦尔撒纳委过于班第、萨喇尔，声称“受恩图报”，拟整顿厄鲁特四部，“并令回人、布鲁特、塔什干、哈萨克等臣服”，“祈赏臣管辖四卫拉特印信”，仍然希望清帝封其为四部总汗。《清高宗实录》卷504，页7.乾隆帝拒绝了这一要求，命大军继续前进。在此前后，他几次下旨，谕告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及伊犁地区宰桑、喇嘛，要他们认清阿睦尔撒纳的罪过，协助大军征剿。
进军初期，新封的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率部从征，征抚兼施、勇往直前，起了很大作用。内大臣、参赞大臣、布噜古特台吉尼玛自到军营以后，“颇著劳绩”，“勇往任事”，领兵紧紧追击哈丹，擒获其妻孥，招降众得木齐，受到朝廷嘉奖，晋封公爵。鄂勒哲依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余名，与策楞分道前进，使乌噜特、克噜特、绰和尔等鄂拓克“俱归顺”，并向上奏称“可以克期擒贼”。策楞因伊犁喇嘛、宰桑等悔过，愿“发兵擒贼赎罪”，须遣人前往“抚慰众心”，而鄂勒哲依在噶尔丹策零时，“曾给以调遣众鄂拓克兵马钤记”，现又愿前往谕告伊犁喇嘛宰桑等“相机行事”，故令其先行，以“离贼党羽”。后因其与擒获伊犁“贼党”克什木的哈萨克锡喇俱能感激帝恩，“实心效力”，皆封授公爵。
由于厄鲁特四部大多数人员的支持，清军进展十分顺利，二十一年二月收复了伊犁。但是，乾隆帝及将军、大臣们万万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变乱即将发生，大多数台吉、宰桑转变了态度，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兴兵作乱。原来，这次进军，和十个月前征讨达瓦齐之战，有很多相似之处，清军的数量少于从征的厄鲁特士兵，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等大宰桑，起着与上次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类似的作用，伊犁的收复及沿途击败乱军招降各部，主要应归功于这些率部从征的宰桑、台吉及其属人，清朝的将军、大臣很少建立殊勋，而且还充分暴露出他们庸碌无能的真实面目。当二十一年正月大军长驱直入抵达特克勒河时，探知阿睦尔撒纳与清军相距仅有一日路程，如果急速往追，便可将其拿获，不料，阿睦尔撒纳巧施计策，派人至军营伪报台吉诺尔布已将其擒捉，正押送来献。清参赞大臣玉保竟然相信了这一谎言，驻军不动，且以红旗报捷于定西将军策楞，策楞不察虚实，马上飞章告捷，乾隆帝大喜，谕封策楞为一等公、玉保为三等男。阿睦尔撒纳利用清军中缓兵计的机会，率残部越库陇癸岭，逃入哈萨克，而策楞、玉保却互相推咎，借口马力已乏，屯兵伊犁，不前往追捕。策楞、玉保被革职拿解后，继任的定西将军达尔当阿和负责北路的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更为愚蠢。达尔当阿由西路出，击败哈萨克及阿睦尔撒纳军队，阿睦尔撒纳变换衣服潜遁，清军追及相隔一谷，仅二三里，“贼仓促不及驼载”，眼看就要将其擒获，全歼残敌，忽然一哈萨克人来报：即欲捕捉阿睦尔撒纳献与大军，但需待其汗至，“乞暂缓师待”。清军将领“争欲进捕”，而达尔当阿却信其谎言，下令停止前进，驻军以待，他不知道来报之人又系阿睦尔撒纳所遣。阿睦尔撒纳趁清军中计止兵，飞速逃走，免掉了灭顶之灾。哈达哈领军由北路出，遇哈萨克汗阿布奈之兵一千余人于巴颜山，按兵不击，听其逃逸。因此，大军出发数月，停滞不前，无甚收获。《清高宗实录》卷506，页35、36、37，卷508，页4，卷520，页7―10，卷529，页9―14；《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清史稿》卷314，《达尔当阿、玉保、哈达哈、策楞传》。
乾隆帝过分依赖厄鲁特台吉、宰桑及将军、参赞大臣的失职，不仅使阿睦尔撒纳几次逃出虎口化险为夷，大军迟迟不能获取全胜，而且使许多台吉、宰桑对大皇帝、对大将军的才干和威力产生了怀疑，看到几位将军多次“见卖无能”，“皆轻之”。适值与阿睦尔撒纳关系密切的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青衮杂布于二十一年七月率部叛变，撤掉了清政府所设第十六驿至二十九驿的台站，“羽书中断”，信息隔绝，清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因此，不少台吉、宰桑改变了态度，希望完全“复其旧制”，“而耻为我(清)臣”，遂从拥清转为反清。阿睦尔撒纳之妻弟杜尔伯特部郡王讷默库首先为乱，接着，从乾隆二十一年十月至第二年三月，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噶勒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辉特部大台吉与郡王车布登多尔济，阿睦尔撒纳的弟兄普尔普、德济特，和硕特汗沙克都曼尔济之弟明噶特先后反叛，从征有功为清帝重用和嘉奖的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唐木忒等亦相继率部为乱，宁夏将军、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为哈萨克锡喇、尼玛等人诱斩。阿睦尔撒纳得知“四部大乱”消息，从哈萨克归回，会新叛变的诸台吉、宰桑于博罗塔拉河，自立为总台吉，厄鲁特四部“复大扰乱”，策楞，玉保于解京途中被厄鲁特乱兵杀害。《清高宗实录》卷524，页24―26，卷527，页18―20，卷528，页4，卷529，页119，卷530，页12，卷541，页35.
四、调度有方迅获全胜。
乾隆二十一年末至二十二年初，绰罗斯汗、辉特汗等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纷起为乱，杀将军，抢台站，推立总台吉，西北大乱，警报频传，京师为之震动。原来不同意用兵的王公大臣们又“生疑议”，认为确实不该进军于万里之外。乾隆帝虽然完全没有料到大功垂成之时又生变乱，但他镇定自若，没有丝毫的犹豫，坚持进军，一定要把办理厄鲁特四部之事进行到底。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知道巴雅尔、哈萨克锡喇、尼玛、莽噶里克等“同谋为逆”后，谕军机大臣说，“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即告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所部兵丁回巴里坤，“沿途遇背叛贼人，悉行剿灭”。②《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2、13，21.
过了四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与西路参赞大臣觉罗雅尔哈善相继奏报，宁夏将军和起被尼玛等所率布噜古特、杜尔伯特、扎哈沁、“回人”数千兵丁围攻，力尽而死。乾隆帝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长谕，主要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一定要用兵厄鲁特。除了过去多次提到的安插杜尔伯特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数万来归人这些理由外，谕旨还特别提出了边患问题。上谕批驳“无识之人”“妄生议论”，“谓此事原不当办”的谬论说：
“殊不思准噶尔之为西北边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余年，我皇祖、皇考当噶尔丹、噶尔丹策零等藩篱完固兵力强盛之时，尚且屡申挞伐，以为边陲久安之计，朕仰承鸿绪，上荷天庥，适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候，既已有机可乘，而安坐失之，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亦何以上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此所以熟筹审计，实有万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时之好大喜功开边衅而勤远略也。……况该夷地近西陲，虽定以疆界，准通贸易，而犬羊之性，久之亦难保其不生衅端。今即重烦兵力，得以永靖边圉，揆之事机，尚应断然为之，岂有已成之功，转为弃置之理。”②。
第二，必须擒获阿睦尔撒纳。乾隆帝认为，阿睦尔撒纳的漏网，是促使各宰桑、台吉降而复叛的重要因素。他就和起被尼玛等叛兵杀害一事指出：“贪残好乱，反复狡诈，固属准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经擒获之故，昨降旨黄廷桂，所谓叛贼一日不获，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为此耳。”②《清高宗实录》卷527，页20，19―22.他严令定西将军，定边左、右副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追捕阿睦尔撒纳，不将其捕获绝不罢休。
第三，取消旧规，拟行新制。乾隆帝初征准部时，并未想完全改变厄鲁特四部旧有制度，只是想作一些较大的更动，恢复其八九十年前四部各有所主不听命于总汗的原有局面，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其各自为守”，同时仿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将厄鲁特人员编立旗分佐领，设扎萨克和盟长，使其既纳入清朝版图遵从帝旨，又保持有相当大的内部自治权，与州县大有区别。但是，各台吉、宰桑降而复叛，欲图完全脱离清朝，耻为清臣，使乾隆帝感到，原来的设想弊病甚多，稳定不了局势，难保今后“不生衅端”，必须另筹新制，将其直接辖属于朝廷之下，设立厅、府、州、县，取消其独据一方的权力。
第四，放弃“以准攻准”旧策，主要依靠清军。两年的实践证明，“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的政策，带来了严重危害，使各部台吉、宰桑看不到清军的威力和作用，产生了轻视清朝的想法，因而降后又叛。像上面提到的和起之死，便系一典型例证。身为宁夏将军、尊为钦差大臣的和起，奉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之令，去征讨已叛的辉特汗巴雅尔。巴雅尔既为一部之汗，属人至少有数千户，至少有数千名兵士，而和起率领进攻的军队虽有数千人，可是只有一百名索伦兵是其旧部，余下之兵系他向厄鲁特台吉、宰桑和回部伯克征调而来，其中，尼玛之兵一千五百余名，莽噶里克、哈萨克锡喇及额敏和卓各有兵数百、千余不等，因此，一旦尼玛等“操戈相向”，莽噶里克之兵“从后鼓噪”，和起的一百士卒当然抵挡不住，力尽而死。如果他统有满、蒙、汉官兵数千，这一悲剧怎会发生。所以乾隆帝改变了方针，放弃了“以准攻准”的政策，改为以清军为主。他在谕中讲到，“现在巴里坤地方，已经添驻重兵，并派调索伦、察哈尔、吉林等兵，迅速前往，协力擒捕”。②。
第五，一定能夺取胜利。尽管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与噶尔丹策零曾于康熙、雍正时期称雄于西北，大败清军于和通泊，但乾隆帝敏锐地、准确地把握住了准部内乱元气大伤这一根本性弱点，科学地断言必能取胜。他说：现“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候”，“机有可乘”，“前岁平定伊犁时，偏师直入，业已所向披靡，今该地又经阿逆蹂躏之后，凋敝已极，大兵所至，自可计日戡定，尚属易于经理之事。”《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9、20.
乾隆帝的这一断言，并非随意胡诌无稽之谈，而是有两年来清军进征厄鲁特的历史事实为其依据。二十年春征讨达瓦齐，西、北二路“哨探兵”才一万一千余人，就降服了这位曾屡败敌兵统一四部的浑台吉的广阔辖地，而且在五月十四日达瓦齐拥宿卫亲兵万人屯格登山时，奉命侦察敌情的清军翼领喀喇巴图鲁阿玉锡，仅带二十四人就“突入贼营冲击，出其不意”，“贼兵大溃”，收降七千余人，达瓦齐仓皇逃走。《清高宗实录》卷490，页5，卷499，页13.号称骁勇多谋的阿睦尔撒纳，反叛以后，屡为清军击败，不得不四处流窜。北路领队大臣阿里衮率兵七十余人，便曾于二十一年九月击败哈萨克兵一千余，俘获大量马匹辎重。最能说明尼玛等宰桑的军队战斗力不强的例证是兆惠的征战。闻听和起被害，兆惠领兵二千余，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从伊犁撤退，沿途皆被各部截阻，从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一战于鄂垒，再战于库图齐，又战于达哈齐，前后击杀敌军数千。二十二年正月退至乌鲁木齐，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鲁布等“诸贼俱会”，“日数十战”，清军“无不一当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袜不完，食瘦驼疲马”，行至特纳格尔，被敌军重重包围。时侍卫图伦楚领兵八百来援，兆惠率疲军冲出，并往击巴雅尔，然后全师回至巴里坤西路大军军营。《清高宗实录》卷530，页9、10、11，卷531，页12、22，卷532，页8、15、16、17；《啸亭杂录》卷10，《兆武毅公》；《清史稿》卷313，《兆惠传》；《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兆惠仅以区区二千驻防之兵，就能突破各部宰桑、台吉数倍于己的敌军包围，转战千余里，击伤敌军数千，全军而回，可见厄鲁特四部反清军队士气之不振、军力之衰弱。
乾隆帝从这些战例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增强了平准的决心和信心，连下谕旨，调兵遣将，拨发帑银，抓紧办理厄鲁特四部之事。他以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熟悉蒙古事务”，“诚心报效”，授为定边将军，统领大军由北路珠勒都斯进攻，任兵部尚书舒赫德、鄂实等为参赞大臣，户部尚书阿里衮、一等公明瑞等人为领队大臣，命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伯、领侍卫内大臣兆惠和参赞大臣富德领军从西路额林哈毕尔噶征讨，两路共七千名士卒，主要系满洲索伦、绿旗及蒙古兵，哨探队于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起程，大队于十一日出发，考虑到以往大军进攻，准部台吉、宰桑率领属人逃往哈萨克或潜匿山谷，清军一撤，又归回本部，继续作乱，无法彻底降服，“非一劳永逸之计”，因此这次令随军的绿旗兵丁屯垦田土，并招募维吾尔族农民耕种，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军队粮食的供应，“可资军食”，又可使反叛的台吉、宰桑“无可归之路”，哈萨克也会因“不能久资养赡”，而与叛者“相戕”，“庶可以永绝根株”，彻底平定准部。《清高宗实录》卷530，页3―5，卷533，页18―21，卷534，页18，卷535，页2.
乾隆帝调度有方，任人得当，赏罚严明，将军、大臣和三军官兵奋勇向前，军威远扬，势不可挡，而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们却互相残杀，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为其侄扎那噶尔布所杀，阿睦尔撒纳又袭掠扎那噶尔布，尼玛又欲谋害扎那噶尔布，兼之，“痘疫盛行，死之相望”，因此清军进展神速，很快就收复了伊犁，擒获或斩杀了车布登多尔济、普尔普、德济特、巴雅尔、达什车凌、尼玛、扎那噶尔布，鄂勒哲依为其子敦多克斩杀，哈萨克锡喇败走流窜。阿睦尔撒纳在济尔噶朗“猝遇大兵，不能抵御，即行逃走”，计穷力尽，再次逃入哈萨克，富德领兵紧迫。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哈萨克阿布赉汗之弟阿布勒比斯遣使来见，呈述说：去岁阿睦尔撒纳逃来时，“大国遣人索取，沿边居人未即达知阿布赉，是以烦大皇帝征讨”。阿布赉欲将阿睦尔撒纳擒捉，送献大皇帝，不料其事先察觉，“盗马逸去”。今后如再入我境，“必行擒送”，并恳请“带兵效力”，“往来交易”。富德派参领达里库等人前往“宣谕威德”，阿布赉“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并遣使入贡，呈献表文。《清高宗实录》卷535，页5，卷536，页11、12、21，卷537，页18、33，卷538，页26、27，卷539，页8，卷543，页7、8、9、24、25、26、29―33，卷547，页6、11.
阿睦尔撒纳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逃入俄国，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国擒献。八月，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死，十二月，俄国边界官员将其尸送到恰克图，清政府派侍郎三泰、喀尔喀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前往验看。清军继续追剿厄鲁特“余贼”，至二十四年始告结束。
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率部民十余万离开俄国，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归回祖国。乾隆帝大喜，厚待其部，封渥巴锡为乌讷思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封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为亲王、郡王，封恭格、默门图、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尔丕尔、额墨根乌巴什等人为贝勒、贝子，其余头领分封公、台吉。随后分授其汗、王、贝勒为四盟之盟长、副盟长，按喀尔喀四部之制编立旗盟。“于是四喀尔喀与四瓦喇(即厄鲁特四部)部众皆抚而有之，疆域几埒元代矣”。《清高宗实录》卷887，页9―14，卷890，页16、17、18，卷892页，15―25、51、52，卷983，页1―5；《圣武记》卷4，《乾隆新疆后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