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整顿吏治痛惩贪官(14)
王？望等人的捏灾侵帑一案，本身并不复杂，但它却具有五大特点。其一，案情之严重，情节之恶劣，侵吞银数之多，为顺治以来一百三十余年中罕见之第一大案。王？望一伙，究竟收了多少监生捐纳的折色银两，吞没多少，还盗窃了哪些粮食？总数难以确知，但从四个事实可以肯定其数是十分巨大的。一系甘肃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开捐，到四十二年初，距开捐例不到三年，甘省官员已藉称干旱遭灾赈济饥民“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并将旧存常平仓之粮“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即为八百万石。《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二为陕西依照甘省之例，亦开捐监，从四十年至四十五年止，共捐监生九千六百余名，“统计不及甘省二十分之一”。《清高宗实录》卷1140，页27.姑按二十分之一计，则甘省共应收捐生十八万余名，每名收银五十五两，当为一千零数十万两。三为浙江查抄王？望家产时，虽然从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起，到有关抄家衙役，都私自盗取、吞没了不少珠宝金银，但上报朝廷的数目还是极为惊人，王？望之家资，多达“三百余万(两)之多”。《清高宗实录》卷1166，页24.当然，此数不全是王在甘肃贪婪之银，还包括有祖遗财产及其任另外官职时掠取之银，但从史料记载，王之主要收入确系来自甘肃藩司任内。四是甘省府州县官员从此“监粮”中贪污之银，亦多达数百万两。由此可见，王？望一伙通过“监粮”，侵吞了上千万银两，他本人的赀财又多达三百余万两，这在入关以后的清朝一百多年里，还无人无案能与此相匹，其赃银数量之多，实居第一。
其二，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以往成百上千的案子，或系单个作案，或系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像这样从总督勒尔谨开始，以布政使王？望为首，兰州知府蒋全迪具体主持，“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大规模的“上下一气”的集体作案，在清朝的一百多年中，也还是第一次。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谕，批准阿桂等奏请将“甘省捏报灾赈侵蚀帑项”的各州县官员革职拿问的建议，现任知府前任知县杨赓、任诺玺，现任同知前署知州韦之瑗，同知前任知县闵元、孟衍泗、赵枋林，同知善达、顾芝、张春芳，通判贾若琳、经方、博敏、佛保、谢廷庸，知州那礼善、伍葆光、觉罗承志、陈常，知县陈鸿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陈澍、伯衡、舒攀桂、万人凤、杜耕书、舒玉龙、福明、陈韶、杨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树、尤永清、丁愈、钱成钧、章汝楠、黄道昭、蒲兰馨、顾汝衡、孙元礼、宋树谷、赵元德、万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陈金宣、华廷、墨尔更额、王？、庞、申宁吉、史堂、李弼、叶观海、何汝楠、郑科捷、陈起、陶士麟、麦桓、景福、而瞻、成德、王梦麟、麻宸、吕应祥、陈严祖、广福、刘治传，州同前署知县王万年，州判前署知州吴洗，州判前署知县薛佩兰，布政司经历前署县丞许士梁，县丞前署知县周兆熊、闵，县丞史载衡、李立，经历前署知县张毓琳等，均予降旨革职拿问，其已离甘省及升任别省官员，亦命各督抚拿解兰州审问。
甘肃共有直隶州六、直隶厅一、州六、厅八、县四十七，上谕列有贪官知县、署知县六十三员，知州五员，同知三员，通判五员，县承二员，共八十一员，另谕又载了二十一员。共计侵盗银两一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有一百零二人，确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
其三，贪婪有术，赃银累累。除了吞没“监粮”以外，王？望等贪官还想了不少办法，大肆盗取国库帑银。捐监所收的六百多万石以上的“监粮”，虽全系折色银两，可是他们却借口增粮太多旧仓不敷装藏，而呈请添建新仓，先后共二十六起，又冒领银十六万余两。以往赈灾时，需将粮食运往适中地方，发给灾民，故需开支脚价银，现“监粮”皆银，俱被官员冒领，他们仍沿“旧例”，以脚价银名目支领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脚价银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余两，署藩司文德亦领银一万七千五百余两。王？望任内收的“监粮”和用于赈灾的“监粮”，数目很大，多达六百余万石，所领的脚价银当然更多。哈密办事大臣佛德初次查出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库银二万三千余两，不久又参劾经方亏空银六万一千三百余两。随后另一官员图思义奏称，经方共亏空库银及豆草脚价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如果加上其吞没监粮之数，这个区区六品的小官，侵吞之银就多达十五万两以上，超过前面提到过的大学士、两广总督李侍尧纳取赃银四倍多，实在令人吃惊。据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的奏报，甘肃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仓库共亏缺银八十八万八千九百余两、粮七十四万余石、草四百余万束。阿桂、李侍尧查明，省府州县官员侵吞“监粮”之银二万两以上的，有二十人，一万两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两至九千两的二十六人，其中最多的吞银至九万两。经方还不在上述人员之内。人数之多，赃银之多，确系空前罕有。
其四，官官相护，知而不举，敷衍塞责。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也许是对甘肃捐监一事还有些怀疑，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前往，盘查甘省监粮。袁守侗原系举人，当过军机处章京，久任吏、户、礼、刑诸部侍郎、尚书，五次被帝派为钦差大臣，出京查办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重案，经其查实和参劾，使云南布政使钱度，云贵总督彰宝，原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侯富德相继正法或论斩。乾隆帝派遣这样一位办案能臣和刑部堂官至甘，充分表明了他对“监粮”的怀疑、重视和欲图弄清实况的决心。不料，这位曾五过难关、擅长破案的“大司寇”，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竟未识破这一弥天大谎，将并无一粒在仓之“监粮”，向帝奏称“仓粮系属实贮”，帝听信其言，不再追查。这次案发之后，乾隆帝忆及此事，于七月二十二日下谕给军机大臣说：甘省监粮，开捐以后，全系私收折色，并未实贮于仓。前次袁守侗、阿扬阿钦差前往盘查，“据称彼时仓粮系属实贮”，其言殊难凭信。该省监粮既未买补，则仓储焉能足数，此必当地官员一闻查仓之信，挪东掩西，为一时弥缝之计，其签量人役，均系地方官所管，易于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称并无亏短，亦未可定，著确查此事。②《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22、23，30.
适值阿扬阿正随帝秋，在承德避暑山庄，帝即面讯。阿扬阿奏称：“在甘省盘查时，逐一签量，按州核对，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乾隆帝对此毫不相信，于七月二十三日下谕说：此等签量人役，即系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扬阿当时“虽逐仓查验，亦止能签量廒口数尺之地，至里面进深处所，下面铺板，或掺和糠土，上面铺盖谷石，此等弊窦，阿扬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②。
乾隆帝此谕问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扬阿之受骗失职，揭示得非常清楚。过了半个月，八月初九日，他正式下谕对袁守侗二人之失察作了结论，命予议处。他说：“袁守侗、阿扬阿系朕特派前往盘查监粮之人，岂无耳目，乃一任各州县通同蒙蔽”。前次监查时，距开捐例不及三年，“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之多，亦应问其故也。至旧存常平仓，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其中弊端疑窦，何以并未察及？”袁守侗、阿扬阿查办此案，均难辞咎，著交部严加议处。《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19.帝之这一提问，袁守侗、阿扬阿是无法回答的。甘肃人口并不太多，怎能在不到三年之内就动用粮谷七八百万石发给灾民？哪有这样多灾民？素称精明能干善破疑狱之“大司寇”袁守侗，聪明才智焉在？怎能连这最为简单之事和最易觉察的漏洞都视而不见？是智者千虑之一失，还是别有原因，如官官相护之恶习，如总督勒尔谨、藩司王？望之逢迎和请求，才造成这一严重失察，还需进一步深究。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不仅是袁守侗和阿扬阿，还有不少官员也是徇情失察。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毕沅。毕沅系颇有名气的人物，当过军机处章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自三十一年出任甘肃巩秦阶道起，直到五十年，皆在陕甘为官，当了十年陕西巡抚，屡署陕甘总督。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状元公，这样一员久任陕甘封疆大吏的老练大臣，为什么在此案暴露之前噤若寒蝉片语未奏？御史钱沣因此上疏，参劾毕沅署陕甘总督时，“于该省冒赈诸弊，瞻徇畏避，请敕部将毕沅比照捏结各员治罪。”帝命毕沅明白回奏，毕沅复奏辩称：四十一年署理督篆时，因金川凯旋，经手军需事件，迅速回陕，于甘省监粮情弊，“曾经查问属员，支吾隐饰，急切不能得其要领”。四十四年再署督篆时，又赴西宁口外办事，“在省为日无多，未能觉察举劾”，请交部严加治罪。乾隆帝下谕，斥其“托词卸责，所奏实属支饰”，两署督篆时，对“王？望等折捐冒赈，上下通同舞弊等事”，“不即据实参奏”。《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13.浙江巡抚陈辉祖之弟陈严祖、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元，皆系捏灾冒赈之贪官，陈辉祖与闵鹗元对其弟之“婪赃舞弊”，“亦有所闻”，但恐一经陈奏，其弟将遭重罪，故“隐忍瞻徇”。《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实际上，对于此案，不仅毕沅、陈辉祖两位大臣，就是籍隶陕甘的科道官员，甚至“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形成“天下无不共知”，“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使帝“思之实为寒心”的极其严重的瞻徇顾私、官官相护的局面。《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卷1148，页6―9.
其五，严惩不贷，大诛贪官。以往案件，犯员不多，诛戮较少，这次却迥然不同，斩杀劣员之多，空前罕有。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谕，命将王？望立即正法，令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他列举诸人之罪说：勒尔谨、王？望、王廷赞等捏灾冒赈、侵蚀监粮、通同舞弊营私各款，已经查明。“今诸弊已露，若再不办，是朕不能惩贪察吏，朕岂肯受此。从前恒文、方世、良卿、高积、钱度等，俱以婪赃枉法，先后伏诛，然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立正典刑，以彰国宪。王？望著即处斩”。勒尔谨对王？望私收折色冒赈婪赃一案全无觉察，且已亦收受属员代办物件，一任家人从中影射侵肥，其原已因“平回”之事失误判处斩监候，现赐令自尽。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至藩司，接任之时，对王？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虽未收受属员银两，亦派属员买物，并加收心红纸张银两，又始终匿饰此案，不吐实情，但念其守城微功，免予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后于九月绞决。《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46、47、48，卷1140，页21.
八月十八日，他又下谕，将侵冒帑银“监粮”银二万两以上者，立即正法，二万两以下者“问拟斩候，入于情实”，一万两以下各犯，亦问拟斩候，到时候请旨定夺。《清高宗实录》卷1139，页10.九月十五日他再下上谕，对各犯作了具体处理：侵冒监银二万两以上的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蒋熏熹、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陈鸿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等二十人，冒赈虽不及二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两之徐树、陈韶等二人，判为斩监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实官犯内办理，派刑部侍郎阿扬阿前往甘省，会同陕甘总督李侍尧，传旨晓谕，监视行刑。侵冒银一万两以上的闵元、林昂霄、舒玉龙、王万年、杜耕书、杨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谢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人，以及冒赈不及一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的成均、王旭、陈金宣，宗开煌等四人，判为斩监候，免入本年秋审，牢固监候，听旨裁决。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帑银十五万余两，立即处斩。其余侵冒银一千两以上九千两以下的尤永清等二十六人，俱判为斩监候，于明年秋审时请旨办理。通计到十月，陆续正法者共五十六名贪官，免死发遣者四十六人。一次就斩杀绞决、发遣这样多的贪官，在清朝还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以往成百上千的案子，或系单个作案，或系上司伙同三五属员纳贿索财，像这样从总督勒尔谨开始，以布政使王？望为首，兰州知府蒋全迪具体主持，“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大规模的“上下一气”的集体作案，在清朝的一百多年中，也还是第一次。八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下谕，批准阿桂等奏请将“甘省捏报灾赈侵蚀帑项”的各州县官员革职拿问的建议，现任知府前任知县杨赓、任诺玺，现任同知前署知州韦之瑗，同知前任知县闵元、孟衍泗、赵枋林，同知善达、顾芝、张春芳，通判贾若琳、经方、博敏、佛保、谢廷庸，知州那礼善、伍葆光、觉罗承志、陈常，知县陈鸿文、王臣、李元椿、邱大英、詹耀、陈澍、伯衡、舒攀桂、万人凤、杜耕书、舒玉龙、福明、陈韶、杨有澳、林昂霄、彭永和、徐树、尤永清、丁愈、钱成钧、章汝楠、黄道昭、蒲兰馨、顾汝衡、孙元礼、宋树谷、赵元德、万邦英、沈泰、王旭、夏恒、陈金宣、华廷、墨尔更额、王？、庞、申宁吉、史堂、李弼、叶观海、何汝楠、郑科捷、陈起、陶士麟、麦桓、景福、而瞻、成德、王梦麟、麻宸、吕应祥、陈严祖、广福、刘治传，州同前署知县王万年，州判前署知州吴洗，州判前署知县薛佩兰，布政司经历前署县丞许士梁，县丞前署知县周兆熊、闵，县丞史载衡、李立，经历前署知县张毓琳等，均予降旨革职拿问，其已离甘省及升任别省官员，亦命各督抚拿解兰州审问。
甘肃共有直隶州六、直隶厅一、州六、厅八、县四十七，上谕列有贪官知县、署知县六十三员，知州五员，同知三员，通判五员，县承二员，共八十一员，另谕又载了二十一员。共计侵盗银两一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有一百零二人，确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
其三，贪婪有术，赃银累累。除了吞没“监粮”以外，王？望等贪官还想了不少办法，大肆盗取国库帑银。捐监所收的六百多万石以上的“监粮”，虽全系折色银两，可是他们却借口增粮太多旧仓不敷装藏，而呈请添建新仓，先后共二十六起，又冒领银十六万余两。以往赈灾时，需将粮食运往适中地方，发给灾民，故需开支脚价银，现“监粮”皆银，俱被官员冒领，他们仍沿“旧例”，以脚价银名目支领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脚价银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余两，署藩司文德亦领银一万七千五百余两。王？望任内收的“监粮”和用于赈灾的“监粮”，数目很大，多达六百余万石，所领的脚价银当然更多。哈密办事大臣佛德初次查出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库银二万三千余两，不久又参劾经方亏空银六万一千三百余两。随后另一官员图思义奏称，经方共亏空库银及豆草脚价银十三万六千余两。如果加上其吞没监粮之数，这个区区六品的小官，侵吞之银就多达十五万两以上，超过前面提到过的大学士、两广总督李侍尧纳取赃银四倍多，实在令人吃惊。据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的奏报，甘肃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仓库共亏缺银八十八万八千九百余两、粮七十四万余石、草四百余万束。阿桂、李侍尧查明，省府州县官员侵吞“监粮”之银二万两以上的，有二十人，一万两以上的有十一人，一千两至九千两的二十六人，其中最多的吞银至九万两。经方还不在上述人员之内。人数之多，赃银之多，确系空前罕有。
其四，官官相护，知而不举，敷衍塞责。乾隆四十二年，乾隆帝也许是对甘肃捐监一事还有些怀疑，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前往，盘查甘省监粮。袁守侗原系举人，当过军机处章京，久任吏、户、礼、刑诸部侍郎、尚书，五次被帝派为钦差大臣，出京查办封疆大吏和高级将领重案，经其查实和参劾，使云南布政使钱度，云贵总督彰宝，原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侯富德相继正法或论斩。乾隆帝派遣这样一位办案能臣和刑部堂官至甘，充分表明了他对“监粮”的怀疑、重视和欲图弄清实况的决心。不料，这位曾五过难关、擅长破案的“大司寇”，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竟未识破这一弥天大谎，将并无一粒在仓之“监粮”，向帝奏称“仓粮系属实贮”，帝听信其言，不再追查。这次案发之后，乾隆帝忆及此事，于七月二十二日下谕给军机大臣说：甘省监粮，开捐以后，全系私收折色，并未实贮于仓。前次袁守侗、阿扬阿钦差前往盘查，“据称彼时仓粮系属实贮”，其言殊难凭信。该省监粮既未买补，则仓储焉能足数，此必当地官员一闻查仓之信，挪东掩西，为一时弥缝之计，其签量人役，均系地方官所管，易于通同弊混，而袁守侗等受其欺蔽，率称并无亏短，亦未可定，著确查此事。②《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22、23，30.
适值阿扬阿正随帝秋，在承德避暑山庄，帝即面讯。阿扬阿奏称：“在甘省盘查时，逐一签量，按州核对，俱系实贮在仓，并无短缺”。乾隆帝对此毫不相信，于七月二十三日下谕说：此等签量人役，即系地方官所管之人，阿扬阿当时“虽逐仓查验，亦止能签量廒口数尺之地，至里面进深处所，下面铺板，或掺和糠土，上面铺盖谷石，此等弊窦，阿扬阿能一一察出不受其蒙蔽乎？”②。
乾隆帝此谕问得很好，把袁守侗、阿扬阿之受骗失职，揭示得非常清楚。过了半个月，八月初九日，他正式下谕对袁守侗二人之失察作了结论，命予议处。他说：“袁守侗、阿扬阿系朕特派前往盘查监粮之人，岂无耳目，乃一任各州县通同蒙蔽”。前次监查时，距开捐例不及三年，“而开销监粮至六百余万石之多，亦应问其故也。至旧存常平仓，又销去一百三十余万石，其中弊端疑窦，何以并未察及？”袁守侗、阿扬阿查办此案，均难辞咎，著交部严加议处。《清高宗实录》卷1138，页18、19.帝之这一提问，袁守侗、阿扬阿是无法回答的。甘肃人口并不太多，怎能在不到三年之内就动用粮谷七八百万石发给灾民？哪有这样多灾民？素称精明能干善破疑狱之“大司寇”袁守侗，聪明才智焉在？怎能连这最为简单之事和最易觉察的漏洞都视而不见？是智者千虑之一失，还是别有原因，如官官相护之恶习，如总督勒尔谨、藩司王？望之逢迎和请求，才造成这一严重失察，还需进一步深究。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不仅是袁守侗和阿扬阿，还有不少官员也是徇情失察。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毕沅。毕沅系颇有名气的人物，当过军机处章京，是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自三十一年出任甘肃巩秦阶道起，直到五十年，皆在陕甘为官，当了十年陕西巡抚，屡署陕甘总督。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状元公，这样一员久任陕甘封疆大吏的老练大臣，为什么在此案暴露之前噤若寒蝉片语未奏？御史钱沣因此上疏，参劾毕沅署陕甘总督时，“于该省冒赈诸弊，瞻徇畏避，请敕部将毕沅比照捏结各员治罪。”帝命毕沅明白回奏，毕沅复奏辩称：四十一年署理督篆时，因金川凯旋，经手军需事件，迅速回陕，于甘省监粮情弊，“曾经查问属员，支吾隐饰，急切不能得其要领”。四十四年再署督篆时，又赴西宁口外办事，“在省为日无多，未能觉察举劾”，请交部严加治罪。乾隆帝下谕，斥其“托词卸责，所奏实属支饰”，两署督篆时，对“王？望等折捐冒赈，上下通同舞弊等事”，“不即据实参奏”。《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2、13.浙江巡抚陈辉祖之弟陈严祖、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元，皆系捏灾冒赈之贪官，陈辉祖与闵鹗元对其弟之“婪赃舞弊”，“亦有所闻”，但恐一经陈奏，其弟将遭重罪，故“隐忍瞻徇”。《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7.实际上，对于此案，不仅毕沅、陈辉祖两位大臣，就是籍隶陕甘的科道官员，甚至“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形成“天下无不共知”，“内外臣工并无一人言及”，使帝“思之实为寒心”的极其严重的瞻徇顾私、官官相护的局面。《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13，卷1148，页6―9.
其五，严惩不贷，大诛贪官。以往案件，犯员不多，诛戮较少，这次却迥然不同，斩杀劣员之多，空前罕有。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谕，命将王？望立即正法，令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他列举诸人之罪说：勒尔谨、王？望、王廷赞等捏灾冒赈、侵蚀监粮、通同舞弊营私各款，已经查明。“今诸弊已露，若再不办，是朕不能惩贪察吏，朕岂肯受此。从前恒文、方世、良卿、高积、钱度等，俱以婪赃枉法，先后伏诛，然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王？望由知县，经朕加恩用至藩司巡抚，乃敢负恩丧心至此，自应立正典刑，以彰国宪。王？望著即处斩”。勒尔谨对王？望私收折色冒赈婪赃一案全无觉察，且已亦收受属员代办物件，一任家人从中影射侵肥，其原已因“平回”之事失误判处斩监候，现赐令自尽。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至藩司，接任之时，对王？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虽未收受属员银两，亦派属员买物，并加收心红纸张银两，又始终匿饰此案，不吐实情，但念其守城微功，免予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后于九月绞决。《清高宗实录》卷1137，页46、47、48，卷1140，页21.
八月十八日，他又下谕，将侵冒帑银“监粮”银二万两以上者，立即正法，二万两以下者“问拟斩候，入于情实”，一万两以下各犯，亦问拟斩候，到时候请旨定夺。《清高宗实录》卷1139，页10.九月十五日他再下上谕，对各犯作了具体处理：侵冒监银二万两以上的程栋、陆玮、那礼善、杨德言、郑陈善、蒋熏熹、宋学淳、李元椿、王臣、许山斗、詹耀、陈鸿文、黎珠、伍葆光、舒攀桂、邱大英、陈澍、伯衡、孟衍泗、万人凤等二十人，冒赈虽不及二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两之徐树、陈韶等二人，判为斩监候，入于本年勾到情实官犯内办理，派刑部侍郎阿扬阿前往甘省，会同陕甘总督李侍尧，传旨晓谕，监视行刑。侵冒银一万两以上的闵元、林昂霄、舒玉龙、王万年、杜耕书、杨有澳、李本楠、彭永和、谢桓、周兆熊、福明等十一人，以及冒赈不及一万两但侵欺了建仓银的成均、王旭、陈金宣，宗开煌等四人，判为斩监候，免入本年秋审，牢固监候，听旨裁决。哈密通判经方侵吞帑银十五万余两，立即处斩。其余侵冒银一千两以上九千两以下的尤永清等二十六人，俱判为斩监候，于明年秋审时请旨办理。通计到十月，陆续正法者共五十六名贪官，免死发遣者四十六人。一次就斩杀绞决、发遣这样多的贪官，在清朝还是前所未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