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纪实卷

双龙边区民主建设溯记

张景亭

双龙地处黄陵县西部桥山林海之中，东连煤城店头，西接甘肃正宁，南与旬邑马栏接壤，北与富县直罗毗邻。黄畛公路纵贯东西；有雄厚的矿产、林业资源，盛产玉米、大米和线麻；药材、山货也很珍贵丰富，是一块山高林茂、土厚田沃的宝地。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进入双龙、上畛子，点燃了革命的火炬，创建了苏区和党的组织。1934年，张邦英到双龙，建成了中、宜、富三县交界地区以小石崖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双龙上畛子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这里的人民群众，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为保卫和建设这块红色富饶的土地和支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军民大生产运动、整风锄奸运动、民主建政、战勤支前等重大革命活动中，前赴后继，付出血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生产运动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从农村到政府机关都是很困难：一是东靠山西省，经常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飞机轰炸城镇和村庄）。1939年至1940年先后7次进攻陕甘宁边区。二是在我们边区周围受国民党50万军队的包围和经济封锁，造成1940年至1942年三年间我们几乎没衣穿，没有办公纸，粮食也不够。一件衣服要穿四五年；穿布鞋更困难，以草鞋为主；干部的生活更苦，当时实行津贴制，最高是2.5元，最困难的时候是两角或没有；简单的日用品都没有（用盐水刷牙），没车辆，首长骑马也不够，一切都是靠两条腿；背粮没口袋；没住宿的地方，总的情况是很困难、很苦的。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指出了三条路：①冻死、饿死呢？②背上铺盖卷解散不干回家呢？③还是自己动手呢？前两条路不会有人同意，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没有被困难吓倒，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经济困难的伟大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1943年，双龙中心区上畛子乡长胡长春开会回来传达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后，各行政村都争先恐后地行动起来了。乡政府所在地的上畛子行政村20多户人家，只用了一两天工夫，就有该村的张俊德、东沟的胡老六，西头的路贵良竖旗招兵，组建起了一个互助组和两个变工队。这全是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组建起来的。互助组和变工队各由本组（队）的全体男女劳力民主推选组（队）长和记工员各一人，领导生产并帮助每户制订生产丰收计划和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张俊德互助组在搭组时就响亮地提出“互助互借，互助互济”口号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所遵循的“先公后私，先贫后富，先难民后老户”的原则。他们动员每户先给本组新迁户张启运借粮1斗、农具1件；张俊德、张迎礼等3人筹款借给张启运买了1头价值两千元（边币）的母牛。油、菜随便到各家端捞；衣物、灶具都有救济；农闲突击收拾家舍免于还工；开荒、下种、锄草，先从他家起头。体现了集体的优越性和团结精神。变工队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变工队或互助组，在完成本组的活以后，还见缝插针地做短工挣钱或挣工（工还工，不足部分折钱），这个临时副业性的劳动组织叫做“唐将班子”。班头叫领头班（总领导，负责揽活）和领头书班（负责文书会计）。领班从总收入中按比例抽成后，再按每人所评定的底分分配。唐将班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本组人不得到外组搭班或自行揽活。

为了启发和调动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掀起劳动竞赛的高潮。分区区长在上畛子乡督促检查工作，经常带领乡长胡长春和张迎礼到各行政村宣传推广上畛子组织互助变工的经验，组织生产互助，书写挑应战书，发动劳动竞赛，使全乡组与组，村与村，户与户，个人与个人的劳动竞赛像火一样迅猛地燃烧起来。开荒大军到处可见，劳动号子声响彻山川，真是一派热烈气氛。

1944年秋，中心区政府倡议在人口较稠密的村镇开展纺织工作。上畛子乡确定在上畛子成立纺织小组。领导由乡政府和行政村组成，组长由张启运、苏玉秀担任。棉花由行政村主任张迎礼在群众中筹来的玉米，从生产科以每斗（40斤）兑换了3斤酒，共兑换了200斤，驮到马栏卖了再买成棉花，先分发给有纺织基础的人，每斤棉收10-12两（16两为1斤）线，织成布，自用或出售均可，再筹资扩大再生产。从这以后，白天到处能见到纺线的，半夜三更能听到纺车声，区长问纺织组长一天能纺几两线，她答：“啥也不要做，一天能纺四两。”区长说：“做家务活给你除一两，每天完成三两，便选你当纺织模范。”她白天要做饭、喂猪，检查指导纺织工作，教纺线、修纺车，还得参加读报、识字和拥军优属活动。三两线的任务她起鸡叫、睡半夜每天都能保质保量的交上来。做军鞋的任务下来了，苏玉秀除完成纺线任务外，两三天能用三尺延安织的小幅灰土布做成一双超过1斤重的满天星军鞋。纺织小组带动了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也带动了男人都参加纺线。胡老六就纺得一手好线，针线活全会做。

在开荒种地多打粮食的同时，政府还发动群众广开门路，发展副业生产。农闲打猎、采药、开油坊、豆腐坊、开店、养猪、纺织等。这就解决了油盐穿衣，还能投入生产。

为了生产自救和减轻群众负担，区乡各级政府开展了“精兵简政”。乡政府只有支书、乡长和文书3人，且不脱产。机关就是一只小木箱子，箱子跟人到哪里，哪里就是乡政府。中心区政府在上畛子成立了生产科，秦振河任经理、徐登龙任会计，开办了烧酒、香坊、豆腐坊、猪场、农场。生产科打的粮食、喂的猪，主要是保障中心区召开会议、劳军和干部的供给。酿酒造香，进行贸易交换，以保证警卫队的冬夏换衣。在上畛子的驻军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执行朱总司令的“屯垦政策”，向荒山进军，在椿树庄和南梁上开荒几百亩，实行劳武结合，并开展大生产运动。山林里的野猪、野羊多的是，野鸡野兔成群，战士舍不得用枪打，而用草筐在河里打捞小鱼、螃蟹、青蛙来改善生活。

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下，军民和机关干部，人人都开荒种地，个个争先恐后，每户都增加了土地，粮食比上年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上畛子张海清兄弟两人种地8亩，打粮很少。1943年张海清调往中心区工作，弟弟张坤学参加了互助组，开荒地13亩，当年就收获玉米19石、小麻子4石多。移民张启运仅1年时间，收入玉米11石，糜谷等杂粮近两石，还繁殖了1头小耕牛。风调雨顺，打的粮多，各处放粮的地方都装满了粮食，甚至山上的场里也堆了大量的粮食。肉食和穿衣也因畜牧和纺织而得以解决。王爱琴在槐树庄带领机关干部开荒种地，不仅不要政府供给，每个同志还上交公粮。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每个村都有半数人家做到了“耕三余一”，三分之一的户达到了“耕二余一”或“耕一余一”。因此，上交公粮更是踊跃。像榆弯村的何长安一家，光大米、小米两样，每年就上交近千斤。上畛子张迎礼一家，每年除给每人留400斤口粮外，向政府上交玉米3500多斤、小米400多斤。他的妻子苏玉秀是喂猪能手，一次给政府上交过4头生猪。由于人们生活不断改善和提高，民主空气十分浓厚，从敌占区逃来的灾民日益增多。当时的边区真正是人旺畜壮，物资繁荣，政府民主，上下团结一条心，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又密切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经济工作干部。

整风反奸运动

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了整顿党风、整顿学风、整顿文风的号召。接着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后季，双龙中心区各区乡、机关干部和有能力、求进步的积极分子，都调到马栏分区新正县的杨坡头参加整党。腊月就转入农村，主要是开展反奸清查运动。先以乡为单位，由乡长、行政村主任、民兵连长组成整风反奸清查小组，负责宣传发动，学习文件，发现积极分子，同时进行摸底、掌握和搜集工作。反奸清查的对象是：①给敌人做事和敌人派到边区刺探我情报的特务；②国民党地方伪组织的残渣余孽；③从敌占区进入边区和出入边区边境的嫌疑人；④与敌占区有交往有联系的人；⑤哥老会、青红帮的大爷班子；⑥不正派的人都在反奸清查之列。

反奸清查运动开始，先以乡为单位，发动坦白运动，把群众全部集中到乡政府，被掌握的人要详尽的坦白自己的历史，要讲清为什么到边区来，为什么能通过封锁线到敌占区办来货物，你和敌占区的某某人是什么关系等等。坦白会议组织的很森严、激烈。群众的爱憎情绪非常高，当场检举揭发坏人坏事，高呼“打倒死特务！”和“彻底坦白，争取从宽”等口号。在各乡坦白会上检举和确认的特务，又集中到分区再进行坦白斗争。最后中心区在双龙街召开了上至鸭子、大岔，下至敌人封锁线的长墙近百里的全区群众反奸大会。每村只留可靠的二三人放牛、看门，其余的人携带铺盖、干粮，托儿带女集中到区政府，睡草铺参加会议。此次反奸清查运动在双龙历时10天，坦白斗争的声势和火力一次比一次升级，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全区清查出来的“特务”和坏蛋多达百余人。在这些人中，有的经常越过封锁线和敌军秘密来往；有的以务农、耍手艺做掩护，混进政权和民兵组织，给敌人搜送情报；有的是敌人梦想恢复伪组织而封的伪保甲长；有的是人在边区身份不明，形迹可疑；有的是受敌反宣传，做错事，讲错话；有的是作风不正派，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大烟鬼；也有受了冤枉的许多好人……真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这些人经过坦白运动，真特务、罪大恶极的、该杀、该关的，都杀了、关了；该管制该撤职的，都管制起来，回了家；该罚苦役开荒改造的，都送到了中心区生产科农场；该宽大的，当场批评教育释放，群众这才都松了一口气。

农村经过反奸清查运动，使边区群众普遍受到了一次敌情观念教育，坚定了对敌和汉奸特务斗争的立场，提高了识别敌我良莠的能力。也使中间势力和中间分子经过了相当严肃的考验，反动分子也有了进一步的暴露，我们党和人民有了进一步的结合，为后来开展的生产自救，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整风反奸清查运动中，违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出现了整风反奸清查的扩大化“左”的错误做法，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了打击和伤害。多亏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纠正了整风中推行的所谓“抢救运动”和“抢救失足者”的扩大化错误，一批冤假错案得到了甄别、平反。有不少人感动地说：“整风、反奸、坦白运动是我的再生父母。”使整风、反奸清查运动回到了正确健康的轨道。

民主建政

1940年3月，党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政策。这个指示明确规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三三制的政权政策。它体现了各抗日阶级的政治合作，是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一种组织形式。

随着中心区的巩固和发展，到1942年大生产运动以来，在农业上出现的变工队、互助组、唐将班子等变工组织，并实行了合作政策，保证了农民与公家的共同发展。这就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实了三三制的内容，贯彻了三三制与民主精神。那时，上畛子乡各行政村从参加这些组织的人，占总劳动力的比例看，集体劳动组织一年比一年更多更普遍的组织发展起来了，内容也日趋丰富，日益同其他工作，如自卫、拥军、除奸、读报识字、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成为农村活动的核心。一般的变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劳动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边区劳动英雄王根林（双龙乡）、中心区劳动模范张迎礼（上畛子乡）和王继学（杜洛尾乡）。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把农民此多彼缺、零散不全的生产因素结合起来，人畜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困难得到解决；连送饭、放牛、割草都组织变工，这就消除了劳动力的浪费现象；因为有了劳动组织，人人可以扬长避短，提高了劳动效率，等于年年增产了粮食；有些变工组织提出交工互助原则（借与济；三先三后），因此，发扬了互助团结精神。有些变工组织自动订出纪律，这就动摇了几千年来农民的“散漫性”。又由于许多村长、支书、民兵连长等干部加入了变工队、互助组，因此，有的地方的变工队、互助组成为一乡一村的组织，工作实行了“一把抓”，不通过它就“闹不成”。

边区农业、商业、机关、学校、部队发展生产上合作政策的实行，改造了生产方式、经济生活、意识形态，农村群众的各种组织，也改造了政权。总之，边区的政治实行民主，经济贯彻了农业第一，自己动手，发展合作事业，使边区境内的党政军民及外来移民都做到了丰衣足食。

双龙中心区的人民群众，经过大生产运动、整风反奸运动的洗礼，在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英雄模范工作者。如中心区选出了边区劳动英雄王根林。一乡上畛子行政村就评选出了边区识字模范张坤学；中心区劳动模范张迎礼；乡劳动模范胡老六，纺织识字模范苏玉秀。从大生产运动开始，中心区各级政府曾多次召开英模大会，交流他们的经验，征求他们的意见。其结果不仅推动了生产运动，巩固和发展了合作组织，而且加强了政权机关同劳动群众的联系，这对团结进步势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三制在边区实行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权工作中得以贯彻。1944年边区提倡召开党外人士（主要是开明绅士和社会名流）座谈会这种民主形式。这也是三三制政权的补充形式的一种。使一大批的党外人士通过参加座谈会发表自己对制定各项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人民群众批评政府工作的意见和要求，进入了各级政权机关，有了说话做事的机会。使党外人士深受感动。他们对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团结抗战”的极大包容精神表示敬佩，对边区的民主政权表示诚心拥护。在三三制的政权下，边区有数以千计的党外人士，他们的绝大多数都为巩固和发展边区各阶级的抗日团结和建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还一直同共产党合作。双龙中心区上畛子乡的党外人士张迎礼就是其中的一个。

大生产运动前后，从敌占区十几个省逃到双龙上畛子的难民就更多了。他们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各有差异，住的是多年被烟火熏黑的“油漆窑”，炕无烟囱三角炉，锅台是“牛格头”，前半截住人，窑掌喂的牛驴，床板上睡人，床板下卧的是猪，鸡卧囤架人无厕，极不卫生，很落后。当时，上畛子川地广人稀，居住又十分分散、偏僻，娃娃根本没有上学读书的习惯和条件。1944年，张迎礼等人根据“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中心的基本任务”向政府建议“移风俗，开展卫生运动”和“扩建学校，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并提出了实施办法。政府非常支持这个建议，确定各乡和行政村成立教育卫生委员会，行政村选出教育委员1人。在政府的宣传动员和督促下，书写标语、泥刷窑、改炉灶，人畜分离运动掀起来了。他到骆驼项村检查时，亲自动手给杨治红家盖了三间大草房，“油漆窑”也被他刷的白净亮堂，实现了人畜分离。下鸭子村主任张毓祥，人很细心。在他的参谋下，家里院落，整修一新。中心区区长霍如馆表扬他把地扫得干净能凉凉粉。把张毓祥一家树立为全中心区讲卫生、移风易俗的先进典型，号召大家向他家学习。区乡干部到处宣传和推广这个样板。张迎礼首先捐款和粮食，在上畛子扩建学校。政府号召全乡群众有物投物，有人投工，各尽其力。不多时就落实备料，破土动工。借着这个机会，动员不少学龄儿童入学。同时，在这所全日制学校里，办起了夜校、冬学，读报识字，进行扫盲学文化。张坤学就是在夜校里脱盲，当了边区识字模范，能给报社投稿。因为有文化，参加了革命工作。春节闹秧歌、演戏，向政府拜年，拥军优属，群众情绪非常高涨，铜脸盆当马锣敲透好几个，松亮子当灯烧得满天红。从此，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生活和讲卫生的习惯在全区开始形成。

1944年12月，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作了《边区民主政治新阶段》的报告。会议决定边区1945年进行第三次民主普选运动。会议强调指出：“必须把人民大众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事业的英雄及模范工作者，或对各种事业有所赞助的人，选到民意机关与政府工作中来。”1945年9月，双龙中心区进行了第三次民主普选运动。张迎礼就由中心区提名，经双龙、小石崖、槐树庄三区群众民主选举当选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代表（正式）。1946年3月，由马栏专署专员杨玉亭带队赴延安参加会议，荣任参议员。会中受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在会上，张迎礼根据双龙地处深山老林，不少群众身染吐黄水病而户绝人迹的严重实情，提出了“政府应重视防治地方传染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证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议案。这一议案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重视，当即托他带回了药物，并嘱咐坚持用开水泼灶心土饮服治疗。不久边区政府在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给双龙中心区派来了两名医生。中心区政府作出决定，下乡干部必须携带药物，随时散发，发现传染病及时用“鸡毛信”报告，尽最大努力减少死亡。党和政府能虚心倾听人民意见，想人民之所想，使张迎礼等党外人士都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不再是从旁拥护，而是责任在肩，工作起来就特别卖力。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发扬党外人士的工作积极性，是实行三三制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为了使党外人士积极性提高，就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信任他们，大胆地给予一定的工作、任务与职权。1946年5月，张迎礼参加边区参议会回来时，正值张俊德乡长有病，且调往延安学习，中心区派任他代理上畛子乡长职务。

党外人士和共产党更亲密团结，是由于看到解放区的力量和中国的前途，由于边区工作的成就与进步，也看到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合作的诚意。张迎礼等人参加政权工作后，区乡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遇重大事情都和他们商量，征求意见，诚恳相处，使他们感到自己是有实权的人。他在布置和检查春耕生产时，发现山火严重，向群众调查起火原因后，提出了“封山护林”的建议，并着手在各行政村成立护林小组，制订护林防火公约和奖罚制度，关卡要道设有护林报火站，公路沿线和大的入山口都树有牌，使大的山火杜绝了，小的山火减少了。这一做法在全区也得到了宣传和推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战勤支前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国共两党停战协定，从围攻中原开始，继而向各解放区全面进攻。后季，胡宗南部队在关中马栏一带和我人民解放军“拉锯”搞磨擦，妄图向我陕甘宁边区进犯，以摧毁边区和消灭党中央机关。战事显得非常吃紧。腊月，关中专署由马栏迁至双龙中心区（驻地林弯）一乡上畛子。专员杨玉亭，警一旅教导团司令员高锦纯，副司令员牛书申、陈国栋3同志就住在乡长张迎礼家。群众都积极的克服困难，腾出地方给咱们部队住。

当时，上畛子乡的支书是何长安，乡长是张俊德，5月份由张迎礼接任。主要任务是响应边区政府“紧急动员起来，把所有人力、物力组织起来，服从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的号召，做好战勤宣传动员和组织战备支前工作。乡村干部在专署和警一旅首长的指导帮助下，按照边区政府的指示，从实际出发，拟定了具体方案，迅速地把工作开展了起来。

建立兵站

兵站分草兵站和粮兵站，都由乡政府具体领导和筹办。在高窑子和捻尾河分别建立了以行政村主任王树岗、刘有才为站长的高窑子草兵站和捻尾河草兵站。主要任务是备草。对草的要求是割好草，草晒干，打成捆，积成垛。有一次群众在保安镇割草时，被敌县保警大队寇左伸的队伍围住，把陈来宝抓住带到双龙街。白天逼着他带路抢群众的粮、猪羊；晚上就压磨扇，吊在担子上拷打，叫他供出“共匪”，百般折磨，陈来宝都没有暴露身份。

粮兵站，分设在邢台和上畛子行政村，由毕玉成、张迎礼负责。主要任务是发动和收集群众为部队炒面。战时工作比较粗，没有按人口或产粮多少分配，就按户下达任务，每户最少50斤。群众接到任务后，谁也不肯落后，北庄子行政村的丁成子家的炒面炒得熟，磨得细，一次就交了120多斤，超出任务40多斤，受到了区上的表扬，群众选他当了村主任。在战争年代，没有机械加工条件，从仓库领出来的原粮，只好分发给有磨的家户。每副磨平均磨到了5斗麦子。张迎礼妻子磨了好几石。原因是他家的磨大，有骡子。

组织运输队

一乡以上畛子和捻尾河为中心，按定领导、定人力、定牲口的“三定”办法，组织了两个运输队。队长分别由胡老三和刘有才担任。这项工作上级要求很紧。他们一边宣传动员，一边组织运输。第一趟任务就是动员了上畛子、捻尾河18头牲口，把关中专署纺织厂从马栏经双龙、张村驿搬送到小河子，历时6天，顺利完成了任务，鼓舞了士气。运粮主要走两条线，一条是上畛子至双龙街，为解放隆坊的部队筹粮。一天往返一次，行程120多里。一条是上畛子至槐树庄的高窑子，往返160里山路。20多头牲口和人捎的背，连运六七回。还动员群众担送到槐树庄的芋园仓库。总计运送粮食成万斤。

中心区按上级分配的任务，由双龙街的堂儿和上畛子张迎礼两家各出骡子一头，随军到四川参加了长期运输。

动员担架

经过政治动员，公开讲清任务，依上级命令动员人数，经过民主评议方式，依据家庭劳动力多（双膀子劳力户）又光景好和支差少等几个条件，议定各行政村应该出勤的人，并拟定了对出征民工的优待办法和由乡政府协调，做了合理负担。一乡共落实了10多副担架和一副云梯，准备随时调用。在甘肃九险镇同马鸿奎打仗时，上畛子乡的担架队随军参战，光一架云梯就得12人运送。担架把伤员抬到槐树庄的高窑子治疗。1948年，中心区派10副担架，随军参加了解放兰州的战役。关中分区专员杨玉亭在总结关中3至8月半年来支前工作时说：“中心区在动员担架队时，注意政治宣传，说明服务时限，负责解决出发人员的家庭困难，因此该区担架队最好。四月间跟随我军出击西府的10副中心区担架队，从出发至归来仅逃跑一人。当和主力失掉联络，伤员过多无法抬送而敌情又很严重时，他们即随医院将10副担架变成14副（原来6人担一副，改为4人抬一副），昼夜转送，有时一天走140里，转送了100多名伤员，表现出高度负责和吃苦的精神。”这10副担架里，就有上畛子乡的担架。

坚壁清野

1946年10月，陕甘宁“边区总动员委员”增设坚壁清野部。区乡向群众宣传彭德怀司令员的讲话“胡宗南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侵犯边区是自寻死路。”并号召军民做好坚壁清野工作。上畛子乡的群众想了很多巧妙的办法，决心做到使国民党军队饿了没啥吃，渴了没喝的，无立足之地，无处安身。上畛子行政村埋了4副石磨子、一副石碾子。群众把粮食集中起来放到不显眼的窑里，封口，最后溜土埋掉。把油装瓮，埋在地下，不留痕迹，还故意伪装了许多假象，迷惑敌人。1947年，胡匪真的从黄陵经店头顺川而上，在双龙街和上畛子各驻一夜。群众得到消息后，急速向指定的地方转移、疏散。把猪牛羊赶到深山老林里。灶具农具都埋掉，不让敌人得到。尽管这样，因战争过于紧张，坚壁清野工作，难免不出漏洞。5月胡宗南军队到达双龙时，中心区保卫科指导员徐耀臣、干事刘毕成、民兵王福海、新四旅郭彦芳在双龙西沟马家窑子掩护群众和机关干部撤离疏散后，在山上隐蔽被敌人搜山包围堵截在烂窑内，郭彦芳突围时牺牲，其余3人被俘带到店头活埋了，惨不忍睹。藏在窑内的百十石小米，结果被敌人发现挖开放了火。幸亏被张乡长和民兵在北庄子山梁上发现后，他们就急速下山回村，扑灭了火，保住了粮食。而乡长家的30多捆麻、玉米棒，还有一窝小猪娃，因来不及救被烧成灰。像瓦房、草房、玉米仓、门窗、粮食囤等能烧着的都被敌人烧光了。好好的村庄只剩下残垣断壁和遭到破坏的土窑家具。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群众不怕挨饿受冻，不怕飞机扫射，千方百计地保粮保畜，缩衣节食来支援战争。关中部队骑兵连连长徐正元把他的伤员留到张迎礼乡长家养伤四五个月，由张迎礼的妻子精心护理，养好伤归了队。苏玉秀拖儿带女，没有拉过丈夫的后腿，总是支持他工作。家中像样的衣物家什都丢掉了，就是没有把中心区李笆信书记托她保管的皮大衣、高锦纯司令员寄放到她家的狼皮褥子、牛书申副司令员存放的洋戏匣子（留声机）几样东西丢掉，像爱护孩子一样走到哪带到哪，一直到解放了才“完璧归赵”。像这样的家庭及人和事，不胜枚举。

成立乡游击队

1947年春，中心区成立了区游击队，配合正规部队消灭敌人。各乡都成立乡游击队，队员由民兵组成。上畛子乡的游击队有二三十人，由乡支书何长安带领。任务是保护政府和人民群众；站岗放哨，盘查坏人；带路送信，侦察敌情和接应部队。他们坚守在上鸭子关口上，天天派队员去焦龙关侦察和监视敌驻军的动向。有一次，甘肃游击队在艾蒿店被敌军包围，上畛子乡游击队得知情报后，神速出击，敌人狼狈逃跑，为甘肃游击队解了围，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

英雄的双龙人民群众，最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说到哪里，干到那里，指到哪里，打到那里，为巩固和发展边区，为保卫和建设边区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立下了功勋，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选自《黄陵县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1991年中共黄陵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作者简介：

张景亭，1938年10月出生于黄陵县隆坊镇鲁村。曾任安塞县统战部副部长、黄陵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4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