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整顿吏治痛惩贪官(8)
尽管在案犯多少、赃银数量等方面，乾隆帝是退了一大步，但此时他毕竟还在力图整顿吏治重惩贪官，因而在处治高恒、普福、卢见曾的问题上，坚决排除干扰，依法惩办。他谕令，抄没三人家产，将高恒、普福押赴法场斩首示众，将卢见曾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革去为卢见曾泄漏抄家消息的纪昀之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两淮盐商所欠之银；定限十年如数交与运库。高恒虽只定了侵吞帑银三万二千两之罪，但其抄没入官的家财，却多达数十万两，在经济上也算是执法从严了。
乾隆帝将慧贤皇贵妃之亲弟，亦即自己的小舅子高恒处以死刑，并非没有干扰，为高恒说情者大有人在，甚至连帝一再夸奖为“军国第一宣力大臣”之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也亲自求帝施恩宽减。《啸亭杂录》卷一《杀高恒》载：“两淮盐政高恒，以侵贪匣费故，拟大辟。勾引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贤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恒。”
傅恒之奏请免高恒之死，其言相当巧妙，亦未尝不无理由。他搬出乾隆帝之已故爱妃慧贤皇贵妃来，既欲以夫妻之情打动皇上，求免妃弟一死，这一招，很有分量，很有说服力，又暗示律有八议之条，议亲即其重要一项，于情于理于法，赦免高恒的死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以傅恒这样一位为帝特别宠信的军国重臣和至亲之人的身份，说出这样颇似有理之词，照说帝会允准其请的，恐怕大多数帝君都会采纳其言。不料，乾隆帝却一言以拒之，只说了一句话：“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怎能因系贵妃之弟而曲法以贷！此话还包含有严厉警告傅恒之意：不要以为你是皇后的兄弟，就可超越于王法之外，只要犯了国法，也将如高恒一样将你处死！这就是为什么傅恒听后竟吓得魂不附体，“战栗失色”。乾隆帝依法斩杀高恒，是十分正确的，是颇为英明的。这表明他的确力图严惩贪官，整饬吏治。
二、良卿徇纵劣员斩首示众方世受银千两死于绞刑。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贵州巡抚良卿上折，弹劾威宁州知州刘标运铅不足额数，短缺一百余万斤，并亏工本运价。良卿此折，系因黔省运铅屡屡迟缓误期，遭帝多次饬查，而不得不参奏属员，以卸己责。良卿万万不会料到，这份奏折不仅没有推卸掉自己的责任，反而弄巧成拙，掀起了一场大波，导致连他在内的两位巡抚问斩，藩、臬二司遭惩。
九月十一日，乾隆帝就良卿之折下谕：据良卿奏称，承办铜铅的威宁州知州刘标，发运铅斤，短缺百数十万斤，挨查多无着落，而已领脚价，应办省局之铜，又复托词稽缓，抗不解交，显有侵蚀支饰情弊。刘标著革职拿问，交与该抚严行审究，务得实情，定拟具奏。
乾隆帝虽令良卿审理此案，但并不放心，于同一日(九月十一日)又下谕给军机大臣说：刘标已革职拿问，交良卿审究。但“黔省办运铅斤，屡经迟缓误期，皆由良卿不实力督办所致。今因节次饬查，始将属员侵欺等弊，查参塞责”，著传旨严行申饬。刘标一案，现交该抚严审，务须彻底根究，讯得实情。“若该抚尚欲存心袒护，曲为劣员开脱，断难逃朕洞鉴，必将良卿重治其罪。著将此谕令知之”。《清高宗实录》卷842，页15.
良卿接到此旨以后，于九月下旬上奏：审讯革职威宁州知州刘标，其亏缺铜本脚价银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余两，少铅七百余万斤，又缺工本脚价银十余万两。请将专管铅务的粮驿道永泰以及知府马元烈革职究审，并恳派大臣来黔会审。乾隆帝于十月初四日览折后降旨：永泰、马元烈著革职，派内阁学士富察善驰驿前往，会同该抚一并详查严审，究拟具奏。良卿在任四载，属员承办铜铅，亏缺如此之多，漫无觉察，所司何事！著交部严加议处。刘标欠项若不能完，即著良卿等三人分赔。同日他又谕告军机大臣，命传谕直隶总督杨廷璋，即速派官前往刘标原籍大城县，将其家产严密查封，不许隐匿寄顿，并谕良卿将刘标任所赀财查封。
正当良卿参劾刘标亏空工本脚银力图掩盖己过之时，被其奏请革职之刘标的上级粮驿道永泰，却向户部呈报刘标亏空缘由，揭发按察使高积营私枉法之罪，其中有涉及良卿之处。统兵进攻缅甸的副将军阿桂从军营发往京师的报匣中，夹有普安州民的诉词，控告官吏土目借口军兴，私派累民，侵蚀恩赏银两等事。乾隆帝知悉后十分生气，于十月十五日下谕，严斥良卿之过，派遣大臣往审。他说：自滇省办理军务(攻缅)以来，经由各省，俱特发帑银赏赉急公奉上之民，屡饬各省巡抚悉心洞察，务使百姓均沾实惠，良卿一再回奏官员胥役“实无丝毫侵扰”之事，今阅普安州民呈词，所控之事，“款证凿凿”，“则前者良卿所奏，全系捏词欺饰，不可不彻底根究，良卿之罪，实在于此”。永泰揭报高积违法之事，又涉及良卿。此案关系重大，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办，著湖广总督吴达善往黔，会同钦派侍郎钱维诚审讯，务令水落石出，“以惩积弊”。如良卿、高积有应革审者，吴达善即一面奏闻，一面将二人“革职拘禁，毋任稍有腾挪掩饰及疏虞自戕等事”，并留心访察良卿任所赀财。《清高宗实录》卷844，页43、44、45、46.
此谕下达不久，案情又有新的发展，不仅现任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难逃罪责，前任巡抚方世等官也被牵涉而出。贵州布政使张逢尧于十月进京陛见时，军机大臣遵旨向其讯问高积贩卖水银之事，张回答说：今年夏季，曾闻船户言及，他们曾经装过高按察使的水银。同月，刘标差人至京赴户部，呈控铜厂赔累及各上司勒索缘由，并呈出用印底簿一册，内开各官索银详情，其中有前巡抚方世勒索白银六千余两的记载。乾隆帝大怒，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六日，连下五谕，从三个方面严密追查。其一，审查高积。他说：从张逢尧的回奏，可以肯定，“高积贩卖水银，已实有其事。伊以臬司兼署藩司，乃以藩库所有水银，私行贩卖，即此一端，已罪无可贷”，著吴达善将其任所赀财严密查封，对其严审具奏，其寄居苏州赀财，命两江总督高晋就近查抄，其原籍闽省的一应田房产业，著闽浙总督崔应阶即速严密查抄。其二，复审良卿。乾隆帝说：良卿与高积同在省城，“岂有署藩司私卖水银而巡抚毫无闻见之理，何不早行查奏”？“其中或有知情袒徇及希冀分肥情弊，亦未可定”。著吴达善将良卿因何隐匿不报情由，以及二人平日有无往来密交形迹，严审据实具奏，并将良卿任所赀财查抄。其三，革方世职。乾隆帝说：方世简任巡抚以来，看其办事尚属认真，平日为人亦颇谨饬，是以由黔调任湖南巡抚，“不意其勒索属员，狼藉若此，且公然直索金银，毫无顾忌，实出情理之外”。著观音保前往湖南署理巡抚，传谕方世解任，察其神气形迹，若有惊惶失措，即一面具折奏闻，一面将其押往贵州质审，并严密查封其任所赀财。《清高宗实录》卷845，页34、35，卷846，页9、10、11.
十一月二十二日，帝又连下三道旨，指出“高积、良卿需索贪婪一案，业据高积等一一供认”，并究出前任方巡抚亦有索取金银等事，命将高积等人革职，将方之家人李四及其侄孙方四等人犯拿解黔省质讯，其本籍家产予以查抄。《清高宗实录》卷847，页9、10、11.
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帝又降旨说：“良卿与高积交密往还，并令幕宾通同勾结，肆意侵渔，实出情理之外，不料良卿竟敢如此。督抚与藩臬，至于上下一气，串通结纳，任意营私，将何事不可为，此则甚有关系，不可不审明从重治罪，毋令稍有遁饰。至永泰、马元烈，为刘标本管上司，岂有馈送遍及抚司，而道府转无交结之事？”著严究定案。《清高宗实录》卷848，页15.
在乾隆帝数十道谕旨的指授方略和督责下，钦办审案的湖广总督吴达善、侍郎钱维诚、内阁学士富察善，历时五月余，对这一案件的事实作了如下结论：巡抚良卿与高积“上下扶同，营私肥，置一切公事于不问”，明知刘标亏帑数逾巨万，并不早为参劾，直至见事难掩盖，始作为访闻举发，对刘标私自出借之官帑一万零八百余两不予究追，且将其已追出的六千七百余两，批令留抵，私填公项，不列入查封款内，“知情故纵，始终掩饰”，普安州民吴国治控告差役许文衡“借差派累”，遭知州陈昶斥责，州民上告到省，良卿转令被控知州会审；良卿又长支养廉银一千七百九十余两。《清高宗实录》卷848，页15，卷849，页23、28，卷850，页18.按察使高积收受属员贿银，私将藩库水银及从厂收买水银共二万六千二百斤运往苏州发卖。布政使张逢尧虽无染指情弊，但徇情透支巡抚良卿养廉银，己又预支养廉银九百三十两，对刘标之亏空不即查参，有失藩司“整饬通省属员之责”。原任巡抚方世得受刘标银一千两，已为其家人方四供认不讳。刘标亏空铜铅脚价工本共帑银二十九万余两，自知事将败露，早于案发之前三四个月，即派侄子、侄婿等亲戚带行装十七八驮，从四川绕道回籍，并叫家乡亲属隐匿寄顿，以致官府查抄时，刘标在直隶大城县之田房地亩，仅值银四百余两，经过多次追查，亦不过值二三万两，加上其揭报上司勒索之银，亦仅二万两，其余二十多万两赃银下落不明，显系密藏。
乾隆帝览奏后，陆续下谕，惩处有关案犯。他指责良卿负恩枉法，谕令将其正法说：“前因良卿在热河道任上，办事尚知奋勉”，故加恩擢用巡抚，岂料其志满意足，又恃地远或易为欺，其与高积受贿交通，听任高积贩卖水银，“并任幕友往来无忌，已属败检不法”。至刘标积年亏帑侵公，数达二十余万两，良卿既已明知故纵，并授意令人弥补，复请添移钱局，冀为通融掩覆，及经部驳，知事必败露，始以一参塞责，又不严追亏项，转批令将出借银两私留作抵，不列入查封款内。其于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蚀口袋脚价等事，并不觉察劾究。“是其徇纵劣员，毫无顾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检束，吏治官方，不可复问”。其普安州民吴国治告官吏科派一案，良卿既不严行查办，又转令被控之本州知州陈昶一同会审，致使抑勒劝和，敷衍了局。“是其心存消弭，尽丧天良，公行欺罔，并不止于法婪赃，封疆大吏败裂至此，天理国法尚可复容乎！”良卿著依拟处斩，即于贵州省城，令钦差大臣监视正法，“俾各省督抚共知炯戒”！其子富多、富永，著销去旗籍，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为奴。②⑤《清高宗实录》卷852，页2、3、27，3，25.
乾隆帝以方世在黔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一事，受贿盈千，其罪亦无可逭，但其所犯在于得赃，“较之良卿欺君长奸，目无法纪者，尚属有间”，命将其从宽，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②对于布政使张逢尧，因其“仅以斤斤自守”，不查参刘标，“致贵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至此”，他下谕说，“国家于此等颓废职守之藩司，将安所用之”，将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经手给予良卿的预支养廉银及本人借支养廉银共一千九百二十余两，按“十倍赔缴”，以示惩戒。《清高宗实录》卷849，页29，卷851，页13.他因湖广总督吴达善奏请将良卿、方世、高积、永泰的家产抵补亏帑，不足之银再由历任上司分赔，下谕斥责其非说：刘标亏空官帑至二十九万余两之多“为从来侵牟所未有，总由良卿等欺谩长奸，扶同舞弊，以致狼藉至此，因将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产，乃以惩良卿等之枉法欺公，非为代刘标等抵补亏项”。吴达善并非不知此理，乃竟妄呈此议，其意显系以此减少历任上司理应分赔之银，“一味取悦沽名”，殊为谬误。“著将此折掷还，交吴达善等另行改议具奏”。《清高宗实录》卷855，页9、10.他还谕令将刘标父子“严加刑审，实力穷诘，务令其于亏缺之数，逐一指出，实有著落”。⑤。
乾隆帝将慧贤皇贵妃之亲弟，亦即自己的小舅子高恒处以死刑，并非没有干扰，为高恒说情者大有人在，甚至连帝一再夸奖为“军国第一宣力大臣”之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也亲自求帝施恩宽减。《啸亭杂录》卷一《杀高恒》载：“两淮盐政高恒，以侵贪匣费故，拟大辟。勾引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贤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恒。”
傅恒之奏请免高恒之死，其言相当巧妙，亦未尝不无理由。他搬出乾隆帝之已故爱妃慧贤皇贵妃来，既欲以夫妻之情打动皇上，求免妃弟一死，这一招，很有分量，很有说服力，又暗示律有八议之条，议亲即其重要一项，于情于理于法，赦免高恒的死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以傅恒这样一位为帝特别宠信的军国重臣和至亲之人的身份，说出这样颇似有理之词，照说帝会允准其请的，恐怕大多数帝君都会采纳其言。不料，乾隆帝却一言以拒之，只说了一句话：“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怎能因系贵妃之弟而曲法以贷！此话还包含有严厉警告傅恒之意：不要以为你是皇后的兄弟，就可超越于王法之外，只要犯了国法，也将如高恒一样将你处死！这就是为什么傅恒听后竟吓得魂不附体，“战栗失色”。乾隆帝依法斩杀高恒，是十分正确的，是颇为英明的。这表明他的确力图严惩贪官，整饬吏治。
二、良卿徇纵劣员斩首示众方世受银千两死于绞刑。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贵州巡抚良卿上折，弹劾威宁州知州刘标运铅不足额数，短缺一百余万斤，并亏工本运价。良卿此折，系因黔省运铅屡屡迟缓误期，遭帝多次饬查，而不得不参奏属员，以卸己责。良卿万万不会料到，这份奏折不仅没有推卸掉自己的责任，反而弄巧成拙，掀起了一场大波，导致连他在内的两位巡抚问斩，藩、臬二司遭惩。
九月十一日，乾隆帝就良卿之折下谕：据良卿奏称，承办铜铅的威宁州知州刘标，发运铅斤，短缺百数十万斤，挨查多无着落，而已领脚价，应办省局之铜，又复托词稽缓，抗不解交，显有侵蚀支饰情弊。刘标著革职拿问，交与该抚严行审究，务得实情，定拟具奏。
乾隆帝虽令良卿审理此案，但并不放心，于同一日(九月十一日)又下谕给军机大臣说：刘标已革职拿问，交良卿审究。但“黔省办运铅斤，屡经迟缓误期，皆由良卿不实力督办所致。今因节次饬查，始将属员侵欺等弊，查参塞责”，著传旨严行申饬。刘标一案，现交该抚严审，务须彻底根究，讯得实情。“若该抚尚欲存心袒护，曲为劣员开脱，断难逃朕洞鉴，必将良卿重治其罪。著将此谕令知之”。《清高宗实录》卷842，页15.
良卿接到此旨以后，于九月下旬上奏：审讯革职威宁州知州刘标，其亏缺铜本脚价银四万八千三百九十余两，少铅七百余万斤，又缺工本脚价银十余万两。请将专管铅务的粮驿道永泰以及知府马元烈革职究审，并恳派大臣来黔会审。乾隆帝于十月初四日览折后降旨：永泰、马元烈著革职，派内阁学士富察善驰驿前往，会同该抚一并详查严审，究拟具奏。良卿在任四载，属员承办铜铅，亏缺如此之多，漫无觉察，所司何事！著交部严加议处。刘标欠项若不能完，即著良卿等三人分赔。同日他又谕告军机大臣，命传谕直隶总督杨廷璋，即速派官前往刘标原籍大城县，将其家产严密查封，不许隐匿寄顿，并谕良卿将刘标任所赀财查封。
正当良卿参劾刘标亏空工本脚银力图掩盖己过之时，被其奏请革职之刘标的上级粮驿道永泰，却向户部呈报刘标亏空缘由，揭发按察使高积营私枉法之罪，其中有涉及良卿之处。统兵进攻缅甸的副将军阿桂从军营发往京师的报匣中，夹有普安州民的诉词，控告官吏土目借口军兴，私派累民，侵蚀恩赏银两等事。乾隆帝知悉后十分生气，于十月十五日下谕，严斥良卿之过，派遣大臣往审。他说：自滇省办理军务(攻缅)以来，经由各省，俱特发帑银赏赉急公奉上之民，屡饬各省巡抚悉心洞察，务使百姓均沾实惠，良卿一再回奏官员胥役“实无丝毫侵扰”之事，今阅普安州民呈词，所控之事，“款证凿凿”，“则前者良卿所奏，全系捏词欺饰，不可不彻底根究，良卿之罪，实在于此”。永泰揭报高积违法之事，又涉及良卿。此案关系重大，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办，著湖广总督吴达善往黔，会同钦派侍郎钱维诚审讯，务令水落石出，“以惩积弊”。如良卿、高积有应革审者，吴达善即一面奏闻，一面将二人“革职拘禁，毋任稍有腾挪掩饰及疏虞自戕等事”，并留心访察良卿任所赀财。《清高宗实录》卷844，页43、44、45、46.
此谕下达不久，案情又有新的发展，不仅现任巡抚良卿、按察使高积难逃罪责，前任巡抚方世等官也被牵涉而出。贵州布政使张逢尧于十月进京陛见时，军机大臣遵旨向其讯问高积贩卖水银之事，张回答说：今年夏季，曾闻船户言及，他们曾经装过高按察使的水银。同月，刘标差人至京赴户部，呈控铜厂赔累及各上司勒索缘由，并呈出用印底簿一册，内开各官索银详情，其中有前巡抚方世勒索白银六千余两的记载。乾隆帝大怒，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初六日，连下五谕，从三个方面严密追查。其一，审查高积。他说：从张逢尧的回奏，可以肯定，“高积贩卖水银，已实有其事。伊以臬司兼署藩司，乃以藩库所有水银，私行贩卖，即此一端，已罪无可贷”，著吴达善将其任所赀财严密查封，对其严审具奏，其寄居苏州赀财，命两江总督高晋就近查抄，其原籍闽省的一应田房产业，著闽浙总督崔应阶即速严密查抄。其二，复审良卿。乾隆帝说：良卿与高积同在省城，“岂有署藩司私卖水银而巡抚毫无闻见之理，何不早行查奏”？“其中或有知情袒徇及希冀分肥情弊，亦未可定”。著吴达善将良卿因何隐匿不报情由，以及二人平日有无往来密交形迹，严审据实具奏，并将良卿任所赀财查抄。其三，革方世职。乾隆帝说：方世简任巡抚以来，看其办事尚属认真，平日为人亦颇谨饬，是以由黔调任湖南巡抚，“不意其勒索属员，狼藉若此，且公然直索金银，毫无顾忌，实出情理之外”。著观音保前往湖南署理巡抚，传谕方世解任，察其神气形迹，若有惊惶失措，即一面具折奏闻，一面将其押往贵州质审，并严密查封其任所赀财。《清高宗实录》卷845，页34、35，卷846，页9、10、11.
十一月二十二日，帝又连下三道旨，指出“高积、良卿需索贪婪一案，业据高积等一一供认”，并究出前任方巡抚亦有索取金银等事，命将高积等人革职，将方之家人李四及其侄孙方四等人犯拿解黔省质讯，其本籍家产予以查抄。《清高宗实录》卷847，页9、10、11.
十二月初七日，乾隆帝又降旨说：“良卿与高积交密往还，并令幕宾通同勾结，肆意侵渔，实出情理之外，不料良卿竟敢如此。督抚与藩臬，至于上下一气，串通结纳，任意营私，将何事不可为，此则甚有关系，不可不审明从重治罪，毋令稍有遁饰。至永泰、马元烈，为刘标本管上司，岂有馈送遍及抚司，而道府转无交结之事？”著严究定案。《清高宗实录》卷848，页15.
在乾隆帝数十道谕旨的指授方略和督责下，钦办审案的湖广总督吴达善、侍郎钱维诚、内阁学士富察善，历时五月余，对这一案件的事实作了如下结论：巡抚良卿与高积“上下扶同，营私肥，置一切公事于不问”，明知刘标亏帑数逾巨万，并不早为参劾，直至见事难掩盖，始作为访闻举发，对刘标私自出借之官帑一万零八百余两不予究追，且将其已追出的六千七百余两，批令留抵，私填公项，不列入查封款内，“知情故纵，始终掩饰”，普安州民吴国治控告差役许文衡“借差派累”，遭知州陈昶斥责，州民上告到省，良卿转令被控知州会审；良卿又长支养廉银一千七百九十余两。《清高宗实录》卷848，页15，卷849，页23、28，卷850，页18.按察使高积收受属员贿银，私将藩库水银及从厂收买水银共二万六千二百斤运往苏州发卖。布政使张逢尧虽无染指情弊，但徇情透支巡抚良卿养廉银，己又预支养廉银九百三十两，对刘标之亏空不即查参，有失藩司“整饬通省属员之责”。原任巡抚方世得受刘标银一千两，已为其家人方四供认不讳。刘标亏空铜铅脚价工本共帑银二十九万余两，自知事将败露，早于案发之前三四个月，即派侄子、侄婿等亲戚带行装十七八驮，从四川绕道回籍，并叫家乡亲属隐匿寄顿，以致官府查抄时，刘标在直隶大城县之田房地亩，仅值银四百余两，经过多次追查，亦不过值二三万两，加上其揭报上司勒索之银，亦仅二万两，其余二十多万两赃银下落不明，显系密藏。
乾隆帝览奏后，陆续下谕，惩处有关案犯。他指责良卿负恩枉法，谕令将其正法说：“前因良卿在热河道任上，办事尚知奋勉”，故加恩擢用巡抚，岂料其志满意足，又恃地远或易为欺，其与高积受贿交通，听任高积贩卖水银，“并任幕友往来无忌，已属败检不法”。至刘标积年亏帑侵公，数达二十余万两，良卿既已明知故纵，并授意令人弥补，复请添移钱局，冀为通融掩覆，及经部驳，知事必败露，始以一参塞责，又不严追亏项，转批令将出借银两私留作抵，不列入查封款内。其于平越府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蚀口袋脚价等事，并不觉察劾究。“是其徇纵劣员，毫无顾忌，致通省效尤，罔知检束，吏治官方，不可复问”。其普安州民吴国治告官吏科派一案，良卿既不严行查办，又转令被控之本州知州陈昶一同会审，致使抑勒劝和，敷衍了局。“是其心存消弭，尽丧天良，公行欺罔，并不止于法婪赃，封疆大吏败裂至此，天理国法尚可复容乎！”良卿著依拟处斩，即于贵州省城，令钦差大臣监视正法，“俾各省督抚共知炯戒”！其子富多、富永，著销去旗籍，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为奴。②⑤《清高宗实录》卷852，页2、3、27，3，25.
乾隆帝以方世在黔抚任内，婪索刘标货物，并于开矿一事，受贿盈千，其罪亦无可逭，但其所犯在于得赃，“较之良卿欺君长奸，目无法纪者，尚属有间”，命将其从宽，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②对于布政使张逢尧，因其“仅以斤斤自守”，不查参刘标，“致贵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至此”，他下谕说，“国家于此等颓废职守之藩司，将安所用之”，将其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经手给予良卿的预支养廉银及本人借支养廉银共一千九百二十余两，按“十倍赔缴”，以示惩戒。《清高宗实录》卷849，页29，卷851，页13.他因湖广总督吴达善奏请将良卿、方世、高积、永泰的家产抵补亏帑，不足之银再由历任上司分赔，下谕斥责其非说：刘标亏空官帑至二十九万余两之多“为从来侵牟所未有，总由良卿等欺谩长奸，扶同舞弊，以致狼藉至此，因将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产，乃以惩良卿等之枉法欺公，非为代刘标等抵补亏项”。吴达善并非不知此理，乃竟妄呈此议，其意显系以此减少历任上司理应分赔之银，“一味取悦沽名”，殊为谬误。“著将此折掷还，交吴达善等另行改议具奏”。《清高宗实录》卷855，页9、10.他还谕令将刘标父子“严加刑审，实力穷诘，务令其于亏缺之数，逐一指出，实有著落”。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