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纪实卷

延河畔上的北京娃

银笙

记得当年的知青诗集中有一首《延河畔上北京娃》。至今这个题目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延河畔上北京娃。

我的许多“北京娃”中的朋友陆陆续续离开了延安。“知青”，已成为特定年代中的特定名词，“知青”，也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特殊群体。但仍有少数中的少数，依然生活在宝塔山下，何宁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

知道何宁，是在70年代。

那时，我在延安地区报社当记者，下黄陵县采访中，知道黄陵有个年轻的北京知青叫何宁，23岁就当了公安局副局长，工作干得风风火火。我对这个人物开始注意了，因为每次去都能听到不少人夸赞他。

开始参加工作，他是治安股内勤，吃在单位，住在单位，成了单位没有头衔的总值班。群众来访他应急处理；同事们下乡回来，他提水打饭，大家都夸他有眼色，人勤快。他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后，又主动要求去农村蹲点，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年劳动工值都在200天以上。1978年，组织上派他去组建县检察院，1986年正式走马上任检察长，他大刀阔斧，使黄陵检察院成为延安地区的排头兵。1991年延安地区给他记三等功一次，他被评为地委端正党风先进个人，三次受到黄陵县委表彰，《陕西检察》杂志以显要位置刊登了《何宁和他的一班人》的报道。在这期间，他以延安地区第二名的成绩考上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后又考取了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成为远近闻名的名人。

可惜，阴差阳错，几次我都和何宁失之交臂。我的“知青”报道中也就少了何宁这一位。

二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我既是参与者，也是目击者。28000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我是重大欢迎场面的采访者之一。因而，我就结识了不少北京娃，也有不少挚友。

对于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我们不必过多地苛求其背景，也不必捶胸顿足地咒骂那场人为的“灾难”，历史已翻过新的一页，只能一切向前看。何宁正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来思考问题的。

他说，他是在延安人的抚育下成长的。

1969年，15岁的何宁并不知道人间的酸甜苦辣。当他来到黄陵县隆太塬插队时，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每月只有38斤口粮。肚子常常饿得咕咕叫，使正长身体的何宁瘦得像根干柴。不久，知青小组闹分灶，谁也不想要年幼不会干活的何宁。村支书的父亲王老汉看他可怜，拉住他的手说：“娃呀，跟我走，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一份。”从此，他成了老王家的一口人，和几个兄弟滚成一堆。王大妈待他比亲儿子还亲。他病了，大妈拉着架子车把他送到医院；趁着打吊针的空儿，大妈不是给他煮鸡蛋，就是做鸡蛋拌汤。冬天，他的手、脚冻裂了，大妈总要把做豆腐的热浆水舀出来让他洗手脚……何宁真真正正成了王家的孩子，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谈起王家爸妈，他常常热泪盈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知恩报恩这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延安的父老乡亲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何宁说，是延安人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一次，他到邻村瓦梧村的同学处去玩，不知怎么没吃对，当晚上吐下泻十几次，半夜脱水休克。同学急了，赶快去请赤脚医生白金平。当时的农村，交通不便，又没医疗器械，医生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往下滴，眼看他就要没命了。白金平狠了狠心说：“就冒一次险！”他用手绢把他的胳膊扎起来，使静脉血管暴突出来。然后找了一根缝衣针，从血管里扎进去，拔出针后，血管喷出一股黑血，他的头脑猛地清醒过来。不知这算一种什么疗法，总之那根缝衣针救了他一命，使他终生难忘。

何宁还说：是延安的父老乡亲教会他生活的。插队第二年，为了感谢乡亲们，他花5毛2分钱买了一包红牡丹烟给队长散。那时的5毛2分在农民眼中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当队长知道烟价，就语重心长地说：过日子可不敢这么过，5毛2称盐可买几斤，买鞋面子可买2尺，你抽掉全糟蹋了……就这点小事，一直教育了他七八天。从此，他时刻牢记勤俭这个道理。

何宁念念不忘的是，延安人处处都护着知青。只要是知青有事，能办的尽快办，不能办的也要设法办。有一次，队里派了一个社员和他一起去40里外的店头镇去挖煤，过一小桥时，因驴胆怯不敢过，他俩卸了车，一个前边拉，一个后边推，不料毛驴掉到河里，水比较深，毛驴上不来。一头毛驴，对生产队来讲可是一份大家当，万一把驴损失了，那可担当不起，他俩急得团团转。

正在这时，他看到旁边有个农民，央求人家帮忙。那人说，可不能白帮忙。和他同去的社员答应把驴救出来给40元钱。那人回村叫来三四个人，把岸边的路修了修，终于把毛驴拉上来。因为天色已晚，他们在这个村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程时，发现煤车轱辘被人卸了。按理说，人家帮忙付钱，天经地义，可他俩没钱，再说40元钱也不是小数目。一家硬要，一家想赖，两家相争，官司打到公社（即乡政府），公社说抢救集体财产应表扬，但跟北京知青要钱是给当地人丢脸。那几个人不服又打到县上，县上也认为官司断的对。那几个人看没了指望，只好偷偷走了。这样一件小事，何宁说起来，感触颇深：“延安的父老乡亲时时护着北京娃哩。”

三

真正和何宁熟悉，是在他担任了延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以后。

我知道，他曾有过多次远走高飞的机会。他在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后学校要留他，他未留；从北京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毕业后，北京单位要调他，他没去；后来北京市出台新政策欢迎原北京知青回京，他不为所动，他一门心思要做延安人。他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默默的实际行动。当1995年陕西电视台的《陕西人》专栏为他拍了专题片时，他认为这是对自己几十年来奋斗的认同，是对自己的最高奖励，也是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延安人的证明。

他是1991年12月被延安地委、行署任命为延安市（现宝塔区）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当时，延安治安形势严峻，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群众意见很大。他上任的第六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庭长被杀死在办公室，紧接着，柳树店又发现一起杀人碎尸案……接踵而来的案情并没压垮他，他迎难而上，稳扎稳打，经过七八天的连续作战，终于破了案，使群众过了一个安全的春节。

典型的案件举不胜举，有权的、有势的、白道的、红道的、赞扬的、威胁的，时时都纠缠着他，但他一身正气、秉公执法。1991年，延安市公安局的破案率仅为39%，从1992年起，连续三年的破案率分别为77%、78%和79%。1994年，延安市被地区评为“依法治理先进市”，公安局被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在严厉打击坏人坏事的同时，他又对人民群众献上深深的爱。在基层访问时，发现残疾人薛保山生活不能自理，爱人是农村户口，困难重重。他亲自过问，为其办理了农转非户口。薛保山感激万分，请人写稿在《延安日报》上宣传。凉水井居委会吃水困难，他派自来水厂、市城建局与市牛奶厂协商，很快解决了100多户吃水问题。由于他的这份真情，受到了群众拥护。1993年市人大换届时，何宁并非候选人，但群众纷纷提名，使他成了正式的人民代表。

1996年2月19日，农历除夕，李鹏总理来到延安。初二上午，李鹏总理特意要和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座谈。当年奔赴延安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将近3万，现在留下的只有400人，400人中受到总理接见的只有10名，何宁就是其中之一。

座谈会开始后，何宁激动地向总理汇报。他说他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非常光荣，这不是他个人的光荣，是留在延安400名知青的光荣，也是3万名北京知青的光荣。他15岁来延安时，对延安、对农村、对社会、对革命知道得很少很少，是延安人民和炎黄圣地的黄土与黄河哺育他们成长成熟，从而认识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土地、中国的社会，亲自感受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这一切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也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他想说的很多很多，当总理说他也是延安人时，他仿佛找到了亲人、知音，他觉得他在北京15年，在延安30年，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延安人了。他留在延安，并非是奉献而是回报，回报延安人民对自己的哺育。任何人都不应忘记养育过自己的土地，为这块土地和人民献身，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自己的毕业追求。最后李鹏总理勉励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奉献了青春，还要继续为这片革命圣地贡献聪明和才智。相信在延安人民和你们的共同努力下，延安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一个繁荣昌盛的延安一定会出现在陕北大地上。何宁觉得总理的话是对自己最大的鞭策，也是努力的方向。他感到过去自己做得很不够，今后应加倍努力。

四

何宁不是那种威风凛凛的铁面法官形象，他浑身透着一种儒雅之气。他白净面皮，一副秀气的眼镜使他更像一位书生。可他在政法战线上屡战屡胜。

1996年5月，他又被调到地区检察院（即现今延安市检察院）任副检察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你做了那么多成绩，不提拔怎么是平调？他淡淡一笑，那有什么，组织需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执掌大权的一把手到副职，许多人过不了这一关，至少有些不适应。何宁却很快摆正自己的位置，心甘情愿为检察长做配角。

检察长给他分配的任务是抓队伍建设、内务和精神文明建设，他丝毫不松懈，积极给党组和检察长出谋划策，协助检察长在全行业开展“树良好形象，创一流业绩”活动。经过讨论，圣地的检察官是什么形象终于统一了认识，那就是：信念坚定的政治形象，秉公办案的执法形象，不谋私利的廉洁形象，爱民为民的公仆形象，严整端庄的警容形象。同时，抓了“十星”级评比。这项活动的开展使检察队伍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加强，对一些违法违纪干警加强教育，严肃查处，查处违纪20余起，有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他们抓队伍建设的经验得到最高检察院的肯定。市检察院和12个县（区）检察院建成县级以上文明单位，延安市检察院还被评为“陕西省文明单位”。

何宁说：“是延安的黄土文化熏陶了我。延安人是淳朴忠厚的，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所有美德。从李自成到毛泽东，不懈的追求，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都抱着乐观的态度。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月，延安的不少人逃荒要饭，但他们不因自己对革命贡献大而抱怨，始终抱着对明天的希望。在陕北，积淀着几千年的黄土文化，剪纸、腰鼓、民歌等都是民族的精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大宝库，我一辈子也学不完、受用不完。”

正如他所说，可能是黄土文化给了他太多的熏陶，他对延安民俗十分关注，经常搜集、整理。他呼吁人们保留这古老的文明，期望这古老文明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为此，他策划拍摄6集电视专题片《真诚》，以此记录北京知青在延安的那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反映古老文明对北京知青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这个设想却受到当年知青中现在已成为“腕级”人物的冷落，何宁为此伤心了一阵子。但过后，他又说：知青插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不管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把几千万知青动员到农村，这段经历在人生是千金难买的。就像长征老红军回忆长征一样，是耐人回味和咀嚼的。这段历史又培养造就了一代人，这代人将完成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这也许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特殊责任。他现在还珍藏着当年插队的喜报和乘车证，发黄的纸页记录着那段历史，但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缠历史的旧账，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毕竟已成为过去的一页。

何宁，以他满腔的热血在黄土高原上画出自己的人生轨迹。他对延安的挚情日月可鉴。我相信，他将成为延安腾飞的中坚力量，让未来作证吧。

选自1998年9月7日《北京晚报》

作者简介：

银笙，汉族，1946年生，陕西省宜川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协会会员、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曾出版长篇小说《狼烟》《啸傲长天》《银笙散文集》等1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