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文典·纪实卷

黄陵革命斗争史回忆录摘选

刘树基回忆刘含初遇难前的活动

1927年6月下旬，西安形势紧张，刘含初被迫携家小并学员赵静山、随员祁金钟等返回中部县备村老家，准备安置好家小后，再绕道太原北去。

刘含初在家，时常与村院中老少坐场头、地畔、树阴下聊天，足迹从未出远门一步。常手不释卷深夜不眠，村邻以其勤学精神传为美谈。其间遇来访的县绅乡望，则晓以识社会潮流，革命大势，顺百姓愿望，减轻人民负担疾苦，努力宣传革命思想，道义相勉；对回县的中山学院学员张好义、王殿卿、赵静山、白映珍等人，则勉励要廉洁正直，以人民利益为重，联系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反对贪污官吏、土豪劣绅，处好县基层局、区长关系，与有众望的乡贤相亲近，扎根群众中，团结组织可靠武装力量，等待时机。他身处险境，仍致力于党的宣传活动，为革命工作不息，为革命不计个人安危的斗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他不封建礼教，不讲求男女尊卑分别。住在家里的那些日子里，对人态度和蔼，爱论家常日月光景，人见了不拘束，看得起穷人家。村院中男女老少称赞他有学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个性格豪爽、快活乐观、平易近人的革命活动家。但当他连接西安呼震东、赵宝华、张含辉等人来信时，白天仍与来访的乡亲攀谈欢笑，却不再通宵达旦地看书了，而是夜与爱人计议动向行踪料理等事，或者在室内独自来回踱步，其精神显然不似以往那么恬静、快活自若了。适时，宜君石铺村前妻娘家差人，邀他与继娶爱人刘文德一同去串亲。他念及岳父母年老，自己常年在外无暇探望，便同爱人携幼女淑萍去石铺。没两三日，得知消息的驻洛川敌旅长杨甫珊派7名便衣追拿刘含初。7月18日，从备村追至石铺村。村人据情告知他，他却不予躲避，反而追问有无捉拿逃兵护照。瞬间，凶手们闯进杨宅，出示冯玉祥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缉拿刘含初的密电。当他严词责问凶手们不得附逆行凶之际，被凶手张汉福向头部射击一枪倒地。善良的岳母扑身嚎哭掩护，一伙无人性的凶手们踢开年迈老母，连向烈士头部、下腮、左右胸部射击，共伤口7处，随即扬长而去。19日下午，石铺亲戚家护送烈士遗体回备村，头部伤不时渗有血珠，胸前衣服血迹斑斑，惨不忍睹，面部略浮肿，闭口合眼，状如入睡，其临难不畏之精神，显然可见。村中老少男女吊唁者，叹息啜泣，有的放声大哭，当日晚入殓。一代革命先烈惨遭敌人杀害，英灵抱恨九泉，从此无声无息于人世。

张廷相与农民围城交农运动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部县大旱。百姓靠吃野菜、树叶、树皮度日。讨吃饥民，遍于城乡。当时官府不顾人民死活，苟捐杂税名目繁多。土豪劣绅，鱼肉百姓。农民种地，除交付正粮外，每亩地还要交8至10元赔地款。买炭一驮除炭价4角钱，另外还要出2角钱的炭税捐。在主要路口还要收1毛钱的套儿钱。官府委派的催者到处乱打百姓。他们一进村舍，人们便乱躲乱藏，逃不及者，被鞭打绳拴，逼要钱财，逼得百姓们走投无路。有识之士，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我的祖父张廷相组织抗款抗粮的农民围城交农运动，就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农民运动。

张廷相，字虎臣，其曾祖张东，曾在山东菏泽当过知府。他爱民如子，清廉公正，深受百姓爱戴。

张廷相在具有优良传统家庭的教育熏陶下，从小就养成疾恶如仇、急公好义的性格。他苦读诗书，勤练武艺，后考为武生员。在乡里普施侠义，敦视睦邻，惜孤怜贫，远近称颂。他目睹当地人民生灵涂炭，为此焦虑不安，日夜思谋，设法发动群众起来和官府作斗争，以达到抗粮抗款的目的。

祖父四处奔波，与杨效徒（太贤乡北村人）、王世仁（隆坊镇马塔人）、张西元（隆坊镇兰寨子人），多次密谋围城交农运动计划。为了坚定信心，他们特在隆坊会馆庙中叩头盟誓。祖父发誓：“我乃赳赳武夫，年逾八旬，救民于水火，捐躯何惜，愿以身家性命作保，誓为群众先锋把交农运动推行始终。”杨、王、张等人发誓：“我等随同张公，为民请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生则同生，则死同死，坚持到底，矢志不渝，若怀异志，天人共诛。”盟誓后，即对此次运动、组织、步骤进行了周密的研究部署。决定首先由各人负责分片秘密联络，寻求各村公正而负有名望的人领导发动工作。其次，必须广泛宣传，只有大家起来进行交农斗争，才能争得免税减款，避免饿死的命运。最后决定6月19日晚，各片负责用鸡毛信通知各乡村民于20日拂晓时在中部县城外集聚，齐赴县城衙门举义轰堂交付农具。

祖父在6月19日晚间，召集在家子孙，安排好家务及后事说：“这次我出头带领群众轰堂，凶多吉少。如若官府押我坐牢，你们可为我上诉申冤，如若我遭杀害，你们可将尸首取回安葬，反正我已80有余，为民请命而死，也无上光荣。”时值半夜，就由长孙张三启随同本村群众用圈椅将祖父抬往县城。

20日拂晓，各村农民自带干粮，扛着犁、耙，叉把荷锄，一群群、一队队涌奔县城。天亮后，城周围黑压压挤满了义愤填膺的劳苦群众。官府见状，急令紧关城门，不准放一人进出。围城群众挥舞农具，喊声四起：“我们庄稼无法种了，叫我们把农具交了，出外逃命吧！”“这是官逼民反的最后一条路，总不能叫我们坐着等死吧！”城内无一人应声，灾民越聚越多。斗争坚持到第三天，城楼上才有人喊话说：“你们谁头儿，可推选5名代表进城，县长和代表当面谈判。”张廷相与众商议，决定由张廷相、杨效楷等5人进城，由大绅士刘子休、刘干臣作保。灾民齐跪下高呼：“愿苍天保佑！”祖父和大家挥泪而别。官府观此情景，不敢开城门，便用绳索把祖父他们吊上城去。

在县衙里，张廷相慷慨陈词：“现在全县数万人民嗷嗷待毙，官府不设法救济，反而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吸民骨血，使人民朝不保夕，叫苦连天，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而县府官吏到处催逼赔地款。在此连年大旱之际，无籽下种，种不得苗，人民糊口不得，哪有粮钱付税交款，官府不体察民情，鞭打绳拴，罚役拉丁，小民咋样活命。县长为一县之主，如不拯救民命，中部人民亦只有死路一条。”经过据理力争后，县长杨俊儒迫于兵临城下，细想实情如此严重，而各项负担又有增无减，灾民舍死求生，群情激愤，只可让步，不可压服，在听了张廷相等代表的申诉和要求后，表示保证设法协调解决。代表要求县长面见城外灾民，公开许诺，以服众人。县长即向群众赔情安慰说：“对各户所欠粮立即减免，以后再不征收税捐和套儿钱。对政府的公务人员要多加训教。对赔地款待呈报上级批复后，再下令免征。还要对广大灾民设法救济。”接着祖父和各代表对群众宣布说：“杨县长已向大家许诺保证，大家暂时回家等候消息。若县长戏弄我们，不能兑现，我们全县人民决不答应，再揭竿而起，彻底摧毁县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说毕，城下群众高呼“把反捐杂税运动坚持到底！”“我们一定要活下去！”等口号，怀着胜利的心情离去。

不久，官府下令免征一部分税款，各乡群众对祖父的功德交口称赞。

1930年，祖父84岁时逝世。在他百日时，群众自发捐款集资勒石竖碑。碑文由张西元（秀才）撰写。详尽叙述祖父生平，评述了他领导全县群众围城交农运动的功绩立于鲁村公路旁，以表人民群众对祖父的崇敬和怀念。

选自《黄陵县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1991年中共黄陵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作者简介：

张迎礼，1915年2月出生，1994年2月去世。陕西省黄陵县隆坊镇鲁村人，中师文化程度。解放前曾任教师，并参加革命，为陕甘宁边区第3届参议员。解放后回老家务农。

王英回忆中宜苏区

中宜根据地是1934年在陕甘边南区办事处直接领导下创建的，包括中部、富县等部分地区。这里过去是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边远地区，地形复杂，山原交错，沟壑纵横，特别是西北边缘山区更是森林茂密，道路崎岖，交通闭塞。当地居民以农业为主，兼打柴烧木炭维持生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上伪政府民团拉夫抓丁，迫使人民背井离乡，弃儿卖女。当地客户较多，风俗混杂，哥老会颇有实力。他们和伪政府及当地豪门勾结，鱼肉人民。在人口较多的原上还有帝国主义走卒——天主教、基督教神父，宣传迷信，麻醉人民。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在穷乡僻壤的地区，构筑堡寨，驻扎民团，编制保甲，以维持其垂死统治。在这周围数十里地区，碉堡林立，星罗棋布，比较强大者，如东面吉子现住有民团30余人，南面隆坊镇驻民团百余人。反动派为了强化统治，常派白军一营或一连驻扎隆坊、店头等处，镇压人民，追剿红军游击队，给根据地的创建工作造成极大困难；而我们却以革命的武装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经过两年不屈不挠的对敌斗争，终于在敌人统治区依靠群众和游击队的力量建立了中宜根据地。

在中宜地区活动的原有两个支队，一个是中宜支队，一个是隆坊支队。开始时，这两个支队因敌强我弱，先在小石崖、高窑子、薛家抓、苏家峁一带活动，后来部队壮大了，根据地即发展到隆坊原、太平原、南道德原几个狭窄的原上。向东到枣林子、寺仙、前后桃园；向北到王家庄；向西南到阿党村、南村、北村。这些地区先后建立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妇女会等组织，并选出区、乡政府。

1935年春，陕甘边政府为了创建中宜根据地，先后派张仲良、王英、郗成哉到中宜地区工作。不久建立了中宜革命委员会，机关临时设在鄜县前桃园。同年6月，中宜革命委员会改为中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良，副主席赵兴邦，秘书长王英。下设土地部（部长吕平）、财政部（部长曹秀）、保卫部（部长郗成哉）、粮食部（部长王建邦）、文化部（部长刘金海）。各部部长多是由当地农民中选出担任。政府下辖一个保卫队，队长王世选，政治指导员田中阳，后刘占元继任队长。还有一个通讯班。政府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无特权思想。因距敌较近，只是白日办公，夜间空无一人。

政府建立后，选太平原的寺仙村作为分配土地试点。建立了土地分配委员会，经过月余调查，划分阶级，遵照《井冈山土地法》和《陕甘边政府分配土地具体条例》，结合本地特点实行之。大体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富农只分少量土地维持生活；对没收来的土地按每家人口多少分给贫雇农，团结中农，依此原则进行。由于土地丈量复杂，加上敌人的围剿，只进行了太平原、道德原的少量村子。

同年9月，国民党42师师长冯钦哉派柳彦彪旅、王明钦和邢海亭两个团大举向中宜苏区围剿。敌人采取篦梳方式搜剿游击队，大肆抢劫破坏苏区，捕捉我工作人员；见群众财物、牛羊都指控为“红军财物”强取豪夺；见学校教员，诬为“赤匪人员”绑架拷打；对年轻妇女轮流奸污。共捕去我干部、群众10余人，抢走牲畜数10头，宰杀和赶走羊百只。敌人撤退时，孙振海游击队出其不意猛烈杀伤敌军，夺回了群众的一部分牛羊财物。

1936年10月，进行肃反，张仲良被关押受审，苏区受到一定损失。张走后，郗负宽负责保卫工作，王英掌握全面工作。当时虽有政权，但党的组织尚未建立，即首先发展二区区长董如林入党，在北桃园、寺仙等村建立了党支部，然后到南道德原物色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发展为党员，继而建立党支部和几个区委。

10月19日，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纠正了左倾路线在陕甘边苏区肃反的错误，这才避免了陕甘革命的危机，挽救了党，挽救了全国仅有的这块根据地。

11月，陕甘省委派赖传珠为中共宜洛军分区司令员。司令部设在南道德狼虎头村。

直罗战役前，中央红军进驻中宜苏区太平原一带解决粮食。为了支援前线，中宜县政府从前桃园移住张村驿，按上级指示分配各区共组织担架队500余副、输送粮食20余万斤的任务，保证了军队供给。直罗战役后，陕甘省委派巡视员张德生来中宜苏区了解情况，传达省委指示，研究如何健全苏维埃政府、发展党组织、加强军事、分配土地、支援前线等工作。派刘恩善任中共中宜县委书记，王英任宣传部长。为了壮大红军力量，陕甘省委分配给中宜县补充红军500名的任务。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宣传动员，经过20多天艰苦耐心的工作，结果超额30多名，分批欢送到部队。陕甘省委在总结扩红工作经验会时，李富春副书记代表省委表彰了中宜县，并指定会后写出经验报告送省委。

年底，中宜苏区周围敌军龟缩城堡，我武装人员渡过葫芦河，向羊泉塬及吉子现一带发展，建立第六区政府。这时中宜县政府所辖各区及主要村庄是：一区青儿塬；二区寺仙、太平村；三区南道德村、丁家塬、薛家塬；四区苏家峁、段家塬；五区阿党村、新村、丁村、康村；六区吉子现、安子头、古观。中宜苏区所辖范围，东至吉子现塬的旧村、富村，西至张家村、陈家村、夏家河，南至南河畔、阿党村，北至张村驿。东西横贯数公里，南北11公里，共143平方公里，人口约4万。

总之说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建军和创建根据地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之一。要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和群众“鱼水相依”，才能和强大的敌人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因而中宜支队领导、政府工作人员重视政治工作，经常教育指战员，凡所到之处都应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支队在每个中队建立了两个宣传员，每到一处利用一切机会召开大、小群众会议，讲解时事，激发群众斗争；在群众条件成熟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中宜支队除几次击退侵入苏区之敌，保卫了苏区，保卫了群众利益之外，还在田庄发动贫苦群众分土豪劣绅粮食数10石，在隆坊南村分粮数10石。这样当地群众拥护我们，依赖我们，要求我们保护他们的利益，支队就秘密或公开把他们组织起来，逐渐由游击区变为苏区，正式建立革命政权。由于采取这样方式，使革命政权、苏区不断扩大，支队人力物力得到补充。

根据王英撰写的《桥山东麓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整理

作者简介：

王英，陕西临潼人。曾任西安政协常务委员。

张邦英回忆中宜县的革命斗争

1933年11月，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了主力红军部队和特委负责人的会议。会上根据刘志丹的倡议，着重总结了过去武装斗争和红26军2团南山失败以及退出照金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决定将陕甘工农红军临时指挥部改编为红42师，恢复26军的建制，并决定成立三路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许多的革命根据地，以便红军主力部队从中策应，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游击队的配合下，主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壮大我们的力量。

此后，这一地区便成为第三路游击队的区域，遂成立了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王安民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黄子文、韩明奎在中、宜、甘等地，宣传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赤卫军和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进行建党工作，开展武装斗争。中宜游击队队长是苏继堂，共几十个人，组织农民进行革命活动。

中宜地区有两个中宜游击队。我们去以前那里就有一个游击队，原是地方民团，由哥老会成员罗连成领着，住在小石崖，和我们有一定的统战关系。他们经常给我们买些纸张、子弹之类的东西，我们也给他们些鸦片、骡马等东西。我们互不干涉，采取两种政策，甚至我们的伤病员也可以住在他们那里。

1934年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办事处，机关设在双龙川的高窑子，主任是黄子文同志，办事处主管政府事情。9月，陕甘边特委派我任南区党委书记、游击队政委，原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黄子文为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机关设在双龙镇上川的高窑子和小石崖附近的林湾。是年冬，冯钦哉、陈国璋等部向南区进行疯狂围剿，我中宜游击队在宜君建庄川高松树被敌包围。在战斗中，仅突围出很少的战士。游击队队长苏继堂身陷敌手，被带至中部县城，经几个月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终于被敌枪杀。在绑赴刑场时，他还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事情发生后随即将当地建立的另一支武装改为中宜游击队，以邵风林为队长、牛书申为政治指导员。那支武装改编过程是：这年秋天，小石崖民团内部哗变，一个班长把罗干掉了，另一个班长带着十几人来南梁找我们，我们便重新编制了一下，同时派了咱们的干部战士进去，组成一支保卫性的武装。在改编中宜游击队的同时，又成立了以樊松柏为队长的建庄游击队。

1934年冬，在群众斗争和游击队发展的情况下，由下而上建立了革命政权。于次年相继建立的有新正、赤水、淳耀、新宁、水红、中宜等县的革命委员会和党、团的领导机构。金里科、杜苑、杨伯伦、郭廷藩、张积太、李吉成、李科、郭存信、郭晋廷、秦善和、封振宝、孙彦成、王振喜、杨宗耀、李德禄、焦怀兴、王秉祥、郭洪超、任成瑛、韩明奎等同志，先后在这些县党委或政府作领导工作。1935年，敌人围剿多了，我们出去活动的次数也多了，我曾任过中、宜、甘、洛四县游击队的政委，牛书申当指导员，跟着这几支游击队，在隆坊原、吉子现原一带活动。刚收完麦，据悉一个村子的碉堡里有几十支枪，我们就到碉堡附近喊话：“我们是红军游击队，希望你们把枪缴了，否则打开后就不客气了。”结果收了20多支枪。七八月间，唐洪晨为南区党委书记，我改任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机关也由中宜迁至新正县的三甲园和南邑村。中宜县归边区直接领导。

由于这一地区的革命形势和群众斗争的深入发展，于1935年秋，根据上一年冬在小石崖上川分地的经验，根据中央苏区的土改政策，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事先教育训练了干部和积极分子，然后发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开会讨论，分了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浮财和富农多余的一部分土地。各家分得的土地，一般都进行丈量，插了牌子。在分配中还解决了一些外地逃荒来的难民的土地、耕畜、种子的困难，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从而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对敌斗争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相信革命，相信共产党，许多青年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选自《黄陵人民革命斗争历史资料》1991年中共黄陵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作者简介：

张邦英，耀县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牛书申回忆20世纪30年代初期先进思想对中部的影响

我17岁时，考上了当时县城仅有的一所高级小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校里师生抗日情绪高涨，两位共产党员教员在课堂上讲抗日的道理，介绍鲁迅、郁达夫等人的著作，以及《铁流》等苏联书籍，给大家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在私下和学生谈话时，还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日本军的行径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当时杨虎城主持陕西军政，也发表抗日讲演，其中讲到“亡国奴不如丧家犬”，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学校在进步教员的支持下，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到社会上去讲抗日道理。我们对国民党不抵抗、卖国投降的政策十分不满，不少同学都说“国民党是刮民党”。

1931年至1932年，我们闹了数次学潮。我和晁清芳、马儒璧、田德霖被推举为学生总代表。学潮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学生，在党员教员的指导下，提出国民党县政府机构重叠，有局还有科，应该“裁局并科”，减轻老百姓负担。

县长蔚济川对我们的行动十分不满。有一个星期天，他把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叫去，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在星期天时召你们来吗？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你们学生就应该更加珍惜分阴，要好好学习，不要胡闹。”我们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他。他后来说我们这些学生不好好学习，乱干涉政府，要开除我们。学校的校长刘苍生倒还同情我们（校长的哥哥刘含初是共产党员，校长本人据说也加入过党）。他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既然县长讲了，给他们每人记大过三次，县长也就不好说了。”我们仍然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就毕业了。

当时县各镇都驻有民团。民团总可以随便罚老百姓钱，随便打死人，气焰嚣张。有一次，隆坊镇长打死了一个人，两位教师就组织我们控告他。县里当时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一天营里3个开小差的兵被隆坊镇的民团抓住枪杀了，但枪还没给这个营。因此营长和民团团长矛盾很大。两位教员指导我们利用这个矛盾，一方面向省里告这个团总，另一方面到营长处控告。营长把我们叫去，问了问情况，我们讲了，并说民团随便杀人，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就没法活了。营长问我们“怕不怕死？”我们说：“不怕。”营长说：“不怕死，好！我领你们去见县长。”到了县政府，县长一看是我们很恼火。但营长把我们告状的事讲了，县长不敢不应付一下。隔了三四天，营长派了一个连把隆坊镇民团枪缴了。民团团长杨效楷当时不在，不然还会发生更大的事情呢。后来我们告到省高等法院，民政部门的状子也见了效果。省批文要县长查办，县长让县民团总团长杨宜之想办法解决。杨宜之把杨效楷骗到隆坊镇的酒坊，一边谈话，一边让马弁从外边开枪打死，县长以此向上交了差。但还有个参与其事的团副未处理，贪污的银元未退出。两位教员认为不能这样了结，要让其退赃。民团团副拿出500元给了县长，结果不了了之。

我们又告县长。当时县上有个姓张的大绅士，在军阀井岳秀部队当参议。他表面上支持我们，实际是利用我们压县长，想从中渔利。我们找了他，也把状子给了他，同时也告到了省里。张找到了县长，想要诈出点钱。县长不仅没给，还把我们几个告状的人抓起来，关到县看守所。这是1933年11月的事了，当时我已经在隆坊镇小学教书了。我被抓后，许多同学继续向省里告状。省里派人来调查，县长拿不出什么证据，学校出面证明我年幼无知，县长不得不让教员和校长把我们保了出来，但给我扣上“越轨干政”的罪名，并宣布“夺去公务权”。

曾在1932年夏季，刘志丹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店头镇、隆坊镇打土豪、分财物，张贴告农民书、告国民党士兵书，宣传抗日。有不少贫雇农参加了游击队。我记得有王文定、苏继堂、孙振海等一二十人。我在隆坊镇见到刘志丹，他和我谈过话，主要问了我学校的情况，讲了一些抗日道理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动员我们参加抗日，这给我很大的影响。但当时只认为共产党、红军打富济贫好，并不懂马列主义。1934年夏，已参加红军的亲友捎信让我参加红军。我走了100多里路，到了陕甘交界的小石崖杜洛尾村参加了红军，投入党的怀抱。

作者简介：

牛书申，黄陵县隆坊镇官庄村人。曾任核工业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刘杰诚回忆黄陵的土地改革

我爱雄伟葱茏的桥山，我爱绿波浩淼的沮河，我更爱纯朴善良、勤劳勇敢的黄陵人民。

每当春暖花开、清明佳节前后，我都想到黄陵来看看，祭拜我们伟大的人文初祖，来看看黄陵的山川变化，来看望可爱的父老乡亲！黄陵县是我的第二故乡！每一次到这里，我都有无限的遐思，无穷的情愫，永远说不完的故事。

毛泽东改造中国，首先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人民政权。黄陵县的土地改革，就是在这时进行的。1949年8月，我在黄龙分区干部学校任团委副书记，上级要抽调干部搞土改，我报名参加，经组织批准，集中学习政策。黄龙干校有数十人，由副校长杨峰同志带队，到黄陵县集中。当时，黄陵县解放不久，县城在半山上，沿山坡而上，尽是石板路，街道两边只有十几家商店，都是百货、饭馆之类的小商铺。黄帝庙里，一片荒凉，蒿草长得有一人多高。在蒿草丛中，我们见了省上的老领导时逸之同志。他是南方人，当过陕西省的副省长，用南方口音感慨地说：“蒋介石这个王八蛋，卖国求荣，把中国人民害苦了，连我们的老祖宗轩辕黄帝也不得安生！你们看，这黄帝庙里的蒿草比人还高！”

土改干部在县上开了动员会后，就分赴各地开展工作。我们先被分在北谷区（后划归洛川县管），工作队长是杨峰，副队长是黄陵县委宣传部长贾光建，工作队员约50人。工作抓得很紧，分为发动群众，宣传政策；划分成分，分配土地；剿匪反霸，斗争恶霸地主；建设领导班子，搞好生产等几个阶段。土改工作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巩固了乡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大发展。

毛泽东十分重视土改政策。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在黄陵县先后搞了三期土改，每一期约3个月。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于如何正确对待富农的问题，就做过多次认真地研究。我记得第一期土改时，政策规定：连续三年，每年的剥削量在25%以上的农民要划为富农；富农的多余土地要分配给贫雇农。工作队到北谷镇后，贫雇农很快发动起来了，但是有一些富农很紧张，中农也不安心。有一家姓王的老太太，因家里缺乏劳力，雇人劳动，怕的藏在囤里，不敢见人。我们去给她解释，说她家靠劳动生活，虽有雇工，但对雇工还好，没有劣迹，不要害怕。但是王老太太还是放心不下，不愿出门见人。一些中农，听说要分富农的多余土地，也不敢放手发家致富，嘴上说是拥护党的政策，实际上是在等待观望。我们工作队的干部，在私下里议论：这种政策，实际上对于发展生产不利。

黄陵县土改时，西安、铜川尚未解放，形势不很安定。一方面是国民党胡宗南的大军，从延安败退后驻在铜川、合阳、韩城一线，虎视眈眈，扬言要反攻延安，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军；另一方面，黄陵县当地的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恶霸勾结，制造谣言，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土地改革，梦想配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复辟变天。我记得1949年冬天，上级动员武装保卫土改，说黄龙山上下来一股土匪，要血洗土改工作队。土匪头子就是范家塬村的符来祥，还勾结田庄的葛老五，准备造反。县上给每个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发了1支七九步枪，5发子弹，2颗手榴弹，要我们组织贫雇农日夜值班，流动放哨，防止土匪袭击，保卫土地改革。可以说，黄陵县的第一期土地改革，是在紧张、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实际上是在为新解放区搞试点，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巩固老革命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为解放全国、建立新中国做准备。

黄陵县第二期土改时，我在北谷区南谷村任工作组长。第三期土改，我在田庄乡安沟村任工作组长。每期土改前，都要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土改政策，强调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发展生产；强调检验土改工作的成败，首先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发展了生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时，我们虽然不知道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谈的情况，但是，从土改政策的演变上，特别是对待富农政策的演变上，感到了历史的进步。

1950年春天，黄陵县在田庄镇召开了批斗恶霸地主葛老五、动员春耕生产大会，有近万人参加。大会由黄陵县县长刘克荣主持，许多贫下中农控诉了恶霸地主的罪恶，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翻身求解放，搞好生产，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会后，在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支前、生产高潮！

1953年至1954年间，我任黄陵县团县委书记时，再一次感受到毛泽东对于农村问题的重视，对于农民富裕的关心。1953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6月间，中共黄陵县委决定由我带队到田庄乡北咀头村试办黄陵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几个同志，首先学习中央《决议》和有关政策。其中毛泽东的一段批语，至今令人难忘：

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长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以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配，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议》，在中共黄陵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在北咀头村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认真教育农民，根据自愿、互利、严格核算、民主管理、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原则，实行互助合作，解决了许多个体单干农民无法解决的困难，进行土地、劳力、农具的评分、登记，选举领导班子，建立了黄陵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县委又推广北咀头村的建社经验，在老虎尾巴等地，相继建立了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当时特别强调自愿、互利、民主管理、严格核算等原则，那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比较成功，得到了农民的拥护，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选自《黄陵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1991年中共黄陵县委党史研究室编